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安德烈·莫洛阿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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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译著小全集·服尔德传·夏洛外传试读：
传记与自传（代序）
董强随着“傅雷翻译出版奖”在海内外声名鹊起，常有法国人问我：能否撰写一部傅雷传记？或者，有没有好的傅雷传记可以译成法语，让法国人也知道这位伟大的翻译家？一个民族，对于将自己的文化传播至万里之外的外国人士，往往并不懂得感恩。至今在法国，知道傅雷先生的人仅限于少数专家。相反，对于那些将他山之石搬移到母语文化中的自己人，人们还是会尊敬有加。无论是玄奘，还是严复，都在中国文化的圣山中有了自己庄严的墓碑。在中国文化的先贤祠中，傅雷先生也早已有了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的尊贵席位。2016年是他愤然、悄然、寂然辞世50周年，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上，都出现了海量的纪念文章，足以为证。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任何一位以翻译家之名而流芳于世的人士都无法相比的。“傅雷”二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超过了无数不论涉及何种语言的优秀翻译家。可以说，以翻译家成名，而意义远远高于一切翻译家的人，唯傅雷先生一人。能将自己的信念与实践如此一贯地付诸一生，亦唯有傅雷先生一人。究其由，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傅雷先生的人格从内到外的完整性，其文化素养从西到中的互补性，以及其风格从古到今的延续性。而这一切，都完美地体现在其对英雄传记的热爱和翻译中。傅译的五种传记，涉及三位作者，三类不同的传记形式，跨度大，涵盖多种文艺门类：文学（托尔斯泰），美术（米开朗琪罗），音乐（贝多芬），哲学（服尔德）。可以说，这些文艺门类都以不同方式滋养了傅雷先生。这些人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巨人”，或称“英雄”。然而，这类英雄并非简单的超人，而是深入人世，虽历经苦难却依然为人世做出无私奉献的人。因此，这其中最为独特的《夏洛外传》——因为夏洛本身源自艺术虚构，而非真实人物——反而最能体现傅雷先生对这些传记的认识：夏洛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完美地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同样，翻译也是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的事业。傅雷先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翻译领域，但他的名字，又确实与翻译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翻译的代名词，而这正是翻译的骄傲。套用一句《夏洛外传》的作者讲述夏洛与卓别林之间关系的话：傅雷先生的微贱就是翻译的微贱，傅雷先生的伟大，也就是翻译的伟大。人们常问，傅雷有没有翻译理论？我认为并没有。他有翻译观，但没有翻译理论。又问，傅雷有没有翻译风格？则明显有。但这种风格，并非来自现代理论家们所说的主观投射，亦非许多译者引以自豪的“透明”。傅雷先生的翻译艺术精髓，在于一个“化”字。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传神”，却忘了艺术真正的境地是“出神入化”。《说文解字》中有囮字，许慎的解释是：囮，译也。这一解释，尽管可以说留下了后患，为“译”与“讹”打通了道路，却从字源上为“译”与“化”建起了桥梁。这也是为什么傅雷先生在黄宾虹的绘画中找到了自己可以“与归”的真正同道，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一种化境。一种封闭中蕴含的开放，规则中体现的变幻，古典中含苞欲放的现代。现代的翻译理论，往往推崇字面上的直译，而且支撑这一倾向的最大论据就是：直译可以为母语带来最新鲜的语言表达，并在某种“异态”中，为母语开拓出无穷的可能性。这也是当年有不少初出茅庐的年轻翻译家曾诟病傅氏译作的原因。然而，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以一种“同态的”、表面上并无变革和差异的中国文字，从整体上完整讲述原本由外语讲述的西方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和革命。无数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都觉得欠了傅雷先生的“债”，正源于此。它所拓展的，也许不是现代语言学家或符号学家们所谓的“能指”层面，却直接在一种文明的内核中，引入了他者的存在。这种存在，因语言的“非差异性”而显得更为可信，更无隔离感。傅氏译法使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灵魂之间的直视成为可能。而灵魂的直视，也最强烈地体现在传记之中，因为那里蕴藏着人性的最强音。一个“化”字，也体现在傅雷先生的“重译”行为上。以他独有的方式，傅雷先生“朝花夕拾”，将自己早年许多热爱的作家和热爱的著作进行重译。有的书，比如《贝多芬传》《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初译”的面目。而且，他一生都在进行这一重译工作。在重译的过程中，他达到了成熟，趋近尽善尽美。每一次重译，都是对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不忘初心的忠诚，同时又是凤凰涅槃后的重生。在这中间支撑的，是信仰。于是我们体会到，傅雷先生的“化”，也是教化的化，“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的化。研究傅雷先生翻译艺术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傅雷是一位通过翻译、重译而重建自身的人。