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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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百人说百事试读：
前言
年华似水，岁月如歌。俯仰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63个年头了。为重温和了解历史，象山县政协文史委秉承“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之宗旨，编辑出版了《象山百人说百事》一书。书中记录了从抗日战争至改革开放这段时期象山大地上的人和事。这些回忆文章以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生动地再现了一段难忘的历程。有的记述了象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例如当年的抗击日寇、海岛剿匪，今日读来，仍是那样的动人心魄；有的尽管只是记述了一件并不十分重大的事情，但一滴水可以反映大千世界，这些看似琐细之事，在人们的记忆里却是刻骨铭心的；有的以自豪的笔触叙述自己有为的人生和有成的事业，证明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道理，反映了半岛象山的人杰地灵；有的怀着感恩之心抒发自己作为远离故土的赤子对家乡象山的深深眷恋，字里行间流露着浓浓的乡情与亲情，这种可贵的恋乡之情正是他们战胜困难、奋发有为的精神支柱；有的事件则告诫我们，单凭主观愿望和一腔热情，违反规律、漠视科学，是办不好事情的……这些珍贵的史料，前后跨度长达50多年，它是反映中国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一组掠影，它是昭示时代潮流曲折前行的一串浪花，它是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曲乐章。
遗憾的是，有的作者邮来稿件后不久就告别了人世。由此，我们不仅感到这批史料的价值，也感到抢救“三亲”资料的紧迫性，编辑这本书确是一件适时应世之好事。
当我们以文字及部分图片再现渐行渐远的事件，带来的应该是时代的回味，历史的借鉴。当今的年轻人，对于这些事件可能会有些好奇和陌生。我们期待，这些文章能让年轻人明白老一辈人走过了一段怎样的路，从而能认真梳理、认识和研究这一段历史。
过去的事对今天而言都已成历史，历史每时每刻在不断地厚积，我们要有宽广的襟怀去包容历史。丰年稔岁，太平盛世，色彩斑斓的现代生活，更容易使一些年轻人忘却历史，忘记前辈的筚路蓝缕。当然，我们了解历史，不只是为了知晓过去，更重要的是能以史为鉴，使我们未来的路走得更好。让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倾听过来人所诉说的往事吧。2012年12月
黄土岭之战
冯象贤冯象贤，1926年生，象山县丹城镇十字巷人。1937年入象山佛教孤儿院，后由院方出资，先后毕业于象山县初级中学、宁波中学。1950年在宁波市公安局工作。1952年被保送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习，1956年分配到北京通州地质部干部学校任教研组长，1962年调到象山中学任教研组长，1984年任教于县教师进修学校。多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优秀班主任等。
大约是1943年冬天，那年雪下得特别大，漫山遍野白茫茫的一片。
就在这白雪积得厚厚的一天，象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阻击战：国民党象山县的自卫队在黄山岭、洋心一带，与日本鬼子展开了血战。
当时的自卫队副队长是王孝南，一足有点跛；坐镇指挥的是定象二县县长兼自卫队队长苏本善。
那时的形势是：日本鬼子侵占丹城后不久就退兵了，留下一支小部队侵驻茅洋，在那儿构筑碉堡，开采砩矿（绿石矿）。原留驻的汪伪和平军一个团也从丹城撤走了。而国民党象山县政府则在西乡关山、牌头一带，丹城成为一个中间地带。苏本善得到情报，有一小股日寇在某日想到九顷一带活动，要路过黄土岭。于是苏本善亲自带领一些湖南兵，并命令王孝南率自卫队在某日于黄土岭一带伏击敌人。这天刚好雪后放晴，王孝南率部在黄土岭、洋心一带预先埋伏，而苏本善亲自在南门城墙上架起一架重机枪坐镇丹城。
那时，我在通源布庄当学徒，亲眼看到苏本善穿着草绿色哔叽军装，手戴白手套，威风凛凛的样子，至今印象深刻。
上午八九点钟，战斗打响了。
日本鬼子的小分队趾高气扬地从茅洋溪口出发，以为可以弄些横财，不防有自卫队伏击。当日本鬼子爬上黄土岭山腰时，自卫队士兵居高临下开枪射击。冷不防，鬼子蒙了，就伏地还击。苏本善带来的湖南兵与自卫队骁勇善战，凭手中的中正式步枪，与小股日寇展开激战。日本鬼子人数不多，又处下风，兵力弱，而自卫队人多，力量大。经过几个小时的时打时停，鬼子终于寡不敌众，夹着尾巴溜回茅洋去了。下午打扫战场，自卫队捡回两个日本鬼子的尸体。
下午，当自卫队抬着两个日本鬼子的尸体回到丹城时，丹城沸腾了！消息不胫而走，丹城万人空巷，老百姓一是庆祝战斗的胜利，二是都想看看日本鬼子的真实模样。两个日本鬼子的尸体被放在西门东岳宫前的空地上。我也去看了，两个鬼子都矮矮胖胖，外穿军服，内穿棉毛衫裤，绿色的司惠脱，脚穿反毛皮靴，年龄均在四十上下。
为了慰劳抗日官兵，丹城镇长及商会会长胡志乔、桑宝璋等让人杀猪宰羊、放鞭炮，大大地庆祝了一番！
这是象山人民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苏本善县长及自卫队的功劳，象山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珠山庙求学记
