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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南茜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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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刻不容缓——拯救我们的道德

中国刻不容缓——拯救我们的道德试读:

内容简介

“小悦悦事件”、“躲猫猫”、“俯卧撑”、“楼脆脆”、“范跑跑”、“潜规则”……当单个的突发性事件以爆发式状态撞击我们的视觉神经时,很多人都在摸着良心自问:幸福在哪里?道德在哪里?底线又在哪里?

一边自救,一边围观;一边谴责,一边逃避;一边坚守,一边一再突破底线。是道德贬值了,还是我们堕落了?

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五千年传统道德文明走到今天,是彻底败落,还是逆流而上?

本书聚焦当今时事热点,从历史角度盘点自清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遗失清单。通过解读三百年来传统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艰难博弈,深度剖析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始末,辩证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传承濒临中断的根本原因。并从原生态民族文化入手,重拾民族文化的精髓,构建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体系,指引当代人走出心灵困境。

不能只做围观者!

拿什么拯救我们的道德?本书已经给了我们想要的答案。第一章盛世忧思——我们的心灵怎么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文明历史的民族。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行为习惯。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逐渐衰落以及西方文化的日益渗透,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仔细观察一些中国人的行为,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变了!陌生了!“丑陋”是一种令人不快的镜像,也就是人在镜中自照时所获得的负面感知。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自我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能力。当一个民族在某一面镜子中反射出了令人不快的镜像时,要选择直面:“我们是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这也正是一个民族自我反省、批判和改造过程的开始。

中国人是不是已经到了要进行深刻的文化与道德反思的时候了?第一节 引言——盛世忧思录

盛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词,它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安定兴盛的时代。它反映了中国人渴望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一个理想。事实上,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也的确不乏这样的盛世,其中著名的如大唐盛世等就一直为后世中国人所向往和津津乐道。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军事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还是人口的激增以及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强,等等,都足以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人当然可以说是欣逢盛世。

但是,今天中国的盛世,在世风世俗尤其是人的价值观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盛世相比,似乎都正在发生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中,最大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某些核心价值观的消退和变异,这种变化是十分可怕的,也正是当今中国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和矛盾中最令人不安和忧虑的。

2011年10月,发生于广东佛山的一场车祸及其受害者——一个两岁小女孩在这场车祸中的遭遇,充分暴露出了当今世风世俗的某种可怕变化的危害性!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这场车祸被称为“小悦悦事件”,事件中肇事司机的人性之冷酷,旁行路人的人心之冷漠,简直使人难以相信这是发生在地球上的人类生活中的事。如果不是正好有交通监控录像拍下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我想我们恐怕是无法也不忍心用文字来描述这一事件的。但是,正是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当今世风世俗的某种令人不安的变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拍案而起曰:“我们要以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的丑陋,忍住刮骨疗毒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是啊,我们的心灵是怎么了?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漠?不少中国人都在扪心自问,问自己,问他人,也问社会。“小悦悦事件”无疑也折射出了当今社会人心冷漠的某种常态,因为在当今社会这类事件并非个案。事实上,类似于老人倒地无人扶等现象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再上演着,我们的心似乎早已被一层厚厚的冰霜覆盖。而且我们仍在孜孜不倦地教育幼儿园的孩子“不要吃陌生人的糖果”,叮嘱家里的老人“不要接陌生人的电话”……社会人心冷漠的背后无疑是社会和人的道德发生了问题,因此,“小悦悦事件”后,一场关于道德的讨论热潮也就此再次在全社会兴起。

事实上,关于当今中国社会在道德方面遇到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是各界人士和学者们讨论、关注的焦点,“小悦悦事件”只是使这种讨论和关注达到了一个沸点而已。

在这场讨论中,对于当前世风世俗发生这种可怕变化的原因,长期以来各方学者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有缘于市场之说,有究于体制之议,有归于贪腐之论……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一种思想或一种观点能很好地解释这种可怕变化的深刻原因。但很显然的是,市场之说难以成立。西方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没见世风世俗在人性价值观等方面发生某些根本性的改变。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也有着悠久的商业与贸易历史,中国使用纸币要远远早于西方,但一样不妨碍古时中国成为“礼仪之邦”。诚然,当前世风世俗发生这种可怕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完全归于“体制”与“贪腐”也有失偏颇。实际上,正如某学者在谈到以上“小悦悦事件”时所说,当今中国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小悦悦,也可能是那18个路人,甚至可能是那两个肇事司机之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这世风世俗走到今天,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共建起来的?

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因素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足以影响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并使之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当今世风世俗发生如此可怕的变化呢?毫无疑问,能具备这种能量的只有文化,只有民族文化的改变才能导致民族性格的改变。事实上,近代中国人割裂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已有几百年之久。

自有清一代割裂、篡改中华文化300余年以来,自清末民初反传统100多年以来,中国人割裂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后果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已开始愈来愈严重地显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已同时感觉到了民族腾飞之路上辉煌背后可以称为“危机”的另一种现象:传统文化的断层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心灵信仰的迷茫,拜金主义的乘虚而入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濒临消失——这正是当前世风世俗正在发生某种可怕变化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和人格结构几千年,这种影响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点:一是对以“仁义礼智信”等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为做人的基本原则的坚守;二是对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完美人格目标的追求。而随着数百年来传统文化的衰退,这两点影响自然也就日渐式微。但离开了这两点,中国人的道德心理结构无异于襁褓中的婴儿,在市场经济的拜金潮刺激下,由“有奶就是娘”到“有钱就是爹”,其实个中变化是并不怎么复杂的事。

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甚至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被频频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仪之邦”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毫不为过。这已使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开始感到了忧患和不安:当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道德遭遇危机时,国家能真正崛起吗?民族能真正复兴吗?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今中国社会这场“道德危机”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衰落及其道德价值观所面临的颠覆性挑战及濒临消失的危险。我们这一代人,尚能以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念来反思当前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现象,警觉惊呼“道德危机”,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呢?乃至下下一代呢?