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灵魂得以栖身的肉身。作为一个从旧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人，他深知中国文化在现代的需求与缺憾，深知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与当时所有相信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相信塑造新人的可能性。而塑造新人，则需要灵魂深处的震撼。只有直指灵魂的文字，才可以让灵魂坦诚相见。艺术作为“化”的最高境界，巨人与英雄作为“化”的最高追求，成为傅雷的神殿和寄托。因此，每一部传记，都是如中世纪神学家所说的“精神锻炼”的榜样。每一次重译，都是向伟大灵魂的一步迈进。在一部一部的重译中，傅雷先生一步一步完成他的净化与升华，走向他真正的栖身之地：如同贝多芬一样，“他的王国，是在天空”。因此，我们无须为傅雷先生立传。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的自传。每一部傅译传记的阅读，都让我们仰望天空。（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生院士。）《夏洛外传》初版本书影一九三三年九月自费出版《服尔德传
》初版本书影一九三六年九月商务版服尔德传译者附识
服尔德（Voltaire）时人多译做福禄特尔，鄙意与原文读音未尽相符，因援用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译名。窃意凡外国人名之已有实际应用者较有普遍性，似不必于文字上另用新译。本书所引诗句，只译其大意，读者谅之。本书中注解皆为译者添加，以便读者。本书采用一九三五年巴黎Gallimard书店nrf版本。二十五年四月一 十八世纪的渊源与特征
[1]路易十四的统治是一个聪明政治家的正当的独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独裁。迄十七世纪为止，法国贵族始终是桀骜好战的阶级，屡次作乱，致国家无法统治。个人之间的争执，其暴烈亦不下于党派之间的争执。一五八九至一六○七年间死于决斗的直有七千人。所谓现代国家这种簇新的威力，那些文艺复兴期的巨子是不承[2]认的。黎塞留曾把他们抑压过一时；但在路易十四尚未亲政的时期，他们重又抬起头来，吐出凶猛疯狂的火焰。即是女人亦是好勇斗狠之流，比男子[3]更高傲更残暴。加斯东·特·奥尔良有一封信是“致诸位伯爵夫人，反对[4]马萨林阵线中之司令夫人”的。那[5]时的情势，只要浏览雷斯大主教或[6]拉罗什富科的《回忆录》，便可懂得非绝对专制的君主不足以驯服那般英武危险的魔王了。黎塞留开创的事业，经过马萨林与路易十四两人方告完成。那些强大的诸侯，轻视国家的个人，在十七世纪中崩溃了。文学与社交，同时也发生戏剧的转变。内乱中的强悍的战士学习周旋于客厅中的礼仪。路易十四的宫廷中，大家都受着群居精神的熏[7]陶。“武士一变而为绅士……佩剑一[8]变而为装饰品。”军人在年富力强的时节已经被命退休，谈情说爱的勾当把他们羁縻住了。女人威势大增。谈话与文字的唯一的题材，是分析女子感人的或感到的种种情操。为表白细膩入微的区别起计，语言磨炼得准确、抽象、精练起来。于是古典精神诞生了。在古典精神的发展史中，至少应[9]当分成两时期。第一时期是高乃依、[10]莫里哀、拉罗什富科、赛维尼夫人[11]的时期，古典精神是一种表现强烈情操时所必须采用的完善的形式。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者决非麻木不仁的人。他有与浪漫主义者一样的情操。但“他在谈话写作思想诸方面，养成了以上流社会的听众为对象的习惯”。字汇是轻盈的。凡是专门的术语，迂腐的谈吐，粗俗的俚言，一切足以引起上流社会厌恶的字眼，作家都要避免。他们努力养成一种明白晓畅，直截了当的风格。他们表现个人的痛苦，也不用抒情的自白，而出之以一般格言的方式，因为剧烈的口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在格言之下，始终于隐约之间露出热情，而伟大的古典主义者的美，便在这种含蓄上面。四五十年之后，古典精神腐化了。表面上还是精致光泽，内里却一无所有。趣味变得褊狭了；怕用具体字眼的结果，使文字与现实完全脱离关系。[12][13]承继拉辛的是克雷比永与服尔德的悲剧。前此所表现的是就范于客厅生活的英武的贵族，此刻却是想望英雄情操而不得的客厅中的贵族。恋爱变成纵欲。“夫妇与男女社交之间满是混乱的现象。”可是寡廉丧耻在任何时代都足促成统治阶级的灭亡。贵族没落之后，出现了一般议论是非，专好讥讽的中产阶级，一部分被路易十四迫使退休的宫臣更去支持他们。青年的贵族梦想有一种新封建制度的运动，梦想有一种贵族的与平民的反响。当时另一种深刻的思想运动是近[14]代科学的形成。自哥白尼、伽利略[16][15]、笛卡尔诸人而后，星球的运行，物体的降落，光线的射程，似乎都可由推理来计算预测。人的精神为这种新的力量陶醉了。理智高于一切。情欲啊，政治啊，上帝啊，都等它来解释。学习应用抽象的字汇，把原素当作代数上的符号一般，使伦理学家与哲学家以为一切问题可用纯理智来[17]解决。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已把形而上学归纳为定理与系论。十八世纪的英法哲学家势将把合乎逻辑的推理来代替本能与传统。他们虽已窥见实验科学的前途，但与促成十九、二十两世纪物理化学突飞猛进的严格的方法，以及对于事实的绝对的服从，究竟还差得很远。可是一般最有思想的人对于世界的观念，已经受到科学的影响而转变了。他们不复视世界为全知全能的神明所导演的简单的戏剧，却发现了无数细小的原因极复杂的游戏。人不复自以为万物的中心，而是迷失于宇宙的一隅的微渺的动物。这些思想减弱宗教的威信，正如爱好批评的中产阶级与愤懑不平的贵族阶级减弱专制政体的威信一样。十七世纪时支持法国的砥柱整个地倾倒了。在摧毀砥柱的破坏工作中最有力[18]的一分子，是一个中产者，书吏阿鲁哀（Arouet）的儿子，祖上亦是贵[19]族出身，与圣西门家亦有戚谊。二 童年与教育
