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典藏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10-22 22: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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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觉仁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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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典藏修订版

王阳明心学:典藏修订版试读:

自序 通往心灵自由之路

近两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提倡和关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组织还是个人,好像都已经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正在面临一场物质与精神背离、信仰与道德缺失的危机,而拯救之道,或许就蕴藏在古人的智慧中。意识到危机,是自我救赎的起点。然而,如何真正走上这条救赎之路,如何从传承数千年的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中,汲取今日国人所需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智慧,却注定要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首先,卷帙浩繁、文义艰深的古代典籍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阅读和理解障碍;其次,因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差异,也足以成为横亘在我们与经典之间的巨大鸿沟;最后,即便我们克服了上述困难,理解并接受了古人的某种思想,可如何让这种思想“体贴”到自己的身心上、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却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那么,有没有一种古人的学问,能够最大程度地帮助我们解决上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王阳明在五百年前为世人揭橥的心学。给出这个结论,并不是说除了阳明心学之外,其他的儒、释、道思想和诸子百家的学问就不够高明或不合时宜,而是因为——阳明心学不仅融摄了儒、释、道的智慧,而且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一种强大的经世致用的品格,并且直接诉诸个体心灵,因而最适于在日常生活中修学实践,也最贴近当下。这几年,阳明心学之所以能在沉寂数百年之后悄然重现,渐受国人青睐,其原因恐怕正在于此。“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严复)所谓“简径捷易”,不仅意指阳明心学集儒、释、道之大成,而且揭示了其可操作性极强的根本特色。换言之,阳明心学不仅是一门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心灵哲学,更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行动哲学。唯其如此,自明朝以降的五百年来,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的无数仁人志士和社会精英,才能从中汲取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练就一颗颗强大的内心,缔造一桩桩掀天揭地的事功。“王学绝非独善其身之学。而救时良药,未有切于是者。”(梁启超)“修心炼胆,全从阳明学而来。”(日本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如果说在一百多年前,阳明心学给予世人更多的是一种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胆识、魄力和勇气,那么时至今日,它也必然能够给予我们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并引领我们走上一条心灵救赎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就是阳明心学的核心精神,亦即王阳明一生中反复致意、再三提撕的三个字:致良知。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良知有两层含义:一、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道德意识;二、内在于人又超越万物的宇宙本原。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宇宙”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物质宇宙,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精神宇宙。对于物质宇宙的探索,源于人类固有的求知天性,而对于精神宇宙的叩问,则是来自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终极关怀。生而为人,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和世界终归是有限的、短暂的、相对的,但与此同时,人类却始终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仰望并追求着无限、永恒和绝对。由此,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哲学和宗教,才在各自的精神宇宙中建构了各自的本体,如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真如,伊斯兰教的安拉,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老庄的道,孔孟的天,禅宗的本来面目,程朱的天理,等等。而在王阳明这里,能够生成天地万物且内在于人心的宇宙本体,就是良知。王阳明教我们致良知,就是让我们当下体认这个精神本原,借此与他人、天地和万物建立一种广泛而内在的联结。如此一来,我们的生命就能获得一个牢固的基点,心灵就能得以安顿,从而确立人生的意义,展开富有价值的生活。用古人的话说,是谓“安身立命”“本立而道生”。当然,相信宇宙有一个精神本质,并且相信人的生命有一个高贵而神圣的来源,是无法用科学手段验证的。因为这是一种信念,坚守这种信念并遵循这样的信念生活,就可以称为信仰。而信仰是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你可以认为生命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只是一种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人来到世上纯属偶然,活着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无非就是吃吃喝喝、男男女女而已;你也可以认为生命的本原是高贵而神圣的,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带有一种使命,就是让自己的人格得以完善,潜能充分发挥,进而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价值,同时让自己获得一个快乐、幸福、成功的高品质人生。当然,如果人生可以简化为上述命题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避苦趋乐、避祸趋福是人性根深蒂固的自然需求。然而,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满足这种人性需求,通过什么手段去追求快乐、幸福和成功,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换言之,倘若我们采用的方式和手段存在缺陷,或者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那么我们不但有可能在追求上述事物的过程中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完全有可能走向反面:要么是疲于奔命、身心交瘁,却什么也没得到;要么是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却丧失了快乐和幸福;或者就是在别人看来似乎什么都拥有了,自己却仍然感觉不安和不满足,甚至比尚未拥有之前更为茫然和困惑。毋庸讳言,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已经不同程度地落入了上述窘境。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有两点:一、我们太过于看重物质和金钱,以为快乐、幸福和成功都可以通过物质手段实现,从而导致了物质欲望的膨胀与精神生活的萎缩。今天,我们普遍被这种既定而单一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所困,基本上丧失了选择的自由,似乎不敢再想象生活还有另外的可能。用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的话说,这就叫“单向度的人”。二、我们太过于看重社会的评价和他人的眼光,以至于把自身的快乐、幸福和成功全部交予社会和他人定义,从而忽视了自己真正的心灵需求。而当流俗的价值观和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合谋将每个个体绑架,我们的自我就迷失了,而我们的人格也会呈现出严重的“外倾化”特征。用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种“重心在外”的人生,而这样的人生很难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即便你获得了某种“成功”,这样的成功或许也只是外界所定义的,不一定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当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谁都不能没有物质和金钱。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物质和金钱仅仅是我们获得快乐、幸福和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固然很难获得快乐、幸福和成功,但是有了物质基础之后,这些东西却不一定能够自动实现。原因在于,不管我们堆积了多少外部生活的资料,也不管别人对我们做何评价,最终决定我们是否快乐、幸福和成功的根本因素,还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换言之,不仅是“快乐、幸福”这种偏于内在体验的事物通常需要心灵的健康,就连“成功”这种更多依赖外在条件的事物,也与完善的人格品质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息息相关。因此,要想获得心灵的健康、人格的完善和精神的强大,不再做一个单向度的、重心在外的人,我们就必须修行,必须致良知。正如良知兼有两重含义(既是本体也是道德意识)一样,致良知之“致”,也兼有二义:一是体认,二是践行。本体可以当下体认,但道德人格的完善,却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切切实实、一点一滴地践行。如果说前者更像是顿悟,那么后者可谓之渐修。当良知作为本体的时候,它超越了世间一切二元对立的事物,因而也就超越了善恶,所以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而当良知作为内在于人心的道德意识时,它却具有辨别善恶的功能,所以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言、所行,通常不会有人来对我们做出道德判断,而我们自身往往也是疏于去照看的。所以,总是要等到种种言行产生了或好或坏的结果,并直接或间接地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才会豁然有省。因此,如果想在生活中践行阳明心学,那么最紧要的入手处,无疑就是要在待人接物和行住坐卧的每一个当下,时刻保持良知在场。换言之,就是要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始终保持了了分明的观照和觉知——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然后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这,就是致良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关于修行的不二法门。让良知在场,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会觉得是一种束缚,然而吊诡的是,我们目前看上去貌似自由的生活,恰恰受困于各种无形的枷锁:一方面,五光十色的时尚趣味诱惑着我们的感官,刺激着我们的欲望,令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了“拜物教”的忠实信徒;另一方面,无孔不入的流俗价值观又侵蚀着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让我们亦步亦趋地追随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渐渐迷失了自我。而致良知的修行,表面看上去像是一种“束缚”,实则恰恰是通往心灵自由的必经之路。之所以这么说,理由很简单:一个人首先必须有能力自主其心,然后才能得到心灵的健康,也才有资格获得心灵的自由。倘若我们缺乏自作主宰的能力,疏于照看自己的心灵和言行,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流俗的价值观绑架,被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左右,被自身的种种欲望和情绪困扰。试问,这样的人谈何自由?此外,也许还有人会说,时刻让良知在场,做人会不会太累?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行的确不是一件轻松快活的事。其实,不光是修行,凡是生活中值得做的事情,比如学习、工作、创业,甚至经营婚姻、抚育孩子等,无不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并且长时间坚持不懈。既然如此,那我们凭什么认为修习阳明心学就可以不必付出努力和心血呢?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真正的修行,“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功夫方能得力。这两年,由于阳明心学渐获国人青睐,不乏有人出于追逐时尚或附庸风雅的动机,把阳明心学视同一般意义上的心灵鸡汤,或者当成廉价的成功学,乃至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此种种,就算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无知,至少也是对阳明心学的误读。古代的禅宗大德常把修行喻为“火中生莲”“大死大活”。可见,真正意义上的修行,必是一场脱胎换骨的人格转化,亦必是一场浴火重生的精神涅槃。佛教禅宗的修行如此,阳明心学的修行何独不然?毫无疑问,要想拥有健康的心灵、完善的人格与强大的精神,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通过刻苦的修行。究竟而言,通往心灵自由的道路,绝非用鲜花和红毯铺就,而是以坚毅和勇气筑成!我相信,从这一刻起,只要你愿意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只要你愿意迈开脚步真实践履,那么久久行去,终有一日,你必定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必定能够达到那个“良知全体呈现、心灵彻底自由”的境界。王觉仁2015年5月于福建漳州

第一章 圣人是怎样炼成的

王阳明身后,其心学由门人王艮、王畿、钱德洪等人发扬光大,遂成一代显学,深刻影响了此后五百年的中国思想史。从明到清,及至民国,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和仁人志士,都将王阳明奉为心灵偶像,对阳明心学顶礼膜拜,并从中汲取了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

明正德三年(1508年)。暮春。帝国西南大山深处。

如墨的夜空无星无月,就像一袭黑衣罩住了大地。远处群山层峦叠嶂,绵延无尽,仿佛一直延伸到了天边。

大风在苍茫林海间奔走呼啸,间或传来一两声凄厉的狼嚎。

一个烛光摇曳的岩洞里,摆着一副石棺。

石棺里坐着一个面容消瘦、须发蓬乱的中年男人。看不出他已经在这里坐了多久,或许是一个时辰,或许是几十年。

岩洞一侧有几张石床,几个年轻的仆从睡得正香。

此刻,整个世界都睡得很香。

不,应该说,这个世界一直都在睡梦之中。万古长夜,举世梦梦,有谁能守着“吾性自足”的一点灵明,从生至死都睁着他的心眼?混浊世间,人欲滔滔,有谁能守着纯然天成的“赤子之心”,在滚滚红尘中拒绝沉沦,昂首向天?

夜半时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男人的身体突然一阵剧烈的震颤。霎时,他睁开双目,从石棺中一跃而起。让人诧异的是,在这个男人瘦削苍白的脸庞上,居然有一双如电如炬的眸子。那里面,显然蕴含着一股充沛浩荡、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很难想象,在这种生存条件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在这个人迹罕至、几乎已被文明社会遗忘的犄角旮旯里,一个人身上还能保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至少说明,在这个男人的内心深处,一定挺立着一种不被物夺、不为境转、不与俗世同流、独与天地相通的精神力量。

此刻,这个男人似乎进入了一个寻觅已久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极乐之地,又像是进入了一个廓然无碍、全体光明、物我两忘、能所双亡的天人合一之境。只见他呼啸跳跃,手舞足蹈,摇头晃脑,状若癫狂。仆从们被惊醒了,一个个睁着惺忪的睡眼,直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主人莫不是疯了,这三更半夜的鬼呼鬼叫什么呀?!

仆从们当然看不明白。他们自以为已经醒了,实则仍然活在浑浑噩噩的梦中。

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睁开自己的心眼。

一 天才儿童的打油诗:常识不靠谱

众所周知,这个在深山岩洞中一夕大悟的人,就是王阳明。他悟道的这个地方,名叫龙场驿,位于贵州西北的万山丛棘之中。上面这一幕,就是中国思想史上光芒万丈的一页——龙场悟道。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因曾在越城(今绍兴)会稽山的阳明洞隐居修道,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故世称阳明先生。

据《明史》记载,王阳明出生那天,祖母岑氏梦见一群天神驾着五彩祥云,浩浩荡荡从天而降,云中还有仙乐飘飘。为首的神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降落在王家门前,然后径直走了进来,把婴儿交给了岑氏……

岑氏猝然惊醒的时候,恰好听见王阳明呱呱落地的第一声啼哭。祖父竹轩公听说此梦,心想既然是天神驾云送子,便为刚刚出生的孙子起名叫“云”。后来,王阳明出生的那座楼,便被乡亲们称为“瑞云楼”。

天神送子,着实让王家人高兴了一阵子。

可是,随着小王云慢慢长大,愁云便渐渐笼上他们的心头。因为孩子从出生直到五岁,居然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看孩子平日的表现,既不像聋哑,也不像痴呆,可他为啥就是不说话呢?

王家人百思不得其解。

王云五岁的一天,奶娘带他在门口玩儿,一个游方和尚经过,无意中听到奶娘喊王云的名字,忽然放慢脚步,走到王云跟前,摸了摸他的头,然后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好个小儿,可惜道破了。”说完便飘然而去。

可惜道破?这到底是啥意思?!

王家人上上下下抓破脑袋,却没一个想得明白。要说还是竹轩公他老人家见多识广,只见他眉头紧锁,捋了半天胡子,然后大腿一拍,高声道:“给云儿改名字!”

这孩子既然是天神驾云送来的,那么给他起个“云”字,显然是泄露了天机,大大不妥,所以和尚才会说“可惜道破”。当天,竹轩公便给孩子改名“守仁”。

守仁二字,源出《论语·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奇妙的是,就在改名的当天,王守仁居然真的就开口说话了,而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但日常用语对答如流,还把“四书五经”中的好多圣贤之言一口气都给背了出来。

王家人全被镇住了。

竹轩公满脸惊愕地问守仁:“乖孙儿,你这都打哪儿学来的?”

