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原廓,何俊宏,李楠,乐小鱼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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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26试读：
前言
17世纪中叶至17世纪后半叶，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在西欧，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雄心勃勃地要成为“太阳王”。而在世界的另一端，遥远的东方，两个东北亚的陆上强权，正围绕着黑龙江流域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在林海雪原和白山黑水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较量和拉锯。它们一个是仅用了数十年就征服了大半个西伯利亚的沙皇俄国；另一个则是同样仅用数十年就崛起于东北地区并最终入主中原的清帝国。这也就是《龙与熊的较量——17世纪黑龙江畔的中俄战争》一文所要讲述的。
在600年前的捷克，曾经爆发过一场超大型农民战争——胡斯战争，当时除北欧诸国外，其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因此其又被称为“第一次全欧战争”。这场从1419年持续到1434年的战争，是欧洲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决定性事件，也敲响了十字军运动的丧钟。战争中，火器的使用、战术的革新让欧洲的军事艺术开始发生巨变。而战争结束后，欧洲王权被进一步削弱，宗教改革的脚步逐渐临近整个西欧，欧洲开始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若想了解这其中的具体历程与事件，还请一览《五败十字军骑士的车堡——胡斯战争与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简史》。
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西夏由此建立。这是党项人在西北长达数百年盘踞经营的结果，也标志着北宋王朝自太宗以来西北战略的失败。《白高初兴傲宋辽——党项人的西夏立国记》一文将抛开所谓宋廷“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及“怯懦惧战”等简单批判性言论，从党项民族的发展历史入手，探究北宋早期西北战略失败的真正原因，从而透视党项人崛起的真实历程。2016年12月龙与熊的较量17世纪黑龙江畔的中俄战争作者/何俊宏
17世纪中叶至17世纪后半叶，发生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在西欧，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在经历了几十年风云变幻之后，英国于1689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君主专制正处于顶峰，雄心勃勃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增强财力、提升国力，正在通过如火如荼的改革强化中央集权。在世界的另一端，遥远的东方，两个东北亚的陆上强权，正围绕着黑龙江流域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在林海雪原和白山黑水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它们一个是仅用了数十年就征服了大半个西伯利亚地区的沙皇俄国；另一个则是同样仅用数十年时间就从偏远的中国东北一隅，成功入主中原的清帝国。从奴隶到主人的征服之路
沙皇俄国的前身莫斯科大公国，为13世纪末期由臣服于金帐汗国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分封而成，因首都设在莫斯科而得名。在外受蒙古人压迫，内有各路封建王公贵族互争雄长的环境下，这个新生的小国开始了卧薪尝胆的自强之路。14世纪开始，莫斯科大公国因为陆续兼并其他王公贵族的领地而逐渐坐大。他们的大公伊凡·卡利达（1325—1340）从宗主国蒙古金帐汗国那里取得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并获得了代征全俄贡纳的权力，开始领导俄罗斯诸侯。一百多年后的1480年，厚积薄发的莫斯科大公国趁着金帐汗国势力日衰，公然拒交赋税，引得金帐汗阿合马大怒。阿合马于1480年亲自率兵联合波兰一起来教训这个不老实的小弟。时任莫斯科大公的伊凡三世也亲自领军，与阿合马对峙于乌格拉河。结果，蒙古人因天寒地冻和波兰的援军迟迟不到而撤军。此后不久，阿合马就在内讧中被杀，金帐汗国解体。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二百四十年（1240—1480）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到了16世纪初期，莫斯科大公国仍然只是蛰居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一个小国家，周边依然存在着几个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小汗国，消除这些游牧政权可能带来的威胁就成为它早期扩张的主要动力之一。公元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即位，并自立为俄罗斯第一位沙皇。从这时候起，沙皇俄国之名才见于史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俄国熊”向当年把他们踩在脚下当奴才使唤的蒙古人亮出了深藏已久的獠牙。五年后的1552年，伊凡四世亲自率领大军消灭了喀山汗国，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也被沙俄吞并。1581—1598年，俄国人摧毁了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失必儿汗国，扫清了通往东方的最后障碍。此后十年间，他们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开垦荒地，修筑城堡。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一座座建筑风格具有鲜明斯拉夫特色的据点拔地而起，通往西伯利亚辽阔土地的大门就这样被打开了。伊凡四世画像