一六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个娇弱的孩子在巴黎受洗礼，名字叫作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哀（Francois-Marie Arouet）。后来他自己命名为服尔德（Voltaire）。这个名字有人说是阿鲁哀家某处产业的名字，又有人说是阿鲁哀三字的化名；穿凿附会，莫可究诘。服尔德的娇弱是与生俱来的，他却把这种弱点作为武器。他从小就身心活跃，三岁的时候，他的教父沙托纳夫神甫（L’abebé de [20]Chateauneuf）教他背诵拉封月的《寓言》，与一首不可知论派（agnostique）攻击一切宗教的诗，题目叫作《莫伊撒特》Moisade：基督徒，暹罗人，大家都研究推敲，有人说白，有人说黑，总是不一致。无聊与盲信之徒，会轻易接受最荒诞的神话。沙托纳夫对他的老友尼农·特·朗[21]克洛得意地说：“他只有三岁，已能背诵《莫伊撒特》全诗。”服尔德跟他学会了作诗，也学了他的样，厌恶盲目的热狂者。阿鲁哀书吏的长子[22]是詹森派的信徒，狭隘的宗教的崇拜者。服尔德在宗教问题上所表现的激烈的情操，一部分定是由于厌恶这个不堪忍受的长兄之故。[23]他十岁时进耶稣会教士主办的路易中学（Collège Louis le Grand）。他们用着他们的模型来教育他。所授的科目有拉丁文，有修辞学，养成学生尊崇古典文学的心理，如史诗、悲剧、语录之类。他们也很重视仪式，教学生娴习上流社会的节度。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哀和他们倒是非常相得。像他那样幼小而思想广博的学生，耶稣会教士还是第一次遇见。[24]“耿直温厚的”波罗神甫曾经感动地说：“他欢喜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过。”但这位中学生究竟还是孩子，难免有时要作弄他的老师。路易中学的惯例：要待小礼拜堂圣水缸里的水结了冰方才生火。怕冷的小阿鲁哀便把院子里的冰块偷偷地放入圣水缸里，这种玩意可说是他的命运的先兆。他十二岁时已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华丽平易的诗句，醉心学问的神甫们对于这个神童的怜爱自然可想而知。他们把他的诗作传布出去。其中有一首被沙托纳夫拿给尼农·特·朗克洛看了，那位美貌的八十老妇人就要求把作者领来见她。神甫便依言领了他去。她问他对于詹森派论战的意见，觉得他颇有胆量，心思巧妙；后来她临死的时候遗命送他一笔小款子作为书籍费。一个博学的名姬，一个思想自由的教士，一般耶稣会的神甫，服尔德所受的这种教育很可说明为何他是当时完满的代表了。人家说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十八世纪是服尔德的世纪。这是不错的。在一个中产阶级议论是非的时代，他便是一个议论是非的中产者；在一个宗教论争最剧烈的时代，他便是最熟悉论争，关心宗教而反宗教的人；在一个古典主义的时代，他便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前代规律的承继人；在一个科学萌芽的时代，他虽非专门学者而确是博闻强记的爱好者与宣传家。走出校门时他对于自己的才力已有充分的把握。父亲叫他选择一种职业，他答道：“除开文人以外，什么职业我都不要。”书吏阿鲁哀（他在儿子读书的时节已经买了一个司法的缺份）原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法律家。但一个轻视一切的青年，怎能叫他在法科学校中留得住呢？人家向他解释法律家可有如何崇高的地位，他却置若罔闻地答道：“告诉我的父亲，说我不要买得来的尊崇，我会不费一文地自己挣取尊崇。”先是由于沙托纳夫的提携，不久靠着他引人入胜的思想，他从二十岁起已经为王公贵胄的座上客，老诗人[25]肖利厄周围尽是一派奢华放逸的空气，服尔德就是耽溺在这种环境中。[26]他见到孔蒂亲王与旺多姆公爵[27]，他替时髦女子修改诗文，在一个威武不足聪慧有余的男子，这倒是取悦女人的一种方法。他写了一出题做[28]《俄狄浦斯》的悲剧，自以为新奇可喜，因为如古希腊人的作品一样，[29]其中亦有合唱。少数旁人对他的赞美使他欣喜欲狂。他开始运用讽刺、短诗、妙语，来养成树立敌人的巧妙的艺术。贵族们与他结为朋友，他亦居然和他们分庭抗礼。在用餐时他对众人说：“我们在此都是亲王呢还是诗人？”贵人的薄情与傲慢的滋味，他还不曾尝到呢。其实，要是沙托纳夫不当荷兰大使不把他带去充随员的话，他二十岁时早就尝到这种滋味了。年轻的阿鲁哀当随员吗？因了人家的宠爱，因了自己漂亮的抒情天才，因为能写情诗，他居然当起随员来了。但这个随员是情绪丰富的，在癫狂的外貌下面却是正经得可怕。谈恋爱稍嫌脆弱，做工作倒够结实了。随员吗？其实更像一个教会里的学习修士，他的宗教在本身没有变得热狂的以前是专门攻击热狂的信仰的。三 喜剧
随员在外国所过的生活正如谢吕[30]班一样，他谈起恋爱来了。在海牙城里有一位迪努瓦耶夫人（Mme Dunoyer），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法国新教徒，离开丈夫带着女儿逃到荷兰，靠着写些诽谤文字度日。服尔德很瞧不起她，但在她家里发现一个非常年轻的女郎奥兰普（Olympe），他称之为潘佩特（Pimpette）。“是啊，亲爱的潘佩特，我将永远爱你。虽然最不忠实的爱人也会这样说，但他们的爱情绝非像我的那样基于完满的敬爱之上的。我非但爱你的人，且亦爱你的德性。”迪努瓦耶夫人对于这位随员流连忘返的态度很气恼，去告诉沙托纳夫，沙托纳夫便不准服尔德外出。他呢，白天固然守着禁令，夜里却又逃出去和情人私会。“亲爱的潘佩特，我可以为你冒无论何种的危险，为你这样的人物，即是赴汤蹈火都值得呢。”后来服尔德绝对不能出门了，他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奥兰普叫她扮了男装来看他，她居然这样做了。我终于见到你了，亲爱的可人儿，你扮了男装，我以为见到了，乔妆爱神的维纳斯（Vénus）。大使生气了，又惧怕那无赖的，当新闻记者的母亲，把服尔德送回巴黎。这一次书吏阿鲁哀对他很不好了，这位父亲也没有运气。大儿子愈来愈迷信詹森教，虔诚苦修，简直不近人情。小儿子放浪形骸，简直太近人情。“我的两个儿子都是疯子，”他说，“一个是散文式的疯子，一个是诗歌式的疯子。”那时代做父亲的可以请求政府授以禁锢或驱逐儿子之权。阿鲁哀得到了这样的一道家庭敕令。服尔德躲起来，运用他惯用的手段，以种种计策去平复父亲的气并赚取他的情妇。他的妙计是叫耶稣会教士出来干涉，由法国的主教们去把潘佩特提到法国来。“迪努瓦耶小姐的确是一个新教徒，”他说，“她被一个残酷的母亲羁留在海牙，困在异端邪说的空气里。她只希望改信了旧教而嫁给我，要是能够把她提得来，她定会弃绝邪道。”路易中学的一位教授图内米纳神甫（Père Tournemine），是一向宠信服尔德的，把这件事情告诉勒德利哀神甫（Père Letellier），亦是耶稣会教士兼王上的忏悔师。这件荒唐的案子几乎罗织成功了，幸亏沙托纳夫大使说此举会得罪荷兰政府而把它打消了。于是服尔德唯有与父亲讲和的一法。