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晓明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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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1912～1949）试读：
绪论
一、选题缘由中国新闻教育启蒙于20世纪初，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发展至今已逾百年，从时间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起步探索时期（自近代新闻教育产生至新中国成立前）、曲折前进时期（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和蓬勃发展时期（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今）。回顾整个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新闻教育的出现和繁荣有其历史必然性，它的发展进步，既与新闻事业的前进和中国教育的革新密不可分，又是新闻教育界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不断奋斗和完善的结果，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对新闻教育出现时间的考察上，新闻史学界常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时间1918年为起始，然而新闻界对新闻教育的倡导则开始于更早的1912年。1912年，中国报界俱进会首次在决议案中提出设立新闻学校，虽然决议最终未成行，但是使新闻教育开始被报界所关注、社会所认知，引发了此后人们对新闻教育的思考与探索，为新闻教育的出现推波助澜。研究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要按照历史的进程，对其雏形、创立、繁荣阶段进行全面解读，1912年正是近代新闻教育在中国的兴起之时，因此本书选择1912年至1949年作为研究对象的考察时期。这一时期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却是新闻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的重要时期，为烽火硝烟的旧中国培养了众多的新闻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新闻事业开创了崭新的篇章，这一时期既是重要的历史存在，又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然而，该时期的中国新闻教育活动作为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迄今为止，由于对新闻教育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的认识不足，以及对近代阶段新闻教育相关资料搜集困难等原因，导致了对该阶段新闻教育发展历程鲜有细致认真的梳理和总结。尽管学界偶有研究文章论及或提到，但尚未有全面性、系统性、针对性的研究成果问世。因此，在丰富的教育史研究成果中，涉及新闻教育史的内容很少，从教育学角度系统地探究中国近代时期新闻教育发展历程、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成果更是稀少，鉴于此，对其研究、还原其真貌非常有必要。本书以此为题开展研究有以下意义和价值。（一）充实中国教育史及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既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教育史和新闻学术史、新闻事业史之间是相互补充，互为促进的，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发展状况既是对当时的中国新闻学术发展情况的客观反映，又是对中国整个教育情况的侧面体现，因此，如果缺少了新闻教育史的内容，无论中国教育史研究还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都是不完整的。
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情况来看，教育史和新闻史研究都未将新闻教育列为重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对新闻教育尤其是近代时期的新闻教育关注较少。许多近代新闻教育问题，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新闻教育是如何发生又如何发展的？新闻教育机构的开办情况、开办特点如何？新闻学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有哪些类型？有哪些新闻教育工作者和重要的新闻教育思想？等等，都是认知近代时期新闻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虽有些相关研究成果，但限于深度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和考证。
因此，本书的研究，可以真实再现这一时期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原貌，把握其发展脉络，总结其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既丰富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也丰富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内容，还可以唤起更多的研究者共同参与进来，打破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状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二）收集、梳理相关史料，甄别考证、去伪存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对新闻教育进行研究，势必会涉及相关史料的研究，史料收集是否全面、真实，将直接影响课题的研究成果，因此，必须做好相关史料的挖掘、收集和考证工作。然而针对本文，史料研究工作的开展相当不易。
首先，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新闻教育，虽然相关教育机构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却由于所处年代的特殊性，导致相关史料保存并不集中，很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在几经周转之后，零散分布于全国各地，加大了对这些史料进行收集、梳理的难度。
其次，新闻教育研究虽然横跨新闻与教育两个学科，属于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但是在两个学科中所处地位都不突出，因此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对史料的挖掘还不充分。
第三，在政局不稳、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史料的内容往往受到写作者或记录者背景、经历和立场的影响，态度、观点不尽相同，如不加考证、甄别，则无法全面、真实的反映当时新闻教育的面貌。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迄今为止，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新闻教育研究还不深入，相关史料整理还不系统，通过本书的研究，将有助于梳理、完善史料，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有益的帮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以古鉴今，为我国新闻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新闻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7月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创办新闻系科。”在政策导向和政府关注下，我国新闻教育从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不但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大幅增设，一度成为考生报考的热门专业，同时专业教育向更高层次迈进，硕士点和博士点数量不断增加。同时，新闻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和新闻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由此可见，中国新闻教育机构数量增长相当迅速，专业规模日益加强，呈现出高速度、大规模的发展特征。
