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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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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试读：

出生或者接受教育在日本，而战争期间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处境十分困难。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信任他们。在此证明他们在我为本书搜集材料的时候给予我的帮助和友善，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要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特别感谢我战时的同事，罗伯特·羽岛（Robert Hashima）。他出生在这个国家，在日本长大，1941年选择回到美国。他曾被监禁在战争安置营。当我到达华盛顿为美国的战争研究机构工作时遇到了他。

我还要感谢战争信息办公室，是它给了我在本书中所报道的任务，特别感谢乔治·E.泰勒（George E.Taylor）教授，还有亚历山大·雷顿（Alexander H.Leighton）司令，他是外国道德分析部的领导人。

我还要感谢全部或者部分阅读此书的人：雷顿司令、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教授和内森·列特斯（Nathan Leites）博士，当我对日本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们都在战争信息办公室，并在多方面给予了我帮助。我还要感谢康拉德·阿里森伯格（Conrad Arensberg）教授、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博士、乔治·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诺曼（E. H.Norman）的建议和帮助。鲁思·本尼迪克特  第一章研究的任务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难以捉摸的。在任何其他战争中，我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使美国不得不分外关注[1]其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的敌人。如同之前（1905年）的沙俄一样，我们是在同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且又经过充分武装和训练的民族作战。西方国家所承认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在日本人身上显然并不存在。正因如此，太平洋上的战争就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战，也不仅是解决艰难的后勤工作的问题，了解敌人的本性也成为战争中的主要问题。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日本紧闭着的大门被打开之后的七十五年来，日本人一直被人们用一系列令人迷惑的“但是，又……”来描述，这种描述是决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谈及日本之外的任何其他民族时，都不会在说他们谦逊有礼之后，又补充说“但他们也傲慢、霸道”。当他说某个民族的人行为十分死板时，也不会补充说“但他们对激进的变革也极其适应”。当他说一个民族的脾性很顺从，不会再解释说他们不会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慷慨时，不会又说“但他们又背信弃义、心怀怨恨”。当他说他们生性勇敢时，不会又接着说他们胆小懦弱。当他说他们的行为是出于他人评价的考虑时，不会又接着说他们的行为是发自真诚的良心。当他描述他们的军队中存在机器人一般的纪律时，不会继续说他们的士兵不服管束。当他描述一个民族对学习西方文化满怀无限的激情时，不会又详细地阐述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讲述一个民族普遍爱美、尊重演员和艺术家、热爱菊花栽培时，大概不会再写另一本书来补充阐述这个民族对刀剑的崇尚以及武士的至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同时纵横交错地出现在有关日本的著作当中。这些矛盾确实存在。刀和菊都是这幅画面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极其好斗却又温和，黩武却又热爱审美，傲慢却又谦虚有礼，刻板却又极易适应，温顺却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诚却又背信弃义，勇敢却又胆小怯懦，保守却又易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是当他人不知道他们的劣迹时，他们又会感到内疚。他们的士兵受过严格的训练，但却又不顺从。

眼下美国急需了解日本，对于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突出的矛盾我们无法置之不理。问题陆续摆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会怎么做？如果不攻打日本，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轰炸日本皇宫？对于日本战俘，我们应该期待什么？在针对日本部队和本土日本人的宣传中，我们应该讲些什么才能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战斗到底的决心？这些问题在日本问题专家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和平来临之后，为了维持其社会秩序，是否应当对日本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我们的军队是否应当做好和每一个身处深山要塞里负隅顽抗的日本敌人作战的准备？在世界和平来临之前，日本有无可能发生一场类似于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的大变革？谁将是这次可能发生的大变革的领导者？又或者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日本民族灭亡？不同的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评判结果，肯定会是大相径庭的。

1944年6月，我受命开展研究日本的工作。根据要求，我要使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方法来说明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年夏初，我们对日本大规模的反攻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在美国，人们认为和日本的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或许是十年，又或许会更长时间。在日本，有的人说这场战争还将持续上百年。他们说，尽管美国人已经获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新几内亚（New Guinea）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s）距离日本本土几千英里。他们的官方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战败，日本人始终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但是，进入6月之后，局势发生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盟军最高指挥部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给予欧洲战场的优先权已不再有必要。盟军对德作战的胜利触手可及。在太平洋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已登上塞班岛，这一行动吹响了彻底打败日本军队的号角。从那时起，我们的士兵开始与日本士兵短兵相接。并且，在经历了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是在和一个可怕的敌人作战。

因此，到了1944年7月，澄清诸多有关我们的日本对手的疑问迫在眉睫。无论是军事方面的疑问还是外交方面的疑问，都要求我们获得关于日本民族的真知灼见。在这场由日本人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不仅要清楚地了解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漫长的日本历史、经济及军事统计数据，还要知道他们的政府指望从其国民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塑成的相关行为模式。我们还必须知道导致这些行为和观念的深层次因素。我们必须暂时抛开美国人据以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和假设，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日本人的“观念—行为”逻辑链条与我们并无二致。

我要完成的任务很困难。美日正处于交战状态中，交战的双方一定会全面而彻底地指责、否定对方，但要想了解敌人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就要难得多了。但这项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在于日本人会怎么做，而不是当我们面临他们的情境之时我们会怎么做。为了了解他们，我必须努力利用日本的战时行为相关资料，而不是把这些资料当作不利条件看待之。我必须观察他们指挥作战的方式，并暂时将其视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与和平时期一样，战争时期的日本人行为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在战争时期，他们的行为透露出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士气、抚慰国民心理、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等无一不透露出了他们面对外部环境、激励自身内在的方式。我必须依据战争环境中的细节去了解日本人是如何逐步显露出他们的国民性格的。