守仁答:“以前我虽不说话,但是您和父亲读书的时候,我都暗暗记下了。”

竹轩公当场雷倒。

王守仁十岁那年,父亲王华赴京参加会试,喜中贡士,后参加殿试,高中状元,随后就在越城(王家祖籍)盖了新房,从余姚举家搬迁至此。次年,王华又写信让全家人搬到京城。竹轩公带着王守仁上路,经过金山寺时,与几位老友把盏叙旧,席间自然是要吟诗助兴。竹轩公那天心情好,喝得有点儿高,脑子晕乎乎的,结果拿着笔在那儿憋了半天,愣是一个字都没憋出来。

小守仁见状,就伸手跟祖父要笔。竹轩公迟疑地把笔递过去,说:“孺子也能作诗?”守仁不答,接过笔去,略微沉吟,就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小守仁一挥而就。竹轩公和那些满腹诗书的老友赶紧凑过去看。一看之下,顿时满座皆惊。因为此诗的意境之虚旷高远、想象之瑰丽宏阔,不要说虚岁才十一的黄毛小儿,就是这些平生以名人雅士自诩的老儒,也不见得写得出来。

竹轩公犯囧之际幸得孙儿救驾,不仅没丢脸,还捞足了面子,心里着实偷笑了很久。

宴席结束,众人提议到附近的“蔽月山房”去乘凉赏月。竹轩公欣然应允,带着守仁前往。到了地方,老人家忽然来劲儿了,就问守仁,能不能对着眼前的长空皓月、云影山色再来一首诗?

守仁乖巧地点点头,然后眨巴眨巴眼睛,望望月亮,看看山峰,又一首诗脱口而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平心而论,此诗由于是即兴之作,未经推敲,所以难免有些“打油”味道。但是,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辞藻和意境是否优美,更不在于格律是否工整妥帖,而是在于它那与众不同的角度,以及颇具“相对论”意味的思维方式。

小守仁这首诗,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考:

世人对事物的认识,普遍受限于所处的位置和观察的角度,所以人们对事物所做的判断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观察者坐在山中,便会觉得身边的山很大,天上的月很小;但是,假设有一个观察者能够站在天上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山很小,月亮很大。那么,到底哪一种判断为真呢?换句话说,事物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当然,鉴于王守仁的年龄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指望他给出正确答案。但至少,王守仁通过他的思考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发: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对事物的感知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的很多常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一个人要想活得明白,首先必须学会怀疑,其次学会独立思考,这样才不会在社会和他人灌输给我们的错误观念中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

从这首打油诗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从一开始,王阳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带有很强的主体性和怀疑论色彩,完全不同于人云亦云的流俗之见。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首诗,还不如说是一篇充满哲学思辨的小论文。若用现代哲学语言表述,完全可以写成《论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相对性》,或者《知觉与现象:论事物本质的不可知》。

其实,稍微翻一下西方哲学史,我们就不难找出与王守仁相似的观点。如西方怀疑论鼻祖皮浪就认为,对于世界上的任意一种现象,我们都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显得是什么或看来是什么。皮浪举例说:蜜对我们显得是甜的,但它本质上是否也是甜的,却是一件可疑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个关于现象的判断。

再比如,罗马时期的怀疑论者爱那西德穆,就曾针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相对性,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论式”。其中一条,简直就是王守仁这首《蔽月山房》打油诗的翻版。他说:“同一事物因距离、位置等的不同而显得不同。大的显得小,方的显得圆,直的显得曲,远看平整的山峰近看却犬牙交错。因此,离开地点和位置,要认识这些事物是不可能的。它们的本性是不可知的。”

如果大家对这两位古代哲人还比较陌生,那么大名鼎鼎的康德总听说过吧?事实上,康德也是基于同样的思考,才构建起了“三大批判”的哲学王国。

康德哲学的基点之一,就是这句话: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表现而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但是,康德并未因此陷入不可知论。事实上,正是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出发,康德才把事物划分为“表现”和“事物自身”(物自体)两个方面。

康德认为,正如事物具有两面性一样,人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必须服从自然法则;另一方面,人又是“理性存在者”,可以遵从理性法则行动。作为前者,人受制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比如饿了就要吃饭,从二十楼跳下必定玩儿完;可作为后者,人却拥有意志自由,亦即拥有实践道德的自由。

打个比方,假如你是一个被捕的间谍,敌人要你供出上级,这时候如果你只是一个“自然存在物”,为了保命你当然会把所有情报都供出来,可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你却可以为了你的信仰,为了保护更多的人而牺牲自己,宁可饿死或跳楼也不招供。

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也是人的价值和尊严之所在。在康德看来,人因为自身的有限性,所以要敬畏无限的宇宙,敬畏自然法则;人更因为主体的能动性,所以要让理性为自身立法,并且敬畏内心的道德法则。

当然,王守仁这一年周岁才十岁,相当于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虽属不世出的天才儿童,但也不可能像康德老师走得那么远。换言之,王守仁对常识的怀疑,只是出于他早慧的天性,不可能有什么成熟的理性思考。可恰恰是这点早慧的天性,却已经是同龄人甚至是同时代人所远远不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日后之所以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发出强烈的怀疑和批判,并颠覆其“格物穷理”(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思想,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套“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学理论,其实在此已经露出了端倪。

听完小守仁别出心裁的打油诗,竹轩公的老友们大为叹服,纷纷说:“令孙这么聪明,将来定当以文章名天下。”

没想到竹轩公却得了便宜又卖乖,翻了翻眼皮说:“文章小事,何足成名?”

这话乍一听貌似很谦虚,其实往深了想,一点儿都不谦虚。因为这话暗含着老人家对宝贝孙儿的高度期许。也就是说,他很可能相信孙儿日后不仅会名扬天下,而且还远不止靠文章成名。

事后来看,竹轩公此言实在不算吹牛,因为有明一代,甚至迄今五百年间,要再找出一个像王阳明这样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达标的全能型天才,确实无从寻觅。

二 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守仁之父王华状元及第后,被授予翰林修撰,功成名就,前程似锦,可谓同辈中的牛人。为了让儿子将来跟自己一样牛,王华煞费苦心地选择了京师最好的一家私塾,把守仁送了进去。

不料,天才儿童王守仁进了北京的重点中学,却摇身一变成了问题少年,其表现不仅让老师大伤脑筋,更是让王华大失所望——王守仁不但上课不专心听讲,放学不爱做作业,而且时常翘课,跟他的状元老爸根本不是一个德行。

想当初,王华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家里读书,碰巧外面举行迎春踩街活动,锣鼓喧天,万人空巷,附近的孩子个个都往街上跑,唯独王华抱着一本书端坐不动。其母岑夫人不忍,就让他出去玩儿一会儿,回来再读,没想到王华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观春不若观书也。”把岑夫人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后来,王华进了私塾,有一天在上课,正逢当地新县令上任,少不了敲锣打鼓招摇过市。仪仗队从门口经过时,全班同学都跑出去看热闹,只有王华仍旧坐在座位上,还故意拿着一本书大声朗诵,声音都传到了门外。老师赶紧制止他:“小点儿声,你就不怕知县大人怪罪吗?”王华答:“知县也是人,有什么好怕的!何况我是在读书,谁敢怪罪我?”一句话把老师噎得够呛。

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可身为状元的王华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儿子咋就不喜欢读书呢?

要是你认为,王守仁天资聪颖,自然厌恶应试教育,所以他翘课肯定不是去玩儿,而是为了进行独立思考,比如去找一棵大树坐下来,反思教育体制的弊端、参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什么的,那你就错了。

王守仁翘课只有一个目的——玩儿。

准确地说,是玩儿打仗。

每当同学们跟着老师摇头晃脑之乎者也的时候,王守仁就会偷偷地从后门溜出来,跑到街上,招呼一大帮没事干的小孩儿,把他们分成四队,分立东西南北四方,还发给每队一面特制的小旗子,然后自己当大将,站在正中间,指挥各队列阵、奔跑、穿插、变阵等,搞得整条街鸡飞狗跳,尘土飞扬。

可是这一天,当王守仁正玩儿得兴起的时候,手下的四队人马却忽然安静了下来,一个个都变成了木头,而且眼神都盯在了他的头部后上方。守仁下意识地转过身去,然后就看见了他老爸那张早已铁青的脸。

王华指着他的鼻子大骂:“咱家世代以读书为业,你搞这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想干吗?”

守仁镇定自若地抹了一把脸上的尘土,问:“读书有何用处?”

王华道:“读书能当大官,就像你老子我,之所以能中状元,都是读书之功。”

守仁眨巴眨巴眼睛,又问:“父亲中状元,子孙后代都会是状元吗?”

王华道:“你小子想得美,只有我这一代而已,你要想中状元,就给我认真读书!”

守仁扑哧一笑:“只有一代,那这状元也没啥稀罕的嘛!”

王华大怒,挽起袖子要揍他。守仁慌忙抱头,一溜烟跑了。

王守仁说状元没啥稀罕,倒不完全是想恶心他父亲,而是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

几天后,学校老师听说王守仁当众顶撞他父亲,就找他单独谈话,语重心长地讲了很多孝亲的道理。最后,老师说得口干舌燥,守仁也听得哈欠连天。老师拿他没辙,只好悻悻地闭嘴。

守仁伸长四肢活动了一下筋骨,忽然问:“人活着要做什么,才是天下第一等事?”

老师又惊又喜,觉得这孩子总算开窍了,赶紧说:“读书登第,光宗耀祖,便是天下第一等事。”

守仁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蹦出这么一句:“嵬科高第时时有,岂是人间第一流?!”

老师登时气结,冷笑了半天,斜着眼睛问他:“那依孺子之见,以何事为第一?”

守仁不理会老师的揶揄,很郑重地说了八个字:“唯为圣贤,方是第一。”

一个成天吊儿郎当的问题少年,竟敢奢谈圣贤,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老师摇头苦笑,随后就把这话告诉了王华。

王华一听,也是又好气又好笑,说:“孺子之志,何其奢也!”

这话要放在今天,就得这么说:“就凭你小子也想当圣贤,简直是扯淡!”

当然,此刻的这位状元公绝对想不到,若干年后,王守仁不仅一不留神就成了圣贤,而且还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此后五百年间的第一流圣贤!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守仁说他老爸那个破状元没啥稀罕,还真没冤枉他。道理很简单:要是没有他儿子王守仁,后世有谁会记得他这个大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状元郎王华呢?

今天,要是你的孩子鄙视应试教育,连高考都不去考,或者大学没读完就退学了,请你不要过于责备他。因为,高考状元年年有,几人成为第一流?在应试教育和功利教育的闷罐子里,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也可能一无所长。

所以,决定一个人最终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他的读书成绩或毕业文凭,而是他内心有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远大志向,以及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决心。假如你家的孩子有这样的志向和决心,那就让别人家的孩子去当王华,让你家的孩子去当王守仁吧,或者去当比尔·盖茨,至少也当个韩寒。

王守仁经过老爸的多次训斥和老师的多次教育后,仍然恶习不改,天天只想着玩儿。正当大人们对这个问题少年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彻底改变了王守仁。

有一天,守仁又翘课了,在市场上瞎溜达,看见一个小孩儿在卖鸟,就凑过去问价钱,可问完价钱,掏掏口袋却不够数。守仁眼珠一转,就让那小孩儿先把鸟给他,回头再送钱过来。那小孩儿可不傻,坚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王守仁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伸手就要去抢。那小孩儿也不甘示弱,马上跟他比画开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算命先生从他们身边经过,无意间瞥了王守仁一眼,忽然停住了脚步。此人精通麻衣神相,当他看到王守仁的相貌时,心里马上跳出一个念头:此子他日大贵,当建非常功名。

算命先生当即把鸟买下,送给了守仁,然后慈爱地抚摸他的脸,意味深长地说了几句话:“小朋友,记住我下面的话——日后,当你的胡须长到领口时,你就入了圣境;当胡须长至丹田,你就结了圣胎;当胡须长到丹田以下,你就结成圣果,功德圆满了。”

临走之前,算命先生又叮嘱了一句,就是最后这句话,把王守仁从一个问题少年彻底变成了三好学生。他说:“小朋友,你一定要读书自爱,我所说的话,将来必定应验!”

王守仁一心想当圣贤,所以深深记住了算命先生的话。从此,街上少了一个呼朋引伴、嬉戏无度的孩子王,而课堂上却多了一个“潜心诵读、学问日进”的三好学生。

王守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教育你的孩子认真读书,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目标强加给他,然后告诉他读书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实现那个。这样的教育必然是失败的,就像守仁他老爸和老师屡屡把当状元的目标强加给他,结果只能惹来他的排斥、反感和耻笑一样。

聪明的父母和老师,就应该学习算命先生,去发现孩子内心真正的期望,或者通过真诚而有效的沟通,帮助他设定自己真正想要的目标,然后鼓励他去实现。这就够了,剩下的事情就靠他自己了。

正如佛陀所说:“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成功的教育方法,就应该像一个有经验的车夫在驾驶马车,想让马快跑,既不用在前面猛拽缰绳,也不必在马屁股上狠抽鞭子,而是在马的耳边,给它一记清脆而恰到好处的鞭响。如果真是宝马良驹,自然会奋蹄飞奔,一往无前。换句话说,高明的人,都会把鞭子抽在心上,而不是抽在屁股上。

三 通往圣贤之路

光阴荏苒,转眼王守仁就十五岁了。这一年,他独自离开北京,骑马游历了长城,先后登临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明称“内三关”,为京畿屏障,乃兵家必争之地)。

伫立在巍峨雄壮、地势险峻的关城上,王守仁极目远眺,只见群山苍莽,峰峦叠翠,岩溪在涧谷中潺潺奔流,苍鹰在高天上自在翱翔,而长城则像一条蜿蜒伸展的巨龙,霸气十足地横卧在天地之间。

霎时,一股指点江山、驰骋天下的豪情壮志陡然溢满了他的胸膛。

史称王守仁这次游历,一路考察风俗民情,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之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其实,早在游长城之前,年仅十四岁的王守仁便成天“习学弓马,留心兵法”,读遍了所能找到的古代兵书,而且逢人便说:“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由此可见,此时的王守仁虽然早已从贪玩厌学的顽童变成了认真读书的三好学生,但是天性中固有的尚武任侠之气,却一刻也没有从他的生命中消失。

自宋朝以降,中国士大夫普遍养成了一种“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陋习,平时谈玄说妙、讲经论道,对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不屑一顾,一旦社会动乱或外寇入侵,便只能悬梁投井,一死了之,以最愚蠢、最悲哀的方式为旧王朝殉葬。至于那些本来就只把圣贤之道挂在嘴上的假道学,就更不堪了,一遇危难立马变节,连尽忠效死都做不到。

对于这些百无一用的腐儒和口是心非的假儒,王守仁从少年时代起便深恶痛绝,因而才会以“通儒”自励自勉。

所谓通儒,就是能够将“经济之学”(经世济民之学)与“心性之学”(尽心知性之学)融贯为一的符合孔孟精神的真儒。换言之,通儒的标准,就是德行与事功二者兼备、思想与行动毫无脱节。日后,王守仁之所以力倡“知行合一”之教,便是希望以此活泼刚健、浑然一体的真儒精神,疗救那种空疏支离、浮躁虚伪的时代病。

事实上,王守仁从小就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孩子,刚一立志要当文武双全的通儒,他就准备甩开膀子上战场了。当时,由于北方各地爆发严重旱灾,官府救灾不力,导致民变蜂起。如京畿地区的石英、王勇,陕西地区的石和尚、刘千斤等,集合了盗贼在周边地区作乱,声势都搞得很大。而各地官兵多是酒囊饭袋,无力围剿,只好任由他们在眼皮底下攻城拔寨,抢钱抢粮。

眼看盗匪如此猖獗,以天下为己任的王守仁当然不肯坐视,于是便去找他老爸,说准备跟同学们联名上书,请求从军,还说只要朝廷给他壮士一万人,便能“削平草寇,以靖海内”云云。王华歪着脑袋听了半天,只给了他这么一句:“你脑子有毛病啊?满嘴跑火车,找死啊你!”(“汝病狂耶。书生妄言,取死耳!”)