史庭惠史庭惠，1929年12月生，象山县南庄九顷人，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获国务院专家津贴。曾任航天工业部直属国营晨光机器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等。荣立航天部一等功，获航天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航天部工艺工作突出贡献奖等。编著有《内孔拉削工艺》、《不锈钢切削》、《不锈钢螺纹加工》等。1985年被航天部任命为香港天坛大佛工程总设计师兼副总指挥，并赴港负责现场安装施工。1993年退休后被聘为无锡灵山大佛工程总顾问、总监制。
我出生在象山，祖祖辈辈都是象山人，所以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象山人。
我在象山待的时间并不长，抗战胜利那年我初中毕业，就随父母全家迁往宁波市，从此告别了故乡。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立三中学上初中的那三年，带给我的是战乱、恐惧、苦难、困惑和压抑，还亲身经历过日本飞机的轰炸、机枪扫射及鬼子扫荡时的逃难，所以当时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福”，“福”在何处？
那时，家乡沦陷，日本鬼子一支小小的“护矿队”就可如入无人之境，居然占领了大半个象山县，使之成为人间地狱。当时，我父亲当律师，随当局法院全家迁往西周，我一个人随学校迁往东乡一个半山腰的珠山庙里。那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既非沦陷区，也没有政府军队的踪影。珠山庙是一座没有和尚管理的被废弃的小寺庙，整个学校就落脚在那里。面积最大的大殿，就作为我们男生的集体宿舍。除了大殿中间还供有几尊泥塑菩萨以外，两旁的空地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在泥巴地上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我们的床位，而且是一个紧挨一个，中间不留空当，就是所谓的“通铺”。庙里稍大一点的房子，就作为我们的教室。
宿舍条件差些倒也罢了，最让我感到“揪心”的还是大殿中间那几尊菩萨，形貌怪异，令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到了晚上，我们点的都是煤油灯，风吹来时火光摇曳不停，忽明忽暗，显得格外阴森可怕。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晚上，家住附近村子的同学都回家和家人团聚去了，只留下我们少数几个离家远无法回去的孩子，就格外害怕，生怕那几尊菩萨半夜会起来走动。愈害怕还愈要往那个方向多看几眼，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突然来袭，学校还组织过几次“逃难演习”，半夜里突然响起哨子，进行紧急集合，然后排队集体爬山逃跑，绕一个圈子再回校。这样做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可是大家害怕、紧张的程度也就大大增加。幸好日本鬼子从来不曾真的向我们方向来过，以后也就不再进行这种“演习”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呢！但是，各种不同性质的恐惧却因此始终潜藏在我的心灵深处，令我时常在梦中惊醒。
除了睡觉，吃饭是更大的难事、苦事。吃饭不仅限“量”，每人一碗，而且限“时”，记得好像只有十分钟，有专人吹哨子，哨子一响，没有吃完也得立即放下筷子，停止进食。我因为牙齿不好，吃饭一向较慢，因而就从未吃过一顿饱饭。再加上小菜特别差，长期缺乏营养，好几个学期里我都出现了浑身浮肿，放假回家几个星期后才不药而愈。
当时卫生条件也特别差，我和多数同学一样，都患过疥疮、癞痢头等恶疾，受尽病痛折磨。至于长虱子、跳蚤等，更是司空见惯，人人有份。
这些苦难的经历，是现在的青年学生所无法想象的事。其实这还只是生活上、健康上的一些磨难，更让人终生难忘的还是心灵上的压抑和折磨。我现在仅举一个小小的实例，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是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前夕，有不少同学由于不满校方的某些举措，决定下学期转学象中。为了表示惜别，同学之间相互题写临别赠言，后来又有人建议干脆油印成册，以便人手一册，作为留念。为此，同学们一起动手，有的在《交际大全》里摘抄现成的名言，如“大雾弥漫，日出必散”、“有志者事竟成”、“失败是成功之母”等等；有的用钢板刻蜡纸，有的负责油印。为了抢时间，这些工作都是在夜里悄悄进行的。我由于当天感冒发烧，浑身冒汗，连晚饭都不曾吃，就独自在大殿的通铺上睡觉，没有参加大家的活动。可是半夜里，我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我耳边哭泣，还哭得很伤心，把我从梦中惊醒，这才发现是睡在我右侧的梁同学在哭泣。他比我大两岁，为人忠厚老实，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忙问他为什么哭？他哭着说：“不得了了！明天我们要被押送到关山（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去枪决了！”