当然，美日两国之间正处于交战状态，这对我的研究也有一系列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他们家里，无法观察他们艰辛且充满压力的日常生活，也无法亲眼见证哪些外部环境之于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哪些又是无足轻重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做决定的复杂过程。[7]我无法看到他们是如何培育下一代的。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在实地考察了一个日本村庄之后，写出了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村落的专著《须惠村》（Suye Mura），很有价值，但是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很多有关日本的问题，那本书并没有提及。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是相信有些研究方法和技术是可以利用的。至少，我不必放弃文化人类学家开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即面对面地和研究对象进行直接接触。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关于他们自身经历中的一些具体事实，了解他们如何评价外部事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描述中发现一些足以填补相关空白的新的见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认为这也是理解任何一种文化的基础。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利用图书文献分析以往的事件和统计数据，并从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的话语中去探测日本的发展。我坚信，他们所寻找的众多答案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某些规律和价值中，并且，通过研究真正生活在这种文化当中的人们，我们能够寻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解答。

这种研究路径并不妨碍我去研读其人的相关著作，也不妨碍我时常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请教。大量的日本相关文献和众多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们，使我获得了极大的帮助，这些便利是那些到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进行无文字部落研究的人类学家所没有的。由于这些部落没有文字，他们无法用文字进行自我描述。西方人之于他们的评论稀少且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实地调查工作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者帮助的情况下去考察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是如何分层的以及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可以继承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古籍文献中隐藏着为数不少的生活细节。欧美人士之于他们在日本的经历有着生动的记录，日本人也有许多不同寻常的自我表述。和许多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自我描述的强烈冲动。他们既写他们生活中的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令人吃惊。当然，他们也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日本人在描述日本的时候会略过许多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之于他们如同整日呼吸的空气一般熟悉，并因而被视若无睹。美国人描写美国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总的来说，日本人是不失为一个喜欢自我表露的民族的。

如同达尔文说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并记下那些我不理解的东西。为了理解（美国）议会演说中列出来的种种观点，我应该知道些什么相关的知识？他们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批判，却又容忍一些荒唐的行为，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什么？阅读的时候，我一直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幅图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了理解这幅图景，我应该知道些什么？

我也看日本本土编写和制作的一些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日本乡村生活的影片。我还和在日本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进行了交流讨论，他们以日本人的视角去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派人物，和我的视角有所不同。我每每会有迷惑不解的时候，而他们并没有这种困惑。他们对电影的剧情、动机的理解也和我不一样，他们是从电影的整体结构进行理解的。如同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跟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一些日本人随时在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辩护，而另一些日本人则憎恨日本的一切事物。很难说我从他们哪一部分人中学到的更多。但在他们所展示出来的日本人生活规范的画面中，不管是欣然接受者还是痛加排斥者，他们都是一致的。

为了搜集资料和增长见识，人类学家可以直接和他所研究的文化所属的人们进行交流，这也是曾在日本生活过的最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情。如果这是一名人类学家所能提供的一切，那么就不能指望他在日本人相关研究的课题上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受过训练而具有特殊的潜质，当他力图在这个学者和观察家众多的领域里增添他的自我贡献时，是值得一试的。

人类学家了解多种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在日本，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和太平洋岛屿的原始部落十分相似。这些相似之处，有些出现在马来西亚（Malaysia），有些出现在新几内亚，有些在玻利尼西亚（Polynesia）。根据这些相似之处来推测是否存在一些古代的迁徙或联系是很有趣的，但在我看来，这些可能的历史关联并非文化相似性的价值所在，它们真正的价值在于使我得以窥知这些习俗在较为简单的文化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并使我从发现的相似或差异中找到理[8]解日本生活的线索。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Siam）、缅甸以及中国也有一些了解，因此我可以将日本与其他民族进行对比，而这些民族都是伟大的亚洲文化继承者。人类学家在他们的原始民族研究中已反复证明，这样的文化比较研究确实意义重大。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可能和邻近部落有90％的相似度，却仍可能需要修改他们的习俗，以适应其与任何周边民族都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这个部落必须放弃一些基本的习俗，不管这些习俗在整体中占多小的比例，都可能改变这个部落的未来，使其朝着独特的方向发展。对于一名人类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比研究总体上具有诸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更有用。

人类学家还必须适应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必须为解决这一特定的问题做出相应的修正。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必须面对的境遇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定义这些境遇的方式也十分不同。在某个北极的村庄或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看到基于血缘责任或财物交换的部落习俗，这些习俗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不仅必须对血缘或财物交换等习俗的细节进行调查，而且要调查这些习俗会对部落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从孩提时就受制于这些习俗的，如同他们祖先一样。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制约以及后果的专业关注，可以在研究日本的时候加以利用。所有人都察觉到了美国和日本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关于日本的民间说法，即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必然和我们背道而驰。如果一个研究者武断地坚信这种差异的鸿沟，并因此无法深入了解其他民族，这将是很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很好地向我们证明了，再古怪的行为也不能阻止研究者对一个民族的理解。和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相比，人类学家更多地是以一种专业的眼光将这种差异看作一种资产而不是负担。他们密切关注各个制度和民族之间的离奇差异。在他们所研究的部落生活方式中，没有任何事物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也使他们不仅注意范围有限的部分事实，还关注每一个事物。在有关西方民族的研究中，没有接受比较文化训练的人会忽略行为的整体领域。他们将很多事视为理所当然，不去观察显露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惯以及人们对公认事物的判断。而这些，将大规模地投射在本民族的银幕上，其对该民族未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研究日常事物的技术，因为他所研究的这些部落里看似很寻常的事物，和他本国相应的事物之间差距很大。当人类学家试图理解某个部落极其恶毒的行为或另一个部落极其怯懦的行为时，当他试图找出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会如何行动和感受时，他会发现，他必须花大量精力进行观察并注意细节，而这些常常是研究文明民族时容易被忽略的。

