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培林,(俄)戈尔什科夫(M.K.Gorshkov)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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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与俄罗斯梦：现实与期待试读：
总序
中俄社会变迁比较研究系列丛书，即将出版三本专著，即《中俄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中俄青年比较：现在与未来》和《中国梦与俄罗斯梦：现实与期待》。这些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2009年开始合作进行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俄社会变迁比较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该研究项目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由我和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戈尔什科夫（M.K.Gorshkov）院士共同主持。应当说，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项研究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双方能够合作得这么愉快，而且如此富有成效。这些成果不但出版了中文版和俄文版，英文版也被纳入金砖国家比较研究项目，有的已经面世，有的即将出版。
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社会学领域的比较研究，有很多可比之处，也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有13亿多人口，陆地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人口约为1.5亿，陆地面积则达1700万平方公里。从经济层面看，俄罗斯属于高收入国家，2014年人均GDP达到12000多美元；中国属于中高收入国家，2014年人均GDP约为7600美元。当然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俄罗斯，两国的人均GDP水平在拉近，但中国按国际标准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还较多，俄罗斯则很少，俄罗斯的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也远高于中国。从社会层面看，俄罗斯属于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农民的比例已很少；而中国还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2014年农村居民仍占约45%，农业劳动者仍占全部劳动者的1/3。此外，俄罗斯的大学毛入学率、社会保障水平都要高于中国。从文化层面看，中俄都有过一段很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俄罗斯属于东正教国家，80%以上的人信仰东正教，总体上属于欧洲文化，中国则是儒家文化，绝大多数人不信教，属于东亚文化圈。“中俄社会变迁比较研究”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超越过去一般国际合作研究中存在的相互访问多、学术会议多，但研究成果不太多的弱点，这个研究项目一开始就确定了合作研究的成果导向；第二是双方的研究都以全国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事实的描述和分析都有调查数据的支撑；第三是分阶段地持续推进长期合作研究，至今已经进行了7年，而且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双方都以英语进行交流。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学研究机构，有300多位研究人员，他们都受过良好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有很强的研究能力。我相信“中俄社会变迁比较研究”会不断持续下去，我们双方的第四期比较研究主题是“中等收入群体”，目前已进入实施阶段。我要特别感谢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戈尔什科夫院士和第一副所长科兹诺娃（P.M.Kozyreva）教授，他们卓越的组织能力、合作精神和工作效率是这项合作得以成功的关键。我也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这项合作研究中显示出优秀的科学素质、研究能力和团队精神。同时也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他们的资金支持保证了我们这项国际合作研究的顺利进行。
是为序。2015年12月于北京
导论
中国梦的由来、内涵和分析框架
李培林中俄社会比较研究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长期合作项目，自2009年启动以来已经持续了7年，由我和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戈尔什科夫教授（M.K.Gorshkov）主持，我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梦与俄罗斯梦比较，是这个项目的第三期研究。第一期和第二期分别是中俄社会分层研究和中俄青年研究。第一期中俄社会分层研究，被纳入一项更大规模的金砖大国比较研究之中，作为研究成果，出版了长达800多页的英文版《金砖国家社会分层手册》（Handbook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BRIC Countries）、中文版《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和俄文版《中俄社会分层研究》。第二期中俄青年研究的成果是中文版和俄文版的《青年与社会变迁：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国梦与俄罗斯梦比较研究是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戈尔什科夫教授首先提出的。2011年，教授来中国社科院访问，我们讨论第三期合作研究的主题。戈尔什科夫教授问我，能否进行两国梦的比较，当时我十分诧异，以为是我听错了。因为“梦”这个概念，在中国过去几乎没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以经验研究为主的中国社会学更是几乎没有触及这个研究领域。即便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除了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写过《梦的解析》一书，“梦”也很少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况且在中国语言中，“梦”往往与虚幻联系在一起，如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蝴蝶