作为当代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在为学科发展繁荣而欣喜的同时，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新闻教育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管理、科学发展，很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期的发展结果。为此，我国新闻教育学者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围绕如何发展新闻教育，开展学科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并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再次回顾我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发展历程时，就会发现，自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启了中国新闻教育之门后，众多的新闻人、新闻教育工作者就在新闻教育应当采取怎样的培养模式、走哪种发展道路、培养何种人才等问题上进行着不断地探索和尝试，如：在办学性质上，讲究办学形式多样化，新闻教育机构中既有以全面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机构，又有以职业训练为主的新闻职业学校，还有以短期培训为主的各种训练班，尽量满足各类受教者的需求；在课程设置上，不同性质的教育机构设置的重点不同，有的以“通才”教育为主，有的以专业教育为主；在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上，通过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来进行，并且其中很多主办工作由学生来完成，既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又锻炼了学生的能力。细比较之下，这些探索尝试与当今的新闻教育有着惊人的相似。虽然由于历史时空的转移，很多新闻教育问题所处的环境、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现象和结果，但如果以历史透视的视角，利用辩证继承法对部分问题进行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少走弯路、节约学术资源起到重要的作用。
历史是一面宝贵的镜子，不但可以认识过去，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现在和将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新闻传媒的变革就已经开始了。在新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要求新闻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从培养目标、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教学方法上开拓创新，培养与时代相符的传媒人才。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固有观念的束缚和探索道路的曲折，新闻教育改革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在近代新闻教育探索中似曾相识，如新时期新闻人才应坚持怎样的培养目标？哪种新闻教育的办学模式更加适合？如何培养新闻人才的创新能力？新闻教育怎样做到产学研相结合？等等。这些问题是否可以与近代新闻教育进行类比？是否可以借鉴？是否可以使我们摸索前进的道路缩短？面对这些疑问，新闻教育的管理者、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对我国近代的新闻教育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中国近代新闻教育虽时间不长，但却在艰难的环境下创办了多个新闻教育机构，且有不少还发展壮大，延续至今，为新中国成立后新闻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这些新闻院系的建立、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今天的新闻院系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学科建设中得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的教训值得去吸取？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又使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研究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现状
中国新闻教育史的研究是中国教育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部分，而教育史学者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据笔者所知，从教育史的角度进行单独列题、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几乎还是空白。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关于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情况，在教育史的研究中只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在教育改革或人物传记等文献中略有涉及；在其他学科如新闻史的研究中有一些，但研究深度不够；而更多的宝贵资料则来源于当时保存下来的各种著作、期刊等史料，保存于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具有悠久历史的新闻院校中。针对该选题目前研究情况，将相关研究成果分类梳理总结如下：（一）著作情况
到目前为止，涉及近代阶段中国新闻教育史内容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参考性、借鉴性的著作主要有三部：2003年6月由李建新著、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教育史论》，2004年12月由李秀云著、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和2009年5月由李秀云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
这三部著作中，《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是唯一一部从教育史角度对中国新闻教育进行初步探讨的著作。该书以新闻教育自身的发展情况为出发点，以时间顺序论述了从近代新闻教育的萌发情况，到新中国成立后新闻教育的曲折发展，再到对21世纪新闻教育的机遇展望，全面阐释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整个发展历程。其中第二、三、四章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进行了阐述，虽然内容不多，但对近代新闻教育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中国新闻教育史论》第一次较系统的阐述了新闻教育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回答了“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新闻教育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出现并发展，是由四大动因共同促成的：其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新闻教育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二，“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初步构建为中国新闻教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三，“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催生”；其四，“国外新闻教育及其被国人所了解接受对中国新闻教育的萌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国新闻教育的出现具有了客观必然性。