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通史古代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非洲通史古代篇试读：

内容提要

非洲位于亚洲的西南面。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东北角习惯上以苏伊士运河为非洲和亚洲的分界。仅次于亚洲，为世界第二大洲，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导论

非洲大陆的历史是一个整体。非洲古代史，只是这一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本卷所要阐明和叙述的，就是这块世界第二大陆漫长的古代历史。

当人们谈论非洲古代史的时候，首先会遇到它的涵盖面问题。非洲古代史始于人类从动物界的混沌中走出，亦即劳动创造了人这一过程。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洲（具体地说，是东非和南部非洲）是否人类的唯一起源地这一问题存在着争论，但对非洲已发现人类演化的迄今最完整的系列的遗骨、非洲是人类的摇篮之一，在认识上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非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先进的、进步的大陆，而不是一个滞后的、落后的大陆。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通过对已发现的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各个阶段的化石进行的科学研究，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描绘出人类体质进化的一条主线，即：

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阶段（单位：万年）

伴随着体质进化的历程这条主线，形成中的人类在文化上也有一个从使用天然工具到早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再到晚石器时代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非洲始终居于世界人类进步的最前沿，非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是大放异彩的。当然，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考古资料相当丰富、甚至庞杂，所以很难说国际学术界已经对已发现的资料从容地进行了确认、鉴定、分析和研究。有的资料，甚至被认为将从猿到人的过程，在时间上推前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这就需要我们作一番认真的排比、分析，对非洲古代史的上限作出一个比较稳妥的判断。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追求真理，而不应该是一味地标新立异。

非洲古代史的下限问题，就比较复杂。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且多言之成理。我们认为，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两个参照系。一个是世界通史，另一个是东方的，即亚洲、非洲（在一定时期与一定程度上，还有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历史。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它的古代史含上古和中古两个历史时期，一般指人类社会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因此世界通史中的古代（含中古）部分，是以15世纪作为其下限的。东方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拖入近代的，因此就整体而言，东方近代史也应该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开始。东方古代史的下限，也大致应界定在15世纪。不过，当我们主张将世界古代史和东方古代史的下限界定在15世纪时，我们只是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的角度上给人类和东方社会的发展以一个大体上合理的阶段性标志，而绝没有用它界定各个民族和国家古代与近代历史的分期。正如中国古代的下限延伸到1840年鸦片战争一样，日本古代史的下限大致界定在19世纪中叶；印度古代史的下限则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奥斯曼帝国古代史的下限为18世纪90年代谢里姆三世的改革；它们都大大晚于通史的相关界定。大致同以上两大参照系一致，我们认为，非洲古代史的下限也可界定在15世纪。而且应该注意到：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活动是以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非洲的休达开始的。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近代甚或还要早些。自然，这一界定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在讨论非洲大陆各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时，将它们古代史的下限科学地、合理地延伸到17、18世纪。

非洲古代史，是非洲各族人民的古代历史。因此，在编写过程中，自然会遇到有关民族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曾围绕着斯大林有关民族和部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非洲史学界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不属本卷任务，更非我们力所能及。不过，有关民族的问题在非洲大陆显得格外复杂、突出，本卷作者就不能不有所依循。其实，从理论上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大体上适用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来的情况。依照斯大林的观点，人类社会只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有条件形成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即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为了同这一点相区别，斯大林将此前人类在民族问题上发展的最高水平，界定为部族。我们不准备拘泥于斯大林的部族说。因为事实上很多地区的古代人民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定要将他们排除在民族范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况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样的提法。在英语文献里，19世纪以来，尤其在当代，对所有类型的族体统称作people或ethnicity，而对建立了国家的族体或被认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族体，则称作nation。在汉语里，people、ethnicity和nation都被译作“民族”一词。本卷在提到民族的地方，都是在这种未加严格区分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

大致而言，非洲大陆各地区的古代先民，发展到一定程度，一旦形成稳定的血缘共同体（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地域共同体（国家），便相继跨入古代民族的阶段。由于长期共同的生息、繁衍、劳作，某一地区内的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外在的（如血统、语言、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和内在的（如心理素质等）共同性。上述这种共同性，就可以被认为是人类迈入古代民族阶段的标准。在我们观察和研究非洲古代诸民族时，不难发现，它们同世界上一切古代民族一样具有下列特点：第一，规模小。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民所认同的生存空间，用今天人类的眼光看，往往是极有限的。一片山区或森林，或是一条河谷，都足以构成古代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随之而来的，就是古代民族的人口少。少则数百人、数千人，多则数万人即可形成最初的古代民族。第二，稳定性差。由于规模小，人口少，共同心理素质的积淀比较浅薄，因而在同其他民族和平或战争的交往中，比较容易因征服、同化或相互融汇而发生变化。第三，古代民族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古代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多层次性，即同样是古代民族，却在发展程度上有着天渊之别。有的古代民族得到高度发展，有的则在历史长河中沉浮，始终在初级或中级阶段徘徊。

同民族问题密不可分的，是国家问题。当着一个古代社会达到这一点，即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职能特别是管理职能已不再能胜任该社会之需求时，便需要一种崭新的公共机构：国家。除了南部非洲地区的科依—萨恩人和逐渐退居中部非洲热带森林中的俾格米人之外，在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凡是形成了古代民族的地方，至迟到17、18世纪，一般地说都曾建立过古代国家或准国家、雏形国家组织。

非洲大陆古代国家的出现与发展，比较其他大陆，呈现出突出的不平衡现象。从整体上看，可以称之为北高南低的状态。这就是说，非洲北部的国家组织出现得早，且一般相对比较发达。越往南，国家组织出现得越晚，且发展程度越低，直至南非地区全然没有出现国家的条件。在北非，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古代埃及的璀灿文明。古代埃及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在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迦太基国家（尽管这个国家是腓尼基人建立的），以及完全由非洲当地柏柏尔人创建的努米底亚王国。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在它的南方努比亚，也曾出现了著名的冶铁古国——麦罗埃。由此向南，直到晚近的公元15世纪前后，还有赤道及其以南的刚果王国和津巴布韦巨石文化所体现的神秘的莫诺莫塔帕王国的气氛。

非洲古代国家的出现及其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同非洲以外的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息息相关。它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如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在较小的程度和范围上影响了外部世界。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中，有两个可以在古代非洲国家的出现与发展中找到自己深深的烙痕。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和整个北非其他地区，成为被压迫人民反对罗马帝国斗争的旗帜与代言者，对罗马帝国在非洲统治的衰亡历程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东北非，基督教却成为埃塞俄比亚这一基督教千年王国的国教，对埃塞俄比亚古代国家的发展、成熟及其凝聚力、韧性，等等，都起过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基督教甚至将自己的力量深入非洲腹地。在东苏丹地区，就曾出现过诺巴迪亚、马库里亚（即栋古拉）和阿勒瓦等三个古代基督教王国。公元7世纪，当阿拉伯人挟着古兰经、高举伊斯兰圣战的大旗奔逐在北非大地的时候，非洲国家发展史上的伊斯兰时代也同时来临。在埃及和整个北非地区，伊斯兰教大约在一个世纪里就深深根植于非洲的土壤，成为这一地区国家赖以生存的精神和政治的支柱。在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或分裂的阿拉伯帝国的支柱。在若干情况下，它也成为被压迫群众反抗现存国家政权的工具。一旦这些反抗取得成功，推翻了旧的统治者，建立了新的政权，它又即刻成为新建国家如穆拉比特王国和穆瓦希德王国的支柱。在古代非洲国家发展的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作用，无论从涵盖范围还是从其影响来看，都远远超越了基督教。在非洲西部，伊斯兰教势力由马格里布南下，越过撒哈拉，在西苏丹诸国、尤其是马里和桑海国家的强盛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东部，自埃及南下的穆斯林势力经过长期侵蚀，冲毁了东苏丹地区的三个基督教国家。然后同西苏丹伊斯兰势力左右夹击，将中苏丹地区也伊斯兰化。同时，从阿拉伯半岛、红海与波斯湾而来的伊斯兰势力，更南下东非海岸，与当地非洲居民融汇，创建了著名的斯瓦希里文明和大约37个东非沿岸的城邦国家。无论在广大的苏丹地带还是东非沿海地带，那里的伊斯兰文明都带上了十分浓重的非洲本地色彩。对于伊斯兰教对这些国家发展的促成与规范作用，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过于夸张。但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的建立、发展过程中确实起过很大的推进作用和某些规范作用，则是勿庸置疑的。

在古代世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条件的制约，国家的规模在最初阶段总是很小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古代生产条件下就不可能出现疆域辽阔的大国甚至帝国。事实上，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中华帝国等都是在古代简单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涌现的。而且，尽管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和波斯帝国昙花一现，然而其他几个大帝国却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风风雨雨，历久不衰。在初起的蕞尔小国与庞大帝国之间，更有着许多规模不等、体制完备状况千差万别的形式。有的学者试图将这些古代国家的万千气象理出一些头绪，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来，于是提出了“城邦——王国——帝国”演变、发展的规律，展开城邦问题的讨论。其实，城邦现象绝非古代希腊、罗马所专有，世界许多地区在古代都出现过城邦。就非洲大陆而言，公元前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就曾出现过以迦太基、乌提卡为代表的城邦群，在公元10到15世纪，东非沿海地区出现了基尔瓦、蒙巴萨、摩加迪沙等大约37个城邦；在西非豪萨地区和约鲁巴地区出现了数十个城邦；比它们更晚近一些，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地带也出现了城邦群。城邦群的出现，一般确是一种早期的国家现象。由于它出现早、规模小，因此往往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古代国家由小及大的第一步。于是同希腊、罗马专有说相对立，出现了另一个极端的主张，即认为城邦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是古代国家普遍的初级形式。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认为，以城为邦（即城市国家，其疆土大体限于城市及其近郊），小国寡民的古代国家，往往是由那些古代商业民族所创建的。它们的发展、兴衰，往往同那些古代商业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连。至于古代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其立国之始并不一定非要经过城邦阶段。一个强大的军事民主制古代社会，在迅速吞并许多类似的社会之后，是很容易建立与城邦特征迥异的疆域可观的王国的。同样地，帝国现象也未必是古代世界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在非洲古代的历史上，古埃及在新王国时期确曾出现过向帝国发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毕竟没有能变成现实。因为尼罗河三角洲所支撑起来的古代农业的埃及，是绝没有实力去建立一个幅员辽阔、连省跨洲的大帝国的。不仅如此，甚至连控制上埃及地区的力量都时常令人怀疑。埃塞俄比亚古代统治者虽然从阿克苏姆时代起就给自己冠以“万王之王”的美号，但他们所君临的，实在只能称作一个较大的王国。真正平心而论，在古代非洲，只有西苏丹地区的马里和桑海国家，具备了成为古代帝国的雏型。而且，无论是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还是桑海，所有古代非洲那些稍有帝国趋势或稍具帝国雏型的大王国，没有一个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这大致是因为，古代商业民族所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领土。而着意追求幅员广阔领土的，往往是那些古代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

在对古代非洲的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社会性质问题，即古代非洲各个社会、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我国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可以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个必然发展阶段的规律，现在正在学者们当中展开热烈的讨论。其中，奴隶制社会究竟是否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争论尤多。此外，还连带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以为，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制进入阶级社会，再将从阶级社会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的、理论上的贡献。阶级社会本身，自然也有一个由低向高发展的漫长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段。这是大家一般乐于接受的。至于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阶级社会问题上有那么多的争论，我们一方面认为是正常的、有益的，同时感到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要从实际出发，防止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一味引经据典，甚至让经典和经典打架。那样会让本来极富生命力的理论走向经院哲学而僵化；二是要更多地下功夫对古代世界各地区的社会进行深入地具体地研究。因为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是今天，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古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与研究还是相当肤浅的。从理论上看，我们今天研究古代非洲社会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大致说来，由于人类在非洲大陆出现得更早，活动时间更长，因而非洲原始社会也比其他地区的原始社会出现得更早，持续得更长。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多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其自然条件，受地球冰川期影响（即寒冷周期的影响）较小，能够比较充裕地向人类提供各种动植物食物源。同时，热带与亚热带的环境又带有对人类生存与蕃衍种种不利的因素（如毒虫猛兽的威胁）。所以，不难看到：非洲大陆的原始人群因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很早就必须形成有力的群体；同时比较丰富的食物供应又容易使人们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产生某种惰性。这就可能给非洲大陆原始社会的漫长性，增添了特殊的色彩。由于在热带和亚热带自然条件下人类活动的痕迹不易保存，非洲许多地区的原始社会已难寻踪迹。俾格米人的原始社会早呈萎缩状态。只有南北两大荒漠地区——撒哈拉和卡拉哈里——的岩壁画还在栩栩如生地诉说着那种原始状态的生活。此外，就只好从近现代非洲社会中残存的、却十分牢固地延续下来的原始社会纽带中去窥测它们的原型了。

非洲各地的原始社会，经过特别漫长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瓦解而进入阶级社会。当我们深入考察这些阶级社会时，就会发现它们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这里既有浓郁的原始公社制的残存成分，也有在古代生产力条件下人们能够发现和创造的各种剥削形式。

实事求是地讲，在非洲许多古代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各种表现形式的奴隶制。当着人们的生产活动开始出现剩余劳动，特别是当着这种剩余劳动还处于低级的、萌芽的阶段，同必要劳动的界限尚较模糊的时候，奴隶制确实是人们所能发现的、最方便的一种剥削形式。在这种剥削形式下，人们不必明确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界限，甚至可以肆意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包括他们的生命。

北非地区的奴隶制，是非洲发展形态最高的奴隶制。在非洲率先进入阶级社会的埃及，由于国势日强，在对外战争中、特别是对努比亚地区的侵袭中获得大量俘虏以及劫掠的人口。这些战俘与掠夺来的人口，自然变成了奴隶。同样，迦太基等城邦雄强一世。在他们对外军事和商业活动中也源源不断地获取着奴隶。在东北非地区，公元初年逐渐兴起的另一个著名国家阿克苏姆，也存在着奴隶制。这个千年基督教王国的首任大主教弗罗门蒂乌斯，就曾经因海难遇救，与其弟两人同在阿克苏姆沦为奴隶。

比较起来，在整个非洲大陆，奴隶制在上述国家中发展到了较高形态。特别如埃及，当国势雄强、四方征讨时，所获奴隶数量是极为可观的。但无论如何，它们的奴隶制都没有达到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状态。在上述非洲古代社会中，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奴隶制剥削形态，无疑已进入阶级社会。但奴隶劳动始终未占据社会劳动的主要地位。过去，曾经认为如埃及大金字塔和阿克苏姆巨石圆头碑这样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应该是使用奴隶劳动建成的。实际上，它们的修建，也主要是依靠农村公社成员的劳动。相反，家内奴隶制的占有形式相当普遍；大规模在田间、作坊与商业上集中使用奴隶的情况，迄今未能确认。鉴于埃及等奴隶制形态未能如罗马那样达到充分的、高度的发展，故而学者们将这种社会（即奴隶劳动未占社会劳动的主导形态，而家内奴隶又是该社会奴隶制的主要形态）命名为东方奴隶社会。加之，古代王权又在这种社会得到几乎是畸形的发展，故而又有人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

我们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认定某一个社会为某种生产方式或剥削形态的社会，其最主要的条件与标志应该是：该种生产方式和剥削形态，应在这一社会的生产劳动中占有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地位。以这一标准来进行测定，则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东北非地区诸古国，都难以确认为奴隶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尽管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甚至出现了早熟而发达的国家与王权，但原始公社制的纽带依然很强，在社会总生产劳动当中所占比重甚至居主要地位。或者有人主张，奴隶制虽在社会生产中未占据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比重，但它的存在，而不是原始公社制的存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以此为标准，仍可确认该社会为奴隶制社会。无疑，这后一种标准的推出，其理论意义要比前一种深刻得多。在埃及等上述古代非洲社会中，原始公社制的遗留成分再大，也不再是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者、指示者。但与此同时，那里的奴隶制也并不是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者与指示者。在这些社会中，奴隶制始终未能发展成社会的主要生产与剥削形态。因而我们称之为非洲早期古代阶级社会。

在北非和东北非一批早期古代阶级社会形成之后很久，大约公元10世纪以后，在西苏丹地区与东非海岸，再后来还有非洲内陆各个地区（南非地区除外，那里始终没有脱离原始社会）都陆续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有的地方，如加纳、马里、桑海国家的巨大发展甚至出现了形成帝国的雄强形势；有的地方，如东非沿海和豪萨地区等，城邦形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不过，当这些地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候，伊斯兰教已经以其极强的活力渗入非洲广大地区。所以上述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立刻就成为穆斯林世界或古代伊斯兰文明圈的边缘。

中、西苏丹乃至东非沿海地区的诸古代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奴隶制度。在一些城邦国家中，奴隶在工、商业活动中时时可见，奴隶当兵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奴隶的数量，在马里、桑海这些大型国家当中，也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有时，统治者一次掠夺性战争即可带来成千上万名奴隶。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奴隶贩卖的问题。在古代中、西苏丹地区，穿越撒哈拉商路网，同北非地区有着相当密切的交往。撒哈拉商路网的主要内容，即北非地区的食盐、铁器、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南下苏丹地区，换回那儿的黄金和奴隶。至今，还有死在撒哈拉古商路的奴隶的枯骨，在诉说着当日这项交易的频繁。在东非沿海地区，“僧祗奴”（僧祗或层期，即古代桑给巴尔海岸地区——东非沿海地区之泛称）也大批运往海外。斯瓦希里诸城邦在吸收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及南亚、中东地区的产品时，除了东非沿海南部索法拉的黄金之外，用以交换的大宗之一，就是奴隶。在古代，整个东非海岸，从今天的厄立特里亚到津巴布韦，到处都有装载着奴隶的船只出海。东非之角以上的奴隶，一般称为“埃塞俄比亚奴隶”。他们除了运往阿拉伯半岛、波斯湾以外，还远达印度各地，直至德干高原。在亚洲各地，埃塞俄比亚奴隶以忠诚著称，不少奴隶被充作宫廷卫队。东非之角以南的奴隶通称“僧祗奴”。他们的运送范围似乎更广，甚至远达中国。古代从东非海岸外运的奴隶，数量不小。如大批黑奴被用于开发伊拉克沼泽地。公元8世纪，他们竟能掀起10万黑奴大暴动。在元代的中国，比较有地位与财富的府邸都有蓄黑奴的时尚。东非地区古代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输出，固然说明那里奴隶制度长期存在，但并不意味着那些输出奴隶的非洲社会就是奴隶制社会。相反，倒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那里奴隶占有水准的低下，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的利益远不及将其卖往海外之所得。在这种社会里，奴隶制只不过是向该社会以外吸收财富的渠道；奴隶，即使数量不少，也不过是用以换取社会外财富的过客。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古代剥削形式，非洲大陆古代的奴隶占有制同别的地区的奴隶制并无二致，从获取奴隶的方式到榨取奴隶的方式，都是落后的、残酷的（当然，也和世界上别的地区一样，凡家内奴隶制盛行的地方，对奴隶的占有则带有某种古朴的温和色彩）；奴隶掠夺与奴隶输出的数量，在古代各地区、各民族交往范围相对狭窄的情况下考察，也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然而，第一，古代非洲社会一切奴隶占有制的现象，都是非洲社会正常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它们与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原始资本积累的需要，到非洲掠卖黑人奴隶的罪恶行径，性质上根本不同。第二，古代非洲奴隶贩卖的数量与规模，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黑奴掠卖的数量与规模，是根本无法比拟的。19世纪初，由于西非海岸奴隶来源已经枯竭，加上英国产业革命之后采取了反对继续掠卖黑奴的新姿态，殖民主义将掠卖黑奴的重点转向东非。殖民主义者在这一地区利用了古代奴隶贩卖的旧渠道，驱使阿拉伯奴隶贩子作为猎奴前驱，大肆进行掠卖黑奴的活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西方殖民主义者特别夸大古代这一地区的奴隶贩卖活动，将其同近代非洲黑奴掠卖的罪恶事业混为一谈，这当然是虚伪的。

与奴隶制问题衔接的，是非洲的封建制问题。自从伊斯兰文明兴起以后，一种有别于欧洲、也有别于远东地区的封建制度，在上述两大地区之间应运而生了。作为阿拉伯帝国在非洲的畛域，先是被征服地区，后来逐步演进为中心地区，埃及和整个北非的封建化是无可置疑的。问题在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广大地区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已经知道，除了南非地区和中非热带密林区以外，大部分黑非洲地区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这个阶级社会保有原始公社制的顽强纽带，又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奴隶占有制现象。但这两者均难以构成决定社会发展大势的主流。而封建化的现象，似乎又不很鲜明。由于与古埃及、阿克苏姆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已经处在欧亚大陆主要民族均已封建化的时代，外部世界给予它们的都是封建文明的影响，所以很难再把它们定为古代早期阶级社会。大致说来，凡是出现在公元10世纪以后的非洲阶级社会，一般均应称之为“非洲古代阶级社会”为宜。这种看上去模糊的定性，实际上却为今后占有更多资料、创立更新理论时作深入研究留下了余地。

中国和非洲的经济、文化交往自古以来可谓源远流长。作为中国学者编写的大型非洲通史著作，自然应该以浓墨写出这方面的情形，作为本卷一个突出的特点。不过，我们对此却另有一番愚见。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乃是人类活动的自然过程及其结果。我们并非一开始就有世界历史的。就人类的视野而言，所谓“世界”也是由小到大，直到以地球为对象为舞台的。而各地区、各民族广义上的文化交流（包含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对于世界历史之形成，实具非凡之意义。非洲古代的历史，既是非洲大陆各地区、各古代民族互相交往、冲突、融汇和认知的历史，又是古代非洲各族人民同非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人民（如亚洲、欧洲、大洋洲、以及可能还有美洲）互相交往、冲突、融汇和认知的历史。古代非洲各族人民在生息、劳作、繁衍而创造自己的历史时，与上述两种文化交流始终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说，古代非洲各民族的自身发展与它们彼此之间、它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相互补充，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非洲大陆的古代历史。而古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应该放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方能予以正确定位，正确评说。我们在撰写世界历史的时候，切忌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相反方向，即违背世界历史的阐述与分析。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章　史前时代的非洲

一、非洲居民及其生存空间

在人类史前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莫大的作用。非洲历史的发展是与非洲大陆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

非洲是一块古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最古老的大陆。远在28亿年前的太古代，在非洲南部首先形成小块稳定的陆地（核）。而在地质构造和地形上，非洲又是最简单的大陆，绝大部分（除南北两端）是由地质构造很稳定的古老岩层组成的大台地，从太古代以后就屹立在海平面上。这使非洲成为全球高原面积最广大的大陆。这种古岩层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扎伊尔和赞比亚的富铜矿，加纳和南非德兰士瓦省的金矿。此外，这些岩层还富集了其他大型的金属矿床，如铬、钴、铂、铀、铁等。在距今3亿多年前的石炭纪的地层中包含着广大的陆相沉积。在南非、坦桑尼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的这一地层中，蕴藏着很有开采价值的煤层。中生代（2亿多年至1亿年前）的岩浆活动也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矿藏，如白垩纪喷发的金伯利岩筒形成了著名的金刚石矿，除驰名世界的南非金刚石矿带以外，在坦桑尼亚、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莱索托等国境内也广泛分布着金刚石的母岩。这些矿物在非洲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造就了若干显赫的帝国，而在近代晚期又把帝国主义贪婪的目光从拉丁美洲吸引到非洲大陆。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由于板块运动，非洲大陆与其他大陆由分到合，又由合到分。大约在古生代开始以前（约6亿年以前），非洲大陆与其他陆块是分离的，中间隔着古大西洋；从古生代开始后，古非洲逐渐与其他陆块接近；到古生代末期（2亿多年前），全球几个大陆块达到了最大程度的互相接近，形成潘加亚古陆，非洲在这块统一大陆的南半球部分，称冈瓦纳大陆，亦称南方大陆。此时，非洲大陆西部与南美洲东部连在一起，生存着一种为其他任何大陆都没有的爬行动物——中龙。在距今2.5亿到3亿年间，这块冈瓦纳大陆的位置正好横切过地球的南寒带，非洲的中部和南部正处于南纬的寒带地区，为二迭纪的大冰川的冰盖所覆盖。到了中生代，潘加亚古陆又开始逐步解体。三迭纪末期（约1.9亿年前），非洲与亚欧陆块之间形成裂缝，互相移开。又过了五六千万年，到侏罗纪末期（约1.3亿年前），非洲陆块与南美陆块之间已形成一条南北向的巨大裂隙，陆块逐渐向两边移开，海水浸进，形成未来南大西洋的雏形。又过了7000万年，到白垩纪末期（6000多万年前），非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距离在几千万年中不断扩大，中间形成了一个浩瀚的南大西洋。这个辽阔的洋面以及它一年四季刮着向南吹的信风，对非洲后来的历史起着阻隔作用。在往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它使北部居民无法克服信风驾船北行，造成南大西洋岸的东侧长期与世隔绝。进入新生代，地球又经历了6000多万年的变迁，形成了现代地球上海陆分布圈，非洲大陆与亚欧大陆基本脱离，仅同亚洲保持着狭窄的苏伊士地峡的陆地联系。这条狭窄的陆地后来却成为史前时期地球人口大迁徙的走廊。在其西边的原来的古特提斯海缩小成一个比较小的地中海。这个面积仅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大大便于文明时期南北两岸居民的渡海往来。随着印度板块向北漂向亚洲大陆，印度洋大大扩张。然而印度洋洋面上有规律地交替变化的季风，却十分有利于后来东非居民同印度和远东居民的往来。

到约7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已大致漂移到现今的位置上。这个具有完整块状的300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跨越了近72纬度，北南直线距离达8000公里，东西方向距离7500公里，形成多种类型的气候区，其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热带纬度区，赤道横贯大陆中部，在各大陆中热带面积最大。由此它具有与其他各大洲迥然不同的自然发展规律和自然地理特征，对早期人类在非洲的历史发展影响极大。各种草本植物覆盖大陆总面积的52%，沙漠占30%，森林占10%。丰盛的植物资源使它能维持越来越稠密的人口（在1650年前，非洲人口仅次于亚洲）。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定居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江河溪流两岸、湖泊四周和海滨地区，广阔无垠的热带草原及其动植物资源，为非洲人口的大批流动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古生代以后几次全球性的造山运动，对仅与亚欧大陆一衣带水相连的非洲大陆影响甚小。所以，非洲成为全球唯一没有较大范围的褶皱山系的大陆。罕见的例外只出现在石炭纪中期（约3亿年前）开始的海西造山运动，在非洲大陆南端形成几条平行的卡罗系的褶皱山脉；在北端形成马格里布地区的外阿特拉斯山脉。渐新世末期（约3000万年前）的阿尔卑斯造山运动，也仅在非洲造成唯一的新褶皱山系——高耸险峻的阿特拉斯山地。仅仅在这一地带，即山脉与海岸直交的海岸地带，才形成了为数很少然而却是非洲最好的天然港湾。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方的块状地形，使其海岸线平直，缺乏岩石海岸，天然港湾稀少，近海岛屿亦不多见，造成船舶停泊困难，这使非洲大陆在历史上受惠于海洋交通较其他大陆要小得多。

上新世时期（约1200多万年前），由于阿尔卑斯造山运动的影响，在东非地壳运动过程中，地幔物质上升流强烈的地带，隆起了高原。而当这种上升流向两侧扩散时，张力作用使地壳发生破裂，形成了巨大的裂谷。这条裂谷北起约旦死海，往南通过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转而向东，直抵莫桑比克的印度洋岸。它在非洲大陆上的长度达4000公里，裂谷最宽处达70公里。这条裂谷后来对非洲各族人民的迁徙和定居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荟萃之地。大裂谷地带的形成，伴随着大规模火山的爆发和熔岩的流出，巨量熔岩的叠置，使东非高原许多地带升高，形成高山峻岭和溶岩台地。大裂谷带不仅在断层裂隙之处分布着一系列的温泉和喷气孔，而且在谷底还分布着30个大小湖泊。湖深崖陡，在几千公里地带连成一串，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湖多且大，蓄存大量淡水，对东非气候和供水系统，对各历史时期的农牧渔业的发展和水上交通都产生极大的影响。远在史前时期，这里的优越而多变的生存环境，就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罕有的适宜的条件。

第四纪（开始于300万年前）古气候的变化，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尤为深远。长时期的雨量的增多或减少，对非洲大陆影响显著：虽然几次洪积期明显地扩大了非洲大陆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带；然而几次严重干旱期却在南北回归线一带造成沙漠（南如卡拉哈里沙漠，北如撒哈拉沙漠），使原先适宜人类居住的撒哈拉地区逐渐变成地球上最大最干燥的沙海。浩瀚的沙海阻碍了（虽然没有断绝）北部地中海地区同南部热带地区的频繁交往，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文明时期地中海方面可能带来的农业、建筑和手工艺等方面的影响。阻隔更加深了由于上述海岸特点而造成的热带地区的闭塞性。然而第四纪更新世的冰川对非洲大陆却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萃萃蝇虽然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如同其他大陆一样）消失了，但在一些湿热、草长的地区继续存在并扩展到新地区（南纬14度和北纬14度之间地带）。到全新世时期（约5000年前），牲畜的饲养由西南亚传入非洲时，这个潜在的不利因素就造成十分不幸的影响。在萃萃蝇猖獗的地区却未能出现这个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成果。这些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障碍。大牲畜（马、牛等）根本无法引进到定居的农业村社地区，因而严重阻碍了热带非洲地区对役畜的使用（驮运、犁耕）和轮车的采用，从而极大影响了非洲这些地区农业和牧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热带的疟蚊和铺天盖地的蝗虫在非洲大陆肆虐，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具有镰状细胞特质的人种在非洲逐渐被自然所淘汰；而蝗灾所造成的饥荒经常引发大陆的社会动乱。不同地区降雨的或多或少的周期性的格局往往造成大片地区的旱魃肆虐，长途迁徙成为躲避旱魃的唯一手段。迁徙和定居，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武力征服，总会导致地区间或民族间的文化和语言的交融。在水源（无论是降雨或地表水）充沛和土壤肥沃地区，从交流中获得的先进的农业技术一旦得到推广，食物资源很快便达到充盈地步，而人口也就迅速增长，社会便趋向稳定。但在非洲大陆更多的地区，广大的高地草原经过更新世前后几百万年时间的不断风化，土层薄瘠，不利于发展农业；人口稀少，广种薄收，长期未能形成像亚欧大陆那样众多的密集的定居村落。所以，人口稀疏对社会发展的抑制作用，应视为影响非洲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如果说非洲大陆在地球上的现今位置在7000万年以后的新生代时期已逐渐确定下来（今日的非洲大陆同亚欧大陆几乎相连）。那末，非洲大陆现今气候结构则晚至公元前5000年前后才确定下来。因而它的地表的某些特征（如撒哈拉沙漠）对非洲居民的影响，相对地说，还是晚近的事。非洲总面积约3023万平方公里，周围岛屿既不多，面积也不大，总共仅61万平方公里，占2%，远小于其他各洲。大陆地跨南北两半球，赤道横贯中部，大致平分全洲为南北两部分，南北两条回归线恰好横贯大陆南北两部。整个大陆75%以上的面积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因而热带、亚热带地区占总面积95%以上，是世界上唯一的名副其实的热带大陆。大陆北半部的东西宽度很大（最宽达7500公里），受副热带高压带影响的面积最广，形成了横亘于北半球的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非洲大陆虽四面临海，在气候上除沿海的狭窄地带以外，受海洋性气候影响的面积很小。加上地形、河流等原因所造成的同内陆交通的极端困难，因此，历史上非洲长时期在亚欧大陆居民的心目中只是“一条海岸，而不是一个大陆。”