[1][2][3][4]梦”、“黄粱梦”、“南柯梦”、“红楼梦”等。戈尔什科夫教授向我详细解释了他对“梦”比较研究的想法以及为什么俄罗斯社会学重视对俄罗斯梦的研究，还介绍了他们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俄罗斯梦的全国抽样调查。我当时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很哲学的话题，但同意认真考虑一下。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随后，“中国梦”在中国社会引起极大反响，逐渐成为中国发展目标和发展理念的重要表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梦和俄罗斯梦比较研究”的题目也被选定了。一 中国梦的历史由来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却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发动了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迫使中国腐败羸弱的封建帝王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大片国土，偿付巨额对外赔款，至签订《辛丑条约》时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50多年中，中国共偿付战争赔款3902万两白银。清朝的第一笔战争赔款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42年8月，清政府的军事抵抗全面失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除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口岸和英国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外，中国还要另外赔偿英国鸦片烟费6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累欠英商费300万银元，共计2100万银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总共支付了1752万两白银的赔偿。
由于1851—1864年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此时趁火打劫的英法两国又先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赔款1600万两白银。
1894年中日黄海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要支付2亿两库平银的巨额赔款。据统计，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正常收入大约只有7000万到8000万两白银。
1901年9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既是列强共同侵略压榨中国的结果，也是清政府政治上完全半殖民地化的标志。按条约规定，中国向英、美、日、法、沙俄等11国支付高达4.5亿两白银的赔款。由于清政府无力交付，所以赔款又变成了借款，按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计算。到1940年，这笔赔款本息合计将达到9.82亿两。如果再加上各省的2000万两地方赔款，则庚子赔款的总数将超过10亿两白银。
这些赔款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可谓极其重大。一部中国近代史成为一部血泪史，中国也为近代军事落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外交屈辱付出了沉重代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追逐的梦想，他们为此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抗争，也不断地向西方学习，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试图变法图强，但都一次次归于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的逐梦史才发生了根本转折。中国梦，正是从沉淀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历史土壤中孕育生长的。二 中国梦的内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快速发展，也曾编织快速赶上英美发达国家的梦想。但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实行了不切实际的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严重曲折，并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经济发展受到重创。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约10%，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奠定了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基础。
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非常重视规划和设计实事求是的长期发展路线图。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的深入调查，决定把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从原定的“20世纪末”推迟到“21世纪中叶”，而把中国在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定为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谈道：“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对你们来说也还是低水平，[5]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共产党1982年第十二次和1987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战略设想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目标：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6]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也就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当然现在看来，实际发展要更快一些，因为中国2013年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GDP已经达到约7000美元。
到2000年，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原来制定的小康社会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已在总体上得到实现。从2000年到205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间设立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曾经有过一些争论。最后大家普遍认为，中国虽然已经总体上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人均GDP超过800美元，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全面。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新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7]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总体数量目标：到2020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8]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奋斗目标，它不只是一种想象和期盼，而是有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国梦”的中长期阶段性目标，现在被概括为“两个100年”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也就是本世纪的中叶，建成富强、民[9]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后者也是邓小平在1979年就提出的设想。三 中国梦的分析框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新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从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对“中国梦”和“俄罗斯梦”进行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研究具体化、指标化，让“梦”落到地上、融入生活，这就需要一个研究的分析框架。