人类学家有理由坚信这些材料都是研究的基础，并且他们知道如何去发掘这些材料。

在研究日本中，这种方法值得一试。因为只有在注意到任何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事物时，才能意识到人类学家这个前提的重要意义，即在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前列的民族里，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行为中学习得来的。不管一个人的行为和观念多么古怪，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都和他的经历相关。我越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迷惑，就越觉得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制约这些奇怪行为的条件。如果我的研究能够深入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细节中，那么研究效果会更好。人正是在日常事物的细节中学习的。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也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即最孤立的细小的行为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系统的联系。我很重视数以百计的细节组成总体模式的方式。人类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活进行某些设计。它赞同某些应对处境的方式以及某些评价的方式。处于该社会中的人们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看作世界的基础。无论困难有多大，他们都能将这些解决方式整合为一体。人们接受了一个价值体系，并按此来生活，就不会隔离出一部分生活，按照相反的价值观念来思考和行动，否则他们的生活效率会变得低下，且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他们试图做到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提供了某种共同的原理和共同的动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会崩塌。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它们彼此之间就像齿轮一样紧密结合在一起。一个领域可能发生比其他领域更快的变化，这就会使其他的领域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本身是由对和谐一致的需求所引起的。在无文字社会，人们往往会致力于对权力的追逐，而这种追求权力的意志表现在他们的经济交往以及和其他部落的关系之中，同样也表现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在有古代经典文献的文明民族中，教会必然保留了过去几个世纪的用语，而无文字记录的部落则不然。但是，随着公众认可的经济、政治权利日益增长，在与之相抵触的领域里，教会放弃了它的权威。词句虽然还保留着，但意义已经改变。宗教教条、经济活动以及政治，都不是各自待在用堤坝隔开的小池塘里，它们溢出假想的界限，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因为这种情况总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研究者将自己的视角越多地放在经济、性别、宗教以及婴儿养育等领域，那么他就能更好地探索到在他所研究的社会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就能有效地在生活中的任何领域里提出假说，并搜集到相关的有力的资料。他就能够学会将任何民族提出的要求，不论是用政治、经济还是道德术语来表达的，都视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所学会的习惯表达和思维方式。因此，这本书不是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考察日本人关于生活行为的观念的书。这本书描述了日本人是如何自我表露的，无论当时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活动，是一本关于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20世纪面临的阻碍之一就是我们仍怀有模糊、偏颇的观念，不仅是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也怀有同样的观念。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各国相互之间彼此误解。当矛盾只是细微的差别时，我们却担心这些差异无法调和。当一个民族凭借其全部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做出和我们的设想完全不一致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还在谈共同目标。我们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些行动方针并不一定是坏的，尽管它跟我们所理解的并不一样。

没有必要完全依靠各民族阐述自我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来完成研究。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述自己的民族，但这并不容易。任何一个民族观察生活所使用的镜片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人们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通过镜片进行观察的。任何民族都将这视为理所当然，并且通过聚焦和透视给任何一个民族看其民族的生活景致，他们都会认为这是上帝安排的景致。在关于眼镜这方面，我们不指望戴眼镜的人知道镜片的度数，也不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镜片度数的时候，我们可以训练一名眼科医生，并让他写出我们拿给他的任何镜片的度数。不要怀疑，社会科学家在将来某天会承担为当今世界各个民族验眼镜片度数的工作。

这个工作要求同时具备某种坚定的精神和某种宽容的态度。它要求具备的坚定精神有时会被心怀善意的人们所指责。那些提倡一个世界的领导者们，总满怀希望地以这样的观点去说服世界各地的人们，即在东方和西方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所有的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这个观点有时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有时这些善心人士不会以此作为世界的教条，他们只信奉世界不同的民族都是由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但是，要求将这种一致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这就如同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子女都必须跟自己一模一样，未免太过神经质了。有坚定精神的人认为差异是应当存在的。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包容差异的安全的世界，美国就是美国，而不存在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按照同样的条件，法国就是法国，日本也就是日本。研究者们企图借用外在的干扰来阻止这类观点蔓延到人们的生活态度中，但对于任何一个自己都不坚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Sword）的研究者而言，这是很荒唐的。他们也无须担心采取这样的观点会使世界保持现状，僵化不变。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使世界静止不变。在伊丽莎白时代（Age of Elizabeth）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Age of Queen Anne）和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但英国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身的英国性。这正是因为英国人依旧是英国人，才可以在不同的时代，维护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民族情绪。

民族差异系统的研究，既要求具备某种坚定的精神，也要求具备某种宽宏大量。只有当人们足够坚定自己的信仰，才会怀有宽容之心，而宗教的比较研究也才能繁荣发展。他们也许是耶稣会他民族很难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如同我们不愿学习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位进位制进行运算，又或者不愿像某些东非土著一样，用一只脚站立着休息。