除此之外，作者还从文化更替的角度对新闻教育的创立进行探究，并对当时的多所著名新闻学府加以考察，全书框架清晰、层次分明，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但由于该书以中国新闻教育的全过程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大，对近代阶段的研究内容还有待深入，缺少从整体角度进行的全貌分析。《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一书虽然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近代新闻学的历史，但由于新闻教育的发展与新闻学的衍变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在第四章“学术交流平台”部分，作者通过大量的图表介绍了近代中国出现的82个新闻教育机构、16个新闻学术团体和31种新闻学术期刊的历史变革情况，这对于新闻教育机构和新闻学术团体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对新闻教育机构进行分析时，作者将近代新闻教育机构的办学形式归纳为三类：一是“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机构的核心组成部分”的高等新闻教育机构；二是“相当于中专教育”的新闻职业学校；三是“属于短期培训性质，一般是正在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的新闻培训班，清楚明了地将近代新闻教育机构的层次做了划分。同时，作者还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总结出“新闻教育机构比较集中的城市，恰恰又是新闻事业最发达的城市”，从而印证了新闻教育与新闻事业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书中还对部分学校的新闻课程和学术交流活动进行了图表列举，使纷乱复杂的研究内容清晰可见。然而，作为一本研究新闻学术史的著作，该书对新闻教育活动的探讨是围绕新闻学术发展这一主线而进行的，教育问题的深入性和全面性远远不够，也缺乏对新闻教育机构和教育现象更为透彻的分析。
全面研究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不但要研究其起源、发展历程、教学模式，还要研究其师资力量、教育思想。由于“留学生群体是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生力军”，因此《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一书恰好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成果。书中第四、五章中的部分内容从新闻教育开拓者、工作者的角度去研究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并将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黄天鹏、戈公振等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学者作为个体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把握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中人与思想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其他一些著作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情况也有零星涉及，如：1955年戈公振著、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11月第1版，1955年3月三联书店重印）和1980年赖光临著、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内容中均涉及新闻教育产生、发展的背景，前者还对当时的新闻教育学校进行了简要的介绍；2003年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燕京大学史稿》，内容中包含了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部分情况，为进行燕大新闻教育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009年6月辛欣、雷跃捷等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研究》，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中国近代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的情况；1998年丁淦林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和1999年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内容虽以介绍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情况为主，但部分内容也涉及到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发展情况。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同样对本研究的开展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二）论文情况
近年来，随着新闻学专业的不断发展和学界、业界对于新闻教育问题的广泛探讨，关于新闻教育史及其相关的研究论文开始呈现发表数量上升趋势，其中不乏涉及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文章，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弥补了新闻教育史著作资料不足的缺憾。
按照被研究对象的类别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相关论文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机构的个案研究为主。即选择在当时比较有代表性或具有特殊地位的新闻教育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产生发展情况、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来反映当时新闻教育的发展情况。
如复旦大学周婷婷的博士学位论文，选取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主要个案，从知识和社会的关系角度对新闻教育重新进行审视，考察新闻学成为一门专业知识的原因和历程，考察蔡元培、徐宝璜等人在研究会中的作为和为推动新闻教育的产生所做的贡献，考察北大之后新闻教育的发展情况等，并通过分析对中国新闻教育发端于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置于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发现它实际上与后来的新闻教育缺乏明显的关联，也许只是一个时间最早的概念”。这为本书考察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初始缘起情况提供了新的思考内容。该论文研究视角独特，内容分析上定性、定量相互结合，为近代新闻教育的发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成果，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延安大学王延雄老师在他的论文《新闻史学界对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新闻系的“系科”误读》中，对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是否设立新闻系和学科是否真正开展这两个多年来被争论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王延雄认为：该校开办之初是以“班”为教学单位开展各项教育活动的，并未设“系”，即便后来有了“新闻系”的说法，在解读上也与现在所说的“系科”概念有所不同。