他答应重新研究法律并跟一个检察官去学习。但不久他又跑掉了。一七一五年，路易十四薨逝了。他的统治的结局很悲惨。最后的几次战争对法国不利。国库空虛。似乎已经平复的詹森教纠纷又因凯斯内尔神[31]甫的一部著作而死灰复燃，最初罗马方面认为是一部好书，后来人家发现是詹森派作品而请求教皇禁止。法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教派，反对教皇敕令的人都一概下狱。大家为此怨恨王上和王上的忏悔师勒德利哀。总而言之是一场大混乱。因了这种种缘故，没有一个人对于老皇的薨逝表示哀悼。幼君则如圣西门（Saint-Simon）所说的，还不到懂得哀毁的年纪。新的摄政奥尔良大公（Philippe d’ Orléans）也不是惋[32]惜前王的人。曼德侬夫人“被前王磨折够了；不知道如何应付亦不知道[33]如何替他消遣”。曼纳公爵与王室其他的私生子觊觎大位，高兴得发狂似的。宫臣卿相觉得好似除去了沉重的枷锁一般。“巴黎人在热望自由的空气中舒一舒气，眼见多少人滥用的威权居然倾倒，真是何等欣喜的事。”人民久苦于繁重的赋税，至此不禁感谢上帝，如任何时代一样的痴望有一种新的政体来拯救他们。老王奉安的[34]那天，在到圣德尼的路上，摆满着乡间小酒店。服尔德去看热闹，看见群众不是酒醉了就是快乐得醉倒了。这种景象引起他深长的思索。在此初获自由的时期，大家以为什么话都可以说了。攻击前代政制的文字多至不可胜计。服尔德也写这种东西，不是他写的，人家亦以为是他写的。新的摄政，菲利普·特·奥尔良公爵并非凶狠的人。圣西门说：“他酷爱自由，对于人家的自由和他自己的一样尊重。他有一天对我称赞英国是一个既无流刑亦无监禁的国家。”虽然如此，他可并未因此而不把服尔[35]德送入巴斯底狱，他让他在那边住了一年多。因为写了几首恶意的诗就关到监里，可说是很重的刑罚了。而且一个那么活泼的青年一旦禁锢在四壁之中的时候，精神上更可激起许多关于正义公道的感想和愤慨。我们不难想象他整天踱来踱去，一方面冷嘲热讽的词句变得更尖刻了，一方面幻想着英国的宪法或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服尔德在巴斯底狱中埋头工作。他要成为法国伟大的史诗作家。他的歌咏亨利第四的长诗，开首的一些歌辞与借题发挥指摘苛政的几段，便是在狱中写的：我歌颂这位英雄，他是以武功与出身统治法国的。禁锢了十八个月以后，服尔德终于从古炮台中释放出来了。过了几天，摄政王笑容可掬地接见他，对于这个为了一首歌辞而幽禁了十八个月的青年，并不记下什么仇恨。“殿下，”服尔德和他说，“承蒙王上供给我食粮确是非常舒服，但我恳求殿下不必再供给我住处。”依当时的习惯，在巴斯底狱释出之后，必须继以短期的流戍。贝蒂纳公爵（Duc de Béthune）邀请服尔德到他的舒里（Sully）宫堡中度此隐遁时期。狱中生活损害了服尔德的健康，正需要乡间清净的空气，他答应了。他在舒里很快乐，做了一个年青的李佛莱（Mlle de Livry）小姐的情人，她立志献身戏剧，要求他为她写几部剧本。四 悲剧
法国这时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老王的巨大的阴影消灭了，一切的约束也随之消灭了。大家所大吵大闹的不过为了一些极小的事情。文人为了[36]荷马问题而争吵，教会中人为了教皇的敕令而翻脸。不信宗教的风气在前代已经很盛，此时愈加明目张胆。伤风败俗的事情遍及各阶级，即是摄政，也有人说他与女儿裴利公爵夫人乱伦犯奸。大家为之哄笑。罪恶不过给人家编些歌谣来唱唱罢了。戏院常常满座。“什么事情都变成寻欢作乐[37]与说说笑笑；这与弗龙德乱事时期有些相仿，去内乱不远了。”在此狂歌醉舞人心携贰的巴黎，服尔德把《俄狄浦斯》公演了。这出恶劣的悲剧居然轰动一时。大家知道作者是反对政府的，在巴斯底坐过牢，放出来还没有多久。大家说他的剧本是攻击教士，甚至也是抨击宗教的，说他描写俄狄浦斯乱伦的用意，只是为暗射摄政的乱伦。民众成群结队的来，竟没有失望。实在《俄狄浦斯》是一出平庸的悲剧，只能算波罗神甫得意门生的作文，拉辛的巧妙的但非故意的仿制品，然而一七一八年代巴[38]黎人所探究的，并非泰贝的国王而是法兰西的摄政，并非故事里的大祭师而是法国的时事。剧本中平板无聊的地方，他们倒觉得是大胆的表现。我们只要信赖自己，用我们的眼睛注视。这才是我们的祭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上帝。两句恶劣的诗，它的意思无疑是说实验的科学胜于圣书的启示。我们的神甫绝非一个庸俗的人民所想象的那种人物。我们的轻信造成了他全部的法术。庸俗的民众，因为给王上的忏悔师、教皇的敕令、亵渎宗教的判罪等麻烦够了，便不禁齐声喝彩。青年诗人的脆弱的根据，他的“啊！上帝！”他的“哦什么？”他的“公正的老天！”他的“我听到些什么啊？”民众都不觉其可厌。因为《俄狄浦斯》在一个内乱时期确是一件叛乱的作品，所以大获成功。思想开通的摄政，也来看一看这出风行一时的悲剧；他的女儿亦来了，服尔德竟有这种厚颜，把剧本题赠奥尔良公爵夫人。他觉得任何大胆的事都做得出。女人们追求他；男人们恭维他；作家们妒羡他。他呢，恋爱，工作，攻击或反攻别人，忙个不了。反对他的人团结起来了，有一首抨击摄政的匿名诗，叫作《菲利普式》”[39]Philipiques写得非常恶毒，人家说是服尔德的手笔。这是谣言，但如何证明呢？他的敌人们劝摄政把他重新关到巴斯底去，但奥尔良公爵对于这青年已经发生兴趣，所以格外开恩只把他放逐出去。服尔德在大雷雨中离开巴黎。他望着乌云、闪电，和一切天上混乱的局面，说：“天国也应让摄政来整顿一下才好。”这一次他又躲到舒里去。李佛莱小姐在那里等他。他为她写一部悲剧《阿泰米斯》Artémise，以消遣他逃亡中的岁月。后来这出戏上演的时候，“不幸的王后”竟被人家喝倒彩。服尔德突然中止了逃亡生活，跃上剧坛辩护他的戏及其主角，但反对他的人顽强得厉害。虽然很年轻，他已树立[40]强有力的敌人：如教士德方丹，在帮助他的时候成了他的敌人，约翰·[41]巴蒂其特·鲁索因为在恭维他的说话中有所保留而成了他的敌人。每逢他的剧本初次公演，总不免大闹一场。有一次，在主献节前日上演他的《玛[42]丽安娜》Marianne，当玛丽安娜举杯的时候，池子里一个恶作剧的人大喊道：“王后仰药了！”这样之后，戏的结局再也无法听到。但对于服尔德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自以为背后有贵人撑腰。每次失败之后，他总跑到舒里贝蒂纳公爵那边去，或是靠近奥[43]尔良的苏尔斯（Source）地方他第一个英国朋友博林布罗克爵士（Milord Bolingbroke）府中，再不然投奔沃城（Vaux）维拉尔元帅夫人（Maréchale de Villars），她还允许他爱她呢，此外还有迈松地方的迈松院长（Maison）。