因此，这本书阐述的是日本那些所预期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这本书将阐述日本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指望得到礼遇，什么情况下则不能，什么时候他们会感到羞愧，什么时候他们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的自我要求是什么。本书所叙述的任何事项，最理想的根据来自街头巷尾形形色色的人们，任何人都有可能。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处于书中所描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而是说任何人都会承认，在那些情况下确实是如此。进行这样的研究的目的，是想要描述出人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即使没达到研究目的，但这仍是本书的理想。

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者会很快发现，无论增加多少被调查者提供的证词，都不能进一步增加确实性。例如，谁何时对谁鞠躬，就不需要再对所有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公认的习俗几乎任何一个日本人都能阐述，再找几个进行证实之后，就没有必要从几百万日本人那里搜集同样的信息。

若研究者想要挖掘影响日本人建立其生活方式的观念，那么他的工作就远不止统计证实。人们渴望看到的是，他能够报告出那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成为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镜片的。他必须陈述日本人的观念是如何影响他们观察生活的焦距和视点。他必须努力使用完全不同的焦距看生活的美国人也能够理解。在这项分析任务中，权威的法庭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Tanaka San），即任何一个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不能清楚地解释自己的观点，并且在他看来，为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显得过分详细。

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常常忽略对文明民族文化建立的各种前提进行研究。大多数研究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全神贯注于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且惯用的是统计法。他们对大量的调查材料、调查问卷、被采访者的回答、心理测量结果等进行了统计分析，试图得到某种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性。在公众舆论领域，可以在全国使用由科学方法选出的有效的人口样本抽样调查技术，这种技术在美国已经相当完善。采用这种方法，就可能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个公职候选人，或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些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收入或高收入、共和党或民主党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法律的起草和制定都是由国民代表来完成的国家里，这样的调查结果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的方式对美国人的民意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的结果进行了解。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明显但却无人提及的先决条件，即他们知道美国的生活方式，并将这种生活方式视为理所当然。民意投票的结果将告诉我们更多已知情况的具体细节。要想了解另一个国家，在投票进行民意调查之前，应先对他们的习惯和观念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通过仔细的抽样调查，投票的结果可以让我们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政府，有多少人反对政府。如果我们不事先了解他们对国家抱有的观念，那么采取这样的抽样调查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了他们对国家所抱有的观念之后，才能了解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里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对政府的观念比政党势力的数字更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在美国，政府无论是对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而言，都是无法摆脱的弊端，它限制个人的自由；或许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政府雇员的地位并不比私有企业里同等工作的地位高。这种国家观念和日本人的国家观念相差甚远，甚至和许多欧洲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异。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他们的这类观念。他们的观点体现在他们的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论、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语言中。从这些间接的表象中我们可以研究他们的国家观念，但必须是系统的研究。

正如我们研究在选举中赞成票和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一样，我们对任何一个民族关于生活的基本观念，所认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可以进行更仔细、更详尽的研究。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基本观念非常值得研究。我的确发现，一旦我们清楚我们西方人的人生观和他们的不同，并且知道一些他们使用的范畴和象征，那么西方人看到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自己如何将某些急剧变化的行为视为完整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我能试图说明其中的原因。当我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开始使用一些奇特的词语和概念，这些词语和概念都被证明具有丰富的含义，并充满长期积蓄的感情。他们的善恶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跟西方人所理解的完全不同。他们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人自己的——包含日本的长处和弱点。

[1]　指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展开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2]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围绕着瓜岛的争夺，日美双方在6个月的时间里进行过大小海战30余次，其中较大规模的海战就有6次，分别是萨沃岛海战、东所罗门海战、埃斯帕恩斯角海战、圣克鲁斯大海战、瓜达尔卡纳尔海战和塔萨法隆戈海战。双方损失的驱逐舰以上的舰只各24艘，美国海军沉没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14艘，阵亡约3300人，伤约2500人；日本海军沉没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11艘和潜艇6艘，伤亡2.5万人。

[3]　指缅甸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1942年1月至1945年3月，中、英盟军在缅甸同日军进行的一系列防御和反击战斗的总称，大致可以分为第一次缅甸战役和第二次缅甸战役两个阶段性战役。日军企图占领缅甸，切断美英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交通线滇缅公路，迫使中国屈服；并伺机进军印度，促其脱离英联邦，以保障东南亚地区日军翼侧的安全。

[4]　这是一场湮没于历史中的小战斗，小到在太平洋战争的恢宏画卷中被很多战争史研究者忽略不计。但是这场小小的战斗意义却非常重大，因为它证明了日军的的确确侵入了美国本土，因为阿图岛和吉斯卡岛属于阿拉斯加；美军第一次见识了日军的大规模死亡冲锋和集体“玉碎”的疯狂，为美军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　塔拉瓦原是中太平洋上一个默无名气的珊瑚岛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位于美军对日战略反攻的轴线上。1943年11月20日，美军调集重兵，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十分惨烈的两栖作战。

[6]　比亚克岛战役是美日太平洋战争新几内亚战役一部份，自1944年5月27日战到6月20日。

[7]　约翰·恩布里（1908年—1953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芝加哥大学博士。1935—1936年，他以须惠村为典型，对日本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于1939年出版了《须惠村：一个日本的村庄》。