我听后也大吃一惊，赶紧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在连夜偷印纪念册的时候，被校长发现逮住了，他说纪念册里内容十分反动，什么‘大雾弥漫，日出必散’，这不是明摆着对现实、对政府不满吗？这个‘日’是指‘日本人’还是指‘共产党’？‘有志者事竟成’，你们有什么‘志’？要成什么‘事’？是成‘日本人’的事还是‘共产党’的事？你们老实交代。你们想翻天吗？那好，明天就送你们到关山去，让他们查一查到底是汉奸还是共产党？反正都够挨枪子的了！”我听了以后就劝他说：“别害怕！就写了这么几句就成了汉奸或共产党，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这是吓唬吓唬你的，别害怕！好好睡觉。”话虽然这么说，其实我心里也是很害怕的。因为当时的象山，社会是相当黑暗的，不仅县长是“土皇帝”，可以草菅人命，就连一个小小的区长都可以操生杀大权，他们真要让你死的话，你就别想跑得了。不过学校当局想必还不至于此，真的把学生枪毙了，他们的脸上也不光彩。
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还是找语文老师最好，因为他是我们的级任导师，我们班的事他应该管，而且他又是校长的亲哥哥，校长不能不买他的面子。于是在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我就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说：“老师，我们以后作文、日记都无法写了，怎么办？”他问：“为什么？”我向他简要地汇报了昨夜发生的事，然后说：“抄写一句‘大雾弥漫，日出必散’，就可以把‘日’字理解为‘日本人’或‘共产党’，那么如果在日记里写‘近日很好’，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近日本人很好’或‘近共产党很好’呢？”他没想到我小小年纪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大发雷霆，还忍不住用手掌猛拍讲台，大声吼道：“我们早就知道是你在背后捣鬼，组织同学和学校唱对台戏，你就是他们的‘参谋长’！”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事情虽然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毕竟我们都是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无法真的上纲上线，但是“参谋长”这顶帽子却从此戴在我的头上，并且还成了我的外号，因此处处得到校方的格外“关注”，直到一年后初中毕业为止。
初中三年这些刻骨铭心的艰苦磨难，其实也并非完全都是坏事，它至少可以让我在今后的人生征途上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
泗里人民抗战纪事三则
史善祥史善祥，1924年1月生，象山县丹城镇人。1941年在象山参加抗日斗争，1947年起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48年因领导公交工人罢工而被捕入狱。1949年1月起任上海公共交通公司地下党支部委员、党团书记、地下工人协会理事长，交通地下工协党团委员。上海解放后，历任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市政工会副主席、市公交工会主席，青年团上海市公用事业工委副书记。1954年当选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
泗洲头、十里朱一带青年喜好习武，平时强身健体，到抗战军兴，自然增添了杀敌报国的气氛。其中以柳风、史善祥、朱敌、肖鹏、史耀、朱华、朱训、朱至瑞和朱荣河等知识青年为中坚，团结了三四十个青年人，组成了以“铁群”命名的团体。先是传唱抗战歌曲，再是组成演剧队，到各村庄化装演出抗战戏剧；到日军登陆、家乡陷落时，他们立即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与日军血战；后来又建立锄奸组，活捉汉奸乡长，摧毁敌伪政权。
就是这些年轻人，在抗战救国、保卫家乡的神圣使命感召下，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现特纪事三则。演剧队宣传抗日
抗战歌曲先是在泗灵、十里两乡青年中传唱，后来唱的人越来越多，如《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特别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都是神枪手》最为红火！
1941年春节前后，两乡一批爱国青年组建了一个演剧队，推举严伟正（象山南堡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担任队长，积极筹备了一次化装演出，参加者有史善祥、柳风、肖鹏、朱华、吴侠、周玉仙和华达本等。第一次是在泗洲头胡氏宗祠献演，海报贴出，全镇轰动。演出剧目有话剧《打东洋》、《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和越剧《龙凤配》等。越剧《龙凤配》的演出效果特别好。该剧是根据柳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任主编的抗战刊物《老百姓》上登载的剧本排演的。剧情梗概是这样：某地一县城沦陷后，在日军扶持下，当地一士绅曾汉剑出任维持会会长。其女阿凤和未婚女婿阿龙皆是爱国抗日青年，非常不满其父背叛祖国甘当汉奸的行径，屡屡规劝其父改邪归正投向抗日，这个汉奸父亲非但不听女儿好言相劝，还欲将阿凤送给日酋为妻。阿凤和阿龙密商后，立即与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趁曾汉剑送阿凤给日酋之际，里应外合，接应游击队攻进县城，一举消灭日军，活捉了维持会会长曾汉剑。之后阿凤和阿龙进入抗日根据地，拜堂成亲结为夫妇。该剧由肖鹏扮演阿龙，史耀扮演阿凤（男扮女），柳风扮演游击队长，史善祥扮演曾汉剑，华达本扮演日酋山田，其余人扮演男女游击队和日本兵。