他到处吟诗，跳舞，朗诵，打诨说笑，逗引大家开心。他觉得很幸福。这场美梦惊醒的情景是非常突兀的。有一天，在舒里公爵府中，这位青年中产者志得意满的神气，恼怒了[44]一个世家的浪子，骑士洛昂·夏鲍（Chevalier Rohan-Chabot），他问道：“这个和我高声争论的青年是什么人？”——“骑士先生，”服尔德答道，“他是一个没有煊赫的姓氏可是使他的姓氏煊赫的人。”骑士站起来走了，舒里公爵接着说道：“要是你能把我们的姓氏除去倒是很高兴的。”过了几天，服尔德在舒里公爵府里，忽然仆人通报说有人要在门外与他相见。他出去看见停着一辆马车，车中有两个人招呼他请他走到大门口去。他毫不介意的去了，等到将近的时候，他们突然把他抓住，用棍子把他痛打一顿。坐在车前的骑士，一面监视着一面嚷道：“不要打他的头，其中会制造些好东西出来的。”围观的群众齐声喊道：“好善心的老爷！”服尔德衣冠凌乱狼狈不堪地回进屋内，要求他的贵族朋友陪他到警察署去，公爵及其朋友们哄笑一阵，拒绝了。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骑士棒打一个诗人罢了。事情虽是遗憾，但还合乎体统。服尔德往常总是精神比肉体更勇敢，但他这一次被羞辱得太厉害了，渴想报复一番。他跟着一个武术教师学技，到处扬言要和洛昂·夏鲍挑战，临了洛昂一家害怕起来，去求莫[45]尔帕把这个易受惊吓的平民重新下入巴斯底狱。所以服尔德是输定了，他的冤枉没有申雪，关入牢狱里的倒是他。实在说来，摄政时代的法国是一个快乐可爱的国家，但一个爱自由的人不容易住下。这一回，服尔德在巴斯底狱只耽搁了几天工夫。莫尔帕大臣也许为了内疚之故，把他放出来命他出境。这件事故很重要，因为服尔德的永远反对政府是这件事情决定的。当然，他的天才也使他不得不往这方面走。现在他有热情了。俄狄浦斯的乱伦，玛丽安娜的爱情，亨利第四的功业，甚至潘佩特的女扮男装，都是没有热情的题材，只能使他写出没有热情的诗。社会的疯狂与褊枉，人类的恶毒，神明的无灵，这才能引起剧烈的情操，才能有产生杰作的一天。五 服尔德在英国
从巴斯底狱出来，他决意到英国去。这个有民选议会而不知有监禁诏令的国家，当时颇得一般哲学家的信仰。服尔德在致友人书中写道：“在这个国家里面，各种艺术都受尊重与酬报，社会阶级的差别固然也有，但人与人间的等级是依了才德而定的。大家可有自由高尚的思想，绝对不用忌讳顾虑。”他只懂得几句英语，但英国的驻法大使沃波尔（H.Walpole）替他写了好些介绍信。而且他在伦敦有一个有势力的朋友，博林布罗克爵士。爵士曾经爱上一个法国女子维兰德夫人（Mine de Villette），后来娶了她，在奥尔良附近买了一所宫堡。服尔德即在那时认识他的，他们夫妇也听过服尔德朗诵[46]他的诗剧《亨利亚特》Henriade的手写稿而加以赞美。服尔德满想靠着他们来结交英国的文人，在伦敦重新过着他爱好的社交生活。他尤其渴望安逸与思想自由，希望在不列颠的宽宏大度之下实现他的梦。那时法国人以为英国不是一个信[47]教的国家。孟德斯鸠曾言：“英国绝对没有宗教……要是有人谈起，一定会受大家嗤笑。”其实只有在少数的作家与贵族集团中是如此。但英国教会比较巴黎詹森派议会宽大确是实情。英国的教会中人“注重基督教义中合理的成分，《圣经》中所载的奇迹，被认为只是一种历史的证据，用以证明任何时代在常识上可以接受的那种制度的”。总之，大家按照英国的传统观念而接受一种折中办法：一个人可以信仰宗教而不至于热狂，或可以做哲学家而不致遇事抨击。即是不信英国国教的人也并不如何激烈。[48]“朋友会取着镇静的态度，按部就[49]班地发展开去。”直到后来韦斯利时代，宗教才重新成为一种感情的力量，以后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时，宗教更变成英国政治上的保守势力。服尔德到伦敦时，没有遇到博林布罗克爵士。在他居英国时，爵士一直认为“他的废话”有些可疑，并且疑心他是法国宫廷的奸细。可是这位诗人被一个姓福尔肯讷（Falkener）的商人招待到离伦敦十里的梵兹华斯地方，他在那边住下，一七三三年时把他的悲剧《查伊》Zaire题赠给他：“献给英国商人福尔肯讷先生——亲爱的朋友，你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但爱好艺术的人都是同胞……所以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或知己的友人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把一部悲剧题赠商人还是破天荒第一遭，确是非常大胆的举动。服尔德旅居伦敦的情况，我们不大详细。只知道他的通信处是博林布[50]罗克家，他在乡间彼得伯勒爵士家[51]住得很久，据说是和斯威夫特一起住了三个月。因福尔肯讷的关系，他见到了商人的社会；他们的声势，在国会中的权力，教服尔德叹羡不置，这种情形很满足中产者的自尊心。和他们做伴的结果使他对于商业大感兴趣，且也颇有成就。他第一次的经营是在英国发售《亨利亚特》四开精装本的预约。他写信给斯威夫特说：“我能不能请求你，运用你在爱尔兰的信誉替我介绍几个《亨利亚特》的预约者，它完成已久，只因乏人赞助而迄未出版。预约只需先付一几尼[52]。”这次的买卖大获成功，预约全数售完。服尔德在博林布罗克那里结识了一般倾向共和的保守派，他们组织一个“民主保守党”，即后来迪斯累里[53]所复兴的。他又遇到当时英国最大的作家。斯威夫特与服尔德天生是互相谅解互相钦佩的。《格列佛游记》Voyages de Gulliver刚刚出版（一七二六年），服尔德自告奋勇要把它译[54]成法文：“这是英国的拉伯雷，但他没有拉伯雷的暖晦；以奇特的想象而论，以作风的轻灵而论，即算它不是讽刺人类的作品，这部书的本身也已饶有趣味了。”[55]服尔德亦见到蒲柏、康格里[56][57]夫与盖伊；康格里夫是十足道地的英国文人，不愿服尔德称他诗人，自言只是一个简单的绅士（gentleman），于是服尔德答道：“假使你只是一个简单的绅士，我也不来拜访你了。”盖伊把《乞丐的歌剧》在上演之前给他看。他常到“虹”酒店去，尤其常去观剧，所以他比当时大多数的法国人更熟悉莎士比亚的作品。朋友会和非教徒的集会他也欢喜参加。相传他有一天在街上，因为群众讨厌他的外国服装而叱逐他，他站在凳上和他们说：“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够可怜了吗？”这样一说，叱骂他的人齐声叫好，把他抬在肩上送回住处。他自然利用留英的时期遍读英国[58]哲学家的书，尤其是洛克的著作。[59]一七二七年，他目睹牛顿的葬礼，国家对于科学天才所表示的隆重的敬礼使他非常惊异。遗骸在火炬通明的寝床上抬到威斯敏斯特大寺，后面是大队送丧的行列，首相和大臣都在内。这种典礼和巴斯底狱及贵人的棍棒比较起来，确是很强烈的对照呢。过后，他的热情稍稍低减了：“我年轻时以为牛顿的幸运是他崇高的功业造成的。我以为朝廷与伦敦城是为表彰他起计才授予他大勋位。哪知全然不对。牛顿有一个可爱的侄女，叫作康特伊脱夫人（Mrs Conduit）。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很疼她。没有一个美貌的侄女时，什么微积分什么地心吸力，都是不值一文的……”他离开英国的日期与动机无从查考，只知他于一七二九年初已经在法国了。最初他躲在圣·日耳曼地方一个假发匠家里，他写信给莫尔帕大臣，要求回到巴黎。六 成功与虐害
