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名人志：王羲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钱茂竹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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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名人志：王羲之试读：

《绍兴历史名人志丛书》编委会

概述

王羲之（303—361），山东临沂人，后迁居浙江绍兴。他是中国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史称“书圣”。

晋朝是一个“乱”和“篡”的时代，也是追求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时期。而琅琊王氏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门阀士族，为司马氏集团所倚重，人谓“王与马，共天下”。羲之父王旷，识量弘淹，晋元帝南渡，“旷首创其议”，被委以江北军事重地淮南内史之重任。永嘉三年（309），旷奉命北上平叛大败，失落民间。从此，羲之失去“过庭之训”，靠母兄及叔父养育。从伯王导、王敦器重之，称其为“吾家佳子弟”。人称为“王氏三少”之一。

王羲之20多岁走上仕途，“起家秘书郎”，其职务是专事图书典籍及校写工作。太宁元年（323），羲之“袒腹东床”被太尉郗鉴招为婿。羲之风格爽举，不类常流。咸和三年（328），为会稽王友。次年（329），出任江州临川太守，他纠弊补阙，扬道立威。不久，丁母艰三年。时庾亮掌权，荐王羲之为参军，既而迁长史。庾亮称羲之“清贵有鉴裁”。王导欲荐为侍中，羲之不就。咸康七年（341），羲之为江州刺史，兼宁远将军，多种举措，解民疾苦，受人拥戴。朝廷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为吏部尚书、护军将军等，皆不就。他对友人说：“如去关陇、巴蜀皆所不辞。”江州任满，依恋庐山，购地筑室，奔走于京庐之间，潜心书艺。殷浩再荐羲之为护军将军，遂至京城整顿军营，纠陋正误，增强战力。期间，求去宣城，朝廷不许。永和四年（348），改任吴兴太守兼护军将军。

永和七年（351），王羲之49岁，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永和九年（353），与谢安、孙绰共42人作兰亭修禊，书《兰亭集序》，为“天下第一行书”。时王述与羲之情好不协，羲之在万分愤慨中，于永和十一年（355）作自誓父母文，决心归隐山林，时年53岁。自此离开官场，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遍游浙中诸郡。但服五石散使他的身体日渐虚弱，百病丛生，举体急痛。晚年养病于山阴老家或剡地金庭。致友人信中云：吾有七儿一女，内外孙十六人，足慰平生。升平五年（361），两孙女旬日夭亡，他悲痛欲绝，病体转危，至五月十日谢世，享年59岁，葬嵊州。其夫人郗氏享天年而终。

王羲之自幼学书，得名师卫夫人悉心教导，又得叔父王廙热情指点。在王氏家族浓重的书法氛围和前辈与当代各著名书家中，他精博诸体，变古制今，自成一家。至会稽如得之神功，《兰亭集序》登峰造极，古今莫二。他开启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新阶段，拓展了中国书法美学的新境界，树立了中国书法技巧的新标杆。他无愧于“书圣”的称号，绍兴亦是中国书法之乡。

目 录

第一节　远世勋业

第二节　近祖功德

第三节　父辈辉煌第二章　时代

第一节　动乱岁月

第二节　玄学清谈第三章　生平

第一节　江左名门

第二节　幼失庭训

第三节　起家秘书郎

第四节　素无廊庙志（上）

第五节　素无廊庙志（下）

第六节　国是政见

第七节　会稽内史

第八节　兰亭修禊（上）

第九节　兰亭修禊（下）

第十节　誓墓归隐

第十一节　终老林泉第四章　书法艺术

第一节　主要成就

第二节　代表作品

第三节　历史影响

第四节　今日兰亭附录

附录一　王羲之的生年和卒葬地

附录二　王羲之夫人郗璇、子女及内外孙姓名考略

附录三　王羲之家庭世系简表

附录四　王羲之大事年谱

附录五　王羲之书论六篇参考文献第一章　家业第一节　远世勋业

王姓是中国的大姓，它的得姓由来与一般姓氏有所不同。一般得姓往往出自某国某地某爵为姓，宋郑樵《通志·氏族志》归纳有30多种。但王姓却不全如此，《通志·氏族志》归为“以爵为氏”。王氏，天子之裔也，所出不一，有姬姓之王，有妫姓之王，有子姓之王，有虏姓之王等。因为在夏商周三代，国君对子孙和有功之臣往往封王。(1)《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封王既多，其后裔为追念先人，炫耀自己，往往称自己为王氏，特别是后来不少少数民族汉化后，也常称自己为王氏，故王氏是一个姓源众多、族派纷繁的姓氏。不过《通志》仍归结为“以爵为氏”，并诠释曰：“若琅邪太原之王，则曰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2)宗恭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是以子孙以王为姓。至于其他地方王氏，则别有所本，绝非一人一地之姓。王氏郡望遍于全国，但最著名的是琅邪（琊）与太原王氏。本书主人公王羲之就属于琅邪王氏，而姬晋乃其始祖。

据王氏宗谱所述：太子晋的八世孙王错，为战国时期魏将军。当时王姓叱咤风云，转战千里，成战国末期尤为秦国的栋梁，这里特别叙述秦时大将王翦、王贲、王离祖孙三代。据《史记·王翦列传》载：王翦“少而好兵，事秦始皇”。自始皇十一年（前236）始，攻赵，拔九城。十八年（前229）再攻赵，拔之，赵王降。十九年（前228）攻燕，击魏，定其诸地。继而破荆（楚），虏荆王。子王贲，骁勇善战，建功良多。王翦父子与白起、蒙恬为秦主将，风驰电掣，所向披靡，终于消灭六国，统一全国。至秦二世时，翦、贲已亡，其孙王离掌重兵。陈胜起义，王离据二世之旨，围赵王及张耳于巨鹿城，时人畏之，咸谓此乃名将王翦之后。后项羽率军救赵，与王离对阵，进行了著名的巨鹿之战。最终王离战败，成了项羽的俘虏。可令人深思的是：王氏其始在赵地，其终也在赵地。所不同的是：一成就了功业，一结束了功业。从此秦国岌岌乎殆哉。所以王氏之兴衰几乎与秦国相始终。这里要说说王氏与越地还有一段缘分。《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还攻代……”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会稽郡最初是王翦建立的，延续了1800多年的越国从此变成了会稽郡，从此越地开始了800多年的会稽郡历史，王翦应是会稽郡的创立者。