一种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和对本国国情的适用性，很关键的一项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能够快速地、持续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人民生活水平也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活层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分为五大领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这是一个发展的领域划分，也是人民生活的领域划分。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下，并基于我们对人们未来生活期盼的调查结果，我们设计了如下的写作和分析框架：中国梦在经济方面要走向更加发展富裕的社会、更加安居乐业的社会，在政治方面要走向更加清正廉洁的社会，在文化方面要走向更加多样整合的社会，在社会方面要走向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更加幸福的社会、家庭更加和谐的社会，在生态方面要走向更加绿色美丽的社会（见图0-1）。这5个方面8个部分的内容，也就是本书8个章节的主题。描述和分析的主要数据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四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图0-1 中国梦的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3年6月至10月，开展了第四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此项全国抽样调查覆盖了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151个县（市、区）、604个村（居委会），共成功入户访问了7388位年满18周岁的城乡居民。该项调查曾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3年进行了四次。前三次调查的主题和出版的著作分别是《当代中国和谐稳定》《当代中国民生》《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2013年的调查以“中国梦和生活质量”为主题，在调查设计中我们将中国梦视为公众对国家现实状况的综合评价和对未来的期盼，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方面，并以多个次级指标来加以测量。
我很高兴地看到，俄罗斯的同仁们也同样进行了俄罗斯梦的全国调查，并根据调查数据写了对应的各章。他们对俄罗斯梦的理解角度和观察的领域与我们不尽相同，但很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意义。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并非只有“美国梦”，这些梦是相通的，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世界只有通过求同存异，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 “蝴蝶梦”出自庄子之口，庄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据《庄子·齐物论》记载，庄子梦见自己化成了蝴蝶，醒来又变成庄子，因而感到迷惑，不知是自己化为了蝴蝶，还是蝴蝶化为了自己。庄子借此故事表示，宇宙万物都是相对的，无所谓自我，也无所谓他物，“物我为一”。[2] “黄粱梦”出自中国唐代（公元618—907年）史学家和小说家沈既济的《枕中记》。据记载，卢生在邯郸旅店遇道士吕翁，卢生自叹穷困。吕翁从囊中取出青瓷枕，让卢生枕着睡觉，这时店主人正在做饭。卢生进入梦乡，在梦境中享尽荣华富贵，一觉醒来，旅店的小米饭还没有熟。他奇怪地说：“这岂不是在做梦呀！”吕翁笑着说：“人世之事就是这样呀！”“黄粱一梦”后来成为中国的成语，比喻荣华富贵终成泡影。[3] “南柯梦”出自中国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据记载，淳于棼在书房读书，他的书房向南开窗，窗外有一棵老槐树，树上有一个树杈，上面分别有两窝蚂蚁。他经常看书看累了，就观看蚂蚁爬来爬去。有一天，他看书看得疲劳了，不知不觉睡着了，梦至槐安国做了南柯太守，并娶公主为妻，尽享荣华，后出征战败，被遣归。醒来发现窗前槐树下有一蚁洞，即梦中的槐安国都，南柯郡是槐树南枝之下的另一蚁穴。中国成语“南柯一梦”比喻空幻和富贵得失无常。[4]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代表中国古典小说巅峰。小说以家族兴衰为背景，以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通过叛逆者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人生梦幻和世态炎凉。[5]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第163-164页。[6]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十二大报告），载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第126-127页。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三大报告），载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第196页。[7]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报告），载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3页。[9] 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载《习近平谈治国》，外文出版社，2014，第35-36页。
民众心中理想的社会
戈尔什科夫（M.K. Gorshkov）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梦作为一种强烈的愿望，当其实现的时候会立刻为人们带来幸福感。然而社会学家对梦的理解不止于此，他们认为梦是人们对理想未来的心理建构和奋斗动力的来源。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K.G. Paustovsky）所写的那样：“如果我们剥夺人们做梦的权利，我们将会失去创造文化、艺术、科学和更美好世界的最强驱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梦这一主题重要且必要，因为对梦的分析不仅会让我们了解一个国家的民众为之奋斗的理想未来，也会让我们了解民众心中的理想社会以及他们对国家的期望。
关于梦这一领域的跨国比较研究非常有意义，一方面，这些研究会让我们获知不同国家民众的梦想和构成梦想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梦的研究也可以反映出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文明的特征。这也是中俄两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利用国家资助进行比较研究的意[1]义所在，而现在我们将把相关研究结果呈现给读者。
我们的学者主要结合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伟大国家的现状来进行研究，然而我们也希望能够超越功利性的角度来研究人们的梦想，因为中国民众与俄罗斯民众对未来的期望和其影响因素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俄罗斯梦”与“中国梦”在微观与宏观层面是否有不同之处（宏观层面指的是国家的梦想，微观层面指的是个人的梦想）。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由于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俄罗斯与中国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但是两个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转型道路。在全球经济中，两国也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这些社会背景与我们对梦的研究息息相关。