根据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和民族特点，非洲大陆在地理上分为北非、西非、东非、中非和南非五个地区。其中南非和北非分别位于南半球和北半球；东非、西非和中非则跨赤道地带，位于南北两半球内。非洲的政治区划纷繁异常。由于近代西方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非洲政治区划按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和殖民统治需要，被分割成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按自然条件和民族划分的。在上一世纪几个西方国家殖民入侵者往往同时从沿海基地出发，各沿一条或几条干线向内地扩张，几经冲突，折冲尊俎，最后达成共同划界的协议，因而通常划成近似矩形的国土。显然，这样的划分完全不考虑当地的环境、人文、民族和语言的差异，造成分布上的极端不合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困难和民族的纷争。

二、非洲化石人类

非洲大陆是迄今人类化石发现最多的地区。尤其是东非高原地处赤道和低纬度地带，人类化石的种类和数量发现之多居世界前列。东非成为原始人类聚居之地是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个地区，从第三纪中期开始了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中新世（2500万—1200万年前）发生了巨大的抬升作用，地壳发生断裂，到上新世（1200万—300万年前）发生了大错动，形成一条巨大的断裂谷带。这条起自死海的大断裂带长达8000公里，在非洲境内绵延4000公里，它通过埃塞俄比亚后分成两支：东支经肯尼亚进入坦桑尼亚；西支经乌干达沿今扎伊尔边界，伸向莫桑比克，直到南印度洋。在断裂谷底上形成一连串的断谷湖——卢尔多夫（图尔卡纳）湖、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尼亚萨（马拉维）湖等。湖泊地区气温湿热，雨量充沛，植被繁茂，鱼兽繁多。广袤的东部非洲大陆气候多样，地形不同，既有茂密森林地带，又有疏林干草原和湖边低地，是高级哺乳类动物较理想的栖息地带；尤其是多变的地形对高级灵长类的体质分化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形成，起了促进的作用；新的食物来源为早期人科高等动物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此外，更新世时期（300万年前），非洲较大的雨量造成湖泊的泛滥和沉积物的快速堆积，加上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学成分都适于动物遗骸化石的形成和保存。这种种特殊条件使东非成为迄今发现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

非洲最早的人科化石是在非洲南部的石灰岩洞穴中发现的。在漫长的年月中，洞穴中的填充物使骨骼形成化石，但也因此不像沉积物地层有详细而明显的分层，较难肯定化石的相对年代。

1924年，青年解剖学家达特在南非金伯利金刚石矿以北的汤恩发现了一个幼年“古猿头骨”，保存有面骨的大部分和完整的颅内膜。达特认为这是“一个人型的猿”，定名为南猿。1936—1948年，又相继在南非的斯泰克方丹、克兰德莱、马卡潘斯盖特、斯瓦特克朗等四个地点发现南猿的化石。这些化石定名为南猿属，按体型可分为纤细型（又称南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africanus）和粗壮型（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两种，前者距今300—200万年，后者距今200—100万年。

从1959年开始，利基夫妇及其子理查德·利基陆续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佩宁基（1964年）、肯尼亚的巴林戈（1970年）和埃塞俄比亚的奥莫（1966年）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南猿化石。20世纪70-80年代，又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和坦桑尼亚的莱托利（1976年）发现了距今400—300万年前较原始的南猿化石，被称为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1959年在奥杜韦发现的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和一根胫骨，是在火山灰堆积（也有湖相堆积）的第一层（最底层）发现的，属早更新世，年代测定为175万年前，当时命名为“鲍氏东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即南猿粗壮种。

南非和东非发现的南猿化石的个体数已在350个以上。纤细型的南猿身高为1.2—1.3米，体重约25公斤，平均脑量为450—500毫升；粗壮型身材稍高，体重约40公斤以上，平均脑量约530毫升。罗宾逊经详细研究认为，两种类型差别较大，不像有人认为仅是同一个种的雌性（纤细型）和雄性（粗壮型）的差别，而更可能是，粗壮种是纤细种的后代。二者脑量均小，但从脑子的各部分结构和比例上看（如脑的顶叶已扩大，小脑的外部似人），都已明显进化成为与人相似的类型。齿弓也与人相近，呈抛物线型，不仅犬齿小，门齿亦小，形状接近人而不像猿，尤其是第一下前臼齿有两个齿尖，显然是人的齿型。南猿的头骨圆隆，颅顶远比猿类为高，头骨后部的枕外隆起和颅底的枕骨大孔的位置也与现代人较接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枕骨大孔位置在脑颅的下面，朝向下方，表明其颈部是垂直的，但头部还不像现代人那样自然地平衡于颈上，仍需要靠较强的颈后肌肉来牵拉。这种结构表明南猿是两腿直立行走而不是四足爬行。髋骨也与人相似，宽而短（猿类则长而窄），但髋骨板在前方两侧展开的程度大于现代人，因而其脊柱向后弯曲的程度小于现代人，这种结构使得南猿不能像现代人那样迈步行走，而只能较快地奔跑。

东非南猿化石大批发现后不久，研究者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南猿在人类进化系统中的位置如何？他是人类的真正的直系祖先，抑或仅仅是人类发展的旁支？1961—1963年，在与东非南猿（当时称“东非人”）同一层位（距今190万年前），发现一种与他们有明显差别的头骨化石（脑容量比任何南猿都大，齿小）。同层并有粗糙石器出土。两种化石共存时间很长，可能延续到100万年前。研究者称新头骨化石（O.H.7）为“能人”（Hamo habilis），有人将他归入人属。1972年，在肯尼亚的卢尔多夫（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彼福拉，发现一个编号为ER1470的头骨，脑容量为750毫升，肢骨基本与现代人相似，地层年代距今280万年，附近地点发现有粗制砾石石器，年代距今260万年，研究者将他归入“能人”，定为人属最早成员。在同一地层中发现有南猿粗壮型化石。1974—1975年在莱托利又发现了至少20个个体化石，地层年代为375万—359万年前。其中有的化石与南猿非洲种相近；有的与已归入人属的“能人”化石相近，甚至与直立人相近。这表明，早在350万年前南猿化石就同人属化石共存于一个地层。1976年休斯在斯泰克方丹洞穴堆积物第五区（亦称洞穴延伸部分），发现一个与奥杜韦“能人”相似的颅骨主体部分（1984年由克拉克修复，明显呈现“能人”特征）。在堆积物中还发现石器。197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地区大规模发掘的结果表明，在300万年前后的地层中共有35—65个个体人科化石，分别属于南猿纤细种（即南猿非洲种）、南猿粗壮种（包括南猿鲍氏种）和人属三种类型。鉴于南猿纤细型和粗壮型早在300万年前就同远比他们进步的人属“能人”共存，并延续到100万年前后，因而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南猿不可能是人类（现代人）的直系祖先，而是人类发展中的旁支。不少研究者包括理查德·利基认为，“能人”既具有比南猿粗壮型和纤细型为大的脑子，面部突出较少，头后骨骼较接近现代人，又会制造石器工具，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那末，人属能人的直系祖先究竟是谁？有些研究者认为，在哈达尔发现的生存于400—300万年前的原始南猿中有一种体质结构上有明显特征，应另立一新种，称南猿阿法种。其完整的化石标本即著名的“露西”（Lucy），她的特征是身高3.5—4英尺（104—121厘米），肢体灵巧，两足行走，脑型和牙齿比较原始，脑量亦小。这些学者认为，阿法种在进化系统上的地位是人属和南猿纤细种及粗壮种的共同祖先。由阿法种直接发展到能人（早期猿人），再发展到智人。而旁支中粗壮型则从其起源地南非散布到东非等各地而后逐渐灭绝。另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南非的非洲种南猿（即纤细型）可能是能人的祖先，早期直立人（早期猿人）和纤细型南猿在形态上有相似性。在南非斯瓦特克兰斯洞穴中开普人（直立人）同粗壮型南猿共存，说明粗壮型生存年代虽比纤细型晚，但由于种种原因走上特化道路，退出人类进化历史的舞台，在进化系统上是一个绝灭了的旁支。有些研究者认为，应将能制造工具的南猿改称“猿人”。主张人类起源亚洲说的研究者则认为，人类祖先（“形成中人”）在上新世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亚洲度过的（400万—300万年前），可能有很多批“形成中人”先后移入非洲：有的是肯尼亚古猿至能人、1470号人这一系统，在东非和南非发展为完全形成的人；有的是南猿（包括纤细种、粗壮种）移入东非和南非，停留在使用工具阶段，不再前进，成为人类发展系统的旁系，终于灭绝。

尽管存在着上述关于南方古猿各种类型的分类和系统关系的不同观点，但古人类学术界对于南猿是早期人科（Hominidae）成员的论点却有着较一致的意见，而对于南非和东非发现的“能人”，学者们一致认为是最早的人属成员，因而认为“能人”是早于“北京人”的、迄今所知最原始的人。

关于后来趋于灭绝的南猿粗壮种会不会制造简单石器，也是研究者聚讼纷纭的问题。由于在南非斯泰克方丹和东非几个遗址中都曾在发现南猿粗壮种和人属能人的地层里发现了共存的简单石器，因而分辨石器的主人究竟是谁，成了一个难题。有的研究者认为南猿粗壮种脑量太小（平均只有500毫升），不可能具有制造石器的智慧。一些研究者（如克拉克·豪厄尔和周国兴）则认为片面强调脑量未必正确，在南非克罗姆德莱洞穴B地点和东非图尔卡纳湖的伊累雷特一个遗址只发现南猿粗壮种化石，却也找到共存的石器。如果后者的主张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南猿中有一种类型（粗壮型）是在迈进了会制造工具的阶段之后又走上异途而于100万年前绝灭的。这样，对于他们绝灭的原因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是否有可能是由于某种病菌的袭击使这些具有大型颊齿的草食性的人科高级动物走向绝灭，从而导致这一人类谱系的中断？这一问题有待继续研究。

如上所述，在奥杜韦第一层（距今210—170万年）和第二层下部（距今170—115万年）中，与“能人”化石一起发现的有粗糙的石器，路易·利基称之为“奥杜韦文化”。在一、二层中共有10处遗存，其中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典型石器是砍砸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51%。这些拳头大小的砍砸器的制作，一般是以熔岩砾石的自然面作为手握部分，多数为两面交互打击，少数从单面打击，刃口比较粗厚、弯曲。用砾石制成的大型工具还有盘状器、多面体石器、原型手斧、石球和大型刮削器。小型工具和石片多用石英岩制成，有刮削器、雕刻器等。此外，还发现用石块堆成圆圈的遗迹，一般认为是一种建筑遗存，类似人工的防风篱的地基，但无任何柱洞，原先石堆上面可能支撑着一个树枝支架，上面覆盖着兽皮或草。其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10处遗存中，7处有“能人”化石共存，因此，一般认为“能人”（早期猿人）是奥杜韦文化的主人。这些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可能是早期猿人对新的生活环境（从森林转变为草地）适应的结果，也是同大型食肉动物进行生存竞争的结果。古人类在塑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塑造了古人类。奥杜韦文化中还有两个颇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一个是关于用火的问题。迄今尚无确凿证据能够证明非洲地区的“能人”乃至“直立人”（晚期猿人）已经会使用火。从他们使用的石器工具来看，制造砍砸器、石斧、刮削器等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肉食的需要。他们通过狩猎和捡拾兽尸得到肉食（从洞穴积存可知，南猿已有食腐肉的习惯）。但是，如果非洲早期猿人未掌握用火技术，其食生肉量必定是很有限的，因为“能人”并无硕大的牙齿和颌骨，他们应该主要是采食植物性食物，肉食大概只是他们食物的一部分。

第二个是手斧问题，奥杜韦第二层中部发现的手斧相当原始，是用交互打击法做成，加工粗糙，刃缘曲折，但这是原始手斧文化的萌芽。在奥杜韦的第三层和第四层，由于使用了木质或骨质的软锤技术，出现了更薄的手斧，它具有更浅平的石片疤和更规整的薄锐边缘，显出技术的进步，被称为阿舍利型手斧。玛丽·利基（路·利基的夫人）曾认为较进步的阿舍利手斧是外来的，但艾沙克认为手斧是本地一个独创，传播到各地，手斧是非洲古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

奥杜韦石器经过逐步的技术上的改进后，发展成为一种器型统一的石器工艺，称为阿舍利工艺。考古学上有一种假设，大约从中更新世中期（距今100万年），晚期猿人从非洲迁入欧洲，带去了奥杜韦石器文化，在英国的克拉克当遗址，法国的瓦伦尼特洞和匈牙利维特斯佐洛遗址均发现与奥杜韦石器器型相似的石器。以典型手斧为标志的欧洲阿舍利文化（Acheulian）可能最初发源于非洲。有学者认为，晚期猿人第二次从非洲迁入欧洲，大概是在第一次迁移之后的30—40万年，带去了阿舍利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各地，特别是远东的晚期猿人文化则与以手斧为中心的奥杜韦文化不同，而是一种具有独特的砍砸和刮削传统的石器工艺，没有手斧或手斧不发达。

三、北非史前史

北非曾是距今30万年前晚期猿人（晚期直立人）——毛里坦阿特拉人居住的地方。在第二间冰期，北非地中海沿岸是一片气候温暖、较为干燥的草原，不少现已绝灭的热带动物（如大西洋象）生活在这块地区。1953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沿岸特尼芬发现猿人型化石：三块下颌骨、一块顶骨和九颗牙齿，还有共存的一百多件石器，其中有杏仁形和卵圆形的手斧和砍砸器等，与奥杜韦第二层上部所发现的手斧相似。猿人化石起初定名为毛里坦阿特拉猿人（Atlanthropus mauritanicus），后定名为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次年（1954年）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西南的西迪阿布德拉曼（Sidi Abderrhman）发现两块下颌骨和手斧、砍砸器等石器，形态类似阿特拉人，亦属晚期直立人。他们形态接近“北京人”，时间约在40—50万年前。这两处遗址位于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生活在这一地带的晚期猿人正好作为联系生活于亚欧非猿人的桥梁，引起世界各地史前学家的注意。尤其是两面式手斧是阿舍利型的。在此之前，继法国索姆河谷的圣·阿舍尔发现的典型的石质两面器（两面式手斧）之后，欧洲各地均有发现。由于都未伴生人类化石，故阿舍利文化创造者的面貌一直不清，而阿特拉人化石的发现，肯定了阿舍利文化的创造者就是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而且还说明了阿舍利文化中的手斧（它比阿布维利文化中的手斧在制作上稍显进步）是发源于非洲。阿舍利石器的遗址在北非多处发现，不但有地面遗址，在海滩、湖泊、自流泉遗址中也发现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非洲可能是阿舍利文化的发祥地。它或能证明旧石器时代欧洲居民可能是从非洲迁移去的，他们带去从石核上打制石片和制造双面器的技术。而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及岛屿可能是涉渡的桥梁。摩洛哥北部直布罗陀海峡在冰河期海平面下降形成浅水地峡，也许是晚期猿人（晚期直立人）通行的通道。人类从非洲迁入欧洲的年代可能在100万年以上。旧石器时代早期持续时间特别漫长，从300万年前直到10万年前。但北非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物研究，由于缺乏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和缺乏使用钾—氩法测定遗址年代的手段，而仅有通过动物群和石器工具类型之间假设的关系来确定的年代，因而其发掘方法和研究均远远落后于东非，使早期人类在北非迁徙之谜更加扑朔迷离。

旧石器时代中期，北非地区仍然缺乏早期智人化石出土。从各地出土的石器文化看，与早期的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不同，已出现地方特色，产生颇多石器的新形制。有学者认为此时期因受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影响，应归入环地中海系统的文化。

1928—1929年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法卢发现一个墓地，内有30具尸骨，平均身高1.72—1.80米，颅骨为长头形或中等头形，四肢较长，属晚更新世的晚期智人，已不同于摩洛哥的早期智人伊尔霍德人（Fcbel Fthoud），其形态基本上与欧洲同时代人相似，眉脊发达，下颌粗壮，脸面中部不突出，但鼻孔较宽，眉弓较壮，额较倾斜。关于他们是否在柏柏尔人种上留下了痕迹，人类学家还有不同意见。这些北非“智人”留下了莫斯特文化（Mouslerian）和阿特利文化（Aterian）。阿特利文化主要包括带肩的尖状器、刮削器和少量叶形尖状器，属旧石器晚期。石器带肩是为了易于装柄，矛头、箭头和其他切割器均制作成带肩的。一般认为，北非居民是弓箭的最早使用者之一。阿特利文化不仅继承了本地区阿舍利文化的传统，而且与西亚和南欧的勒瓦娄哇（Levallois）—莫斯特文化发生较密切的联系，甚至被认为是勒瓦娄哇文化传统的非洲改进型。这明显表现于石器加工技术采用勒瓦娄哇的技术。从目前所发掘的材料来看，要确定旧石器时代马格里布地区人类居住的连续性仍是困难的。

在旧石器时代更晚时期出现的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Ibero—Maurusian），一般认为不是阿特利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文化的标志是细石器（小石叶）的大量增加，时间延续很长，从12000年前持续到7000年前，实际上是一种沿海文化。

在马格里布分布最广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约11000年前的卡普萨文化（Capsian源于突尼斯南部的卡普萨），主要标志是一种石叶工具，与这种工具一起发现的有大量细石器。其中小而厚的石锥大概是用来在鸵鸟蛋壳上钻孔，制造项练。卡普萨文化持续了2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典型卡普萨文化是以微雕技术制成几何形石器，雕刻器和刮削器等细石器。卡普萨新石器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自成系统，其特征是磨制石器由少到多，终至占主要地位。磨光石斧、磨石等大量出现。陶器以圆形尖底的容器为主，印纹陶器很少。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卡普萨人是地中海人，属晚期智人（现代人）。他们在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之前可能就已过定居生活，居住在一种用芦苇和树枝搭架，以粘土涂抹、兽皮覆盖的小屋中，离河流或水源不远，主要以采摘野果为生，辅以狩猎。北非卡普萨人生活时代正是人类人种形成时期，因此关于卡普萨文化的起源问题颇受学者注意。曾经有过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起源于卡普萨文化之说，但已被考古发掘所否定。有的学者认为卡普萨文化发源于埃及，与阿斯旺地区的谢比尔文化同源，但尚未有足够证据可以断定此说。

尽管卡普萨文化并不像有的考古学家（如沃夫勒）所说的“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分布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但北非新石器文化肯定是在卡普萨传统和外来影响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如果说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一直找不到地中海北岸文化影响的确凿证据（实际上是南岸影响北岸），那末，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证据就昭然若揭了。斯巴尔提勒角发掘的陶器同西班牙陶器有许多相似之处。新石器时代的北非气候变得更加干旱，已与现代气候大致相同，河马和大西洋象已经绝迹。居民人种的成份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既有晚期智人（被称为马什塔阿尔比人）后裔，也有地中海人种，并掺进黑人血统。这些不同人种的混合产生了柏柏尔种体型的人。西亚和埃及的食物生产者经常远航来到马格里布，在他们影响下，卡普萨居民逐渐从食物采集者过渡到食物生产者。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漫长：东马格里布的卡普萨人后裔大概在公元前4000—前2500年仍然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过着分散的半游牧生活，混杂使用细石器和新石器工具，偶而使用陶器。而西马格里布的伊比尔毛鲁西亚人后裔，大概到公元前第二千纪才被食物生产者文化所融合。但不管怎样，新石器时代马格里布居民终于学会了从事农业，饲养家畜（马和狗），越来越多地使用磨光石器工具和骨器。陶器的制作亦趋向精美，发掘出的陶器碎片上绘有色彩优美的线条，刻着针刺的生动图案。

关于北非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研究者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沿海地带，在前第五千年至前第三千年属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其陶器为欧洲地中海沿岸（北岸）流行的印纹陶，多为敞口圆形尖底容器。其农业村落居民所饲养的山羊、绵羊、牛均属西班牙的品种，由欧洲输入。其后由于气候变化，撒哈拉地区变成沙漠，北非与非洲内陆相对隔绝。在前第三千年到前第二千年铜石并用时代，北非主要受环地中海文化影响，成为地中海铜石并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的影响有两条线：西从伊比利亚半岛传至摩洛哥，扩至阿尔及利亚西部；传入钟杯文化、冶金术、沟纹陶和绳纹陶等；东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传至突尼斯，扩至阿尔及利亚东部和利比亚，传来了巨石建筑和彩陶等。另一些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从陶器的制作开始的，而北非陶器的使用是从撒哈拉中部和东部向外扩展的。这些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七千年，制作者可能是黑人。在公元前4000年，牛在非洲早已驯养成家畜。所以来自欧洲的影响都谈不上。即使摩洛哥和奥兰一带在公元前第六千年出现另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行一般要到公元前第四千年，也不能说是受了欧洲影响。大概到公元前第三千年以后，撒哈拉完全沙漠化，北非同整个非洲大陆之间几乎完全被沙漠所隔绝。此后北非才同欧洲（地中海北岸）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休达附近的彩陶片同西班牙的洛斯米拉雷斯铜石并用文化的陶器十分相似。从此，北非才在环地中海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几十万年前至几万年前远古人类时期的埃及尼罗河流域与马格里布北非作为一个带有整体性的地区来叙述。这显然带有很大的假定性。虽然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上的联系一直要到晚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阿特利文化中才找得到痕迹，然而，应当注意到，在非洲潮湿期于公元前2400年结束以前，从北纬8度到地中海滨的尼罗河河谷以西地带是一片平川旷野，尚未被沙漠吞没，北部非洲东西之间的联系和来往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

尼罗河流域（苏丹的努里、埃及的底比斯等地）陆续发现的大批奥杜韦文化砾石工具证明，更新世时期的远古人类曾活动于这一地域，从直立人到智人的人类进化未必都是一贯在原地进行，只是迄今除在底比斯发现一颗人类祖先的牙齿外，尚未有任何重大的人类化石发现。早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起源于非洲，被称为阿舍利文化的石在苏丹北部和埃及开罗附近迭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阿舍利文化的最后形式，非洲所特有的桑戈型石也曾发现于苏丹的阿布安贾湾和开罗。这些发现证明了20万年前尼罗河流域同中部和南部非洲文化上的联系。不过，应当指出，愈往北这种特点愈不明显（大致到瓦迪哈勒法为止）。

中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制工具在尼罗河流域比比皆是。石片工业在苏丹北部至少有四种类型，其中卢彭巴、桑戈型石片工业的发现证明它与中部和南部非洲的文化联系连绵不断。而马格里布的典型工业阿特利文化以其纯粹形式影响了埃及东部沙漠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底比斯等地区。这种影响证明：北部非洲东西两个地区文化上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无论向东或向西都有便捷通道的尼罗河河谷，不是仅仅受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的影响。

尼罗河河谷地理位置优越，向东有低洼地带与红海海岸和印度洋海岸相通；向西有一片平川旷野，与西部非洲和马格里布相通，东西南北四通八达。尼罗河走廊成为优越的连结点。公元前7000—前2400年，即从晚期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起到新石器时代的4600年期间，是尼罗河流域尤其是中段河谷发挥影响最大的时期。通过这个中心区域，北半球的诸人种集团（含米特人、黑人、地中海人等）和文化均可不受地理障碍进行东西交流和南北交流。这种交流的结果，初步形成了非洲大陆的诸种文化，而各种文化都在既有独创又互相影响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地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这就形成了埃及文化区、马格里布文化区、麦罗埃文化区、阿克苏姆文化区、黑非洲文化区……。尼罗河流域晚期石器时代中的细石器，除其独创的制作法另有发展外，显然受到了阿特利文化的影响。整个哈瓦拉文化（Hawarian）都显示出这种影响。这大概是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撒哈拉渐趋干燥，当地的居民迁入尼罗河流域的结果。他们往东迁移的路线，一般是先到达锡瓦绿洲，而后一批人又往东南到达哈里杰绿洲，并逐渐扩散到尼罗河流域。

中石器时代细石器的遗址在尼罗河流域发现很多。尼罗河流域似乎成了各种文化荟萃之地。它既包含有与北非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近似的法库尔文化（Fakurian，公元前13000年），也拥有马格里布卡普萨文化分支的沙马克文化（Shamakian，公元前5000—前3270年）；而发源于巴勒斯坦的纳吐夫文化（Na-tufian），有人认为也曾多次进入埃及领土，其遗迹在赫勒万多次被发现。这些考古证据说明不同的人类（种）集团曾从不同地区来到埃及，并在这里受到了同化；还证明埃及文化不仅仅受到西亚文化和含米特人种文化的影响，它是各种文化百川汇聚而形成的。

埃及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尼罗河西岸的法尤姆，其陶器出现于公元前4400年，时间比西亚晚，比撒哈拉和努比亚（公元前5750年）则更晚得多。因此，有关埃及新石器文化起源于亚洲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如前所述，晚期石器时代埃及同北非的西部地区的文化联系相当密切。在卡普萨时期和伊比尔—普比西亚时期，从北非向努比亚方向扩散的影响可能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期。撒哈拉阿哈加尔高原的阿梅克尼（Amekui）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公元前6700年）与西亚杰里科（Jericho）的原始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公元前6800年）差不多是同时代的，比埃及新石器文化年代则要早得多。埃及西部沙漠区在2—5万年前曾是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人畜兴旺的地区。1982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使用图像雷达发现，沙漠下面存在广阔的河床，河谷宽度达25—30公里，可能是传说中的“巴赫—贝拉—玛”（无水大河）的所在地区。古埃及人的生活地区可能是从西部开始的。因此，不能排除埃及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非洲大陆自身新石器文化传统的可能性。

埃及的新石器文化从一开始就分成南北两个文化群。北部群落散布于环绕孟菲斯、法尤姆和三角洲西北边缘的地区；南部群落则散布于艾斯尤特与底比斯之间的中埃及和上埃及地区。南北两群落各具特色，在技术上，北方石工比较精良，南方陶器技术略胜一筹；北方住居的房舍比较集中，反映了其井然有序的母系社会结构，而南方房舍比较分散，大概实行血缘家族聚居。南北文化的这种差别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最后数百年发展到高峰，而在公元前3000年在埃及南北统一出现一个国家以后，南北文化差别才随着共同文明的出现而消失。还应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东苏丹）喀土穆地区石器文化与尼罗河下游的文化十分近似（有同样神话，使用相似武器，丧葬仪式相似，同样相信死后灵魂的存在），其原因尚难说明。显然两个地区在制陶技术和涂釉陶器技术方面进行过大量的交流。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阿斯旺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的人口密度远低于阿斯旺以北地区，而文化上的差距遂愈益扩大。

不论铜器是由西亚传入埃及或是埃及自己在同一时期发明的（后一种可能性很大，因埃及人早已学会利用孔雀石研磨成画眉粉作眼部化妆品），但使用范围都极其有限，远未能取代石器工具。拜达里文化（Badarian，约公元前4500年）中铜制品只是一些铜刀、铜针等小工具和铜珠等装饰品，普遍使用的工具仍是石器、木器和骨器。拜达里居民已基本上过渡到食物生产阶段，经营混合经济：种植小麦、大麦和亚麻；饲养牛和绵羊、山羊等，猎捕小羚羊、鸵鸟、龟供食用；并能制造十分精美的黑顶红陶器。虽未留下椭圆形棚房的房舍遗址，但从集中的墓地可以估计，由于混合经济的发展，古埃及人已实行定居生活并聚为村落，每一居民点的人数约20人左右。从发掘的女人墓一般比男人稍大些，并放置涂有红色的女人小雕像来看，可能反映了崇拜女性的母系氏族社会的面貌，但社会成员似无明显的社会差别。

新石器时代的技术代代相传，不断改进。比拜达里文化晚几百年的涅伽达（Nagada）Ⅰ型文化（始于公元前3800年）仍然是上埃及的文化。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不足以使远古埃及居民从距离（尼罗）河畔甚远的山嘴（岩层）或高地迁到肥沃冲积地；更不用说向更肥沃的、也更难驾驭的三角洲移民了，因体现驾驭大自然能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组织能力均未达到能够大规模修堤挖渠、利用尼罗河定期泛滥，经营灌溉农业的地步，而且在公元前2400年以前，当地气候尚处湿润期，河谷两侧仍伸展着广阔的草原，既有羚羊等许多动物可供捕猎，又可饲养大批家畜，经济生活尚非主要依靠农业。涅伽达Ⅰ型文化的特点是陶器型式多样化、更富创造性，可能是来自四面八方移民带来的：白线光面陶器来自西亚，黑顶红陶器来自南方移民。石器制造技术更有突飞猛进的进步（与找到优良燧石石材有关系）。著名的阿拉克燧石刀，刀刃硕长，刀背较薄，做工精湛，锋利无比。石器与木器仍是主要生产工具，铜器尚不多见。此后，由于季风推进和北极锋空气对撒哈拉地区作用渐趋减弱，撒哈拉地区逐渐干旱。尼罗河西部沙漠干涸的势头加剧，越来越多的游猎部落东迁到尼罗河畔，与原居民一起散居于沿河高地，他们在草原上放牧，在河畔上耕种。

尼罗河洪水的水量因东非高原雨量丰欠而年年不同，有时洪水来势凶猛，所过之处冲毁一切。洪水的泛滥迫使沿河居民想方设法控制尼罗河水，人们用燧石锄片修筑堤坝，挖渠掘沟，保护村庄。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埃及的铜石并用文化进入涅伽达Ⅱ型文化（亦称格尔塞文化）阶段。在陶器方面黑顶红陶逐渐衰落，彩绘陶器盛行。石器制作技术又有些进步；掌握了使用钻孔器打眼的技术。公元前2400年以后终于结束了撒哈拉最后一次湿润期，沙漠化威胁穿越尼罗河谷地蔓延到红海西岸。北纬30—15度之间的尼罗河流域降雨量越来越少，阿斯旺地区年降雨量竟下降到2毫米。炎热干燥的卡姆辛风（Khamsin）一刮就是50多天，把土壤里仅有的湿气都刮光了。尼罗河谷地逐渐变成了被火焰般太阳烤焦了的、满被沙尘的荒漠。尼罗河的涨落成了埃及农业和畜牧业的生命。越来越多的人群向尼罗河下游和三角洲移民。这些地区的种植业与灌溉水利密不可分。埃及人千百年来修坝筑堤的治水经验渐渐发展成一套沟渠纵横的灌溉农田的技术。密如蛛网的沟渠所构成的灌溉系统使河水和淤泥能够均匀地分摊到全部耕地，包括大洪水所不及的地区。尼罗河洪水带来的淤泥给每公顷土地提供了数吨谷子的收成。粮食丰盈反映在涅伽达Ⅰ型文化遗址中装满了粮食的地下储藏室和各种容器之中。

尼罗河灌溉系统的操作技术相当复杂。古埃及人在埃及南部的险滩上建立了水位测量站（“尼罗梅尔”），在屹立于河床的峭壁上刻画水位标志，每年阿赫特季（Akhat）来临时，当水位上升到一定标志，沿河各地就会接到水文警报，管水人就开放堤坝，让洪水缓缓流入坝内以免冲毁一切。到11月比尔特季（Peret）开始时，洪水复归河道时，各地依次关闭堤坝，让一部分水存贮在渠塘中，以备干旱时灌溉。古埃及人从几年一遇的大洪水中还学会了挖掘大小运河；将运河水引到盆地贮存或分导到下游。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用来减缓流速，减免灾害；另方面使流速减缓的洪水所挟带的淤泥在田野上更多地沉积下来。这些浩大的水利工程和复杂的管水系统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都不是单个的血缘家族、氏族或村社所能够独自承担下来的，必须由许多地区所有受益的村社联合起来协同完成。征服大自然争取生存权的需要，促使古埃及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就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这种在广袤地区以协作方式和统一行动来抗御自然灾害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埃及像形文字的诞生。在庞大的工程实施中，为了记下人数、食粮、各地堤坝高度、渠道长度等最基本数据，及时将“通知”下达到相距遥远的各地，都需要文字这一无可比拟的工具。涅伽达Ⅰ型文化中所特有的（此后消失了）武器——石质的截头圆椎体棒槌的形状，被借用来作为像形文字的一个符号（形符）。为了能表达更多的词（包括复合词），形符又成为音符，其后又发展了声旁和意符。大概到公元前3000年，像形文字在实践中已发展到这样程度了。值得注意的是，埃及这一古老像形文字的全部符号都取自尼罗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动物和植物，它进一步证明埃及最早的文字起源于非洲。古埃及人创造了文字，而这种文字又帮助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在新石器时代，同样地处尼罗河流域、文化上曾与埃及并驾齐驱的努比亚人，生活于河谷狭窄的地段，他们所经营的生产经济中，畜牧业超过了农业，然而家族和氏族的规模却较小，人口稀疏，彼此相距较远，流动性和独立性大，联系不甚密切，因而不感到文字有多大需要，其语言长期停留在口语阶段，极少甚或不使用书面语。这条伟大河流所哺育的上、下两个地区的人民，当徘徊徜徉于文明门槛之前时，前者创造了文字，实现了文明的巨大飞跃；后者则失之交臂，失去了掌握人类文明的无可比拟的工具的机遇。埃及人成为人类四大古文明的创造者，努比亚人却没有进入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地区的行列。