服尔德回来时所见的巴黎，和他走的时候一样党派分歧。“大家谈论的无非是罗马啊，开除教籍啊，詹森教派啊，耶稣会派啊，教皇的敕令啊，驱逐出境或监禁啊等等。主教们在安[60]勃仑开会，签出了二万道监禁状。”凡在教义上与大臣们见解不同的人，似乎天然应当下之子狱，即是圣西门也劝摄政把耶稣会派的拉勒芒、杜生、图内米纳监禁起来，“把[61]后者关在横山纳，笔墨纸张一概不许给他，也不准他和任何人交谈，可是应当让他好吃好睡，因为他是世家出身；其余两人则关入别的监狱中的地牢里，用地牢的待遇，不给外人知道他们幽禁何处，让他们死去就是。”文人们也互相排挤，“因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认为韵文并不即是悲剧的特质。”服尔德回国后的第一次动静是印行一本小册子，题做《双方的愚蠢》。他在书中说明这些争辩的无谓，述及久已遗忘的中世纪的论战，预言詹森派和耶稣会派将来也一样地被人遗忘。“一个老神学博士和我说：‘先生，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写过文章反对教皇与教廷法令；我因此下狱而我自以为是殉道者。此刻我一切不预闻了，我觉得自己安分守理。’——‘那么你现在做些什么呢？’我问他。——‘先生，’他答道，‘我很爱金钱。’原来人类老年时会如此嗤笑青年时的热情；行为也会和人一起老的。”服尔德自己呢，虽然还年轻，已经爱金钱了。他在英国时懂得财富可以保障个人的独立自由。他回到法国的辰光结识了两个大金融家，帕里斯（Paris）兄弟。他们劝他把书吏阿鲁哀的遗产做些投资事业。他便投资一部分于供应军队食粮的生意，据他的书记说他赚到六十余万；又投资另一[62]部分于加的斯的商业和对美通商的船只方面。他运气很好，那些船只居然从没被军舰查抄。他又中了奖券，不久他的财富竟增加到一个诗人从未有过的地步。“他的皮包中装满着合同、汇票、期票、国家的债券。要在一个文人的皮包中寻到这么多的这类文件当然是不容易的。”殴辱与逃亡并未打断他交结贵人的兴趣。他那样地爱人生，要遍尝人生种种方式的乐趣。不久之后，他在一首题做《浮华》的诗中描写生的幸福与肉欲的嗜好，两者是他当时主要的情操：一切的味道同时进入我的心坎。一切艺术得我崇拜，一切享乐把我煽惑。科学，历史，歌剧，晚宴，诗歌，明智，他什么都爱，什么都渴望。戏剧尤其使他如醉如狂。他从英国获到这种艺术的新观念，很想在法国舞台上应用一次。并非说他投降了莎士比亚；他是十八世纪式的典型的法国人，不能全部接受莎士比亚的。但“在那么多的重大的缺点”中间，他也窥见[63]妙处。在不损害三一律的范围之内，能不能在法国创造行动较为泼辣的悲剧？能不能把叙述文体中的这些行动搬亡舞台（好大胆）？他回来之后，立刻于一七三○年用政治题材试作一[64]部悲剧《布鲁图》Brutus。排演的时候他照常很热心，对着扮演布鲁图的主角嚷道：“喂！先生，你当记得你是布鲁图，是一切罗马执政中意志最强的一个，对战神说话也不该像说‘啊，我的好圣母，赏我在奖券上得一百法郎的奖罢’那种话的样子。”《布鲁图》出演的成绩很好。两年之后，《查伊》又大获成功。像服尔德一切的剧作一样，这是少许的大胆与多量的谨慎的混合物。他在结构剧情的转纽时，曾想起莎士比亚的奥赛罗（Othello），只是换了一个背景，变成法国的武士与耶路撒冷的帝王罢了。在服尔德导演之下的演员的剧烈的动作，在当时是前所未见的，剧本的成功，一半也因此故。无疑的，我们看来觉得很冷静的东西，那时的群众已感到浪漫主义的遥远的最初的音响了。同时代，服尔德印行一部《查理十二史》，大受读者的欢迎。群众因为他没有被选入学士院而愤慨。但如果王室与大臣们让他安安静静地不去麻烦他，也许他终生只是一个时髦的戏剧作家罢了。七 哲学书信
一七三一年时，他又要逃亡了。[65]阿德里安·勒库夫勒死了；这是服尔德赏识的一个名女优。然而教会是不准优伶葬在教徒墓上的。人们只能把勒库夫勒小姐埋在塞纳河边的一片荒地上。服尔德愤慨之余，在送丧过后出来抗议了：啊，难道我的国家永远没有确定的志愿，永远要贬辱她所钦佩的人？我们的风俗永远和我们的法律抵触。难道意志不定的法国人长此耽于迷信？什么？难道人们只有在英国才敢自由思想？噢伦敦！你这可以媲美雅典的名城，你这尘世的乐园，你会扫除引起纠纷的偏见，好似驱逐专制的魔王一般。在此大家才无话不谈，无功不赏；没有一种艺术会受轻蔑，没有一项成功不获光荣，[66][67]崇高的特列邓，明哲的阿狄生，还有那不朽的牛顿，纪念堂中都有他们的份，要是勒库夫勒在伦敦：一定也会，在哲人贤士英雄明主之旁有她的墓坟。“这篇追悼女演员的颂诗，被认为大不敬。”服尔德逃了，躲在诺曼[68][69]底，不久他在鲁昂又秘密刊印论列英国人的《哲学书信》。这是一部奇特的书，风格虽很轻巧，影响却极重大。我们不能说它写得如何深刻，材料如何丰富。但作者确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即是教法国人知道一些素来隔膜的英国情形，让他们想一想自己的缺点与制度，改变一下宗教与政治思想。先是五封叙述教派的信：朋友会，[70]长老会，唯一会，英国教会，阿利[71]安会。这是服尔德最得意的题材，原因是很易明白的。指出宗教信仰的分歧，即是证明每种信仰都有缺陷。而且，凡是他自己说来易有危险的主张，可以借书中的人物来辩护。“亲爱的先生，他和朋友会派的人说，你有没有受过洗礼？——不，他答道，我的同道们也绝对不受洗礼。——什么，该死的！难道你不是基督徒？——朋友，他柔声答道，不要发誓，我们确是基督徒，但我们不信基督教义在于撒些盐和水在头上。——嗳！上帝，我被他这种不敬的态度气坏了，你难道忘记耶稣基督亦是由圣·约翰给他行洗礼的吗？——朋友，再说一遍不要发誓。基督受着约翰的洗礼，但他从未为别人行洗礼；我们是基督的信徒，可不是约翰的信徒啊。——啊！我喊道，你真该被异教裁判所的火活活焚死！”宗教问题之后是政治问题，有两封信是关于英国议会与政府的。下议院的势力与若干特权的废止使中产者的阿鲁哀很高兴。“这些情形使一个英国商人敢于自傲，也敢与罗马公民相比。所以即是贵族的子弟也不看轻经商的……”接着是可称为通俗化的书信，一封是叙述洛克哲学的，服尔德借此机会第一次发表他自己的主义。他信上帝，但不信除了上帝的存在和创造世界以外我们还能知道关于上帝的别的事情。