在三十多年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规范、价值和民众奋斗的动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将影响到人们的梦想。我们对梦的研究其实可以体现出中俄两国基于不同的规范与价值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反映两国不同的文化和市场化转型如何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以及揭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差别。
如果从上述角度理解和诠释“梦”，那么利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梦进行研究不但十分有意义，而且非常必要。对梦的科学的社会学分析能否不依赖社会数据、脱离实证的范畴？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因为此，本书的分析将基于大量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实证调查以及两国权威性的统计数据。
与俄罗斯相关的分析主要基于2012年3—4月由Ebert基金资助的[2]全俄罗斯社会学调查项目“俄罗斯梦：内涵与如何实现？”的数据。当然，俄方学者们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这一调查的数据，同样也利用了大量20世纪90年代到2015年进行的实证研究数据。这一广泛的实证研究基础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了解除传统文化外，“俄罗斯社会计划”（Russian Social Project）对人们梦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比较俄罗斯民众对自己的期待与对社会期待的同质性和异质性，而这两方面给社会政治、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带来的后果也在我们考虑的范围内。
中方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13年6—10月进行的第四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教授为作者们勾勒了如何进行梦想跨国比较的分析与写作框架，在中方研究的导言部分也介绍了他们研究的主要目标。
而参与此项目的俄方学者希望通过本书达成以下目标：
·了解“俄罗斯梦”的基本组成要素，即俄罗斯民众对个人未来的期望与对社会整体的期望；
·了解“俄罗斯梦”在俄罗斯社会中不同年龄、职业和政治身份群体中的差别；
·了解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即“俄罗斯梦”的影响因素；
·了解“俄罗斯梦”究竟是俄罗斯特有的，还是逐渐接近其他国家民众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中国社会。
本书所有章节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然而为了便于进行中俄比较，本书的写作框架是围绕“俄罗斯梦”如何与人们对未来的期望相关进行构建的。如我们俄方作者所期望的，这样的写作框架会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俄罗斯梦与中国梦在整体和特定方面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而这样的写作框架是否成功则由读者们进行评断。
总而言之，我认为本书的筹备是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多年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前两期的合作成[3]果主要关注了中俄的社会结构以及青年的生活状况，并收获了大量好评。而本书的作者通过为读者奉上中俄合作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希望引发更多的关注与兴趣。[1] 俄罗斯方面的资助来自俄罗斯人文研究基金（项目“俄罗斯梦与中国梦的现代化特征”，编号：14-23-21001）。[2] 在本项目研究的分析与结果的解释中，“俄罗斯梦”与“俄罗斯公民梦”是一样的。更多内容请参见调查的描述性文件和What do Russians dream about：ideal and reality （Eds.by Gorshkov，M.K.，Krumm，R.，Tikhonova，N.E. Moscow：Ves Mir，2013）一书的研究结果。[3] 中文版成果：李培林、戈尔什科夫、斯坎隆、沙尔玛主编《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李春玲、科兹诺娃主编《青年与社会变迁：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英文版成果：Li Peilin，M. Gorshkov，C. Scalon，K.L. Sharma（eds.），Handbook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BRIC Countries，Change and Perspectiv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Singapore，2013.俄文版成果：M. Gorshkov，Li Peilin，Z. Golenkova（eds.），Russia and China：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ociety ［in Russian］，Moscow：Novy Chronograph，2012；M. Gorshkov，Li Chunling，Z. Golenkova，P. Kozyreva（eds.），Russia and China：Youth of the 21st Century ［in Russian］，Moscow：Novy Chronograph，2014.第一篇繁荣富裕的社会走向更加发展富裕的社会朱迪
对富裕和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梦想。然而在近现代，中国人民却在这条路上历经波折。除了受到客观经济环境的限制，无形的枷锁则是意识形态的规训：追求富裕生活是不是享乐主义？是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争议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提出后逐渐消失，中国人民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1]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们见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2]稳步前进”。“共同富裕”的中国梦既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鼓舞着中国人民勇敢追求富裕和幸福的生活。
但是在目前阶段，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居民消费仍处于维持日常基本生活的水平上，住房、医疗等支出给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从而挤压了教育、文化和休闲等促进家庭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的支出。收入和消费结构的不合理阻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民生的改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和信心，从而导致他们对社会整体的公平和安全程度的评价趋于负面。收入结构的不合理和民生保障的不完善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著体现为国内消费需求的疲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10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并提出重点推进六大消费领域：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体消费和养老健康[3]家政消费。会议的部署阐明了收入结构调整、扩大消费与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落实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上来。