王守仁的一腔热血就这样被浇灭了,从此一个字也不敢再提。

当然,王守仁并未放弃自己的通儒之志,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藏起来而已,就像我们今天收藏茅台酒一样。而且他跟我们一样坚信,这东西藏得越久,就越醇厚、越值钱。

许多年后,当王守仁在南赣、江西、广西等地接二连三地平定叛乱、“削平草寇”之时,我们仿佛仍然可以看到——当初那个立志要当通儒的倔强少年的身影。

弘治元年(1488年),十七岁的王守仁听从父亲之命,到江西南昌与一位姓诸的远房表妹完婚(岳父诸养和是他的表舅,也是王华至交,时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可就在新婚之夜,王守仁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的事——他把新娘子一个人扔在洞房里,跟大伙玩儿了整整一夜的躲猫猫。

要问守仁兄这一夜是怎么过的,说来好笑,他是跟一个九十多岁的老道一块儿过的。

其实,守仁兄也不是故意要放新娘鸽子,他这么做,实在是无心之失。

话说结婚这天,宾客们吃过喜宴,闹过洞房,就各自散去了。王守仁陪新娘子坐了一会儿,感觉有点儿气闷,就想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想到在后花园里走着走着,竟信步走出了官署,然后也不知怎么七拐八弯,就来到了一处道观前。

王守仁仰头一看,上书“铁柱宫”三个大字。

当时,守仁兄正对静坐修道十分着迷,所以也不管他什么宫,抬脚就走了进去。

一进门,就看见一个龙眉皓首的老道正在盘腿静坐,端的是一派仙风道骨,周围气场那可不是一般的强大。守仁兄欢喜得紧,连忙过去搭讪。老道仿佛预料他会来一样,很自然地跟他聊了起来。

谈话中,老道自称无为道人,说今年已经九十有六。王守仁看他精神矍铄,声若洪钟,精神头儿比年轻人还要健旺,心里大为叹服,料其必为得道之人,当即向他请教养生修道之法。老道也觉得跟这个年轻人挺投缘,便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于是,这一老一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忘我之境——不知今夕是何年,不知此地是何乡;不知日薄西山倦鸟归巢,亦不知东方既白残月渐隐;忘却了一切人间纷扰,也忘却了所有尘缘俗念……

王守仁这边厢浑然忘我,却苦了那个在洞房里傻坐了一夜的新娘子——本以为春宵一刻值千金,却只能独守空房到天明。

拂晓时分,新娘子再也熬不住了,就去告诉了她父亲。

诸大人一听,顿时又惊又怒。新郎官竟敢在洞房之夜玩儿失踪,这算哪门子事儿?!

诸大人立刻派出衙役全城搜索,最后终于在铁柱宫里,把那个浑然忘却人间事的王守仁给逮了个正着。

问明了事情原委,诸家父女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还好,人家新郎官只是热心求道,不是去跟别的女人玩儿劈腿,那就原谅他这一回,下不为例。

次年,王守仁携新婚妻子返回越城。路过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当地大儒娄一斋。娄大师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他热情地接待了王守仁,向他讲解了一番朱子格物致知的大义,令王守仁深有感悟,尤其是最后一句,更是让他受用终身。

娄大师说:“圣人必可学而至。”

就是这句话,从此照亮了王阳明的圣贤之路。如果说,少年时代的王守仁向塾师追问“第一等事”,还只是出于一种自发而模糊的生命本能,那么现在受娄一斋启发而树立的“学为圣贤”之志,则无疑是一种自觉而坚定的精神追求。此后,每每端居静坐,王守仁常自忖过去的种种谐谑豪放之过,猛下了一番克己改过的功夫。

有了无为道人的修身养性之法,加上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之义,王守仁就像一个得到了两大门派武功秘籍的高手一样,在“学为圣贤”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弘治五年(1492年),二十一岁的王守仁乡试中举,随即赶赴京师,准备参加来年春天的会试。在复习备考期间,王守仁把能够找到的朱熹的书全部通读了一遍,然后苦思朱子的“格物穷理”之意。一天,他坐在窗前读书,看到一句话,“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然后一抬头,恰好看见后院那一片青翠葱郁的竹子,忽然有了想法。

第二天,王守仁拉了一个姓钱的同学,准备按照朱子所讲的道理开始格物。他要“格”的对象,就是后院的那丛竹子。既然朱圣人说“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那他就非要把竹子里头的天理格出来不可。

接下来,两个年轻人啥事儿不干,从早到晚就死盯着那丛竹子。就这么盯了三天,钱同学实在扛不住了,两眼一黑,歪倒在地。王守仁暗骂他不中用,让下人把小钱抬下去灌参汤,然后一个人继续格。

四天,五天,六天……

人家耶和华都把一个世界造好了,可王守仁愣是没从竹子里格出一丝天理来。到了第七天,耶和华收工休息去了,守仁的格物工作也终于有了结果。这结果跟小钱同学如出一辙——王守仁两眼一黑,脑袋一歪,人事不省了。

当然,天理还在乌有之乡,没跟守仁打半声招呼。“格竹子”的彻底失败,让王守仁对朱子的格物之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惶惑和怀疑:几根竹子就格掉半条命了,我还拿什么去格万事万物?!

当然,此时的王守仁还不敢把这种怀疑公然表达出来,他只能用“圣贤有分”(当圣贤也要看有没有天分)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

平心而论,王守仁用这么生猛的办法格竹子,实在是误解了朱子的本意。朱熹的格物穷理,意思是要通过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事事物物的观察、思考和研究,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永恒而普遍的“理”。这个理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事物的条理、规律、准则,二是指生成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虽然“理”很抽象,但只要居敬存诚,穷究不已,等到用力久了,功夫深了,自有豁然贯通的一天。

不难看出,程朱理学走的是渐悟的路子,而心性刚猛的王守仁则不自觉地用了佛教禅宗的顿悟法门,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从几根竹子格出天理,其结果当然只能是两眼一黑,脑袋一歪,被抬下去灌参汤了。

虽然格竹子格出了笑话,但是王守仁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还是值得表扬的。因为,圣贤事业不同于做生意,并非每一笔投资都马上要有回报。毋宁说,它更像是科学实验,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换言之,就是在王守仁如此用功的当下,其精神境界就已经非常人可及了——即便尚未超凡入圣,也已经与流俗迥然不同。

四 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弘治六年(1493年)春,王守仁参加会试,不幸落第。弘治九年(1496年),他第二次应试,再度落榜。一些跟他一样好几年没考上的同学深感沮丧,都以寒窗十载却屡屡落第为耻。王守仁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同学们一听,不得不佩服王守仁的涵养。

古人所谓的涵养,放在今天来看,其实就是内心强大。所谓“动心”,是指一个人因外在的遭遇而产生了负面情绪,然后又让这种情绪左右了心态。所以,王守仁说他“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就是指无论有没有考上,他都不动心,一旦动心,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耻辱。换言之,在王守仁看来,科举的失败并不算失败,只有因这种失败而引发挫折感,进而导致内心的痛苦和烦恼,才是真正的失败。

一言以蔽之,“不动心”就是要求一个人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都要保持内心的淡定,永远做自己心灵的主人和情绪的主宰者。孟子对此的表述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庸》的说法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是儒家的一种修行功夫,也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根本。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儒家圣贤这种“无入而不自得”的淡定,绝不是一种逆来顺受的犬儒哲学,更不是阿Q似的精神胜利,而是一种把握事物真相的智慧,一种重心在内、不假外求的生活态度,以及由此而生的一种自由而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种自由而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正是因为这种不动心的境界不是一种僵化窒碍或者自欺欺人的东西,所以王阳明日后在给学生讲解孟子之“不动心”的时候,才会在“浩然之气”前面加上八个字——“纵横自在,活泼泼地”。

人之所以比动物高贵,首先是因为人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其次就是人拥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说,对于外界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们始终有权选择自己的态度、看法和反应。如果是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那条狗,一看见肉骨头,唯一的反应只能是流哈喇子,可作为一个人,我们可以摆脱外在环境的支配,超越条件反射的动物本能,自由决定我们的反应和行为。

作为一个人,面对别人指责或谩骂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从容面对、理智化解,而不是暴跳如雷或大打出手;作为一个人,当你开车要去接女朋友却被堵得不可动弹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放松、深呼吸,给女朋友打一个电话,而不是抱怨、诅咒和拼命按喇叭;作为一个人,当股市熊途漫漫、市值严重缩水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翻开巴菲特的书,把“长期持有、价值投资”这八个字当成解脱痛苦的心灵咒语,每天念上一千遍,然后静静等待牛市的到来,而不是选择割腕自杀。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活在这世上,既控制不了别人的嘴,也控制不了红绿灯,更控制不了股市涨跌,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所以,“不动心”绝不是儒家圣贤的思想专利,而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修炼的人生功课。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生活中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其实都不是因为事情本身,而是源于我们对事情所抱有的看法。美国著名的整形医生和心理学家马尔茨,就曾经谈到他保持内心强大的秘诀,那就是——把事实与看法分开。

马尔茨说:“当我宣布想当一名医生时,有人说我的愿望不会实现,因为我家里很穷。是的,我母亲是很穷,这是事实,但说我永远不会成为医生,这只是一种看法。后来又有人对我说,我不可能在德国读研究生,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不可能在纽约挂牌营业,靠自己从事整形医学事业是不可能的。而这些事情,最后我都做到了,因为我始终提醒自己:所有这些‘不可能’,都只是看法,而非事实。”

马尔茨还告诉我们:要想有效控制心理,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就必须把事实与看法、真实情况与放大的障碍分离开,然后把我们的反应和行动,牢固地建立在事实本身而不是自己或他人的看法之上。

对于王守仁来讲,不得第是事实,但是把“不得第”当成耻辱,只是一种看法。王守仁之所以屡屡落第而不动心,就在于他用智慧看穿了这一点。

五 理学对佛、道的复制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守仁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从此登上大明的政治舞台。次年,他被授予刑部主事之职,奉命前往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官员断案审狱。在此期间,他查清了许多冤案,“所录囚多所平反,民称不冤”。

公事干完,这个性喜山水的家伙老毛病又犯了,就跑到九华山玩儿了一趟。在这里,他参访了许多奇人异士,第一个叫蔡蓬头,是个道士。此人貌如其名,脸有菜色,蓬头散发,长年在九华山隐居修仙。王守仁一看就知道此人不俗,便对他执礼甚恭,虚心请教修道之法。蔡蓬头爱理不理,只翻了翻白眼,说了两个字——“尚未”。大概是说王守仁还没资格求仙问道,说完掉头就走。王守仁以为有旁人在场他不便说,就屏退随从,独自跟在他屁股后面,一再求教,可蔡蓬头始终就那俩字——“尚未”。

王守仁不死心,再三作揖鞠躬,穷追不舍。蔡蓬头被他缠得不耐烦,就说了一句:“你自以为执礼甚恭,可我看你终不忘官相。”然后咧嘴一笑,甩甩手走了,把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王大人扔在原地,半晌没回过神来。

终不忘官相。这五个字可谓一针见血,把王守仁既爱修道又爱当官,既不舍山水又眷恋庙堂的纠结一语道破。

王守仁久久回味蔡蓬头的话,不禁哑然失笑。

第二天,王守仁又听说地藏洞有个异人,住的是天然洞穴,睡的是松枝落叶(所以不用担心房价暴涨),且长年不食人间烟火,饿了就摘野果,渴了就喝山泉(所以不用担心有毒食品),堪称货真价实的“天然哥”。这样的神人,王守仁当然要去拜会一下。

随后,王守仁攀峭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没想到这哥们儿却在睡大觉。王守仁怀疑他是假寐,也不客气,一屁股在他身边坐下,然后摸他的脚。“天然哥”从没享受过足底按摩,一个激灵就醒了,诧异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道:“路险,何得至此?”

王守仁笑而不答,却反问:“何为修道的最上乘功夫?”