由于王离被俘，秦法苛严，王离二子只好避祸逃亡。长子王元迁于琅邪郡隐居，次子王威迁于太原一带。由此其后裔分别为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而且成了中国王氏最著名的氏族。

王元下传四世为王吉，时已入西汉中朝了。王吉自琅邪皋虞迁到同郡的临沂都乡南仁里，从此王氏就自称琅邪临沂人。新修王羲之故居（位于山东临沂）

琅邪山在山东东南部，东临黄海，诸城县东南。秦时，置琅邪郡，郡治在诸城县一带，屡有迁徙。琅邪山曾建有琅邪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前219），始皇第二次东巡封泰山，登之罘，至琅邪，于是置琅邪刻石。第五次三十七年（前210），始皇从云梦转钱塘，至会稽，置会稽刻石，后又从会稽北上，再到琅邪山高筑观台，以望东海。由李斯书法，刻碑颂德。琅邪台刻石高一丈五尺，至明仅存十三行八十六字，有古碑传世。王氏在汉时迁至琅邪国郡的临沂县。临沂县是山东名胜之地，在日照市之西南，后属东海郡。因此处东部有沂水经过，故名。隋时曾为琅邪郡治，唐以后为沂州州治，明废县并入州，清改称兰山县，1913年复称临沂县。临沂北部为山区，蒙山高耸入云，几可与泰山遥相对望。中部为延绵不断的丘陵，南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沂水曲折流贯全境，肥壤沃土，鱼米之乡，有各种丰饶的土特名产。王氏一族就在此处受沂水的滋润、蒙山的启迪，自汉以后支脉纷繁，德泽绵延，彬彬大盛，是为大族。特别是人才众多，衣冠相望，卓卓在人耳目。所以王吉可算是琅邪王氏之始迁祖。

王吉时，琅邪王氏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王吉及其子王骏、其孙王崇三代，在西汉时官居上品，位极人臣。《汉书·王吉传》云：“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举贤良为昌邑中尉。”他身历西汉昭帝、宣帝、元帝三朝。起家为益州刺史，复为博士谏大夫。他通五经，尤以《诗》《易》《春秋》大义上疏言帝得失。这与其先祖王翦祖孙三代以武功而名天下不同。他是文官，但他能不避风险犯颜直谏，认为“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衡橛之间哉”。他还提出“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故谨选左右，审择所使”。他提出以礼治政安民，如此“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大一统也。他还提出要晚婚晚育，认为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但他的谏议，皇帝认为“其言迂阔”，不合采用。王吉之子王骏，承父学，明经行修，有专对材，先后为谏议大夫、幽州刺史、司隶校尉、少府、京兆尹等职。时与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齐名，皆称能臣。谚云：“前有赵张，后有三王。”后为御史大夫。王骏子王崇，以父任为郎，历刺史、郡守，治有能名。时为哀帝、平帝及王莽代。曾左迁为大司农、后徙卫尉左将军，代大司空，封扶平侯。《汉书》“赞”曰：“自吉至崇，世名清廉。”他们禄位弥隆，好车马衣服，但无金银锦绣之物。至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可见，王吉三代以礼持身，不事阿谀，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后。家风相传，廉洁承续，为王氏争得了荣誉。第二节　近祖功德

王吉下传四代为王仁。王仁，字少玄，为东汉大将军掾，曾任青州刺史。王仁生四子：谊、睿、典、融。王融，“公府辟不就”，他淡于仕进，志行高洁。时值汉末三国时，政局多变，朝臣多险，士人多避祸隐居，王融亦为其一。融生二子：祥、览。王氏到这一代，声誉鹊起，朝野敬仰，位居三公，权重一时。琅邪王氏称为名门士族，可从王祥这一代起。《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有云：“王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王祥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孝子，二十四孝中有其事迹，称为“卧冰求鲤”。本传云：“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李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

朱氏虽为后母，但王祥谨受母命，卧冰求鲤、求雀、护李无不周到，孝感动天，天如人愿。《世说新语》引《晋阳秋》对《孝子传》(3)作进一步诠释曰：“母之所须，必自奔走，无不得焉，其诚如此。”

时值汉末，社会动乱。王祥扶母携弟避祸庐江。他在那里隐居达30余年，州郡征召他，他托言谢绝。直至母丧，杖而后起，时届耳顺之年。弟览亦劝其出仕。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又领兵征讨寇盗，屡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人们歌颂他：“海沂元甫，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后迁大司农，封关内侯，拜光禄勋、司隶校尉，迁太常，封万岁亭侯。其时，为魏国曹爽称帝，一次“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后为司空，转太尉，加侍中，睢陵侯。及至西晋立、武帝践祚，拜太保，进爵为公，帝常遣吏谘问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乞逊位，帝不许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祥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帝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必朝请，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谘访之。逮病驾时，遗令子孙：“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珠宝“皆勿以敛”，其坟墓“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家人大小不须送丧。”他嘱儿孙：“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晋泰始五年（269），王祥去世。其族孙王戎曰：“太保可谓清达矣！”称他虽不在能言者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远，将非以德掩其言乎”！王祥有五子：王肇，仕至始平太守；王夏，早卒；王馥嗣爵，为上洛太守；王烈、王芬并幼知名，早年同时而亡。

王览为王祥同父异母弟，幼时，见母朱氏楚挞祥，“辄涕泣抱持”。及至成人，每劝其母少止凶虐。朱氏曾于酒中下毒，览知后，举杯自饮，母见而夺杯，自此，凡给王祥之食，览必先尝。朱氏又虐待祥妻，让其干脏活累活，览亦让妻主动与嫂分劳分忧。后来朱氏之不端行为，有了转变。王祥王览的孝悌忠信、兄友弟恭事迹通传四邻，在中国历史上成为范式。王祥仕进后，王览也应本郡之召，为司徒西曹掾，后为清河太守。晋立，为弘训少府、太中大夫。晋武帝咸宁初诏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其以览为宗正卿。”后转光禄大夫。咸宁四年（278）卒，年七十三。王览有六子：裁、基、会、正、彦、琛。王裁为抚军长史，王基为治书御史，王会为侍御史，王正为尚书郎，王彦为中护军，王琛为国子祭酒。其后裔多贤才，兴于江左。

王羲之的高祖为王融，其伯曾祖为王祥，曾祖父为王览。王祥位列三公，为晋朝开国元勋，这样奠定了琅邪王氏门阀士族的基础，开始了名门大族的历史。但王祥之后裔很快式微，而王览的后裔特别是王裁、王基、王会、王正及其后代却冠盖不绝，名震朝野，在东晋朝中央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中，立下大功。于是真正成了江左门阀，两晋名士之首。