在每次演剧前，演剧队全体人员排立台上，和观众一起唱几首抗战歌曲，以鼓舞情绪。先是在泗洲头镇演了几场，颇受群众欢迎，后来又到十里乡的中央岙、肖胡村演出。每场演出，附近村庄的乡亲们扶老携幼赶来观看，像赶庙会一样十分热闹。特别是演到压台戏《龙凤配》，当抗日武装攻进县城，消灭日军活捉汉奸曾汉剑时，台下沸腾了，一齐高喊：“杀汉奸，杀汉奸！”抗日热情高涨极了！独立队奋勇杀敌
1941年4月19日至23日，日本侵略军在浙东沿海一带登陆，也包括著名渔港石浦在内，县城丹城陷落。日伪军于5月23日从石浦乘汽艇到白岩下登岸，盘踞于溪口茅洋村一带，其目的是掠夺开采砩石矿。一股日军驻扎在鹭鸶村和泗洲头镇，鹭鸶头筑有大碉堡一座，泗洲头日军一部分驻在胡家大院，一部分驻在隔桥山头上，形成一个掎角之势。
1941年5月23日清晨，日军一路开枪开炮向泗洲头袭来。原先从石浦退守于此的国民党水警大队，不开一枪闻风溃逃。老百姓扶老携幼，哭喊连天，冒着炮火向南岙、后山等附近山林深处奔逃。
笔者的二伯父史积富，当时72岁，早年由丹城迁居泗洲头镇，以裁缝为生，受雇于长源衣庄，后因年老眼花不便缝纫，在横街凉亭边开一爿小酒店独自谋生。因为他为人随和，与世无争，且乐于助人，镇上无论长幼皆以“阿富师傅”呼之。日军进镇那天，家人都要他一起进山躲避，他认为自己是老年人，东洋人不会对他怎么样的。上街头有一位开烟杂店的老人，名叫亨照（不知其姓），外号“亨明皇帝”，也认为东洋人不会难为老人，不愿随家人上山。日军进入镇内，最后只找到两个老人。日军围着两个老人大叫：“中国兵，中国兵！”并用枪托狠狠殴打老人，直打得两个老人血流满面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日军把他们拉到海滩边，强迫他俩用铁锹挖出两个长方形的坑，叫他俩站在坑头，嚎叫着用刺刀在他俩身上乱刺，老人在惨叫声中满身流血倒在坑中。
盘踞在鹭鸶跳和泗洲头的日本侵略军不时四出抢掠，弄得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当时十里乡和泗灵乡一批爱国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于是以朱敌、朱荣河、柳风、史善祥、朱至瑞和朱训等为骨干聚集了四五十人，收集了水警大队溃退时遗弃散落的枪支弹药，加上原来泗灵、十里两乡警备班的枪弹，共有步枪三四十支，其中有崭新的德造套筒步枪，还有几支短枪，就这样，自发地组成一支抗日武装，取名“泗里抗日独立队”，简称“独立队”，老百姓都是这样叫的。谁来当独立队的队长呢？要带领这样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队伍，还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说实话，凭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资望是不够的。大家商量下来，决定请出原十里乡乡长朱炳权当队长，朱也欣然同意了。其他人的分工是：副队长朱荣河、朱敌，指导员朱至瑞，特务长柳风，军需史善祥（史烈），文书陈钦，会计马立（泗洲头人马静山）。凡独立队成员，人人都有一支枪，战斗时个个都是战斗员。队部设在中央岙朱氏宗祠。由于老百姓拥护抗日，虽然自己度日维艰，但还是纷纷自觉自愿送粮送菜，为独立队输送给养。
自从组建了独立队，日军屡屡进犯，战斗时有发生。独立队以西洋村东面一堵高两公尺、宽六七十公分、长五六十公尺用石头砌成的风水坪为天然掩体，抵御日军的进犯，终使十里乡一带村庄未遭日军蹂躏。
一次，日军集中了三四十人，携带轻重机枪和“小炮”（日式掷弹筒），来势汹汹，在拂晓发起攻击，意欲一举消灭独立队。我方事先已经取得情报，做好了战斗准备。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日军多次发起冲锋，都被我方打退。我方枪弹不多，而且只有步枪，火力有限。大家在实战中创造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就是当敌人冲锋时，大家沉住气以风水坪为天然屏障不放一枪，待日军靠近时，以六七人为组合，集中火力瞄准目标一齐“放排枪”，射其一点，杀伤力大为提高。是役，击毙日军三名，我方无一伤亡。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黄昏时，日军仓皇撤退。我方正欲越过风水坪打扫战场，不料日军突然返回，打着手电叽哇鬼叫地满地奔跑，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后来看见他们抬着一具日军尸体走了。
为了对盘踞在泗洲头的日军发动一次夜间袭击，队部派史善祥、余宝福（泗洲头人，枪法特准，号称“神枪手”）和奚基才（泗洲头人，作战勇敢机灵，外号“小鬼才”）组成侦察小组去摸敌情。侦察小组沿着溪坑边向泗洲头方向搜索前进。快到镇口大桥时，发现几个日本兵在河里洗澡，一个已经洗好，光着身子站在大桥上吹风乘凉。侦察小组三人商议后决定把他干掉，余宝福端起套筒枪瞄准桥上日军的肚子就是一枪，鬼子应声倒地。河中的鬼子兵哇哇大叫着慌忙爬上岸扛着尸体向据点逃去。不一会，据点内机枪大作，漫无目标地乱射一气，侦察小组胜利返回驻地。