[8]　泰国旧称。

[9]　达摩克利斯是希腊神话中暴君狄奥尼修斯的宠臣。他常说帝王多福，以取悦于狄奥尼修斯。有一次，狄奥尼修斯请他到王宫赴宴时，让他坐在帝王的宝座上，头顶上挂着一把仅用一根马鬃系着的利剑。其用意是使达摩克利斯意识到虽然身在宝座，可利剑却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以示帝王并不多福，而是时时刻刻存在着忧患。后来人们就常用“达摩克利斯剑”这一典故，来比喻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10]　耶稣会（拉丁原名Societas Jesu，S.J.），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又称耶稣连队，1534年8月15日由西班牙罗耀拉的依纳爵（Ignacio de Loyola）为因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而成立，获得罗马教廷教宗的许可。耶稣会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在欧洲兴办许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除是耶稣会人才外，也活跃于政界与知识分子阶级，著名的如笛卡儿。  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正统说法，其中某些说法是西欧各民族所具有的，不管它们之间存在多少具体的差异。有某种号召全力以赴进行战争的动员方式，有局部失败时进行鼓舞的方式，有战死者和投降者之间比率的某些规律，有对待战俘时的某些行为规则，这些在西欧国家之间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他们都属于一个大的文化传统，甚至战争也包含在内。

日本人与西方人战争惯例相悖的一切方式，都可以视为对其人生观和他们对人类全部责任的信念的研究资料。为了系统地研究日本的文化和行为，对于那些和我们的信念相悖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我们不必去理会。日本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可能很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与日本人相关的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解答。

日本人为自己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所提出的前提和美国的刚好相反。日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跟我们也有所不同。美国认为战争的起因是轴心国逐美国，然后驱逐英国和俄国，从而使其“各得其所”。各个国家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以此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探讨这个受到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度在日本文化里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制度是日本人创造的最适合他们的幻想。不幸的是，被日本所占领的那些国家并不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种制度。然而，甚至在战败后，日本还是认为不应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的理想。并且在日本战俘中，那些最不好战的人也很少指责日本对大陆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抱有的目的。在今后的一段长期时间里，日本将保持它本身的一些固有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它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信赖。这种态度对热爱平等的美国人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了解等级制度对日本而言意味着什么，从这种等级制度中，日本又能获得什么好处。

日本也将他们对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和美国普遍观念相反的基础之上。他们叫嚣着他们会取得胜利，宣称精神将战胜物质。美国是个大国，军备精良，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人说，所有的这一切他们早已预见，且并不放在眼里。日本人从他们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Mainichi Shimbun）上读到：“如果我们害怕数字的话，战争就不会开始。敌人的丰富资源不是由这场战争所创造的。”

甚至在日本取得胜仗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家、最高指挥部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这场战争不是军备之间的竞争，而是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和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战争。当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仍反复强调，在这次竞争中，物质力量终将会失败。这一信条毫[3]无疑问地成为了日本在塞班岛（Saipan）和硫黄岛（Iwo Jima）战败时的借口，但这并不是为战败而专门准备的借口。在日本取得胜利的几个月里，它就是激励士气的一个口号，并且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它就是一个被众人所公认的口号。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荒木[4]（Araki）将军，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在名为“告全体日本同胞书”的小册子上写道：日本“真正的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无须担心力量不足。我们为何要为物质而忧呢？

当然，和其他任何备战的国家一样，他们实际上也在担忧。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备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如天文数字般急剧增长。到他们偷袭珍珠港时，日本整个国民收入中，有将近一半用于陆军和海军的军备上，并且政府总支出中只有百分之十七是可以利用到民政管理上的。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日本对物质军备毫不在意。但是，军舰和大炮只是日本不朽精神的外在表现。这种精神是一种标志，如同武士的佩刀是他们的道德品质象征一样。

日本一直宣扬非物质资源，而美国则一直想要强大。日本也进行了如美国那样的全力以赴发展生产的运动，但日本的运动则是基于特有的前提。日本认为精神就是全部，且是永恒的；物质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它们却是次要的。“物质是有限的，”日本人的电台经常这样喊道，“物质不能持续上千年是有确切缘由的。”并且这种对精神的依靠被直接带入到了战争的日常事务当中；在他们的战争问答手册中使用了一句标语，其是传统的口号，并不是为战争特别制作的，即“用我们的训练来对抗他们的人数优势，用我们的血肉来抵抗他们的钢铁”。他们的手册上以这句话作为开头，“读此书，战必胜。”那些飞行员驾驶着小型飞机以自杀的袭击方式冲向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5]超越物质的无限教材。他们给自己起名为神风特工队。所谓神风，就是在成吉思汗侵略时期通过分散并破坏掉其运输而帮助日本免受其侵略的战术。

甚至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胜过物质的理念。人们会被工厂里十二个小时的劳作和一整晚的轰炸弄得筋疲力尽吗？“我们的身体越沉重，我们的意志就越强大，我们的精神超越了身体。”“我们越是疲惫，所受到的训练也就越有效。”人们在冬天的防空洞里会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在广播中指示人们做御寒操，这不仅是为弥补作为取暖物资的棉被的不足，更是为弥补人们用来维持体能的食物的匮乏。“当然或许会有人说在目前食物紧缺的情况下，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做体操。不！食物越是紧缺，我们就越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提升我们的体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消耗体能来增加体能。美国人测算身体的能量通常是看一个人是否在晚上有八个或者五个小时的睡眠，是否按时吃了食物，是否经历了寒冷，再计算所存储的体能。而这对于日本人来说则是物质化的方式。