本文使用实证数据，以城乡分割和收入阶层为主要结构，分析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生活满意度、个人愿望和社会评价。基于实证分析，本文结尾将对如何提高民生保障、启动消费提出政策建议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一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发展趋势
CSS系列调查询问的家庭生活支出是前一年的数据，为了与前文一致，本文中统称为当年的数据。2013年，城乡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支出60379元，城镇家庭平均支出74271元，农村家庭平均支出43865元。相对于收入情况，61%的家庭或者收大于支或者收支相抵，39%的家庭则入不敷出。城镇家庭相对来讲收支情况较好，只有33%的家庭入不敷出，而46%的农村家庭入不敷出。[4]
城乡家庭的生活支出及构成比例详见图1-1-1。在城乡家庭中，消费比例最高的都是饮食（包括外出饮食），2013年平均支出15102元，其中城镇家庭平均饮食支出为18035元，农村家庭平均饮食支出为11534元。城镇家庭较高的饮食支出可能由于较高的外出饮食花费以及高质量或者绿色食品的花费。但是城镇家庭的饮食支出比例稍低于农村家庭，分别为24%和26%。
除饮食之外，城乡家庭支出较高的是房贷及首付、家庭耐用品（家用电器、家具、家用车辆等）、医疗保健（如看病、住院、买药等的费用，不扣除报销部分）、人情支出（自家红白喜事和人情往来）和教育（如学费、杂费、文具费、课外辅导费、在校住宿费等），分别平均为6201元、5973元、6267元、4743元和3874元。而文化娱乐旅游支出最低，城乡家庭年平均支出仅为991元。就支出数额来看，城乡家庭消费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饮食、房贷及首付和家庭耐用品上。城镇家庭的房贷及2013年购房首付平均为9406元，而农村家庭仅为2390元，这主要由城乡的住房制度差异造成；城镇家庭的家庭耐用品支出平均为7487元，而农村家庭仅为4040元，则主要反映了城乡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差异。图1-1-1 2013年城乡家庭生活支出及构成比例
就城乡家庭支出比例的差异来讲，最显著的是房贷及首付上的差异，该支出占城镇家庭支出的13%，仅占农村家庭支出的5%。其次是医疗保健，占城镇家庭支出的9%，在农村家庭支出中却占到14%。此外，城乡家庭在文化娱乐旅游和人情支出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城镇家庭的文化娱乐旅游支出比例为2%，而农村家庭几乎无此项支出；城镇家庭的人情支出占7%，在农村家庭中却占到了9%。可见，城镇家庭负担较重的主要是购房支出，而农村家庭负担较重的主要是医疗保健和人情支出。这些差异主要同制度和观念的因素有关。城镇地区的商品房市场较发达，而农村仍很大程度依赖自建住房，因此城镇地区的购房花费较高；即使问卷注明医疗保健支出包括了报销部分，但我们知道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远没有城市的完善和优越，而农村家庭的该比例仍然较高，说明医疗保健支出给农村家庭带来的负担比较沉重；此外，农村地区人情消费盛行，也给家庭造成一定负担。这些负担较重的消费更对农村家庭的文化娱乐旅游消费造成了挤压，使得这些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和人民素质的消费需求被抑制。
在住房消费方面，全国的住房拥有率高达95%，仅5%的被访家庭不拥有任何住房。城镇家庭的住房自有率为92%，低于农村家庭98%的住房自有率。就目前的居住状况来看，城乡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1平方米，农村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较高，为49平方米，城镇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为34平方米。
95%的城乡家庭拥有第一套住房的时间始于1981年，第一套住房为自建住房的比例最高，占69%，其次是购买商品房，占到19%，购买原公房占到5%，其余的购买方式包括购买农村私有住房、购买小产权房、购买保障房等的比例都较低。城乡家庭在第一套住房的拥有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城镇家庭中，自建住房的比例为45%，购买商品房的比例为35%，购买原公房的比例为9%；而在农村家庭中，自建住房的比例高达95%，其次是购买农村私有住房和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各占到2%左右。这反映了城乡住房制度和住房市场的差异。
总体上讲，城乡居民家庭都从第一套住房中获益，即房产现值比购买/自建时的价格有所上升，平均升值19万元。显著获益的当属直辖市城区的家庭，第一套住房平均升值105万元，其次是省会城市城区的家庭，第一套住房平均升值35万元，地县级市城区家庭的第一套住房平均升值29万元，县城和市县城城区以外的镇家庭的第一套住房平均升值23万元，而农村家庭获益最少，第一套住房仅平均升值10万元。但是城乡家庭第一套住房购买（或自建）时的价格并没有如此显著的差异，城镇家庭平均为16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7万元。因此从住房升值的角度看，农村家庭也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因素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从2006年到2013年全国家庭消费的构成来看（见图1-1-2），支出比例明显降低的主要是饮食（包括在家和在外的饮食）和教育。2006年城镇家庭的饮食支出比例为34%，农村家庭的饮食支出比例为29%，城镇家庭较高的饮食支出比例一直保持到了2008年，到了2011年与农村家庭基本持平，而到2013年首次出现了城镇家庭的饮食支出比例低于农村家庭的局面，分别为24%和26%。这种变化一方面说明了城镇家庭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城镇家庭其他支出显著上升，比如购房、家庭耐用品等。教育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城镇家庭的12%、农村家庭的14%下降到了2013年城镇家庭的6%、农村家庭的7%，并且中间几年也保持了显著下降的趋势。图1-1-2 2006—2013年城乡家庭生活支出构成比例
说明：各年调查的生活支出构成有所差异，因此支出类别的含义有所不同。2006年和2008年的“房贷及当年购房首付”包括房贷和房租，因为二者在调查中是一个变量；2006年的公用事业费只询问了电费；2006年的“通信”包括通信和交通的支出，二者在调查中也是一个变量；为了各年的支出类别尽量统一，去掉了2011年调查中的“住宅改建装修”和2008年调查中的“日用品”两项支出。
在城镇家庭中，比例显著上升的是购房和家庭耐用品的支出，家庭耐用品支出的比例在农村家庭也显著增长。2006年城镇家庭的房贷及当年的购房首付支出比例占到8%，从2011年开始迅速增长，到2011年该比例为11%、2013年为13%。这个趋势同2008年以后城镇住房市场的繁荣发展和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相一致，也反映了买房给城镇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这些年间，农村家庭的购房支出比例也基本保持了增长的趋势，但是到了2013年也只占到了家庭支出的5%。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支出（家用电器、家具、家用车辆等购置支出）从2008年的3%、2011年的7%增长到了2013年的10%。农村家庭耐用品的支出比例也同样显著上升，从2008年的3%上升到了2011年的5%再到2013年的10%。家庭耐用品比例的增长说明了城乡家庭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医疗保健在城乡家庭的支出比例中也基本保持了下降的趋势。2006年城乡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11%和16%，下降到了2008年的9%和11%、2011年的8%和11%、2013年的9%和14%。城镇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下降幅度小于农村家庭。