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无疑已经到了历史的一个关键拐点。现在,正走在这历史时空的关键拐点的中国人,是已到了要进行深刻的道德文化反思的时候了!

唯有反思,方有拯救!拯救我们的道德已刻不容缓!

那么,我们当如何拯救我们的道德呢?相信此书能给你一个令你信服的答案。第二节 概述——中国传统道德正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

5000多年来,伟大的中华民族就一直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造着自己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曾经历了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史,但是,从1949年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由此走向政治崛起,再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走向经济崛起,仅仅用了60多年时间,中国就已走上强国之路,中华民族再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现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八个字,已是当代中国应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神圣而激动的话题:“中国可以说不”,如若“中国不高兴”,那就“后果很严重”……

但是,中国崛起了——中国人又怎么样了?

同样有四个字,在中国的互联网等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实,它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恐怕是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四个字是“道德危机”。一、中国人道德走向危机之起源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中,传统道德始终以其独特的风采和巨大的影响力闻名遐迩,这也是中华文明鲜明的民族特性和魅力之所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但是,从这种历史的优越感中走来的中国人,今天却发现:在这个曾经最具道德优越感的古老国度,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迷失却已成为某种日益迫近的危机。

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走向危机始于何时?众说不一。

中国社会至清末民初,社会混乱日甚一日,有学者指出道德危机始于那时。但细究起来,那时的中国人也还大多是念“四书五经”长大、文化血液里还有“仁义礼智信”等文化基因的一代人,当时的士大夫们对当时社会道德日下的指责,存世的记录也仅限于“辄习浮薄,逐末营利,奢侈腐化之风盛极一时”之类的层面上,这绝不是可以与中国当前的社会道德现状相比较的一个层面,那时也没有出现“道德危机”四个字,那时叫“道德失范”。

但有一点是说对了,中国自有清一代,至20世纪,已是苟延残喘,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向积贫积弱的中国人讲解了什么叫做“进化论”,中国人在这种关系到民族危急存亡的非常时刻,选择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摒弃了“孔先生”和“孟先生”,也就完全抛弃了孔孟儒家学说——其实也就是摒弃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几千年道德规范自此不再是中国人心中的敬畏和信仰。

自那时起,应该说中国人走进了没有了道德“标杆”的“道德真空时代”。“文革”十年,无疑加剧了中国人对传统的否定和批判,也加剧了中国人内心深处道德体系的崩溃。但毕竟,那还是一个“道德”尚能言之于口、尚能以之为荣、尚能以雷锋为偶像的年代。

中国社会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社会转型期多种道德价值观尤其是以金钱利益为核心的道德观给处于“道德真空状态”的国人以冲击,精神与物质双重“苍白”的国人开始小心翼翼地追求现实中的真金白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于是,渐渐地,“妹妹”们“大胆地往前走”,傍大款,当二奶……但当初那还是少数人的行为。我们尚能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但很不幸的是,在今天,当前社会60岁以下的中国人大多从小没有系统念过“四书五经”,这部分人很难再以中国传统道德为信仰。

那么现在,你还能感叹什么?二、冰山正向我们漂来

震惊世界的“三鹿事件”至今虽然已经过去3年多了,它留给中国人的创痛,带给当事者的伤害,还远远没有结束。回想起这件事,许多人还一直心有余悸,至今仍谈“鹿”色变。“三鹿事件”可以说是当今社会道德水准整体滑坡的一个时代性标志。

有学者说过,“三鹿”事件是对大国民心理的“精神撕裂”,它使一个大国应秉持的多项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并发生动摇!诚如斯言!这一发生在商业道德领域的危机事件,其性质和影响早已远远超出了商业道德的范畴,而是关乎到了社会道义、人性良知等人类普世价值的底线问题。

但不幸的是,诚如前所述,“三鹿”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在它的“身前身后”,众多的“一鹿二鹿”和“四鹿五鹿”早已呈现出这个社会在商业道德领域所遇到的诸多价值观方面的严重问题。在“三鹿”之前,从“毒米”、“毒面”等有毒食品上,我们就能看出当今社会一些不法商人的缺德,即使在“三鹿事件”遭到公众舆论的无情鞭挞和国家执法机构的严厉打击后,不但“三聚氰胺”并未销声匿迹,近两年“瘦肉精”和“地沟油”等又使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以致到了2011年,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不得不多次在多种场合强调执法部门要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确保让民众能吃上放心食品。中国俗语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前商业领域的道德现状无疑表明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在这一领域所遇到的严峻挑战,以至于2011年5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发布《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要求食品从业人员必须集中进行行业道德伦理培训。

但是,价值观层面上的问题的发生往往是全社会性的,尤其是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在当今社会已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医疗领域,从“天价医疗费”到“假医假药”的频繁出现,就正说明了中华传统医德“救死扶伤”,“医乃仁术、无德不立”等价值观的衰退;在教育领域,“学术造假”的不断现世,也说明了中国传统师德的衰落。

商业、医疗与教育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出现的道德问题,其实正是当今社会我们的传统道德价值观面临严峻挑战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已经难以守住。