日本人的广播在战争期间则更是走向了极端。在战场上，精神甚至超越了死亡的物理事实。一则广播描述了一位英雄飞行员和他战胜死亡的奇迹：

在战争结束之后，日本飞机以三架或者四架的小编队飞回了基地。一名上尉在飞回的第一架飞机中。他从飞机上下来后，就站在地上用望远镜望着天空。数着飞回来的空军。他看起来脸色苍白，但却十分镇静。在最后一架飞机飞回来之后，他完成了报告并且向司令部走去。他在司令部向司令员做了报告。然而，就在他结束报告的同时，他突然倒在了地上。旁边的官员立刻冲过去帮忙，但是他已经死了。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胸口有一颗子弹，使其受了致命伤。刚死去的人的身体是不可能如此冰凉的。然而这名上尉的身体却像冰一般冰冷。他一定是在很久之前就死亡了，是他的精神完成了报告。如此奇迹般的事实一定是因为这位死去的上尉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

当然，对美国人来说这只是一件荒诞的奇谈，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不会对这则广播发笑。他们确信日本民众不会把这则广播当成荒诞不经的故事。首先，他们指出了广播者真诚地说上尉的壮举是“奇迹般的事实”。但为什么不会呢？灵魂也可能受到训练。显然这名上尉是一个自律的能手。如果日本人知道“镇定的精神能够存活上千年”，那么一名用他的整个生命来践行“责任”这一基本法则的空军上尉的灵魂就不能在身体里延续几个小时吗？日本人相信专门的修炼能使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而这名上尉就学会并获得了这种境界。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日本人的极端行为看作贫困民族的借口或者是一种幼稚的哄骗。然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就难以在战争时期或者和平时期应对他们。他们的信条通过某种禁忌或者拒绝，通过某种训练和纪律的方式植入到了日本人的脑中，并且这些信条不仅仅是孤立的怪癖。只要美国人清楚地认识了它们，就能意识到日本人在战败时候所承认的光靠精神是不够的，用“竹子做的长矛”来防卫阵地纯属幻想。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对精神不足的承认，在战场上，在工厂里都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了较量。正如他们战败后所说：在战争期间，他们是“依靠主观”。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的对一切事物的说法，不仅关于层级制度的必要性以及精神的至高无上，这些都展示在了比较文化研究者面前。日本人不停谈论的安全和道德的实质不过是事前预知。无论是何种灾难，不管是平民轰炸或者在塞班岛的战败，又或者是对菲律宾防卫的失败，日本政府都会对民众说这是事先都知道的，并因此而不必担心。广播会大规模地播报，明显是为了确保日本民众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完全已知的世界中。“美国人占领了吉斯卡岛，让日本处于美国炮弹的攻击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完全意识到了这一可能并且已经做出了必要的准备。”“敌人会毫无疑问地对我们发起海、陆、空的全面攻击，但是这已经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中考虑到了。”甚至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早点失败的战俘也清楚，轰炸不会让后方的日本人醒悟，“因为它们是事前都被预知的”。当美国人开始对日本的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学会副会长在广播中说：“敌军的飞机终于飞到了我们头上。然而，作为参与到飞机制造中的，并预料到这种情形的我们已经为应付这种情况做出了准备。因此，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有假定一切都是预知的，一切都处于计划当中，日本人才能继续宣称一切都是他们自愿行动的；没有人强加给他们任何东西。“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是被动地受到袭击，而应该认为是我们主动地把敌人拉到了身边。”“敌人们，你们要来就来吧。”而不会说，“会来的终究来了。”他们会说“我们所等待的终于来了。我们高兴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上引用18世纪70年代伟大的武士西乡隆盛我们偶然遇到的，一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在艰难时期，一定要创造出[7]机会。”据广播称，当美军军队行进到了马尼拉时，山下奉文将军“微笑着说现在敌人已经到了我们怀中……”“就在敌军在仁牙因海湾[8]着陆之后，马尼拉便迅速陷落，而这正是山下将军的战术和与之相应的计划的结果。山下将军的军事计划现在正继续进行着。”换句话说，这种失败实际就是胜利。

然而美国人则完全与日本人相反。美国人参与到战争当中是因为战争打到了自己头上。我们被袭击了，因此要让敌人清醒。打算让民众安心的发言人在谈到珍珠港在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之上，即一切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最大的威胁来自未预见到的事情。

在日本人的作战指导当中的另一个不变的主题也揭示了日本人的生活。他们不停地谈到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完全展示出日本精神。美国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着陆，日本人对军队的命令是现在他们直接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必须要展现出他们是什么做成的。他们警告海军万一他们受到鱼雷攻击而被命令要放弃船舰时，他们应该尽可能体面地转移到救生艇上。美国人会把他们拍成电影带到纽约去放映。而他们会如何地把自己展现给世界这点很重要。他们对于这方面的关心在日本文化当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最著名的问题是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他的国民有多大的控制力？据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七个世纪的封建时代，天皇只是个有名无实的领袖。每个人都直接地效忠于他们的主人——大名日本只能通过其历史而被理解。一个在仍然活着的人们心目中只是模糊存在着的天皇如何成为一个保守民族的凝聚中心？他们认为日本的政论作家一再重申天皇对他的臣民有着永恒的控制力是过分夸大的，他们的坚持只会证明他们论据的薄弱。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温和地处理天皇的问题。相反有许多个理由让我们直接地对抗这个日本人最近捏造出的邪恶元首的概念。这就是日[12]本现代的民族主义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破坏并挑战了天皇的神圣，那么日本敌国的整个结构就会崩塌。