四、撒哈拉以南非洲史前史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早期人类都曾生存过，因为非洲热带地区高度不等的高地提供了不同的生存环境，总有适合栖息的地方。除东非和南部非洲是早已驰名世界的人类化石的蕴藏地外，西非和中非广大地区也是早期人类曾经活动过的地区，只是分布比较稀疏而已。由于地质、土壤等方面原因，绝大部分早期人类化石在这些地区没有留存下来，或永远不可能被发现了。仅在个别地区（如乍得盆地）遗存部分头骨碎片或少量牙齿，但是早期人类所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工具，因更具耐久性，在西非和中非各地常有发现。根据达特的研究，生存于南非的南猿的典型武器是骨棒，被猎取的狒狒头骨，80%遗有从前方被打击的伤痕，是被一种双头骨器（two—headed）打中的。这种骨器化石只有小部分保存下来。这些石器和骨器化石表明，史前人类曾经悄无声息地登场并生活在非洲的辽阔草原上。

被史前学家一致称为“奥杜韦工业”的粗陋的石器工具，在人类工具史上占据了漫长的一页。它们与早期人类形影相随一二百万年之久。奥杜韦工业遍布非洲各地，从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畔到西非的塞内加尔河流域，从南非的印度洋海岸直到地中海滨阿尔及利亚的艾因哈奈什，几乎传播到整个大陆，当时尚未干涸的撒哈拉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砾石工具。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速度十分缓慢。砾石工具传播到冈比亚流域大概是在100万年以后。以手斧为中心的文化称阿舍利文化。它的出现比奥杜韦文化稍晚，但在非洲大陆有更广泛的传播，其遗址发现的数量更多。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手斧的制作技术更趋精美，软锤技术制造出更薄的、有着更规整刃缘的手斧，标志着已进入发达的阿舍利文化时期。这种阿舍利技术持续的时间特别漫长，直到距今10万年前，地层中仍时有发现。现已可以肯定，手斧文化发源于非洲，在漫长时间中，手斧文化由南至北，由东向西传播到遥远地方，乃至欧洲。从地中海沿岸地区到好望角，以手斧为标志的各地的奥杜韦文化和阿舍利文化均呈现明显的一致。在阿舍利文化发展的同时，简陋的奥杜韦石器仍在继续被制造和使用，与阿舍利石器共存于同一地层中达数十万年之久。

在100多万年的漫长时间中，第四纪非洲大陆的气候经历了几次巨大变化。当欧洲经历了几次冰期和间冰期，非洲大致相应交替出现几次洪积期和干旱期。随着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扩大和缩小，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生存活动的空间也随之扩充或退缩，但在时进时退之中，早期人类逐渐扩展到遥远地区。在发现有阿舍利工具遗址的东非、南非、中非、西非和撒哈拉地区，在300万年中不可能在所有时期中都连续有人类居住，更可能的是，随着气候的周期性地变化，早期人类周期性地像候鸟回归那样，回到原来的地区。无论早期人类是居住在落叶森林（如赞比亚卡兰博瀑布区），或开阔的草原和草地，或密林中，住地均是靠近水源的地方，既有树木可遮荫，又有水果可采食，有成群动物可供捕猎。各地遗址出现的阿舍利工具系列的主要成分，无论是以手斧和砍砸器为主还是以砍刀或尖状器为主，它们都具有阿舍利文化的共同式样。这种一致性表明，非洲广阔的手斧世界的主要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依旧是组合成小群体进行狩猎和采集的活动，随着食物资源的变化，按季节在大草原和稀疏林地中迁移，从不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从发掘的遗物来看，在旱季中，他们常分成小群漫游觅食；在旱季快结束时，又汇聚成较大的群体，迁往湖边或资源丰盛的地区。在伊西米拉（坦桑尼亚）和奥洛尔基萨伊利埃（肯尼亚）曾出土大量精美的阿舍利工具，说明该地区可能是较大的群体聚集区。这种聚居可能已属血缘家族公社的聚居。显然这种血缘家族已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使人类体质获得了飞跃的进步。至于这些群体的大小规模，则依非洲各地的自然资源多少、能提供一人足够食物的地区范围需多大、阿舍利工具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定。看来各地人类群体规模的大小是不同的，甚至在各季节都是不同的。

如上所述，大概从中更新世中期开始（距今100万年）曾在非洲生存的直立人（晚期猿人）开始（第一次）进入欧洲，带去了奥杜韦石器文化，在英国的克拉克当（Clactonian）遗址、法国的瓦龙尼特洞和匈牙利的维特斯佐洛（Vertesszollos）遗址都发现具有奥杜韦石器类型的文化。阿舍利文化的传播更具有世界性，除印度以东地区（包括中国）以外，它传播到非洲整个大陆和欧洲。考古学上曾有一种假设：非洲直立人第二次从非洲迁入欧洲大概距第一次之后约30—40万年，带去了以手斧为中心的阿舍利文化。可以肯定，手斧是非洲居民（直立人）首先创造的。在远古世界，这项技术改革引起的工具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同一时期的非洲手斧文化及较后的欧洲手斧文化不同，亚洲东部各地直立人（以“北京人”为代表）则具有独特的砍砸器传统的石器技艺，似乎没有受到非洲和欧洲的影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旧石器时代直立人（晚期猿人）一二百万年的劳动生存中，同非洲自然环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发展了自身的体质，创造了原始文化。到距今约20万年前，非洲直立人发展到（早期）智人阶段。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谷发现两个头骨和残缺体骨，头骨的下颏隆凸发育颇好，可能是直立人向智人直接进化线上的一种类型。其沉积物地层距今约13—10万年。1932年，在肯尼亚的坎杰拉发现4块破损的头骨和大腿骨，地层距今约5.5万年。1953年，在南非萨尔达纳发现一头盖骨，距今4万年；1932年，在弗洛里斯巴德（Florisbad发现一头骨，距今3.5万年，二者共同点是眉弓显著发达，属早期智人向晚期过渡型。1921年，在赞比亚布罗肯山发现的一个头骨最为完整，他既保存一些原始性如颅顶低、额低平，又有一些与现代人相似特征如齿弓和手足肢骨，距今约4—3万年。1927年，在马里的阿塞拉更新世末期地层发现的头骨和体骨，属晚期智人，形状和比例均与现代黑种人一致。过去一般认为非洲黑人出现的时间较晚，现代黑人是从地中海区域来的。近年来，由于年代测定的手段有很大进步，数据有较大变动；非洲又有不少重要的新的年代较早的人类化石发现，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亚洲西南地区和欧洲的晚期智人最早可能都来自非洲。1932年，在南非弗洛里斯巴德发现一头骨时间测定为3.5万年前，据认为有可能是尼格罗—布须曼人类型的一个代表。1913年，在南非的博斯科普发现的更新世晚期的头骨和肢骨，据测定已属晚期智人，可能是非洲桑人（San，又称布须曼人Bushman）的祖先。可以说，现代某些种族的明显体形特征已经出现在非洲大陆的人类身上了。近年来在南非不断发现了完全形成现代人的人类化石，有人主张南非是人种起源地，有的研究者认为现代人最初是在非洲发展演化，而后扩散到其他大陆，取代了当地的原始人，这种理论叫“迁徙说”或“代替说”。

随着古人类向智人阶段发展，非洲石器文化也发展了。首先，作为主要劳动工具的石器的制作技术已显著改进。这表现在已具备第二步加工，由原先的石核备料制成的片器发展为修饰加工的压制石器；工具器型也逐渐多样化，具有初步分工和定型，从一器多用发展到分工专用。由于技术改进而引起的行为变化，使智人可能居住在环境条件十分不同的栖息地，从而大大扩充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居住于南非草原和西非稀树热带草原的智人为猎取大型猎物发展了石矛技术，逐渐发展形成了福尔史密斯文化。这种文化继承阿舍利文化传统，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草原、南非草原和卡罗台地，典型石器是制作更加精致的杏状手斧和更小的薄刃砍砸器。罗伊丹遗址的年代是11万年左右，似属此文化早期。而居住在东非潮湿湖滨和东非密林地带的智人，为了捕鱼和捕猎湖滨动物，或为了采集植物和水果，发展了多种类型的组合式的石器，特别是用石器打制出的木器工具，逐渐发展形成桑戈文化。这两种文化无疑都是在阿舍利文化基础上使用了新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桑戈文化分布在赞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以及南非的北部和东南部，所在地区均是雨量大、植物生长茂密地带。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均以重型工具（石核斧刮削器、尖凿和砍刀等）为主，亦称桑戈工业复合物。赞比亚的卡兰博遗址的年代为4.6万年左右，有的学者认为同样位于赞比亚境内的布罗肯山智人可能是桑戈文化的创造者。在西非和撒哈拉，这一时期的石器文化出现了地理上南北接触的迹象，起源于大约公元前3.5万年的北非阿特利文化向南伸展，直到毛里塔里亚的阿德拉尔地区。

在中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第二阶段，虽然由于晚期冰川作用而引起了非洲气候变化，但晚期智人已较有能力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这在朝几个不同方向发展和变化的石器技术上得到反映。

到了晚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滨湖和丛林居民在桑戈工业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出现了卢彭巴文化，以精美的石制矛头而著称，广布于刚果河流域和安哥拉等地；而从福尔史密斯工业中则发展出斯蒂尔贝文化，以具有叶片形矛头为特征。在西非大草原地带和森林地带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细石器文化和缺乏细石器的文化。前者同狩猎活动相关联。中期石器时代在技术上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革新，制造组合工具和磨制工具，将加工好的石件装在木柄上，例如将锐利的叶片形尖状器安装在木棒顶端的狭槽里做成长矛。这一技术使智人在狩猎中，既加强了防御能力又大大增强其手臂的杀伤力，使人兽搏斗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随着工具的改进，狩猎的技术和规模也在发展。从洞穴和岩棚遗址的深厚堆积物来看，智人已能猎获巨大的猛兽，而定期地或季节性地居住在一个地方已成了一般规律。在扎伊尔的马图皮遗址发现有人类长期居住的痕迹，从距今4万年前一直到3000年前的3万多年时间中几乎没有间断，仅在1平方米土地的各层次上遗有人工制品8045件。使用火和人工取火的证据已得到证实。这些技术无疑使群体社会的结构较前更加严密。在同非洲的严酷自然作斗争过程中，那些生活于广阔空间，具有坚强体质的血缘家族群体生存了下来，并不断增殖人口；而那些继续在狭小的血缘家族内部实行兄弟姐妹婚配的群体，则体质下降，身材日趋矮小。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思维能力的增长，使智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躲避自然淘汰，逐渐地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或婚配。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从个别的局部的禁止进而到普遍的禁止，终于形成为禁止乱伦的社会惯例，并以习惯法严惩违反者，从而巩固了这项婚配制度和性关系的革新和进步。为了排除同辈份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各血缘家族一般要同毗邻的血缘家族通婚，这就逐渐形成了在一定通婚集团范围内的相互共妻和共夫的族外群婚制，并从中萌发了氏族的萌芽。

早在5万年前，早期智人为了猎取成群动物或大型猛兽，需要更多人和更严密的组织协作，这就需要有一个较为固定持久的集团，而同辈兄弟姐妹必须到血缘家族集团以外去找婚配对象，这便为以母系为中心（群婚制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形成，创造了条件。大概在5万年前，这种原始的母系氏族就开始在非洲的草原、湖滨和丛林中过着定期的季节性的定居生活。从遗址中对死者的有意识的埋葬迹象和陪葬器物来看，智人已产生灵魂观念，而葬仪则体现了氏族成员的相互关怀和密切关系。

大约在1.5万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在进入晚期石器时代后，比起亚欧大陆，历史前进步伐似乎缓慢下来，其原因仍未完全探明。在距今一二万年前，地质年代进入全新世时期，无论是斯蒂尔贝文化还是卢彭巴文化，即无论是草原，或湖滨和丛林的晚期智人所制造的石器工具均向细石器型式发展。其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制造石叶上，就是将从石头块上打下的石叶，按各种形状和用途修整成细小石器，具有锋利的切削刃口和钝背，而后安装在骨柄或木柄上。有的还将几件细石器一起安在木柄上，制成组合工具，如箭头和倒钩。这种被称为威尔顿文化或奇托利文化（Tschitolian）的石器，型式多样，精致美观。弓箭大概是本时期最重大的发明。箭头普遍涂抹毒汁是非洲弓箭的特点，对猎获大型猛兽特别有效。据现有资料看，西南非洲是最早出现弓箭的地区。骨器得到更广泛地使用，骨锥用来缝制（皮革或树皮的）衣服和帐篷。磨石用来碾碎食物或赭石（绘画用）。随着更经常的季节性定居，在湖滨、河边出现用木杆、茅草或皮革搭盖的小屋；在悬崖下，峡谷两侧或巨石下的岩棚（常被误写成洞穴）则成为血缘家族季节性的栖居住所。他们像候鸟似的年复一年使用自己惬意的住所，有的（垃圾）堆积物厚达数十米。从坦桑尼亚北部到南非好望角（开普）的草原地区，这些石器的制造者和住所的主人可能是桑人的祖先。但在东非西部地区以及扎伊尔河流域还有一种属于林地和森林的文化——奇托利文化，这种文化的制造者又是谁呢？他们有可能是俾格米人的祖先吗？

生活在南部非洲的狩猎者和采集者占有世界上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带，经常的食物有蛋、鸟、兔、鼠、羚羊和各种块根。当他们掌握了弓箭技术以后，他们居住地区的狩猎资源几乎取之不竭。各种动物中特别容易猎获的是各种羚羊，小羚羊一遇危险就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猎取它如探囊取物，所以他们猎取羚羊如同其他地区畜牧民族从饲养的羊群中抓羊一样方便。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遭到特大的旱灾，他们可以经常不太费力地得到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即使遇到旱灾，他们也可以以游猎方式获取猎物。大概正是由于他们采取流动方式就能在任何灾情情况下获得食物，因此在这些流动猎人区内，易于驯化的非洲大羚羊也没有被流动猎人所驯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生产出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他们从来不把农耕和饲养动物视为比狩猎和采集更可靠的谋生手段，因为食物生产的初期，需要人类付出更艰苦的劳动。如此一来，他们过于长时期地停留在攫取性经济，仍然单纯依靠自然界，采集天然产物，一直不会制造陶器；此外，追逐猎物亦造成他们生活的流动性，而这种无法建立永久性定居点的流动性，对人口增长和社会生产方面的变革都是持久的障碍。这些由有利条件衍生出的不利条件大大延迟了他们从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阶段过渡的时间。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南部非洲才有些居民（可能是科伊人）饲养过羊，后来又养过牛，开始过渡到利用自然界，通过生产劳动获得产品。而这时离西亚地区向食物生产者阶段过渡的时间已整整晚了8000年，比北部非洲（埃及）也晚了5000年。

在西非和东非一些地区，情况略有不同。距今1.2万年前，大草原地区也出现过细石器文化，拥有细致雕琢的箭头、倒钩等狩猎者的制造品。在晚期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逐渐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并成为食物生产者。这些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可能是非洲大陆尼格罗人和班图人的共同祖先。有些史学家认为，尼日尔河上游和中游，塞内加河流域、乍得盆地提供了同埃及尼罗河下游条件相似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条件，因而可能是早期的重要中心。波蒂埃和默多克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这里是栽培作物的起源中心之一。波蒂埃提出，这里是从芦苇状高粱衍生而来的多种蜀黍和其他几种黍类植物的起源中心。默多克除了推断该中心的范围是北起撒哈拉沙漠边缘，南抵几内亚湾，西至大西洋外，还指出有些植物是由居住在尼日尔河源区的、以曼德人为中心的那些民族所驯化。但也有研究者（如道盖特）否定这些论断，甚至认为高粱也不是起源于非洲。有的研究者虽同意西非也是中心之一，但认为时间不是公元前5000年而是公元前1500年。但目前仍有较多研究者坚持认为，非洲农业是公元前4000年由中东传入的。在东非湖滨地区，一些从事渔业和采集业的水上居民不仅会制造精巧的骨制鱼叉头，而且在距今6000年制造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一批陶质鱼罐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绘有波纹线和波纹虚线的陶器显然是在中部非洲出现的一项独自发明。由于他们终年在湖上作业，没有居住在陆上永久性定居的村庄，也没有从事农业；因而这种“湖上文化”过去被有些学者看作只是采集—狩猎文化的一种变种，而对这种水域文明对非洲文化的持久影响估计不足，甚至不被列入新石器文化范畴。经对发掘的骨骸测定，确认他们基本上是黑人，在语系上应属尼罗—撒哈拉语系的人。在9000年前，他们在苏丹地区、尼罗河中上游和东非北部地区传播水域文化，在时间上比进入非洲中部地区的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人还要古老。后来（距今5000年前）非洲气候开始变得极度干旱，湖泊面积大大缩小，许多地区的水上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只有肯尼亚裂谷地带在公元前3000年前仍保持着水上文明。但在公元前2000年再度发生干旱后，生存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在东非广大地区也仅在陶器制作上留下了新石器文化的定居传统的痕迹。

到距今3000年前，一种长角、背无隆脊的牛通过库希特人已经传入肯尼亚高原和裂谷地区。从遗址发现的遗物（磨盘、杵、石锅和相当数量的陶器等）来看，肯定已开始过定居生活，并可能种植高粱、小米。波蒂埃认为东非可能是多种蜀黍属植物的起源地。但当时东非居民主要过着畜牧生活。

非洲新石器时代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现象是不同人种从不同地点扩散到当时还湿润温暖的撒哈拉。第一批黑人移民与地中海人种在撒哈拉混合。遗址中磨光石器十分普遍，陶器则具有华丽的装饰和美观的造型。第二批黑人移民向南迁移直抵森林地带。起源于中非的新石器文化也扩展到几内亚，同时北非的卡普萨文化向南扩展远抵阿哈加尔山脉（北纬23度）；而埃及的影响也西及于阿哈加尔山脉，表现在完美的泰内雷遗址的石器上。新石器早期（距今7000年前）的撒哈拉地区仍遍布着一系列互不相连的湖泊，年雨量至少500毫米。公元前第6千纪，在阿迈克尼已形成村庄。但从第5千纪开始，撒哈拉变得越来越干燥，湖泊、溪流相继干涸断流，人们向绿洲，向南方迁徙以寻找水源。在资源相对缺乏的新环境，移民被迫去采集绿洲或住地周围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和种子，后来又种植这些植物，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在毛里塔里亚的（公元前2千纪）提希特遗址发现有大量炭化石的谷粒，还有专门培育和繁殖蒺藜草的迹象，证明在此地定居的居民可能已从事农业，并已形成某些村落。至于农业在撒哈拉是否已达到普遍性的程度尚未得到证实。在撒哈拉中部公元前7000—5000年的遗址中，发现有驯养的短角牛的遗骸（比埃及的短角牛要早1200年），还发现有羊的遗骸，证明未干涸的撒哈拉地区曾是非洲最早从狩猎采集向畜牧过渡的地区之一。对众多遗址的碳14测定表明，随着沙漠地区的扩大，牛群牧区很可能从撒哈拉腹地一直扩展到撒哈拉南部和西非的萨赫勒地带。在阿哈加尔高原的阿迈克尼和曼涅特（Meniet）的公元前6100—4850年的石窟遗址中发现的花粉，经鉴定为一种经过驯化的粟类和谷物。语言学证据说明在这一地区远古时期种植过高粱。在永久性的村落中发现有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磨石、手推磨、石臼、砥石和陶器等。考古学家认为，撒哈拉中部地区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新石器文化中发现原始耕作最早的地区。到距今3000年前，撒哈拉越来越干涸，以黑人为主体的讲尼罗—撒哈拉语的人群向南迁徙，与西非当地讲尼格罗—刚果语的黑人混合，前者的语言融入后者的语言之中，但黑肤色的体型未有显著变化。

在西非，虽然考古表明公元前第4千纪苏丹地带拥有农业的证据尚属间接证据，但从细石器文化的连续体（Continum）中已发展出陶器和磨光石斧等技术，公元前第2千纪已有著名的加纳金坦波文化（Kintounpo）。虽然有些学者不赞成使用“新石器”这一概念，但实际上金坦波可能确属新石器文化。出土有磨制石斧和“粗锉”（“赤陶雪茄”）、石制壁饰、刻有线纹型式独特的石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器所用的石料不是当地所产，表明可能存在着与其他地区的交换关系，并已有固定的住所。后期遗址还出土矮山羊遗骸，并有种植粟类作物的迹象。与金坦波毗邻的恩泰雷索滨河遗址发现有鱼叉、鱼钩和精美的箭簇。渔业的发展肯定有利于定居生活的形成。尼日利亚考古学家安达认为，在公元前1300—1400年这里就生存着生产粮食的黑人居民。

西非热带森林边缘地区可能是西部非洲最早过渡到食物生产的地区。这里是所谓“几内亚新石器”地区，其工具特点显然是适应当地农作物生产的，如双面扁平的镐状工具和半圆形双面工具（似从桑戈文化发展而来）是用于挖取块根、块茎和挖掘陷阱的；有木柄的石杵和臼多半是用来舂捣块茎和稻谷的。陶器则与薯蓣、椰薯的烹煮食用有关。从植物生态来看，可能由于热带有一高温季节不利于植物生长，使其必须储备养分，而采取块根和块茎形式，因而今日尼日利亚境内的森林边缘地区成为块茎植物的起源地，同时也可能是最早以土法种植薯蓣、椰薯和油棕的地区。从塞内加尔的捷马萨斯遗址的地层年代（公元前6000—前2000年）来看，显然是在北方新石器文化南下之前。可见，森林边缘文化是当地晚期石器文化的继续当属无疑。在廷巴克图和塞古之间的尼日尔河泛滥平原上，3500年前，非洲野生稻是以水田种植法驯化的，而后向四周扩展，遍布西非远及几内亚滨海地区。

起源于非洲的高粱有许多品种，仅在西非就有七个以上品种。其中尼日尔河中游培育成一种甜高粱；东苏丹培育成硬高粱，乍得有硬杆高粱，尼罗河有垂头高粱、尼日利亚三角洲则有黑高粱。有些高粱品种大约在2000年前，从埃及引种到阿拉伯半岛，而后再传播到世界各地。

根据波蒂埃和巴罗研究，在新石器时代，非洲大陆有五个主要的农业起源地：地中海非洲起源地、西非起源地、尼罗河埃塞俄比亚起源地，中非起源地和东非起源地。几乎每个起源地之间都存在着地区间交流（非洲内部交流）和非洲与亚欧大陆特别是西亚之间的洲际交流。尽管存在着阻碍交往和南北迁徙的地理屏障，如撒哈拉沙漠和热带雨林，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屏障都不是不可逾越的。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地中海非洲发源地，其农牧业的传播，推动了撒哈拉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尤其是埃及成为非洲大陆与西亚进行农业和畜牧交流的一条渠道。小麦、家畜和骆驼从西亚引进到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另一条纵向渠道是位于与大裂谷平行的东非高地，从维多利亚湖以北直到希雷河谷地，形成一条穿越热带雨林屏障的农业传播主要走廊。家畜也沿着这条与尼罗河流域相通的走廊绕过萃萃蝇地带引入南部非洲。而苏丹地带（包括东苏丹、中苏丹和西苏丹）则是又一条起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东西向交流的渠道，这条渠道也向南部森林边缘地带渗透，使粮食作物在大草原落户。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起源地则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农业品种，成为重要的农业发展中心。非洲所培植的高粱等农作物品种大概就是通过这条渠道，经由埃塞俄比亚高原传入亚洲，并引回了亚洲高粱进行杂交。通过农作物品种和家畜的引进与交流，非洲原始农业开始逐渐向种植农业和畜牧业的各个阶段发展。总之，非洲大陆开始种植农作物的时间与西亚肥沃新月地带奠定农业和畜牧业基础的时间几乎是同时。

五、非洲史前文化艺术

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非洲狩猎人，在非洲大陆各地特别是在撒哈拉地区和南部非洲创作了大量的岩画和岩雕。这是人类原始艺术的瑰宝，荟萃了非洲史前文化的精华。从1721年在莫桑比克发现第一幅非洲岩画至今，仅撒哈拉地区（半数集中于塔西里）就发现了近三万个岩画遗址、几十万件雕刻和绘画作品，其遗址遍布十几个国家，年代经历上万年，在人类原始艺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由于最早的岩雕、岩画是发现于欧洲（公元前4万年的莫斯特文化期），过去曾有一种流行说法，非洲的岩石艺术是从欧洲传来的，非洲岩画不过是欧洲岩画的复制品。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否定这一论断。非洲岩画的最早年代可能已上溯到2.8万年。非洲岩画的主要风格与欧洲岩画完全不同。从石器工具来考察，如上所述，南部非洲代表小型石叶工业的威尔顿工业开始于距今1.2万年的津巴布韦。当南部非洲狩猎者掌握了用细石器制造比较锐利的武器的方法，又占据了世界上猎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他们每周狩猎一两天就足以维持生存，便有足够的闲暇，作画雕刻，因而在德拉肯斯山区、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留下了大量的出色的岩石艺术。大量岩画出现于撒哈拉的新石器时代，从当地遗址发现的陶器，碳14测定时间为公元前8450年，大致与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同时。因此，数以万计的撒哈拉岩画不但破除了“欧洲来源论”的说法，而且也反驳了“含米特论”的臆说。

南部非洲的岩石艺术分布地区十分广泛，南非、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赞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坦桑尼亚（一般亦把坦桑尼亚岩石艺术归类于南部非洲）都发现岩画的遗址。随着考古探查的深入，遗址发现的数量日益增多。仅1959年一年，在津巴布韦、马拉维、赞比亚发现的岩画遗址就有1100个，南非有1600个；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发现岩雕遗址有24个，南非350个。这些岩画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下文即将谈到的撒哈拉岩画相比，独具特色。这些原始艺术的作者无疑是曾经广泛活动于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桑人。这从画中人物大多具有“丰臀”（steadopygia）的体态特征可以论定。岩石艺术品分为绘画（岩画）和雕刻（岩刻、刻画）两种。单色画多用赭石画的，也有两色、三色甚至多达十二色的。雕刻是在岩壁上以尖硬的细石器镌刻出深深条纹，从勾勒的条纹中呈现出图像；也有采用点琢的技术（无明显轮廓线条），个别已具有浮雕的雏形。与欧洲岩画多在岩洞深处不同，非洲岩画大多画在露天岩壁上，写实作品居多，生动地反映几千年前，甚至一二万年前当地人的生活现实，是不可多得的研究非洲原始社会史的资料。

从这些时间跨度绵延数千年的，数量达数万件的岩石艺术品中，可以窥见当时南部非洲的主要居民——桑人过的是狩猎生活。作品中的形像以动物和人居多，尤以各种动物，如象、犀牛、羚羊、斑马等的绘制或雕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从一些作品的技巧来看，有些桑人已经掌握了透视法技巧，对事物有着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寥寥数笔，形神兼备。猎人艺术家善于选材，利用天然岩石，巧夺天工。猎人画家在利乌方丹的一块岩面粗糙，带有棱角背脊的岩石上，巧妙地雕出了一头犀牛，正好突出其伟岸的脊背。颜色调配也颇具匠心，一只雄羚羊下巴胡子用刻线表现，身上长毛则用点条纹描绘，岩体的蓝色恰与岩表的赭色形成鲜明对比，精彩绝伦。考古学家曾发现桑人画家身上佩戴有十二色的骨质颜料管。画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巧妙地搭配上浓淡相宜的颜色，涂抹出栩栩如生的外貌。一幅发现于开普敦东北赫蒙的晚期壁画，描绘桑人与南班图人打仗的情景：一伙桑人偷盗班图人的一群牛，被班图人追赶。仓惶逃跑的桑人中有一部分忙着驱赶牛群，一部人转回身，弯弓瞄射正持矛狂追的班图人。人像和物像都画得异常逼真。投矛划空面过，狂奔中的双腿动作，动感极强。而且懂得使用透视法描绘：距离较远的图像画得较小，较近的画得较大。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画绘在开普敦东北赫蒙的岩洞中，距离画面上作战地点有数百公里甚或千公里之遥。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画面中追赶着黄肤色桑人的是黑肤色的南恩戈尼人，而后者在历史上从未越过加姆图斯河西岸放牧，可见壁画作者是在远离现场数百公里的山洞中凭记忆再现战场图景的。

撒哈拉地区岩石艺术品发现的数量远在南部非洲之上。它作为“第一部插图本的非洲史”在非洲史学上占有极重要地位。在阿塞坚万梅伦（阿苏夫迈兰干河）发现的岩画上，绘有大批河马群，许多岩画上还出现了大野牛（巨型水牛）、象和犀牛。考古学家在岩画附近的布斯山上一个遗址中发现了河马头骨，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5140年。这就有力证明，5000年前撒哈拉地区曾是一片广阔的疏树草原，宜农宜牧，是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方。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交界的阿卡库斯（Acacus）发现一具带有兽皮衣服痕迹的准黑人型的遗骸，经鉴定年代为公元前9000年，证实撒哈拉地区的居民包含有黑人人种，由此推断黑人猎人很可能是岩石艺术的作者。

撒哈拉岩石艺术的研究通常以其出现的主要动物类型作为划分时期的根据。一般将距今9000年前划为“大野牛期”。距今6000年前为“公牛期”，这一时期的岩画以描绘长着短而坚实的角的公牛，或长着竖琴状角的公牛为主，其数量多达6000多头。画面上还有一种长着交叉巨角的大野牛，显然已经在地球上绝灭。今天普遍饲养于苏丹地带的瘤牛，则从未见之于壁画，可见这种牛在该地区的繁殖是较晚时代的事。在“公牛期”，牛已为人类所驯养，牧牛人与牛一样，成为壁画上所描绘的主题，有些研究者由此认为他们可能是富拉尼人（富尔贝人）的祖先牧牛人创作的刻画分布很广，几乎遍布尼罗河至大西洋沿岸的各个高地。

马（大部分是与战车在一起）出现于撒哈拉岩壁画，已是公元前1000年的事了。这一时期被称为“牧马期”。从考古发掘来看，马引进非洲时间比这还要早。撒哈拉地区马拉战车的岩画（多为雕刻）遗址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广，使我们从中得以窥见当时纵贯撒哈拉南北的两条商道。东部商道分成两股，分别从内陆通向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沿途壁画遗址星罗棋布，艺术水平颇高，画中辕马作飞奔状，战车则结实轻巧，驭手和车上作战人员除执有投枪和圆盾外，还佩有短刀并饰“利比亚羽”，蔚为壮观。西部商道起自廷巴克图止于今济纳加，沿途壁画水平一般较低，缺乏写生能力，有些近于图案型。有些研究者认为，西撒哈拉壁画所绘的马是一种体态笨重的西路马，而希罗多德曾提到的利比亚内地加拉曼特人驾驶的四匹马拉的四轮战车，那些马却正是这种笨重的非洲马的代表。它们可能是在西撒哈拉草原驯养的源于非洲的品种。3000年前的撒哈拉已经逐渐沙漠化了，但从岩画描绘的棕榈树等树木，反映出沙漠中的绿洲仍有萋萋水草可供牧马之用。骆驼出现于壁画晚至公元4世纪，此时它已取代马匹成为沙漠中唯一的运输工具。骆驼期的岩壁画，因此时已有大量文献记载，其史料价值锐降。