文化、娱乐、旅游支出比例无显著的变化，2008—2013年城镇家庭的该支出比例大约在2%，农村家庭的该支出比例更低，不足1%。文化、娱乐、旅游的支出比例能够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富裕程度，而我国城乡家庭的该支出比例都很低，并且六年来变化不大，说明居民总体生活质量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居民在维持基本和日常的消费需求之外还未有足够的资本和精力投入到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质上来。
另外一个比例变化不明显的是人情支出。虽然2006—2013年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定改变，但是人情往来仍作为中国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之一保留了下来，并且农村家庭的人情支出比例更高。人情支出包括自家红白喜事、人情往来（如礼品、现金等）的支出。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城镇家庭的人情支出比例分别为7%、6%、9%和7%，农村家庭的人情支出比例分别为10%、8%、11%和9%。二 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个人愿望
对生活是否满意既与被访者抽象的和总体的感受有关系，也与他们对具体社会经济生活的体验有关系。我们先通过幸福感来考察总体感受上的生活满意度，再从社会经济的各方面感受来考察与实际生活关联的满意度，并分析二者的区别。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分析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城乡居民总体的幸福感较高，75%的城乡居民认为“总体上，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差异不显著。CSS2013中幸福感的量表共有六项，分别是“总的说来，我的生活和我的理想很接近”“我的生活状况非常好”“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我已经得到了我在生活中想得到的重要东西”“即使生活可以从头再来，我也没什么想要改变的”“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每项赋值1至6，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本文将“不好说”和缺失值都看做0分，将量表的各项得分加总，城乡居民幸福感最低得分为0，最高得分为36分，平均得分21分，总体更倾向自我认同“是个幸福的人”。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异不显著，平均都在21分。
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幸福感较高，分别有87%的高收入者和82%的中等收入者认为“总体上，我是一个幸福的人”，而只有75%的中低收入者和66%的低收入者认同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从幸福感得分来看，阶层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高收入者平均得分最高，为23分，而且最低分为8分，其他收入阶层的最低得分都为0分。中等收入者的平均得分为22分，中低收入者的平均得分为21分，低收入者的幸福感低于城乡居民平均水平，得分仅为20分。可见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收入同幸福感还是紧密联系的。
调查从受教育程度、健康情况、社交生活、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以及总体自评满意度七个方面考察了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让被访者从1至10打分，分别代表“非常不满意”至“非常满意”。居民总体自评满意度平均得分为7分，总体对自身的生活较为满意，最低的是1分，最高的是10分，城乡之间的差异不大。如果也将各方面的生活满意度得分相加，我们得到城乡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为45分，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70分，标准差为10分，总体满意度较高，但是内部差异也较大。城镇居民的满意度稍高，平均得分为46分，农村居民的满意度平均得分为44分。居民生活满意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高收入者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较高，为52分，并且最低得分为21分，而其他收入阶层的最低得分都为0分。其次是中等收入者，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为49分，而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为45分和42分。
图1-1-3显示了城乡居民各方面和总体的生活满意度。相对来讲，满意度较高的是家庭关系，平均得分为8.2分，其次是健康情况和社交生活，平均得分在7分左右。但是，城乡居民对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满意度较低，平均得分为5.4分，其次是休闲娱乐和家庭经济状况，平均得分为6分。除了社交生活的满意度稍高，农村居民对各方面的满意度都低于城镇居民，反映了农村居民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求变心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城乡发展的鸿沟，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活信心。图1-1-3 城乡居民各方面和总体的生活满意度（分）
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满意度比较类似，如图1-1-4所示，在各个方面的生活满意度都较高，并显著体现在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和健康方面。高收入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平均得分为7.4分，中等收入者为6.4分，中低收入者为5.5分，而低收入者仅为4.9分；高收入者的休闲娱乐满意度为7分，中等收入者为6.3分，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平均得分为5.6分和5.2分；高收入者对健康情况的满意度得分平均为7.6分，中等收入者平均为7.2分，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平均得分为6.8分和6.2分。不同收入阶层在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上的满意度则比较接近。图1-1-4 不同收入阶层的生活满意度