许多有能力的美国人在了解日本并且看到了来自前线的报告以及来自日本方面的资料之后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那些生活在日本的人清楚地知道，没有什么能比用言语蔑视或者直率地攻击天皇更刺痛他们并激起他们的士气的了。他们不相信我们攻击天皇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几年“德谟克拉西”（民主）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而军国主义则名誉扫地，以至于军人在走到东京街头之前要先换上便服，而即便此时他们对天皇也报以同等的崇敬之心。在日本久居的人们坚持认为日本人对他们帝国的首领的敬畏是“希特勒万岁”难以相比的，后者只是纳粹命运的晴雨表，并且和法西斯大纲的所有罪恶捆绑在一起。

日本战俘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和西方军人不同，这些战俘没有被教导当被俘的时候应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他们对一切问题的回答也就明显地不受管制了。教导的失败当然是由于日本的不投降政策。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之前都没有得到改变，而就在那时也只是在某些军队或者本地部队中得到了改变。战俘们的证词值得关注，因为它们代表了日本军队中的典型意见。他们并不是因为士气低落才投降，因而他们都是典型的军人。除了少数之外，他们都是受了伤且无知觉的士兵，在被抓的时候无力抵抗。

日本的战俘是硬拼到底的人，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因于天皇，是在“执行他的意志”，“让他的精神平息”，“为天皇的命令而牺牲”，“是天皇带领人们打仗，遵命是我的职责”。但那些反对目前的战争以及日本人未来的征服计划的人也经常把他们的和平信念归因于天皇。他对所有人来说就是一切。厌倦战争的人称他为“他是爱好和平的帝王”；他们坚称“他一直都是一个开明的人并且反对战争”，“他是被东条部。”“天皇对这场战争的爆发并不知情，并且也未允许这场战争。天皇不喜欢战争，不会允许他的子民陷入到其中。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了恶劣的对待。”这些证词和德国的战俘所说的不同，无论他们是多么抱怨希特勒是被他的将军和高级指挥官所背叛，他们还是会把战争以及备战的责任归因于希特勒，认为其是最大的唆使者。日本战俘直言对帝国王室的崇敬是和军国主义及侵略性的战争政策相分离的。

无论如何，天皇对于他们来说，是日本国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再是日本。”“日本若没有天皇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日本天皇是日本人民的象征，是他们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若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也不应该谴责天皇。“人民不会认为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如果战败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承担责任，而不是天皇。”“即使日本战败，人们还是会崇敬天皇。”

人们一致地认为天皇超越了批判，而这对美国人来说似乎是无稽之谈，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免于怀疑性的审视和批判。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在战败之后，这仍旧是日本民众的心声。那些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也做出了结论，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讯问记录上写上：“拒绝说天皇的坏话。”所有的战俘都拒绝这样，甚至那些与盟军合作的为我们对日军广播的人也一样。在所有战俘的口供中，只有三份委婉地反对了天皇，并只有一份讲道：“若让天皇仍然坐在皇位将会是个错误。”第二份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不过是一个傀儡”。第三个人则猜想天皇可能会退位给太子，如果废除了君主制政体，那么年轻的日本女性就可能希望获得如她们所羡慕的美国女性所拥有的自由。

因此，日军指挥官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尊敬，他们为部队发放“天皇恩赐”的香烟，并且带领他们在天皇生日当天朝东鞠躬三次并呼喊“万岁”。部队日夜诵读由天皇传达给陆军和海军的敕令中的“圣旨”，“即使是在部队日夜遭到轰炸时，诵读的声音在森林中回荡。”军国主义分子以各种方式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人们“实现你们天皇陛下的愿望”“驱散天皇所有的忧虑”“证明你对他至高无上的仁慈的尊敬”“为天皇而牺牲”。但是这种顺从具有两面性。如许多战俘所说，“如果天皇发出命令，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地战斗，即使手里只握着竹竿。在天皇下令停止时，他们也会立刻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令，他们也会在第二天就放下手中的武器”；“甚至满洲的关东军——最好战且最具侵略性的部队——也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只有他的命令才会使日本人接受战败，并愿意为重建家园而活下去。”

这种对天皇无条件、无限制的忠诚与对其他人和集团的批判明显不对称。不论是在日本的报纸或者杂志中，或者是在战俘的证词中，都出现了对政府和军队领导的批评。战俘直率地痛斥他们的指挥官，特别是那些没有与士兵们共同承担危险和困难的军官。他们特别地批判了那些乘飞机撤退而留下部队抗争的军官。通常他们会赞扬一些军官而又怨恨地批判其他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缺乏对日本的事务辨别好坏的能力。甚至在日本本土，一些报纸和杂志也对“政府”进行批评。他们要求更强的领导力和更多协调的努力，并指出他们没有从政府得到所必需的东西。他们甚至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提出批评。在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所刊载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是[14]一个由社论撰写人，前国会议员，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参加的会谈记录。一位发言人称：“我认为有多种方法能够鼓励日本民众，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在这几年间，人们不能坦率地说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他们害怕如果谈论某些话题会遭到谴责。他们犹豫不决，只是试图表面应付，而民心也变得怯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可能发挥出民众的全部力量。”另一位发言者扩展了这个话题：“我几乎每晚都跟选区的人们召开座谈会，但是他们都因害怕而不敢发言。言论自由已经被否定了。这绝对不是一种合适的激发他们奋斗意志的办法。人们被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国家安全法严重束缚，使得他们如同封建时期那样胆小怯懦。因此他们本应被激发出来的斗志还未被开发出来。”