同样,震惊中国的“周老虎事件”至今也已过去四年多了。陕西的黄土依然厚重,周正龙的弥天大谎与漫不经心的忏悔也已成为白纸黑字。但当年这只雷人的“周老虎”所激起的“全民打虎”浪潮,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一事件对国民心理的“精神撕裂”及它使我们应秉持的多项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和发生动摇所致?“全民打虎”的背后,正是公众面临社会诚信体系最根本的基础——社会公信力发生动摇时感到惶恐不安的一种危机心理的自然流露而已。“周老虎事件”的实质到后来已非关乎一只老虎的造假,而是关乎传统社会公德与社会诚信受到的挑战。事实上这只“假老虎”对当代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尤其是社会公信力的破坏与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为以后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类似“挑战社会公德、漠视社会公信力”事件开了个恶劣的先例。诸如后来的“欺实马”、“躲猫猫”等事件以及引起政府高层震动并迅速在相关领域制定相关法律的“被精神病”等现象,我们都能看到类似于“周老虎”那种蔑视一切、公然说谎的影子。

因此,“周老虎事件”也可以说是当今社会诚信走向危机的一个时代性标志。

在“周老虎事件”之前,当今社会假的概念流行就已经给了“周老虎”孕育出世的土壤,如前文所述之假食品、假药品、假学术……当今社会的造假可谓无处不在。在“周老虎事件”之后,最近从“郭美美事件”到“卢美美事件”所引发出的国人对慈善机构的诚信质疑,则无疑表明当今社会的诚信体系已发生严重问题。诚信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基石,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的五大核心因素“仁、义、礼、智、信”中,“信”是基础。这种“慈善诚信问题”的发生,无疑也表明了中国传统价值信仰在今天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

实际上,在当今社会所有受到价值观质疑的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事件背后的“利益博弈”,也就是说都能看到一个“钱”字起支配作用的“规则”,我们在本书中叫它“钱规则”。诚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的就是“钱规则”,但当这个“钱规则”成了支配我们一切社会活动的普遍信仰时,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将信什么?

社会诚信与社会信仰是与我们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出现问题也正是当今社会传统文化信仰遭遇严峻挑战的一个缩影。说明了当今世风世俗的改变正是源自我们文化、心灵及信仰等层面上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就是以上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危机”事件以及与我们五千年人类文明之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各种“雷人”事件的不断发生。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世风世俗的变化早已发生在我们的一些最基本、最常识性的价值观层面上,比如为人最起码的是非观、羞耻观等。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范跑跑事件”出来时,笔者曾想到过一个比喻:一个少女走在大街上,突然,她的裤子滑落了,露出了一丝不挂的下体。在正常情况下,她会赶紧弯腰,提起裤子,遮住羞处。但她不是这样做的,裤子滑落了就滑落了,妹妹她继续大胆地往前走,而且是昂首挺胸地走。假若有人好意提醒她“裤子掉了”,她说不准会大怒并大骂你一顿。她还可以就这样光着下身、露着腚腚去万人瞩目的电视台与你舌战一场:“我错在哪了?”是的,她与那些“脱掉裤子用身体写书”的人比起来,与那些故意以不雅视频炒作而欲出名的人比起来,还真说不出她“错在哪了”。她只是无耻罢了,但她不在乎,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是无耻。

当前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雷人”事件早已充斥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我们在此应该注意到的是,所有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雷人”事件,都只是已见诸媒体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已。那么,水面下的冰山有多大?

这座冰山的庞大恐怕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但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冰山的庞大。

中国人曾经都是孔孟之徒,过去我们无论真实的道德水准有多么良莠不齐,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但每一个人仍知要努力保持着“道貌岸然”的模样。但今天,情况似乎正在惊人地变化着。我们且不说“周老虎”、“范跑跑”连“道貌岸然”也不要了的“牛样”,先看看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以及充斥媒体的一些常见现象,诸如“见死不救”、“卖身求荣”、“以强凌弱”、“敲诈勒索”、“忘恩负义”、“伤天害理”、“男盗女娼”、“色情暴力”、“围观强奸”、“喝彩跳楼”、“落井下石”,等等,所有这一切,是不是也已经渗入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见惯不怪、视而不见了?“冰山正向我们漂来”,这里说的不是北极冰山,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已感觉到了的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那座“道德冰山”。它已远不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是一场中国传统道德正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一场攸关我们五千年的做人根本——“仁义礼智信”和人格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存留的危机!这个危机已广泛渗入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深深地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第三节 商德底线:食品安全的背后是人性良知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商业道德,有这么一个故事。

古代发明杆秤的人,在秤杆上安了十六颗星,其中有三颗星的边上分别刻了三个汉字——福、禄、寿。用秤的商人卖东西给顾客时,如果短秤一两,则刚好少在刻了“福”字的那颗星上,意味着无“福”;缺二两,则无“福”失“禄”;少三两,则无“福”失“禄”且折“寿”。折寿被古人视为是最“恶毒”的诅咒,所以后来人们称不够分量的秤为“短命秤”。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商人要讲商德,要时刻不忘“商道”。

中国有着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业集市长期存在,自然,商业道德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面这个故事中,其实也反映出了中国传统商业道德的一个最基本标杆:诚信无欺。“诚”是中国儒家道德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内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商业伦理道德不可避免地受儒家文化思想的浸润。又比如“信”与“义”,也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道德标准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基础之一,因而中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重义轻利”。“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这些中国人过去津津乐道的经商警句,反映了中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价值观。但在今天,我们不能不直面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商人在商业道德与伦理方面,这种基本的价值观还有多少?一、基本价值观的颠覆“诚信无欺”在世界各国的商业活动中,尤其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商业交易活动的前提,就是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到保证,否则就与诈骗完全是一回事。但今天的一些中国人似乎并不这么看。有这么一个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段子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小学生看到课本中、电视剧中的日本人总是很傻,就问他爸爸:“既然日本人这么傻,为什么我们用的电视、冰箱等好多好多东西都是他们制造的?”那位爸爸回答道:“正是因为日本人很傻,所以他们造的东西很实在,我们也因此才相信他们造的东西啊。”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我相信很多中国人看了一定笑不出来。因为这个笑话,从某种程度上也真实地反映了今天的一些中国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某些观念。而与此同时,这个笑话也正反映出日本商人在商业道德方面的“诚信无欺”的普世价值观。曾经的“礼仪之邦”,尤其是几千年来在日本人面前有着强烈的道德自豪感而以老大哥自居的一些中国人,今天在教育孩子时也把日本人的这种“诚信无欺”看做“傻帽”了,而且还真沦落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地步了。曾几何时,凡是进口的产品一般比国内同类产品质量要好,这已是我们国人固有的消费观念。就此看来,莫非世界各国的商人们与中国商人相比都是傻帽了?