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人类与狩猎一采集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岩画中无处不有狩猎的场景，令人想起人与兽（亦即人与自然）的长年累月的搏斗：伊海伦猎狮壁画描绘百兽之王被一圈长矛团团围住；提苏凯壁画表现一只被射杀的野驴即将成为俎上肉；撒哈拉草原上遍布陷阱机关，显示猎人的智慧和高超的狩猎技术。岩画描绘了人类从采食者到食物生产者的伟大转变过程：猎狗大概是人类第一位忠实的朋友，它正为主人奋力追捕野山羊；长着各种形状犄角的牛的脖子上带着一副垂环，表明它们已是人类的财产；野驴从被人追逐着狂奔，到被人驯顺地骑着；妇女从攀枝采摘野果到俯身使用弯曲的镰刀，弓着身子簸谷，拾穗。岩画的簸谷内容恰好与考古发掘出的大量石制杵臼磨盘互相印证。

岩石艺术同样真实地描绘出新石器时代人类风俗时尚，譬如当时男人比女人更事修饰：男人穿戴兽皮，饰以羽衣，头插翎毛，佩戴炫目的手镯；而妇女则衣着很少，近于赤裸，或仅围条腰布。又如住房是一座座半球形小木（茅）屋。再如，在塔克德图马丁发现的一幅壁画生动地描绘了如下的生活情景：黄昏时分，体态丰盈的少妇抱着孩子坐在茅屋门前；一排小牛犊被栓在一根绳子上；健壮的男人们忙着挤牛奶，整个画面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气氛。显然，岩石艺术是从多彩的、飘浮不定的狩猎生活中产生的。狩猎的需要使原始猎人学会使用绘画来标示猎物的位置、方向等等，以传达狩猎信息。狩猎生活使猎人学会模仿动物的动作和叫声等等，而模仿绘画最初大概是以传达信息为目的的。到了新石器时代，精巧的细石器和弓箭的使用使猎人有了狩猎的利器，从而提高了猎获率，他们遂有余暇去作画；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也给他们提供了得心应手的作画工具和颜料，如在石制的杵臼中将各种配料研磨成细粉而后用牛奶、酪蛋白、蛋清、蜂蜜或骨胶调制，制成能保持几千年的色泽鲜明的颜料。这大概就是撒哈拉黑人猎人和南部非洲的桑人能够成为高超艺术家的原因。

第二章　尼罗河流域的非洲上古文明

一、法老埃及的兴衰

埃及的自然环境十分特殊。它一方面处在亚非大干旱带的中部，气候炎热无雨，它的大部分领土属于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几乎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有尼罗河流贯南北，每年定期泛滥，洪水淹没下游的河谷地带和宽阔的三角洲地区，洪水退后，在那些地区留下一层十分松软而又特别肥沃的黑色淤泥，十分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公元前5世纪，曾目睹过埃及自然灌溉农业的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道：“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据苏联学者司徒卢威考证推算，当时的小麦产量每亩可达数百斤，产量如此之高，为古代世界所罕见。此外，在尼罗河谷两侧的宽阔草原上，生活着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西奈地区和南部山区有丰富的铜矿，为制造铜器提供了可能。可以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正是埃及在非洲率先跨入阶级社会门槛的前提。

埃及古代居民最初生活在埃及的西南部。距今约2万年前，由于沙漠的扩展，他们被迫迁移到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一些西亚的游牧部落也迁徙到上述地区。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逐渐融合并共同创造了埃及古代文化。

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埃及就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为人工灌溉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自然灌溉农业产量虽高，但无保证，也不能满足人口增殖的需要，埃及古代居民便开始挖沟修渠，筑堤打坝，建库蓄水，进行人工灌溉。在长期治水过程中逐渐建成了一系列灌溉盆地，洪水到来，淹没整个盆地，洪水退去，再把盆地的积水排干，进行耕地播种。他们还学会利用尼罗河谷的自然坡度开凿了一系列运河，把上游的水引向下游，灌溉农田。勤劳智慧的埃及古代居民长期建成的一整套灌溉体系，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年年丰收，产量不断提高，自给有余，并能出口。农业灌溉体系的发展需要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和进行管理，这就促进了各个地区发展起地方政治机构。

随着人工灌溉农业的发展，社会财富和人口大量增加，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埃及进入了军事民主制时代。另外，沙漠化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更多的游牧部落移居到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这个地区的居民更加稠密起来。邻人的财富刺激了人们的贪欲，于是部落之间的掠夺财富的战争不断发生，为了掠夺或抵御外来的侵掠，亲属部落结成了联盟，并逐渐融合为一个小民族——州，古希腊人称它为诺姆。小民族的议事会早已存在，没有人民大会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大会，小民族的军事首长成了常设的公职人员，小民族的住地挖掘了宽深的壕沟，筑起了高耸的墙壁和塔楼。

在频繁的掠夺战争进程中，一些州征服了另一些州，并掠夺了大片土地、财物和奴隶。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大大加强，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形成，于是州变成了早期奴隶制国家。当时埃及境内的州有42个，上埃及22个，下埃及20个。

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州与州之间的争霸战争中，形成了两大霸国，即上埃及王国和下埃及王国。上埃及国王戴白冠，下埃及国王戴红冠。上、下埃及王国的统治者野心勃勃，都想吞并对方，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加之，前面提到的人工灌溉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统一修建和统一管理水利灌溉工程，于是统一的埃及国家便应运而生。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证明，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王国国王美尼斯（又叫纳尔美尔）征服了下埃及王国，以提斯（一译提尼，在今季尔加和巴利亚纳之间）为都城建立了统一国家——第一王朝。从此，埃及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王朝时期。

王朝时期（公元前3100—前332年）的历史通常被划分为7个阶段和31个王朝：早期王朝（第一、二王朝，公元前3100—前2686年）、古王国（第三至第六王朝，公元前2686-前2181年）、第一中间期（第七至第十王朝，公元前2181—前2040年）、中王国（第十一、十二王朝，公元前2040—前1786年）、第二中间期（第十三至第十七王朝，公元前1786—前1567年）、新王国（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公元前1567—前1085年）、后王朝（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一王朝，公元前1085-前332年）。因为王朝时期的国王被称为“法老”，所以王朝时期的埃及又被称作“法老埃及”。

早期王朝时期是君主专制制度初创和巩固国家统一的时期。美尼斯统一埃及后，实行君主制，王权世袭，并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设有灌溉大臣、国务大臣等官职，把全国的土地、税收和水利灌溉事业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刚建立的统一国家尚不巩固，下埃及等地不断出现骚乱和抗命事件，为了巩固统一，美尼斯建立了强大的常备军。为了加强对下埃及的控制，又在上、下埃及的交汇处建立了新都——白城（第六王朝开始称为孟斐斯，又叫吉加普特，意即“太阳神之宫”，由此产生了埃及的希腊语名称埃及普托斯）。美尼斯的后继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行南征北战。阿哈（意即“斗士”）远征南方，把埃及南部边界推进到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登（乌萨非）在位60年，多次对下埃及地区用兵，加强对下埃及的统治，甚至把上、下埃及的王冠合二为一，作为自己的王冠，象征上、下埃及的统一。第一王朝时期埃及统一得到初步巩固，一直到第二王朝末，埃及统一才真正巩固下来。

古王国是法老埃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完全确立，并建造了高大雄伟的金字塔（国王的陵墓）。

国王集军事、行政、财务、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全国的土地都归国王所有，国民被称为臣民，都是国王的奴隶，全国的军队都由国王统帅。国王之下设宰相（维西尔），辅佐国王，拥有大权，总揽中央的档案、税收、司法和公共工程等部门。宰相大都由王子或王室贵族担任，如第四王朝的斯尼弗鲁国王就任命他的儿子作宰相。宰相之下有大法官、大祭司、灌溉大臣、掌玺大臣等官职。中央的高级官职和地方的州长均由国王亲自任免和调动。宰相不管军务，作为国家支柱的军队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从第五王朝开始，王权神化，尊奉太阳神（拉神）为全国最高神，国王是“太阳神之子”，王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正如一个大臣在他的墓志铭中所说的那样：“凡王命所宣，咸奉行毋怠。法老乃天纵睿智，洞察万方，过于神明”。大臣活着时是国王的仆人，朝见时必须匍匐在御座之前，吻国王脚前的地，死后要埋在国王金字塔周围，继续拜倒在国王的脚下。

古王国时期共建造了大大小小的金字塔70余座，因而又被称为“金字塔时代”。自第三王朝起，国王一上台就着手为自己修建巨大的陵墓，死后将尸体制成木乃伊，放入金字塔内，幻想死而复生，继续统治人民。第一座金字塔是第三王朝左瑟王（乔赛尔）的著名建筑师伊姆荷太普为左瑟王设计和建造的六级梯形金字塔（座落在今开罗市郊，高约60米），最能体现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金字塔是坐落在开罗近郊吉萨的三座大金字塔。其中以胡夫（齐奥普斯）的金字塔最为雄伟壮观，塔高146.5米，底边呈正方形，每边长230米，占地面积为5.29万平方米，共计用2.5吨重的巨石230万块，花费了30年的功夫建成。仅次于胡夫的金字塔的是哈佛拉的金字塔，只比胡夫金字塔低8米，而且在金字塔旁有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司芬克斯），高22米，长57米，面部像哈佛拉，也是雕刻方面的一大奇迹。胡夫金字塔不仅高大雄伟，而且设计十分精巧，施工相当精细，具有最完美的几何图形，历四五千年而不毁，真不愧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首。

金字塔的修建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希罗多德记述道：“国王齐奥普斯当政的时候，人民却大倒其霉了，……他强迫所有的埃及人为他做工，……他们分成十万人的大群来工作。每个大群要工作三个月。在十年中间人民都苦于修筑可以使石头运过去的道路，……金字塔本身的建造用了二十年”。由于繁重的劳动，监工的鞭笞，烈日的曝晒，每天都有许多人惨死在修建金字塔的工地上。无法活下去的埃及人民，揭竿而起。古希腊史学家狄奥多洛斯写道：“由于人民在修建金字塔时受尽千辛万苦，由于这些国王做了许多残忍凶暴的事，人们满腔怒火地起来反抗那些使自己受苦的人，并且公开地要撕碎他们的尸体，狠狠地把他们抛出坟墓之外”。事实与胡夫、哈佛拉的主观愿望相反，两人死后“谁也没有埋在（金字塔）里面”。

第五、六王朝的金字塔的规模越来越小，这是王权衰落的集中反映。古王国末期，地方势力混战割据，贫民、奴隶起义不断，王权一落千丈，公元前2181年古王国终于灭亡。

古王国灭亡后，在上、下埃及先后建立了5个小王朝，历时141年，史称第一中间期，这是法老埃及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低谷。

中王国是法老埃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公元前2040年，底比斯的第十一王朝灭下埃及的第十王朝，埃及重新统一，中王国开始。但是地方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抗命中央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提高王权的地位，第十一王朝的法老将底比斯的地方神阿蒙尊为全国最高神，并在首都底比斯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阿蒙神庙。第十二王朝的法老继续与地方势力斗争，至阿美涅姆赫特三世时，终于削平了地方势力，巩固了统一。第十二王朝的法老谢努塞特一世和三世多次远征努比亚，把埃及南部边界扩张到尼罗河第二瀑布一带，还多次对西奈、巴勒斯坦、叙利亚用兵，中王国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中王国末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爆发了全国性的奴隶、贫民大起义。国王被废黜，国家机构被捣毁，大臣和贵族被强制劳动，奴隶和贫民扬眉吐气，“大地像陶钧一样翻转了过来”。埃及四分五裂，来自西亚的喜克索斯人趁机而入，首先控制了东三角洲地区，然后控制了整个埃及，先后建立了第十五、十六王朝，历时100多年。这是法老埃及发展史上的又一低谷——第二中间期。

新王国是法老埃及历史的最高峰——奴隶制军事帝国时期。公元前1567年，第十七王朝的法老卡默苏利用埃及人民的力量把喜克索斯人赶回了西亚，埃及获得独立和重新统一，新王国开始。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特摩斯一世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他东侵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直推进到幼发拉底河畔，南侵努比亚（库施），把南部边界一直扩展到尼罗河第四瀑布附近的加巴尔巴卡尔地区，初步奠定了埃及帝国的版图。

哈特舍普苏是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王。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公主和图特摩斯二世的王后，是一位权欲心极强的女子。她同丈夫共同执政5年，图特摩斯二世夭折，哈特舍普苏无子，立妃子所生的仅10岁的图特摩斯三世为法老。她大权独揽，仍不满足，4年后便废黜了图特摩斯三世，把他软禁在阿蒙神庙，做一名普通僧侣，哈特舍普苏成了名副其实的女王。她统治17年，努力发展与南方的贸易，曾派商船队到蓬特（今索马里地区）去经商。她大兴土木，在卡纳克阿蒙神庙建造了两座美丽的花冈岩方尖碑（一座至今仍在），在西底比斯建造了一所式样独一无二的庙宇。

公元前1482年，图特摩斯三世在阿蒙神庙僧侣的帮助下夺回了王权。他复位仅两个月，就御驾东征，镇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造反的王公。330个小王公以卡叠什王为首组成联军，陈兵巴勒斯坦的军事要塞米吉多城，准备阻击图特摩斯三世率领的大军。图特摩斯三世很会用兵，他让部队轻装急行，以小王公们完全意想不到的速度抵达卡麦尔山西坡的叶赫木城。叶赫木城离米吉多仅一天的路程，当时有三条路线可走，两条是绕行山脚下的大道，第三条是直接翻越山头的羊肠小道。他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走哪条路，将军们一致主张走没有危险的大道。图特摩斯三世偏偏决定走羊肠小道，因为他懂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制胜的道理。他身先士卒，第一个走进羊肠小道，率领大军攀越卡麦尔山。当他走到羊肠小道的尽头时，他站在路口检阅他的部队，一直到最后一位战士走出山口时，他才离去。他让部队严守秘密，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进行奇袭。无能的小王公们对此一无所知，以为图特摩斯三世尚在千里之外，放松了戒备。当第二天早晨图特摩斯三世率领的大军突然出现在小王公们的面前时，小王公们惊得目瞪口呆，以为天兵降临，不敢接战，狼狈逃窜。在20年中，他远征亚洲17次，攻占了通往两河流域的要塞卡叠什，占领了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一直攻到米坦尼。图特摩斯三世威震整个两河流域。亚述、巴比伦、赫梯、米坦尼等国的国王，一个个向他称臣纳贡。他南侵努比亚，把南部边界推进到纳帕塔。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最后形成。亚述、巴比伦、赫梯、米坦尼等国的使者经常到埃及首都底比斯履行公务，底比斯成了“世界性的城市”。

图特摩斯三世把复位和侵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阿蒙神的保佑，将战争中掠夺来的土地、财物和奴隶慷慨地捐赠给阿蒙神庙。从此，底比斯阿蒙神庙的势力与日俱增，以至在图特摩斯三世死后，阿蒙神庙的势力急剧膨胀；不但经济上与王室并驾齐驱，而且在政治上干预朝政，左右国王。国王不能忍受。阿蒙霍特四世时终于酿成一场以宗教改革为形式的激烈的权力之争，由于僧侣集团势力强大，以及没有人民的支持，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从此王权日趋衰落，尽管第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一世（公元前1320～1318年）和第二十王朝的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98—1161年）力挽颓势，但是，埃及帝国仍如大江东去，昔日雄风再也不能重振了。

后王朝时期是法老埃及的衰亡时期。埃及四分五裂，饱受外族的侵略和统治。利比亚人在埃及建立了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王朝，努比亚人在埃及建立了第二十五王朝（又叫埃塞俄比亚王朝，即黑人王朝）。亚述人侵入埃及并将努比亚人赶回了老家，利比亚人又把亚述人赶出埃及并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第二十六王朝。埃及出现了短暂的统一，政治、经济和文化一度复兴，被称为“复兴时代”。法老尼科下令开凿沟通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雇佣腓尼基水手，驾船绕航非洲。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征服埃及，建立第二十七王朝，史称波斯王朝。公元前404年，埃及趁波斯内乱之机获得独立，先后建立了第廿八、廿九和三十王朝。公元前343年，波斯帝国再次吞并埃及，建立第三十一王朝。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征服埃及，埃及成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延续近3000年的“法老埃及”到此结束。

二、法老埃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埃及古代文明和巴比伦、印度、中国古代文明一样，全是发生在大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或叫农本文明，而埃及文明更有典型性。埃及的灌溉农业最为发达，最先（在铜石并用时代）跨进文明时代，最早建立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制度。埃及的文字、几何学、天文历法、解剖学、建筑学等等，都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对周围各国和地区：利比亚、库施、蓬特、巴勒斯坦、腓尼基、小亚、希腊、罗马等都有较大影响。

农业是古埃及经济的基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的地位。灌溉农业的发展使埃及国家走向统一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反过来又促使灌溉农业的大发展。因此，不论是前王朝时代的埃及居民，还是法老埃及时代的统治者们，都把土地视为最大和最宝贵的财富，都把发展灌溉农业置于首位。法老埃及时代的第一位国王美尼斯就十分重视灌溉农业的发展，把全国的水利灌溉事业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设立灌溉大臣，专门负责修建和管理水利灌溉工程。在新都白城附近曾筑过大坝和挖掘了水库。古王国时期留下来的许多大臣的碑铭中，都着意夸耀自己在这方面的功绩。例如，第五和第六王朝的大臣涅海布，在自己的碑铭中说，他奉国王之命，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埃及南部和北部都开凿过运河。

古王国的法老们宣布全国的土地为国王所有。对土地进行丈量，登记入册，建立起正规档案。国王把土地的大部分留给自己的王室贵族，其余一部分赏赐给有功的大臣，另一部分赠予太阳神庙祭司。广大埃及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成为王田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王室、大臣和神庙的土地，交租服劳役。

全国水利灌溉工程的统一兴修和管理，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开始使用双牛牵引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谷物（小麦、大麦）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增加。亚麻、蔬菜、葡萄、橄榄等作物的产量均有较大的提高。

农业的大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促使手工业兴旺发达。榨油、酿酒、麻织、制陶、造船、木器、铜器和金银首饰等制造业均得到发展，石材加工业和建筑雕刻业也称繁荣。第四王朝法老胡夫大金字塔的建造和哈佛拉的狮身人面像的雕刻就是最好的例证。文献记载，第四王朝建造的大船长52米。第五王朝墓画中第一次出现了陶轮，表明当时埃及的手工业发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谷物、面包、甜点心、肉、鱼、蔬菜、酒、麻布、陶器、木器、铜器等是国内市场上的主要货物。粮食、麻纱是埃及出口的大宗商品。腓尼基的优质木材、库施的黄金、蓬特的香料等都是埃及奴隶主贵族十分喜爱的进口商品。在墓画中有许多商业活动的生动画面，如用瓦换鱼、用葱换扇子等等。许多文献记载了国际贸易活动的情况。《帕勒摩石碑》记载，从蓬特买回来了没药树脂、木板和琥珀；第六王朝官吏赫努姆郝杰普的铭文记载，他曾11次到蓬特和毕布勒（腓尼基著名城邦）经商；大臣哈库夫曾四次深入南方腹地进行贸易活动，运去的是粮食等商品，载回的是黄金、象牙等贵重商品，其中一次还带回来一个能歌善舞的矮黑人，献给国王培彼二世。国王十分高兴，给予赏赐。

畜牧业在法老埃及时代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饲养量还比较大。第四王朝时一个叫哈佛拉安的人在墓志铭中说，他有835头有角大牲畜，220头无角大牲畜，760头毛驴，2235头山羊，974头绵羊。第五王朝时一个名叫萨布的人在墓志铭中说，他有406头公牛和乳牛，1237头别的公牛，10000多头小牲畜。第五王朝的另一名奴隶主也夸耀自己仅从地里往场上运谷捆的毛驴就有2500头。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喜克索斯人带来的良马得到大量繁殖，同时还繁殖了骡子，用于军事和运输。可剪羊毛的绵羊取代了不能剪毛的羊，为毛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古王国末年和第一中间期，“到处是一片混乱”，水利灌溉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农业连年欠收，生活“一年比一年困难”。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四分五裂，传说70个国王在位时间仅70日，不用说建造高大雄伟的金字塔，他们死后连葬身之地也难得到。

中王国时期，灌溉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法雍绿洲的开发上。法雍绿洲位于孟斐斯西南50公里处，本是一片沼泽地，中心是美利多湖，比海平面低40米。第十二王朝的法老阿美涅姆黑特三世鉴于水利灌溉系统遭到破坏的历史教训，特别注重灌溉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对法雍绿洲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修建了环湖大堤、水闸和连通尼罗河的运河等，把美利多湖建成了既能调节水量又能蓄水灌溉农田的水库，把湖周围的沼泽地变成了2500公顷保收田。法雍绿洲农业的大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那里不久便成了埃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法雍地区兴起了许多新城市，如卡洪城等。第十二王朝的法老在法雍地区建造了新都城伊塞塔维（意即两个国土的君主），以加强对其周围广阔地域的统治。在伊塞塔维建立了豪华的宫殿。据希罗多德记载，宫殿规模相当宏大，结构十分复杂，人们把它称之为“迷宫”。

中王国时期，埃及进入了青铜器时代，生产力大大提高。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手工业除老的麻织、造船、制陶、木器等行业之外，又兴起了新的玻璃制造业。采矿业发达，西奈的铜矿，库施地区的金矿和铜矿，开采规模大大扩大，在许多地区还增开了新矿。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商路的开辟，为了发展与蓬特的贸易，修筑了上埃及直通红海沿岸港口的大道，商旅往来不断。据文献记载，埃及与叙利亚之间有大道相通，商队、信使往来不绝。海上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也建立了贸易联系。黄金和白银已成为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标志着商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第二中间期，埃及经济再度衰落。据曼涅托记载：“喜克索斯人无情地焚毁城市，夷平神庙，残酷对待一切土著居民，把一些人杀死，把另一些人的妻子儿女作为奴隶”。喜克索斯人也带来了良马和先进的青铜武器，对埃及后来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新王国时期，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疆域的空前扩大，生产工具的改进，尤其是国家政权对水利灌溉事业管理的加强和对农业组织工作的干预（如积极组织夏种等），以及与周围各国往来的加强，使埃及社会经济又出现了繁荣。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水利灌溉体系更加完善，梯形犁的推广提高了耕作效率，长柄锤便于细作，金属镰刀的使用大大加快了收割速度。园艺业中广泛使用夏杜夫扬水灌溉，农田轮作制大概也产生于此时。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和其它作物的产量都有较大的提高。

手工业的发展尤为显著。冶金技术大大提高，脚踏风箱代替了吹管鼓风，提高了炉温，锻、铸技术已经普及，青铜工具和青铜武器代替了铜石器，金银艺术品驰誉四方。纺织技术明显提高，一个纺工已能照管两枚纺锭，发明了一个织工就能织布的布机，功效提高一倍。玻璃着色术的发明，开始生产出彩色玻璃器皿。综合性的大作坊出现了，如底比斯阿蒙神庙的作坊，就聚集了150名工匠，包括五金匠、木匠、皮革匠、建筑匠、雕刻匠等等。建筑业和武器制造业中专业化已比较明显。

国内贸易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经常化上。至今保留下来的第十八王朝的一本账册记载，有一个神庙农庄，每天都把牛肉、骨头、饼、酒、粮食等交给商人出售。第二十王朝的学校课本中也记述，商人沿河上行下行，经常将物资由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国际贸易十分活跃，贸易范围空前扩大，商品种类繁多。埃及从蓬特、库施等地运来黄金、象牙、香料、兽皮等贵重商品，再把黄金、象牙和埃及自己生产的漂亮的麻纱、金属工艺品、石器、陶器、粮食、白银等商品销往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半岛等地，然后再从赫梯、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等国买回铁器、手工艺品、优质木材、铜等货物。文献记载，塞浦路斯国王曾将500塔兰特铜运往埃及交换白银和金银工艺品。此外，埃及还与遥远的亚述、巴比伦、米坦尼也建立了商业联系。

新王国后期和后王朝时期，埃及经济再度衰落，只有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年）一度“复兴”。铁器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也随之发展起来。据希罗多德记载，当时埃及“有人居住的市邑两万座”。

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中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段——主人和奴隶。就目前所知，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五千纪，人工灌溉农业得到初步发展，粮食有了剩余，为阶级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把可能变成了现实，战俘变成了奴隶。例如，在著名的战场调色板上面刻有战俘被捆绑起来的情景，而在蝎王权标头上面刻有奴隶劳动的情景，劳动的奴隶形像与战场调色板上面的战俘形像完全一样，说明战俘变成了奴隶。

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是埃及奴隶制发生、发展、繁荣到衰落的历史。古王国时期，埃及奴隶制得到了较大发展。第四王朝的国王斯尼弗鲁南征库施，俘虏7000人，西讨利比亚又俘虏1000人。第六王朝的大臣乌尼在他的铭文中记载：“在（那里）夺得了无数（贝督因人）以为俘虏”。除了战俘奴隶外，还有债务奴隶，一些负债的农民，因还不起债，妻子儿女沦为债奴。奴隶的社会地位很低，被称为“头”，与牲畜同列，可以随意买卖和转赠。奴隶的生活很苦，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劳动，而且要受到监工的鞭笞，不少奴隶惨死在建筑宫殿和陵墓的工地上。古王国时期，奴隶的数量有限，远远少于自由人的数量。

农村公社是古埃及最基层的社会单位，贫穷的农村公社成员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他们名为自由人，实际上和奴隶的处境相差无几。古王国时期，他们变成了王室农民，土地被完全剥夺，世世代代要为王室贵族、大臣、神庙祭司耕种土地，交租服劳役。为国王建造豪华的宫殿、巨大的神庙和高大雄伟的金字塔，修建巨大的水利工程——堤坝、运河和水库等。

国王、大臣和神庙祭司是埃及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和上层。他们残酷地压榨奴隶和贫苦农民，过着舒适而奢华的生活。他们在大群仆人的簇拥之下，带着猎狗巡视自己的牧场和禽舍，在自己的广阔领地上逍遥自在地漫游；他们和妻子儿女坐在一起，让僮仆们排列成行，向他们献上鲜花、水果、小兽、小鸟、成筐的食品和成罐的饮料；他们还在游船上举行野餐，在草丛中狩猎，尽情地寻欢作乐。整个埃及社会就像一座大金字塔，坐在高高的金字塔尖上的是埃及国王，第二层是大臣和神庙祭司，第三层是中小奴隶主即地方官吏和公社长老，第四层是公社一般成员，最底层是奴隶。

中王国时期，埃及奴隶制有显著发展。不仅战俘奴隶大量增加，而债奴和罪奴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如阿美涅姆黑特三世的近卫长官胡舍别克，在他当士兵时国王曾赏赐给他60名奴隶。后来升为队长后，国王又赏赐他100名奴隶。第十二王朝至第十三王朝初的一个纸草卷记载：一个奴隶主给其妻95名奴隶，其中83名保留有名字，包括亚洲奴隶49人，埃及奴隶33人（男15人，女12人，男孩4人，女孩2人）。亚洲奴隶无疑是战俘奴隶，埃及奴隶大概是债务奴隶或罪奴。95名奴隶所从事的劳动各种各样，有家仆、厨师、教师、酿酒工、皮鞋匠、纺织工、仓库看门人、理发师、讲故事者、花匠……等。纸草卷还记载了被关在监狱中实行强制劳动的罪奴的情况，如果他们越狱逃跑了，就将其家属捉来当人质。

中王国奴隶制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小奴隶主得到迅速成长，出现了被称为“强有力的涅杰斯”的新贵族。他们支持国王，平叛有功，被提拔为中央和地方官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二、三十名或更多的奴隶。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第十一王朝的一个名叫提伊的人，一方面自称是“善良的涅杰斯”，另一方面又称自己是“底比斯的栋梁”。与中小奴隶主恰恰相反，广大农村公社的成员，处境日趋悲惨。一份文献记载说：“农民，他永远被盘算，他叫苦声比‘阿布鸟’还高，他比徒步三角洲的旅行家还累，……。”

位于法雍绿洲地区的卡洪城遗址是中王国时期阶级关系状况的一个缩影。该城东部是奴隶主贵族的邸宅，每座占地300多平方米，有六、七十个房间，包括餐厅、卧室、库房、厨房等。城西部是一片贫民窟，在长200米宽105米的土地上挤满了贫民的小屋，每个面积不及贵族住宅的五十分之一。此外，还有一些比贵族的住宅小，但远比贫民小屋宽绰得多的狭长院落，有的是两层小楼，显然是中小奴隶主的住宅。

新王国时期，好战的法老们在大规模侵略亚洲和库施的数十次战争中，掠夺了数以万计的战俘奴隶。如阿蒙霍特普二世第七年远征叙利亚时，一次掠夺战俘2255人。第九年再次远征叙利亚时，又掠夺战俘101128人。图特摩斯三世掠夺的奴隶更多，他在位的第二十八年，远征叙利亚时，就掠奴2503人，图特摩斯三世把侵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阿蒙神，一次就献给阿蒙神庙1588名奴隶。奴隶数量大量增加，奴隶价格大大降低，不仅奴隶主贵族使用大量奴隶，就连普通士兵、牧人、工匠、花匠、司阉等也使用奴隶劳动。奴隶被用于社会劳动的各个方面：农业、手工业、商业，甚至还让奴隶当兵。有的大奴隶主还将剩余的奴隶出租给他人，来榨取利润。据学者们推算，即使在新王国时期，奴隶的数量仍然少于自由人。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奴隶最多时也未超过农村公社成员的五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奴隶和自由民一样，领取份地耕种，交租服役。

新王国时期，王田农夫仍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他们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经常因交不起租税而惨遭毒打，甚至被处死，弄得家破人亡。第二十王朝的一个纸草卷记载：“书吏靠近堤岸，登记收获，后面跟着手持棍棒的门卫和手拿树枝的黑人。（书吏）对（农民）说：“‘交谷子！’他没有，他被打倒，被捆了起来，被扔进河里，头朝下沉没下去。他的妻子被捆着躺在他的面前，他的孩子也遭连累，他的邻居都跑了，（因为）没有谷子”。

新王国的法老们把从奴隶和公社农民身上榨取来的大量财富，一方面用以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规模宏伟的神庙如底比斯阿蒙神庙（即卡纳克—卢克索神庙），在尼罗河两岸的岩壁上雕凿巨大的石像，还在西底比斯的山谷中建造巨大的地下宫室，即闻名于世的“国王谷”。一方面，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穿着图案精美的细麻布衣衫，带着镶嵌宝石的金项链和金耳环，喝着美味香甜的葡萄酒，吃着可口的面包、鱼肉和软点心。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要乐队舞女为他们演出，尽情地开心取乐。

阿蒙神庙祭司集团是新王国时期最显赫的奴隶主贵族阶层之一，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完全可以与王室贵族相媲美，甚至在新王国中后期超过了王室贵族。据哈里斯大纸草记载，阿蒙神庙共拥有107615名奴隶，490386头大小牲畜，513处园圃与树林，1070419斯塔特土地，88艘船舶，53个手工业作坊，160个埃及城镇。还控制着9个叙利亚和库施城镇。阿蒙祭司集团干涉朝政，废立国王，横行无忌。

奴隶主阶级的天堂同时就是奴隶和贫民的地狱。不甘忍受奴隶主残酷剥削的奴隶和贫民们，不断起而反抗，古王国时期，反抗胡夫和哈佛拉的奴隶贫民暴动，中王国末期爆发的规模巨大的贫民奴隶大起义，新王国时期又爆发了伊尔苏领导的奴隶大起义和法老墓地手工业匠人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推动着埃及历史的前进。至后王朝时期，奴隶数量锐减，奴隶制已经衰落，并开始瓦解。

古埃及人民在为争取生存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非洲内陆和地中海沿岸诸国都有较大的影响。