他相信灵魂不死，因为为社会的福利是必需的，但他在自然中找不到灵魂不死的痕迹，所以他赞美洛克那种谦虚的说法：“一件纯粹物质的本体到底有没有思想，也许我们永远不能知道。”以后几封信是关于牛顿、地心吸力、光学等等的。一切都表露作者的好奇心及其广博的学识。最后一部分是几封论列悲剧与喜剧的信。他对法国人提起莎士比亚时说：“他在英国[72]人心目中无异索福克莱斯复生……天才横溢，元气充盈，无矫揉造作之态，极崇高壮丽之至，至于典雅的风趣，严正的规律，则彼一无所知。”服尔德一方面尽管批评莎士比亚不知规律，一方面亦指责人家不该单把莎翁的缺点介绍给法国人，故他想自己动手把莎翁最精彩的篇幅译成法文诗。他选了汉姆莱特“To be or not [73]to be”那段独白。他的译文虽不忠实，他的诠释倒颇有深意：“迄今为止，英国的诗歌天才有如一株大自然所种植的丛树，它随便长出千千万万纵横的枝干，尽力生长，可绝不是平均的发展。要是你逆了它的本性，强把它修剪成花园中的树木一般，那它定会枯死的。”书一出版，警察当局立刻加以追究。书商下了巴斯底狱，服尔德一直[74]逃到洛林，《哲学书信》被法院列为禁书，“堆在王宫前面大石梯下焚毁，因为它违反宗教，妨害善良风俗，不敬权威。”这条禁令于一七三四年六月十日执行。这正如解释爱因斯坦的理论或苏[75]维埃的宪法或皮兰德娄的戏剧的书，在美洲要被刽子手焚毁一样。八 至高至上的爱弥丽
要是一个女子爱上了一个名人，她的私情可以永垂不朽：夏特莱夫人[76]便是显著的例子。她未嫁时称勃勒端伊小姐，如当时多数的女子一样是很博学的。她懂得拉丁文，欢喜科学。她研究过数学，译过牛顿的定律，还附以代数的表解。她如服尔德所说的：在“风流自赏之外兼有哲学家的气息”，她又写过一部《幸福论》。但如果她不是服尔德的情妇的话，这些著作早已湮没无闻了。两人相遇时，她二十七岁，他三十九岁。旅居英国的印象在他还很新鲜，一天到晚“洛克先生”“牛顿爵士”的挂在口边。而这正是夏特莱夫人在爱隋（关于这一点她的丈夫难得关心）以外所最感兴趣的。她又有智识，又很肉感，两者可说是可喜的混合。书籍、钻饰、代数、时装、物理，她都喜欢。当时的女人说她生得很丑。[77]德芳夫人刻毒的形容是有名的，说她“高大的个子，毫无丰韵，没有腰身，胸部狭窄，臂膀粗大，两腿肥胖，[78]双足奇伟……”克雷基夫人的描写是：“我的表姊爱弥丽是一个样样都大得可观的巨人，精强力壮异乎寻常，不成体统至矣尽矣。她的皮肤之粗劣有如豆蔻刨床一般。”但讲到一个聪慧博学、受人钦崇、会征服当代最大的名士的女子时，我们可以相信女人们的说话吗？她和服尔德订交的时候，正当他需要安全退隐的际会。一般的虐待陷害已经成了习惯。陷害这位诗人又成了朝臣与司法界的习惯。巴黎主教万[79]蒂米勒是“一个爱女人而不爱哲学家的人”，向警察总监告发一部《致于拉尼》书。大家又讲起一首关于奥[80]尔良童贞女的史诗，据说是影射某件丑事的。司法大臣通知作者，威吓他说：“如果敢把那首诗印出来，定要把他活埋在地牢里。”一个人只有做使徒的意愿而没有做殉道者的决心是很为难的。服尔德期望能自由思想，但不期望在巴斯底狱过活。夏特莱夫人邀请他躲到她的西雷宫堡去，那边与洛林的边界相距不远，一旦有事很易溜走。他接受了，从此和她在亲密的交谊中过了十四年。这么悠久的交情并非毫无风波。在躁急的服尔德与性如烈火的夏特莱夫人中间，时常有火星迸发。两个人免不了大叫大嚷，骚乱一阵，在宾客前面用英语来互相咒骂。但这对活动的人并不记恨。在西雷有一所实验室，一所化学室，都由服尔德出资请夏特莱先生建造的。夏特莱夫人与服尔德在白天是分居两处的，或是做实验，或是写文章。他们参与科学院关于“火的性质”的悬赏竞赛，却互相瞒着不使对方知道。夏特莱夫人缮写报告书时，兴奋到要把双手浸在冷水里几小时才能镇静下来。服尔德写着牛顿哲学的原理。数学家如克兰罗（Clairault），莫佩尔蒂（Maupertuis）等来访问他们这对业余同志。议长哀[81]诺路过西雷时发现一个僧侣一个大几何学家住在那里。他对于这座朴实优美的建筑，摆满着器械的工作室，埋头用功的生活，叹赏不已。在邻邦吕纳维尔（Lunéville）的宫廷中也有客人来访问他们。葛拉斐尼夫人为了某种不快意的事情到西雷小住。接待她的，除了“地方上的水神”，至高至上的爱弥丽（divine Emilie）以外，还有那称为“偶像”的服尔德，手里拿着一座小烛台。和他们同住的有“大猫”尚鲍娜夫人（Mme de Champbonin）和难得在家的“好好先生”夏特莱侯爵，他是一个不欢喜数学但很幽密识趣的人。一天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夏特莱夫人与“偶像”要到晚餐时才出现，白天是在实验室里，面对着地球仪或别的器械。晚上，他们谈着诗歌、科学、艺术，一切都用闲谈的口气，唯有提起服尔德的敌人（鲁索或德方丹）时，他才失去了节度，诅咒谩骂，无所不至。除开这项缺点而外，他是挺可爱的，在客人面前朗诵悲剧，或是书信，或是《路易十四史》的开端，或是什么研究科学的文字，或是叙述中国人阿拉伯人的故事。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他说：“我愿牛顿也会写些通俗喜剧，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更加敬重他……一个人应当使他的精神有一切可能的形式：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灵火，应当把最宝贵的食料滋养它。只要是意想得到的形态，都应设法灌入我们的内心并且使它接受任何学问任何情操。在我们的心灵中，一切都有地位，只要整饬有序。”此外他又说：“我老实告诉你，我很想一生之中追逐一次文艺女神而获得成功。九个文艺之神我都爱慕，而且应当都有伟大的收获，只要不流于轻狂不玩弄艺术。”葛拉斐尼夫人的通信中曾述及这对奇怪的情侣的私生活：“夫人是专制的；服尔德是爱反抗的。要是关于衣服罢，她要他更换，他推说要受凉。她坚持着。于是言语之间龃龉了。服尔德走了，叫仆役进来通知说他腹痛。这便是他们古怪的把戏。”两人争吵，咕噜，又重新讲和。吵架的人会面了，用英语互相讲些慰藉的温柔话。服尔德重复入席用膳，嘱咐仆人格外小心侍候夫人。吃完晚饭，如果他高兴的话，他亲自放映幻灯。他真是巧妙非凡，把德方丹、鲁索、耶稣会教士们一齐牵涉进去。他忙乱得把酒精灯打翻，手也烧痛了。但他鼓起兴致，提议做傀儡戏，演一出悲剧或喜剧。他把一二十张手写稿分配众人，大家不得不一目十行地拼命念下去，他强迫人家担任剧中的角色，定要令人忙得做一团。葛拉斐尼夫人曾经计算过，在二十四小时内，西雷府中排演了三十三场戏。“暧！时间真短啊！”九 路易十四与弗雷德里克二世