正是人们对概念的误读，造成了对这段新闻教育历史的错误理解，因此他指出：“延安中国女大的新闻课不仅正式开展起来，且卓有成效。”并考察了该“新闻系”的存在状况。这对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教育事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重庆师范大学新闻系张育人教授的论文《抗战新闻教育：复旦大学的地位及办学特色》，对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建历程进行介绍，从办学理念、教师队伍、课程设置、实践活动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其办学特色，评价其在抗日战争新闻教育中的地位，为了解该时期复旦大学新闻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其他还有徐培汀的《复旦大学新闻学会简介》，顾执中的《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诞生与成长》、章玉梅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等研究文章，从不同角度将中国近代各新闻教育机构的产生、发展状况呈现在眼前，为本书的新闻教育机构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借鉴资料。
第二类以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人物的个体研究为主。即选择对近代新闻教育有影响、有推动作用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生平事迹、教育思想、教育观点的探究，在阐述过程中，为使人物丰满，还对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背景、新闻教育机构的发展变化等相关情况加以考察。
如湖南大学湛畅的硕士学位论文《成舍我新闻教育思想研究》，将成舍我的新闻职业教育思想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揭示了其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内涵。作者指出成舍我先生在提倡和开展新闻教育时，非常注重学生的德育培养，他所提出的德育原则，在当今开展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中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性；而其提出的“以职业技能训练为核心的‘全才’培养模式”和“免费的精英教育”是切实可行的。全文既主体考察了成舍我先生的教育思想研究，又间接反映了近代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背景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发展情况。
南昌大学周翔的硕士学位论文《徐宝璜新闻思想研究》，阐述了徐宝璜先生的新闻人才观，总结了先生对于新闻人才提出的五项基本条件“敏捷、勤勉、正确、知人性、有强健之记忆力”，和为达到这些条件而应采取的三点培养措施：“注重新闻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主张有教无类”。作者结合先生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从教经历一一进行了论述，这些内容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新闻界人士对新闻教育的认识。
湖南师范大学杨婷婷的硕士学位论文《邵飘萍新闻成就论》，对邵飘萍在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上的成就进行了梳理总结，对他参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所做的贡献进行了考察，对正面研究邵飘萍本人和侧面考察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开办情况都起到了帮助。
其他论文成果还有蔡斐的《戈公振新闻教育思想研究》、徐培汀的《谢六逸与新闻教育》、邓涛和叶同春的《珍视陈望道的新闻教育思想》、吕蕾的《成舍我和新闻教育事业》等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对笔者理解当时学术界对于新闻教育所持有的态度、观点有很大帮助。
其余为第三类。这一类论文内容较杂，但都涉及当时的新闻教育背景和发展状况，是对近代新闻教育史研究资料的有益补充。
如中南大学徐晓红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新闻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及定位探析》，将我国的新闻教育发展历程按照新闻价值取向划分为了起步、曲折前进和繁荣发展三个阶段，认为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新闻教育有以下特点：教育模式多以美国为参考对象进行仿效、借鉴；教育目标以快速培养应用人才为主；教育内容则以“新闻本位”为价值取向进行不断探索。该论文并对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状况和价值取向做了初步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唐柳春的硕士学位论文《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新闻理念、新闻政策及新闻实践》，用思想史的方法研究新闻发展，考察了从1912年到1916年袁世凯政府期间新闻的理念、政策和实践之间出现的差距和造成差距的原因，对营利性民营报刊的兴起和新闻思想的变化做了分析，从新闻发展角度为更好地研究近代新闻教育产生的背景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向芬的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主要考察了国民党传播制度的本质，考察政治制度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和制约，包括各时期新闻法规政策的具体内容与衍变、新闻传播制度对新闻业的影响，这一研究成果虽未直接涉及新闻教育，但对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新闻政策、新闻制度的变化对于国统区内新闻教育机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授课内容和实践活动的影响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他还有邓涛的《我国新闻教育的回顾与前瞻》、马光仁的《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陈力丹的《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等论文，都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状况进行了或远或近的考察，对全面掌握、客观分析新闻教育的这一历史时期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
通过查阅浏览资料，笔者发现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具有一些特点和不足：
第一，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研究重视不够。在教育事业和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对新闻教育的研究出现了视野多样化，内容细致化等特点，众多学者在新闻教育理念、新闻教育内容、新闻教育体制和我国新闻教育现存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涉及中国新闻教育史尤其是近代史部分的成果不多。
第二，在可参考和借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多数属于新闻史和历史学研究，内容中涉及新闻教育的背景情况和部分新闻学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只有少数属于教育史研究，对新闻教育的学科建设、教学方式等进行考察。