早在灭亡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俄国人就从与毗邻的失必儿汗国的交往当中得知，在乌拉尔山的另一边有一块辽阔而神秘的土地——西伯利亚。那里蕴藏着丰富的银矿和铁矿，还有黑貂、水獭、狐狸、灰鼠等珍贵毛皮。掌握了这些资源，就等于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其所带来的经济利润是无可估量的。所以对物产丰饶的西伯利亚，俄国人早已是垂涎三尺。在这笔巨额财富的诱惑面前，西伯利亚鹅毛般的大雪和凛冽的寒风也无法阻挡俄国人继续东侵的步伐。他们乘船策马，跨过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他们虽然悄悄地来，却绝不会“不带走一片云彩”地潇洒离去。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的城堡和一亩亩麦田！
就这样，在征服失必儿汗国之后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俄国人依靠这些土木混合结构的堡垒据点，步步蚕食。截止到17世纪中叶，俄国基本上拿下了西起乌拉尔山，东到鄂霍次克海，北濒北冰洋，南到喀尔喀蒙古，总面积达1000多万平方千米的西伯利亚地区。沙皇俄国从一个蜷缩在东欧的地区国家，迅速膨胀为横跨欧亚的全球领土第一大国，创造了世界领土扩张史中的纪录。
当时的西伯利亚，也不是一块渺无人迹的处女地。在俄国人染指这里之前，这里就已经生活着阿尔泰、汉特、涅涅茨、雅库特（国内称鄂温克族）、尤卡基尔、克里亚克、楚科奇等30多个民族。这些名号繁杂的族群隶属于古亚细亚、突厥、通古斯等不同的族系。他们或经营畜牧业，以放牧牛羊、养殖驯鹿等为生；或世代渔猎，划着原始的独木舟于江河湖海上捕捉鱼类和大型海兽。他们架鹰驱狗，背负弓箭，在深山老林里射杀紫貂、猞猁等野物，获取它们身上的珍贵毛皮，并将之制成衣物御寒。如有富余，他们则通过与其他民族物物交换来满足对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他们虽然生活方式迥异，语言也不通，但共同点还是有的：那就是受严酷自然环境和落后社会生产力的双重制约，人口基数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高，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上仍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17世纪西伯利亚地区主要俄国据点简表16—17世纪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武装力量（右：汉特人步弓手，中：雅库特人的重骑兵，左：楚科奇人武士）
他们如同星辰一般散居在西伯利亚的辽阔土地上，种种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没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整体。所以，在沙俄东扩的浪潮中，尽管他们也曾做出英勇的抵抗，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导核心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最终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许多原住民部族也因此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1462—1689年沙俄疆域变迁图，见证了其版图的急速膨胀
任何一国走上领土扩张的道路，都离不开雄厚军事实力的支撑，那么，作为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当时的沙俄军事力量究竟如何呢？北极熊的利爪
伊凡四世在位时期，沙俄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兵部”，其职能为制定战略计划，进行战争准备，实施战略指挥等，“兵部”下属的各部（属）则负责节制各兵种和武器装备制造等具体事务。总体上，从16世纪末期至17世纪末彼得一世改革前，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仍旧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的沙俄军队沿袭的都是伊凡四世时代所创制、以“军役贵族”和“射击军”为主体的军事制度。作战编制单位自上而下分别为千人队、五百人队、百人队、五十人队和十人队，约相当于现代军队编制中的团、营、连、排、班。其军队构成包括：
1．主要使用刀矛弓斧等冷兵器作战的贵族骑兵和民团。由于他们的武器装备是由军役贵族和各城市自己提供，所以规格不一、五花八门。
2．使用热兵器的常备步兵“射击军”和成建制的炮兵部队。
3.“城市哥萨克”“草原哥萨克”以及外籍军人。
所谓的“军役贵族”，其身份地位相当于同时期的日本幕府一般武士，都是世代行伍，效命于首脑的职业军人集团。他们是沙俄建国初期骑兵兵员的重要来源。伊凡四世时期，俄军账面总兵力达30万之众，其中骑兵高达近20万，这当中军役贵族组成的骑兵（包括他们的随从）就有10余万。以伊凡三世时期推行的“领地制”为保障，沙皇通过授予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吸引大小贵族投身到军旅当中。以每50俄亩（1俄亩=1.09公顷）领地出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兵，领地越多则应出的人马越多。筹备粮秣和兵器所需的花费，国家是不会报销的，由贵族自己想办法解决。每位贵族自15岁起必须亲自带领武装随从一道终身服役，承担应尽的义务。如果贵族自身因为身体等原因，无力承担兵役就必须出钱雇人顶替。有军功者重赏，违抗君命者轻则被鞭笞，重则被剥夺领地净身出户。
军役贵族的领地来源有三：沙皇的直接领地；原本属于大封建主的领地中肢解出来的部分；新征服的土地。授予军役贵族的领地不得世袭和买卖。
沙皇通过这一制度既削弱了大封建主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又令军役贵族成为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命的忠实鹰犬，还调动了军役贵族对外侵略开疆拓土的积极性。可谓是一石三鸟。