分队副队长肖辅卿，十里乡肖胡村人，农民出身，曾拜师习武，精于擒拿格斗。有次他带领十多个队员外出巡逻，当夜宿营马岙。次日拂晓，村庄被日军包围。他叫队员向山上撤退，自己一人阻击日军，弹尽后，他又勇敢地与日军徒手搏斗，因身受日军刺刀重创，力尽被俘。日军用铁丝穿住他的锁骨，一路拉到茅洋，浑身鲜血淋漓！次日，日军把肖辅卿绑在木桩上，用红笔在他身上画圈，驱使狼犬朝画圈处撕咬。肖辅卿坚强地大骂东洋强盗，直至遍体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成了一个血人。勇者辅卿！牺牲时年仅22岁。
独立队这支抗日武装的存在，让鹭鸶跳、泗洲头的日军非常害怕和痛恨，他们经常在泗洲头集市时疯狂搜查他们认为可疑的人：“独立队，独立队！”弄得老百姓不敢去赶集。
自独立队侦察小组击毙一名日军后，泗洲头据点的日军龟缩到鹭鸶跳的大碉堡去了。日军撤走那天，独立队得到消息，立刻赶到泗洲头，查看了日军的据点胡家大院，只见朝十里乡方向的大坪上，挖了许多高低大小不一的射击孔和瞭望孔。锄奸组摧毁敌伪
日本侵略军盘踞鹭鸶跳后，扶持建立了伪政权泗十乡乡公所。伪乡长张亨安，十里乡张岙村人，原来是个漆匠，在上海投敌。伪副乡长王元昌，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原系国民党象山县田赋稽征所所长。警备队队长王月亭，原是戏班唱小丑的，外号王麻子，经常扛着“膏药旗”到泗洲头集市上耀武扬威，还不时到附近村庄骚扰。老百姓恨透了这些汉奸败类！
为了打击日伪嚣张气焰，摧毁伪政府和警备队，在象山县西区先后建立了两个锄奸组。第一锄奸组建立较早，组长史善祥，副组长柳风。建组后多次潜入敌占区抓捕汉奸，散发传单，号召在砩石矿区被强迫劳动的国民党被俘士兵起来反抗。第二锄奸组以朱敌为组长，其目的就是由朱敌打入伪警备队，控制领导权进行策反。
经过柳风、史善祥和朱敌多次密商，在朱敌拿到锄奸组组长正式任命书后，他就放心大胆地“投敌”了。1941年农历七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史善祥和柳风在岭脚朱村朱敌家中与朱敌会面。经缜密探讨后，三人决定于农历八月初三夜深时行动。朱敌已联络好一批最可靠的人为骨干，到时先把那几个铁杆汉奸监视起来，等接应的人一到，里应外合把队伍拉出来。
农历八月初三晚饭后，部队从官山村出发时，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到十里乡茅山庙时已是倾盆大雨，天空一片漆黑。这种天气人虽然吃苦，但对于夜袭却是绝好时机。到了泗洲头，一个分队布置到左边山头，担任掩护中路和警戒任务，一个分队布置到海边小山头上，监视日军大碉堡的动静。史善祥带一个分队从大路直插鹭鸶跳村。当接应队伍进入村庄时，朱敌等已经整装待发，伪乡长张亨安等五个汉奸已经被五花大绑了。按照原先安排的行军序列，大队向集合点岭脚朱村进发，到达集合点已是凌晨3点钟。为安全起见，队伍不能原路返回，以防遭遇日军阻击，于是决定绕道宁海县翻“念回绝”（山名）回驻地。这样行军有一百多华里，大多是崎岖山路。史善祥同一个宁海籍赖姓士兵作尖兵，搜索前行。行进了约半小时，在黑夜的大风大雨中，猛然听到一声：“哪一个？！”紧接着就是一片火光和轰鸣声，赖姓士兵应声倒下，因弹中胸膛已经殒命。尖兵班立即进行搜索，一无所获。
抓捕来的伪乡长张亨安、伪副乡长王元昌、伪警备队长王月亭、伪情报部长张亨增和日本翻译（高丽人）五个汉奸，由当时的国民党象山县县长兼定象保安总队总队长苏本善（湖南人，后随程潜起义）下令，在官山村斩首示众。西区人民，特别是泗灵、十里两乡人民人人拍手称快！从此，伪泗十乡公所和伪警备队被彻底摧毁，随即建立泗灵、十里两乡合并的忠义乡，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再恢复建制，仍称泗灵乡、十里乡。
鹭鸶跳岭的屈辱
任扬韶任扬韶（1929～2011.4），象山县晓塘乡人。宁波解放后回家乡办学，后分配去舟山支教，于舟山专署文教局任教研员。后由组织推荐去浙江教育学院编写《浙江乡土教材》，于1996年底调回家乡，在晓塘中学任教导主任。退休后撰有多篇文章在台北《宁波同乡会》月刊发表。曾获市、县十多项奖励。
1945年是抗战胜利的一年，也是我于定象联中毕业的一年，屈指六十多载，我已从一个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年郎变成白发苍苍、头童齿摇的古稀老人，真是沧海桑田，不胜感慨。但当年那一段风雨历程，那一次苦难经历，却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拂拭不去，久而弥新。
20世纪40年代，多难的祖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最艰苦阶段，半壁沦陷，山河破碎，人民的苦难与日俱增。当时小学刚毕业的我，正愁没有继续读书的地方，此时在宁海县和平岙新办了一所定象两县联立战时补习学校，简称“定象联中”。这所学校是由县长苏本善倡议、定海象山两县热心公益人士赞助，专为失学青少年解困而办起来的。这真是一个大好消息，对我来说，好比大旱年盼来了一场甘霖。
当时交通十分落后，陆道全靠两条腿，而且还有高山峻岭，从我家乡晓塘到宁海县和平岙，得先乘渡船到蟹钳渡，经泗洲头，过何婆岭和柴溪大岭，足有一百二十里。冬日时短，两头都得见月亮。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来说，这段路程确实是沉重的负担。记得有一年暑期回家，走在半路上正是中午时分，烈日当空，烤得人头昏眼黑，冷汗直冒！自知中暑，正在支撑不住时，幸亏遇上一位好心的大伯，见我脚步踉跄，脸色苍白，急忙拉我坐在道旁，在我背上重重拧了七八把。这个土办法果有奇效，我立即感到筋骨舒畅，神志也就清醒了。临别，老人家提醒我说：“大热天走路，得带上八卦丹、万金油之类的药品，以备万一。”一席话暖人胸怀……