第三，多数关于近代新闻教育的研究成果属于典型的个案研究，重在对近代新闻教育阶段出现的代表性新闻教育机构进行研究分析。如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等进行分析，虽然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不能兼顾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产生发展的全貌，微观分析虽有特色，但宏观考察还需加强。
第四，部分研究成果重在对中国新闻教育史进行宏观的分析、概括，或将中国新闻教育作为一个对比项与多个国家进行对比，这类成果往往时间跨度大，国别涉及多，因此对单个阶段的研究不够深入，不够系统。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目前研究中的局限，又要看到突破这些局限后所展示的广阔研究空间。
除著作和论文之外，近年出版的与新闻教育相关的文集、资料汇编等，对于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些成果中，2010年1月由龙伟、任羽中等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最为突出，该书选编了自1926年至1949年间我国教育界、新闻界关于新闻教育的部分文章资料进行整理出版，文章包括戈公振的《中国报业教育之近况》、谢六逸的《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张君良的《新闻教育机关与报业协作》、卜少夫的《谈新闻教育》等，既有对近代新闻教育开办状况、实践状况进行探讨的文章，又有对新闻教育与新闻事业、新闻人才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章，不但史料数量丰富，而且针对性极强，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时极其珍贵的汇编资料。
1999年1月张之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同样选编了近代和当代新闻史料中具有代表性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数篇，虽不是直接针对新闻教育而言，却为研究新闻教育产生、发展背景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其他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燕大文史资料（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史文集》等，也都是前人梳理总结的优秀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资料。三、本书思路结构
本书以时间为主线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除绪论外，全书共分为4部分（7章）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第1章）：主要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产生的原因、背景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总结出影响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产生的关键因素，即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学的建立、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国外新闻教育的引入，并逐个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阐述。
第二部分（第2-5章）：按照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发展历程分阶段进行研究，还原其历史原貌，分析其发展特点。本书将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分为雏形、创立和繁荣三个阶段，各阶段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新闻教育的发展情况各异，全书按阶段分章阐述：第2章主要对雏形阶段（1912—1920年）进行研究，在分析当时的教育背景和报界对新闻教育的倡议活动外，重点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办历程和研究活动；第3章主要对创立阶段（1921—1927）进行研究，论述早期创办的各主要新闻教育机构情况，并对阶段特点进行分析；第4、5章对繁荣阶段（1928—1949）进行研究，阐明该阶段的背景和办学概况，对社会办学、国共两党办学和外来势力办学三种不同办学途径下的主要新闻教育机构进行分析，总结阶段特点。
第三部分（第6章）：对燕京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这两个近代新闻教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佼佼者进行个案研究，从创办历程、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师资力量和代表人物教育思想等方面分析两校的新闻教育情况。
第四部分（第7章）：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进行历史反思，对其存在的问题、做出的贡献进行总结概括，并思考其为现代新闻教育带来的启示。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一）研究方法
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进行研究，必然会涉及到教育史、新闻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等不同学科的内容，属于跨学科交叉性研究。拟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这是一种通过搜集、鉴别文献，对真实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研究，对既有事实进行科学认知的方法。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通过对古今中外大量文献的挖掘、调查，了解掌握所研究对象本身和相关外围情况，是教育史学研究中常用到的研究方法。
对于中国新闻教育近代阶段进行考察，是一种“在今研古”的探索论证活动，要想全面、正确的认识这一阶段新闻教育的基本情况，就必须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因此，现存的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是重要的研究基础。本书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搜集和挖掘，力争以客观史实为依据，还原历史原貌，充分展现中国近代新闻教育雏形时期、创立时期和繁荣时期的全过程。考察时，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以当时的教育背景为研究基础，利用教育学原理对近代新闻教育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总结；并对近代教育学者、新闻学者的著述成果进行深入的文本解读，来考察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办学情况和新闻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分析当时新闻教育的特点。
2．历史研究法
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进行研究，既要对历史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制度等客观事实进行描述，又要思辨的按照逻辑关系反映和揭示发展中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就必然会运用到历史研究法，利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对既往事件进行研究。