射击军就是由火枪手组成的常备步兵，兵员主要来自市民，最早创制于伊凡三世时期。他们平时驻扎在营区内，进行指定的军事训练，穿统一制式军装，由国家发给薪饷。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作战，对内维稳以及主要城市据点的防守。和同时期许多封建国家的军队一样，他们同时担任军人和警察的角色。每位士兵配备一杆自制或购自外国（如瑞士）的火绳枪和一把长柄月牙形钺斧；军官则配有手枪和军刀。
射击军的账面兵员在伊凡四世时代已经达到10万的规模，在征服喀山的军事行动中颇为得力。17世纪中叶以后，部分射击军士兵被调入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堡，以加强守备力量。16—17世纪沙俄炮兵16世纪俄军步兵常规队列射击训练图16—17世纪的沙俄贵族骑兵，刀矛弓箭等传统冷兵器一直使用到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才被彻底淘汰
俄国人对战争之神——火炮的青睐由来已久。伊凡四世时期，炮兵逐步发展成独立兵种。其下有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的区分，另外俄军的团级作战单位也配有直属炮兵部队。当时的沙俄军队号称拥有各类大小火炮2000余门，其材质有铜炮或生铁铸炮，使用轮式炮架搭载，发射实心球形铁弹。
到17世纪中叶，针对欧洲军事急速发展的新形势，沙俄政府又创建了欧式步兵、龙骑兵、骠骑兵等新式军团，高薪聘请来自西欧诸国的外籍军官担任教官，甚至直接任命这些外籍军官为俄军各级军事主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新军在沙俄对西伯利亚的征服行动，以及后来的中俄边境冲突中，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在这里笔者不再详细介绍。
总之，从16世纪开始，火器的广泛使用使得俄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一时期，火炮的发展使得城堡要塞等据点在作战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论是俄国人还是其他欧洲军事强国的军人，都一门心思地钻研起“如何垒好自家的围墙”和“如何砸塌别家的围墙”。与此同时，野战在战争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沦为攻城战的陪衬。虽然俄军还没有完全脱离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但是为了充分发挥热兵器的作用，其战术队形已经发展到方阵与线式队形的过渡时期，即减少纵深加大正面。俄军战斗队形仍以团为单位编组，通常是骑兵配置于两翼，步兵居中，炮兵在战斗队形正前方一字排开，预备队则居于战斗队形后方，相机而动。
不过，早期俄国人的政治军事重点一般都在欧洲地区，故此由军役贵族骑兵、射击军和炮兵部队构成的沙俄正规军，主要部署于西线。这些精锐力量主要投入到和当时还是一方土霸王的克里木汗国、波兰—立陶宛联邦等敌对势力的角逐当中。
特别要提到的是，克里木汗国虽然不能再现祖先把俄国人踩在脚下的辉煌，但也不是省油的灯。在1558年到1596年期间，他们对沙皇俄国的领土约有30次大规模进犯。其中最大的一次在1572年，克里木汗国围攻莫斯科，拐走了15万人口。据记载，当时俄罗斯人的尸骸塞满了莫斯科河！这就导致每年春季，不胜其扰的莫斯科当局都要动员多达6.5万名士兵在边境戒备。
1584年，伊凡四世暴毙。围绕皇位的争斗使沙俄陷入内乱的“动荡时代”。国力鼎盛、扩张欲望极大，且与俄国人早有宿怨的波兰人，趁机介入俄罗斯的政权争夺。1606—1612年间，波兰先是通过扶植傀儡代理人伪季米特里向沙俄渗透，进而撕下虚伪的面皮大举入侵。这次战争虽然以波兰的失败告终，但两国就此开始上演持续上百年的冤冤相报大戏。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沙俄政府无力也无意把自己手上最重要的两张牌——贵族骑兵和射击军，投入到针对西伯利亚地区的远征行动中。
所以，那些年里，投身于东方那片冰雪荒原的俄罗斯“拓荒者”，便是被俄国人奉为英雄主义典范，同时也为亚洲人视如仇寇的，带有雇佣军性质的“草原哥萨克”，以及少数的外籍军人。
严格意义上来讲，哥萨克并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跨越种族的集合体。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后期，当时部分俄罗斯人因为不愿意给金帐汗国当牛做马，而逃到今天俄罗斯南部与高加索山东麓，包括顿河流域、里海沿岸、第聂伯河下游和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当时生活在那里的有突厥钦察部和5世纪时就流落于此、放下马鞭靠打鱼为生的白匈奴人等形形色色的游牧部族。相同的命运轨迹使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生活的可能。于是这些当时主流社会的弃儿便通过联姻、共享猎场、订立攻守同盟等方式混合了起来。这个跨越种族和文化的新群体被改信伊斯兰教的土库曼突厥人称为“哥萨克”——好听点的翻译叫“自由人”，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无人管教的野种”。后来，这群人中的一小部分迁徙到黑海北岸，以游牧和经营毛皮贸易为生。
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城市贫民，与不愿成为农奴的农民们为了争取生活自由，也紧跟着迁徙到因钦察汗国被推翻、政治气氛显得较为宽松的黑海北岸地区。这些新加入的人群很快就融入当地，大大增加了“哥萨克”的数量。16—17世纪沙俄的常备步兵——射击军，装备以月牙形长柄斧和火绳枪为主，后期则大量换装了燧发枪
哥萨克人在人数上的急速膨胀，引发的新形势就是，在南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些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的哥萨克地方政权。这些新政权的产生打破了该地区原来的政治局势。东欧平原多、山地少，因此哥萨克政权多数以河流、湖泊来命名，如“顿河哥萨克”“里海哥萨克”“乌拉尔河哥萨克”等。
长期的游牧与亡命生活，使哥萨克人以骑术精湛而闻名。19世纪的俄国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是以这样的笔墨来描绘哥萨克的：“他们无拘无束，寻欢作乐，开始碰撞着所有的人……”“人们不能忍受勇士们的这种开心取乐，他碰着谁谁就死，必死无疑……”虽然文字简短，却也让后人能管中窥豹，在脑海中勾勒出哥萨克的群像——这是一群不修边幅、目无法纪、不受约束的亡命之徒。这个群体充斥着许多唯利是图的江洋大盗、小偷、强奸犯、杀手等罪犯。