吃苦、流汗甚至中暑我都不在乎，最折磨人让人担心的是受日寇哨兵的耍弄和折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法西斯为了以战养战，于1941年侵占我县石浦、茅洋，掠夺砩石资源，从苏皖各地掳来大批青壮劳工，供其奴役，受折磨致死者日有所闻。为防止劳工逃逸，日寇在要隘、路口筑碉堡，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这些哨兵，欺凌老弱，调戏妇女，恣意妄为，令人发指。
从晓塘去宁海和平岙，鹭鸶跳（岭名，在泗洲头村东）是必经之地，那里就有日寇岗哨。如果碰上本分的哨兵，叫几声“太君”，说几句“哈依、哈依……”，也就通过了。偏偏我不走运，一次碰上一个浪人值岗，见我学童打扮，一横枪杆子拦住我，用刺刀在我颈项间比划一下，瞪着眼吼：“你是什么的干活？”又说：“坏的坏的。”见我被吓得惊慌失措的样子，他则哈哈大笑，似乎得到了满足。我虽无力反抗，但胸膛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
还有一次，过岭时我见日寇正在盘查几个农民，想趁空档从小道绕过去。我才伏下身子走了几步，却被岗哨的鹰眼发现了，他举枪向着我，喊一声：“回来！”走到他跟前，他抡起枪托连连打我双腿，嘴上喊：“小孩的，大大的坏！”我痛得在地上打滚，他还不解气，用大皮靴踢我，翻到我携带的书本、练习簿，撕成碎片，散落一地。他把我折磨得奄奄一息，似乎尽了兴，才喝令“起去”。两番屈辱，铭刻心头，挥之不去！
在中学里读本国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疯狂，朝鲜人民和东北同胞亡国奴生活的痛苦，每每让我想起鹭鸶跳岭头的屈辱遭遇，心想，这不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吗？痛定思痛，鉴往知来，只有把祖国建设得富强了，老百姓才能过上康乐的生活，这是铁的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定象联中草创于战时，环境简陋，生活十分艰苦。殿宇作课堂，光线差；灯油掺桐油，煤烟大；膳食咸鱼或海蜇，十天半月不调换，吃不到蔬菜，营养差，但一想国难当头，我们尚能弦歌一堂，便感到十分幸福了。每唱校歌：“……砥砺莫蹉跎！誓湔膻腥，复我山河！”不禁热血沸腾，图强壮志油然腾升。写到这里，感赋俚词：抗战年头就读难，长途跋涉度关山。欺凌受尽强梁气，椎血当惭奴婢颜。志切图强山海誓，情怀报国寸心丹。金戈铁马从头忆，塞上琵琶魂梦弹。
始达小学求学记
伊极才伊极才，1924年生，象山县西周镇伊家村人。1941年象山私立始达小学毕业，后任淡港乡各保国民学校校长。1993年编纂象山第一部村志——《伊家村志》，被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收藏。
1933年，我在本村私塾读书。那时课本已读白话文，一个先生教十七八个学生，也没有上下课，语文是背诵的，倘若背诵不出，就要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是很严格的。后来，我又读一年，父亲不同意我再读书，要我去当学徒，父命难违，只得辍学。
1935年，我11岁，父亲陪我去丹城东门郑生大商店当学徒。我在店里做了三年，第三年年底，我向老板讲明，人若不读书是个没出息之辈，老板认为有理，允许我回家。翌年春即将开学，我为究竟去丹城还是墙头犹豫不决，考虑到丹城没有亲戚，墙头有姑母家，能解决吃饭与住宿，决定还是去墙头果育小学为妥。该校是欧氏太公私立的，校舍系新式两层楼房，很开阔，造型也很精致，在象山是所完美的小学，凡是欧氏子孙一律不收学费，各乡青年来果育就读的很多。校长是东陈人陈述，教师有胡良和、范若水、赖昌椒、孔子官、欧世藩、林善闻、蒋允璞、傅先生（女）等。1938年，准备创办立三中学，果育小学主动让出校舍，搬迁至欧氏新祠堂。
1939年，我为了求进步，寄宿于校内，加强夜自修，各次考试成绩比上学期进步了很多，自己感到欣慰。年终考试成绩优良。寒假期间去丹城访友，有就读于县立高小和始达高小的，我问他们，待毕业后去宁波考初中，这两所学校哪一所的学生录取占多？他们都说每届都是始达多，邀我转校到始达。我听了很感动，回家后与父母商量。当时父亲没有答应，后经母亲说情，终于同意我到始达就读。母亲立即筹集资金（多数通过出售谷米），凑足学杂费与膳宿费，供我读书。
1940年，我16岁，开学那天，因为去始达的心愿已经实现，心里兴奋，振作精神，不怕山高路远，越过西沙岭，步行35华里到校报名，读五年级，寄宿在校。入学后才知该校是由丹城人王皋（字佐廷）老先生创办的私立学校。王老先生是前清秀才，擅古诗文，热心教育，故将东岳宫设计为校舍，庙宇广阔，布置恰当，教室、卧室、饭厅、厨房、厕所均有安排，成为一所完整的小学校。王老先生去世后，由其长子王鼎先生任校长，他是大学生；姜伯东先生任副校长，聘请三位老年教授，是郑贞甫、叶实甫、钱铎三位先生；另有屠雨门、周斌、王悦等先生。在校的先生和住宿的学生在同一个饭厅吃饭，吃饭时肃静，无讲话的声音，真正做到了“食不语”。碗筷自理，秩序很好。学校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尺牍等，另有古文、作文、音乐、体育、劳作。古文要背诵。作文要求写文言，我没有基础，只得写白话，各次考试成绩跟不上老同学，自觉惭愧。叶先生很关心我，见我很用功，而成绩跟不上，有一天傍晚，对我说：你要加强自修，多读选文（古文），多练习文言写作，定能提高成绩。他给我两本本子，一本叫我抄录选文（从古文中选择），另一本写作文。叶先生出好作文题目让我写文言文章，他修改后，圈出一些句子，叫我领会内容并要求解释明白。他要我记住一句话“熟能生巧”。叶先生选择的古文，每一篇他都为我讲解意义，而我读熟后定要背给先生听，并将文章的重点略说给他听，所以先生很器重我。叶先生白天课程繁忙，夜自修拔冗替我补习古文并修改作文，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敬偑，使我铭感五内。是年3月，叶先生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清明佳节”。这篇文章我用文言体，用句适宜，并引用了古人的一首七绝：“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篇作文先生的删改比以前少了，他说，稍有进步。自己想想，跟不上老同学，惶恐不安。学期末考试，名列中等。