王羲之的祖父为王正，字士则，他没做高官，仕至尚书郎，系四百石小官。第三节　父辈辉煌

琅邪王氏传至王羲之父辈，肇丕基而振家声，飞黄腾达，官居冢宰，举世无双，为东晋朝首屈一指的门阀士族，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显赫家族，不仅影响一代二代，且遗惠流泽于无数子孙后昆。这里的父辈主要是指王览之后代、羲之父亲王旷（王正之子）及从伯父王导（王裁之子）、王敦、王含（王基之子）、王舒（王会之子）以及叔父王廙、王彬（王正之子、王旷亲兄弟）等。他们同宗同族，兄弟携手，父子同心，左携右引，上下联动，形成了称著史册的名门望族。这里主要介绍王导、王敦、王廙等人，还结合介绍同族同祖的王雄一支中的王戎简况。

王旷。《晋书·王羲之传》曰：“王羲之，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王旷，字世宏，生卒年不详。世居山东琅邪。晋室从司马睿祖父司马伷起就一直任琅邪国王，司马睿嗣位时年仅15岁。他是司马懿的曾孙，但是属偏远皇亲。因当年司马懿与侍妾伏夫人生了伷，所以伷与皇位相距甚远。但“八王之乱”，可以嗣皇位的皇族大多伤亡，这样就轮到司马睿这位远族了。又因为当年司马懿听了玄石图有“牛继马后”一语，忌讳牛氏会篡位，就杀了一位叫牛金的手下将领，以破戒语。不想司马睿母亲竟和一位姓牛的小吏通奸生下了司马睿。所以司马睿从祖父司马伷起就封在偏远的靠海琅邪郡为王，并为其他郡王所瞧不起。“八王之乱”后，使原本微弱的琅邪国渐渐凸显了出来。王旷、王导等看到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奇货可居，故王导速由东海王司马越处转入司马睿处，为安东将军府司马，并对还在洛阳的司马睿多次劝说他早日就国。司马睿有感势孤力单，早有心与王氏大族拉上关系，于是双方关系十分密切。《晋书·王导传》：“两人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凭王氏三兄弟之政治眼光和谋略才智，商量结果，他们建议，建邺（今南京市，三国时称建业，西晋称建邺。为避晋愍帝讳，以后称建康）既为吴郡王气所在，应去建邺建立政权。王旷说：他与王廙的姨母嫁于司马氏，这样王旷与司马睿是姨表兄弟，自幼一起长大。《全晋文》中“王旷小传”云：“旷，廙弟，惠帝（290—306）时侍中，出为丹阳太守。(4)永嘉（307—312）中为淮南内史，有集五卷。”王旷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司马睿南渡建邺，组成了安东将军府，府中除任用了一些江南人士外，也任命一些北方士族。如何用人？王旷有自己的看法，当时有一个叫裴郃的人，王旷在给司马越的信中谈及此人。于是裴郃被任为长史，但有人不大服气。王旷在信中说：“裴郃在此，虽不治事，(5)然识量弘淹。此下人事大敬附之。”可见王旷观察人能从“识量”去考察和分析，这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他主张从大节上衡量而任用人，可见他在当时参与了司马睿安东将军府的人事安排。当然也可见司马睿对他的信任。司马睿对王旷的倚重还在淮南内史一事上表现了出来。当时司马睿据建邺，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扬州十一郡，有淮南、庐江两郡在江北，江北据要冲之地，唯有江北巩固，建业才能安然无恙，故必须有心腹之人方可担此重任。司马睿看准了王旷之才，就任他为淮南内史，掌握淮南郡实权。在南渡的大事上，更充分展示了王旷“识量弘淹”的战略眼光，他审时度势，作出此项建议。晋裴启《语林》中作了很具体的描述：“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6)大乱，欲何所图谋？欲将告官。’遽而内之，建江左之策。”这里的大将军即王敦，丞相即王导，他们先在议论，王旷入内，提出了南渡江左之策，于是这几个兄弟就向司马睿提出建立东晋政权的建议。所以永嘉元年（307）南迁建邺，进而于317年建立东晋政权。故东晋政权实由“旷首创其议”。王旷有开创之功，是司马睿十分信任的人物。

王导（276—339），为我国古代名相，《晋书·王导传》：“王导字(7)茂弘，光禄大夫览之孙也。父裁，镇军司马。”王导自幼有风鉴，识量清远。14岁时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就与其从兄王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时元帝司马睿为琅邪王，与导亲善。王导见天下大乱，有兴复之志，遂倾心推奉，睿亦“雅相器重，契为友执”。睿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言”。307年，司马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时王敦军功赫赫，人人敬仰。导与敦谋，于三月上巳日，说司马睿出巡视察民间修禊活动，乘肩舆，具威仪，而王敦、王导及诸名贤皆坐骑跟从。这时一些江左名士“窃视之”，很惊惧，于是相率拜于路旁。这样元帝的威信树立了起来。王导继而进言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报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他提出顾荣、贺循为“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元帝请王导造访，二人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这样才打下了元帝建立东晋政权的基础。当时中州人士十之六七避乱江左，王导劝元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元帝既得人心，力量大增。王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帝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王导《改朔帖》