早在伊凡四世之前，历代沙皇为了对抗周边游牧势力的侵扰，就曾经通过收买哥萨克上层头目，或多或少地控制哥萨克人，使他们成为俄国人手里的重要武力。
到了1574年，伊凡四世终于下定决心，要一举拿下早已是冢中枯骨的失必儿汗国。当时，沙俄在西线正受到波兰、奥斯曼、克里木三国组成的反俄联盟的严重威胁。作为国家支柱的正规军是不能轻易动用的，于是沙皇就想到了东部的豪门巨贾——斯特罗甘诺夫家族。
作为此时俄国境内屈指可数的封建大领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领地之所以没有沦为一众军役贵族的蛋糕，除了他们家的地盘和势力偏居东部一隅，对皇权构成的威胁相对较小外，还因为他们在沙俄东扩事业中积极出谋划策、献财献力。这样殷勤的奴才自然深得主子的信赖。所以，沙皇不仅授予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制造使用武器、自由招募使用火器的武装人员的特权，还别有用心地给他们家在原有封地的基础上增加一大片领地。这块新土地就是失必儿汗国境内的托波尔河流域——沙皇的意思已经够明白的了：地儿我是给你了，能不能打下来就看你们家的本事了。
心领神会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立刻行动起来，竖起招兵大旗四处拉人扩充队伍。这时候，一位长期流窜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一带的江洋大盗——哥萨克头目叶尔马克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虽然此人是国家严令通缉的要犯，但是身上却具备了作为一个殖民者队伍首领应该具备的特质：心狠手黑、勇猛过人。面对求贤若渴、携带厚礼，前来向自己颁发聘用证书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使者，叶尔马克一番盘算后觉得，这不仅是一个洗白自己、“重新做人”的好机会，还能将功折罪名利双收。于是他慨然应允。要说这位叶尔马克也没有白混江湖那么多年，他一出山，紧跟着就有500多名他的旧日党羽跟着前来投奔。俄国著名画家列宾所绘油画《扎波罗热人给土耳其苏丹回信》里的哥萨克
1581年9月1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之后，叶尔马克率领总数为840名哥萨克的远征队，配备了充足武器弹药、给养装备和翻译向导，向东进发。面对这样一支有备而来的精干武装力量，国力比早被俄国人灭亡的喀山汗国还要低上好几个档次的失必儿汗国仍然选择了奋起抵抗。然而失必儿可汗库楚姆和他的王子此时能动员起来的，只有国内各族牧民临时凑出来的几千名步骑兵。这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和叶尔马克几次交手都被打得一败涂地，连主要将领马麦特库尔都沦为俘虏，而哥萨克为此付出的损失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1582年秋季末，汗国重镇奇姆基、卡拉恰堡和首都伊斯克尔等地都被叶尔马克成功拿下。逃往南部的库楚姆汗并不甘心，依旧集合兵力伺机反击。此时走上事业巅峰的叶尔马克并不知道，死神已经在不远的地方向他招手。1584年夏天，这位失必儿征服者在南下征讨库楚姆汗的途中，遭到后者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他与他所率领的300多名哥萨克一起化为了鬼魂，此时距离他“誓师东征”还不到三年。不过，失必儿汗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两年后的1586年，400多名哥萨克再次卷土重来。到1594年，哥萨克的总数达到1100多人。这一次，失必儿汗国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老迈而高傲的库楚姆汗拒绝向俄国人臣服，其本人最终于1598年客死他乡。
就如同许多军役贵族和小贵族在目睹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成功后，争相效仿一样，叶尔马克虽然死了，然而仍然有无数继而起之的“叶尔马克”。他们怀揣追求财富与建功立业的梦想，踏着前辈留下的脚印与尸骨不断向东进发。后来，就连外籍军人、牧师、工匠、农民等各行各业的人，也加入到哥萨克东征的队伍中。俄国人的双鹰旗就这样借着这群“杂牌军”之手，插遍了西伯利亚的每一个角落。17世纪的哥萨克“西伯利亚大东征军”。他们除了使用火绳枪和火炮等热兵器以外，也有部分人使用刀矛等冷兵器，还有甲胄（锁子甲）等防护装备也被保留
到17世纪30年代末，在哥萨克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下，俄国人的势力已经延伸到中西伯利亚高原和东西伯利亚山地的交汇地带。沙俄政府通过设置若干督军区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虽然地盘不小，但他们并不满足。这些新征服的地区虽然为他们提供了海量的实物税收入，但是因为纬度高，常年气候寒冷，连粮食都不能自产，以至于每年沙俄政府都要从南西伯利亚的城堡甚至本土往这里调运粮食才能勉强维持人马的消耗。为了降低统治的成本，俄国人迫切需要向气候较温暖、维度较低的地区扩展疆土。
1636年，在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强征实物税的俄国小贵族克佩罗夫，无意中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南方靠海的地方有条大河，河的两岸不仅居住有种田为生的达斡尔族人，河附近的山里还盛产银矿。同样的消息也在叶尼塞河一带的俄国殖民者中流传着。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沙俄当局决定派遣人员南下寻找这条传说中的大河与这条河两岸的土地。
这条挑起了俄国人欲望的河流，被当地的通古斯人称作萨哈连乌拉，而它的汉语名字，叫作黑龙江！
俄国人并不知道，在他们之前，早已有另一方势力把黑龙江流域的肥沃土地变成了自己的后院。此时，虎踞中国东北的新兴政权，刚刚把自己的名字从后金改为清。“老罕王”的发迹史