暑假期间，淡港乡有三位朋友——杨岙村董正道与翁仁敷、陈隘村叶燕杞，他们三人来我家询问学校情况，问我读哪所学校好。我回答始达最好，从各校毕业生报考初中而录取的学生情况看，每届都是始达占多。经过仔细考虑，他们三人决定同去始达就读。开学那天，他们三人约我同行。进校报名后，我首先引三人谒见叶先生，先生高兴地说：你们四人，年轻力壮，要振作精神，勤奋学习，争取优良成绩。聆教后，深感钦佩。我们四人同宿一间，同桌吃饭，同上课同自修，感到非常快乐。语文课由周斌先生担任，他原是始达高小毕业生（优等），高中毕业后，学校聘请他来学校执教，他因年轻，对学生比较热情。他是筊杯坵人，家距学校较近。有一个星期日，他叫我去玩，越过彭姆岭即到。进府后，见过先生，准备拜见师母，先生说尚未结婚。接下来，师生俩尽情畅谈。午饭后，先生赠予我两本进步书籍，我便匆匆回校。农历八月中秋那天，叶先生在作文本上写上题目“中秋赏月”，我在自修时马上写作，用文言体，语句比以前文雅顺畅。先生在修改中删掉较长的句子，批上“一片清波”四个字，我很是欣慰。叶先生还说我进步很快。
1941年，我17岁，是小学最后一年。回想过去的一年里，倘若没有叶、周两位先生的热情教导，我根本无法阅读古文和写作文言文。我决心这一年要更加努力，勤朗读，勤写作，并向老同学虚心学习，争取优良成绩。同级同学中，我最羡慕周开春和盛城两位，他俩不但能朗诵古文，而且还能向叶先生学习作诗，确是全级同学的好榜样。毕业考试，周开春名列第一，盛城第二，我等列在十名外，自感惭愧。
父亲经历的几件事
吴成根吴成根，1946年7月生，象山县石浦镇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64年考入舟山水产学院。1968年赴6386部队锻炼。1970年7月后，先后于建德渔业管理站、水产科、职业高中等单位就职。建德市政协委员、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发现》杂志社副理事长。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文化名人华人卷》、《中国人才辞典》等。从船牌局到邮政局
我的父亲吴铭庄，浙江吴兴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十四。他是一名渔农，在家乡菱湖荻港养鱼、种菱、栽桑、育蚕。
民国二十年（1931），中国遭受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为严重的水灾。湖州镇7月“22日（初八日）下午复又大雨倾盆，昼夜不停。23日上午，太湖倒泻，致河水陡涨数尺，沿河低洼大地，尽成泽国”、“田禾淹没，屋舍漂没”（1931年7月31日《大公报》）。据南京赈委会称：“浙省西北部，地滨太湖，此次湖水泛涨，嘉兴、吴兴、长兴等县，首当其冲，四面一片汪洋，水光接天，圩堤冲塌甚多，禾稼悉付东流。即高处田禾，亦因天阴久雨之故，病象丛生。”（1931年8月9日《日日新闻》）几场大水，塘鱼逃逸；祸不单行，蚕不结茧；父亲只得另谋生路。经与在外地打工的老乡联系，背井离乡来到浙东象山。
象山县古镇石浦位于半岛的最南端，旧称“酒吸港”，又名“荔港”。石浦港既是商港，又是渔港，有“浙洋中路重镇”之称。父亲起先在石浦船牌局打杂。这是管理船只的机构，每艘船需办理证件、订上船牌方能通行。对于来自水乡、从小水上劳作的人来说，摇舢板不难也不算苦。然而，没做多少时间，父亲就打算离开：船只风里来浪里去的，难免发生证件牌照破损或丢失的情况，以致无法应对检查。管理者的敲诈勒索，船民们的苦苦哀求，父亲于心不忍；即使分得几个“外快”，也心里不安。
举目无亲的父亲在邮政局给老家父母汇钱时，认识了石浦邮政局局长；局长也是外地人。两人聊天时，父亲谈到不想在船牌局做事，局长问了原因，看家父安分守己，连几个“外快”也寄回家，认为是个正直、实惠之人，后来邮政局要用人时，就将父亲收下。从此，父亲当了一辈子“信差”（新中国成立后称“投递员”）。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家乡百姓尊称他“阿大先生”。作者父亲吴铭庄邮政局员工证影印件抗战时期的两件事
多灾多难的民国二十年（1931），不仅中国南方遭受特大洪灾；9月18日，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军事冲突（又称“沈阳事变”），此后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抗战时期，石浦小学蔡中心、史悠斌、柯鸿弢三名教师因带领学生参加抗日宣传活动，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迫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三人赴延安参加革命。为了避免家里遭到麻烦，家住福建街的史悠斌临走时托付我父亲：见到“象山石浦邮政局转蒲戈收”的信，替他送到家里。掩护抗日人士家属义不容辞，父亲欣然答应。
今年93岁的史悠生老人说：“三哥的来信，后来都由我儿子保管。”67岁的史其凯说：“因为我是集邮的，那些信的信封上盖着‘晋察冀边区’三角形邮戳，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可惜1985年一场大火，全部烧掉了。”