事实上以上这则笑话中那位“聪明的爸爸”的话,正反映出当今在中国的商业社会中“诚信无欺”这类基本的普世价值观在一些中国人中所遭遇到的颠覆性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商业领域中的道德现状。从假烟、假酒、假奶粉到食品行业造假泛滥,到服饰行业的假名牌成风,我们已很难举出在我们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中还没有被造过假的例子。显然,在这些不法商人的身上,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中的“诚信无欺”价值观已荡然无存。我们在本书后文中还会专门谈及“社会诚信”这项内容,可以看到当今社会“诚信”这个价值观所遭到的颠覆性挑战,已不仅局限于商业领域,而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在商业领域,“聪明”的中国人不但造出了假烟假酒等众多假产品,而且还造出了有“高科技含量”的假鸡蛋,发明了以有毒化学物质“三聚氰胺”“增加”蛋白质含量的三鹿奶粉等,终于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屡屡震动中国政府高层,引发全社会强烈关注和谴责的严重社会问题。二、食品安全背后的道德考量

在当前商业领域发生的诸多道德乱象中,食品安全问题无疑是当前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因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到化学食品、有毒食品的频频现世,它已从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逐渐走进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开始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和生命,拷问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价值观与道德准则。

如前文所述,“三鹿事件”迄今已经过去3年多了,但至今许多中国人回想起这件事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3年以前,政府对这一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人打击不可谓不大,处置不可谓不及时。随着国务院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机制的迅速启动,事发地地方政府主管副市长及以下的相关官员相继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罚,而“三鹿”企业的一干相关责任人等,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死缓、无期徒刑”等不同程度的法律严惩。在事件被严肃处理后,温家宝总理曾说:“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如果再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我们一定会严惩不贷。这是从维护民族大义出发,绝不能手软。”

但3年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食品行业这种类似“三鹿”式的危机远未结束,甚至我们仍很难相信“三聚氰胺”四个字就此从中国人的食谱中被彻底勾去了。政府确实是一直在“严惩不贷”、“绝不手软”,近年来对“瘦肉精”、“地沟油”的查处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但我们仍然很难相信“瘦肉精”、“地沟油”等就此会从中国人的餐桌上消失,这是为什么呢?政府在问,社会在问,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

美国有家造船公司在商界有句名言:“我们要造好船,如果可能的话,赚点钱。如果必要的话,赔点钱。但永远要造好船。”这句话其实也反映了美国这家造船公司在两个层次上的普世价值观:其一就是如前所述商业道德层面上的“诚信无欺”,其二则是在天理良心层面上对人类生命的敬畏。须知船是在水中行走的,质量问题攸关人的性命安全,这背后就已关联到造船人的人性良知。但即使赔钱,也“永远要造好船”,这在今天的某些中国人看来,是不是也和以上说的“造东西实在”的日本人一样的傻帽了?有人说,如果换成当前某些“聪明”的中国商人,他一定会这么说:“我们的目的是一定要赚到钱,管他造的是什么船。”“三鹿事件”发生时,我们曾惊呼在“天天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消费广告的引导下,“三聚氰胺奶粉”差点毁掉一代中国人。当时,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奶制品企业的专项检查表明,全国有22家企业69个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等的三聚氰胺,除了三鹿外,包括圣元、蒙牛、伊利、雅士利、光明等名牌畅销产品也榜上有名。我们本以为3年前的那场全国性的围剿之后,“三聚氰胺奶粉”会从此绝迹,但3年来的事实是,“三聚氰胺奶粉”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市场上出现。一方面是执法部门不停地查处,另一方面是不法分子前仆后继。为了赚到钱,即使是害人又害己,自己蹲牢房、掉脑袋也不在乎了。

又想起“三鹿事件”刚被曝光时,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奶制品专项检查结果出来后,网上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伊利、蒙牛最想对三鹿说什么》:

伊利:你加就加了,不能少加点?

蒙牛:我从来都是奶粉里加三聚氰胺,你是三聚氰胺里加奶粉?

三鹿(委屈):那天漏斗坏了,没控制住。

这个颇有点意味深长的段子也并不完全是个笑话。3年多后,蒙牛奶粉又曝出“疑似含有致癌物”等质量问题而受到全国舆论的广泛质疑。2011年年末,国家质检总局对蒙牛奶粉的抽查结果显示:其黄曲霉毒素M含量超标达140%。黄曲霉毒素M是什么东西?它是111993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一类致癌物的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虽然与当年三鹿事发之初一味遮掩相比,今天的蒙牛无疑更聪明了,有企业高管迅速出来承认检测结果,解释“是饲料环节出了问题”,公告“问题产品还未进入市场销售”,并“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等,但公众对“饲料问题能导致致癌物超标达140%”等说法的质疑声仍是不绝于耳。当年的“漏斗”没出问题,但不等于用到今年还没出问题。更主要的是,因为“诚信”在今天已被一些人看做傻帽,在这些人中,秉持“我们一定要赚到钱,管他造的是什么奶”之类价值观者仍大有人在。