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明王朝统治时期，是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渔猎民族混居的大杂烩地带。当地“杂胡夷种”的分布区域与当年建立金国的女真人活动过的地方有所重合，所以他们被统称为“女真人”。按照文明开化程度的不同，有“生女真”和“熟女真”之区别。生活在明朝边境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各部，和明王朝较早发生接触并且确立了相对稳定的臣属关系，其大部分族群由此筑城定居，发展出了农耕文明，被称为“熟女真”。而那些生活区域比海西女真更往北的族群，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则属于“生女真”，或者称为“东海女真”“野人女真”。1409年，明成祖朱棣曾设置奴儿干都司，以确立对这些“生女真”的宗主权，但不过数十年之后这一羁縻行政机构就被撤销了。
1583年，当叶尔马克还在失必儿汗国跟库楚姆汗的残余势力较劲的时候，遥远的东方，明朝辽东地区，一场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战争双方是发动叛乱的建州右卫古勒寨和前来平叛的明朝军队，后者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作战期间，与古勒寨寨主阿台有亲属兼亲家关系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带着儿子塔克世因故潜入古勒寨，结果死在了乱军之中。事后，明朝当局为息事宁人，指令塔克世的长子、一个25岁的年轻人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职务，并授予其龙虎将军的称号。这个年轻人，名叫努尔哈赤。
走马上任的努尔哈赤继续以恭顺态度事大明朝，该交的税赋一样都不少，对于手握重兵的明辽东总兵李成梁，他更是厚加贿赂以蒙蔽对方。之后，他把矛头指向了古勒寨一战中，给明军带路的建州加哈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明末女真各部形势（1582年）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倚仗的发家资本是自己的爷爷和老爹留下的13副甲胄和不足百人的小部队，可谓是白手起家。尽管如此，努尔哈赤还是迈出了起兵造反的第一步。他和兄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等人，联络血缘关系较亲近的几位寨主，一起集结500多人讨伐尼堪外兰。此役努尔哈赤虽然没能达到手刃仇人的目的，却成功打出了自己的威名。邻近的一些城寨寨主或部落首领也都慕名来投，使建州左卫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如何制定一项制度兼顾行政和军事管理就成为努尔哈赤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女真人的传统，行围狩猎和征战以10人编为一组，参加者各出箭一支，公推一人为首领，称“牛录额真”（箭主），这个小组就被称为“牛录”（女真语称箭为牛录）。这一传统管理方式给了努尔哈赤很大启发。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将每300男丁编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下置代子2人、章京4人。4名章京分领300男丁，编为塔坦。5个牛录编为“五牛录”（后改称“甲喇”）,5个“五牛录”编为一固山。到了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共设8个固山，分别以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为标志，所以八固山又习称“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后改称“都统”）、甲喇额真（参领）、牛录额真（佐领）。军政合一、全民皆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八旗制度就此形成。努尔哈赤政权的成员皆隶八旗之下。旗及其下属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则荷弓从征，军械粮草皆为自备。
虽然一直号称“骑射立国”，但实际上在努尔哈赤早期的军事生涯中，其麾下的建州兵并非以骑射著称。建州三卫的地理位置属于今天吉林、辽宁两省交界的山岳丘陵区，其族人大部分都过着定居的生活，修筑城堡村寨等作为固定的物资囤积地和人口集散地，所以不同氏族间的征战杀伐都是围绕着攻城拔寨而进行。这种以城寨攻坚为主的战争形式，加上他们有基本的冶金制造业，能够自行锻造刀矛箭镞等冷兵器和护体甲胄，决定了建州三卫的军队以重装步兵为主。除了颇具规模的农业生产，他们还兼营渔猎和山货采集等。在这些生产活动中，成年男子一般都能掌握投枪、射箭等技艺。作为文化程度较高的族群，建州统治者还完全有能力制定一套严格管理的军事制度。以上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一支装备良好，具有极高组织性和纪律性，战技突出的山地步兵。
史载：“其军法，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披重甲，持戈矛；后三十人披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则两人跃马而出，观阵虚实，然后四面结阵驰击，百步之外，弓矢齐发。”（罗曰聚《咸宾录·东夷志·女直》）
由这段记载可见，建州步兵内部有四成的重甲长枪兵；其余六成左右为轻甲弓箭手，他们身着无下裳的布面甲胄，配备了单手柄的雁翅刀和柳条编制的盾牌作为近战兵器。建州人使用的弓是一种长梢大弦垫筋角木反曲弓，后来被冠以满族弓（或清弓）的称呼。这种弓从中间向两边对称，依次为握把、弓臂、弦垫和弓梢。握把为木质，上贴暖木与鱼皮。弓臂内是由桦木、榆木等木材制作的弓胎，背贴牛筋（有的用鹿筋）。弦垫有骨制的，亦有木制的。弓梢为木质，中夹角片。弓弦分为皮弦、丝弦和筋弦三类。由于明王朝为了限制周边少数民族的武备，严禁制良弓所需的毛竹、水牛角运到民族地区，所以建州弓胎面上的角材，只能采用多段黄牛角或羊角磨制、拼接而成的黏合角片。这样制作出来的角弓，射出的箭速和射程都不如水牛角材制作的，而且要让弓发挥威力，就必须把弓体做得十分长大。
这就赋予了满族弓一项独有的性能——同等磅数下，满族弓能发射更重的箭矢，对人体造成的创伤也远比一般的战箭更为致命。其近距离的杀伤力堪与早期火绳枪抗衡。当时训练有素的女真射手每分钟可射出5到10箭，而同时期最熟练的明军火绳枪射手也只能1分钟射出2发子弹。所以某些条件下，满族弓虽然是冷兵器，但是却能对早期火器形成一定的压制。所以，等到清乾隆时期，虽然清军中鸟枪（火绳枪）兵比例大幅上升，但依然在军中保留了弓箭手这一兵种，以作为近程火力打击的补充。私人收藏的存世的满族战弓实物。下弦状态下弓身长度能达到170厘米左右，长大的弓梢作用类似杠杆，在把弓拉开一定距离后会产生省力的效果，弓梢根部的弦垫可以降低回弹时弓弦对弓身的作用力，起到良好的减震效果，有利于提高射击精准度。后金到清初，普通战弓拉力在48千克以上，由于设计合理操纵起来很容易上手