古埃及的天文学特别发达。马克思说：“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开始测算尼罗河水涨落的时间和观察天象，发现每当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的时候，尼罗河水上涨的潮头总是到达孟斐斯城附近。于是古埃及人就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起始，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而且相当精确的历法（约公元前4241或4236年）。一年分为三季（泛滥季、播种季、收获季），每季四个月，每月30天，年终加5天宗教节日，总共365天。比地球绕太阳一周仅差四分之一天。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在埃及太阳历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儒略历（又叫朱里亚历）。16世纪，欧洲人又对儒略历进行改革，产生了格里高利历，即今天仍在使用的太阳历。古埃及人已观测到并绘制了大熊星、小熊星、北极星、天狼星、猎户星、天蝎、白羊等40多个星座的“星位图”。神职人员已会使用一根测距棍和一个附有铅垂线的直角尺，相当准确地测定巨大建筑物的方位，如建成后的胡夫大金字塔的方位偏离正北方向还不到一度。

古埃及的几何学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希罗多德曾经指出，希腊的几何学来自埃及。由于丈量和划分尼罗河水涨落后的土地，修建巨大的水利工程，建造高大雄伟的金字塔、宫殿、神庙，测定谷堆等的需要，使埃及的几何学十分发达。中王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莫斯科纸草卷》、《莱茵纸草卷》等表明，当时已采用十进位法，已懂得计算三角形、长方形、梯形、圆形的面积和圆柱体、角锥体、半球体以及更复杂的物体的体积的方法，尤其是圆周率已确定为3.16。设计和建造得相当完美的大金字塔和底比斯阿蒙神庙都充分体现了埃及几何学的高超水平。

古埃及人在建筑学上的辉煌成就更令人叹服。金字塔和阿蒙神庙都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不朽奇迹。在铜石并用时代建成的大金字塔不仅以高大雄伟闻名于世，而且墓道、墓室的方位、比例、尺寸之精确，建筑之精细，具有最完美的几何图形，历近5000年不毁，就连现代的建筑师们也无不为之惊叹！卡纳克——卢克索神庙始建于中王国时期，完成于新王国时期，是两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已被考古学者全部发掘出来。卡纳克神庙的圆柱大厅面积达5000平方米，由16排共134根圆柱支撑，柱身为红色花冈石，刻满了像形文字和各种浮雕画，中间两排最大的石柱高21米，柱头呈开花状，据说每个柱头上可立百人，气势之磅礴，技艺之精湛，是建筑史上的杰作。建筑上使用拱顶和圆柱，早于西亚、希腊和罗马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贡献。

古埃及的雕刻、绘画，浮雕发展水平也相当高。无论是人物雕像，还是绘画和浮雕中的人物，都极为精确地刻画了人体的一切细微之处，尤其是飞鸟、游鱼、奔牛更是形像生动，栩栩如生。就雕像来说，不仅种类多，有木雕（如村长像）、铜雕（如培彼二世像）、金雕和石雕，而且艺术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日趋完美。在古王国时期，雕刻艺术的特点是朴素、严谨、有力，特别是统治者的雕像，故意雕成高大、凝视、呆板的样子，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到新王国时期，雕刻的风格更为细腻、优美、逼真。涅非尔提提王后像是典型代表，她头戴金边青兰花带王冠，颈上带着五彩项链，双眼嵌玻璃珠，神采奕奕，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浮雕和绘画都以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狩猎和商业活动为主题，如耕地、播种、收割、打场、吹管冶炼、以罐换鱼等生动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各个侧面的真实情况，这是人们研究埃及古代社会的宝贵材料。

古埃及的医学十分发达，尤其是外科学知识更为丰富，这与制作木乃伊直接有关。在治病和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古埃及人掌握了丰富的医学、化学、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据现代学者分析，制作木乃伊所用的氧化钠溶液是由碳酸钠、碳酸氢钠、硫化纳和盐混合而成的。遗留下来的宝贵医学文献《埃伯斯纸草卷》、《史密斯纸草卷》等证明，古埃及人已初步认识到人的生命与心脏及血液循环的重要关系，认为从心脏发出的22个脉管对人的生命有决定性作用。《史密斯纸草卷》实际上是一篇精彩的骨外科学和外科病理学论文。它对48个病例（主要是头部、面部伤口和骨骼、关节损伤及颅骨、胸骨穿孔等病）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包括病情观察、诊断和临床治疗方法等部分。这些高超的治疗技术当时就传到了希腊、罗马和西亚许多国家，有些治疗方法在埃及一直沿用至今。古埃及的医药学也非常发达。如埃及第三王朝国王左瑟的御医伊姆荷太普，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和药学家，埃及人把他尊奉为医药之神“伊梅夫塞斯”，后来希腊人也把他奉为自己的医药之神阿斯克莱比奥斯。考古学者还发掘出一套古埃及的外科医疗器械，在当时的世界也是很先进的，证明古埃及的外科手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宗教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古埃及人已定居在尼罗河谷地，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变化开始思考和解释。但是，他们对大自然的变化原因和规律尚不认识，在大自然的变化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于是便拜倒在大自然的脚下，把赖以生存的尼罗河水、大地和太阳等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把凶禽猛兽——雄鹰、狮子、老虎、蛇、鳄鱼等等视为神圣，作为本氏族或部落的标志——图腾，不准杀害和捕食。这是原始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即宗教的萌芽，有的学者称之为原始宗教。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部落或部落联盟在征服战争中获胜变成了早期小国。图腾变成了国家的保护神。如鹰神（荷鲁斯）等。自然崇拜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古埃及人特别尊崇尼罗河，把尼罗河奉为最伟大、最崇高的神。因为尼罗河水和肥沃的河谷平原给埃及人带来农业丰收和畜牧业的兴旺发达，尼罗河岸又是死后继续生活的归宿，所以水神奥西里斯是丰收之神又是阴世判官。古埃及人编造的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故事，无疑是人们对于季节循环、植物荣枯和人死后生活思索的集中反映。由于太阳不仅给人以光明和温暖，而且促使农业和畜牧业丰收，所以太阳神（先后叫拉、阿蒙、阿吞）获得了特殊地位，成了埃及的主神、最高神。

埃及统一国家形成后，宗教变成了国王统治全国臣民的精神武器。国家设立了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人员——祭司，他们把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合二为一。例如古王国时，国王把太阳神拉（呈鹰形）尊为全国最高神，把自己打扮成“太阳神之子”；再如新王国时期，法老把阿蒙神（呈公羊形）奉为全国最高神，把自己说成是阿蒙神的宠儿。在法老埃及时代，祭司集团的势力不断增长，成为一个特殊的统治阶层。到新王国时期，祭司集团的势力高度膨胀，有的直接掌握王权，治理国家。

古埃及人由于相信死后只要把尸体保存好，就能复活，在阴间继续过人间一样的生活，所以人们，尤其是国王，在活着的时候便开始建造坟墓，死后把尸体制成木乃伊，放入墓穴中。国王死后，在尸体一侧切口，将内脏取出，通过鼻孔将脑髓吸出，然后把尸体放入氧化钠中浸泡70天，便成了木乃伊。

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创造了象形文字。最初是图画文字，如太阳画⊙，水画等。后来发展为表意字，之后又发展为具有抽象性的表音字，最后出现了24个表音符号。但还不是真正的字母文字。腓尼基人在埃及的24个表音符号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字母文字。古希腊人又在腓尼基的22个字母（全是辅音）的基础上，增加了元音字母，形成了希腊字母文字。现在欧洲各国的字母文字都是从希腊字母文字发展而成的。

埃及的象形文字十分复杂，书写起来十分不便，于是在应用中不断简化和改进，由最初的碑刻体演化成了祭司体，之后又演化成世俗体。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希腊文和拉丁文传入埃及，出现了科普特文，象形文字受到排挤。至阿拉伯人迁入埃及后，象形文字被遗忘，失传了。直到18世纪法军入侵埃及时，偶尔在罗塞达要塞发现了一块刻有三种相同内容的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和希腊文的雪花岩石碑。法国青年学者商博良经过深入细致研究，并与菲累岛上发现的方尖碑铭文相对照，终于在1822年释读了埃及象形文字的若干符号，获得了一把打开古埃及文字之谜的钥匙，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埃及学。

埃及文学产生于古王国时期。神话传说是最初的文学作品的素材。如著名的水神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故事等。金字塔咒文也属于早期文学作品之列。中王国时期，埃及文学发展到了高峰。内容和体裁都比较丰富。有反映贫民奴隶大起义的著名箴言《伊浦味陈词》，有反映富人和穷人死后一律平等的《绝望者和自己灵魂的对话》。也有反映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的诗歌《牧童歌》、《挑夫歌》、《打谷歌》。还有反映农民的聪明才智的故事《能说善辩的农夫的故事》，《遭难水手的故事》和《一个国王的故事》等。新王国时期写实的游记颇为流行，著名的《乌奴阿蒙旅游记》就是一例。《阿吞颂》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抒情诗。它热烈地赞颂了太阳的伟力。基督教的《旧约》圣经中的《诗篇》第104篇，赞颂耶和华神的诗明显地受了《阿吞颂》的影响。《图特摩斯三世远征记》是一部富有历史价值的史学著作，记述了图特摩斯三世17次远征亚洲的历史，其中第一次远征中关于米吉多之役的记载最为生动详细，是后人研究古埃及军事史的珍贵材料。

古埃及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书写在纸草上的。纸草是下埃及沼泽地带特有的一种高杆植物，茎部富有纤维，将其剖成薄片长条，压平晒干，再用树胶粘联起来，便成为大张的相当好的纸卷，有的长达几米乃至数十米。西语中的“纸”字，如英文Paper就是从Papyrus即纸草而来的。纸草作为商品销往地中海沿岸许多国家，许多古文卷就是以纸草卷的形式遗留至今的。

三、纳帕塔和麦罗埃时期的库施国家

库施文明是非洲大陆仅次于埃及文明的古代文明，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古埃及人称北起尼罗河第一瀑布，南至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交汇处的地带（即东苏丹地区）为库施，古希腊人称为努比亚。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都把库施人叫作埃塞俄比亚人。

库施的地理环境与埃及相似。尼罗河流贯南北，定期泛滥，土地相当肥沃，非常适宜发展大规模的灌溉农业。库施有丰富的金矿、铜矿和铁矿等，为发展手工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库施又处在南北交通和东西交通的十字路口，北边通过埃及可以直达地中海，南面沿青、白尼罗河而上，可到达非洲腹地，西边畅流的迈利干河、霍瓦尔干河和科尔多凡平原、达尔富尔平原是通往乍得湖地区的方便之路，向西可直达尼日尔河流域和西非内地，东边的阿特巴拉河及其支流，埃塞俄比亚山麓平原和直达红海海岸的洼地，都是通往埃塞俄比亚高原、红海和印度洋的方便路线，为发展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提供了优越条件。因此库施也是近东、远东和地中海欧洲文化的汇合处之一。

库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纳帕塔以前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760年）、纳帕塔时期（公元前760—前530年）、麦罗埃时期（公元前530—公元350年）。它是今苏丹共和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纳帕塔以前时期。早在埃及古王国之前，库施人就已定居在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广大瀑布地区。据文献记载，自埃及第二王朝时期起，埃及与库施便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埃及的直接影响下，库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公元前8世纪末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达到了极盛时期。古王国的法老们不断进犯库施人部落。据记载，埃及第六王朝（公元前23世纪前后）的法老已开始征集库施人当兵，并派人深入库施腹地，掠夺黑檀木、象牙、乳香等。中王国的第十二王朝时期（公元前19世纪），埃及法老谢努塞特三世曾四次出兵侵略库施，占领了尼罗河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商站，开采金矿、铜矿，采伐木材等。新王国的第十八王朝时期（公元前16世纪），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一世亲率大军侵略库施，一直打到尼罗河第四瀑布以南地区。在库施的领土上建立起统治机构，派驻总督进行治理。埃及的统治大概一直延续到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期（公元前1304—前1237年）。

库施的早期文明是古埃及人和库施人共同创造的，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埃及的很大影响。库施人所信奉的神是埃及的阿蒙神，并建造了和埃及一样的阿蒙神庙。来自埃及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祭司主持库施的宗教活动。埃及人建筑起来的纳帕塔城成了库施人宗教活动的中心。库施人最初使用的文字也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库施早期的采矿业（金矿、铜矿）和伐木业也主要是由埃及人进行的。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库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详细情况还不太清楚。

纳帕塔时期。考古学者们在库施的遗址中发现了上千块残碑，根据碑文已考订出67位国王。第一位国王是卡施塔（约公元前760—前751年在位）。这时的库施王国已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其疆域北起尼罗河第一瀑布，南至尼罗河第六瀑布的广大地区，首都设在第三与第四瀑布之间的纳帕塔古城。此时正值埃及的弱小王朝——第二十四王朝的统治时期，对库施的发展十分有利。卡施塔国王不断对埃及用兵，占领了埃及南部的部分领土。在卡施塔的儿子佩耶在位期间（约公元前751—前716年），埃及第二十四王朝的法老们与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祭司不和，他们向佩耶发出了求援信。早已想染指埃及的佩耶欣然同意，挥师北上，迅速攻占了第二十四王朝的首都底比斯。但是，在围攻赫尔摩波利斯城时遭到了顽强抵抗，久攻不下。佩耶最后想出了一条妙计，下令在城外修筑高塔，弓箭手从高塔上向城中放箭，居高临下，万箭齐发，使埃及军队死伤惨重，被迫投降。佩耶继续北进，势如破竹，攻占孟斐斯古城，在普塔神庙宣布佩耶为上、下埃及之王，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二十五王朝（约公元前730—前656年），又叫埃塞俄比亚王朝，即埃及历史上著名的黑人王朝。

佩耶占领埃及后不久便回到纳帕塔，埃及第二十四王朝复辟。佩耶死后，沙巴卡继位，再次进军埃及，消灭了第二十四王朝复辟势力，恢复对埃及的统治。此后库施进入极盛时期，对外界产生巨大影响，连强大的亚述帝国也希望同库施友好。沙巴卡死后由其弟塔哈卡继位。塔哈卡英勇善战，应耶路撒冷犹太王希西家的请求，挥师远征，击败了强大的亚述军队，名扬西亚、北非。他的名字被载入犹太人的《圣经》之中。库施的势力还向南扩张，直到今散纳尔，成为古代世界的一大强国，首都也由纳帕塔迁到了上埃及的锡布兹（今卢克索）。

塔哈卡死后，由其兄长沙巴卡之子坦韦特阿美尼继位。在他继位之前，即公元前671年，亚述军队已侵入埃及，占领了孟斐斯古城。他即位不久，便挥师北上，受到底比斯祭司们的热烈欢迎。他迅速夺回了孟斐斯，镇压了忠于亚述人的埃及小王公。公元前663年，亚述军队进行反攻。他们兵种齐全（包括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辎重兵和工兵），装备精良（士兵配有铁制刀矛、战斧、弓箭、盔甲和攻城器、投石机）攻势十分凌厉，势如破竹，库施军队节节败退。底比斯城被亚述军队攻克并劫掠一空。在强敌压境之下，坦韦特阿美尼又将都城迁回纳帕塔，库施人在埃及建立的第二十五朝到此结束。

库施是一个早期奴隶制国家。在纳帕塔时期以前，农业和手工业已使用奴隶劳动。纳帕塔时期，库施奴隶制得到充分发展。农业、畜牧业和采矿业等都普遍使用奴隶进行生产，家内劳动也使用奴隶，奴隶劳动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基础。由于奴隶数量很多，用于生产之外还有剩余，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成百上千的奴隶贩卖到埃及或中近东一些国家和地区，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库施在对周围部落的掠夺战争中，获得了大批战俘奴隶。国王往往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阿蒙神的保佑，把大量的战俘奴隶献给阿蒙神庙。在神庙里，土地主要由奴隶进行耕种和收获，其它劳动也由奴隶来承担。

纳帕塔时期，库施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早在立国之前，畜牧业已有千年的历史，尤其是养牛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群大群的长角牛和短角牛为库施人提供了丰富的肉类食物。库施人还畜养绵羊和山羊，以及少量的用以载重的马和驴。农业也有悠久的历史，库施的灌溉农业比较发达，种植的作物有高粱、大麦、小麦、蔬菜等。葡萄和其它水果的种植相当普遍，几乎到处都有葡萄园和各种果园。采矿业也十分发达，开采铜矿和金矿是库施的传统项目。公元前7世纪，又开采了铁矿，并开始冶铁和制造铁器。库施进入铁器时代。此外，沙漠地区还盛产各种宝石和半宝石，著名的有紫晶、红玉、红锆石、绿柱石、金黄色宝石等。农牧业和采矿业的发达，带来了商业主要是对外贸易的繁荣。库施的对外贸易完全控制在国王和达官贵族手中，他们委派专人进行经营。出口商品主要是黄金，其次是皮货、象牙、香料、乌木等，大量销往埃及、希腊、罗马以及西亚地区。

纳帕塔时期，埃及文化对库施的影响是很大的。库施国王，特别是塔哈卡积极吸收埃及文化。库施国王仿效埃及法老的官僚体系，建立起自己的专制统治。王权神化，尊奉埃及的阿蒙神为库施的最高神，建造了规模巨大的阿蒙神庙，也像埃及法老一样，把自己说成“阿蒙神之子”，依靠神的威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王权至高无上，国王活着是全国臣民的独一无二的君主，死后幻想继续统治臣民，做阴间的君王，和埃及法老一样，建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陵墓——金字塔。国王还经常把大片的土地和战争中掠夺来的奴隶和财物献给阿蒙神庙，纳帕塔阿蒙神庙的祭司们也和埃及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祭司们一样，成了一个特殊的奴隶主贵族阶层，具有强大的势力，干预朝政，决定王位的继承等。库施的建筑和雕刻也模仿埃及的风格和技术，塔哈卡在纳帕塔附近的巴尔卡尔山麓建造的圣殿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塔哈卡的花冈岩雕像十分庄重、坚毅、果敢、有力和精美，具有埃及石雕像的风格和特点。库施文字仿照埃及的像形文字。考古学家已发掘出公元前8—6世纪的大量石碑，其碑文是纯正的埃及文字。

公元前655年，埃及人民赶走了亚述统治者，获得独立，建立了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93年，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萨美提克二世派遣一支强大的远征军，由阿马西斯和波塔西姆托率领，入侵库施。库施兵败，首都纳帕塔的宫殿和神庙等都被摧毁，财物被劫掠一空。库施统治者被迫退往南方，把首都迁至南部重镇麦罗埃。至此，库施的纳帕塔时期结束（公元前530年）。

麦罗埃时期。库施统治者迁都麦罗埃，除了埃及的侵略之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原因。麦罗埃地处尼罗河第五、六瀑布之间的河谷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周围的山区森林茂密，有丰富的铁矿和金矿，又处于水陆交通的十字路口，是发展农牧业和工商业的好地方。早在纳帕塔时期，麦罗埃已成为库施南部的重镇。麦罗埃又远离埃及和其它强国，可以免遭浩劫，和平地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建都的理想之地。自公元前530年库施迁都麦罗埃起，库施才真正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远征军在洗劫纳帕塔后不久便退回了埃及。公元前525年波斯征服埃及，波斯国王冈比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妄图染指库施。库施国王阿马尼—纳塔基—勒布蒂（公元前538—519年在位）得知消息后，便派使者给冈比西送去一张大弓，意思是说：“如果波斯人能像我一样轻易地拉开这张弓，那就来吧！”冈比西不听警告，亲率大军入侵库施，结果惨败，几乎全军覆没，退回埃及。纳帕塔仍然是库施的宗教中心，当时国王的加冕仪式要在这里举行，国王的遴选也要由这里的祭司批准，国王死后还得埋葬在这里的努里墓地，表示君权神授和国王对神的忠贞。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沙漠化的日益严重，周围地区的草原干枯，大量的牧民迁入库施北部地区，造成放牧过度，纳帕塔地区的农业和工商业大大衰落，纳帕塔才丧失了宗教中心的地位。库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完全转移到麦罗埃。

麦罗埃时期，库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提高。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冶铁业和采金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考古学者在麦罗埃附近发掘到大规模的冶铁遗址，在今喀土穆至瓦迪哈勒法的铁路沿线仍然可以看到当时的堆积如山的炼铁炉渣，出土的炼铁熔炉、铸造铁器的模具和铁工具。这些表明，库施的铁矿开采、冶铁和铁器制造业十分发达，冶铁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早在1911年英国学者赛斯断言，麦罗埃是当时地中海沿岸以南非洲最大的冶铁中心，是非洲的“伯明翰”。当时，不但库施各地区都使用铁器，而且还销往南方的大湖地区和西方的乍得湖周围地方。库施灭亡后，库施统治者被迫西迁，进一步把铁器文化传播到乍得湖地区，促进了该地区工农业的发展。采金业的发展达到了高峰。根据采金矿的遗址判断，著名学者奎林在1946年发表的著作中提出，当时库施的黄金产量高达160万公斤。黄金是库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从麦罗埃周围纵横交错的沟渠和蓄水池遗迹来看，当时的水利灌溉系统已比较完善，形成了渠网化，保证了农业的丰收。农作物除原种植的大麦、小麦、高粱外，棉花的种植也相当普遍。许多学者认为，此时埃及尚未种植棉花，库施是尼罗河流域棉花的发源地。棉花的大量种植带来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麦罗埃地处尼罗河、红海、印度洋和乍得湖贸易交通的枢纽，是这些地区的商品集散地。非洲的黄金、象牙、香料、皮毛、乌木等商品，通过麦罗埃销往埃及、希腊、罗马、西亚等国和地区，同时又把上述地区的陶器、铜器、金银器等通过麦罗埃销往非洲内陆地区。在麦罗埃遗址中，不仅发掘出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陶器和公元1世纪的罗马的银器及镀金酒杯，而且发掘到大量的古埃及、古罗马的钱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发掘出一个中国式的鼎。

麦罗埃时期，库施文化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从发现的大量石碑的碑文来看，公元前5世纪的碑文已与埃及文有很大的区别。公元前2世纪时，库施的碑文已全部是一种新文字——麦罗埃文。麦罗埃文有23个符号，分别代表元音、辅音和音节，而字与字之间常用另一种符号隔开。据学者们研究，库施的这套字母是吸收了古埃及的一些字母符号演变而成的，但意思不相同，写读的顺序也不同。遗憾的是，麦罗埃文至今还未被人们释读，还不能借助这些文献材料对麦罗埃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更深入的研究。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读懂麦罗埃文。麦罗埃时期，库施人除了继续崇拜埃及的阿蒙神和埃西里斯、荷拉斯、托特、阿兰斯努菲斯、萨蒂斯诸神外，还继续崇拜本地的战争之神和麦罗埃神。战神称为“阿潘德麦克”，被描绘成狮首人身的形象。他的庙宇被称为狮庙。麦罗埃神叫“塞比尤耶迈克”，意即造物主。目前已查明的狮庙有46处，主要分布在库施的南部地区。

麦罗埃时期，在建筑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麦罗埃城面积很大，城市中央建有王城、宫殿、王室大浴池等，附近有狮庙、阿蒙神庙、国王的金字塔和公共墓地。城四周有郊区，外围有城墙。阿蒙神庙建筑得异常精致。神庙内有大厅、庭院、内室、礼拜堂等，都是沿着一条中轴线建造的；此外还建造了便于宗教活动的长廊。狮庙的建筑则比较简单朴素。分为两类：一类由两间大厅合成；一类只有一间大厅，庙前有一个塔门护卫。

公元前30年，罗马人占领埃及后，上埃及人民不断起义，反杭罗马人的统治。库施王太后趁机率领大军袭击驻守埃及南部边境的罗马军队，并迅速攻陷了军事要塞锡伊乃、厄勒藩廷和菲莱。罗马驻埃及行政长官闻迅后，急忙率领1万步兵和800名骑兵赶往南部增援，在今阿斯旺一带与库施军展开了激战。库施战败，罗马军乘机侵入库施境内，攻占了纳帕塔。由于罗马军远离埃及，作战困难，无力攻灭库施，加上库施的顽强抵抗，双方于公元前21年（或20年）议和，签订了和约。罗马获得库施北部一小部分领土，罗马军队撤回埃及。从此以后，库施与埃及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了。公元1世纪后，库施逐渐衰落。学者们对库施衰落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认为是气候的变化造成的，即气候干旱，沙漠化进程大大加快，使农牧业和工商业全面衰落；有的认为，奴隶的反抗和奴隶来源枯竭使库施经济衰落；还有的认为，外族的入侵使库施的国力不断削弱。我们认为，库施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沙漠化进程的加快对库施的农牧业和工商业有巨大的影响，统治阶级的腐败，奴隶来源的枯竭是库施衰落的重要原因，外族的入侵给予库施毁灭性的打击。正值库施衰落之际，东方兴起的阿克苏姆国却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国王埃扎纳（公元320—360年在位）不断向外侵略扩张，于公元350年大举入侵库施，麦罗埃城被摧毁，库施统治者逃往西方乍得湖地区。一个文明古国——库施毁灭了。阿克苏姆军队在大肆劫掠之后，便退了回去。此后，在库施地区先后出现了一系列黑人小王朝，各自为政，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时间。

第三章　地中海、红海沿岸的非洲上古文明

一、早期北非的柏柏尔人

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紧靠地中海，面积476万平方公里。该区域可分三个部分：北部是沿地中海的狭长平原，地中海型气候，冬暖多雨，夏季炎热，宜于农业。

内陆多高原和山地：西部有著名的阿特拉斯山系，高山之间夹有山地、深谷和盆地；东部有从南向北倾斜的高原和内陆盆地。内陆的高原和山地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因而东部和西部间的交通比较方便。属良好的热带草原气候，常年温差不大，雨量集中，空气湿润，可种植谷物和经营畜牧业。

最南部是广阔无际的荒原，属撒哈拉大沙漠的一部分，气候干旱几乎无雨。有地下水层分布的地方形成为绿洲，其面积从一平方公里至几十平方公里不等。利于发展灌溉农业和栽培椰枣林。

北非地区的自然条件适合人类的生存、繁衍。它也是非洲大陆最古老的文明区之一。公元前3000年（一说公元前2000年），柏柏尔人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柏柏尔”一词是外来者对他们的称呼。可能是古希腊人称他们为“巴巴卢”（barbaroi），后来古罗马人叫他们“巴巴里”（barbarl）演变而来，原意都是“异地人”。柏柏尔人则自称为“伊马齐恒”，意即“自由幸福的人”。

关于柏柏尔人的起源问题，目前学者们意见不一。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们是在突尼斯西南卡普萨地区发现的，是公元前7000年前卡普萨人的后裔，柏柏尔人继承了卡普萨人的文化。另一种认为他们是多种人种混合的结果，即公元前9000年在北非西部存在的伊比亚—毛鲁西亚人、以后的卡普萨人和北非新石器时代的其他人种的混血种。

柏柏尔人很早就同古埃及发生接触。远在尼罗河流域统一国家出现以前，柏柏尔人就已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西北部了。埃及的文献里把他们称作利比亚人或努米底亚人。在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浮雕上，清楚地显示出居住在利比亚沙漠绿洲里的利比亚人的体形和衣着。他们身材高大，轮廓鲜明，厚唇，大胡子，颈后蓄发浓密，卷发披在肩上，前额披着一小绺卷发，双肩佩戴着宽阔别致的锦带，交叉在胸前，颈上挂着作为装饰品的项圈，腰间有腰带和遮羞布。

原始柏柏尔人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活动单位，分为许多支。他们过着原始公社的生活，普遍从事狩猎和游牧，少数进行农耕。阿拉伯著名史学家伊本·哈尔敦将柏柏尔人分为三大支：一、马斯穆达人。他们住在摩洛哥的里夫和阿特拉斯山区，多数是定居的农民。二、桑哈贾人。居住十分分散，住在卡比里山区的多数是农民，住在摩洛哥东南部的为半游牧民，住在撒哈拉地区的是游牧民。三、扎纳塔人。他们分布在北非从东到西的草原地区，从事牧业或半牧半农业。事实上，柏柏尔人的划分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如在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和摩洛哥沿海地区居住着毛里人；居住在撒哈拉沙漠边缘有法鲁西人、尼格里特人和加拉曼特人；阿尔及利亚境内和突尼斯南部有努米底亚人，其中又可分为马西尔人和马塞西尔人等。

狩猎和游牧是原始柏柏尔人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绵羊、山羊和牛是他们的财富来源。牧民放牧时，饲养的狗便成为他们的主要帮手。他们同狩猎者一样，随身携带着弓箭。食品主要是肉类和奶。在撒哈拉地区著名的科隆贝沙尔西面的朱尔夫图勒拜地方发现了一幅原始时代柏柏尔人挤奶情景的石刻。多数人在草原上游牧，一些人随着气候的变化，赶着畜群从一个地方迁住到另一个地方，只有少数人住在固定的住所里。

柏柏尔人早从新石器时代起就从事农业活动，种植小麦、大麦、蚕豆、鹰嘴豆等作物。生产工具大多是石制的，也开始运用简单的木犁头耕地，不再用粗糙的锄头翻地。当时人也注意发展水利灌溉。在特贝萨以西的一些地方，发现了原始柏柏尔人筑有四方形围田的早期水利设施的遗迹。从埃及的壁画和大阿特拉斯山区的雕刻中清楚地看出，柏柏尔人习惯用公牛拉犁耕地；收获时，用笨重的牛踩出谷粒。

原始柏柏尔人在从事牧业和农业时，也发展原始的林业。他们已经掌握树木嫁接的技术。种植椰枣树、无花果树、橄榄树等。至今北非地区盛产的橄榄，最早的种植史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椰枣、无花果、橄榄等水果是当时柏柏尔人最喜欢吃的食物。

在原始柏柏尔人居住的农业地区，考古发掘证明，那里人们的生活简朴。一般衣着有花纹的布片，不戴装饰品，同从事游牧的柏柏尔人截然不同。后者身披皮制衣着，携带有手镯、金属垂饰和陶珠等饰物。有的身佩武器，既为装饰品，又为谋生的生产手段。尼格里特人和法鲁西人随身携带弓和箭，努米底亚人和毛里人携带的武器是形状细长的标枪和猎刀。古代希腊人把在沙漠地区见到的一支柏柏尔人叫作朗贡普里人，意思是“持标枪的人”。

在农耕地区的考古发掘还发现每个坟墓里几乎都放置着几具尸体。在尸体上涂抹着赭石色颜料。陶器是普遍的随葬品。陶器的类型都极为相似，有盛液体和汤用的盆、碗和高脚杯，还有各种盛放食物的浅底大盘和水果碟等。在这些器皿上，大都穿有小孔，表明古代柏柏尔人都有把器物挂在墙上的习惯。上述情况说明，当时的柏柏尔人已经出现了定居的群体。

原始柏柏尔人悼念死者的祭礼往往是在墓前有意留出的大片空地上进行的。有的树立方尖碑状的纪念石或石柱以象征死者生者的威严。考古发现，在某些坟墓周围建起了整片墓地。这标志着一些特别受尊敬的人们生前有许多人围绕着他们，死后在他们的坟地周围也聚着大批坟墓。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不朽著作《历史》中记述了一些柏柏尔人的发誓和占卜的方式，“他们是把他们的手放在他们中间号称最公正和最优秀的人物的坟墓上面，他们是凭着这些人的名字发誓的”。至今，学者们对于原始柏柏尔人的社会组织情况因缺乏史料而难以判断。这里的一些对死者崇拜的零碎资料，使人们隐约地看到原始柏柏尔人所处的原始社会末期家长制度的情景。

原始柏柏尔人所生活着的北非，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已经同外界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北方同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地中海的西西里岛、撒丁岛、马耳他岛，远至意大利南部建立了联系。考古出土物提供了不少的证明。南欧铜石并用时代的彩陶器已经传抵今日摩洛哥的北部地区。在北非西部出土了大约公元前2000年从伊比利亚半岛运进的紫铜和青铜制造的箭头。北非中部卡比利亚陶器的制作是仿造从西西里岛传入的绘有褐色或黑色几何图案的陶器。在南欧一些地方也陆续出土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非洲内陆经过北非传入的象牙和驼鸟蛋等物品。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北非地区早在迦太基出现以前很久，就成为地中海文化圈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该强调指出，原始柏柏尔人同非洲大陆其他部分的联系和往来是很密切的。这主要指同东边的埃及和南部的非洲内陆地区。早在埃及统一国家出现前，生活在今利比亚东部境内原始柏柏尔人的某些部落已迁往埃及西北部，从事游牧或定居农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同埃及人逐渐融合。法老埃及时期，来自埃及西部境外的柏柏尔人不断东来。埃及古代文献、寺院铭文等都有丰富的记载，浮雕和岩壁画也提供了许多生动、形象的历史资料。