本书以近代新闻教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历史线索为主线，对出现的新闻教育机构、新闻教育家和新闻教育事件等按照历史进程进行客观的陈述，同时运用判断、推理等逻辑分析方法，剖析各个时期新闻教育的产生动因、演变轨迹、影响因素，并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透视近代新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力求使研究更加深入。同时，对于史学研究，梁启超曾指出“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因此，研究近代新闻教育，不仅是为了探索、把握中国近代史阶段新闻教育的产生发展情况，而是力求更好的为当代新闻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在研究中，以古为鉴，在充分考虑当时和今日环境异同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中对今日新闻教育改革有用的、可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和优秀成果，为新闻学科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创新思路。
3．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或案例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其在一定时期内全面情况的一种研究方法。本书在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勾勒发展全貌的同时，选取燕京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作为典型，进行个案研究，由表及里、探求实质，以“小”见“大”，以此寻求和把握相关客体间的规律与共性。（二）创新点
第一，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史是教育史研究中的薄弱地带，到目前为止，教育史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非常有限。因此，从教育学研究角度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进行单独列题、系统分析，填补以往研究的不足，选题较为有新意。
第二，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机构进行考察，考察时不拘泥于以往研究成果，通过史料搜集，尤其是报刊史料的挖掘，从内容方面考证、补充现有成果。
第三，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出现时间和历程分期进行重新划分，并按照新的划分阶段从教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第四，在对新闻教育阶段研究和新闻教育机构进行分析时有比较研究的视野。五、相关概念界定（一）新闻教育
新闻教育是指“为传授新闻知识而进行的专业教育”。“按实施机构的不同，可将新闻教育分为学校新闻教育和社会新闻教育。前者在高等院校中进行，后者可由社会组织或媒体等来完成。按教学组织形式的不同，又可将新闻教育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按教育层次不同，新闻教育又可分为专修科、本科、研究生和继续教育四个层次。”近年来，伴随着传播学的引进，使得“新闻教育”这一历史惯用名称常常被赋予新的内容，在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将其等同于新闻传播学教育。对于近代中国，传播学教育尚未涉及，因此，从研究对象范围上界定，本书所论新闻教育主要为学校新闻教育，即正规高等院校的新闻专业教育和新闻职业学校的新闻专业教育。从研究时间阶段上界定，本书选取近代新闻教育阶段进行考察，主要考察从1912年中国报界俱进会对设立新闻教育的首次倡议，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中国高等院校和新闻职业学校新闻专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情况。（二）新闻教育机构
本书所指的新闻教育机构主要是开展新闻教育的各种专门机构。就近代新闻教育而言，按照新闻教育机构的办学层次划分，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高等新闻教育机构
高等新闻教育机构包括本科教育的大学新闻学系和大专教育的新闻专修科，学制长且相对固定。这类学校课程方面除开设若干新闻学专业课程外，还加修文法科共同必修和选修的科目，主要是语言和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又注重学生知识面的扩展，同时在教育中开始提倡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培养。在课程安排上，根据学校的招生对象状况和办学时间长短划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以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或具备同等学历者的高校新闻专业，学制多为四年。前两年以通识教育为主，开设课程多是普通文化课，兼有少量新闻专业课；后两年主要以新闻专业课及专业实习为主。二是以招收大学一、二年级以上程度的学生作为教育对象的高校新闻专业，学制多为三年或二年。由于学生入学时便已经完成通识教育，因此学习期间主要以新闻专业课程和实践为主。高等教育新闻机构办学规范，资金相对有保障，教师队伍也较为充盈，与其他类型的新闻教育机构相比教学实力更强。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率先开设报学系，被视为中国高等院校正规新闻教育的开始。此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圣约翰大学新闻学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广州国民大学新闻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等纷纷开办，成为近代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力量。
2．新闻职业学校
新闻职业学校学制较短，多为两年，但也有几个月、半年、一年或一年半的，相当于中专教育。在近代新闻教育机构中所占比例较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类学校大多注重职业训练和专业培养，“所设的课程，大部分是侧重实际工作的，如同排版，排字，管账及初步的采访等等”，且努力尝试实习，“由广义的新闻教育的立场而言，这种办法当然不能认为健全，然而这些学校之设立，很可以证明现在中国报业一种有意义的趋向”，即最好的新闻人才的训练是在学校。同时，各新闻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校往往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和办学条件自行规划课程。新闻职业学校在办学形式上比较灵活，除正常办学外，还常开设函授学院和函授班。教师多为兼职，学生多为已就业者，因此授课时间也较为灵活，常为迁就教学双方时间定在夜间上课。但办学资金短缺、办学条件较差也是这类学校的不足。如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南京中华新闻专科学校、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重庆南泉中政大学新闻专修科，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新闻组、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新闻专修科等。
3．新闻培训班
各种新闻训练班，是近代新闻教育中社会教育实施机构的重要形式，学制不一且较短，属于短期培训性质。学生多为新闻从业人员、具有一定学历的毕业生和军中宣传人员，教职工几乎全部为兼职人员。新闻训练班的举办机构性质不一，有新闻单位举办的训练班，如世界报社新闻培训班；有新闻团体组织举办的训练班，如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有政党举办的训练班，如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共产党南京新闻干部训练班等。相较于前两类新闻教育机构，新闻训练班存在办学不规范、教学设施不完备、教学内容不固定等方面的不足，但却是迅速培养新闻人才的有效方式和对新闻教育的有益补充。
这三类新闻教育机构中，后两类“有一共通现象，其中学生大多数为失学青年需要补习即为已曾参加工作而自觉‘再教育’的需要，重入新闻学校深造。”（三）新闻学术团体