在明朝人留下的相关史料记载中，对建州士兵的评价是这样的：“《顷见新略》书谓，奴（努尔哈赤）步善腾山短战，马兵弱；北关（按：即叶赫）马兵最悍，步兵弱。故奴畏北骑，北畏奴步。北关白羊骨（即布扬古贝勒）辈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骑，力相抗也，技相敌也。”也就是说，作为努尔哈赤死敌的叶赫部，其首领都对“奴步”的战斗力水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以写作《农政全书》而闻名的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也说：“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而谈东事者但以为长于弓马而已。”
至于后来被雍正、乾隆两父子视为“立国之本，旗人之要务”的骑射兵种，在努尔哈赤创业早期还不是主流。建州女真的马匹多数购自蒙古。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可能采取蒙古人那种逐水草而居放牧马匹的方式，只能像对待家畜那样把马圈养起来。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马匹的质量有所下降，速度和耐力都逊于放牧养出来的马匹。加之骑兵在山地战和城寨攻防战中并不起主要作用，也就没有大力发展骑兵军团的动力和必要。马匹对建州兵的作用更多是在远程奔袭任务中充当斥候，或者是步兵提高机动性的载具。直到后来征服了半农耕半游牧的海西女真叶赫部，努尔哈赤的帐下才拥有了一支颇具规模、野战能力强的骑兵。之后随着一些蒙古部落也陆续投顺，他的骑兵实力更加壮大，兵种构成和战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也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仍复前，莫敢退，退即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强悍的军事实力是努尔哈赤得以“削平各处”的重要保障。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当沙皇的哥萨克们还在叶尼塞河流域抢夺资源与地盘时，年近花甲的努尔哈赤已经通过三十三年的不懈征战，基本摆平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各路大小女真势力，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努尔哈赤自称“大英明汗”，俗称“老罕王”，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之后，自觉翅膀硬了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向昔日的主人明王朝发起了进攻。清代箭矢，箭镞形制由于用途不同而种类繁多，总长度一般为1米上下，用于战阵的箭镞截面相当宽大，为保证箭支飞行的稳定性和箭速，通常搭配长箭羽，箭杆则修正为首尾两端略细，中间稍粗的形状，称为“套档子箭”
彼时的明朝虽然衰败之象已显，然而东亚第一大国毕竟不是吹出来的，地多钱多人更多，远非辽东一隅的“蕞尔小邦”可以比拟。后金建国之初，全国人口不过50万之数，其中可充当生产力和兵员的成年精壮男子不会超过10万人。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4月，后金以倾国之力第一次大举攻打明朝边境。尽管后金军初战便把抚顺等明军据点拿下，但随后因为兵力不足以与明军抗衡而被迫主动撤退。有鉴于此，老罕王终于意识到，仅靠脚下这点土地的人口和产出想斗倒明朝这个巨人着实还欠点火候。于是他便加紧对后金周边那些小势力的掠夺，这些不幸的小势力中就包括前文所讲的“野人女真”。
关于17世纪初黑龙江流域各土著民族的分布情况，清代学者魏源在《圣武记·卷一》的“开国龙兴记”里这样写道：“其扈伦四国外，劳征抚者，莫如东海三部及黑龙江之索伦等部。东海三部日瓦尔喀部、虎尔哈部、握集部。又有最远之使犬、使鹿、库页等部。黑龙江北则索伦、锡伯、达瑚尔、鄂伦春、卦勒察等部。其种族散处山林，非有酋豪雄长抗衡上国……”不难想象，面对磨刀霍霍的后金铁骑，这些边远地区的小部落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从“基因库”到“货源地”
事实上，早在1616年，努尔哈赤就派遣得力干将达尔汉和硕翁科罗，率兵2000远征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萨哈连部，先后拿下11个村寨，招抚“使犬部”等数十个当地部落，同时又发兵400至库页岛使当地土著内附。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俄国叶尼塞斯克城堡建成的那一年，后金汗国在刚取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后，调转矛头，两次攻击了广泛定居于牡丹江流域和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处的“东海三部”之虎尔哈部，前后掠走人口4000余众。1621年到1625年，尝到甜头的后金再接再厉，三次发兵虎尔哈部，总共捕获人口3500多人。就这样，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几乎成为后金补充人口的“基因库”。此时，后金的北部陆上国境也推进到了今天日本海沿岸的海参崴、双城子一带。17世纪黑龙江流域部族分布图
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病逝，其子皇太极继位。比起自己那个只会上阵抡刀子砍人和抢东西的阿玛，这位身材壮硕的新汗王显得更有一个政权建设者应当具备的头脑。对内，他改变其父晚年轻漫汉人文士的态度，对汉人谋士予以重用。对此前被视为奴隶的下层汉人，也令他们“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并随之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推进汉化的新政，缓和了境内的民族矛盾。由于当时归附后金的蒙古人和汉人官兵日益增多，皇太极便在满洲八旗之内，又增设了蒙古旗和汉军旗。这使得使八旗制度臻于完备，武装力量不断扩大，常备军从努尔哈赤时代的6万多人猛增至10余万。皇太极画像《皇清职贡图》中的东北少数民族猎手