一照面就抛出如此重量级的问题,把“天然哥”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俗,便不再装酷,很真诚地跟王守仁探讨了起来。两个人聊得甚为投机,话题遍及儒、释、道三家。二人从先儒的“尽心知性”聊到道家的“抱朴守一”,然后从程朱的“格物致知”聊到禅宗的“明心见性”,最后又聊到北宋大儒周濂溪和程明道。

临别前,“天然哥”用一句话结束了交谈:“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就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其代表作《太极图说》吸收了道家的宇宙发生论,将之与《易传》结合,建构了儒家哲学的宇宙生成模式。周敦颐的主要思想不仅受道家影响,也受到佛教影响,如其脍炙人口的美文《爱莲说》的中心思想“出淤泥而不染”,就被指为是对法藏《华严经探玄记》中“如世莲华,在泥不染”的copy,因而被钱锺书讥为“拾人牙慧”。

程明道就是“二程”中的大哥程颢,与弟弟程颐同为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十几岁时“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然后遍学百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最后“返求六经”,归宗儒学,与程颐共同创立了“天理”学说。宋明理学因此得名。

作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和程颢都有非常明显的援道入儒、援佛入儒的倾向,尽管他们自己不太喜欢承认,但这种学术渊源昭然可见。纵观儒学发展史,孔孟儒学重在修齐治平,其根本精神是实践的、社会的、人伦的;到了汉唐时期,诸儒重在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于儒学的本体论几乎无所致意,更无所阐发;及至两宋,儒学才别开生面,大谈本原、心性和宇宙,并引领宋明理学走上了一条抽象的、心性的、本体化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儒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佛道两家在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上所提供的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工具,理学几乎不可能发生。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九华山的这位“天然哥”才会把周程二人视为“儒家好秀才”。因为如果不是他们对佛道两家进行大胆copy,宋代儒学便无法实现“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假如当时有知识产权法,周濂溪、程明道这帮理学大佬,估计都要被佛道两家推上被告席。而作为理学在有明一代的重要传承者和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这个被告席上当然也享有一个座位。换言之,王阳明从佛道两家“窃取”的核心机密,一点儿都不比他的前辈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说白了,王阳明最终之所以会从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走向心学的“心即是理”,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对佛道两家思想的浸淫,同时也得益于佛道两家教给他的操作性很强的修道方法。

如果阳明先生对我们的上述控词有意见,我们下面马上提交呈堂证供。

六 遗世独立的修道生涯

弘治十五年(1502年),王守仁从九华山归来,回京复命。此时,京中的才子们正大搞“文艺复兴运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一帮恃才傲物的愤青,掀起了“学古诗文”的热潮,对假大空的八股文章展开了急风暴雨般的批判和进攻。

王守仁过去也喜欢跟他们掺和,动不动就写一些针砭时弊、紧扣社会热点的诗文,或者公开发帖骂骂官场腐败、公款吃喝什么的,可自从九华山归来,他对这一切忽然没了兴趣:“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我们知道,早在少年时代,王守仁对“词章之学”就很不感冒,如今随着修道的深入,更是厌恶这种空腹高心、龇牙咧嘴的愤青姿态,所以马上就跟李梦阳这帮人说拜拜了。

失去王守仁这样一位干将,李、何等人惋惜不已。王守仁笑着说:“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颜回)、闵(孔子学生闵损,以孝著称)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

王守仁向来是言行一致的人,既然说了要追求“第一等德业”,那就说到做到,不但跟李梦阳等人说了拜拜,而且马上给皇帝打了一份辞职报告,以养病为由要求回老家,连乌纱帽都不要了。

此时的王守仁只是个芝麻绿豆官,在皇帝眼里根本没什么存在感,所以报告很快就批准了。一回家乡,王守仁也不住家里,马上跑到会稽山的阳明洞搭了个精舍,一心一意要干他的第一德业——远离尘寰、潜心修道了。

你别说,王守仁这么一发狠,还真让他修出了名堂。

据其弟子王畿后来有关阳明的修道体验的记载,“为晦翁(朱熹)格物穷理之学,几至于殒(差点儿挂掉)。时苦其烦且难,自叹以为若于圣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筑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炼习伏藏,洞悉机要,其于彼家(佛、道二家)所谓见性(佛家的明心见性)抱一(道家的抱朴守一)之旨,非惟通其义,盖已得其髓矣。自谓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气,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很显然,王守仁在阳明洞用的这些功夫,所谓“见性”“抱一”等,无不印有如假包换的佛、道Logo(标志),他却玩儿得得心应手,并且玩儿出了很不一般的境界:通过静坐内观,已能透视身体,并进入物我两忘、天地消泯的光明之境。日后王阳明之所以能在龙场悟道,其实就是得益于这个时候打下的底子,可见若无“老、佛之学”,也就没有阳明心学了。

王守仁不仅通过静坐练出了透视,而且还练出了遥感。

某一日,他在洞中静坐,忽然睁开双目,对家童说,有几个友人来访,赶快出去迎接,并且还附带说明友人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上山走的是哪条路。

家童半信半疑,走到半路果然遇见了那几个人。那几个朋友听家童一说,大为惊异,都说守仁兄快得道成仙了。

由于练出了一些特异功能,王守仁也不免有些沾沾自喜。可没过多久,他便幡然醒悟,意识到这些透视、遥感的玩意儿只是修道中的副产品,万不可执着,否则便会陷溺其中,迷失自性,忘却了修道的初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簸弄精神,非道也。”

此后,王守仁只一心静坐,不再玩儿那些与心性无关的东西了。

随着修道体验的深入,远离尘劳、遗世独立的定境之乐越来越强,也越来越让他感到自在和愉悦。时间一长,他渐渐就有了出世之念。假如王守仁就顺着这一念而去,那么会稽山可能会多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然哥”,而中国思想史则无疑会失去一个五百年不遇的圣哲。

所幸,出世之念一起,王守仁便立刻想到了在世的老祖母(此时竹轩公已过世)和父亲。这么一想,他心里便充满了纠结。如果说,此时的王守仁已经是一只远离尘嚣、冉冉高飞的风筝,那么儒家的孝亲之念就是一根看不见的细绳,始终牢牢地牵系着他。

就这样在纠结中又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王守仁忽然大悟:“此孝弟一念生于孩提,若此念可去,断灭种性矣。”

思虑及此,王守仁便收拾铺盖,头也不回地下山了。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守仁移居杭州西湖,“复思用世”。

说到底,王守仁毕竟是孔门中人,佛、老于他而言,只是行路的车马,只是渡河的舟楫。而在道路的前方,在河流的彼岸,始终高悬着一个不可撼动、不可改易的目标,那就是——成为儒家的圣贤!

七 我找不着北:心学与理学的PK

弘治末年,王守仁复出,历任山东乡试主考、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等职,其间与翰林庶吉士湛若水一见如故,相交甚契。他们都对早已官方化、八股化的程朱理学深感不满,称其“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遂相约将真正的圣贤之学发扬光大。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王守仁开始收徒讲学,力劝那些年轻士子不要沉溺于辞章记诵,应该首先树立“必为圣贤”之志,然后致力于真正具有精神价值的“身心之学”。

所谓身心之学,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学问,它可以使人内心强大;同时,它也是人的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学问,可以让人为自己建构生命的意义。

王守仁从少儿时代起便立志为圣贤,至今三十多岁,其间的心路历程不可谓不曲折。对此,他的挚友湛若水曾帮他做了这样的总结:“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维特根斯坦说过:“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王守仁在二十多年间经历的“五溺”,就是属于典型的“找不着北”的表现。明知“圣贤必可学而至”,但是学什么,怎么学,学到哪里才是头,却没有人告诉他。就像程朱的格物之学一样,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可要格到何时才算数,也压根儿没谱儿。对此,就连程颐和朱熹两位老夫子,也只能耸耸肩,摊摊手,说:“I’m sorry(对不起),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颜回)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王守仁之所以一路走来这么辛苦,今天溺这个,明天溺那个,首先固然是生命力过于旺盛、兴趣爱好过于广泛所致,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对于程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说的笃信和践履。可是这么格来格去,最后只能把自己的精神格得支离破碎、漫无所归,至于北在哪里,终究还是一片惘然。

直到阳明洞修道归来,王守仁才隐约找着了一点儿北的踪迹。这要得益于他与湛若水交流中得到的重大启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湛若水的号)多矣。”

那么,守仁从湛若水那里所资甚多的,究竟是什么呢?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当守仁还在溺这个溺那个漫无所归的时候,人家湛若水同学早就是根正苗红的心学传人了。湛若水的老师是陈白沙,而陈白沙被誉为明代心学的先驱,其学问所宗,正是宋明儒学中“心学”一派的创始人——陆九渊。

陆九渊与朱熹同为南宋一代大儒。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掌门。陆比朱小九岁,两人私下是朋友,但在学术思想上分歧巨大,因而掐了一辈子架。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应当时的著名学者吕祖谦邀请,朱陆两大学派分别组团,前往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举行了一场南宋儒林最高级别的学术PK。本次“华山论剑”不仅陆掌门与朱大师亲自到场,而且双方的门人学生、新朋老友也全部参加,连同闽北、浙东、皖南的儒林高手也都闻风而来,可谓盛况空前,一时无两。

擂台上,双方围绕着“无极与太极”“天理与人欲”“尊德性与道问学”等重大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参赛选手们“板砖与口水齐飞,怒目共横眉一色”,可持续PK了三天,最后却谁也没有说服谁。

分歧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场朱陆之间的学术PK,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关于朱老夫子的思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陆掌门的功夫是什么路数,就知道他为何与朱老掐得那么厉害了。

早在十几岁时,小陆就经常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有一天,他看到古书中对“宇宙”二字的解释是“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当下大悟,自道:“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然后又在读书笔记上写下这么一句话——“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从此,这句话就成了陆九渊开山立派的思想宗旨。

由于“吾心”与“宇宙”同一,陆九渊自然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他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发明本心”之说,意思是既然“本心”即是理,那么为学的目的就在于发明本心,只要“切己自反”,便无须向外去求。因此,一个人既不需要读很多书,也不需要格很多物,只要把妨碍本心的物欲剥落干净,即便大字不识一个,也可以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九渊喊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口号——“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这个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

陆九渊称自家这种修行路数为“易简功夫”,批评老朱的“格物穷理”琐碎支离。他认为,应该教人“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对此,老朱当然很有意见,他反驳说,小陆的方法太简约,有流于空疏之嫌,应该教人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一边是“发明本心”“六经注我”,一边是“格物穷理”“我注六经”,针尖对麦芒,小贩对城管,自然是吵翻天也和谐不了。

显而易见,陆九渊这套简易直截的心学功夫,对于历经“五溺”依旧找不着北的王守仁而言,不啻久旱逢甘霖;而在南宋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九渊心学,到了明代,也因为程朱理学被明朝官方定于一尊而相形见绌,逐渐被边缘化。所以,心学与守仁的相遇,实在是双方之大幸,也是儒学之大幸,更是中国日后万千学人之大幸!

没有遇见心学,王阳明最终或许能当大官,但绝对成不了圣人;没有遇见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只能流于小众的孤芳自赏,甚至从此湮没不闻,绝对不可能在明代重绽光芒,更不可能在后世大放异彩。

所以,阳明与心学,可谓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八 贬谪之路:王阳明版《龙门飞甲》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朱祐樘驾崩,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照即位。

这位朱厚照,就是传说中很有恶搞天分的正德皇帝。我看过他的画像,长得很帅,若主演韩国偶像剧,绝对能迷死万千小妹妹,不过可惜的是,他心灵不美,还有点儿变态。

据说,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是拥有执照的合法流氓,若此说不诬,厚照兄就是其中光荣的一员。早在东宫时,朱厚照身边就围绕着一群志趣相投的好朋友,这些人有老有少、有胖有瘦,但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无家无室,无儿无女,而且身残志坚。

你猜对了,这个物种就是太监。太监是明清时期的叫法,正式学名叫宦官,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文化特产”之一。我国拥有独家专利,仿冒必究。并且,正因为太监是我们的土特产,所以历代的宦官乱政就成了中国政治独有的现象。

朱厚照宠幸的太监有刘瑾、马永成、谷大用等八人。小帅哥当了皇帝后,刘瑾等人风生水起,一边怂恿皇帝飞鹰走马,嬉戏宴游,甚至炒房地产(在京畿附近购置大量田庄,坐收地租,充实小金库);一边大肆干政,卖官鬻爵,并且骑在文官头上屙屎屙尿。对此八人,时人无不侧目,谓之“八虎”。

自古以来,文官与太监就是一对冤家,尤其是当少主登基的时候,二者更会为了争夺对小皇帝的控制权而势同水火。面对“八虎”的擅权乱政,户部尚书韩文和愤青才子李梦阳(时任户部郎中)忍无可忍,率先发难,纠集阁臣百官联名上疏,力劝皇帝诛杀“八虎”。

然而,对朱厚照来讲,刘瑾等人都是哥们儿,没他们陪着一块儿玩儿,人生就了无乐趣,所以“八虎”不可或缺;而阁臣百官算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大明公司的高级打工仔而已,就算把你们都炒了又怎么样?我老朱家的乌纱值老钱了,还怕没人戴?