瘦肉精是个什么东西?瘦肉精其实只是一种普通的叫做盐酸克伦特罗的化学药物,但到了不法商人手中,它就成了“瘦肉精”。因为添加了这种东西的饲料养出来的猪等家畜瘦肉率较高。这种东西对人体有极大危害,人若食用了含有“瘦肉精”的肉类,会急性中毒,出现心悸、头晕、手脚颤抖、不能站立等症状,严重的会引发心脏病。但很多年以来,一些不法商人秉持“只要能赚到钱,管他养的是什么猪”的价值观,使瘦肉精悄悄走上中国人的餐桌,在当代中国人的食谱中成为危害性和知名度都不亚于三聚氰胺的又一个致命麻烦。早在1999年,“河源毒猪肉事件”就曾震惊全国,政府执法部门也曾“严惩不贷”,没有手软,但一面是执法部门一次次查处,另一面是此类东西一次次复出,甚至还有蔓延之势。2011年,又是政府执法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围剿”瘦肉精的一年,但瘦肉精能否就此在当代中国人的食谱中被勾去?我们拭目以待。据有关调查,养猪农户在生猪出栏前一个月,在猪饲料中添加约2元钱左右的瘦肉精,就能使一头猪在出栏时多卖三五十元钱。有了这三五十元钱的蝇头小利,在当前社会的人性良知让位于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下,很难保证不会再有不法商人“飞蛾扑火,前仆后继”。

2011年也是我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围剿地沟油的一年。

地沟油是个什么东西?说起这种东西,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之不肖子孙搞的“中国第五大发明”了,其恶心之程度,令人不敢正视。

地沟油,过去又称潲水油、泔水油,即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将宾馆、酒楼的剩饭、剩菜(通称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出来的油。2011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围剿这种东西后,统一称之为地沟油。

地沟油的面世,除了严重有悖现代文明社会之道德准则和突破人类良知底线以外,其更大更直接的危害就是对人体的毒性,所以它也是一种毒油。人们若长期摄入这类毒油,将出现发育障碍和肝、心、肾肿大以及脂肪肝等病变。

长期以来,地沟油无疑已成为危害我们生活品质与生命健康的一个社会毒瘤。虽然政府执法部门也时有查处和打击,但这种令人恶心的东西仍在我们社会肌体内呈蔓延之势。事实上,不管你是在餐饮场所,抑或是自家厨房餐厅,地沟油都有可能存在于你吃得津津有味的食物中……自2011年8月下旬以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地沟油犯罪的专项整治活动,据媒体报道,这次全国范围内围剿地沟油犯罪的会战,目前已取得重大战果,已基本摧毁全国各地地沟油制售的主要犯罪网络。但从公安部门披露的“重大战果”中,我们也看到,地沟油这个毒瘤在我们生活中的浸淫之深!从公安部公布的全国十大制售地沟油典型案例来看,地沟油的泛滥基本上已遍及我国各地;而其多年来所形成的集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销售等多环节于一体的制售产业链之成熟与完备,已丝毫不亚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任何阳光产业!

早在“三鹿事件”发生时,就有学者对此评论说,这些人为了一包奶粉几元钱的利润,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下丧尽天良,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耻、最不可思议的犯罪!“三鹿事件”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因为其背后的道德沦丧之极!是因为其对一代中国人心灵的伤害之深!但是现在,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是继“三鹿事件”后当前食品安全领域又一批新的标志性事件?其同样是为了一些蝇头小利的动机,同样是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下的丧尽天良,何尝又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耻、最不可思议的犯罪?其对我们心灵的伤害之深也已经成为我们所不能承受之重!

事实上,以上所列“标志性”事件,它们在各自产品所在行业内,都不是个案,在整个食品安全领域,也只是道德缺失事件的一个标志、一个符号而已。如同样是2011年被执法部门严肃查处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染色毒馒头事件”,还有前几年同样是震撼中国人心灵的“毒米”、“毒面”事件等,其道德沦丧程度与以上所谓“标志性”事件毫无二致。何为“毒米”?就是不法米贩为了使劣质大米“好看点”而冒充优质大米以多赢利,在其中掺入工业用油而易使人致癌的有毒大米。何为“毒面”?就是在发霉的面粉中加入“吊白块”、“白之杰”等有害化学物质作为增白剂而制成的所谓“优质面粉”。虽然“毒米”等有毒食品现象近几年在国家的严厉打击下有所减少,但其背后的道德考量实在是使几代中国人都将不敢直面。大米和面粉是南北中国人的主食,民以食为天,现在的一些不法商人已不再信天!

毒米、毒面、毒奶粉、染色毒馒头、瘦肉精、地沟油等有毒食品的问世,无疑给我们民族的道德走向敲响了警钟,一个民族内部能出现如此极端的商业道德沦丧行为,是非常可怕的。这要是在古时候,即使是在敌对双方的政治军事对峙中,也是双方都不忍使出的手段。因为此类手段太丧尽天良,为人类所不耻!