文治成绩突出的皇太极，对外武功相比其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位期间，后金攻灭了黄金家族直系后裔、漠南蒙古实力最强的察哈尔部；两次攻入朝鲜；八次攻入明朝塞内，三次直逼明朝首都北京城，一直深入到山东地区，整个华北都为之震动。在这些战争中，后金掳掠了大量的人口，极大地充实了自身的人力资源。随着对明朝战争规模的扩大，军费支出也日渐增加。故此，虽然后金针对北方地区、以掳掠人丁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依然存在，比如1633年（后金天聪七年）征讨黑龙江下游赫哲族乌扎拉部的行动，但是“取其生口而劳役之”已非征伐之要务，“使彼输诚向化，获其物产而用之”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皇太极在宣谕征伐黑龙江的将领时就说得很清楚：“兹地人民语言、骑射与我国同，抚而有之，即皆可为我用。”体现了皇太极的政策：“恩威并用，征抚并行”。
这一新政策出台，效果立竿见影。就在天聪八年的五月初一，居住于黑龙江支流精奇里江多科屯一带的索伦部首领巴尔达齐，亲率44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后金都城盛京（沈阳）表示臣服。当时，索伦部是黑龙江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氏族联盟，分布地区大概是南到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北至外兴安岭，民族成分包括今天的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其中又以达斡尔族最富有，鄂温克族最强悍。这位带头来给后金上贡的巴尔达齐，就是达斡尔人。
巴尔达齐此行带来的贡品是“1818张貂皮和若干张狐皮”。对于这个态度恭顺的新人，皇太极给予了他莫大的恩典——将一名宗室女子许配给他为妻。巴尔达齐由此成为后金的“额驸”，一跃跻身于后金贵族，备受礼遇。不到一年后的1635年（后金天聪九年）4月，巴尔达齐带着弟弟额讷布等人来朝。正在察哈尔前线督战的皇太极特意捎口信给盛京方面说：这孩子是咱家的女婿，要好好招呼，让他们吃好喝好（昔巴尔达齐为我婿，照旧礼杀牛迎接，吃食亦照旧供给）。此后，巴尔达齐更常常收到皇太极赏赐的毡帽、衣裤、箭袋等生活用品。对于这个偏远地区的小酋长来说，这些赏赐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实际用途。
于是，更多的索伦部族开始效仿巴尔达齐，连散居在黑龙江下游的鄂伦春、赫哲族和费雅喀人也都前来进贡。以1635年7月为例，从黑龙江来进贡貂皮的酋长团队总数达到66人。这些来自各路山头的小头目，三两成群捎上些皮草山货等土特产就“来朝贡献”。皇太极照样是来者不拒，“依例封赏”。通过这种“上贡”“赏赐”的互动，后金与索伦部的宗藩关系就这样开始形成，黑龙江流域也初步被纳入后金的势力范围之内。到了后来的清朝初年，双方更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而严格的“贡纳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盖奴酋擅貂参之利，富强已非一日。”对于后金政权而言，毛皮和人参等珍贵药材，绝不仅仅是用来赏赐有功之臣、显示皇族地位、收买人心的工具，更是后金在对外贸易中能获得巨额利润的重要商品。其买卖所得成为后金庞大军费支出的重要来源。同时这项贸易还给后金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暗中投靠过来的关内明朝晋商集团。以“敢为天下先，要钱不要命”而著称的晋商集团，在走私东北山货到内地的商贸活动中挣得盆满钵满，由此傍上后金这个新主顾。他们不仅竭尽所能地给后金搞来了水牛角、干制大毛竹、火药等重要军事物资，还将自己的商号变成了后金收集明朝军事情报的“交通站”。后金回馈他们的方式，就是为他们的走私活动提供充足的货源。而这一重要货源地就是黑龙江地区。所以，对于索伦部那些头领们，后金政权是尽可能摆出和颜悦色的面孔，广施小恩惠，诱使他们乖乖上贡。
1636年，为了彰显和明朝“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五行上把明朝克死，同时也为了在心理上降低汉人对己方政权的敌意，后金汗国更名为“大清帝国”，由一个专营抢钱抢人抢地盘的“强盗集团”，蜕变为一个具有稳定、完善组织结构和配套制度的政治集团。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女真”族名也被改为“满洲”。皇族姓氏则由之前明朝所赐的“佟”变成了“爱新觉罗”。一手缔造家业的努尔哈赤被尊为“太祖皇帝”。同年，皇太极命满洲镶蓝旗71岁老将吴巴海领军驻守宁古塔，并在这个后来以流放罪犯而闻名的苦寒之地设置了副都统辖区。其治所位于今黑龙江省海林县，其直接管辖区域相当于今吉林省大部和黑龙江省南部部分地区，兼管黑龙江流域各土著部落的贡貂等事宜。受此浩大声势的触动，次年4月，黑龙江另一位著名的索伦部首领、鄂温克杜拉尔氏族的头人博穆博果尔也融入到同胞们进贡的潮流当中。虽然他一度表现积极，甚至还派人参与了清军追杀叛乱者喀木尼汉部落首领叶雷的行动，不过很快博穆博果尔的忠诚度就开始下降了。从崇德二年到崇德四年（1637—1639年），他仅仅入朝两次，也没有按照规定如数缴纳贡品。不仅如此，这位“黑龙江库尔喀部索伦，以材武长其部”的首领，在“非有豪酋雄长抗衡上国”的黑龙江流域还深得当地民心，以至于“江南江北各城屯倶附之”。他更聚集了一支拥有步骑6000余人的部族联合武装，俨然一副要和满洲人分庭抗礼的架势。刚刚从汗王升格为帝王的皇太极见此情形，开始“虑其势盛不可制”。他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让此时专注于伐明战事的帝国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也为了让大清的招牌还能在黑龙江镇得住人，必须要把博穆博果尔这股反抗的力量压下去。
1639年（清崇德四年）12月，皇太极派遣索海、萨穆尔喀、穆成格等将领率3000余人分兵数路“往征索伦部落”。1640年（清崇德五年），清军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博穆博果尔将手底下6000多号人，分驻于多陈等4座木城里抵抗。清军在开战初期稍微受挫，但随后就凭借武器装备和组织上的优势大占上风。原先跟着博穆博果尔一起造反的那些大小部落见势不妙，便开始挨个向清军缴械投降。到了当年7月，力不能支的博穆博果尔选择了逃跑，带着家小亲随沿着黑龙江往上游撤退。清军再次进击博穆博果尔，一直追到一个叫奇洛台的地方，也就是今天俄罗斯境内的赤塔附近，最终将博穆博果尔及其余部拿获。博穆博果尔本人被清军押解回盛京后处死。