即使是在战争时期，日本人也对政府、最高指挥部和他们的直接上司进行了批判。他们没有不加疑问地承认整个等级制度的优点。但天皇则免受一切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是在近期才建立起来的，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日本人性格中的何种怪癖使得天皇能够获得如此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战俘声称只要天皇下令，哪怕他们手中只有竹矛也会斗争至死，那么如果天皇下令，他们也会和平地接受战败和占领吗？这些是否是使我们误解的无稽之谈，又或者，这些就是真相？

所有这些重要的关于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的问题，从他们的反物质主义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都与日本本土以及战争前线相关。还有一些其他的态度，与日本军队有着更多特别的关系。其中之一与他们的战斗力消耗有关。在特遣部队指挥官、海军上将约翰·S.麦凯恩[15]获得海军奖章的时候，日本广播在描述这一事件时表现出震惊与怀疑，体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为约翰·S.麦凯恩指挥官授予奖章的官方理由不是他击退了日军，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这样说，尽管尼米兹的公报中称就是这样……授予麦凯恩奖章的理由就是他成功地解救了两艘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回了基地。让这条信息显得十分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虚构的，恰恰是因为它就是事实……所以我们不是在质疑因麦凯恩解救两艘军舰而受勋的真实性，重点是我们想让你们看到一个稀奇的事实，那就是在美国解救了受损的军舰就值得授勋。

美国人对所有的拯救行动，对所有的陷入困境的帮助行动都会激动不已。如果某次英勇行为拯救了“受伤者”那就更是英雄事迹。日本人的英勇则否定这种救援。甚至在我们的B-29轰炸机和战斗机里装载的安全设备，日本人也会嘲笑是“怯懦”。媒体和广播一再地宣扬这一话题。只有接受生命和死亡的冒险才是美德；预防措施是不值得的。在对待伤者和患疟疾的人员也是这种态度。这样的士兵都是“受损的物品”，而医疗救助完全不足，连基本的战斗力也不能有效发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供给困难加剧了医疗服务的匮乏，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藐视在这种情况下也起到了作用，日本士兵们被灌输了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胜利，而我们的医疗救助是对英雄行为的干扰——就好像是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在日常生活当中日本人也不如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师。在美国，对伤者的怜悯要比对其他福利措施的关注要高，这点在和平时期到美国来的欧洲人也常常如此评价。这与日本人是迥然相异的。不管怎样，在战争期间，日本军队没有训练营救队把伤员从战火下撤离，也没有训练如何急救；没有在前线、后方和远离战线的康复医院形成完善的医疗系统。日本军队对医疗补给的关注是可悲的。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伤员只是被直接地杀死。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方撤退。在仍有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撤退伤病员的常规。只有部队在进行“计划性撤退”的时候或者敌人正在占领的时候才会采取一些行动。然后，负责的军医在离开之前通常会枪杀住在医院的伤病员，或者是伤病员们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这就是日本人对待伤病员的基本态度，那么他们在战争时期如何对待美国战俘也就显得同等重要。从我们的标准出发，日本人不仅对他们自己人，也因残暴对待他们的战俘而有罪。据菲律宾前军医哈罗德·W.格拉特里上校所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囚禁了三年，美国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救助比日本人要好。战俘营里的盟军军医能够照顾到他们的人，而同时日本人则没有任何医生。在一段时期内他们拥有的唯一的医疗人员就是一名下士，到后来升为了中士。他在一年中[16]只看见过日本的军医一两次。

日本人的这种为达到目的随时牺牲的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的军队在面对敌人而没有胜算的时候就会尽可能地投降，他们仍然会认为自己是荣耀的士兵，并且根据国际协定他们的名字还会被送回他们的国家，以便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不会作为士兵、公民在他们的家庭中蒙受耻辱。但是日本人对这种情况下了不同的定义。荣耀是与抗争至死联系在一起的。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该用最后的手雷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地冲向敌人，采取集体的自杀式攻击。但是他不应该投降。即使当他因受伤或者昏迷而沦为战俘，他也“不能再在日本抬起头”；他蒙受了耻辱；对他过去的生活而言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部队的军令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显然在前线并不需要特别的正式教导。日本军队在缅甸北部作战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这条规则，被俘士兵和死亡者的人数比例是142∶17166。比率大概是1∶120。而在战俘营里的这142人，除了少部分之外全都是伤者或者昏迷的人；只有少部分人是单独“投降”或者两三人一组投降的。在西方国家的军队里，若死亡比例达到了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话，就会放弃抵抗，这几乎是一条自明之理。投降者差不多是4∶1。然而在霍兰迪亚时，日本部队投降的数量则较为可观，比例达到了1∶5，这比起在缅甸北部时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因此对日本人来说，沦为战俘的美国人仅仅是因为投降的事实就蒙受了耻辱。他们是“受伤的货物”，即便不是因为伤痛、疟疾和痢疾，也已经使他们排除在“完好的人”的范畴之外。很多美国人都描述过在监狱里发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其会如何刺痛他们的看守。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人此时应当遭受耻辱，若他们不清楚这一点会让日本人很痛苦。在这些美国人不得不遵守的命令中，有很多也是日本看守的军官要求看守们自己也遵守的；强迫行军和在拥挤的船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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