食品安全出现如此问题,其背后已远非“诚信无欺”问题,而是关乎人性良知的一种道德考量,是一个已上升到人类对天理人伦、对生命敬畏以及所应持有的普世价值观变化问题。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与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道德水准的整体滑坡是分不开的,与当代中国某些传统价值观的被颠覆甚至是濒危分不开的。只有人的道德价值观出了问题,才会出现如此为了蝇头小利,不顾人类天理良心而“飞蛾扑火,前仆后继”的人类社会之奇观。当然,道德文明与价值观从来就是依附于文化的,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滑坡以及某些传统价值观的被颠覆和濒危,与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断代式的衰落也是分不开的。关于这个议题,我们在本书下文将会有详尽阐述,在此不作赘述。

在此要说到的一个在“三鹿事件”发生时没有引起中国人注意但足应引起中国人深思的事情是:几乎在中国“三鹿”东窗事发的同时,日本也发生了毒大米事件。但日本的毒大米事件一经媒体披露,日本奈良县一家米谷销售公司的社长就在家中自杀,他正是震惊日本的三笠食品毒大米的代理商之一。同时,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太田诚一就未能阻止受污染大米销售进行道歉,并提交辞呈。请注意,日本的毒大米是受环境污染而生成的,中国三鹿奶粉里的三聚氰胺则是人为加进去的。但中国的“三鹿事件”被广为曝光后,没见有谁因反省、因内疚、因身败名裂而自杀,相反地,相继有三聚氰胺奶粉被改头换面重出江湖而被查处的事件被披露。近代中国自传统文化发生大跨度、断裂式的衰落以来,当代一些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及其价值观不要说与世界,就是与这个曾经被我们认为是不知反省的日本民族比起来,其差距可见一斑。

有人说,战争年代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一种理解是可以安全地生活: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没有防空警报,没有流弹,可以自由地呼吸。但现在,和平时代的街市繁华依旧、阳光依旧,但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有另一种不安全的威胁正在向我们走来。这种威胁,已远非食品安全问题,而是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道德沦丧,是食品安全问题背后人的价值观变化。说实话,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今天严惩了三鹿,但谁也说不准它明天会不会又以其他面目卷土重来;即使我们今天围剿了瘦肉精、地沟油,但谁也说不准哪天又会有个什么“精”什么“油”蹦跶出来。三、“化学制造”关乎民族未来身体素质

如果你曾留意,也许你遇到过这种情况:西瓜不甜了,西红柿不酸了,黄瓜没黄瓜味了,大蒜没大蒜味了……很多瓜果蔬菜都没有原来那个味道了。其实这些看上去新鲜欲滴的瓜果蔬菜很有可能是在各种激素、增熟剂等化学药物作用下催熟的,而且可能有剧毒农药残留。而一些反季销售的蔬菜则要使用防腐剂、增粗粉和保鲜剂来保存。这些农药和化学物质残留对人体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有营养学家曾忧心忡忡地警告说: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和非食用物质的非法添加,正在毁掉中国人的健康。

食品添加剂是指用于改善食品品质、延长食品保存期、便于食品加工的一类化学合成物或天然物质。据了解,国家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整体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在正常用量下不会引起不良反应。但是,盘点中国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大多数与化学添加剂有关……在上文所列的食品安全领域的“标志性”事件中,从三鹿奶粉到染色毒馒头乃至瘦肉精等,我们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看到非法添加的有毒化学物这个影子。

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人的食物里,化学添加剂的滥用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从动物的饲料、植物的催生,再到种养、加工、运输、销售,一直到食品供应的整个链条,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化学物品都被中国的不法商人中那些能搞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天才”败类们应用到了食品链条的各个环节中。有些食品甚至完全就是用化学材料“制造”出来的,如人造鸡蛋等,也流入了市场,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们的厨房中、餐桌上。曾有人戏言:“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中国的不法商人们完全有实力包揽诺贝尔化学奖”。戏言并非夸张。

食品中化学添加剂的滥用问题,从近处说,事关人民身体健康;往远处看,攸关民族未来身体素质。

试想想,一个长期摄入各种有毒化学物品的民族,将来的国民体质又会如何?不要说远了,就说“三鹿事件”中的受害者“结石宝宝”一代,他们将来的体质将会如何?各种有毒、致癌化学物质在体内越积越多的我们生养的后代体质又将会如何?“东亚病夫”这顶帽子中国人曾经戴了100多年,中国人曾经是何等的愤慨和屈辱!几代人流血牺牲就为了要摘去这顶帽子,但是现在,一些道德沦丧的人正在努力地为我们,也为我们的后代争取一顶货真价实的这样的帽子。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我国早已出台《食品卫生法》和《产品质量法》。“三鹿”事件后,国家又迅速出台了《食品安全法》。有专家曾指出,此举标志着中国食品安全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的一步。2011年,政府执法部门依法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专项整治活动,更是接二连三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一切给国人关注的社会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

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还只是对当前食品领域安全问题的手术式治疗,是“治标”,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到“治本”,就必须从道德价值观层面上想办法、找出路。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波折,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卷入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漩涡。为什么一个历来标榜诚信的民族,在今天却屡屡出现如此最不可思议之事?为什么一个本应是“道德产业”的食品生产行业却呈现出走向“缺德产业”之势?

诚如前文所述,这一切都与当今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滑坡是分不开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是人性良知;食品安全出现问题的背后,是人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因此,只有从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入手,只有从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入手,才是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治标”而后能够“治本”,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出路所在。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商业道德的血液

在前文谈到了食品安全领域的某种道德现状,实际上,食品生产领域的道德水准之高下完全可以看做是当前商业领域道德现状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因为对一个不法商人而言,如果在制作食品的过程中尚且不能以起码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遑论生产制造其他任何商品时的道德自律。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滑坡的情况下,包括诚信在内的基本价值观在当今中国一些商人身上受到的挑战和颠覆已成一个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一些不法商人中,无论是街头掏地沟油污水的小贩还是光鲜体面的富豪乃至行业翘楚,其商业道德水准与价值观走向都已令今天的一代中国人深深忧虑。

大家应该还记得自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时,中国的企业家们也接二连三地出事,但他们的出事却与金融危机无关。