埃及古王国时期，把新来的柏柏尔人称之为特赫努人。有些记载也把他们叫作特梅胡人，学者们经过考证普遍认为，特梅胡人和特赫努人虽都来自埃及西部境外，但不属于同一族群。特梅胡人尚武。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把他们叫作阿杜尔玛奇达伊人，这种人头发很长，很容易辨认出来，妇女在两腿上戴着青铜圈，受人尊敬。他们有着较密切的组织。特梅胡人不断东侵埃及。埃及古代文献有法老军队同他们作战的记载。埃及第十九王朝时，拉美西斯二世在挫败特梅胡人入侵后，在西部的阿拉曼沿地中海海岸建立了一道防线，以阻止他们继续来犯。同时，他又将骁勇善战的特梅胡人编入埃及军队，作为雇佣军。

公元前13世纪时，特梅胡人的一支利博人和梅什维什人日益强大起来。他们有优异的军事素质，常常袭击埃及的西部边境。古希腊人曾同利博人发生接触。前者根据族名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称之为利比亚，利比亚这个地理名称就此沿袭了下来。在埃及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埃及军队于公元前1194年至公元前1188年间连续发动了征服利博人和梅什维什人的战争。埃军得胜后，将许多战俘强行编入法老的军队。公元前11世纪，利比亚军官在埃及军队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公元前10世纪中叶，他们推翻了埃及第二十一王朝，使埃及国家处于分崩离析、权力分散的状态。利比亚将领塞桑克取得政权，建立了第二十二王朝，史称“利比亚王朝”。接着又相继建立第二十三王朝和第二十四王朝，统治了埃及200年时间。

当时，撒哈拉地区因干旱引起的沙漠化并未完全隔断北部非洲同非洲内陆的联系。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撒哈拉地带的不少地方沙层浅薄，地下水层离地面很近，溢出地表的水量很大，形成湖泊和沼泽地。各处依然水草茂盛，林木葱茏。长期生活在沙漠绿洲和沙漠南缘的居民大多是黑色皮肤的人种，是古代尼格罗人的一部分。他们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还有的发展着灌溉农业。柏柏尔人经常深入南方，同他们交往。经过长期的接触，有的融合成新的混合居民，如加拉曼特人就是著名的一支。有些柏柏尔人还径直南下，直抵尼日尔河的河曲地带。一些人在那里定居下来。

随着人们往来的频繁，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物品交换增多。穿越撒哈拉地区的商道开始出现。初期的交通依靠步行，或用牛、驴子等作为负重工具。公元前16世纪前，马匹引进非洲，用于撒哈拉地区，推动着交通的发展。在今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塔西里地区和撒哈拉其他地方遍布着马拉战车图案的岩壁画。假如将分散在各地的这种岩壁画连结起来，可以发现存在着东、西两条穿过沙漠的通道。东边的一条主要经过塔西里、阿哈加尔、阿德腊尔到达尼日尔河畔的加奥。西边的一条从今摩洛哥南部的泽木尔和今毛里塔尼亚的阿德腊尔、提切特、瓦拉塔一直到达尼日尔河西北岸。往北运走的物品主要有象牙、驼毛和小米等，南下的物品主要有食盐、装饰物等。虽然这时期的交往十分有限，但为以后迦太基人深入非洲内陆奠定了基础。上述这些事实也说明，尽管有横贯大陆的撒哈拉大沙漠，但没有能够阻断非洲北、南两个地区的交流和往来。自古以来，非洲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二、迦太基

迦太基是居住在西亚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在今突尼斯湾霸占了早期柏柏尔人的土地后建立的国家。早先，迦太基作为殖民地的建立是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腓尼基人是古代世界著名的从事海外商业贸易的民族。公元前12世纪前，西班牙是地中海区域主要的产银地之一，吸引腓尼基商人前往寻找金、银、铜、锡的产地。公元前1110年，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加的斯殖民地。腓尼基商人用少量的货物换取当地的银子，运往希腊、小亚细亚等地获取大量的利润。

从西亚地中海沿岸到达西班牙路途遥远，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通常的航行都是紧靠着海岸行驶，夜间靠岸停泊。那时腓尼基商人也沿着北非海岸西行，每隔30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停留站。有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停留站后来发展为永久性的殖民地。这是因为当时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和西地中海的居民经济发展和政治组织都落后于腓尼基人，防御力量也自然不足以保护自己，腓尼基人比较容易地利用这些来发展自己的地盘。

迦太基相传建于公元前814年，是在北非晚于乌提卡（公元前1101建立）的一个重要殖民地。迦太基这个名字来自腓尼基文Kart Hadasht，意即“新城”，以别于腓尼基本土的“旧城”。从其取名可以了解腓尼基人是把它作为在西地中海区域的主要殖民地对待的。公元前7世纪左右，北非出现了一系列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如大雷普提斯（又叫勒布达）、哈德鲁梅特（苏塞）、提帕萨、锡加、利克斯（切米什），最远是大西洋沿岸的鲁萨迪尔（阿加迪尔）。

后来由于腓尼基人在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势力急剧衰落，迦太基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而显示其特殊的地位。自公元前6世纪起，迦太基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它既是腓尼基人的军事基地，又是大贸易中心，后来逐渐变为西地中海各腓尼基殖民地的都城，负责保卫这些殖民地的利益，同时又保卫它们的安全。自此以后，在古代世界这一地区就再也不提腓尼基人，而以迦太基人著称。

迦太基以其政治、经济优势，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扩张活动。在公元前6世纪时，它的领地除了包括今北非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西部沿海地区外，还有西班牙的东南海岸、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尼亚和科西加，以及西西里岛西部地区，成为西地中海最强盛的国家，不少史书把它称之为迦太基帝国。

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也在地中海积极扩张势力范围。他们占领了埃及以西北非东部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殖民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今利比亚的昔兰尼加。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迦太基人与希腊人为争夺地中海上的霸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双方在地中海上以东经15度为界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东边为希腊人活动的地盘，西部为迦太基的势力范围。自此，北非东部基本上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西部则受腓尼基文化的影响为主。

海上转口贸易是迦太基的主要经济活动。他们贩运布匹、染料、陶器、玻璃器皿、象牙、宝石、珠子、黄金、银子、锡，甚至奴隶等等。这些商品在迦太基集散，销往各地。迦太基为了扩大海上贸易，组织了庞大的商船队。除了在西部地中海进行贸易活动外，船队又进入大西洋，据说北上抵达不列颠海岸，南下沿摩洛哥海岸到达今西非的塞拉利昂，甚至到达今喀麦隆沿海地区。

迦太基在其控制的疆域内实行贸易垄断制度。在西部地中海的贸易中，严格禁止外国商船进入迦太基以西的地区进行贸易，否则予以击沉。外国商人只好将运来的货物转移到迦太基人的商船上，再运到目的地。迦太基商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在大西洋贸易中，迦太基船队经常到达西班牙北部海岸，除了在那里获得银子外，还取得从不列颠运来的锡。著名的加的斯成为重要的货物转运站。在摩洛哥以南沿海的贸易也很频繁。希罗多德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迦太基商人在那里同土著黑人进行“哑贸易”的情景：“迦太基人到达了这个地方并卸下了他们带来的货物，而在他们沿着海岸把这些货物陈列停妥之后，使登上了船只，点起了有烟的火。当地的人民看到了烟便到海边来，他们放下了换取货物的黄金，然后从停货的地方退开。于是迦太基人便下船，检查黄金。如果他们觉得黄金的数量对他们的货物来说价格公平的话，他们便收下黄金，走他们的道路。如果觉得不公平的话，他们便再到船上去等着，而那里的人们便回来把更多的黄金加上去直到船上的人满意时为止。据说在这件事上双方是互不欺骗的。迦太基人直到黄金和他们的货物价值相等时才去取黄金，而那里的人也只有在船上有人取走了黄金的时候才去动货物”。据记载，迦太基人韩诺沿摩洛哥海岸航行南下直抵几内亚湾，并在沿线建立了一系列商站。

有关迦太基人从陆上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西非内陆的历史记载也是很多的。这些通道都是在过去原始柏柏尔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迦太基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实行垄断制度，严禁希腊人进入该地区。他们自己却以大雷普提斯、塔布拉卡两个殖民地为基地，向南利用地理障碍很少的有利条件，深入撒哈拉以南地区。这两个基地地处中部撒哈拉通道（加达姆斯至尼日尔河）的顶点，从锡尔特湾到加拉曼特人居住的泽尔马只需要30天的路程。希罗多德曾提到加拉曼特人和纳萨莫内人，他说年轻的纳萨莫内人随着迦太基人利用战车穿越撒哈拉，进入西非。据说在那里遇到了肤色漆黑的侏儒。到达了一个城镇，“有条大河流过这个城镇，流向是从西到日出的方向，河里面可以看到鳄鱼”。学者们认为这条大河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尼日尔河。

通过撒哈拉的贸易活动也得到了发展。双方的交易除了象牙、兽皮、驼毛、食盐、宝石等传统货物外，从南方贩运黑人，在北非卖为奴隶的现象也很普遍。黑人奴隶的到达可以满足迦太基大庄园主对劳动力的需要。希罗多德记载加拉曼特人曾驾驶四匹马拉的战车，追逐“埃塞俄比亚人”（指黑人）的资料。显然，这是同掠夺奴隶有关的。

迦太基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最为突出，享有盛誉。迦太基的权贵们向内地蚕食柏柏尔人耕种的土地。在平原地区建立起大庄园，种植大片橄榄林、葡萄园、无花果树园等等。谷物的种植面积最大，使用铁三角铧制成的简陋犁和各种打禾用的钉齿板作为生产工具。庄园的劳动力主要依靠被征服的柏柏尔人奴隶和从撒哈拉以南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庄园主管理严格，农田耕作十分精细，谷物产量颇大。迦太基境内粮食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迦太基人玛哥总结了他们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写作了20卷农书。在书中介绍了许多农业生产的方法，还详细地叙述了经营和管理田庄的方法。这些书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畜牧业同样得到重视，牛、山羊、绵羊和骡等大量繁殖。养马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每年有大量牲口输往境外。沿海的捕鱼业也相当发达，能在海上长时间作业，船上设有储存各种鱼类的仓库。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迦太基的造船业、木器制造业、铁器制造业、铜器和稀有金属的加工业，还有武器制造业都很发达。染织业、服装制造业、制革业和日用品制造等也很发展。这些工业部门在古代世界也素负盛名。

迦太基是个奴隶制贵族共和国。最初的统治者来自腓尼基推罗城邦的贵族和移民。据希腊作家们的记载，迦太基的奠基者是当时推罗国王的姐妹伊丽萨（又叫娣多）。她和她的追随者们到达北非，向当地的柏柏尔人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立了后来的迦太基城。迦太基面临地中海，有两个巨大的停泊商船的港口，也有内港和仓库，可停靠数百艘战舰。迦太基的城墙又高又厚，长度约有35公里。公元前5世纪时，全城（包括奴隶）约有40万人，其规模相当于当时希腊名城雅典。

随着时间的推移，迦太基的统治阶级成份发生了变化，大商人、船主和经营农业的奴隶主成为它的主要部分。掌握有政治和军事、宗教和司法权力的国王不是世袭的，而由统治阶级选举产生。约在公元前5世纪，国王的地位大大衰落，这同“苏发特”地位的上升有关。苏发特是当时迦太基的官衔，是指统治一方的行政长官。他们经市民选举产生。国家每年选出两名苏发特执政，兼有法官和行政长官的职权，掌有国家实际权力。有的学者把他们比之于希腊诸城邦以及后来的罗马执政官。在迦太基，富商如同贵族也有很大权力，可以参加国务会议，同国王和苏发特一起议政。军队的指挥权同其他政府职务分开，平时不设常备军。迦太基市民可免服兵役，没有常任的司令官，只是在打仗时才任命军事将领，招募士兵。

迦太基统治阶级为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一方面积极雇佣柏柏尔人当兵，另一方面又实行鼓励腓尼基来的移民同柏柏尔人通婚的制度。迦太基统治者还对柏柏尔人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其中向柏柏尔人征收高额的贡赋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迦太基统治阶级内部因经济、政治主张不同而分为两大派：一是重视经营奴隶制大庄园的重农派；二是重视国内外贸易的重商派。前者要求向北非内地扩张领土，后者主张在海上实施扩张。两派间斗争激烈，严重影响了统治集团的决策，削弱了奴隶制国家的基础。

虽然迦太基对被征服的柏柏尔人采取高压政策以稳定其统治，但是柏柏尔人誓死不屈，进行了数百年的斗争，不断掀起奴隶和牧民的起义。其中以公元前4世纪中叶和公元前3世纪40年代的两次起义的规模最大。在早期的发展中，柏柏尔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一是努米底亚人建立的努米底亚国，一是毛里人创建的毛里塔尼亚国。现代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三国的最早建国历史可以上溯到这个时候。

罗马和迦太基这两个强国为了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在公元前264—146年间进行了三次战争，因罗马人称迦太基为“布匿”，史称“布匿战争”。这些战争最终导致了迦太基的覆灭。

迦太基和罗马很早就有来往。迦太基称霸于西部地中海时，罗马还不过是意大利半岛上一个普通的城邦而已。迦太基为了牵制强大的希腊人，曾鼓励和支持意大利半岛上包括罗马在内的一些城邦的发展，同它们结成反希腊人的联盟。公元前6世纪初，迦太基同罗马签订了一个十分有利于罗马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条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罗马的势力日益坐大，迦太基同罗马签订了一个新条约，也有利于罗马的发展。后来的几十年中，罗马发展为意大利半岛上的统治力量。这时，迦太基对罗马依然采取鼓励和纵容的态度。罗马奴隶主统治集团乘机不断向外扩张势力范围。当共同的敌人对它们已经不再构成威胁时，往日的同盟者却发展成为仇敌。迦太基和罗马两大奴隶制强国为争夺西部地中海的霸权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第一次布匿战争是双方为争夺西西里岛的统治权而爆发的。公元前3世纪60年代中叶，西西里岛主要控制在迦太基手中。罗马统治集团对此十分不满，元老院议决出兵西西里岛。公元前264年，罗马军队进入西西里岛，战争就此爆发。这场战争延续了23年之久。骁勇的罗马军队在陆上战争中有着明显的优势，攻占了一个个城市和广大腹地，将2万名敌方的战俘贩卖为奴隶。可是，在海上的战斗中，迦太基的战舰却占据压倒的优势。意大利沿海地区成为迦太基战舰不断轰击的目标。罗马为摆脱困境，迅速建造了数百艘战舰。在舰首安装搭有尖钩的接舷吊桥，以便在交战时钩住对方的船只，这样可以弥补了罗马军队不习水战的弱点，还使他们具有的短兵相接的陆战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迦太基海军在公元前260年著名的米莱海战中遭到了惨败，损失1万名划船手。后来，又在埃克诺默斯角海战中再次遭受毁灭性打击。罗马军队攻入迦太基本土，开始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后由于兵力的减少，加之迦太基人的奋力反击，罗马军队的进攻受挫，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争夺西西里岛的战争更加激烈，迦太基已经无法从海上对西西里岛守军提供支援。罗马军队攻占了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全部地盘。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失败而告终。双方订立和约，规定：西西里岛及其与意大利半岛之间的所有岛屿归罗马占领；迦太基向罗马提供巨额赔款，要在十年之内交清。

战争给迦太基的经济带来严重困难，国库空虚，甚至连雇佣军的军饷都无法支付。雇佣军主要来自当地柏柏尔人。他们纷纷自发起事，斗争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雇佣军将领马索聚众发动大规模起义，义军2万人，组织较严密，有良好的纪律，有计划地组织经济生活，发行自己的货币。奴隶和土著居民也纷纷参加起义队伍。他的队伍很快发展到7万人。起义军一度攻占乌提卡、希波阿克拉和突尼斯等城市。迦太基统治集团屡屡增兵进行弹压。从西西里岛撤回的哈米尔卡将军用最凶残的手段将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次起义延续了3年时间，更加削弱了迦太基的力量。

罗马利用迦太基内部不稳之机，占领了撒丁岛。迦太基在镇压了雇佣军起义后，也积极准备同罗马再度交战。当时派遣哈米尔卡去西班牙，利用已经占领了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经略内地，在那里大规模地开发矿藏，增加经济收入，弥补失去西西里岛所造成的损失。同时在西班牙召募当地居民当兵，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抵抗罗马。哈米尔卡在西班牙颇有建树，很快建设了一支5万人的队伍。他和他的女婿哈士杜路巴控制了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声势大振。有些史书称他们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

哈米尔卡死后，由哈士杜路巴继任他在西班牙的统治权。公元前221年哈士杜路巴被杀，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执掌大权。罗马害怕迦太基的复兴，遂通牒迦太基必须放弃对西班牙的占领。迦太基拒绝了罗马的要求。汉尼拔认识到同罗马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积极投入了战争准备。他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出其不意地把战争引向意大利本土，制敌于死地。

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领约5万名步兵和9000名骑兵，还有战象数十头进军意大利。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强渡罗纳河，穿越阿尔卑斯山，直抵意大利的波河平原。这支军队除了迦太基人、西班牙人外，一路上大量的高卢人也参加了进来。罗马军队仓促应战。汉尼拔先后在特拉西梅诺湖战役（公元前217年）和坎内战役（公元前216年）重挫罗马军队。尤其坎内战役对罗马的打击最为沉重。这次战役，双方投入了12万名步兵和约2万名骑兵，结果，罗马军队大部分战死，被俘上万人。罗马城一片混乱，完全暴露在迦太基军队的攻击目标之中。汉尼拔却没有马上进攻罗马城，而着力于向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发展势力，利用罗马内部各城市和部落间的矛盾，组织反罗马同盟。此举有一定成效。像加普亚等一些大城市脱离了罗马，同迦太基结盟，罗马被进一步孤立。但是，汉尼拔军队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军队在没有后方根据地的情况下是很难持久作战，另一方面雇佣军纪律松散、腐败、掠夺成性。

罗马起先竭力避免同汉尼拔军队决战。它努力积蓄力量，伺机反击，同时加强内部的团结，以求稳定，逐步瓦解迦太基的反罗马同盟。汉尼拔的军队却陷于意大利南部，等待来自本土的支援，而无所作为。公元前207年，从西班牙派来的援军又在意大利北部被罗马军队围歼。

公元前210年，罗马已经派遣年轻将领西庇阿率军进攻西班牙，以断绝汉尼拔军队的陆上退路。公元前205年，罗马军队攻占西班牙后，西庇阿率领3万军队远征北非。翌年，罗马军队在乌提卡登陆成功。这时候，努米底亚国站在罗马一边，从后方攻击迦太基。迦太基统治集团急召汉尼拔回国。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在扎玛战役中遭到惨败。迦太基只好向罗马再次求和。公元前201年双方签订和约，规定：迦太基放弃非洲以外的一切领土；只保留10艘船舰，余数一律交给罗马；50年内向罗马缴纳赔款1万塔兰特；只有征得罗马的同意才能与别国交战。为保证执行这个约定，迦太基向罗马提供100名人质。这就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从此，迦太基失去了强国的地位，本身也成了罗马的附庸国。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在经济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潜力。战后50年，迦太基的政治军事力量有了一定的恢复。罗马统治者担心迦太基会再次强盛起来，决意将它彻底消灭。罗马以迦太基同努米底亚国冲突酿成战争为借口，声称迦太基违反公元前201年签订的和约，未经罗马同意擅自对外开战，于是向迦太基统治集团发出通牒：要么放弃迦太基城迁往内地去，要么接受战争承担战争的后果。当遭到迦太基拒绝后，罗马挑起了新的战争，即著名的第三次布匿战争。

这时，乌提卡等一些重要城市都担心遭到罗马军队的蹂躏而纷纷倒向罗马一边。战争爆发于公元前149年，罗马军队在北非登陆后迅速向纵深推进，攻城掠地。迦太基城被罗马军队团团包围。迦太基人奋起保卫国家，坚守城市达两年之久，终因粮尽弹绝，于公元前146年被攻破。战争使迦太基遭到重大损失，城破后幸存者不过5万人，也都被卖为奴隶。按罗马元老院的命令，将迦太基彻底毁灭，夷为平地。罗马军队纵火毁城，大火烧了六天六夜，昔日繁荣的迦太基城已经不复存在了。

迦太基虽然被毁灭了，但迦太基存在800年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迦太基不仅把古代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古老文明向地中海西部传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当时处在各种各样的部落民居住的欧洲西北部地区也引入了爱琴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影响范围之内。在非洲历史上，迦太基把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第一次带进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中去，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迦太基留给非洲的遗产也是十分珍贵的，表现在经济上是多方面的，诸如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制度、谷物生产的发展、对外贸易路线和通过撒哈拉的商道的开辟，以及贸易所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等等，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三、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

居住在今日阿尔及利亚境内和突尼斯南部一些地区的努米底亚人是古代柏柏尔人的重要一支。如前所述，他们又可分为马西尔人和马塞西尔人两个支系。公元前1000年左右，是努米底亚人的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那时，长期存在的原始公社社会开始瓦解，阶级正在形成，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后来发展成为两个独立的小王国。一个是位于阿尔及利亚西部，同毛里人为邻的马塞西尔人王国。一个是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和突尼斯南部地方，紧靠迦太基统治中心的马西尔人王国。

在迦太基强盛时期，这两个柏柏尔人王国被迫臣属于迦太基，时时纳贡。迦太基在他们的境内掠夺大量的肥沃土地，建立大庄园，发展农业，并迫使当地人沦为奴隶，充当劳动力。在政治上，迦太基对他们实行远交近攻和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马塞西尔人王国和马西尔人王国之间的矛盾，支持前者对后者进行边界骚扰和领土蚕食。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为稳定自己的后方，支持马塞西尔人王国的国王西法克斯吞并了马西尔人王国。马西尔人为了恢复自己的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到马西尼萨时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

马西尼萨生于公元前240年前后，是马西尔人王室的后裔。他随家长期居住在迦太基城，从小有继承父辈复国图强的志向。马西尼萨长大后有着卓越的才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他先是率领一支军队，参加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战斗。以后，当迦太基军队遭到罗马军队的进攻节节败退时，马西尼萨又站到了罗马一边，袭击迦太基。公元前3世纪初，他在罗马的支援下彻底打垮了马塞西尔人的武装，灭亡了马塞西尔人王国，统一了努米底亚全境，建立了努米底亚王国。

在马西尼萨国王的统治下，努米底亚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一大强国。在这时期，农业和城市的发展是最明显的特点。他继承迦太基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鼓励柏柏尔人游牧民实行定居，开垦荒地，种植庄稼。同时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建筑水渠、蓄水池等灌溉工程。注意发展商品生产，种植的大麦、小麦和果树等收获物除供应本地外，还输往国外。此外，羊毛、兽皮、马匹，还有过境的象牙和宝石等均运往国外市场出售。据计算，努米底亚所生产的10多种产品远销西班牙、不列颠，甚至北欧一些地方。随着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发展，铸币也出现了。努米底亚的自造铸币有青铜币和黄铜币两种。现代考古学家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境内都发现过努米底亚的铸币。

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繁荣引起了城市的发展。沿地中海海岸出现了一批中小城市，内地在交通要道上也有大小不等的城市。今日著名的布日伊、舍尔舍勒等城市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当时，最重要的是塞尔塔和锡加两大城市。它们原先都是马塞西尔人王国的王城。塞尔塔具有特殊的战略优点，紧靠水流湍急的安普萨加河，城市建立在高达100米的多山高原上，扼守通往沿海内地的道路。马西尼萨也建都于塞尔塔，在城里营造宫殿，其布局仿照迦太基城，吸收了西亚地中海沿岸文化的特点。通过这些城市，努米底亚王国加强了同欧洲、西亚和非洲内陆的经济、文化联系。马西尼萨重视学习外界的进步文化，希腊的教育和科学知识得以推广和传播，以推动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又在接受希腊文化的同时，创造了本国的文字。

马西尼萨在国内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强化国家的统一。王室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对外贸易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国王操纵着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马西尼萨筹措了巨额资金，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据记载，该国经常保持着正规军5万人左右。

马西尼萨对外宣布非洲必须属于非洲人，他决心要从迦太基那里夺回原先属于努米底亚的土地。公元前150年，马西尼萨在罗马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动了对迦太基的战争。迦太基的实力已经大大衰落了，在战争中不断溃退。罗马藉口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准备一举毁灭迦太基。公元前149年，马西尼萨去世，终年90岁。

在马西尼萨之子密西普萨执政时期（公元前148—公元前118年），继承父业，在迦太基灭亡后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努米底亚首都塞尔塔成为地中海区域的又一个大城市。来自意大利、希腊和西亚的商人云集这里，贸易兴盛。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各类学校也开设起来。当时塞尔塔人口达到20万。

罗马征服迦太基后自然不愿看到在北非地区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阻碍它称霸于地中海。罗马利用马西尼萨诸子之间的不和与分裂，不断干涉努米底亚的内政。密西普萨委曲求全，一再忍让，每年向罗马缴纳巨额贡赋，廉价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帮助召募柏柏尔人雇佣军。

密西普萨死后，努米底亚由他的两个兄弟和马西尼萨的一个孙子朱古达共同统治。罗马利用这种形势，力图分割努米底亚国家。朱古达（公元前160年—公元前104年）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精明能干的人。他不顾罗马的干预，决心成为国家唯一的统治者。在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中，朱古达在公元前112年攻占塞尔塔，杀死了一批反对他的罗马和意大利商人。罗马于公元前110年向朱古达宣战。朱古达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抵抗。他在他的岳父、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的支援下，屡败精锐的罗马军队。战争持续了6年之久，努米底亚军队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罗马在柏柏尔人之间实行挑拨离间的计谋得以实现，朱古达本人由于波库斯的出卖而被俘，后被押往罗马处死。自此时起，努米底亚王国日益衰微，又陷入无休止的争夺王位的内战。公元前49年，罗马兼并了努米底亚，建立了直接统治。

在努米底亚王国存在的同时，地处今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和摩洛哥沿海地区的毛里人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毛里塔尼亚王国。学者们认为，由于他们生活在北非的边缘地方，加之阿特拉斯山脉的阻隔，难以更多受到迦太基和罗马先进文化的影响，基本上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因而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速度很缓慢。但在著名的穆鲁耶河谷和大西洋沿岸地带，那里自然条件很优越、土壤肥沃，从很早时候起，农业和定居生活已经得到发展，而且始终保持自己的特性。

毛里塔尼亚国家究竟产生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的资料记载。更多的学者强调它的出现晚于努米底亚国家。看来穆鲁耶河谷地带人口稠密，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盛产小麦、大麦和薯类等粮食作物，社会阶级分化明显，最早进入了阶级社会。早在公元前5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记录毛里人政治经济生活的资料。以后，这方面的资料越来越多。

迦太基强盛时期，毛里塔尼亚臣属于迦太基。来自毛里塔尼亚的雇佣军也参加了汉尼拔在西班牙的战争。毛里塔尼亚同努米底亚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和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站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迦太基的战争。双方实行联姻政策，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的女儿嫁给朱古达为妻。但后因波库斯的叛卖，朱古达却遭到了失败。波库斯由此得到了罗马的赏识，获得了原先属于努米底亚西部的一些领土，国势日益强盛。

波库斯死后，王国因统治集团内哄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由波库斯二世统治，西部由博古德二世治理。罗马暗地支持两派，致使相互征战不断，国力大衰。后来，波库斯二世和博古德二世相继死去后，罗马于公元前25年将努米底亚王国末代国王的儿子尤巴立为毛里塔尼亚国王，强制统一全国。尤巴自幼在罗马长大，后又娶了罗马安东尼同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之女为妻，是罗马人的傀儡。他在位40年，大力发展城市建设，重建首都约尔（后改名为凯撒里亚），大建宫殿、神庙和剧场等巨型建筑；推广希腊语、拉丁语和布匿语；提倡希腊文化。尤巴死后，其子托勒密乌斯继位。他统治国家17年，不理朝政，满足于虚荣奢侈的生活。后来，罗马认为由自己来直接管辖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在公元40年将托勒密乌斯诱骗到罗马将其处死。托勒密乌斯的死亡，在毛里塔尼亚激起了当地农牧民和奴隶反对罗马统治的武装起义。罗马用了几年时间，派遣了大量军队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公元44年，罗马把毛里塔尼亚分为两个省进行统治。至此，除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已经完全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

四、阿克苏姆的兴衰

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沿岸的厄立特里亚一侧是非洲原始时代农牧业发展的一个中心。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河叉纵横交错，适宜农业的发展。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塞俄比亚高地出现定居农业，种植蜀黍类植物，还有小麦、大麦、黑麦和芝麻等。公元前1500年左右，农作物的种植从埃塞俄比亚高地向周围扩展。沿着红海之滨的狭长平原地带，耕种农业也得到了发展。

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区历来是阿拉伯半岛的民族向东部非洲迁徙的必经通道。公元前1000年以前，原来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一些民族，为寻找新的居住地一批一批地越过红海到达厄立特里亚，不少人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散布到各地。新来的阿拉伯半岛移民如萨巴等族有着较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他们同新居住地的土著象库希特人等各族融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文明的发展。

红海沿岸的厄立特里亚一侧，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之间途经红海贸易的中途站。那时，由红海的商道北端通过埃及著名的“法老运河”，顺尼罗河而下，进入地中海通往欧洲；南下印度洋，到达南亚和太平洋沿岸。这是贯通东西方水路交通的唯一干线，推动了红海沿岸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红海沿岸很早就产生了一批商业城市和港口。在公元前3世纪，厄立特里亚沿海建立的阿杜利斯港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后来阿克苏姆国家兴起后，它成为该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大港。

阿克苏姆王国是以其都城阿克苏姆成名的。阿克苏姆城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北部边境地区。最早在公元一世纪一位操希腊语的埃及商人撰写的《红海回航记》里提到阿克苏姆这个名称，还说从红海边的阿杜利斯需走8天的路程才到达内地的阿克苏姆城。

阿克苏姆王国约在公元前后建立。公元3世纪，国王阿菲拉斯依仗其红海过境贸易取得的巨额财富，又濒临红海、水陆交通方便的有利条件，用武力跨越红海，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地区，几乎把红海变成阿克苏姆王国的内湖，控制了通过红海的东西方贸易通道。

公元4—6世纪，阿克苏姆王国的势力发展到全盛时期。公元320年即位的埃扎纳是一位有作为的国王。在他统治的40年间，积极发展经济，统一文字并实施改革，废除了过去只有纯粹子音字母的萨贝亚拼法，推行一套新的、能标出母音的拼音方案，从而确定了至今还在使用的埃塞俄比亚文字。埃扎纳信奉基督教，下令在各地修建教堂和修道院。基督教在阿克苏姆王国得到广泛传播，从北方迅速传播到南方信仰其他宗教的部落里。

埃扎纳在位期间，对外不断扩展疆土，发动了多次战争。除了继续统治阿拉伯半岛南端，向埃塞俄比亚腹地扩张大片领土外，还率兵西向，远渡尼罗河，灭亡了今苏丹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库施国，劫掠到大批财富。他建立了一个幅员非常辽阔的国家，其疆域北起当时的埃及南境，南到索马里香料产区，西至尼罗河中上游，东达红海东岸包括原先希米亚里特、莱丹尼特和萨巴等国领土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实属壮举。强大的阿克苏姆国家控制了曼德海峡，扼守红海通道，在古代世界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阿克苏姆可算为世界一等强国。同时期的波斯帝国的国王，甚至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及后来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同阿克苏姆王国的国王打交道时，都用完全平等的礼仪相待。骄横一世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公元336年也公开要求他的臣属必须以罗马公民的同样待遇对待阿克苏姆国的公民。当时有的罗马作家曾把阿克苏姆王国与同时代的中国、罗马和波斯并列为世界四大强国。