所以,对于群臣义愤填膺的谏言,朱厚照只当放屁,理都不理。内阁辅臣刘健、谢迁深感无奈,双双打了辞职报告,铺盖一卷回家了。随后,刘瑾开始反击,把始作俑者韩文、李梦阳等人全部炒了鱿鱼。南京的言官戴铣、薄彦徽等二十多人看不过眼,纷纷上疏,也都被刘瑾扒掉裤子打烂了屁股(学名叫廷杖),戴铣死于杖下。

在刘瑾的淫威之下,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再也没人敢以卵击石。但就在这个时候,王守仁站了出来,他给朱厚照上了一道奏疏,里头没有一个骂太监的字眼儿,而且还轻轻拍了拍朱帅哥的马屁,说他“聪明超绝”,只要知过能改就是人民的好皇帝云云。纵观整篇文章,措辞平和,态度冷静,只讲理,不喷粪,唯一的诉求就是劝正德皇帝赦免薄彦徽等人。

很显然,王守仁这么做是相当明智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企图把万恶的刘瑾扳倒是一种很傻很天真的想法。换句话说,在刘瑾的淫威之下,同志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尽力为革命保存一点儿火种而已。

可是,即便王守仁已经相当克制了,刘瑾还是没有放过他。

原因很简单,刘瑾是流氓。如果说朱厚照是披着龙袍的流氓,那么刘瑾就是当众裸奔的流氓,跟他干仗固然是死路一条,跟他讲理同样没有好下场。很快,一道诏书颁下,王守仁被扒掉裤子打了四十大板,最后又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正德二年(1507年)春,王守仁踏上了山高水远的贬谪之路。这一路走得险象环生,惊悚异常。影视界的朋友若有兴趣,大可以拿这个故事拍一部《龙门飞甲2》。因为这故事不乏卖座的流行元素,如太监、锦衣卫、亦官亦侠的主人公、和尚、道士,以及追杀、逃亡、深山驿站等桥段,而且情节起伏跌宕,充满了冲突和悬念。

刘瑾放逐王守仁,表面上好像要放他一条生路,实际上是想暗中干掉他。王守仁离京后,刘瑾就派了两个锦衣卫的杀手一路尾随。行至钱塘江时,王守仁急中生智,将衣服鞋帽投入江中,布置了一个投水自杀的假现场,成功骗过了两个职业杀手。

随后,王守仁偷偷爬上一条商船,不料又遇台风,险些葬身海底。船在海上漂流一天一夜后,靠在福建。他弃舟登岸,一路狼狈不堪地窜进大山之中。王守仁走到半夜,饥寒交迫,幸好看见一座寺庙,赶紧拍门要求借宿,不料和尚毫无慈悲心,一下把他轰了出来。王守仁只好摸黑继续赶路,好在不远处就有一间破土地庙,他啥也不想,进去倒头便睡。岂料这破庙是一只老虎的地盘。老虎大半夜回家,见卧室被占,就“绕廊大吼”,深表抗议。可守仁兄睡得比什么都死,愣是一动不动,老虎瞧这家伙如此淡定,只好甘拜下风,摇摇尾巴走了。

次日一早,隔壁庙里的和尚料定王守仁已经葬身虎口,就打算过来取他的行囊,捞几两银子花花。可是,让这个无良和尚大感意外的是,昨晚那家伙不但毫发无损,还在土地庙的院子里伸胳膊踢腿地做早操。和尚大骇:“公非常人也!不然,得无恙乎?”随即恭恭敬敬地把他请回寺庙,好茶好饭招待。

让王守仁没想到的是,就是在这里,他居然与当年铁柱宫的无为道人不期而遇。旧人重逢,守仁大为唏嘘,可老道仿佛专门在这儿等他似的,一点儿都不意外,也不和他寒暄,一开口就问他接下来有何打算。守仁想了想,说,只有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了。

很显然,王守仁并不想去龙场驿送死。

老道说,你还有亲人在,若你远遁,刘瑾迁怒于你父,该怎么办?

王守仁登时醒悟,遂于山房壁上奋笔挥毫,留下了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在这九死一生的逃亡路上,在这朝不保夕的困境之中,一个人若无深厚的学养与强大的内心,断然写不出如此气象磅礴、胸怀磊落的豪迈之作。

随后,王守仁告别无为道人,经鄱阳湖抵达南京,看望了被刘瑾排挤至此的父亲。同年十二月,他带上几个仆从,取道江西,进入湖南,由湘江西行,过洞庭湖,再溯沅江西上,然后又由沅江支流进入贵州,历经舟车劳顿之苦,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年)春,抵达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的龙场驿。

从此,王守仁就在这个瘴疠肆虐、野兽横行的蛮荒之地,当了一个小小的驿丞。他手下唯一的兵,就是一个发白齿摇、行动不便的老驿吏;他所管理的全部资产,就是这座破败不堪的驿站,外加23匹羸弱的老马,以及23副发霉的铺陈。更要命的是,身为驿站站长的王守仁,却没有权利住在驿站里。因为按朝廷规定,谪官不得居驿站,所以他只能在附近搭个草棚,跟几个仆从一起窝在里面。不久,他在离驿站三里远的龙岗山找到了一个天然岩洞,才算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所。

在如此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对王守仁来讲其实不是问题,因为这么多年对圣贤之道的浸淫,早把他练出来了,纵然尚未成圣成贤,也已非同凡夫俗子。更何况,孟老夫子早就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王守仁只要把这句话每天念上一百遍,就足以超然物外、百毒不侵了。

但是,老大道行高深,再怎么水深火热都扛得住,底下的小弟们可就惨了,跟随王守仁到此的几个年轻仆从,没过多久就一个个病倒了。王守仁只好跟他们掉了个个儿,天天服侍他们,不但要砍柴、挑水、做饭,还要把饭喂到他们嘴边。

小弟们被老大服侍着,肚子是饱了,可还是整天愁眉苦脸。王守仁担心他们得忧郁症,就每天朗诵诗歌给他们听,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小弟们听完诗朗诵,感觉是好了一点儿,可每当抬头看见月亮,又犯了思乡病。这时候,王守仁就会给他们唱一些家乡的小曲儿。但是,还是有个小弟超级难伺候,就算老大唱得再卖力也没用,王守仁只好给他讲笑话,声情并茂,眉飞色舞,最后才算把这小子逗乐了。

在王守仁的精心照料下,仆从们的病总算好了。至此,王守仁才得以从俗务尘劳中抽身而出,专心求道,史称其“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后来,王守仁自忖已将得失荣辱置之度外,唯独“生死一念”尚未勘破,便给自己打造了一副石棺,日夜在棺中静坐参究: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若圣人处此绝境之中,还能有什么超越之道?

九 圣人们悟到了什么

大约距王守仁的时代两千年前,一个叫悉达多·乔答摩的王子抛弃所有荣华富贵,出家当了一个沙门,来到尼连禅河附近的山林中苦行,一心要寻求“解脱生死”之道。

据说,他在这里整整苦修了六年,其间修习过长立不倒、坐卧荆棘、拔除须发、烈日暴晒、坟场静坐等苦行,穴居且不吃任何熟食,仅以果子、草叶果腹,乃至日食一麦一粟,甚至绝食修定,结果搞得形销骨立,心神衰竭,还是未能找到解脱之道。

最后,悉达多终于发现,人的身体与心灵是息息相关的,虐待自己的身体并不能换来心性的觉悟。于是,他放弃苦修,在尼连禅河(恒河支流)沐浴,洗去满身污垢,并接受一个牧女供养的乳糜,才慢慢恢复了体力。之后,悉达多在河边找到了一棵枝叶繁茂的毕钵罗树(后来被称为菩提树),在树下敷吉祥草为座,面朝东方,结跏趺坐,于安详自适的禅定状态中,静观身心内外的一切,体悟宇宙人生的真相。

临入座前,悉达多对自己发誓:“我今若不证无上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

那些禅定的夜晚,悉达多深入观照自己的身体、感受和思想,看见每个细胞、每种觉受和每个念头,都像是生灭之流中的一滴水,旋生旋灭,旋起旋落。他无法在身心之中找到任何一物是永恒不变的。再观照世间的一切,既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依照因缘条件的聚合而生起,也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于因缘条件的离散而坏灭。小到一只蚂蚁、一朵花、一棵树,大到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莫不是在缘起法则中生(诞生)、住(存在)、异(变异)、灭(消亡)。然而,世人往往把无常变化的东西视为恒常,因而没有的时候就逐求,得到的时候就贪恋,失去的时候就痛苦,然后就有了烦恼、忧愁、愤怒、嫉妒、傲慢、仇恨……

天色渐亮的时候,悉达多看着头上的一片毕钵罗树叶,就仿佛从中看见了天空、大地、阳光、雨水,乃至看见了一切。是的,如果没有万物的存在,就没有这片树叶;而如果没有这片叶子,没有那颗沙粒,没有空中飞翔的小鸟,没有静静流淌的恒河,就没有这个森罗万象的宇宙。从一只虫子身上,你可以看见大地的历史;从一颗星星身上,你可以看见宇宙写下的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万物互即互入、相依相存,没有任何一样事物可以脱离万物的怀抱而独立存在。然而,世人往往把互相依存的东西视为独立自存的个体,同时也把完整和谐的宇宙切割成了一个一个碎块,然后分成你的、我的、他的,以及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有利的、有害的……

悉达多就这样以觉知之光照破了无明黑暗,洞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从毕钵罗树下站了起来,开始向众生传播他所悟到的真理。他说:诸行无常(世间所有现象都是生灭变化的,没有恒常的本质),诸法无我(世间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独立的实体),涅槃寂静(觉知无常无我的道理,找到众苦的根源,然后通过正确的修行,就能在生生灭灭、流转变迁的当下,契入不生不灭、寂然常照的解脱境界)。

从悉达多悟道的这一刻起,人们就叫他佛陀——一个觉悟的人。

因为他创立了佛教,人们就称他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

公元27年,在约旦河下游的耶路撒冷,出现了一个叫约翰的先知,他身穿兽皮,披头散发,向每一个他所遇见的犹太人高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弥赛亚(由上帝选中的救世主)就要出现了。”约翰的呼喊令人想起了《圣经》以赛亚书中的一段话:“有人在旷野高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不久,一个拿撒勒的年轻木匠得知先知约翰的消息,便抛家舍业,赶来听他布道,并要求受洗。约翰知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弥赛亚,说:“我怎么敢给你洗礼呢?我本来应该接受你的洗礼。”木匠说:“我们应当按照道理去做。”于是,约翰就用约旦河的水给这个年轻人施行了洗礼。

受洗之后,年轻人并没有回拿撒勒继续当他的木匠,而是决定远离人群,禁欲修炼,彻悟上帝的真理。之后,年轻人来到了约旦河东岸的荒原上——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不毛之地,在这个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开始了他艰难而伟大的修道历程。

这个年轻人,就是耶稣。

在耶稣生活的时代,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处在罗马人的统治和奴役之下。面对异族统治,犹太人分成了许多派别,有主张通过暴力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奋锐党”,也有依附罗马人对其他犹太人实行残暴统治的“撒都该派”。而耶稣在修道中苦苦思索的主要问题,就是犹太人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才能彻底摆脱苦难。

在人迹罕至的荒原上,经过四十天的禁食苦修,耶稣终于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一种新的思想逐渐在他的心中清晰起来。耶稣认为:犹太人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背离了上帝,忘记了上帝的教诲。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异族统治,都只是这一根源导致的结果。因此,犹太人应该进行深刻的忏悔,真正遵行上帝之道,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摆脱一切苦难,建立美好而永恒的上帝之国。

一个崭新的宗教,就这样在巴勒斯坦的荒原上悄然诞生了。

耶稣坚信,自己就是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随后,他回到家乡加利利省,开始了他的传道生涯,宣讲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远离恶行……

后来,人们把耶稣称为“基督”,其意与弥赛亚一样,都是指犹太人的救世主、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创立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如今,世界上的基督徒已经超过了20亿。

阿拉伯半岛的麦加附近,有一座希拉山,山上有一个岩洞。伊斯兰历的每年9月,都有一个年轻人带着干粮,来洞里隐居一段时间,在此斋戒、祈祷、沉思冥想。

大约从25岁起,这个年轻人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并一直保持了十多年。每次隐居结束,回到家中,妻子总会发现他一脸憔悴、形容枯槁,但他乐此不疲。很显然,对一般人来讲难以接受的离群索居的生活,对此人而言,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

这个与众不同的人,就是穆罕默德。

当时的阿拉伯社会,局势动荡,经济萧条,各部族之间经常爆发流血冲突;而在宗教信仰方面,此时的阿拉伯人还处于原始和蒙昧的阶段,他们崇拜各种自然物,各部落都有自己的部落神,思想意识极其混乱。

穆罕默德每年的山洞隐居,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冥冥之中,他总是怀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统一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更要消除阿拉伯社会的动荡和分裂。

公元610年,40岁的穆罕默德照例开始了他的洞中隐修,一切看上去都与往年并无不同。一天深夜,穆罕默德正在静坐冥想,突然间,一个命令式的声音清晰地响了起来:“你读吧!”

穆罕默德吓了一大跳,睁眼一看,洞里只有他一个人。正在他不知所措之际,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你读吧!”穆罕默德纳闷地想:“我不会读啊,读什么呢?”紧接着,刚才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句子,然后一句接着一句,穆罕默德情不自禁地跟着诵读起来……

这一幕,就是伊斯兰教所说的“安拉的启示”。穆罕默德相信他听到的声音,是天使奉安拉之命向他转达的。造物主安拉已经委任他为使者,在部族中劝善止恶,反对偶像崇拜,只崇奉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执掌者、独一无二的安拉。

从此,不惑之年的穆罕默德作为伊斯兰教先知,担起了传播宗教的神圣使命,肩负起变革社会、济世救民的重大职责,走上了曲折漫长的传教之路。在此后的23年中,每当面临艰苦复杂的斗争,他总能得到真主的启示、命令和告诫。所有这些天启记录下来后,就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

穆罕默德的出生地麦加,从此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独一无二的圣地,如今,每年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多达数百万。

释迦牟尼35岁彻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耶稣基督30岁左右得到了上帝的启示,穆罕默德40岁听到了安拉的命令,然后,他们都悟道成圣了。

公元1508年,在贵州西北的大山深处,37岁的王守仁又会悟到什么呢?