317年，东晋立，司马睿正式称帝，“帝登封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王导一再辞谢。于是以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名臣桓彝过江，见朝廷微弱，十分失望，忧惧不乐，及与王导畅谈世事后，谓人说：“而见管夷吾（按齐国管仲），无复忧矣！”足见王导对时人的巨大影响。当时在建邺的过江人士，每逢暇日就到新亭宴饮，大臣周颐坐而叹息：“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即说风光不错，但所见的不是过去京洛风光呵！人们为山河沦丧而伤心落泪。王导愀然变色道：我们应该努力共扶王室，光复神州，怎能如楚囚一样相对而泣邪？于是众人振作了起来，“收泪而谢之”。这就是“新亭对泣”的故事，足见王导的豁达态度和坚毅意志。当时北方混乱，南方相对安宁，王导上奏元帝要修学立庠，重振风教：“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这就是《易经》所述的“正家而天下定”的说法，于是正风俗、安家邦、兴教学、倡礼义，行清静之政，社会宁洽。为解决南北之族之争，他提出“侨籍法”，即将南来士族赐予一定土地，安家落户，不与本地人发生争执。王敦反叛时，王导先是劝之再三而不听，后就率群从昆弟子侄20余人，每晨到朝廷待罪，帝知王导忠节有素，发还朝服，召见他。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加导为尚书令。到明帝即位（323），王导受遗诏辅政。王敦乱平，进封始兴郡公，进位太保，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并再受遗诏，共辅幼主，成帝立（326），石勒入侵，诏导为大司马，假黄钺出征，俄而贼退。不久，苏峻叛乱、六军战败，王导入宫侍帝，苏以导德望，不敢加害。王导又善理财，当时国库空虚，帑藏空竭，库中唯有竦布（粗绣和菖布）数千端，没人要买。王导乃与朝贤制作竦布单衣，于是京城人仿效之，竦衣成为时尚，而竦布之价也日贵，“端之一金”。《晋书》本传曰：“导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帝知之，给布万匹，以供私费。导有羸疾，不堪朝会，帝幸其府……其见敬如此。”王导又发兵征讨叛军石季龙。贼败后，为中外大都督，进位太傅，又拜丞相。帝诏曰：“公文贯九功，武经七德，外缉四海，内齐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业同伊尹，道隆姬旦……永为晋辅。”对他的褒奖达于极点。《世说新语》共有《德行》《言语》等36门，而有26门记述了王导言行，内容达86条之多，仅次于稍后继他为相的谢安。王导于成帝咸康五年（339）去世，终年64岁。帝举哀三日，丧礼极其隆重，“中兴名臣莫与为此”。《晋书》本传史臣曰：“（导）提挈三世，终始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王导是东晋栋梁，史坛名臣。

王敦（266—324），《晋书》本传曰：“王敦，字处仲，司徒导之从父兄也。父基，治书侍御史。”王览长子裁为王导之父，次子基为王敦之父，王敦为王导从兄。王羲之与王导、王敦的关系即为伯父与侄子的关系。王敦与晋武帝女襄城公主结婚，拜为驸马都尉、太子舍人。敦少有奇人之目。当时王恺、石崇以豪富为风尚，一次恺置酒，宴王敦王导诸人，席间一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殴杀之，一座改容，敦神色自若。一日，敦、导造访恺，恺使美人行酒，如客人饮酒不尽，便杀美人，行酒至王敦处，敦傲然不视，美人惶恐万分，导素不饮酒，恐美人得罪，勉强饮尽。回家后，王导叹曰：“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这种刚忍的脾气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洗马潘滔见之曰：“处仲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他曾助晋惠帝立有功勋，迁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大鸣胪、侍中、出除广武将军、青州刺史。怀帝即位，永嘉初为中书监。时天下大乱，敦以公主侍婢百余人配给将士为妻，金银食物散之于众，以此获得了不少士庶之心。其后，协助元帝在江左建立了东晋政权；且为扬州刺史，加广武将军。不久进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节，与从弟王导同心翊戴晋元帝，以隆中兴。时人称为“王与马，共天下”。蜀地杜弢作乱，敦命陶侃征讨，最后剿灭叛乱。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东晋建武初，又迁征南大将军。中兴建，拜侍中、大将军、江州牧，寻加荆州牧。重兵屯武昌。王敦《蜡节帖》

当时，御史中丞兼侍中刘隗等对王导、王敦甚有怨恨，以为王氏擅权朝中。《晋书·王敦传》曰：“初，敦秀自清厉，雅尚清谈，又不言财色。既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众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王敦既有此不臣之心，帝遂以刘隗、刁协为心膂，加之这些人的构陷，帝与王敦矛盾加剧，“帝愈忌惮之”，于是派刘隗等人以讨胡为名，出兵而“实御敦也”。这样在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敦率众内向，以“清君侧”“诛隗”为名，起兵进攻金陵，帝师败绩，敦兵入朝，放纵士兵劫掠内外。敦将周颐、戴若思等人害之。帝封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邑万户。于是敦退兵武昌。时明帝即位（323），手诏征之，拜受黄钺，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敦移镇姑熟，自领扬州牧。其时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己门。一些亲信共相驱散，杀戮异己，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对这些不轨行为，王导多加劝导，不听。其弟王棱任豫章太守日夜切谏，敦怒，阴杀之。敦以沈充、钱凤为谋主，再次起兵反叛。明帝微服私访至芜湖，敦病，遣人慰问，而实为察看。敦亦遣大将温峤至京觇伺朝廷。温峤却向明帝表明王敦种种谋逆之情。时帝先出一计，言敦已病亡，下诏表彰王敦，而讨伐敦部下钱凤、邓岳等人，将敦与这些骑兵悍将分离了开来，使之失去号召力。其时王敦病笃，不能御众。钱凤等果率众三万攻向京师。明帝率六军讨伐，屡败叛军。未久，敦病死，年59。下人秘不发丧，以席裹尸，蜡涂于外，埋于厅事中。叛军自败，钱凤等人被斩。帝即发瘗出尸，焚敦衣冠，跽而刑之，悬首于南桁。这样王敦两次举兵叛逆，终于消灭殆尽。《晋书》本传史臣评之曰：“（敦）弼成王度，光佐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既而负勋高而图非望，恃势逼而肆骄陵。蜂目既露，豺声又发，擅窃国命，杀害忠良，遂欲篡盗乘舆，迫迁龟鼎”，最后终为历史汰弃。

下面简述其他人物：

王含，为王基之子，王敦之兄。《晋书·王敦传》叙王含云：“含字处弘，凶顽刚暴，时所不齿，以敦贵重，故历显位。”当王敦反叛时，任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当敦病转笃时，以含为元帅。当王含兵至江宁时，王导遗书王含指出：“兄一旦为逆节之臣，负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王导云：“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事犹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奋，导以为灼炟也。”但王含不听，当王敦败绩，钱凤等被杀后，含父子乘军船奔荆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于是王敦、王含余党遂悉平。