在个人愿望方面，如图1-1-5所示，城乡居民的选择首先集中在家人健康团聚幸福、提高生活水平和安全稳定的生活与工作上，选择该项的分别占到79%、60%和39%，反映了家庭幸福和有保障的生活是我国居民最关心的。其次集中在获得生活和事业的成就、获得亲情友情和爱情以及获得周围人尊重上，分别占到23%、22%和21%，体现了工作伦理和重视亲情等传统价值观以及强调与他人关系的社会关系模式。而获得知识和经验、使社会变得更美好则在城乡居民的个人愿望中占到少数，比例分别为17%和14%，这种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关心依然在居民的个人追求中排在比较次要的位置。“其他”的分类中主要是对于子女的生活、工作的愿望。通过分析城乡居民个人愿望的分布，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模式对于塑造居民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依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稳定和有保障的生活的关注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居民的一些忧虑和不安。城乡居民在家庭幸福和有保障的生活上的诉求一致。但是除此之外，城镇居民更强调生活和事业的成就感，而农村居民更强调获得周围人的尊重。图1-1-5 城乡居民的个人愿望分布
各收入阶层的“个人梦想”虽然也有着类似图1-1-5的趋势，但相对来讲有一些差异。高收入者更追求生活和事业的成就感、周围人的尊重、获得知识经验和获得亲情友情与爱情，同时在“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公共领域诉求上的比例也较高，而在家人健康团聚幸福、提高生活水平和安全稳定的生活工作方面的诉求较弱——可能因为在这些基本生活需求的“梦想”中，高收入者已经具有一定掌控度，因而同其他较低收入阶层相比，他们在这方面的愿望不那么强烈。三 城乡居民的社会评价
在社会评价方面，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城乡居民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和安全程度的评价。调查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询问被访者对于公平程度的感受，从1到4分分别为“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分值越高越认同更公平。如图1-1-6所示，城乡居民对总体上的社会公平评价得分为2.5分，介于“不太公平”和“比较公平”之间，评价比较中立。农村居民的评价稍高，为2.5分，城镇居民的评价得分为2.4分。城乡居民普遍认为比较公平（3分以上）的没有，趋于比较公平（2.5分以上）的是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认为不太公平（2—2.5分）的是高考制度、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工作与就业机会和财富与收入分配，而认为不公平程度更深（1—2分）的是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选拔党政干部和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城乡之间的差异不太明显，城镇居民对于高考制度和工作就业机会的公平评价稍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对于公共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选拔党政干部的公平评价稍高于城镇居民。可见，城乡居民对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公平程度的感受并不让人乐观。图1-1-6 城乡居民和不同收入阶层对于社会生活的公平程度评价
说明：1分=非常不公平，2分=比较不公平，3分=比较公平，4分=非常公平
收入与公平感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图1-1-6所示，就总体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而言，呈现收入越低，评价相对越高的趋势，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评价得分平均为2.5分，中等收入者的评价得分平均为2.46分，而高收入者的评价得分平均仅为2.34分。但是在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与收入分配选项上，高收入者的公平感稍高，其次是中等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公平感较低。我们知道，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只占到了3%，因而不同收入阶层在收入分配公平感上的差异除了收入因素影响之外，还反映了收入分配的城乡分割，农村居民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工作机会等方面处于劣势。就主观感受来讲，农村居民只在工作与就业机会上的公平感较低。中等收入者在教育机会和公民权利方面的公平感较强，包括高考制度、义务教育、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以及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相对而言，低收入者在社会保障和干部选拔方面的公平感较强，包括公共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和选拔党政干部。
城乡居民对于总体上的社会安全程度评价得分为2.8分，介于不太安全和比较安全之间。农村居民的总体评价稍高，得分为2.9分，城镇居民的得分为2.7分。城乡居民认为比较安全（3分以上）的是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以及人身安全，趋于比较安全（2.5—3分）的是医疗安全、劳动安全、交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认为不太安全（2—2.5分）的是个人信息、隐私安全以及食品安全。可见城乡居民比较焦虑的是频发的个人隐私泄露和不安全食品等问题，而对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评价相对较高。城镇居民的安全感相对较低，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安全程度评价较负面，尤其体现在食品安全、劳动安全、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方面，这些安全问题在城市地区更为普遍，更关系到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
各收入阶层的安全感的差异比公平感的差异更为显著，收入越高的阶层，安全感越低，不仅体现在对总体安全程度的评价上，而且体现在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评价上（见图1-1-7）。收入阶层之间最大的差异来自对食品安全的评价。收入越高的群体，对食品安全程度的评价越低。低收入者在此项的平均打分是2.6分，与农村居民的感受接近，中低收入者的平均打分是2.4分，而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平均打分为2分，总体感受是“不太安全”，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打分。这说明收入较高的群体对食品安全问题更为担忧，而低收入群体可能还在考虑基本的生活保障，对食品安全问题不那么敏感。收入越高的群体，对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医疗安全的评价越低。图1-1-7 城乡居民和各收入阶层对于社会生活的安全程度评价
明：1分=很不安全，2分=不太安全，3分=比较安全，4分=很安全四 总结和展望
分析揭示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结构。收入结构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庞大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规模，所占人口比重超过70%；二是显著的收入差距，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和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或快于其他群体，中等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都偏低。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关键在于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消费结构发展趋势的积极方面是城乡家庭食品支出比例的下降和家庭耐用品支出比例的上升，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但让人担忧的是，城镇家庭购房首付和房贷的支出比例显著上升，教育的支出比例反而呈下降趋势，文化娱乐休闲的支出比例过低，教育、文化和休闲的消费需求被抑制。此外，农村家庭的人情消费非常显著，人情礼钱的支出比例超过了城镇家庭。