十 龙场悟道:阳明心学的诞生

浓墨般的黑暗中,深山岩洞一灯如豆,犹如万古长夜中,我心本具的一点灵明。风吹过,烛光微微颤动,仿佛随时都会熄灭。王守仁像一具雕像一样坐在石棺中,看见往事一幕幕从心头闪过。

那一年在蔽月山房,有个11岁的孩子一手指山,一手指月,用一种稚嫩却又毋庸置疑的口吻说:“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那一年在京师,有个少年笑父亲的状元只有一代,没啥稀罕,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对塾师说:“唯为圣贤,方为天下第一等事。”

那一年路过江西上饶,有个青年听见娄一斋说“圣人必可学而至”,遂坚定了成圣成贤的志向。

那一年在京师,有个21岁的新科举子面对一丛竹子格了七天七夜,结果两眼一黑,歪倒在地。

那一年在九华山,有个年轻的官场中人遍访奇人异士,不禁被佛道两家遁世修行、超然物外的魅力深深吸引。

那一年在阳明洞,有个弃官逃世的隐修者,在甚深定境中怡然自得,隐然有出世之想,却又幡然醒悟:此非圣人之道。

那一年在京师,有个格物多年却依旧“找不着北”的程朱信徒结识了湛若水,始觉陆九渊的心学深契本心,遂恍然有悟,但终究不得其门而入。

…………

往事一幕幕在心中飘过,然后又像镜花水月一样消散于无形。王守仁心中万念俱泯,唯剩一个念头: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此时的王守仁,无疑是把自己逼入了绝地——他之所以给自己打造石棺,绝不是想搞行为艺术,而是要将自己置于无所凭借、无所依傍、无所希冀的绝地!

就像那则禅宗公案所问:若论此事,如人上树,口衔树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树下忽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达摩)西来意。不对他,又违他所问。若对他,又丧身失命。当恁么时,作么生即得(这个时候,如何应对)?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正恁么时,作么生对?

这是一个全然归零的状态——离言绝待,能所双亡,开口就错,动念即乖。

这是通天路,也是无门关——剑刃上行,冰凌上走,不涉阶梯,悬崖撒手!

此时此刻,要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大死而后大活;要么变成死灰槁木,化为这边瘴之地的一抔黄土。

问世间“道”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不知道过了多久,王守仁心中有一点光明渐渐透显出来。恍兮惚兮之中,仿佛有人在对他说话(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这声音既像是在耳边响起,又像是来自他的内心深处。然后,一直蕴藏在他体内的一股强大的生命能量,就像在地底长久奔突的岩浆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一样,突然迸发而出,令他的心灵和身体同时发出了剧烈的震颤……

于是,就有了本书开头“不觉呼跃,从者皆惊”的一幕。

关于开悟,弗洛姆做过这样的描述:“人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他自己和世界突然显现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光亮之中,能够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在这种体验发生之前,往往有大量焦虑产生,而在此之后,一种新的力量感和自信心却油然而生。”

弗洛姆描述的虽然是禅宗的开悟状态,但以此来看王守仁的龙场悟道,则可谓若合符节。如果要更真切地领悟这场悟道的意义,我们不妨再来听听一位内行人的话:“这是阳明一生所受的濒临生死边缘的大挫折。……人到绝途,方能重生。必现实的一切,都被敲碎,一无所有,然后‘海底涌红轮’,一个‘普遍的精神实体’始彻底呈现。此之谓大开悟。得失荣辱,甚至生命,都被迫放弃,不在念中,亦无法在念中,然后得真归依。”(牟宗三语)

此刻,对王守仁而言,虽然山还是山,水还是水,龙场驿还是龙场驿,但他已经在一个全新的宇宙中重生了,就连这个黑暗逼仄的岩洞,也已经变成一座促成他获得“真皈依”的辉煌圣殿,而曾经深深困扰他的所有焦虑、痛苦、矛盾、迷茫,也已经在刹那间烟消云散,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天地我心,一片光明!

史称,王守仁在这个暮春的深夜,在“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终于“忽悟格物致知之旨”。那么,他所悟到的究竟是什么呢?

一句话:“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年谱》)

所谓圣人之道,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人的自我成长、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方法和过程。而圣人,就是潜能充分实现、人格臻于完善的人。所谓吾性自足,并不是说我本来就是圣人,而是说我的心性之中具备一切成为圣人的潜能或者说“圣性”。后来王门学人常说的“满街都是圣人”,指的就是这种潜能。正因为这种潜能或“圣性”是我本来具有的,所以我如果向外追求,到外在的事事物物中去寻求成圣的条件和理则,那就是彻底搞错了方向。

王阳明在悟道时说的这句话,既是他在朱子理学中摸索了二十多年的思想终点,也是整个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王阳明正式与朱子理学分道扬镳了。

悟道后,王阳明受聘于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始揭“知行合一”之旨。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倒台,王阳明重返政坛,此后广收门徒,讲学论道,阳明心学开始流传天下。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先后平定福建、江西、湖广、广东等地的叛乱。在此期间,王阳明始倡“致良知”之教。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奉命前往福建处理兵变事宜,至丰城,闻宁王朱宸濠反,遂举义兵,仅用35天便将其平定,从此声望日隆。两年后,王阳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平定广西“思田之乱”,同年十月因病请求致仕,然后于返乡途中病逝,享年57岁。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王阳明微微一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溘然长逝。

隆庆二年(1568年),即王阳明去世四十年后,明穆宗给王阳明的盖棺论定是“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

两百年后,清朝大学士张廷玉等人在编纂《明史》时如此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王阳明身后,其心学由门人王艮、王畿、钱德洪等人发扬光大,遂成一代显学,深刻影响了此后五百年的中国思想史。从明到清,及至民国,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和仁人志士,都将王阳明奉为心灵偶像,对阳明心学顶礼膜拜,并从中汲取了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比如徐阶、胡宗宪、黄宗羲、曾国藩、左宗棠、严复、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都是阳明粉丝;尤其是蒋介石,更是举世公认的“明矾”,终其一生都把一部《阳明全集》摆在案头,并一再对人说:“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

明末,阳明心学漂洋过海,传至日本,感召拥趸无数,成为幕府末期维新志士西乡隆盛、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最强大的精神武器,对明治维新和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所言:“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在日本有“军神”之称的东乡平八郎,更是刻了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印章,随身携带,时时拿出来观瞻抚摩。

日本之所以能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强国,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阳明心学。然而,反观中国近代,王学末流却走上了空疏支离、浅薄浮躁的老路,失去了提振人心、经世济民之大用,无怪乎蒋介石要大声疾呼:“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我们要革命、要救国,就必须奉行阳明心说。”

时至今日,阳明心学仍然被日本许多一流企业家奉为圭臬,并且身体力行。而在中国,知识界对他的研究仍然囿于学术圈内,普通人对王阳明更是知之甚少。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先生曾说:“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但愿此言能够成真。不过我希望,这个“王阳明的世纪”最终将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

国人要了解王阳明的心学智慧,不可不读其代表作《传习录》。蒋介石曾自称,他“最喜欢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并将其作为“终生的精神食粮”。《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书信所做的汇编,分上、中、下三卷,由徐爱、陆澄、薛侃、南大吉、钱德洪陆续编集而成。《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一部深刻影响后世的儒学经典。今笔者撷其精华,从心理学、佛教禅宗、西方哲学、量子力学等多个维度进行阐发,旨在破译王阳明的心灵密码,让读者在认识阳明心学智慧、掌握其根本精神的同时,还能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实践,修炼内心强大的自己,实现心性本具的一切潜能,获得一个智慧、喜悦、幸福、美好的人生。

第二章 心是宇宙的立法者

既然“人心”与“天理”无二无别,并且这个“心”是天人合一、不分古今、充塞宇宙的,那么天下自然就没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了。换言之,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的道路,并不在外,而就在你我的心中,就看我们敢不敢直下承担、愿不愿意真实践履了。“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一 你其实是个“富二代”

爱(徐爱)问:“至善只求诸心。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徐爱录》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生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卒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享年仅三十一岁,浙江余姚人,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他的第一个学生,曾任南京工部郎中。

王阳明与徐爱之间的讲求问答,类似于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对侍者陈如等人的“初转法轮”。所以,《传习录》开头部分,都是心学最基本、最首要的东西。比如“心即理”这三个字,就是阳明心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基点,也是心学与理学的根本分歧所在。

在阐发王阳明的这个命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关于“理”和“心”,朱熹是怎么理解和定义的。

在朱熹那里,“理”是可以派生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所谓形而上,就是形体未生之前,也就是天地万物都还没形成的时候。朱熹说“理”是天地万物形成之前的“道”,也就等于说“理”是永恒的、超验的、抽象的。他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描述理:它“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

而“心”是什么呢?朱熹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于事者也。”这句话很好理解,就是说心具有能知能觉的功能,是身体的主宰,人以此知觉功能便能与外在的事事物物打交道。但是关于“心”,朱熹的话并没有说完,后面还有一句:“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也就是说,“心”具有二重性:当它表现为个体之私时,便是人心;当它合乎天理时,便是道心。所以在朱熹那里,人格完善的过程就是以天理主宰人心、转人心为道心的过程。

正因为朱熹认为理是抽象、永恒、无形无迹、超乎个体的,并不是人心当下能够直接体认的,所以人才要格物穷理,到事事物物中去把那个天理找回来。

而在阳明这里,“心”首先当然也是指知觉功能,“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传习录》卷下)。但是,阳明与朱熹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心”打成两截,分什么人心和道心,而是认为此“心”即是天理。在阳明看来,就是你当下能够直接体验的这个心,这个“能视听言动”的心,便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便是超越时空的宇宙本原。他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用心学鼻祖陆九渊的话来说,就是“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既然“人心”与“天理”无二无别,并且这个“心”是天人合一、不分古今、充塞宇宙的,那么天下自然就没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了。换言之,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的道路,并不在外,而就在你我的心中,就看我们敢不敢直下承担、愿不愿意真实践履了。“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传习录》卷下)

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也是王阳明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主体性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高扬。

在朱熹的语境中,天理是外在于我的普遍的道德规范,所以人格完善的基础便不是根植于我的内心,即便我被教导要成圣成贤,也只是被动服从于一套既定的社会价值观。而在阳明看来,成圣成贤的潜能和动能都内在于我的生命之中,因此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便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因为你是金矿,所以必须成为金子),同时又是我的天赋权利(任何外在遭遇都无法剥夺你的金子本色)。而人的主动性、自信心和创造力,也就在这里显露无遗并强势生发了。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假如你是一个“穷二代”,而朱熹和王阳明是两个教人如何发财致富的成功学老师,那么朱老师告诉你的黄金法则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今天挣八千,明儿赚一万,日积月累,集腋成裘,总有一天你也能变成李嘉诚。

你挠挠头,觉得朱老师的豪言壮语说了等于没说,一点儿干劲儿都提不起来。然后你去找王老师,王老师盯着你的脸看了很久,突然从你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啪”地拍在桌子上:“靠,你本来就是个‘富二代’,跟我这儿装什么穷?!”

你低头一看,原来那是一张N多美元的支票。

这就是阳明心学要告诉你的一条最基本的黄金法则:你其实是个“富二代”,别把自己埋汰了!

二 唯一的成圣之道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上·徐爱录》“存天理,去人欲”是什么意思?

王老师一记棒喝,把你彻底敲醒:晕死,原来王阳明老师五百年前写下的那句话——“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说的就是我啊!我忒傻了我!

你嘿嘿一笑,抓起支票扭头就走。“且慢!”王老师叫住你,很慈祥地拍了拍你的肩膀,说,“若想兑现支票,必须符合一个条件。”

你大为紧张:“什么条件?”“很简单,六个字——存天理,去人欲。”

去人欲?

完了!这不是要哥当太监吗?!

你两眼一翻,当场晕倒。

许多年来,中国人对宋明理学的了解,基本上都停留在这六个字上。一看到这几个字眼儿,大家脑中立马会闪过这样的镜头:一个头戴瓜皮帽的清朝遗老,一边拼命咳嗽,一边挥舞手杖棒打鸳鸯(鸳鸯通常是一对穿着学生装、追求新文化的五四青年)。所以,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对理学超级反感,甚至深恶痛绝,觉得理学就是封建礼教、扼杀人性的代名词,而证据就是上面那六个字。

其实,这是个误会,天大的误会!

理学固然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但这并不意味着理学完全否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朱熹本人更强调人欲是一种本然存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遏制。他说:“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

孔子他老人家也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谓“饮食”,指的就是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男女”指的是人的性需求。这都属于人的合理欲望,不但不应禁绝,反而应该予以一定程度的满足。例如,孔子有一次到卫国,看见当地人烟稠密,弟子就问他,现在卫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接下来该做什么?孔子说:“富之(让他们富起来)。”弟子又问,富了以后呢?孔子说:“教之(教化他们)。”可见孔子也主张,在教人追求人格完善之前,必须先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这就是“先富后教”的思想)。

既然从孔子到朱熹,都没有完全否定人的欲望,那么理学所谓的“去人欲”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里的“人欲”,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人的欲望”,而是指人的“超出合理范围、违背正当原则的欲望”。虽然这种“合理”与“正当”很难在学理上进行界定,却不难在生活中观察到。比如每个人活着,都必须通过工作换取服装、食物、房子等生活必需品,这样的行为都是合理正当的,不属于理学要“去”的人欲范畴。但是,如果你非要像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他老婆那样,拥有3000双鞋子、2000副手套、1700只手提包、5000条内裤、500个胸罩、200双袜子,以及数百件欧洲大师亲自设计制作的时装(所有这些当然全是世界名牌),那就很不靠谱儿了,我只能送你“物欲横流”四个字。

再来说正当性。你一天吃三顿饭,那叫正当,可你要一顿饭吃掉三万元钱,那就是人欲;你省吃俭用买个LV(路易·威登),这也算正当,可你要是左手LV右手爱马仕,还微博炫富说你“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那就是人欲;你已经有了老婆可还是喜欢看美女,这没什么不正当,可你要是在外面养二奶三奶四奶五奶,而且跟那些贪官一样,“工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那就是人欲。你喜欢钱,这很正当,可你要是用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塑化剂、牛肉膏、染色馒头去赚钱,那就是人欲。

简单地说,理学要灭的只是溢出道德堤坝、在社会上肆意横流的物欲,而不是在法律和道德规范内活动的人的正常欲望。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不好的欲望,就是水流得过头而导致了泛滥。所谓“滥”,就是超出了合理范围、违背了正当原则的意思。至于人的一般生理和心理需求,那当然是正当的,同时也是合乎道德的。在朱熹看来,“须是食其所当食,欲其所当欲”,“乃不失所谓道心”。

总而言之,宋明理学被今日国人视为迂腐冬烘、不近情理,实在是很冤。假如国人都能懂得一点儿“存天理,去人欲”的道理,今日社会又岂会如此物欲横流?假如不把老祖宗的智慧全都弃若敝屣,今日国人又岂会陷入悲摧境地?又何至于陷入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语)?