王舒，为王会之子，王导、王敦之从弟。王敦反叛时，曾封舒为荆州牧，但舒没有陷入王敦反叛集团中。《晋书》本传云：“王舒字处明，丞相导之从弟也。父会，侍御史。”少好学不倦，不求时名。年四十余与诸父兄俱至建康。补溧阳令、车骑司马、北中郎将。“咸称明练。”未久，授国子博士，加散骑常侍、少府。太宁初，徙廷尉。王敦败，王含父子奔舒，舒遣军逆之，并沉于江，于是进督荆州，平西将军、假节，后为广州刺史、将军、都督、尚书仆射，后授抚军将军，会稽内史。咸和三年（328），苏峻叛乱时，行扬州刺史事。与庾冰及吴王师等率众渡浙江攻峻，几经周折，终败叛军于吴兴、武康、余杭等地。陶侃立行台，上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寻卒于官，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王廙，王正之子，王旷之弟兄（一说兄），王导之从弟，王羲之之叔父。《晋书》本传云：“王廙字世将，丞相导之从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书郎。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王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随元帝过江并豫迎大驾，封武陵县侯，拜尚书郎，任司马，守庐江、鄱阳二郡。除冠军将军，领丞相军谘祭酒，后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元帝即位，呈《中兴赋》，又上疏指出各种祥瑞之兆，“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王敦一直重视廙，曾使廙代为荆州，但廙又为敦部将所袭。一次大胜，自浔阳迅风飞帆，暮至京都，倚舫楼长啸，神气甚逸。庾亮与王导曰：“正足舒其逸气耳。”帝拜廙为辅国将军，加散骑常侍，寻拜征虏将军，进左卫将军。敦构祸，受任助乱，以廙为平南将军。不久，廙卒，明帝以亲戚故，让他丧还京都，皇太子亲临拜柩。明帝与温峤曰：痛惜谢鲲与王廙均为盛年俊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他们的言论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

王彬，王旷、王廙之弟，王羲之之叔父。《晋书·王廙传》附王彬传云：“彬字世儒，少称雅正。”他与兄廙俱渡江，元帝引为镇东贼曹参军，转典兵参军，封都亭侯。愍帝时为尚书郎、建安太守、军谘祭酒。东晋立，为侍中。王敦带兵入京，元帝派他去慰劳王敦，当时大臣周颐被敦兵杀害，而彬与颐友善，他先去吊唁，十分悲愤。后见王敦，敦见其面有愁容，问其所以，彬说我与伯仁（周颐）素来友好，今被害，我情未能已，故去吊祭。遂之指斥王敦残害忠良，图谋不轨，祸及门户，“音辞慷慨，声泪俱下”。王敦大怒，说你以为我不能杀你耶？时王导在场，劝彬向敦认错，彬毫无畏惧地说，我自有足疾以来，见皇帝尚且不跪，今日何跪之有？为什么要我谢罪？“意气自若，殊无惧容。”他又数谏王敦，敦目视左右，要收彬。彬云：去年你杀了从兄王棱，今日要杀弟我耶？王敦败后，王含欲投王舒，其子王应劝其投彬。含说大将军平日不睦于彬，为何要去投他。王应说这正是应该投他的原因。王彬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能及，而舒守旧规，不能独立行事。王含投了王舒，结果被舒沉于江。王彬本以为王含父子会来，密具船只以应之，后知他们未来，深以为憾。王敦灭后，有人以彬为敦亲属，应免职。明帝认为不可，因为王导大义灭亲，彬与导也是近亲，故应宥之。苏峻之乱平后，彬为大将，又以营创之功，封为关内侯，迁尚书右仆射。卒于官，年59。《晋书·王廙传》附王彬传云：“彬为人朴素方直，乏风味之好，虽居显贵，常布衣蔬食。”

王戎（234—305），他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晋书》本传云：“王戎字濬仲，琅邪临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王戎与王敦、王导、王旷、王廙为同族兄弟。《王敦传》云：“惟族兄戎异之。”《王戎传》亦云：“族弟敦有高名。”故为王羲之之族伯。但王羲之出生在王戎过世前两年，因此承训无多，而其学问与为人，其社会影响却熏陶不浅。王戎幼时有奇异之事：其双目能直视太阳而不眩，人说：“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年六七岁，在京城宣武殿观戏，有猛兽在槛中猛吼，声震屋宇，众人奔逃，唯戎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在阁上见而奇之。又一次，群儿嬉于道旁，见李树多实，急奔往摘，戎独立视之，人问戎，戎云：树在道旁而多实，必是苦李。取之果然。时阮籍名贯天下，与王浑交。戎年15，随父在家，籍长戎20岁，每与浑谈辄去，而过视王戎良久出，谓浑曰：“濬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于是籍与之为忘年交，与嵇康、山涛、阮咸、刘伶、向秀等为竹林之游，史称“竹林七贤”。未久，父浑卒于徐州任上，故吏所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王戎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为玄学中人。一次朝贤名士在洛水修禊，互相辩难，说玄谈理。人问名士王济，昨游有何言谈，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机之间，超然玄著。”可见王戎从年轻时起即善谈玄理，擅于清鉴。本传云：“甘为识鉴者所赏如此。”钟会伐昌，与王戎别，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后来钟会果败，人们认为这是“知言”。

王戎袭父爵，辟相国椽，历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寻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未久受命伐吴，先进武昌，吴将率众降。戎过江，绥抚新附，宣扬威惠。当时有吴旧臣石伟，不容孙皓，称疾归里。戎嘉其清节，表荐之，诏拜伟为议郎，于是吴地士族悦服。未久征为侍中，后为光禄勋，吏部尚书。其性至孝，母亡，容貌毁卒，杖然后起，人为“死孝”。戎先有吐疾，居丧益增。未久，拜太子太傅，转中书令，加光禄大夫，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王戎首创甲午制，凡举荐人先使之治百姓，然后授用。惠帝时为尚书令，时晋室混乱，诸王征战不息。寻拜司徒，位列三公，位总鼎司，而委事僚属。乘小马从便门出，见者不知其为三公也。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尚感不足。同时又甚俭啬，女适嫁，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回娘家，戎色不悦，女还值，立欢颜。从子将婚，戎送一单衣，婚后索还。家中有好李，常出售，恐人得种，恒钻其核。故而世人讥其吝啬。在皇家争夺中，曾随帝北伐，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有惧容。永兴二年（305）卒，年72。戎有人伦鉴识，阅人多而卒中。他曾对山涛、王衍、裴頠、荀勖、陈道宁等均有评述，而切中要害。对族弟王敦虽时有盛名，却恶之。王敦曾多次候戎，他均托疾不见。后敦果然逆乱，适见王戎预见之明也。《晋书》卷四十三《史臣》曰：“濬仲善发谈端。”“戎则取客于世，旁安货财。”“濬仲居鼎，谈优多劣。”这些评论是颇为中肯的。