分析也显示，在我国目前阶段，居民生活满意度与收入显著相关，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显著高于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尤其体现在对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和健康情况的满意度上。但是城乡居民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公平感普遍评价较低，在总体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上，反而呈现收入越高、评价越低的局面。并且在社会生活的安全程度评价方面，更是显著体现出了收入越高、安全感越低的趋势，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尤其对食品安全的评价较低。因而，我们也可以理解，稳定和有保障的生活成为城乡居民普遍的“个人梦想”。
虽然我们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繁荣发展，但是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本文建议在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扩大居民消费，从而切实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继续大规模减少贫困，着力解决和改善大学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促进中低收入者的上升流动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物价和房价，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缓解居民的生活压力。
第三，改善消费环境，推进消费品安全立法，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第四，引导和培养居民的生活方式，鼓励教育、文化和休闲消费，宣传绿色消费理念，鼓励居民的精神追求和做“负责任的”消费者。
201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在7.7%左右，人均[5]GDP为6995美元，扣除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人均GDP实际增速在[6][7]7.1%左右。根据世界银行2015财年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4125—12746美元的国家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央行报告预测我国GDP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2014年预计增速在7.4%，2015[8]年预计增速在7.1%。如果暂且认为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基本接近，并假设未来的人均GDP能够保持年均增长7%的速度，到 2020年，大致可达到11232美元（不考虑汇率变动），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NP在12746美元或以上——仍有一定距离；如若保持此增长速度，我国的人均GDP可最早在2022年达到12860美元（不考虑汇率变动），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如果未来经济增长或人口增长的压力较大，人均GDP的年增速低于7%，比如保守假设在平均6.5%左右，到2020年，预计达到10870美元（不考虑汇率变动），可在2023年达到13130美元（不考虑汇率变动），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根据这种初步估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会显著推迟我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因此有空间在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9]纯收入实际增长9.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从总体上看，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保持了基本同步。2003—2012年的十年间，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实际年均增长9.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8.4%。如果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假设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降至年均7%，而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保持年均8%，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6955.1元和8895.9元计算，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4328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15246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19109.4元和5919元。因此，即使收入增长速度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
诚然，更大的挑战来自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如果通过努力，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同时加快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以CSS2013数据为基础测算，到2020年，可以初步实现一种中等收入者占高比例的橄榄形分配格局，城镇居民中约有40%为[11]中等收入者。在居民收入结构更加合理的基础上，拉动内需的动力将更加强劲，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将很大程度提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梦的信心也会显著增强。[1] 邓小平：《拿事实来说话》（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55页。[2] 来源：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html，检索日期：2014年11月18日。[3]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0/29/content_2772258.htm，检索日期：2015年1月9日。[4] 本文中图表的编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位表示第几篇，第二位表示在该篇中的第几章，第三位表示在本章中的序号。——编者注[5] 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1220/c1004-26244816.html，检索日期：2015年1月12日。[6]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检索日期：2015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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