当然,理学中也有糟粕,比如男人不仅可以三妻四妾,还可以嫖妓,女人却必须从一而终恪守贞节,老公再坏也不能离婚,老公死了还不能改嫁,程颐程老夫子还为此振臂高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这种严重扼杀人性、无视女性权利的思想,并非理学主流。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用一句很滥俗的话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

在儒学的谱系中,从狭义而言,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是两个学派,但是从广义上说,宋明理学也包含了心学。所以,在“存天理,去人欲”这个命题上,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是完全一致的。换言之,阳明与朱熹的不同,主要是对本体认识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修学手段的差异。至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个核心理念,则是整个宋明理学包括阳明心学都始终遵循并践履的唯一的成圣之道。

该理念之所以成为所有宋明理学家共同的精神指南,原因也很简单——若不去掉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连做人都不一定够格,何敢奢谈成圣?

三 忠于内心是强大内心的第一步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传习录·上·徐爱录》

听完阳明老师讲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真正含义,你才慢慢回过神来:哦,原来“去人欲”只是要去掉一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啊,那没问题,看在支票的分儿上,哥就勉为其难了……可是,“温凊定省”是个什么东西?徐爱兄你好歹也是地球人,干吗尽讲些火星语呢?

阳明老师笑了,让你少安毋躁,坐下来喝杯茶,然后开始耐心向你解释。

所谓“温凊定省”,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孝顺父母之礼。温,是冬天用自己的身体把父母的被子温热;凊,是夏天用扇子把父母的草席扇凉;定,是夜晚让父母睡得安稳;省,是早上要向父母问安。

当然,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再按这些古人的方式去孝顺父母,但是,孝顺的表现方式会过时,孝顺的道理却是亘古不易的。在今天要做到“温凊定省”,其实也不难,只要冬天给父母买条电热毯,夏天给父母安台空调,出差在外给父母挂个电话,逢年过节跟父母吃顿团圆饭,不就是孝顺了吗?何必一定要冬天去温冷被子、夏天去扇破扇子呢?就像王老师说的,“诚孝的心”才是根本,具体怎么做都是“枝叶”。根不会变,但枝叶却可以常换常新,而且只要有根,就不怕没有枝叶。所以,读古人的书要读其精神,千万不要死在古人句下。

还有,我也完全同意,“忠君”这种东西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扯淡,但是,就像理解“孝顺”不能死抠字眼儿一样,在今天的语境下,所谓“忠君”也应该理解成敬业精神或者是职业道德。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没有皇帝,可谁头上没有boss(老板)?谁不用面对客户?谁身边没有同事或伙伴呢?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就必然会与他人形成雇佣关系、交换关系或合作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语境下,所谓的“君”,其实就是你的老板、客户和同事,而所谓的“忠”,就是你要认真对待你的工作,并用正确的态度去履行你的职责,去对待你的所有社会关系。

虽然我们现在说的敬业精神,内涵已经跟古代的忠君思想有很大不同,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个真正具有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人,仍会把客户的利益和生命放在首位,而把自己的利益和生命放在第二位。比如浙江大巴司机吴斌驾车行驶在高速路上,一个铁块突然飞来,砸碎前挡玻璃,并当场把他砸成重伤,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强忍疼痛,按照规范动作减慢车速、靠边停车,然后拉上手刹、熄火,通知乘客有秩序地下车,最后才倒下。吴斌的行为和表现感动了无数网友,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职业道德的含义,因而被誉为“最美司机”。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个银行家,刚开了一家银行,吸收了一些小额存款,却碰上了金融危机,所有资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不得不宣告破产。此后,这个失败的银行家带领他的家人,决定在余生中通过艰苦工作和节衣缩食,把亏欠储户的那些存款全部还上。一年一年过去,一笔笔还款带着利息被寄到当初那些储户手中。储户们被感动了,因为他们知道:银行倒闭纯属不可抗力,严格来讲,责任并不在那个银行家身上,他们虽然因此遭受了损失,但这个损失由众人分摊较易承受,全让一个人承担显然过于沉重。于是,储户们一致发表声明,表示余下的欠款可以不用偿还了。然而,银行家却将此事视为自己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仍旧坚持不懈地做了下去。就这样,这位银行家牺牲了余生中的一切享乐,放弃了很多事业机会,只遵守一个来自内心的道德命令——还钱。直到生命的终点,他才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

今天,如果我们很难理解“忠”这个字眼儿,那么吴斌和银行家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诠释:忠,既不是一种外在强加的道德规范,也不是一种基于尊卑等级秩序的无条件服从,而是一个人对自身职责的忠实履行,以及对心中道德法则的敬畏和坚守。这是人自己为自己立法,然后自己立法自己遵守。正是在这里,人才体现了他区别于动物的高贵与尊严。

在心学的语境中,“心中的道德法则”就是天理,所以王阳明才会说:“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真正的忠,真正的孝,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良心,都是由内而外的,它们并不因外在的掌声而建立,也不因外在的打击而消失。敬畏、坚守并履行这些东西,并不一定能带给我们财富、地位和名声;心中的道德法则或天理,也从未向我们承诺过快乐、幸福和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对这些东西的敬畏和坚守,一个人就很难称其为人,一个社会也很难给它的成员带来真正的和谐与幸福。

这些东西是我们生命的根,我们要把根留住。

四 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

爱(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也是阳明的学生)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传习录·上·徐爱录》“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又一个核心命题。如果把阳明心学看成一把宝剑,那么“心即理”就是剑柄,“知行合一”就是锋利的剑刃。很多人都认为,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意思,就是指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者说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这样的认识,就算不是对阳明心学的误读,至少也是一种很肤浅的理解。

事实上,“知”并不仅仅是指理论,“行”也不仅仅是指实践。因为理论虽然可以指导实践,但它本身并不是实践;实践虽然来自理论,但它本身也不是理论。所以,当我们把“知、行”理解成“理论、实践”的时候,其实已经把“知、行”当成了两种不同的东西。可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真正的“知”,里面必然包含了“行”;真正的“行”,里面必然也包含了“知”。所以王阳明才会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换言之,“知”和“行”本来就是一件事,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或者是考虑到不同情况下的针对性,才把它分成两件。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我们可以说一面是图案,一面是字,但我们不能忘记:它们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而是同属于一枚硬币。而把“知、行”理解成“理论、实践”的人,尽管也能说出理论和实践不可分离的道理,但就在他们这么说的当下,其实已经把“知”和“行”一分为二了——因为必须是两枚硬币,说它们“不可分离”才有意义,倘若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说它们“不可分离”不是废话吗?

既然“知、行”不能简单等同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理论和实践,那么王阳明所谓的“知”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知”就是人的认知功能,“行”就是人的行动功能。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凭字义就可以理解这两个概念,但是,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却有着常人意识不到的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同一个世界,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人的心灵并不是一张空白的A4纸,我们的认知能力也不是一台复印机,所以,它不会把外在事物原原本本复制到我们的心灵上。关于这一点,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已经讲得很透彻,比如康德就对此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论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心灵的内在结构决定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内容。

从每个人的日常经验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人的心灵其实更像是画布和颜料,而认知能力就像是画笔,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事物或同一个场景,会有各自不同的反应、感受和体验,因而每个人都会在心里创作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作品”。

正如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至于你是不是从里面看出了把妹泡妞的招数,我就不知道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人心中的《红楼梦》都不一样。

再比如,我们面前放着一颗苹果,在你眼中,它是一种可以补充维生素的水果;可在果虫眼中,那却是人家的家园和粮仓;在水果商贩眼中,它是可以换钱的商品;在生物学家眼中,它是一堆细胞;在物理学家眼中,它是一堆分子、原子和电子;基督徒看见它,就想起了夏娃和人类的原罪;牛顿看见它,就发现了万有引力;乔布斯看见它,拿起来咬了一小口,就有了让全世界“果粉”为之疯狂的iPad(苹果平板电脑)和iPhone(苹果手机)。既然仅仅一颗苹果就会让我们产生这么多的纠结和惊喜,那么世界呢?这个纷纭复杂的世界对几十亿人来说,会是一样的吗?换句话说,你能告诉我苹果本身应该是什么,或这个世界本身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我想,你不能。

同样,我也不能。

由此可见,人对外界的认知,绝不仅仅只是感觉器官对外界信息的一种被动接收,而往往是认识主体将自身的知识、经验、观念、态度、感受等投射到了对象物上,才构成了人的认识活动。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通过自身的认知系统和意识结构,把外在的物质自然“人化”,或者说是审美化、符号化。

关于审美化,杜甫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最好的注解:人因为心中伤感,看见花瓣上沾着露珠,就觉得花在流泪;亲人分别,满心离愁别恨,看见飞鸟掠过,便觉鸟跟人一样惊惶。这就是人通过意识活动把自然审美化的典型例证。这样的诗歌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把自然审美化的历史。

此外,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摆脱原始状态,从山顶洞里走出来,告别茹毛饮血、结绳记事的生活,就是因为发明了语言、文字、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如果人类没有通过这些文化行为把物质自然“符号化”,文明就无法传播、继承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勒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而无论是把自然审美化还是符号化,本质上都是人通过意识活动赋予这个世界以某种“意义”的过程。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

所谓“经过阐释的现实”,其实就是自然世界的“意义化”。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美国人结伴去看大瀑布。中国人一看,立马张大嘴巴:“大自然真美啊!”印度人则双目微闭、两手合十:“这就是神的力量!”美国人则蹙着眉头环顾四周:“怎么不建个水电站?这也太浪费了!”

面对同一个本无意义的自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的文化,却可以赋予这个自然以千差万别的意义。因此,不管你自觉或不自觉,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动,你总是会按照某种预设的眼光去认识世界。换言之,每个人其实都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是被动接受别人对世界的解释,还是主动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

在政治学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这个词,就是一副典型的有色眼镜。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某个政党或组织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对这个世界(社会、历史)所做的一种解释和规定。谁解释了世界,谁差不多就掌握了世界。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一个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我想,作为中国人,只要对近百年的苦难历史稍有了解,都不难理解这句话。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通常是君临一切的,它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空气。当意识形态渗透到人的内心时,通常会换个词,叫世界观或人生观。除非你是一个从石器时代穿越过来的人,否则从小到大,你所在的家庭、学校、社会,就会把一整套观念潜移默化地植入你的意识结构中。所以,不管你自己是否觉察,你总是要按照一套既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看待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中采取行动。

但是,同样是获得一套价值观,却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途径:一是不经省察、不经选择地被动接受,二是自觉主动地寻求和建构。

若是前者,你得到的虽然也是一个经过解释和规定的“意义的世界”,但你是被外在力量抛进去的,你的主动权和自由已经被先行抽离了。尽管把你抛进去的力量有可能向你许诺一个天堂,可最终你会发现,“被给予”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囚笼(悲哀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关在这样的囚笼中而不自知)。

若是后者,当你怀着困惑在寻求属于你的“意义世界”时(比如王阳明在二十年间的“五溺”),你就已经是在行使你的主动权和自由了,此时你的主体性就会悄然形成,这个世界的诸多可能性也会向你敞开。虽然你最终选择的仍然是前人创造的某种价值观(比如王阳明最终选择的就是陆九渊早他三百年就创立的心学),但在此之前,你有足够的自由去思考这些观念对你意味着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因为你的“意义世界”不是“被给予”的,而是主动寻求并建构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力量和智慧,以及最终创造的意义和价值(比如阳明心学五百年来对中国和东亚的影响),是前者根本无法比拟的。

而王阳明所说的“知”和“行”,指的就是建构这样一个意义世界的动态过程。所谓“知”,重在改造旧有的意识结构和内容,建立一套符合圣贤之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谓“行”,重在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来落实、深化你的认识和观念。究其实,二者本来就是对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角度的描述。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依旧把“知”和“行”简单地理解成“理论和实践”,那让王阳明情何以堪?