平定博穆博果尔叛乱一战，可视为入关前清帝国对黑龙江流域征服行动的高潮。此役俘虏参与叛乱的索伦部各氏族男女老幼6956人、牲畜1100多头（匹）、珍贵毛皮5400多捆。依照惯例，这些人丁大多数都被南迁到盛京附近，编入八旗的“牛录”中以补充人力。其他索伦人也被迁离原居地以防他们再聚众生事，唯独达斡尔人获准留居旧地。这一点要归功于作为“纳税模范”和“皇亲国戚”的达斡尔头人巴尔达齐。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这位酋长自始至终保持着对皇太极的忠诚。即使在叛军最嚣张之际，他所统领的部众依然“未曾附逆”。基于这一点，皇太极不仅没有将他们强行迁徙，甚至对巴尔达齐趁着清军战胜的机会，兼并其他索伦小部落的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此，整个黑龙江中游地区几乎只剩下达斡尔人一家独大，到了康熙年间，“达斡尔”一词就和“索伦”并称了。
1643年（清崇德八年）9月21日，在位十八年的皇太极病逝，庙号“太宗”，谥号“文”。在这位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帝王生前留下的文案中，提及经略帝国北部边疆有这样一段文字：“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的确，清太祖在位时期，后金政权的北界仅到今天吉林省的北部，而到了皇太极时代，才算是从形式上把整个女真地区都统一了起来。包括上游石勒喀河在内的整个黑龙江流域的大小部族，都向“博格德汗”俯首称臣。但是，清帝国此时正忙于和明朝作战，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南方战线上。虽然对索伦人的叛乱采取了果断而严厉的惩罚性处置，其出发点却也不过是为了后方的安定。再者，对清帝国的统治者而言，长城以内的“温柔富贵乡”显然比“北大荒”更有吸引力。纵观太祖、太宗两朝用兵黑龙江，目的也仅在于获取该地区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充实自己，并不是为了将之“纳入版籍”。所以，哪怕是在彻底平定博穆博果儿叛乱后的有利形势下，清帝国也没有在黑龙江地区通过设置行政区划或者留驻军队的方式，建立有效的直接统治，而是仅仅满足于当地土著的“臣服”。同时，由于清朝历年来对当地的征伐掳走不少人口，使得当地本就不多的人力资源更加匮乏。所以到后来面对俄国人侵扰的时候，当地的土著既没有相关的组织整合他们的力量来抵御外敌，自身又缺乏足够的实力，终于使得俄国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鸠占鹊巢。
就在皇太极去世的这一年冬季，黑龙江上出现了一小股当地居民此前从未见过的武装。这些人金发碧眼、面貌丑陋，武器是几乎人手一根的长管子，队伍里还有一根搭载在车子上的铁质粗大管状物——俄国人来了。来自北山的罗刹鬼
外兴安岭以北的俄国人自从在土著那里听了关于黑龙江的种种传说后，早就是垂涎三尺了。1638年（清崇德三年），叶尼塞斯克督军就曾派遣头目马克西姆·佩尔菲耶夫率领36名哥萨克，试图把黑龙江流域的情况侦察清楚。不过他们在历时两年，辗转找到勒拿河上游通古斯人的居住地，强行征收了几捆貂皮实物税之后，就因为缺乏食物，队伍发生内讧而被迫回转。当然他们此行也不是一无所获，最大的收获就是证实了传闻中所言黑龙江两岸有从事农耕的居民确是事实。至于金山银山则纯粹是传说而已。达斡尔人手里头的贵重金属、丝绸锦缎之类的奢侈品并非自产，而是通过贸易和清朝皇帝赏赐所得。
虽然如此，佩尔菲耶夫一伙人带回的信息依然让俄国人欣喜若狂。在“为沙皇造福”这一口号的呼吁下，时任雅库茨克督军的彼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决定派人进一步探测黑龙江地区的详细情况。1643年7月15日，一名叫瓦西里·波雅科夫的督军衙门文书官，带着132名哥萨克、1门小型野战炮以及一些粮秣弹药离开雅库茨克南下。在十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乘船沿着阿尔丹河及其上游支流乌楚尔河行进，并在乌楚尔河的支流戈诺玛河建成了一座简陋的冬营，以停泊船只和储备辎重物资。在留下40人的守备力量之后，波雅科夫带着剩下的92人乘坐雪橇走陆路，翻过外兴安岭到达精奇里江流域。他们在精奇里江支流乌穆列堪河边，修筑了一座设防的小据点。而后他们到达附近一个叫乌尔堪屯的达斡尔村庄，受到当地人的盛情款待，“收到十头牛和四十筐燕麦”。在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该村落附近有一座叫莫尔迪奇的城堡，里面有更多的粮食和物资之后，难改强盗本色的波雅科夫居然派遣手下前往该城，诱骗并劫持了城里的3名达斡尔酋长为人质，以胁迫城里的达斡尔人无条件投降。然而莫尔迪奇的达斡尔人不吃这一套，他们从城里突然出击，与城外的兄弟部族一起夹攻波雅科夫，杀死并俘虏了10余名哥萨克。经此一役，波雅科夫及其部下无法再去寻找土著居民点栖身，只能龟缩在乌穆列堪河边那座小据点里，在饥饿和达斡尔人的箭雨下惶惶不可终日。到最后，这群丧家之犬居然吃起了战斗中被打死的土著人的尸体！等到留守戈诺玛冬营的40人带着粮食赶来时，波雅科夫身边的92人除了被打死的十几人外，已经有四五十人饿死。然而波雅科夫并未停下脚步，因为到此时为止，他还没有获得哪怕一点貂皮或黄金作为交给督军的实物税。于是他继续率队向精奇里江下游前进，路经许多臣服于清帝国的达斡尔人屯寨，其中就包括皇太极的驸马巴尔达齐的城寨。而后波雅科夫一伙进入黑龙江，并且顺江而下一直到黑龙江江口。“罗刹毛子进村了！”沿途的土著赫哲人和费雅喀人早已听说这伙金发绿睛白皮怪物在莫尔迪奇干下的“好事”，纷纷自发阻截俄国人，迫使波雅科夫每经一处聚居点都要花很长时间强行闯关才能通过。一路上虽然搞得鸡飞狗跳，倒也让他抢到了480张貂皮和6个貂皮筒。行进中的哈巴罗夫一伙
1645年（清顺治二年）6月，蓬头垢面的波雅科夫一伙返回雅库茨克。在上交给督军戈洛文的报告中，和黑龙江土著鏖战两年的波雅科夫夸下海口：“征服我所经过的这些地区，只需要300人和3个城堡就已经足够。”这些话语使俄国人保持了勘察乃至征服黑龙江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步波雅科夫之后尘，其中的“模范人物”就是富有的猎户叶罗菲·哈巴罗夫。
1649年（清顺治六年）秋天，哈巴罗夫受新近上任的雅库茨克督军迪米特里·特兰斯别科夫派遣，率领70人的远征队南下前往黑龙江。临行前，财大气粗的哈巴罗夫向督军大人拍胸脯表示：“远征队伍的一切经费就由我自己掏腰包解决，您就等着收税就行了。”有此言在先，后者自然乐见其成。1650年（清顺治七年）年初，哈巴罗夫远征队抵达黑龙江边，之后进入达斡尔酋长拉夫凯的领地。由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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