有的企业家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有的企业家因诸如“三鹿奶粉”一类原因被判刑;而更多的明星企业家们,则因为各种原因,被置于舆论漩涡的中心,成为公众非议的对象。

2008年在全国关注汶川地震、百万志愿者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抗震前线时,一位地产界的“领袖”、“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却因自己企业的数目不大的捐款受到公众质疑而在博客中撰文辩护说:“慈善不能成为企业负担。”此举引来全国嘘声一片。“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这位地产业界“领袖”的言与行实则反映了当前一些企业家的道德水准与价值观现状。

著名商业杂志《福布斯》一年一度推出的中国富豪榜,吸引着成千上万人的瞩目。当人们津津乐道着上榜富豪的传奇故事时,中国人却惊奇地发现,这个富豪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中国富豪的落马榜。许多刚刚以明星的姿态成为“榜上新贵”或某种商业杂志封面人物的富豪,却可能在短短几个月之后或因资本原罪,或因诚信原因等而在舆论和司法的执疑中销声匿迹。

早在“三鹿”事件发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指出:“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可谓一语中的!有学者也曾指出,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近代却难以出现一家百年不朽的跨国性的民族企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近代中国企业的创立者和经营者们没有在关系到自己企业生存的品牌灵魂中注入“道德”两个字!

一个企业家的道德缺失,从根本上限制了这个企业的发展。而一家企业的道德缺失,最终的结果是害人害己,甚至危害国家经济发展。

在以上所述“三鹿”事件中,我们看到,该事件伤害的不仅是无辜的消费者,也伤害了企业自身,三鹿集团为此支付了9亿多元的医疗和赔偿费,这个总资产为15亿元的全国著名乳制品巨无霸也因此而轰然倒下。同时,它对社会的伤害也是巨大的,它除了使我们感受到有毒食品的威胁以外,还毒化了整个社会空气。反过来,当一个社会的有毒产品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并危害公众生命安全的时候,当一个个商业诚信偶像在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中“曝光死”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也将面临崩塌的风险。而且,它的危害还将拖垮一个行业乃至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三鹿”事件后,人们一度“谈奶色变”,国内奶制品行业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危机。如果不是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及时处置,加之奶制品有助于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很难说国内的奶制品市场在战战兢兢中这么快就能恢复正常。而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中国食品行业因此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都无法估量!现在很多外国人仍在某些方面歧视中国人,虽然他们也认同中国悠久的历史、曾经灿烂的文化,但他们如今并不信任中国人,一个在自己同胞的饭锅里尚且为所欲为的民族,叫外人如何信任呢?近几年的商务纠纷就说明了一切。

有专家指出,当今中国企业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不是技术、管理和创新,而是道德问题。当今中国企业一直难以产生具有国际品牌的商业机构,缺少对于道德底线的遵守,是一个关键因素。

今天的中国社会无疑已经高度商业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人正在迅速走向富裕,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漠视商业道德底线,则多年构建的商业大厦可能会毁于一旦。中国经济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离不开商业道德的血液,走出道德困扰,加强商德建设,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如何走出商业道德问题的困扰,是近年来中国商界及学术界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但总体而言,继承传统,重建中华商业伦理,这一点争议不大。美国国际领导开发公司总裁唐振基说得好:如果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千年企业,中国本身内在肯定有它好的文化、道德伦理来支撑这个国家。中国的商业大厦本身也是一个几千年的企业,发展到今天,其本身内在也肯定有它好的文化、道德伦理来支撑这座大厦。

在前几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看到,许多中国人是如此团结一心,踊跃捐助,这里面也有众多企业家和商人“以义为利,以义应事”,站在了抗震救灾前线。中华民族毕竟是个有着五千年道德文化底蕴的民族,在当今社会的浮躁和喧嚣中,毕竟传统道德还深藏于我们一部分中国人的内心!第四节 医德底线:直面的是人类普世价值观

中华医药学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我们的民族在同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医学,同时也形成了崇高的医德。

中国古语云:“非佛无以为医,非儒无以为医。”行医者必须要有佛道之心,有儒家仁爱之心。

儒家讲:“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在几千年的中华医药学传统中,这种医德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医乃仁术”,集中表达了医学的仁爱、仁慈和仁义观。仁,“人”字旁一个“二”,即两个人。病人从医生那里得到救治,医生从病人那里得到经验。医生自己只是一个人,如果光为自己经济利益而“施治”,就不是仁,而是不仁。“无德不立”,就是说,若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所谓医学就不存在,因为医者的终极目标是“济世救人”,是“普救苍生”。“仁德”,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内涵。

因此,医生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古称医生为“国手”,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说,可见医生的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之崇高。在中国传统社会,行医者还有“悬壶济世”之说。“悬壶济世”出自这样一个典故:古有“壶公”,不知其姓名,乃东汉时期一位卖药的老翁,精医术,善治病。因常悬一葫芦于市头卖药,“药不二价”,“治病皆愈”,故后世称行医为“悬壶”。医德高尚者就以“悬壶济世”为信条。在我们今天的许多医疗机构制定的“医生职业道德规范”中,都还能看到“悬壶济世”之类的字样。但是,在当前社会,面对一些高得离谱的药价乃至天价治疗费用,我们不禁要问:“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时代发展到今天,一些医生的形象在民众中无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民间一些关于当今医生形象的民谣更是尖刻之极。在“白衣天使”的形象一落千丈的背后,我们同样要问的是:传统医德在今天的医生身上还有多少?一、医德是中西方共尊的普世价值观

何为医德?在此,我们说的是指医生在其职业工作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

医生的职业工作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因此,医德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处于道德观念的制高点。一个社会的医德水准体现了这个社会活动的道德水准。