在王雄一支中，还有王适之子王戎从弟衍和衍弟澄，在当时官场也甚闻名，他们是王羲之之族伯。王衍（256—311），字夷甫。《晋书·王戎传》附王衍传，夸他“神情明秀，风姿详雅”。“为太子舍人，迁尚书令，出补元城令。”他是一个清谈家，入为中庶子，黄门侍郎，后历北军中侯、中领军、尚书令。在朝野争斗中，他曾以弟澄为荆州，族弟王敦为青州，因谓曰：“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是以为三窟矣！”成都王颖以衍为中军师，累迁尚书仆射，领吏部、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号宰辅之重，然不念经国之计，唯思自全之事。

王澄（269—312），字平子，为王雄之孙，与王导同辈。《晋书·王戎传》附王澄传云：“生而警悟，虽未能言，见人举动，便识其意。”这是一个早慧之人。成年后，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与王敦、庾敳为天下三人，而澄为第一。累迁成都王颖从事中郎，又为东海王越之司空长史，封南乡侯，迁建威将军、雍州刺史。惠帝末，为荆州刺史、持节、都督，领南蛮校尉。澄曾会王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倾慕之。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终为敦所杀，年44。

在两晋交替之际，亦即王羲之幼年之时，琅邪王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人数多，品位高，权力重，影响大，权倾一时，威震朝野。“王与马，共天下”，足资证明王氏之地位与作用。王敦反叛，固然有王敦的野心所致，但亦是晋元帝的处置失当，元帝既倚仗王氏，又恐王氏权力过重，故又暗中削弱王氏集团，一些臣僚亦心存芥蒂，不满于王氏擅权，故引发了王敦的“清君侧”之举。王敦被平后，王导等权力有所削弱，带累全族。由于王导正确处置，表面上依然权势不减，王导为元帝、明帝、成帝三代托孤之臣，位于辅政之位，“永为晋辅”，其余王氏亦皆贤能明哲，位居要津，直至360年谢安出，换了另一个明相，才隐退了王氏之位。所以王氏是晋代立朝建制的主导力量。琅邪王氏又是一个著名的文化氏族，几代人中，均有中国传统文化诸领域中之代表人物，无论王吉祖孙三代的儒家礼学，王祥王览兄弟的孝悌文化，王戎王衍的玄学清谈，都是当代思想旗帜、学界领袖，于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而文学艺术一门尤其是书法成就亦早为人所崇敬与膜拜，在中国的文学和书法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正是在王氏几百年间无间断无停息的文化传承中，在几代人积聚起来的家学与家教中才孕育出了一个书法艺术的全新人物、一个震古烁今的天才人物王羲之。(1)　杨伯峻：《春秋左氏传》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2)　郑樵：《通志·氏族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页、469页。(3)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页。(4)　《全晋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79页。(5)　《太平御览》第一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92页。(6)　《全晋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79页。(7)　《晋书·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5页。第二章　时代第一节　动乱岁月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最黑暗的时代，也是人性开始觉醒，主张自由的时代。在这两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复杂的时代环境中，出现了王羲之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杰出的书法家，却不是偶然的。

总而言之，在这个时代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之。一是乱，二是篡。

先说乱：

在王羲之出生前的汉末三国初期，神州板荡，战火连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前后二三十年的战火，使黄河中下游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有诗为证：“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其一）“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蔡琰《悲愤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

经建安之乱后，三国鼎立，群雄割据，又经曹魏和司马氏集团相继短期统一、至西晋初年又天下大乱，特别是晋元康元年（291）到永嘉五年（311），整整长达20年时间里，黄河流域烽烟连天，人尸相藉。西晋刘琨（271—318）为怀帝（307—312在位），即永嘉时期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他目睹当时的惨象，上疏曰：“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1)

之后乱自上作的“八王之乱”。原因是晋武帝立晋后，大封宗室，去各王国任职，并置军队，又遣宗王分任都督，掌各地军政实权。这些王国窥测神器，均想自立为帝，故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武帝临死，立惠帝司马衷，并让汝南王司马亮与外戚杨骏辅政。杨骏排斥司马亮，独揽大权。惠帝昏聩，其妻贾氏既淫且虐，大臣张华等拟废后立谢淑妃，贾后废了谢氏所生之皇太子后，又让司马亮杀了杨骏，未久使司马玮杀亮，后又矫诏诬杀玮，专擅朝政。对此，不少宗室怀恨在心，赵王司马伦借口废了贾后，旋死。司马伦掌控朝廷，但又引起了诸多同姓王的不满，于是开始了“八王之乱”。司马伦于永康二年（301）废惠帝自立为帝，司马衷为太上皇。四月，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司马伦败，被杀死。惠帝复位。由司马冏专权。司马冏骄奢淫逸，任用亲信，排斥宗室，坐召百官，恣行非法又大修府第，朝野怨恨。太安元年（302），司马颙诈称奉密旨讨伐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在京为内应，杀冏自掌权。冏的三个儿子司马英、司马冰、司马超封为安乐王、洛阳王、淮南王，此时亦被一起废斥并幽禁。次年，司马颙、司马颖联合攻乂，东海王司马越执乂，遂颙杀之。永安元年（304），司马颙表颖为皇太弟，颖镇邺。不久，司马越挟惠帝讨颖，越败。惠帝被挟持至邺，越弟腾复攻颖。颖败，投奔颙，颙废之于长安。光熙元年（306），司马越进兵长安，迎惠帝归洛阳，颖被杀。惠帝死。司马越立怀帝（307），建号永嘉。越召颙入京，途中害之。永嘉五年（311）越出兵讨石勒，病死军中，“八王之乱”遂平息。“八王之乱”共计16年，与惠帝相始终。这一大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导致了西晋王朝衰亡。