在朱熹那里,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抽象的理世界,一个是具体的物世界,但在王阳明这里,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他赋予了意义的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理还是物,都必须经由我的主体意识的投射,才能产生意义。因此,在阳明心学的世界里,知,就是意义的寻求和确立,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行,就是意义的展现和完成,因而也就离开不了知。

五 有一种力量叫“知行合一”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上·徐爱录》

正因为意义世界同时囊括了心与物、内在与外在,所以“知”和“行”自然呈现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因为“知”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意义世界的行动(知是行的主意),所以起心动念都是行,“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卷下);而“行”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落实和体现(行是知的功夫),所以这样的“行”也就等于是“知”的自然流溢。

你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女,觉得她美,这就是知,随即动了一念喜欢之心,这就是行。接着你碰见一个“犀利哥”,觉得他脏,这就是知,随即动了一念厌恶之心,这就是行。所以王阳明说,要弄清楚知行合一,最形象的例子就是“如好好色”(第一个“好”读成hào,作动词用)、“如恶恶臭”(第一个“恶”读成wù,作动词用)。一见到美女你自然心生喜欢,无须告诉自己应该去喜欢,这就是知行合一;一见到“犀利哥”你自然心生厌恶,无须告诉自己应该去厌恶,这也是知行合一。

当然,王阳明说起心动念就是“行”,并不意味着“行”就只有起心动念。如果你从未通过与外界的互动体现你的价值观,那就意味着你的意义世界不曾建立起来,因而这样的“知”就是“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的;而如果你没有赋予你的存在和世界以自己认同的意义,你的行为就没有意义和目的,因而这样的“行”就是“懵懵懂懂、任意去做”的。

简言之,“知”就是内在的行动,“行”就是外化的观念。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在王阳明的辞典里,根本找不到一个没有行动的“知”,也找不到一个没有观念的“行”。这才是知和行的真实本质,也才是知行合一的真正内涵。“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卷上)

科学上有一种东西叫“全息照片”。所谓全息,就是假如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张人脸,那么就算你把整张照片撕碎,任意捡起其中的一小张碎片,放大以后来看,它依然是一张完整的人脸。无论用全息技术拍摄任何东西,其中任意一个微小部分都能包含整张照片的全体信息,所以叫“全息”。也就是说,在全息照片中,不仅整体包含了部分,而且部分也包含了整体(佛教对此的表述是“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须弥是极大之意,芥子是极小之意)。

王阳明之所以反对人们把知和行打成两截儿,就是希望你能够建立起一个“全息的意义世界”,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传习录》卷下)。在这个浑然一体的世界中,没有内和外的分别,没有心和物的分别,没有部分和整体的分别,当然也没有知和行的分别——一念发动处,便是知的全体,也是行的全体。

唯其如此,你才能在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全然贯注一种整体性的、创造性的力量,并在看似琐碎的举手投足、待人接物、行住坐卧、语默动静之间,全然贯注一种超越的、神圣的意义。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叫“存在性认知”,这个命题与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境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存在性认知,是指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新的认知能力。马斯洛认为,这是一种本质性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的描述是:在认识主体极为热烈、投入的关注下,认识对象作为整体被把握;同时,主体自身的本质也在与对象的融合中更趋完善。这是一种辨证的、整合的认识,又是真正主动、自由、创造性的认识。

在马斯洛看来,存在性认知是人在高峰体验(类似于阳明的龙场悟道)中获得的超常认识,同时也是人对存在的本体界的领略。这是主观与客观的高度和谐统一,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微妙结合。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在存在性认知中,“‘是什么样’与‘应当怎么样’已合而为一,没有任何差异和矛盾。感知到的是什么,同时就应该是什么。”“是什么样”指的是你的潜在本性,也就是你揣在内衣口袋里而不自知的那张巨额支票;“应当怎么样”就是一旦你认识自己的潜在本性,就要全然去实现它、恢复它,就像一颗橡树的种子会“迫切要求”成长为一棵橡树一样。“是什么样”就是对本性(天理、良知)的觉知,“应当怎么样”就是为实现本性而采取的行动(存天理、致良知),二者有机统一在“存在性认知”(知行合一)之中。因此,只要你懂得了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是什么,你也就走在了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道路上。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陆九渊语)

六 阳明心学&量子力学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传习录·上·徐爱录》中国人信仰什么?

许多年来,王阳明之所以成了我们教科书中的反面教材,并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判,罪魁祸首就是他说的这句话——“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而王阳明这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文人,居然敢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

数千年来,世代中国人心中都存活着一些神圣的事物,比如自然、神灵、祖先、历史、天意、民心、道德、良知等等。人们总是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它们,如同仰望康德头上的星空。可是现在却没有人愿意仰望了,因为所有神圣的事物都已死去,星空也已碎裂,人们的头顶只剩下一片虚无。

有人说今日中国有四大虚:老板的肾、官员的稿、小姐的泪、统计的表。抛开这句话的调侃意味,它至少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诸多典型病症,如:欲望的泛滥、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人际关系的虚伪和利益至上、诚信与责任感的缺失等。很多人表面活得很强大,其实内心都很虚弱——他们似乎什么都不信,但还是信钱;似乎什么都不拜,但还是拜物;似乎什么都不敬畏,但还是敬畏权力。

我曾经读过一些中国留学生和驻外人员的自述,不管他们是在澳洲、美洲、欧洲还是中东,总有许多当地人问他们:“你信仰什么宗教?”我们中国人总是会自豪地宣称:“我什么教都不信。”每当这种时候,当地人就会用一种在动物园里看猴子的表情看他们。有一个阿拉伯人听到这个回答后,竟然失声叫道:“天哪!没有信仰你是怎么活的?”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也是有信仰的。因为广义而言,只要对这个世界做出一套完整而自洽的解释,并让一个群体相信和奉行,它就是信仰。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信仰的有无,而是在于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东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它是在教导我们追求精神上的成长,还是在怂恿我们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它是告诉我们人生短暂一死永灭,所以人活着就是要及时行乐,还是告诉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世俗生活背后还隐藏着某些神圣和永恒的事物,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寻找宇宙和生命的真相?它是教会我们敬畏天地、敬畏生命、关爱他人、心存良知,还是教会我们敬畏权力、膜拜金钱、冷漠自私、利益至上?它是让我们活得一天比一天充实、自在、喜悦、安宁,还是让我们始终活在一个空虚、焦虑、痛苦、不安的状态之中?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一种信仰足以成为“包治百病”的心灵解药,但至少某些信仰更具备解毒功能,而某些信仰更容易释放心灵毒素,这一点只要稍加思考,还是不难发现的。在此,我无意为世界上的各大主义和宗教制作一个好坏优劣的排行榜,我只想强调一点:不管你信什么主义或什么教,都必须是你经过思考、判断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倘若你信仰的东西未经检验、比较和考察,只有一套狭隘的观念,那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你并没有在精神上真正成人。

一个人在精神上成人的最重要标志,就是要意识到,他人或社会赋予我的思想和观念,只是诸多可选择的观念体系中的一种,它是可以受到质疑和检验的。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历程

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说过:“在20世纪,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它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在)不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成为现行官方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而且即使在西方哲学中,譬如在所谓身心讨论的范围内,也常常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个物质概念始终是使这个世纪的科学感到最困难、最难解决和最难理解的概念。”

在牛顿被苹果砸中的那个时代(古典物理学时期),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独立存在的,它由各种物体(比如桌子、椅子、行星、原子等)组成。无论我们是否去观察它们,这些物体一直都在那儿存在着。这就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常识。从牛顿力学和常识来看,一张桌子的长短、形状和质量是桌子本身的固有属性,决不会因为我们看不看它、是站着看它还是跑着看它而改变。也就是说,在这种世界观之下,物质还是很乖的,丝毫不让人头疼。

然而,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原本很老实的物质就开始变脸了。按照相对论,你站着看一张桌子和跑着看一张桌子,它的长短、形状和质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同一个物体,对于选取了不同观察条件的观察者而言,就有不同的长度、形状和质量。理论上讲,观察结果可以因观察者及观察条件的不同而有无数个,且每一个都是真实的。

对此,罗素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他说,假如你坐在一列90米长的火车上,以光速的60%驶过一个站台。这时,在站台上的人看来,这列火车只有70多米长,你也变小了,而且行动变得很笨拙,车上钟表的走时也会减慢20%。假如站台上的人能听见你说话,那么你的声音也会变得含糊不清、十分缓慢,犹如唱片卡住了一样。同理,站台上的人对你来讲也会全部变形。

既然物质可以由于观察条件的不同而随意“变形”,那它还有什么“独立存在”的客观属性可言呢?

相对论的出现,在宏观尺度上打破了物质具有“绝对客观”属性的观念,等于剥掉了它的外衣;而紧随其后的量子力学,则在微观尺度上彻底颠覆了物质的基本实在性,形同脱掉了它的内衣,并迫使它开始了一场疯狂的裸奔——其疯狂程度甚至连爱因斯坦都不敢相信、不能接受,以至于终生排斥量子力学。

物质的疯狂裸奔是从原子开始的。

在量子力学诞生之前,人们以为所有的物质客体都严格遵守牛顿力学的三大定律,比如行星一直在其轨道上运转,子弹沿着精确的路线飞向靶标;而原子的内部结构,也被认为是缩微的太阳系——电子绕着原子核飞速旋转,就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样。然而,1913年,一个叫尼尔斯·玻尔的丹麦年轻人突然提出一个理论,认为电子根本不存在一个清晰的运动轨迹,它会在这一刻运行在这个轨道,下一刻运行在另一个轨道,而且这样的跳跃不用经过其中的任何空间。也就是说,物质会突然间从无到有,又会倏忽从有到无。不仅是电子,所有已知的微观粒子,包括原子,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其具体的运动规律。说白了,我们日常体验到的硬邦邦的物质,已经变成了一群不可捉摸、随处乱窜的幽灵。

这个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就是著名的“量子跃迁”。

1926年,玻尔的学生海森堡进一步提出,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原子或者一个电子在什么位置上,同时又知道它在如何运动。你不仅不可能知道,而且,具有确定的位置和运动的原子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无意义的。你可以问原子在哪里,并得到一个答案,也可以问原子如何运动,并得到一个答案,但你不可能同时知道二者的答案。

这就是量子力学的另一个基本理论:测不准原理。

如果上述理论已经让你有点晕的话,那么玻尔接下来的这句话,肯定会让你抓狂:“原子的诡异世界只有被观察时才变成具体的实在。换言之,没有观察时,原子就是一个幽灵;只有当你看它时,它才变成物质。”

倘若一个东西只有在我看它时才变成东西,那它算什么“东西”?!

是的,假如你是一个只愿意相信常识的人,那你肯定会很困惑,物质为何会依赖我们的观察才存在呢?

其实,困惑的不光是你,伟大的爱因斯坦比你还纠结,所以愤然说出了一句名言:“上帝不掷骰子。”然后就跟玻尔掐架,掐不赢就跟量子力学说拜拜了。对此,玻尔倒是表现得相当淡定,他说:“要是谁第一次听说量子论时没有发火,那他就是没弄明白量子论。”

在量子力学中,微观粒子的主要特征被描述为“波粒二象性”:一个电子或光子,有时候会表现得像一个粒子,有时候则表现得像一个波。它是粒子还是波,取决于实验和观察。当它表现为粒子时,就是一小块浓缩的物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咯咯碰撞的小球;当它表现为波时,就是一种不定形的运动,能够扩散和消失。

一个东西怎么会既是粒子又是波呢?难道,我现在坐的这把硬梆梆的、实实在在的椅子,就是由这样一群如同幻影的原子幽灵组成的吗?

按照量子力学,我只能回答你:是的。

为了形象化地说明微观粒子的这种“两可”状态,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薛定谔,在1935年设计了一个有点残忍的实验(当然只是思想实验):一只猫被关在一个盒子里,盒中还有一个装毒剂的瓶子,瓶子受控于一个粒子衰变的装置。在观察者进行观察之前,粒子是否发生衰变是无法确定的,所以毒剂被释放与否的概率就是1:1。这也就意味着,这只悲惨的猫随时处于一种非死非活、又死又活的“叠加态”中。非得等到一个观察者出现,才能搞定这只猫的死活——你一看它,它要么就全死,要么就全活。

这就是著名的“薛定谔猫实验”。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实验时,惊愕程度不亚于听说凤姐嫁给了一个美国高富帅。不过,当我想起《传习录》中的一个故事时,我就释然了。其实,早在薛定谔恶搞那只猫的四百年前,王阳明就已经表述过类似思想了。

这个思想源于一个小故事。

故事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岩中花树”。岩中花树:王阳明的整体论世界观

王阳明被指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这个故事。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卷下)

在王阳明看来,当一朵花在山中寂寞开无主、没有被任何人观察到之前,它是处于一种“潜隐”(寂)的状态,直到有人来看它,它的形状和颜色才会“一时明白起来”,也就是瞬间从“叠加态”变成了“现实态”。

我想,任何一个量子物理学家,或者任何一个承认量子论的科学家和普通读者,在看到这个故事时,都不会觉得王阳明荒谬,更不会把他一棍子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说过:“人们对世界的常识性看法,即把客体看作与我们的观察无关的‘在那里’确实存在的东西,这种看法在量子论面前完全站不住脚了。”另一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黑洞”术语的发明者)也说过:“实在的确切性质,要等到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参与之后才能确定。”

当然,我并不认为王阳明已经在五百年前就无师自通地弄懂了量子力学,也无意证明中国古人的学问和智慧已经高超到足以取代科学。我只是想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独霸对世界的解释权,更没有权利把他的解释强加给任何人;相反,任何人都有权利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选择真正对自己有益、并且对他人和社会也有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正如我们在上节所讨论的,王阳明希望建立的意义世界,其实并非唯心,也非唯物,而是一个心物统一的整体的世界。

事实上,当代的前沿科学也一直在努力建构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诚如当代量子理论物理学家大卫·玻姆所言:“现在最受强调的是不可分的整体性,在整体的世界中,观察工具与被观察的东西不是分开的。”

王阳明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并不是想否定规律、法则和万事万物的存在,而只是想表明——任何规律、法则和事物,都不可能脱离人的认识能力而存在;同样,人的意识也不能脱离这些东西而单独存在。正如他所说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传习录》卷中)

可见,在王阳明这里,主体与客体,内心与外物,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恰恰是由于人的自由意识和创造意识的介入,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不管是事君(在职场尽责)、事亲(在家庭尽心)、仁民(关爱他人)、爱物(珍爱万物),还是日常生活中看似琐屑的视听言动——才能被赋予整体性的意义,从而获得存在的价值。

关于王阳明这种整体论的世界观,不要说我们,就算那些整天跟在他身边的学生,脑子也经常转不过弯儿。

有一次,一个不开窍的同学就问他了:“先生,您常说心物一体,按我的理解,我自己的身体是全身上下血气流通的,所以叫作同体,可要是我和他人,那就是异体了,至于禽兽草木,那就隔得更远了,怎么能叫同体呢?”

王阳明说:“你只是在人与万物感应的浅表层次上看,当然看不出同体。其实,何止人与禽兽草木同体,即使天地也是与我同体的,鬼神也是与我同体的。”

这位同学一听,更加摸不着头脑。

王阳明问他:“你看这个天地之间,什么是天地的心?”

同学答:“曾经听说人是天地的心。”“人又以什么做心?”“只是一个灵明。”

接下来,王阳明说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这段话,几乎所有介绍阳明心学的书都会摘引: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传习录》卷下)

这段话既是对“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最好诠释,也充分展现了王阳明的整体论世界观。如果说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那他怎么会说“离却天地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呢?又怎么会说“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呢?

第三章 生活中的心学

心灵修行绝不是圣人悟道的专利品,也不是企业领袖引领时代的独门秘籍,而是所有普通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不管你的年龄、性别、身份、职业为何,就在日常生活的当下,你随时可以给自己打造一间“心灵密室”,踏上修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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