随着王国领土的不断扩大，阿克苏姆的王权和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强化。从公元3世纪起，阿克苏姆的国王开始使用“万王之王”的称号。在“万王之王”统治下，王国分为由国王直接管辖的本部领地和许许多多的藩属地。这些藩属地分布在王国的边远地区，范围大小不等。大的藩王之下又有许多小藩王，最小的藩王勉强统治百名臣民。统治结构如同金字塔似的，塔的顶端是坐镇在阿克苏姆城的国王。“万王之王”的阿克苏姆国王向各藩属地征收贡赋。贡赋的征收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藩属地统治者每年派专门人员向阿克苏姆送交定额贡赋。一种是当“万王之王”为加强中央控制，带领王室人员、延臣和扈从巡游各地时，沿途由各地及附近的藩属地统治者提供一切食用的东西。。阿克苏姆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对外扩张。利用当地盛产大象的条件，建设了一支骁勇善战的象骑军，每有征战，敌人难以对付。还建立有一支以红海港口为基地的海军力量，依靠这支武力确立了阿克苏姆在红海的霸权。阿克苏姆王国也依靠这支海军力量向外开拓疆土。公元525年，加列布国王跨海远征阿拉伯半岛南部时，曾派遣200艘战舰出征，掠夺到大片土地。

阿克苏姆的历代国王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财富，到处营建规模宏大的宫殿、城堡等建筑物。例如，在阿克苏姆城，现代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所巨大的正方形宫殿地基遗址，其中恩达西蒙宫规模最大，四边长度35米。恩达迈克尔宫每边长27米。塔卡马里亚姆宫四边均长24米。每所宫殿周围都附有宽广的庭院和配套建筑物。在阿克苏姆西部的栋古尔城，考古学家发现了巨大城堡的遗址。该遗址占地3000平方米，四周围墙形成不规则的四边形，有的边长57米，有的边长56.5米。遗址中央残留至今的边墙还有5米高。整个建筑群拥有40多间房子。建筑物一般都用石块砌成，辅之以木料和碎石，还用粘合剂加以固定，使之联成一体。

阿克苏姆的巨石碑是闻名于世的。当时统治者建立石碑意在显示自己的威严，自然也有敬神祭祖的作用。阿克苏姆的石碑有两种，一种是加工粗糙的巨大石块，散布在一片土地上。一种是石碑四面都很平滑，顶部呈圆形，碑身有装饰性的雕刻。在阿克苏姆城，最大的石碑群的7座石碑，至今只有一座是耸立着的。不少石碑上刻有文字，记载着国王的丰功伟绩。最高的一座石碑高33米。碑身雕有9层建筑物，门、窗、梁及它们之间的接头都很明显。

阿克苏姆王国的强大，王权和中央集权制的发展是以其发达的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和畜牧业是当地居民的主要职业，自古以来比较发达。阿克苏姆的铸币上，饰有麦穗，表明当时对农业的重视。农作物主要是传统种植的小麦、大麦、黑麦、芝麻，还有葡萄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阿克苏姆人民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人们将山间的坡地开辟成梯田，接引山里的溪水灌溉。在狭小的平原上围堤筑坝，贮存雨季的大量雨水，并开凿灌溉渠引水灌溉。制铁工艺有了很大发展，铁器生产工具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此外，还普遍使用牛耕。这些在当时已经属于相当先进的生产技术了。阿克苏姆农产品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不但能满足国内的消费。而且还可以通过商船和商队运往其他国家，扩大贸易往来。

阿克苏姆的畜牧业的发展也很突出，畜养大群的牛、绵羊和山羊，其他家畜有驴和骡子等。阿克苏姆人也会捕猎并驯养大象，象群是专门供给宫廷和军队使用的。统治者都重视发展畜牧业，在阿克苏姆王室里专门设立“掌牧官”管辖畜牧业。据说这一官职在埃塞俄比亚古王国里一直保持到公元14世纪，那时阿克苏姆王国早已不存在了，但那重视畜牧业的传统却保持了下来。阿克苏姆国王和各级统治者把占有畜群作为自己财富的象征。他们都拥有大批畜群。考古学家发现阿克苏姆时期的铭文记载，埃扎纳国王为了奖励贝贾四个部落的重新定居，赐给他们2.5万头牛。这个数字也反映了埃扎纳国王拥有畜群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历代阿克苏姆统治者向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掠夺大量的畜群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如埃扎纳对阿凡和努比亚两个地区先后发动两次战争所获的战利品中，总共有牛3.25万头、羊5.1万只以及好几百头驮畜。

在手工业方面，阿克苏姆王国有着发达的制铁业和制陶业。铁器已经获得了普遍的使用，除了有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外，还推动了手工业的进步和改善军队的装备。在阿克苏姆遗址里发掘出大量赤陶器皿，主要是实用的罐、碗、壶、锅、盆和杯子等，一般上面都有几何图案，刻的、画的、用模子压印的都有。阿克苏姆的造船业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公元6世纪20年代，为了再次出兵征讨也门地区的阿拉伯人部落，国王命令在一个港口集中建造大小船只170艘，可见当时的造船能力是非凡的。至于当时的建筑和建筑技术，正如前面提到的阿克苏姆的宫殿遗址、庙宇、城堡以及巨石碑，以其雄伟、庄严、精雕细刻令人赞叹不已。此外，像阿杜利斯、马塔拉和安扎等地建筑遗址都在东北非古代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阿克苏姆王国的对外贸易是非常活跃的。对外贸易的盛衰决定着国家经济的命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阿克苏姆王国本国生产出口的产品品种是有限的，农产品主要是小麦等谷类作物和葡萄，畜产品有牛、羊等，此外还输出象牙。但是，过境贸易却是最主要的贸易活动。阿克苏姆王国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商业联系。黄金、宝石等主要来自非洲内地，从边远地区贩运来的奴隶也被大量贩卖出口。进口物资有来自波斯的衣料和服装，意大利和叙利亚的酒类和橄榄油，埃及的谷物、染料和布匹、丝绸，阿拉伯半岛的白银和牲畜皮张，印度的小麦、大米、芝麻油和甘蔗，希腊的食用油、酒类，等等。许多货物集中在阿克苏姆王国的红海沿岸地区，然后再转运出口。在古罗马和后来的拜占庭时期的著作里可以见到阿克苏姆王国红海沿岸出口货物的资料。如普林尼的书中提到从厄立特里亚的红海港口输出象牙、犀角、河马皮、猴子和奴隶。《红海回航记》曾列举从阿杜利斯输出的货物有海龟、黑曜石、象牙和犀角。其他著作还谈到阿克苏姆王国的港口还出口香料、黄金砂、象牙、绿宝石和活牲畜等。

过境贸易的繁荣，吸引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船和商人来到红海港口。每年进港的船只数量相当惊人。加巴扎港是一个不太有名的小港。仅在公元525年夏天进入该港的船只竟有60艘之多，它们来自巴勒斯坦海岸、埃及，远至印度等地。由此可见，红海沿岸的大大小小港口不下数十个，港口贸易繁忙，每年的货物总吞吐量是非常巨大的。阿克苏姆王国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是第一流的贸易大国。

贸易的发展，推动着经济的繁荣。金属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也随之出现了。阿克苏姆的金属货币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它是热带非洲第一个铸造金属货币的国家。铸币分为金、银和青铜币三种。考古学家在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北部、埃及、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和汉志地区、苏丹的麦罗埃等地，都陆续发掘出古代阿克苏姆的铸币，它们的造型、铸造技术以及铸币上的铭文都是很美观、精细和清晰的。从重量、成色和形状来看，阿克苏姆的铸币和同时期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拜占庭的货币基本相同。

铸造货币，特别是铸造金币，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措施，也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8世纪的500年间，阿克苏姆王国铸造了大量的货币，实际上是向外宣布了阿克苏姆是独立、富裕的国家。历代国王都铸造了自己的金、银和青铜币，币上铸有国王的头像，常常饰以麦穗、日月或十字架，有的国王手持宝剑，象征威严。铸币上有希腊文和埃塞俄比亚古文字的铭文，诸如“蒙上帝恩惠”、“让人民获得和平”、“祝愿人民健康幸福”等等。铸币上面还有国王的名字，标明头衔是“阿克苏姆万王之王”或“阿克苏姆国王”等。显然，铸币的流通还有着巩固国家的统一，扩大王国影响的作用。

随着过境贸易的发展，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云集阿克苏姆王国的城市和港口，贸易活动活跃。对粮食和手工业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进一步推动着阿克苏姆的农业、手工业和国内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国家实行贸易垄断制度，对外贸易掌握在国王和王室手里，他们通过和外商打交道的承包人，对过境的商品收取高额税收，获得大量财富。国王和贵族们以此得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们利用这支武力，对内强化集权统治，对外不断发动战争，扩张领土，拓展商路，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因此，控制红海的过境贸易，是阿克苏姆王国的繁荣以及王权存在的物质基础。

阿克苏姆王国是个奴隶制国家。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依靠从对外战争中掠得的俘虏。至今保存下来的一些铭文里有国王在战争中得到俘虏人数，以及把他们统统降为奴隶的详细记载。如有篇关于埃扎纳国王惩罚阿凡部落的铭文，记录着这样的资料：由于阿凡部落的人袭击了阿克苏姆城的商人，杀死了人，国王派兵讨伐，屠杀了阿凡人4个部落的居民，俘虏了他们的统治者和部落民，后来全部以奴隶处置。也有些奴隶是直接从阿克苏姆市场上买来的。黑人奴隶贩子从非洲内地运出奴隶，其中一部分在阿克苏姆境内出卖。

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他们大量用在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上，也有的作为礼品馈赠，甚至像牲口一样被杀死后当作祭品。还有许多人被派去充当士兵，从事战争。有关阿克苏姆王国的统治者在奴隶中择优提升官吏或军官的资料也是很多的。在军队里，比较重视以军功行赏，有些奴隶也就被提拔为军官。在奴隶中选拔行政官吏的现象也不鲜见。甚至在宫殿里，挑选奴隶充当重任者也不乏其例。著名作家蒙森曾在他的著作里记述了来自叙利亚的艾迪修斯和弗鲁门蒂乌斯两人的发迹史：他们两人先在王宫里充当奴隶，后被提升担当重任，一位当了斟酒官，另一位提升为国王的秘书和财务官阿克苏姆王国的繁荣和富饶自然会遭到王国周围游牧部落的垂涎和嫉妒。从公元7世纪起，阿克苏姆王国经常受到他们的侵袭，北方的游牧民族贝贾人成为最大的威胁。当阿克苏姆最强盛时，贝贾人一度表示臣服。后来该民族分裂，发展成许多股势力。他们时时深入阿克苏姆境内进行骚扰。但由于他们的住区分散，流动性大，阿克苏姆军队难以对付入侵者。加之，阿克苏姆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导致兵戎相见，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国力。

阿克苏姆王国的加速衰亡，主要还是由于红海过境贸易的衰落造成的。如前所述，红海过境贸易的发展是阿克苏姆王国得以存在和取得发展的生命线。但在公元7世纪，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波斯人积极在红海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竭力排挤阿克苏姆人。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人的势力日益强大，垄断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更加沉重地打击了阿克苏姆王国的商业势力。阿拉伯人垄断东西方贸易期间，改变了原先途经红海的贸易路线，商路向东移动，东来的船只进入波斯湾，向北走陆上交通到达地中海。这最终导致红海过境贸易的衰落。阿克苏姆王国也随之迅速衰败。

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进入红海地区占据地盘。厄立特里亚沿海各地均被阿拉伯人占有，著名的贸易港口阿杜利斯等也被他们毁灭。此时，阿克苏姆王国已经不能通过海路同外界联系。北方贝贾人游牧民南下骚扰频繁。居住在阿克苏姆王国境外西部山区的法拉沙人向东扩张势力范围，威胁阿克苏姆城。贝贾人和法拉沙人的侵袭迫使阿克苏姆国不得不向南迁徙。南部地区本来是若干游牧部落活动的地方，向南迁徙必然招致一系列的战争。阿克苏姆人的力量更加衰微了。公元9世纪后，阿克苏姆的历史，很少被人们所知道。10世纪时，阿克苏姆王国大概不再存在了。

第四章　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及和北非

一、托勒密时代的埃及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埃及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他宣布信奉埃及太阳神和尊重埃及神庙祭司，立即得到埃及祭司们的拥护。埃及祭司们公开宣称亚历山大是太阳神拉的儿子，阿蒙的宠儿。于是亚历山大便成了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亚历山大在尼罗河入海口处建造了一座新城亚历山大里亚，作为统治埃及的中心，任命大将托勒密·腊加为埃及总督，治理埃及。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病死，其部将们为争夺权力而互相攻伐，拥兵割据。帝国分裂。公元前305年，托勒密·腊加在埃及自立为王，建立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世纪中叶，托勒密王朝达到全盛，除埃及之外，还占有西林尼加、巴勒斯坦、南叙利亚、小亚细亚西部和南部、塞浦路斯、爱琴海诸岛屿、黑海沿岸等地。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衰落，至公元前30年，罗马军队占领埃及，末代女王克列奥帕特拉七世自杀，托勒密王朝灭亡。

托勒密王朝时期，古希腊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广泛交融，产生出一种以埃及文明为主体，兼有希腊文明特点的新文明。在政治方面，以埃及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主体，辅以希腊城邦的民主自治制度；在经济方面，以埃及传统的土地国有制和灌溉农业为基础，以希腊开放型的，同时又保有埃及传统的国家专营特点的工商业为主导；在文化方面，早已受到埃及文化较大影响的希腊文化，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埃及文化，二者互相交融，成为一体。以至居于统治地位的希腊奴隶主们再也不愿称自己是希腊人，都以自命为埃及人而感到自豪，而居于被统治地位的埃及奴隶主们则相反，都以习希腊文、过希腊式的生活而感到心满意足。托勒密时代，随着希腊文明和埃及文明的交融，产生了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繁荣，使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的发展方面，达到了高峰。

托勒密一世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是具远见卓识的帝王。他在埃及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措施。

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托勒密一世继承了埃及法老的传统，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又笼络埃及奴隶主阶级中最有势力和最有影响的神庙祭司集团。他一到埃及，便捐献给神庙50塔兰特，作为一只阿匹司圣牛的葬仪费用，表示他对祭司们的尊重并不亚于埃及的法老们。埃及祭司受宠若惊，马上宣称托勒密一世为“救主”，是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并按期为托勒密一世和王后举行崇拜仪式，并在神庙的墙壁上刻满歌颂托勒密的铭文和雕像。托勒密的雕像穿着埃及法老的冠袍，从埃及神手中接受恩典和赐福。

托勒密一世集军事、行政、司法、财政大权于一身，把国家政权的主要支柱——军队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埃及国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军队实行雇佣军制度。将军和士兵几乎全由希腊人充任，埃及人不得问津，后来只是出于笼络埃及世俗奴隶主贵族的需要，才破例任命原埃及法老涅克坦尼布的一个曾孙为希腊雇佣军的军事长官。希腊雇佣军分驻在埃及各地，结成自己的自治组织，过希腊式生活，监视埃及人民。托勒密一世保留了法老时代埃及的国家机构。把全国分为上、下埃及两大部分，下设若干州，州下设县，县下设村。官制也基本上沿袭了埃及旧制。财务大臣是国家的最高官职，相当于宰相，辅佐国王统治全国，掌管财政和行政。在地方上的行政官职中，财政官的权力也最大，负责管理王室土地，向王田农民收税收租，监督油、酒、布匹、食盐、纸草、矿山开采等专利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督促商业和包税收入的上缴，控制各王田、赐田、庙田、屯田的农业生产等等。托勒密一世为了笼络埃及世俗奴隶主，规定各州、县和村的行政官职大都由他们充任。实际上形成了希腊人专领军事，埃及祭司专管宗教事务，希腊人和埃及奴隶主共同掌管行政、财政事务的局面。

托勒密一世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鼓励希腊移民迁住埃及，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特权，继承过希腊式的生活。当时有三个希腊式的自治市——克拉底斯、托勒美斯和亚历山大里亚。克拉底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是希腊人大移民时期建立的希腊移民据点，这时已发展成为工商业相当发达的希腊式城市。希腊人聚居城中，从事工商业活动，享有选举市政长官和议员的权利，市议会有权制订自己的法律和自铸钱币。位于上埃及的托勒美斯，是新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希腊式城市，居住在城中的希腊移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市民选举产生自己的市长和法官，并有权制订自己的法律和修改城市法制。最大的自治市是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它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后来发展为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内住有希腊移民、希腊雇佣军和埃及本地人，只有希腊移民享有公民权，从事工商业活动。除此之外，聚居在埃及其它城市（如孟斐斯城等）中的希腊移民，也成立了自治组织，享有一定的特权，不受当地法律的管制。然而，这些希腊式的自治市和希腊城邦的自治并非一回事，它只不过是托勒密一世统治埃及的一种辅助形式罢了。

在经济上，托勒密一世继承了埃及法老的做法，埃及土地仍归托勒密王室所有，而实际经营上却分为两大类：“王田”和“授田”。王田是王室贵族直接占有和经营的土地，数量最大，由王田农民进行耕种。王田农民是以契约形式耕种王室土地的国家佃农，被严格管束在村社里，不得自由迁徙，实际上只是半自由人。王田农民从国家领取种子、农具和牲畜，生产的全过程，如种什么作物，何时种，如何种，什么时候收获等等，都要在国家官吏的监督下进行。收割和打场的时候，国家官吏更是要亲临现场，拿着账册，直到把赋税和一切苛捐杂税（如维修水利工程税、丈量土地税、使用打谷场税等）全部收清为止。授田包括庙田、赐田、禄田和屯田等。庙田是神庙祭司直接占有和经营的土地，免交赋税。赐田是国王恩赐给大臣或神庙的土地，也免交赋税。禄田是国王给予官吏作为俸禄的土地，同样免税。屯田是服役士兵的小块份地，与前三种土地不同之处是：要交一定数额的赋税，并可以继承和转让，但要在地方政府那里办理登记手续。以上四种土地一般也由王田农民耕种，王田农民按契约规定向田地主人交租。据纸草记载，赐田和庙田的数量也很大。如托勒密二世的财务大臣阿波罗尼阿斯有赐田一万公顷，埃德孚的荷鲁斯神庙拥有4000公顷庙田，埃纳斯城和埃利方泰尼岛上的庙田约有6000公顷。尽管托勒密王朝对土地的控制十分严格，土地私有制依然存在。托勒密王朝初期，私有土地数量很少，大多是边远的贫瘠土地，但到后期，土地私有制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私人大田庄。

托勒密一世非常重视灌溉农业的发展，对法雍绿洲的重新开发就是例证。他兴建了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开垦了大片的肥田沃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也有新的改进，如使用了牲畜牵引转动扬水车（埃及蜗牛）和畜力割谷机等。小麦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约占谷类作物种植面积的80%。有些地区，作物一年两熟，产量大大提高，粮食自给有余，且能大量出口，埃及被称为“东地中海的谷仓”。

托勒密一世继承了埃及传统的由国家垄断手工业和商业的制度。同时，又注入了希腊工商业的活力——开放性。获利最丰的榨油、酿酒、麻纱、食盐、纸草、香料、矿山开采、金属制造、化妆品、染料、钾碱等行业都不准私人经营，由王室专营，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交国家代理商销售。托勒密一世特别注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行开放政策，把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建成了当时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市内建有专门的商业街、贸易市场、豪华的旅社和银钱兑换所等。城外法洛斯岛上建有高大雄伟的大灯塔，指引着外国商船昼夜顺利地进出亚历山大里亚港。托勒密一世下令开通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使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连接了起来。埃及的对外贸易的范围伸展到北非、东非、叙利亚、小亚细亚沿岸、爱琴海诸岛屿、黑海沿岸、希腊、罗马、西亚、中亚、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希腊、罗马、波斯和阿拉伯等地的商人经常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旅社里，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洽谈着大宗的生意。埃及输出的商品有粮食、麻纱、毛织品、纸草、玻璃器皿、黄金制品、象牙等，其中一些商品如以神秘景物为图案的麻纱、毛织品和五彩缤纷的玻璃制品等，很受外国奴隶主们欢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输入的商品有漂亮的中国丝绸，印度的象牙、珍珠、香料，阿拉伯的宝石等。这些商品除埃及奴隶主贵族消费一部分外，其余部分转运到希腊、罗马等地。托勒密一世允许希腊移民经营和制造一些日常用品。在希腊式的自治市中，生产木器、铜器、皮革、金银饰品、珠宝等日常用品的手工业作坊和店铺比比皆是。埃及其它城市中的工商业也十分活跃，据纸草卷记载，阿西诺耶城中有专门的纺织品街、衣物市场，专门的蔬菜、家禽街等，银钱兑换所多达40多个。为了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托勒密王朝还铸造了不同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分为金币、银币和铜币。

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奴隶制又有新的发展。当时奴隶的数量较多，王室、神庙、达官贵族以及军人都使用大量的奴隶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据文献记载，公元前3世纪，一个军人的纳税单中就记有16名奴隶。由于奴隶的来源不同，形成四种奴隶：战俘奴隶、债务奴隶、家生奴隶和买来的奴隶。托勒密王朝初期，在与塞琉西王国、安条克王国的多次战争中，掠夺了大量战俘奴隶。债务奴隶主要是负债的王田农民。王田农民交纳的租税十分苛重，最低也要占收获的1/3，最高的达60%至75%。此外还有苛捐杂税，如牲口税、堤坝税、桥梁税、道路税等等。辛勤劳动一年的王田农民，交清一切赋税后，所剩无几，为了生存，只好借债，还不起债便使妻子儿女沦为债奴，不少王田农民本人也沦为债奴。债奴的数量与日俱增，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税收。公元前261年，托勒密二世曾下令禁止把负债的王田农民变成债奴。托勒密王朝时期，奴隶贸易相当活跃，买卖奴隶的税收成了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公元前198—19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明确规定了收取奴隶买卖税的标准。奴隶的价格也有明确的标准，一名男奴约为150德拉克马，女奴为300德拉克马，儿童约为112德拉克马。奴隶买卖有专门的市场。国家对奴隶订有专门的法律，如自由人和奴隶犯了同样的罪，自由人只需交纳一定的罚金，而奴隶则要受到严刑拷打，可见奴隶的社会地位远比自由人低。

托勒密时代，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因交融而得到繁荣，被誉为“亚历山大里亚时代”。托勒密一世继承了东方的传统，把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理置于国家政权之下，而且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于公元前308年拨巨款兴建了规模庞大的博学园。广招世界各地的文人、学者，免费到博学园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使亚历山大里亚变成了当时希腊世界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亚历山大里亚面积相当于雅典城的3倍，人口达70万之多。市内建有宽阔的街道，豪华的宫殿、庙宇、花园、广场、体育场、会堂、喷水池和浴池等。公元前1世纪的著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描述道：“整个亚历山大里亚形成一个街道之网，骑马和乘车都很方便。最宽的街道有两条，每条有100尺宽，彼此交错成直角。城中有最壮丽的公共庙坛和王宫。这些宫殿占全城面积的1/4至1/3。王宫的一部分就是那著名的亚历山大博学园，里面有游览的场所，集会的厅堂等”。

博学园包括图书馆、动植物园和研究院等部分。图书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至公元前1世纪时，馆藏图书已达70万卷（用希腊文写成），几乎包括了古代希腊的全部著作和一部分东方的典籍。著名诗人兼文法学家卡利马胡斯编制了图书总目录，共120卷。丰富的图书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研究院分为文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四个部门。埃及文人学者汇集于此，学习希腊文，研究希腊文化。希腊的学者和科学家云集而来，长期旅居这里，学习和研究东方文化。他们互相切磋，不仅继承了东西方文化的优秀遗产，而且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成果，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把自然科学发展到了上古世界的高峰。

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德（公元前330—275年）是亚历山大里亚数学学派的代表和奠基人。他博采前人的几何学成果，集当时几何学成果之大成，把各种各样的几何定理、命题和求证按照逻辑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以清晰简练的方式表述出来，编成名著《几何原本》一书，共13卷，流传至今。我国明朝末年，科学家徐光启等人将之译成汉文刊印，这是我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方科学名著，对我国几何学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德（公元前281—212年）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于亚历山大里亚研究院，取得了惊人的科学成就。他最有代表性的数学著作是《论量圆》和《论球体和圆柱体》两部。他计算的圆周率，上限为31/7，下限为310/71。他发现并肯定了计算球体、圆柱体和更复杂的立体的体积、表面积及周长的公式。他在演绎这些公式的过程中，运用了“穷竭法”，从而奠定了现代微积分的基础。阿基米德最卓越的贡献是在物理学方面，他奠定了力学、流体力学的基础。他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阿基米德定律的比重原理，论证和发展了机械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杠杆原理。他勇于实践，根据这些原理发明创造出许多了不起的机械，如杠杆、滑轮、螺陀等等。为了保卫叙拉古城，他发明了使罗马军队闻风丧胆的武器——可以吊起敌舰的巨型回旋起重机和可以远射的大型投石器。

托勒密时代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天文学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长期旅居在亚历山大里亚研究院的希帕卡斯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他运用复杂的数学计算，通过仔细观测，断定了太阳、地球、月亮的大小、距离和运动，为太阳中心说奠定了基础。后来的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著名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所著的《论月亮及太阳之大小及其与地球之距离》一书，也提出了太阳中心说的思想。他认为太阳是恒星，地球和其它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运转的。他还正确地提出了太阳一定比地球大的思想原则。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埃拉托斯特尼（公元前276—193年），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他第一个用“地理学”一词代替了以往的“地志”、“陆志”、“海志”等术语，他的名著《地理学概论》附有绘制的世界地图。他根据印度洋与大西洋潮汐相似的原理，提出了两洋相通说和地圆说，并说从西班牙沿同一纬度可以航行到印度。他根据夏至那天，亚历山大里亚和西厄那日晷仪上的太阳阴影的角差，计算出地球的圆周长为252000斯达特（约39690公里），与地球的实际周长40000公里相差无几。

科学的大发展必然带来技术的巨大进步。托勒密时代埃及的造船技术、武器制造技术、建筑技术和生产技术均有很大的提高。五层、八层，三十桨、四十桨的巨型战舰代替了旧的三层的战船。文献记载，托勒密二世曾下令建了一艘四十桨的战舰，长85.4米，宽11.59米，高14.64米，有两个船头和两个船尾，八个冲角。船桨镶铅，易于在桨架上滑动。舰上可容纳4000名桡手，300名工役，3000名海员，同时还可以载运大量的粮食和装备，以便远航和长期作战。螺旋扬水器、长柄汲水车、三叠滑轮等先进机械，都是先进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水力磨面的发明更是生产技术的一大革新。最有趣的技术应用要算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工程师赫戎发明创造的“自动傀儡剧场”。表演的全过程都是自动完成的，如傀儡自动出场、自动表演各种动作，甚至表演中所使用的火，也是自动点燃自动熄灭的等等。

古埃及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交融所产生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繁荣并没能持续很久，至公元前3世纪末便开始走上了衰落的道路。托勒密王朝与塞琉西、安条克王国之间的争霸战，是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腐败，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埃及农民和奴隶大量逃亡和大规模起义，使土地大量荒芜和手工业作坊倒闭，这些都是王朝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托勒密王朝与塞琉西王国、安条克王国之间的战争，主要原因是争夺物产丰富而又处于埃及与西亚之间的重要商道之上的南叙利亚地区，因而史称“叙利亚战争”。从公元前276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先后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争夺战。第一次至第四次都以托勒密王朝的胜利告终。但在第四次争夺战中，托勒密王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耗尽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进行争霸战争。公元前201年，塞琉西王国和安条克王国联军，乘托勒密王朝内部动乱之机进军埃及。战争以埃及的失败而告终。托勒密王朝失去了爱琴海诸岛屿、小亚细亚沿岸、色雷斯、南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等地区。

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203年）执政时，统治阶级穷奢极侈，争权夺利，宫廷斗争不断。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而是如何加重对埃及人民的剥削，来满足自己的奢华生活。托勒密王朝初期，王田农民所交的租额占收入的1/3，这已是埃及历史上最重的税额。但由于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产量比较高，王田农民还勉强负担得起。到公元前3世纪末，赋税已经成倍地增加，以至占收入的75%左右。王田农民不堪负担，被迫大量逃亡。财务大臣阿波罗尼阿斯在给他的农庄管家的一封信中就提到，王田农民逃到圣地庇护，要求王田管理人员遵守原订的收租1/3的规定。王田农民的逃亡事件不断发生，往往是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因而使土地大片大片的荒芜，许多手工业作坊倒闭，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减。如法雍绿洲一个乡的材料表明，由于王田农民的大量逃亡，土地大片荒芜，国家的土地税收入在50年间减少了50%。早在托勒密王朝初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商业奴隶主阶层。他们趁王田农民大量逃亡和起义之机，大量兼并土地，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大地产主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加，使国家的土地租税收入进一步减少。

托勒密王朝中后期，对外战争的失败，使战俘奴隶的来源枯竭，劳动力严重不足。原有的奴隶处境不断恶化，他们也和王田农民一样大量逃亡。公元前259年的一个纸草卷中，记载了阿波罗尼阿斯农庄的管家同时发出几封信件，要求协助捕捉逃亡奴隶一事。公元前3世纪末，捕捉逃亡奴隶已成为政府的日常事务。在捕捉逃亡奴隶的纸草卷文书中，详细地写明了逃奴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体特征等等。公元前3世纪，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托勒密王朝开始雇佣埃及人当兵，埃及人士兵的数量逐渐增多。由于埃及人士兵经常受到不平等待遇，退伍后又往往得不到妥善安排，生活无着，也经常参加王田农民和奴隶反抗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斗争。

埃及人民身受外族和本族奴隶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因而王田农民、奴隶的逃亡运动很容易发展成武装起义。早在公元前216年，下埃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10年之后，起义的中心转移到了上埃及。公元前3世纪末，利考城和孟斐斯城也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群众冲进寺庙，反抗埃及祭司贵族的残酷剥削。其中亚历山大里亚人民起义对托勒密王朝的打击最沉重。公元前165年，埃及人佩托沙拉匹索领导了这次起义，参加者是广大埃及农民和士兵。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们十分惊慌，急忙调集大军进行镇压，起义失利，被迫转移到郊区，继续战斗。上埃及人民闻讯起而响应，以藩诺城为中心爆发了反抗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大起义。公元前140—120年间，上埃及和亚历山大里亚又连续爆发了几次起义。公元前80年，以底比斯城为中心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不久便席卷了整个上埃及地区。托勒密王朝统治者赶紧调集大军镇压，起义者进行顽强抵抗，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军队，坚持斗争达3年之久，最后与底比斯古城同归于尽。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吓倒英雄的埃及人民，第二年赫姆地区又爆发了人民起义。公元前64年和58年，黑拉克列欧城又先后爆发了两次人民起义。托勒密王朝在连绵不断的人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

此时，托勒密王朝宫廷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起，争夺王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有些贵族求助于罗马人，罗马势力乘机侵入埃及。