乱自上作，必然又带来外族入侵，内忧与外患往往相连。曹魏时期，匈奴人已入居甘肃、陕西、内蒙古、山西一带，分为五部，以北部匈奴为最强，晋武帝称各部酋长为五部校尉，人数达几十万人。刘渊自称左部师，武帝任他为匈奴北部校尉。与此同时，武帝又任慕容廆为鲜卑都督，在今辽东一带。当时羯、氐、羌各族也在东北与北方、西北一带生活，大多是胡汉杂居，随着晋室腐败，宗室间争权夺利，民族矛盾也随之加剧，终于使北方陷入长期割据之中，史称“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是“八王之乱”的后果和“五胡乱华”的集中表现。晋怀帝（司马炽）于307年即位，改元永嘉（307—313），这时匈奴刘渊建汉、巴氐李氏割据一方，其他还有荆湖、江东起兵。而石勒等攻占邺城，焚烧宫殿，大火旬日不熄，不久刘渊之侄刘曜和石勒多次围攻晋都洛阳。永嘉五年（311），太尉王衍奉东海王司马越灵柩东还，石勒追杀晋军十余万人、俘杀王衍，出城的逃难百姓几万人也被围杀，汉主刘曜入洛阳，杀士民三万余人，焚王宫，俘怀帝至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同年八月，汉兵入关中，破长安，大杀吏民，史称“士民存者百无一二”。刘曜在宴会上命晋怀帝青衣行酒，晋臣悲泣，遂杀怀帝。313年，怀帝亡，司马邺在长安即位，史称愍帝。316年，刘曜再围长安，愍帝出降，掳至平阳，逼令行酒洗爵，旋被杀，随之西晋亡。“永嘉之乱”期间，洛阳、长安、邺等各城多次被洗劫，化为一片废墟，其破坏和丧乱程度为前代所未有。西晋亦为汉所亡。在“永嘉之乱”期间和以后，北方各族前后建立了十六国，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他们是匈奴人刘渊刘曜建汉（319年刘曜改赵即前赵）、北凉、夏；羯人石勒建立后赵；鲜卑人慕容皝建前燕；慕容垂建后燕；慕容泓建西燕；慕容德建南燕；慕容族还有西秦、南凉等国；氐人建成（后改汉）、前秦、后凉等；羌人建后秦；汉人建前凉、西凉、北燕等，这十六国大体与东晋（311—420）存世时间相一致。于是形成南北对峙局面。352年，前秦攻克了其他各国，统一了黄河流域，成为十六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但在383年淝水之战中败于东晋，迅即瓦解，各国又复国自立。后南方自420年始，经历宋、齐、梁、陈各朝，北方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581年隋灭北周，589年隋文帝灭南朝陈，南北朝时期历170年左右才告结束。中国北部自“永嘉之乱”起180多年间战火连年不熄，如果从东汉末年“董卓之乱”算起到隋立有380余载，这天下啊，乃是一片大乱，杀声震天，到处是战火，混乱混战成了一个混沌世界。几万人十几万人几十万人被杀被虏被驱赶，如羊羔进入了狼群，人们呼天呼地呼不出一个宁静的世界。历史学家剑夫在《六朝那些事儿》中，饱含历史沧桑地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国与国之间，征战讨伐，攻城陷垒，坑卒杀降，血流成河，而一国之内，钩心斗角，谄讦谋争，帝柄夕移，血光满庭。经此离乱，神州板荡，中原支离，烟柳繁华，终成丘墟。遑论田妇村夫，引车卖浆者流，便是皇亲帝胄，金柯玉叶，亦辗转流离，埋骨粪土。”他又指出：“明人顾炎武论史时说：中国历史上有亡国亡天下之别。所谓亡国，为易姓改号，皇帝轮流做；而至于大道不行，风俗沦丧，骨肉相食，形同禽兽，则为亡天下（《日知录》），较之魏晋六朝乱世实为亡天下也。”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正是北方这种大混战大动乱的时代，他从动乱中来到南方，这里虽还是一片宁静的土地，但时刻可以闻到北方残暴的杀戮声，百姓们绝望的呼救声，这种种野兽横行、暗无天日的画面，在他的幼小心灵中播下了寻求解脱和探索光明的种子。他害怕这种杀戮，也目睹了统治者残暴血腥的手段，故以后对政治博弈、为官行权不感兴趣，转向任性自然，追求光明的世界。

下面再说“篡”，这是这段历史的又一个特点。篡，就是篡位，即以篡的手段夺取皇帝的宝座。中国历史上，皇帝的轮换往往是皇帝家传代实现的，但在改朝换代之际，却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起义，把皇帝赶下台，甚或杀之；二是文的形式，即皇帝以禅让之名开个会，宣告帝位让于那个德昭业勋的大臣。《辞源》曰：“以帝位让位于贤者，称为禅让。”《尚书·尧典》孔颖达“疏”：“若尧舜禅让圣贤，禹汤传授子孙。”但帝位岂会随便让人，其中必有缘由，这就是皇权旁落，全为权臣所擅政，皇帝成了傀儡。有的后来连傀儡也做不成，那位权臣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要自己取而代之，就让一些大臣们上表，让皇帝让贤，而将这位权臣说成是天命所归，应该掌皇权为帝了。皇帝无法自立就只好宣告让位，而这位权臣偏就要自称德寡力弱无法称帝。如此三上三下，推推让让，最后终于在应天命、循天道，声称“只好勉为其难”中而诏告天下，王朝变换了。这就是“禅让”。西晋皇帝的上台就是如此。

早在曹魏时代，司马懿（179—251）富谋略，善权变，任曹操主簿而逐渐成为重臣，经文帝曹丕又为齐王曹芳受诏为辅政大臣。他擅文武大权，后来又趁曹爽从曹芳出洛阳谒陵之际发动政变，杀曹爽兄弟和同党何宴等人。这一次杀戮，无论曹氏兄弟宗亲，还是曹氏集团大臣统统斩尽杀绝，全国一片恐惧，没有了不同声音。从此，魏国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他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擅权魏国，高贵乡公曹髦即位，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企图废了司马昭，却被贾充等杀死。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自任相国，封晋公。咸熙元年（264）为晋王。次年死，咸熙二年（265）八月，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昭被追尊为文帝。《晋书·武帝纪》评述了这个禅让的全过程：“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于是天子（即曹奂）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奉策宣告：“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应受上帝之位，协皇极之中。”帝（司马炎）初以礼让，魏朝公卿等固请“乃从之”。

泰始元年（265）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文武百僚在位及匈奴等四夷会者数万人，告于上帝曰：“……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寅威无畏，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2)帝，永答众望。”于是当上了皇帝，是为晋武帝，而封魏帝曹奂为陈留王。一场禅让盛大仪式结束，一切是天命天序所归，是历数所示。谁都知道，这是一场游戏，是骗人的鬼话。但可使人忆念的是，45年前曹氏与刘氏也演绎了同样一场闹剧，当时汉献帝刘协刚换了年号（延康），曹丕在其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苦心经营几十年后，全国权力集于曹氏。但曹操不愿自称帝，而将全部希望寄托其子曹丕身上。曹操死后，丕加紧步伐，嗣位为丞相、魏王，将建安二十五年改为延康元年（220）。在丕的主使下，许多大臣接连上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陈寿注中汇集了大臣们的许多奏表，说这十多年间，新天子气见东归。“白虹贯日，月蚀荧惑”“黄龙数见，凤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甘露醴泉，奇兽异物，众瑞并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用种种天体异象，说明汉代历数已尽，天命已应在曹氏身上，于是献帝集群臣下诏：“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于高庙（汉高祖庙）”，使兼御史大夫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指曹操）神武，拯兹难于四方，……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怀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天之历数在尔躬。”于是筑坛，“升坛即祚，百官(3)陪位。事讫，降坛”，“改延康为黄初，大赦”。