本书所指的新闻学术团体是指为更好的研究新闻学、发展新闻学而自发组织的进行相关研究活动的公益民间组织。从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到1949年为止，近代中国先后共出现了16个新闻学术团体，不但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发展，也成为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有益补充，为新闻学子提供了探讨交流的阵地。因此在论及新闻教育时，新闻教育机构所开办的某些新闻学术团体也会被相应提及。第一章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背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秦汉以来，便声威远播，不但在地域上以铁骑沟通欧亚，更在文化上以广博影响邻邦，在创造了辉煌灿烂文明的同时，也曾造就了朝廷乃至百姓骄傲自大的心理，常以文明大国自居，而以蛮荒之地视人。所以，当1840年6月的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借助坚船利炮，无情地将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的大门撞开之时，盲目自大的清政府才被迫清醒。从此，封闭、保守、落后的封建王朝才开始逐渐接触和走向现代文明。期间，西学东渐的浪潮和洋务运动的开展，使一批新兴的学科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新闻学的传入以及新闻教育的出现便是其中之一，探究这一过程，便会发现，中国新闻教育的产生是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第一节近代新闻事业对新闻教育的客观需求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信息交流活动，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
中国早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物中，便已发现远古人类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痕迹，在发现的遗物中曾有一枚经过加工的海蚶壳，正是当时的山顶洞人与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进行交往的实物证明，在相距百里的交往过程中势必会包含新闻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后经历秦代的文字统一，汉、唐时期的传播媒介发展，到了宋代开始出现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并逐渐在清代被京报所替代，开启了民间出版、民间公开销售的时代。但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人们对信息的需求相对较低，加之落后保守的封建专制统治，京报并没有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报刊，且随着近代报刊的发展而逐渐消亡。
近代报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报刊拥有独立的撰稿权，在新闻采写和评论发表方面较为自由，体现了民主主义观念，是不容于封建统治的新生事物，若非通过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强行带入，在封建专制的旧中国是不可能产生近代报刊和近代新闻事业的。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自西方传入，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18世纪末，英国借助统治印度的优势，在对华贸易竞争中取得了有利地位，为了增强开拓中国市场的力量，英国一方面凭借走私和非法贸易来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利用传教活动进行文化渗透。在以传教为手段而行文化侵略之实的过程中，纷沓而至的传教士逐步意识到印刷、书籍和出版刊物的重要性，开始陆续创办各种中、外文报刊。1815年，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率先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被认为是最早的中文近代报刊；1823年，《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在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创办；1828年《天下新闻》在马六甲创办；1833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在广州创办；1838年《各国消息》在广州创办；1822年，第一份外文报纸葡文刊物《蜜蜂华报》在澳门创办；1827年，中国第一家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在广州创办等。这些刊物并不重视新闻信息的传播，初始以宣传西方宗教文化、阐释教义内容为主，而后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宗教色彩逐渐淡薄，转而走向维护殖民统治、宣扬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西方列强窃取中国政治、经济利益的有效工具。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长期对外关闭的大门被打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其中，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签署，为西方殖民者取得了在华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外国人创办的中、外文报刊成倍增长，并涌现出了大量的商业报纸，《遐迩贯珍》（1853-1856）、《中外新报》（1858-1861）、《中西闻见录》（1872-1890）、《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1951）、《Shanghai Evening Pose Mercury》（1867-1949）等纷纷创刊。这些新报的发行，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一方面，商业报纸不但表现出了明显的廉价报纸特性，而且激烈的竞争还加速了新闻报纸的出版发行时效，为了争取快速出版，商业报纸原有的书本模式被散页出版模式所替代，版面编排更加具有吸引力，逐渐被中国人所认知；另一方面，为更有力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外报还聘用中国文人充当助手，使西方的新闻思想和报刊的采编模式、管理方法、印刷技术等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学习，为中国培养出了王韬、何桂笙、蔡尔康等一批最早的新闻工作者。虽然这些报刊大多建立在文化侵略的根本目的之上，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启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近代报刊功能、作用的思索，激发了国人的办报热情。
1873年，艾小梅创办的《昭文新报》在汉口出版；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在香港出版；1874年，容闳创办的《汇报》（同年9月改名为《彙报》，1875年改名为《益报》）在上海出版；1876年，《新报》在上海出版；1886年，邝其照创办的《广报》（1891年改名为《中西日报》，1900年改名为《越峤纪闻》）在广州出版等，“据不完全统计，自1873年至1895年的20余年中，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约有30种”。这些报刊以振兴国家为己任，维护民族利益，立场鲜明，具有很强的爱国色彩，然而在媚外的清政府的限制管控下，报业道路历经坎坷，报刊创办及经营异常艰辛，往往被迫走上停刊之路。但尽管如此，这些办报活动不但使更多人开始意识到报刊的重要性，还带动了更多有识之士对新闻传播、新闻业务以及新闻事业的探索和研究。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经过近九个月的对抗后，伴随着北洋舰队的彻底覆灭，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加深，并逐步沦为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困境，洋务派“以夷制夷”的决策将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状态。