二、罗马埃及

埃及的富庶早已为罗马奴隶主贵族所垂涎。公元前2世纪中叶，托勒密王朝更加衰落。国王求助于罗马。到公元前1世纪初，埃及已被罗马所控制。托勒密王朝每年都要向罗马纳贡，贡额高达12500塔兰特。公元前51年托勒密十二世逝世，其女克列奥帕特拉继承王位，与丈夫托勒密十三世共同执政。不久，两人争权，克列奥帕特拉失势被逐。公元前48年，罗马统帅恺撒到达埃及，被克列奥帕特拉的美貌所折服，随将她重新扶上王位。第二年托勒密十三世在战斗中溺死，克列奥帕特拉独据王位，成为埃及唯一的女王。此时，她也随恺撒到罗马城居住。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身亡，女王才重又回到埃及。公元前41年，克列奥帕特拉与罗马将领安东尼相见于希腊的奇利奇亚，安东尼追求美貌的女王，跟随她到埃及长住。公元前37年，安东尼公然违反罗马传统习俗，与克列奥帕特拉女王正式结婚，并宣称将罗马东方的领土的一部分赠给女王的儿子。罗马的屋大维和元老院对此强烈不满，元老院向女王宣战，并宣布安东尼为“祖国公敌”，授权屋大维率军进行讨伐。屋大维率领的罗马舰队与女王和安东尼共同指挥的舰队会战于亚克兴海角。女王和安东尼战败，逃回埃及。公元前30年，屋大维率罗马大军追至埃及，安东尼绝望，自刎而死，女王被屋大维囚禁，在狱中自杀身亡，托勒密王朝寿终正寝，埃及变成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埃及划归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埃及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罗马元首屋大维把号称“东地中海谷仓”的埃及据为自己的私人领地，作为元首私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屋大维非常熟悉埃及的历史，也十分了解托勒密王朝初期使经济繁荣的措施。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和重新振兴埃及经济，屋大维基本上沿袭了托勒密王朝的全部制度和经济措施，并且有所加强和发展。

在政治制度方面，同托勒密王朝一样，在埃及实行军事统治。骁勇的罗马军团驻扎在从亚历山大里亚至尼罗河第一瀑布的所有重要城镇，筑有优良的营垒，并经常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镇压埃及人民的任何反抗。罗马军团完全由罗马人组成，只有辅助部队由其它民族士兵组成。屋大维从罗马骑士中挑选精干的人物担任埃及总督，掌管埃及的军事、行政和财政。总督向罗马元首负责。总督的参佐和各州的布政官也完全由罗马人充任。地方州、县、村的行政官职则由埃及的希腊人充任。埃及本土人包括奴隶主贵族都完全处于无权的被统治地位。屋大维与托勒密一世的最大不同点是，屋大维认为埃及强大的祭司集团不仅不是振兴埃及经济的依靠力量，恰恰相反，只有完全消除埃及祭司集团的传统宗教、政治和经济势力，才能使埃及经济重新振兴起来。屋大维不再像托勒密一世那样尊奉埃及太阳神，也不把自己说成是太阳神之子和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当然就不需要埃及祭司为他举办任何崇拜仪式。屋大维果敢地采取了托勒密一世想实行而未敢实行的教会“国有化”的措施，巧妙地剥夺了埃及祭司除进行宗教活动以外的一切权利。总之，屋大维所实行的是以外来的罗马人为主，外来的希腊人为辅共同统治埃及本土人的军事统治政策。

在经济方面，为了发展埃及经济，保证赋税的征收，实行了同托勒密一世几乎同样的经济政策。他注重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奖励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把亚历山大里亚办成国际贸易的中心，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象牙、香料，阿拉伯的宝石等，依然运送到亚历山大里亚，然后再转销到罗马和其它地区。罗马奴隶主贵族十分欢喜中国的丝绸，以至把中国称为“赛勒斯”，即丝绸之国。屋大维基本上保留了托勒密王朝的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经济组织和财政机构。

埃及被规定是元首屋大维的私产，埃及的全部土地名义上归屋大维所有。原托勒密王室所占有的大量肥沃土地被收归为“公有地”，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赐田和军人份地也被没收，归元首私有。埃及神庙的大量土地也被没收殆尽。屋大维及其继承人宣称，不干涉埃及祭司的任何宗教活动，祭司的生活和公共祭祀活动的全部费用均由国家供应，而神庙土地及其收入登记入册，作为皇室财产的一部分。这些土地仍然租给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王田农民耕种。后者向国家缴纳实物税和货币税。税收仍由国家官吏或包税人征收。

在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经济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罗马奴隶主贵族对埃及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比托勒密王朝时更加残酷，而屋大维所实行的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其后继者中并没有继续下去。罗马皇帝把没收来的埃及土地分封给皇室贵族和罗马士兵，把“公有地”拍卖给地方显贵。剩余的土地强迫埃及农民耕种。上述这些土地都逐渐变成了私人的土地，私人大田庄不断扩大和增多，土地私有制发展十分迅速。文献记载，屋大维的妻子莉维雅和她的孙子日耳曼尼库斯、屋大维妻子的前夫之子德鲁苏斯、皇帝克劳迪的子女安托尼雅、梅萨莉娜、阿格里皮娜等人都占有大量土地，成为埃及最大的田庄主。亚历山大里亚的显贵里卡里雍、阿特诺多鲁斯、亚里苏斯、欧安德里、特里丰、阿皮雍等人也购买了大量土地，成了私人田庄主。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在土地上进行劳作的埃及农民的社会属性也发生了变化。托勒密时代的王田农民原是直接受国家管理的半自由民，即王室契约佃农，在罗马统治时期，逐渐变成了大官贵族私人领地上的“领地农民”，一部分变成了小块私人领地的佃农。他们不再受国家直接管理，而是属于各自的田地主人。他们从田地主人那里领来土地、种子、牲畜、农具，进行耕作。收获时，向田地主人交纳实物租和货币租。他们已无人身自由，不能自由迁徙，或放弃耕作。公元3世纪以后他们已变成中世纪农奴的前辈——隶农。

在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赋税特别苛重。埃及人除交土地税和人头税外，还要交纳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据统计，实物税达50种之多，而货币税更多达450种以上，每年的税款高达7500万德拉克马，谷物2000万麦斗。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暴君尼禄在位期间，对埃及的剥削大大加重。有人统计，埃及1个月的税款比犹太人1年的税款还多，全年的税款超过了1亿德拉克马。罗马人每年从埃及运走的小麦可供罗马人吃4个月之久。罗马在埃及收税的方式也十分野蛮。早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埃及已开始实行包税制，包税人往往从中渔利，任意扩大税额，并采取强迫的收税办法。如果纳税人不交或交不足税额，就要受到严刑拷打，再交不足，就把纳税人的家属变为债奴。在罗马统治时期，这种野蛮的收税方式发展到了极点，如果交不出税，连纳税人本人也要变成债奴。公元2世纪中叶，“派差”制度的推行使债奴的数量与日俱增。罗马皇室把收税作为义务加在埃及地方官吏的身上，规定如果收不足税收，所欠税额则由地方官吏本人负责补足。这样一来，被“派差”的地方官吏在收税时对纳税人更加残酷无情，威逼拷打无所不用，直至把纳税人变为债奴为止。公元3世纪后，许多官吏用野蛮的收税办法也无法收足税额，只好自己将所欠税额补足，不少官吏因此而破产，沦落为普通老百姓。实行“派差”制的同时，还实行纳税人的集体联保制，即把邻里、乡党、同业行会的成员都包括进去，如果谁交不清赋税，大家都要受到株连。除了繁重的赋税之外，埃及人民还要为罗马统治者负担各种各样的劳役，如向罗马统治者提供车、船和牛，运送人员和货物，还要义务修建水利工程、公共建筑物、道路和军营等等。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不能幸免，要在国家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监督下，为罗马统治者效劳。

由于罗马奴隶主贵族对埃及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屋大维任命的第一任埃及总督高卢斯，一上任就不得不集中力量镇压埃及人民的反抗运动，以保证税赋的征收，埃及人民的反抗形式基本上有两种：逃亡运动和武装起义。亚历山大里亚是埃及人民逃亡运动和武装起义的中心，被罗马统治者称为“暴乱者之都”。

逃亡运动从公元1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为了逃避苛重的赋税和劳役，埃及农民、奴隶和手工业者纷纷逃亡。托勒密王朝统治时，埃及人往往逃到神庙圣地庇身。但是到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人民连庇身的圣地也没有了，只好逃往尼罗河上游地区或三角洲沼泽地带。据文献记载，费拉得尔菲亚地区，逃亡人数占居民总数的10%。一个纸草卷记载，有一个村庄，“大部分人都不见了，村里原有85人，而现在减少到10人，后来又有8人逃走了”。逃亡运动给罗马统治者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土地大片大片地荒芜，税收锐减，罗马统治者往往采取逮捕逃亡者家属的办法，来胁迫逃亡者回来，但也无济于事。罗马统治者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埃及人的仇恨，逃亡运动常常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最著名的起义是布科里起义（即牧人运动）。起义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时起时伏，连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末。其中公元3世纪时，起义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给罗马统治者的打击最为沉重。起义者主要是逃亡农民和奴隶，他们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利用复杂的港湾河叉和茂密的灌木丛等，神出鬼没地打击罗马军队。起义者曾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罗马军团，甚至主动进攻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驻军和行政机关。公元274年，亚历山大里亚爆发了工商业主费里姆领导的反罗马暴政的大起义。罗马派大军镇压，由于力量悬殊，起义失败，费里姆被俘，受苦刑后被处死。

埃及农民的逃亡和起义，使大片土地荒芜，国家税收大减。罗马统治者为了保证税赋的征收。采取了许多新的强制办法，如强迫埃及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强迫农民代耕逃亡者的土地等等。但是收效甚微，结果又促进了“庇护”制的发展。农民不仅要代耕逃亡者的土地，而且要代付逃亡者的赋税，还代他们服劳役，农民的负担成倍地增加。负担不起的农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大田庄主，求得田庄主的“庇护”。因此，“庇护”制迅速流行起来。公元3世纪后，“庇护”制盛行埃及，田庄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发展成一个小型独立王国。它拥有自己的军队、警察、监狱等。此时的罗马帝国政府，对此已毫无办法。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经萌芽，这些大田庄主逐渐向封建地主转化。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势力崛起，拜占庭帝国被阿拉伯人灭亡，埃及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并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

罗马统治者曾在埃及竭力推行罗马化运动，但是效果不大。埃及的官方语言和文字依然是希腊语和希腊文，只有罗马人之间才使用拉丁语和拉丁文。罗马统治者不尊奉埃及的神灵，严重地刺伤了埃及人的民族感情，在罗马人与埃及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罗马人和埃及人无法进行融合，“罗马化”在埃及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三、罗马统治时期的北非

埃及以外的北非包括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罗马通过两个多世纪的武力征服，在北非先后建立了5个行省：阿非利加省、努米底亚省、昔兰尼加省、丁吉·毛里塔尼亚省和恺撒·毛里塔尼亚省。罗马统治下的北非史称“罗马非洲”。

阿非利加省包括今利比亚、突尼斯西部和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其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又有良港。自古以来，那里是北非农业经济和海外贸易最发达的地区，又是北非距离罗马最近的地区，因而成了罗马向非洲扩张的第一个目标。罗马为此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终于在公元前146年摧毁文明古国迦太基，在迦太基的领地基础上建立了阿非利加省。罗马把阿非利加省列为重点掠夺的地区，由元老院任命的拥有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的总督进行治理，总督还直接指挥着一支近2000人的罗马军队，这支军队也负责向罗马城运送谷物。

努米底亚省位于“罗马非洲”的中间地带，包括今阿尔及利亚的中部和西部的一部分，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成了罗马在北非的必争之地。公元前110年，罗马发动了对努米底亚王国的侵略战争，于公元前49年灭努米底亚王国，建立了努米底亚省。罗马除派遣一名总督进行治理外，还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奥古斯都的第三军团，驻守在努米底亚境内，负责防御外敌入侵并兼管地方治安。努米底亚省的治理大权实际上操纵在指挥第三军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长官手中。

昔兰尼加省位于今利比亚的东北部，在希腊大移民时期，希腊人就在这里建立了著名的移民据点昔兰尼。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昔兰尼的城市经济相当繁荣。公元前96年，国王托勒密·阿皮雍遵守欧尔杰特斯二世的训旨，在他临终时将昔兰尼加赠给了罗马人。公元前74年，昔兰尼加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由罗马元老院任命的兼有军事和行政权力的省长进行治理。

毛里塔尼亚王国位于北非的最西部，包括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西部地区，首都丁吉斯最初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殖民据点，后来发展成腓尼基人进行海外贸易的著名基地。属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沿岸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公元40年，罗马人杀掉毛里塔尼亚的国王，残酷镇压了农民和牧民的武装起义，于公元44年建立了两个以首府命名的丁吉·毛里塔尼亚省和恺撒·毛里塔尼亚省，由元老院委派的省长进行统治。

罗马奴隶主贵族和骑士侵略非洲的主要目的就是掠夺土地和财物，在毁灭迦太基后不久，便颁布了公共土地法，规定只有罗马公共权力机构才有土地所有权，从而把迦太基的肥田沃土收归为罗马公有地。依照此土地法，后来被罗马吞并的努米底亚、昔兰尼加、毛里塔尼亚的土地也被罗马所占有。罗马人将掠夺来的大片的肥沃土地划分成50公顷的方块，分给罗马退伍军人。据记载马略的退伍战士就有很多人移居在阿非利加省，被安置在两个城市中。罗马统帅恺撒也把努米底亚首都契尔塔城的大量土地赏赐给他的部下西丘斯及其战士。意大利的工商业奴隶主们看到在北非经营土地有利可图，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他们蜂涌到阿非利加和努米底亚两省，以缴纳定额赋税为条件赎得大片非洲土地，并学习迦太基人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大庄园。一部分意大利移民因罗马国王赏赐得到土地，更多的人买到或租到一大块土地，还有的意大利人投资于生荒地的开发。后来，罗马贵族、元老院的元老以及征税团的官吏也纷纷在北非建立起自己的大庄园。北非到处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大庄园。在阿非利加省，大庄园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有6个大庄园霸占了全省半数以上的土地。

罗马和意大利大庄园主役使柏柏尔人奴隶或雇佣当地农民进行耕种，也有的把土地租给当地农民耕种，交纳实物地租。农作物主要是小麦、葡萄和橄榄。公元1—2世纪，罗马统治者在北非还进行了水利工程的修复工作，使农业生产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北非的谷物产量超过了西西里岛，成了罗马的新谷仓。农产品的绝大部分都运往罗马本土，供罗马奴隶主贵族享用。在尼禄统治时期，每年运往罗马城的小麦数量就高达1800万蒲式耳，可供罗马人吃8个月之久。

罗马统治者在北非通过搞城市化来推行“罗马化”。公元前44年，罗马统帅恺撒制订了重建迦太基城的计划，屋大维在北非搞了许多屯市，其中迦太基、契尔塔和锡卡最大，在这三个城市的辖区内，不少原来的村庄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甚至是繁华的大城市，如提比利斯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此外，从恺撒至图拉真统治的近2个世纪中，罗马在北非还建立了许多军屯市，开始只是罗马驻军的城堡，逐渐发展成为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安梅达腊和马道鲁斯等。据统计，当时罗马非洲至少有500座城市，其中阿非利加省有200座城市。城市人口达到130—250万，约占罗马非洲总人口的30—75%。城市居民主要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包括罗马驻军首脑、行政长官、大庄园主和工商业奴隶主等。罗马皇帝塞维鲁就出生在阿非利加省大勒普契斯城，元老院的元老和禁卫军的统帅也有不少是出生于北非的城市。此外，城市居民还有希腊人、腓尼基人和柏柏尔人中的富人。城市里也住有为奴隶主们服务的工匠、执役等下层的当地人。罗马政府给予北非城市一定的特权—自治权。这些城市大都是仿照罗马城建造的，城内修建了罗马式的宫殿、剧场、浴室、水道等等。城外建有要塞和四通八达的道路。尤其是大勒普契斯城，罗马皇帝塞维鲁把它建筑成了一座“理想的城市”。宏伟美丽的港口和宏大广场之间由一条漂亮的宽大的中心大街连接着，还建有一座装有雕像的大拱门。

北非的罗马化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迦太基、契尔塔和锡卡等，不仅是罗马统治的政治中心，而且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里有发达的手工业，其中以榨油、酿酒、食品加工和陶瓷业等最为发达。城市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是出口农牧业产品的集散地。大部分产品是罗马大庄园生产的，也有一些是柏柏尔人交纳的税品。此外，罗马皇帝克劳狄、图拉真等，还大力向北非内地扩张，积极打通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文献记载，的黎波里塔尼亚诸港口和沙漠以南重要贸易中心——费赞之间的贸易往来相当活跃，非洲内陆的黄金、象牙、驼鸟毛、兽皮、珍贵木材、玩杂技用的稀有动物以及黑人奴隶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北非港口。这些商品除销往罗马本土和各行省外，还远销到东方各国。有些东方国家的商人也来到北非城市洽谈生意，将一些商品运往东方。罗马人在北非各城市里还极力推广罗马文化，拉丁文和拉丁语被用作官方语文。尽管如此，罗马化程度仍然是有限的，就整个北非地区来说罗马化处于次要地位。北非的广大农村和山区依然保持着非洲的古老文化传统，占北非人口大多数的土著仍然信奉着自己的神灵，使用自己的文字，讲着自己的地方语言，过着受奴役的乡村生活或游牧生活。罗马化的城市尤如大沙漠中的绿洲一样，仅仅是北非传统社会之上的亭台楼阁而已。

罗马对北非广大地区人民的压迫和掳掠，使北非广大人民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他们激烈地反抗罗马统治者。北非内地的部落居民从来没有被彻底征服过。在罗马辅助部队中服役的努米底亚人达克法里那斯逃离部队，在奥雷斯山区各部落中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他提出了归还柏柏尔人土地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的响应。公元17年，武装起义正式开始。达克法里那斯熟知罗马军队的作战规律和战略战术，故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突然袭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屡挫习惯于阵地战的罗马军队。罗马军队被迫改变战略战术，采用派遣大军四周合围起义军的战术。战争持续达8年之久，范围遍及北非南部的广大地区。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起义最终被镇压，达克法里那斯战死疆场。

公元4世纪30年代，以努米底亚为中心爆发了带有宗教斗争性质的阿哥尼斯特（意即“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运动。这是一次由多那图斯主教和柏柏尔人阿斯基多、法西尔共同领导的奴隶、隶农、贫苦农民和柏柏尔人的联合大起义。起义者大都是基督教信徒。基督教于公元2世纪传入北非，4世纪得以广泛传播，在北非形成了许多具有当地特点的土著教派，其中以多那图斯教派影响最大。多那图斯派主张过淳朴生活，教徒人人平等，从本地教徒中选举产生牧师和长老等神职人员，反对罗马主教的控制。这些主张实质上是反对罗马统治的政治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起义者洗劫罗马人的大庄园，焚烧奴隶名册和债券，杀死大庄园主和高利贷者。起义发展迅速，席卷了整个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地区。罗马派重兵镇压，起义者英勇战斗。阿斯基多和法西尔先后战死。多那图斯主教继续领导起义。最后罗马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很多起义者被杀死，运动暂时受挫。但是，毛里塔尼亚省紧接着又爆发了费里姆领导的起义。起义者摧毁了许多大庄园，占领恺撒·毛里塔尼亚省首府恺撒利亚城。公元373年，罗马皇帝派遣骑兵长官提奥多西带兵前来镇压。经过几次血战，未分胜负，只是由于某部落的叛卖，费里姆才战败身亡，起义被镇压了下去。公元5世纪初，阿哥尼斯特运动再度高涨起来，努米底亚仍是起义中心。阿非利加省的许多地区也参加了起义。公元418—420年间，起义一度受挫。公元429年，汪达尔人从西班牙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北非。阿哥尼斯特运动与汪达尔人迅速联合了起来，运动达到了高潮。公元430年，起义者杀死罗马在北非统治的代表奥格斯丁主教，罗马在北非的统治寿终正寝。

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了独立国家，统治了整整100年。公元6世纪30年代，拜占廷帝国的军队侵入北非地区，赶走了汪达尔人，建立了新的统治。北非被划归拜占廷帝国的一个大行政区，由皇帝派遣的兼有司法和财政大权的钦差大臣进行治理。大行政区下设四个军区，由四个将军分别管理。由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军队驻守在北非的各个城市中。拜占廷帝国在北非的统治相当薄弱，实际上只能控制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和山区始终未被征服。柏柏尔人在北非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小王国。北非内地山区依然住着许多游牧部落，广大农牧民仍然过着原始的淳朴生活。

第五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早铁器时代与班图人的迁徙

一、西非早铁器时代遗址与铁器的历史作用

已知的西非最著名的铁器时代遗址位于今尼日利亚的诺克地区。20世纪40年代，考古学家德·法格在诺克河谷几米深的地下发掘出陶器塑像、石斧和古代冶铁遗迹，后又发现包括13座炼铁炉的村落遗址。发现这些文物的地层属潮湿的纳库鲁时代，经测定约在公元前1000纪中叶。诺克地区位于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汇合处的东西向盆地上，连绵300英里，这里发现了大量“诺克祭祀小像”，其中有许多头像尺寸和真人相同或相近。这些陶像是诺克铁器文化的特征之一。

诺克文化在公元前2—3世纪发展到了顶峰。西非最著名的早铁器时代社会或许是诺克人的社会。到公元前500年，可能还要早一些，诺克人无疑已经在冶铁了。尽管诺克人已经有了制铁的知识，但是在他们认为更有效的场合仍继续使用石器，包括磨石、石臼以及片状石斧。诺克人的文化不仅早在2500多年以前就完全形成，而且，其影响显然是深远的。例如，达伊马的泥塑小像就具有类似诺克文化风格的特征，而达伊马的制铁活动大约在公元5—6世纪之间开始的。

伊格博乌库遗址的发掘证实，至少在公元9世纪前，尼日利亚东南部已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铁器制造技术。考古学家认为，至少在公元8世纪前后，达伊马地区居民已经充分使用铁器。

在西非乍得湖地区的沙里河下游，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古代村落遗址，并发现了一些与诺克文化相同的遗物，其中包括：精致的赤陶小塑像，石制装饰品，铜和青铜器、铁器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碎片，其中萨奥文化最具典型性。萨奥文化所有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只是在考古发掘的系统研究发表之后，才真正为人们所了解。这项考古发掘已在该地进行多年，是由法国人类学家让—保尔·诺博夫自1936年开始的。

在低矮光秃的丘陵脚下，靠近今天当地居民举行原始宗教仪式的地方，诺博夫发现了萨奥人的古城废墟。各式各样黄铜的、青铜的和铁的物件，石质的、骨质的、角质的和珍珠贝的雕刻品，证明萨奥人的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然而，在10到19世纪的发现物中，具有头等重要地位的还是焙烧的粘土物件，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使萨奥文化可以称之为“粘土文化”。萨奥人用粘土建谷仓，砌炉灶，制陶器、纺轮、网坠、玩具和饰物。大的陶瓮用来埋葬死者。萨奥艺术主要是以硬陶雕塑为代表的，它们可以分成表现人物的和表现动物的两大类。然而这两大类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人物常常动物化，而动物又常常拟人化。它们同诺克人的硬陶雕塑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几乎完全缺乏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

萨奥人的硬陶头像，大多数具有一种独特的、装饰的风格。鼻子、嘴和眼睛好像是附加在一块扁平的或稍稍圆鼓的平板上，这种平板呈椭圆形、圆形甚至三角形。头像没有前额，双目紧靠一起。嘴是千篇一律的“咖啡豆”形式，这种形式在对眼睛的处理上也是典型的。

形式接近自然而较少程式化的实例，是塔果村发现的所谓祭祀祖先的头像。三叉戟式的胡须遮蔽住短短的颈部；一张大嘴横贯面部，直达两耳；在半闭着的、沉沉入睡的眼睑下，空黑的裂洞盯着人们。

诺克人的硬陶头像都有很不相称的高高的前额。而萨奥人的硬陶头像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前额；脸的其它部分都很大，并且塑造极其完美。“粘土文化”在12到13世纪时达到了它的顶峰。在这一时期，大型塑像占据显著地位。在尼日尔河中游地区，铁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尼日尔河和巴尼河汇流处的巴尼河谷，马西纳和塞古的北部和东北部，以及今布基纳法索境内。这三个地区都出土了一种以搓捻过的绳滚花为装饰的大型厚壁陶器，并出土了大批铁器、磨光石器、青铜器以及家用陶器。这些文化的创造者一部分是种植粟类和水稻的农民，另一部分是以捕鱼为业的渔民。

在塞内冈比亚地区，特别是在塞内加尔河河口地区及塞内加尔北部滨河地区，已发掘了不少墓葬，出土了铁制工具、铜手镯、珠子、黄金及各种陶器，年代在公元750年左右。在今尼日尔地区也发现了铜与铁金属冶炼的遗址。考古学家认为，阿加德兹附近的阿泽利克（Azi—Lik）的炼铜约开始于公元前1360年，德格佛·阿加尔（Teguef-N-Agar）的冶铁约开始于公元前260年；有人甚至推测在泰尔米特山区的冶铁开始得更早，大约在公元前924年（？）。在上述两地发现的两个炼铜炉和炼铁炉，是迄今为止整个西非最早的铜铁出土物。据尼日尔《萨赫勒报》报道，“尼亚美大学尼日尔人文科学研究所在阿加德兹南部发现了许多与早期金属冶炼有关的遗迹。主要是用于冶炼铜和铁矿石的熔炉，其中有一些非常特别。”经过碳14多次测定，这些炼铜炉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炼铁炉已有2500年。在此之前，许多学者认为西非的炼铁技术是从麦罗埃（今喀土穆附近）和卡尔他热（今突尼斯附近）引进的。“从阿加德兹南部蒂吉迪遗址新获得的冶金推定年代，比麦罗埃的和在卡尔他热的铁的贸易年代更早，可能尼日尔这一地区是一个冶炼铁的独立中心。”关于西非的早铁器时代，B·丰·安达综合各种考古资料后作出如下总结：铁器时代的发展状况似乎和新石器时代的进程没有显著的差别。所不同的只是，西非最早过渡到金属（铁器）时代的实例出现在萨赫勒大草原地带的两端，而不是在南部森林边缘地区。在这方面，也像早期粮食生产的情况一样，所有文化上和年代学上的证据都有力地说明，进入金属加工这一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土著居民自己的功绩。西非早铁器时代，依照类型，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依照年代和地层，划分成以下几种组合体：（1）陶器、铁器和磨制石器；（2）陶器、铁器和（或）其它金属器具，有时和特殊的（陶罐）埋葬习俗联系在一起；（3）只有陶器、铁器制作和繁荣程度不同的石器制作混杂在一起的遗址，通常是铁器时代遗物组合体最古老的类型，多半反映了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

铁器的出现和应用在非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恩格斯指出：“由野蛮转入文明是从铁矿的冶炼开始的。”“清除森林使之变为耕地与牧场，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是不可能大规模进行的”。英国历史学家戴维逊高度评价了非洲进入铁器时代的重大意义。他指出，铁的冶炼和使用，使非洲人在前人没有耕种过的土地上耕种，在没有人传授他们如何采矿的地方开采矿物；他们发现了有价值的药物；他们善于灌溉梯田和在陡峭的山坡上保持水土；他们建立了新的复杂的社会制度；他们把可能从北方传入的一切化为自己的东西。经过长时期的充实、修改、体验和创造，他们学会了一系列技术，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艺术，发展起非洲特有的文明。具体地讲，铁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加了人类对环境的控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根据阿拉伯人的记述，加纳王国最重要的生产领域是农业，种植的作物有高粱、黍和棉花。考古学家已在加纳都城昆比遗址发掘了大量铁器，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农具。考古学家发现，在昆比，仅商业区的人口就达到了万余人。另据估计，公元初东非和中非人口不超过100万，至公元1000年已达到200—300万。（2）由于铁器的使用，促进了人类要求的多样化，交换和贸易得到了发展。现有的证据表明，从铁器时代早期，就存在着一个复杂而广泛的远距离贸易网，靠着当地的手工艺行业互相补充而繁荣起来（例如鱼和盐的贸易），尤其是在沿海各族居民和内陆务农的各族居民之间，以及在南方务农的各族居民和北方畜牧成份较大的社会之间，互通有无。进入这一流通的当地的重要产品包括铁和石头（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皮革、盐、谷物、鱼干、布、陶器、木器、柯拉果以及石制和铁制的个人装饰品。在西非区域内发展起来的内部贸易和手工业，使西非和撒哈拉两大地区之间的各条商路得以形成并维持下去。这种内部贸易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促进了较大村落和市镇的成长。关于西非森林地区，不断增多的考古资料表明，后来出现阿散蒂、贝宁和约鲁巴诸国以及出现伊格博乌库文化，基本上是由于使用铁器（也有些是使用非铁器）的早期居民非常成功地开发了他们的环境。（3）铁器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产生，于是在非洲涌现出一系列文明古国。铁器的使用使中央集权的王国和帝国的出现成为可能。铁器制品与盐、黄金、谷物、陶器、柯拉果等，是贸易的重要物资，而西非诸国的立国基础与贸易往来的繁荣是有极大关系的。（4）铁器的使用和传播使得整个黑非洲大陆得以开发。考古发掘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是西非，而铁的传播路线似乎是伴随班图人的迁徙而从西非传向东非、中非和南非的。从这些地区发掘的遗址存在的年代看，铁器传播非常快，是在短短几个世纪完成的。至公元5世纪前后，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铁器时代居民点已经相当广泛了。在卢旺达发现了公元3世纪的炼铁炉；在坦桑尼亚西北部、扎伊尔的基伍省即沿大森林的肥沃地带出土了砖砌炼铁炉，已存在复杂的高产的炼铁工艺，时间在公元1世纪左右。肯尼亚西部铁器时代遗址存在年代在公元3—5世纪。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交界处的铁器时代遗址年代约在4—11世纪不等。在中部非洲的卡兰博地区，出土了不迟于公元3世纪的铁器、铁渣，出土的铁器有矛头、刀尖、箭镞等等。在下扎伊尔也发现铁制器皿。上扎伊尔桑加和卡托的遗址出土的铁器，年代在公元7到8世纪。

南部非洲早铁器时代的考古发掘要丰富一些，根据南非著名考古学家D·W·菲利普逊的考察与研究，南部非洲早铁器时代遗址分布情况如下：

赞比亚铜带地区和卢萨卡高原上可见到两个关系紧密的群。铜带区琼兑群的陶器的特点是口部或加厚或无差别，最常用的装饰花纹是交错三角形构成的假浮雕V字纹和以宽槽为边的梳齿印纹，发现有这种陶器的几十个村庄都位于大河小溪沿岸。以卢萨卡高原为中心的早铁器时代遗址属卡普维林布韦群，它的陶器和琼兑群陶器的区别是口部增厚的情况更明显也更多见，各种梳子印纹则极少见，而由各种阴文图案代替。这种文化在卢萨卡东13公里的卡普维林布韦村显然只存在了一个短暂时期，其年代已测定为公元5世纪左右。这里遗留有许多倒塌的用非洲大麻建造的建筑物，其中许多似是炼铁炉。大量的废渣和铁块证明这一带曾大规模地炼铁。在赞比亚铁器时代的遗址，铁制工具比一般更为常见。在卡富埃河谷以南，赞比亚南方省富饶的高原地区发现了几处大规模的早期铁器时代村落遗址。利文斯敦周围的赞比西河谷大概是南部非洲勘察得最清楚的地区。这里的早铁器时代丹布瓦群兼有卡隆杜群与津巴布韦的戈科梅雷群的特点。

马拉维北部南鲁库鲁河上福波山旁的一个遗址，发现有早铁器时代文化长期存在的证据，其年代是公元2至5世纪。

在赞比西河以南的津巴布韦，同样存在着属于同一工艺体系的早铁器时代工艺，因地区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津巴布韦其余大部分地区的早铁器时代文化，从根本上看有很多相似点。专家们一般都同意把有关的陶器区分为三类：济瓦陶器大致集中在以伊尼杨加为中心的东部高地，西向哈拉雷，南沿莫桑比克边界地区伸延到洛费尔德。日索陶器（以前叫豹子山一号器物）在西南部的布拉瓦约一带。戈科梅雷陶器广泛分布在中南部地区。

林波波河以南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在第1000纪时期的分布情况现在已有眉目，但是实物证据不多，而且不完整。在德兰士瓦省北部索特潘斯山的马塔科马发现的陶器与在马拉帕蒂发现的陶器类似；该遗址的确切年代尚不得而知，但其陶器同已断定年代的马拉帕蒂陶器相似，所以它的年代大约为公元第1000纪后半期。在德兰士瓦省东北部察宁附近发现具有早铁器时代风格的陶器，年代断定为3世纪或4世纪。这说明早铁器时代工艺体系在林波波河以南传播的时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