45年后，司马氏重演了这个版本，使魏变成了晋，而在司马氏集团集权的过程中，是用了残酷的手段的，如上文所述这就是严厉镇压反抗者、持不同政见的，甚至发泄不满言论者。散文家刘长春在《王羲之传》中说：“正始十年（249）司马氏集团用阴养的三千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大开杀戒，起兵谋反者，杀；持不同政见者，杀；有不满现状者，杀；发不同声音者，杀。格杀勿论，决不心慈手软。”当时的名士或曹氏集团的亲信如何晏、邓扬、毕轨、丁谧、王陵、夏侯玄、诸葛诞、张华、嵇康等皆为“刀下鬼”。“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时减半。”(4)司马昭为夺取政权，称皇称帝，清扫了一切障碍，从此天下太平，万马齐喑，人们噤若寒蝉。265年底，其子司马炎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晋。一转眼45年，历史来了个惊人的相似，不过曹氏换成司马氏。这就是“禅让”之名而行篡位之实。

有趣的是，禅让方式还长传不衰，成了魏晋南北朝时的传统。东晋晚期大将刘裕南征北战，“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绶、远游冠，位在诸王之上，加相国绿綟绶”。不久，“进公爵为王”“建天子旌旗”。东晋恭帝司马德元熙二年（420），“四月，征王（即刘裕）入朝，六月，至京师，晋帝禅位于王”。“归禅于宋”，而刘裕又“奉表陈让”，于是王公大臣270人及(5)宋国群臣，“并上表劝进，王犹不许”。“群臣又固请，王乃从之。”禅让闹剧结束，刘裕成了宋武帝。司马炎从禅让中得的帝位又在禅让中失去。历史来了一个循环。而到479年宋顺帝昇明三年时，这个禅让的仪式又给了齐王萧道成：也是“太祖（指萧道成）三让，公卿敦劝固请，乃受之”。“辛卯宋帝禅让”“太祖三辞，宋帝王公以下固(6)请……太祖乃许焉”。于是齐国史开篇，萧道成由齐王成了齐高帝。齐传七皇（王）至和帝中兴二年（502）又禅位给了梁王萧衍，也是老一套，甚至在禅位诏中不少语言也相同。“相国梁王，天诞睿哲，神纵灵武，德格玄祗，功均造化”，这里还加进了一个宣德皇后令：“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于是，“高祖（指萧衍）抗表陈让，表不获画”，齐百官八百一十九人，梁台一百一十七人，“并上(7)表劝进，高祖谦让不受”。“群臣重表固请，乃从之。”这样，齐朝结束（史称南齐），梁朝开始。又过了55年，到梁敬帝太平二年（557）时，陈王（陈霸先）受禅，梁帝禅位于陈。“是日梁帝逊于别(8)宫，高祖谦让再三，群臣固请，乃许。”这样陈朝开始了，不过陈朝命短，仅30多年，到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就被隋文帝杨坚率领大军将他与张贵妃俘之于井中，陈亡，六朝的禅让之传统亦告终止。这种禅让实在是篡夺皇位的一种手段，而在六朝时盛行不衰。

乱和篡为这一时期的特征，不过总体来说，乱主要在北方，篡主要在南方。南方六朝社会总体是比较平静的。当然平静中也有乱象，如西晋陈敏之乱、东晋王敦之乱、苏峻祖约之乱、伪楚之乱、孙恩卢循之乱，等等。乱是社会之乱，篡是统治集团夺皇位之篡。这两者有密切联系，以假惺惺的面貌，行血淋淋的现实，初以为真是温良恭俭让，实际是一场逼宫戏、杀戮戏。不过，这总比杀人放火、赤地千里来得文明些，对社会的危害性比较小些。因此，永嘉之乱后，对南方的生产经济事业和文化建设倒是提供了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机。

王羲之对曹氏篡汉室，司马氏篡魏帝这种阴谋手段，是深恶痛绝的，这种虚伪阴险的手段，与他清淡和平实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在他入仕以后就与这种行为相对立，他光明正大地生活和工作，并坚持一生。第二节　玄学清谈

玄学是魏晋时期主要的社会思潮，是人们评判社会、品鉴人物和抒发心情的主要内容，而清谈则是士人交流思想的主要方式。王羲之一生就深受这种社会思潮、审美标准的影响，王氏一族就是玄学大家和清谈高手，是两晋时期著名的士族名门。一、玄学含义

玄，本指一种颜色：带赤的黑色或浅黑色，引申为幽远、奥妙、微妙。《千字文》曰：“天地玄黄”；《易·坤·文言》：“天玄而地黄”，用为天地之代称。玄学就是一种深奥神妙之理，一望而不可透彻，一语而不可明言。陈长春先生风趣地说：“所谓谈玄，我的一个理解是：(9)明白的事理往糊涂里想，浅近的东西向深刻里说。”玄学的主要内容是有和无的问题。《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10)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无和有都是深奥幽远、不可名状的概念和万物生长的力量。人们用此来解说抽象的事理，就是玄言、玄虚、玄理和玄学。

玄学有三本经典，即《老子》《庄子》《易》，史称“三玄”。玄学之名，始见于《晋书·陆云传》，相传陆云（262—303）夜行至某地，“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数里，无人居，后查访其地，乃王弼墓。“云本无玄学，自此谈(11)《老》殊进。”《老》《庄》《易》本是先秦道家著作。但儒家也尊《易》为五经之一。所以玄学是儒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在玄学中，老庄哲学一般是与儒家哲学相表里而不是排斥。玄学给僵化(12)了的儒家哲学带来了新解，刺激了哲学思想的发展”。

玄学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魏正始间（240—248），何晏（？—249）、王弼（226—249）祖述《老》《庄》，又用道家思想解释《易》，这是玄学思潮的开始。他们批判汉代的神学思想外衣，重新解释自然天道之说，构成了“贵无”的思想体系。他们是魏晋玄学思想第一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正始以后，司马氏集团加紧了篡权的步伐，他们以传统儒学自居，提倡名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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