在西雷幽静的岁月中，服尔德写了不少东西，做了一番广博的考据功夫。他当时在这些工作中获得最大光荣的部分，并非最好的部分。例如用韵文写成歌咏人类的文字，比起英国诗人蒲柏的作品是逊色多了，还有那些书翰，虽然可爱，却没有令人惊叹之作（最有意思的倒是他随随便便的通信），至于费解的悲剧，如《阿尔齐》Alzire、《穆罕默德》等都有哲学意味与教训口吻，“其价值全在于弦外之音”。在一七四○年代人士的心目中，服尔德的真面目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只要他谈起科学——像他关于牛顿的书——的时候，学者们就要抗议。等他印行一部历史时，据龚陶赛说，“他大受史学家们的指责，说它只是一部小说，因为它富有小说的趣味。”可怜的作者不懂把作品弄得艰涩沉闷，人家怎肯承认他是严肃的学者呢？他对于历史是终生感到兴趣的，而且如果我们把在他以前的史学著作仔细评估一番的话，他的确在这方面增加了相当的准确性。那时的史学家[82]达尼埃尔在王家藏书室里只需一小时的工夫便把一千二百部的手抄本和原稿浏览完了，自言他的考据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圆满。服尔德却精密多了，他博览群书，推究根源，参证旁籍。他认为历史不应当只记载帝王的生活与功业，且应缕述民族的嬗变与乎风[83]俗文艺的进化。他在提及弗勒里神甫的作品时说：“这并非一部历史，而是好几部历史。”他寓居西雷的时期，他的世界史式的《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与其中最重要的《路易十四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即使没有完成，至少已经写了一大半。后来他被命名为王家史官时又写了一部《路易十五》。关于《风俗论》的批评，可说是毁誉参半。服尔德首先懂得把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与素来犯禁的比较宗教研究在历史中占一地位。但书中错误的地方亦属不少，有些是难于宽恕的，有些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事情的真际在那时还未大白。孟德斯鸠说服尔德写作历史的用意是显耀他自己[84]的宗派，有如一切本笃会教士一样；这句话是不错的。他在《风俗论》中随处宣传他非宗教的宗教。他固定[85]的概念是（一）证明波舒哀以上帝的意志解释世界的历史是错误的。服尔德认为历史不当用原始缘由解释，而当用许多小原因的盲目的游戏来说明；（二）表明人类的历史是罪恶与苦难的连续，但不久可由理智来澄清混乱的局面；（三）否认一切超自然（surnaturel），在这一点上，服尔德的标准似乎没有把握了。他以为一切不近事实的都是假的，可惜近乎事实的范围并无十分确定的界限。以史学家而论，服尔德最大的缺点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智本位的哲学家，故不了解别一等人物的感情的与神秘的需要。无数的教派礼俗自有其共同的原因，这原因便是民众有此礼俗的需要，然而服尔德见不及此。可怪的是服尔德在论列家庭、爱情、友谊的时候，倒很能分析人类共同的禀赋。“服尔德很明白帝王并非国家，外交家的会议不能令人知道一个店主的习惯或一个乡人的愤懑不平，但他不大明白甲地的店主异于乙地的店主，十字军时代的乡人和路易十五治下的农夫不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反叛[86]的。”但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毫无上述的缺点。那是一个他熟悉而目睹其中的演员的时代。在此，他确是近代大史家中的第一人。在西雷时期中，服尔德赢得了普鲁士太子弗雷德里克（Frédéric）的友谊，在他遭受法国宫廷仇视的情景中，这于他确是一种安慰。弗雷德里克是被一般亡命的法国人教养起来的。他渴想在法文方面能够成为一个大诗人大散文家。这也并非妄想，因为他法文写得很好，且也不乏性灵。可是他知道他的文字还不免错误，以致弄坏了他的诗。服尔德既是一个多方面的才人，当时最好的史诗诗人，悲剧诗人，同时又是最高明的书翰家与最优秀的史学家，那么他的获得弗雷德里克的崇拜自是当然的了。一七三六年某日，服尔德接到一封信，内面写着：“先生——虽然我还未拜识你，可是我从你的作品上早已认识你了。你的大作可说是精神的财宝。”此后两人即有书信往还，语气非常殷勤亲切。“不要以为，”年轻的弗雷德里克写道，“我的怀疑主义会运用到极端的地步。例如我仍旧相信世上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个服尔德。”服尔德在复信中说这位德国太子的法文诗“写得很好，很美，品格极高”。他以后提及这段通信时又说：“辞藻对于我们全无用处。”一七四○年，弗雷德里克即了王位。哲学家想起欧洲王座上有一个“开明的”太子，自称为服尔德的朋友，或者会把他们的箴言见诸事实，不禁神驰向往。这位新君颇想把他的宗师罗致到宫里去，但夏特菜夫人是一件重大的障碍物。她一定不肯放服[87]尔德走，而带她同到波茨坦宫又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弗雷德里克不欢喜异族的身材高大的女子。可是他热望一见服尔德，在比利时布置初次的会晤。当服尔德看见坐在行军床上穿着戎装的青年君王时，不禁大为讶异。欧洲人士立即明白在登极以前写过一本《反马基雅弗利》[88]的书的人，将是全欧帝王中最马基雅弗利式最奸雄的一个。一七四一年时，他已征略奥国。那时奥国是法国的世仇，法国人对于弗雷德里克的成功一致喝彩叫好，且他使用法国的文人为之歌功颂德，故他在法国愈加声[89]势显赫。服尔德正在里尔城上演在巴黎不敢上演的《穆罕默德》，忽然接到普鲁士王在莫尔维茨（Molwitz）地方大捷的信息。于是他在包厢里站起来，手里拿着信，要求大家静听他的报告，说他方才接到普鲁士王陛下的捷报，原文是几句法文诗：我们在此活动轻巧的城中，禁不起风的摇撼，那么微小的建筑物。这是说：“我在营帐里写信。”当他念完之后，里尔的民众热烈鼓掌。服尔德一时认为他可以利用这段王室的交谊来当政治家与外交家了，这原是他多年想望的。一七四三年，法国宫廷急欲知道能否藉弗雷德里克二世之助以攻击英奥二国。有一位大臣想任用服尔德，叫他负着秘密的使命去波茨坦。他瞒着弗雷德里克，假装说他因为讽刺米尔普瓦（Mirepoix）主教之故，不得不逃亡国外。但弗雷德里克何等精明，决不会中这种诡计。他把服尔德款待得很好，为他举行音乐会，把他介绍给公主们，他亦替她们写了好些歌曲，一方面，弗雷德里克却把服尔德攻击米尔普瓦主教的信寄去。这条妙计可有两种作用：或者是米尔普瓦盛怒之下诉诸法国宫廷，使服尔德重新逃亡，不得不留在普鲁士，在这种情境中普王可以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