据说,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学医的学生入学时的第一课都要先学古希腊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都要正式宣誓。

希波克拉底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医生,被认为是西方医学之父、人类最伟大的医学家之一。《希波克拉底誓言》以朴实、洗练的语言,提出了“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的行医道德标准。《希波克拉底誓言》翻译成中文约有500字,在这里我们摘录几句于下,以一窥西方医学界代代相传之医生职业道德标准之概貌: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之。

由此可见,两千多年以前,西方社会就有了医生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这至今仍是西方社会在医德方面的一种普世价值观。

在中国,医德更是一种很久远的价值追求。据史书记载:“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这种“尝百草以疗民疾”的风格和思想,就是中国古代医德的主要内涵之一。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关于医道医德论述的典故史籍可谓浩如烟海,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强调道德可以说是中华医学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唐代“医圣”孙思邈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一卷叫《大医精诚》,可谓中国医学典籍中最为全面系统的医道医德规范,向来为中国习医者所必读。《大医精诚》强调医道之“精”,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要求医者必须要有精湛的医术;同时强调医道之“诚”,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而不能“恃己所长,经略财物”等。

由上可见,自古以来,医德就是中外医学界所共尊的普世价值观。其共同点之一就是:医疗活动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业活动,因此,医生不是商人,经济效益不是医疗活动的终极目的。在西方社会,如《希波克拉底誓言》所述:“为病家谋幸福是唯一目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其终极目的就是“悬壶济世,普救苍生”。二、普世价值观伤不起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70后”还记得那个“有个小病小痛去找个医生在屁股上打两针就好了”的年代。但现在,对偶尔得了个小感冒或有了点小伤痛的人来说,那样幸福的事儿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对小病小痛小感冒以在屁股上打针为主的治疗方式似乎已经被“淘汰”,而流行的“治疗方式”是打吊针。就拿治一个小感冒来说,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基本上一进医院,就有一番验血验尿之类的各项检查,然后就是无一例外地去打吊针,而且往往一打就是好几天。

是现在的感冒病毒“与时俱进”了,需要多项检查才能查出来,还是现在的药效退步了,非得要挂吊瓶加大药量才有疗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对医院的药品销量而言,在病人屁股上打一小针与在病人手臂上输一大瓶液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毋庸置疑,治个小感冒从过去“在屁股上打两针”的治疗方式发展到今天以打吊针为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治疗方式之一,其背后有医院和医生的经济利益动机。这反映出今天一些医院和医生的价值观已与中国传统医德背道而驰,也已与中外医界所共尊的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如果医生职业活动的终极目标已偏离了“悬壶济世,普救苍生”,已偏离了“为病家谋幸福”,而是偏重于经济创收,甚至发展到“恃己所长,经略财物”,则这时的医生基本上就与商人无异。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如今的一些医生展现的是一副“商人嘴脸”。

当你走进医院后,面向医生求诊时,很奇怪的是有些不良医生首先问的并不是你的病情,而是问你的身份职业。在我们的传统中医里面有个“望闻问切”的程序,此时这类医生他首先“望闻问切”的却是你的身份和你口袋里钱多钱少。他正是根据你的身份和你的口袋里钱多钱少来开药。你口袋里的钱越多,可能你需要付的医药费也就越高。

有人形容说,当医生变成商人时,求医看病就好比是上餐馆消费,在餐馆,服务员一个劲地向你推销酒水、特色菜,但用多少的菜、用多贵的菜,你自己基本还有个谱,主动权还在你。当面临医生在关乎你的健康与生命的事上一个劲地向你推销用多少的药、用多贵的药时,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对一些口袋里没几个钱的还处于贫困阶段的老百姓而言,最怕的就是生病。因为在这个时候,“看病难、看病贵”才是最真切的感受。

当医生成为商人时,他无疑会用从事商业活动的心态来从事医疗活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今一大社会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拿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治疗一个小感冒来说,也许在屁股上打两针就能治好,或花个十几元买一盒感冒胶囊或者几袋感冒冲剂服用后就可以治好,而在今天的某些医院则可能要花费几百元甚至数千元“治疗费用”,目前甚至花费上万元治感冒的极端案例也时有耳闻。这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如何产生?一是先来一番大体检,不过这些体检可都是要收费的,这就叫“过度检查”;二是治病的药和可用可不用的药都加在一起挂吊瓶,能多用药就行,这就是“过度治疗”;三是这些药的价格,患者一般是搞不清的。多数时候,一些不良医生往往会向你推荐一些“特效药”或“新药”,无疑,这些肯定是高价药。实际上,这些药可能正是该医生能根据“销量”按百分比拿提成的“回扣药”,而这些所谓“特效药”也往往是国家严令控制价格的廉价药,只是被一些不良的药品制造商换一个药名、换一种包装重新定成高价药而已。在当今社会的拜金热潮下,一些不良医院尤其是一些民营医院也是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因此很难说,这种事情在一些不良医院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以及药价虚高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你治疗一个小感冒也可能要花费数千元乃至上万元“医疗费”的来源,也是当前社会“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源。“看病难、看病贵”等事关民生疾苦,一直是政府十分关注并下大力气改善的问题。比方说,为破解“药价虚高”困局,政府曾先后出台多项强制措施,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一次“降价令”出台,似乎一夜之间,被降价的药品就会从药店柜台和医生的处方中消失,而同一种成分的药品换一个药名又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现了。而接着政府的“药名统一”和“医药分离”的政策出台,曾一度有效抑制了“药价虚高”现象,但是,一些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的不法医疗机构总能变着法儿从病人身上非法“创收”。

无可否认,“看病难、看病贵”已是当代社会难以治愈的一个“痼疾”。因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从其根源上来说,正如前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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