就在懦弱的清政府忙于签订各种丧权辱国条约之时，觉醒了的中国人开始了抵御内忧外患的抗争，御侮图强的呼声日渐高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率先拿起了报刊这一武器，创办了一大批呼吁政治改革、提倡变法维新的近代报刊，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也迎来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仅在1896至1898年的两年间，全国各地新创办的报刊就有70多种，这些报刊种类多、地域广、目的强，有效地向世人展示了报刊作为一种民众教育工具的重要价值，加之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唐才常等一批维新变法领袖的办报活动，使报人这曾经被人轻视的职业重新受到评估，报纸、报人乃至整个新闻事业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得到更大发展，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竞相创办报刊，形成了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在这场办报活动中，两派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观点，赢得更多的支持，不断调整报刊的编排内容、语言文体，逐步实现了读者对象的下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带来了新闻事业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大清报律》《大清印刷物专律》等一大批清政府为控制报刊发展而颁布的旧法律、法规被废除，在新政府提倡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新规中，资产阶级政党、活跃的政客和投机的资本家都纷纷投资兴办报刊，一时间报刊数量和发行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客观反映了动荡时期社会民众对新闻的需求。新闻报道题材翻新、新闻报道面拓宽和新闻报道量的增加，对报刊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少报纸高薪聘请有经验、有才干的记者坐镇报刊。
新闻舆论影响力的加大及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吸引了大量有识之士投身记者这一职业，从而在近代中国涌现出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等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们对新闻职业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并根据自身工作经历对新闻记者的素养进行探讨。如邵飘萍曾著书《新闻学总论》，其中便论及“新闻记者之地位与资格”，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是从事“新闻之搜集、纪载、评论诸职务者”，而非全部的报馆工作人员。邵飘萍同时对新闻记者的知识结构提出要求，他指出：“新闻记者之知识，除关于新闻学之研究外，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及其他之科学等，平时必有数种专门之特长。各国之语言文字，尤为诸种学科以外，必不可少之练习。而知识方面为新闻记者所当特别异于常人者，即须具有最普遍最丰富之‘高等的常识’是也。世每有专门学者，对于彼之所学有甚深之研究，有特别之发明，然此类专门博士，可以居大学之讲座，而不能任新闻社之记者。因其于某种专门学科之外，不免所知之事务甚少，故不足以应千变万化、内容复杂之新闻。新闻记者则眼光四射,尽其天才时间之所能及，无所不读，无所不听，养成普遍丰富之高等的常识。无论纪载何事，与何种人接洽，对十凡事凡物皆有相当之理解。是因其平时耳目所触，无不十分注意，积之既久，其脑筋遂如百科全书，应有尽有，不至动辄暴露俗语所录‘外行’与失态。是故新闻记者既须奋勇于职务，更当时时勤学，自强不息。其心目中每日必有新知识增加，虽不敢谓无所不知，而常识之丰富，殆非一般人或专门学者之所能及，此新闻记者知识方面之第一必要条件也。”他们的认识和探讨启发了人们对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教育必要性的思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众尤其青年学生对日益紧张的国内外局势空前关注，报刊成为时政报道和评论的主要阵地，同时也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直接手段，在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府独裁统治这一时代主题上，全国新闻界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各地的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神州大地，中国近代新闻业已初具规模。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不但唤起了人们对于新闻学理的探讨，而且引发了社会对于新闻教育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新闻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新闻人才的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巨大障碍。民国以来的报纸，虽数量显著，却“精神远逊于清末”，原因之一便是新闻记者整体素养不高，或缺乏新闻敏感性，不能及时捕捉重要信息；或忙于功名利禄，不能全身心投入新闻事业；或知识见地缺乏，不能深入客观评价事实等。对此，我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早期开拓者徐宝璜先生曾指出“新闻纸之势力愈大，则新闻记者之责任愈重……，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为职志者也”，因此，“吾国新闻事业，不求改进则已，否则最切要之事有二：（一）各报应添设访员，力求新闻之正确，由受通信社利用之地位，进于利用通信社之地位。（二）设立新闻学校，养成相当新闻人才。因无论访员编辑均非有相当之学识与训练，不能胜任也。”而对于新闻记者、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之间的关系，谢六逸先生认为“新闻事业犹如一种武器，新闻记者好像一个造武器的技师；武器是否精良，就看技师技巧的高下。新闻记者的养成，又看新闻教育的办理如何。所以一国的新闻事业是否发达，就应该先看她的新闻教育是否发达”，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壮大在为新闻人才提升身份、提供就业的同时，也对新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从而加速了创办新闻学校、发展新闻教育的步伐，为新闻教育的产生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第二节近代新闻学研究对新闻教育的理论支撑
新闻学是一门研究新闻工作规律和新闻事业的科学。徐宝璜在其《新闻学概论》中指出“新闻学之对象为新闻纸”，而新闻纸既关乎新闻事业，又联系繁杂社会。因此，凡是研究与新闻纸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到人类社会，小到新闻报导或事件，都属于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如果将这个范畴缩小，那么一切与新闻报道相关的采访、编辑活动，与新闻事业发展相关的发行、广告、经营管理活动，便成为了新闻学的研究重点。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和封建自然经济的制约下，中国早期的新闻事业发展缓慢落后，致使新闻学作为新兴的科学，在中国起步较晚，直到清末才奠定了它在科学中的地位。
1834年1月，发表于《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上的文章《新闻纸略论》，以专文专论的形式介绍了西方报刊、新闻自由等内容，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新闻学研究活动。其后，随着中国近代报刊的不断涌现和新闻事业的逐步发展，中国新闻学术研究也日益活跃，《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西国日报之盛》《论新闻日报馆事》《劝阅新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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