民国三十年（1941）4月19日拂晓，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延昌、昌国登陆，石浦沦陷，家乡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4月19日石浦沦陷，20日留一信差看管房屋及器具，人员、邮件、包裹、档案等撤至鸡鸣村”；“6月19日迁回石浦原址复业。”（1999年5月《象山邮电志》）
一日傍晚，父亲在局里处理邮件，来了两名日本兵要取信件。父亲递给纸笔，叫其写下姓名，邮件里若有就拿去；两人二话没说，伸出拳头打来。因有柜台阻隔，父亲退后一步未被打到，两人转身冲到里面来。为维护国家邮政的尊严、保护百姓的财产，父亲只身与之搏斗；直到局长听到厮打声，从楼上下来，两个日本兵才悻悻地离开。
次日，眼眶乌青的父亲赶到驻扎在吉城陈家道地的日军司令部，讲述昨日之事的经过。日军在侵华期间，大肆鼓吹“中日亲善”，为蒙蔽中国民众，除了实行杀戮政策外，也采取一些怀柔政策，日军指挥者查问后，将两名士兵关了禁闭，安排军医为父亲医治眼睛。
家父曾多次对我们讲起他与日寇搏斗之事，他说：“一人拼死，有万夫不当之勇！”家乡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也请他去作过几次报告。父亲赠我无价之宝
父母的言传身教，是赠给子女的无价之宝，让他们一生受用无穷。今年清明前后，我用了一周时间与弟弟们缅怀家父，回忆他的生平与教诲；走访知情老人，核实一些具体的细节；多渠道查阅资料医院，使本文更为完整、史料更为翔实。
石浦福建街下街头的保康医院，是象山县首家西医医院；民国元年（1912）史悦道开办时，称“卫生医局”。民国三十五年（1946）七月初十清晨，医院接生员（人称“史家婆”）在上街头（现福建路20号）接生了一名男婴；家长希望其成为该家的“根”，取名“成根”——这便是我。
我在家里排行第三，有一哥哥，出生后夭折；有个叫“凤珠”的姐姐，3岁时患病去世。与舅舅谈到此事，91岁的老人泣不成声：“当时，我在鸭嘴头一爿南货店里当师傅，收到姐夫的信，说阿姐一生下小人就没有用了。我一路哭着坐船赶到石浦。”不知是父亲的信没有写清楚，还是舅舅没看清楚。
1952年秋天，父亲带着我到斐迪小学报名读书；这所学校是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于民国元年（1912）开办的。他希望儿子一生以诚为本，将我的名字“成根”改为“诚根”。
父亲出身渔农，后来虽然改行，但对水产行业感情很深。我出生在渔港小镇，听父亲讲故事、说笑话，把玩他用鳓鱼头骨拼的小鸟长大，从小潜移默化，1964年高中毕业后报考了水产院校，从此一辈子在水产领域辛勤耕耘：我是中国水产学会资深会员、全国鲑鱼类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水产学会会员、海洋文化研究会会员，获国家专利3项、市级以上水产科研成果奖24项。
父亲没有丢失过一件邮件，并使许多“死信”复活，让亲人团聚。他以此为例，教育我们平时应该保管好每件东西。我一生注重收集、整理、保存资料的习惯，正是由此而来。20世纪30年代父亲的《员工证》、50年代母亲的《识字证书》、本人大量的原始材料等，都一一珍藏；这些资料，为研究与写作提供了丰富素材。至今我已出版著作40余部，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
我从小就利用课余时间帮助父亲送报，既分担他的艰辛，也练就一双“铁脚”。读高中时，我多次行走在“象石古道”上，即使赤脚走在沙石路上也不觉疼。1966年11月23日，我与一位丽水籍同学打背包从宁波出发，经绍兴、新安江、上饶、南昌、瑞金、井冈山、韶山，至翌年2月5日到达长沙，75天途经浙、赣、湘三省38个县，行程3800余里，未欠接待站一分钱、半两粮票。
父亲订阅《吴兴报》，以此了解家乡的情况；我原来依靠阅读《象山报》，后来通过浏览网站关注家乡发展。1996年我成为杭州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宁象分会首批会员；2004年被聘为象山县渔文化研究会顾问，后任《石浦镇志》顾问；2005年参与“象山精神”大讨论并获奖；2007年出任“中国象山同乡网”总版主；2008年任宁波渔文化促进会理事，是年曾在县渔文化研究会工作9个月；连续三年出席永久落户象山的“中国海洋论坛”，交流发言。心系父老众乡亲，树高千丈叶归根；游子虽难回故乡，铭记父母生养恩！
我愿意继续为家乡经济文化振兴、民主法制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
夜半锣声
吴爱文吴爱文，1936年1月生，象山县新桥镇洋坑村人。1950年下半年入象山县立初中读书。翌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5月复员回象山中学复学。1960年9月考入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1965年7月分配到象山中学任教。1978年调林海中学任教。1982年调回象山中学任教。1986年入党。主编有《吴烨烈士纪念文集》，撰写象山籍烈士小传30余篇。现为象山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
我老家所在的洋坑村，是象山县城与石浦之间的一个小山村，两列山脉在村东相连，向西形成了一只喇叭，小村就在喇叭口内，全村有百来户人家，人多地少，又无良田，交通闭塞，贫穷落后。
1941年7月6日下午，东洋人窜到距我们村4里远的东溪村，没抓到人，就抢劫、放火。在我们村口就能看到那里黑烟翻滚。此时，我们听到墙弄里不断传来“东洋人要来了，快逃呀”的喊声，早就提心吊胆过日子的村民立即互相招呼着扶老携幼逃向村后山脚下各个隐蔽处躲起来。我和小哥跟着邻居小伙伴跑到非常隐蔽的灯笼坑里躲藏，这里后来又来了不少人；我的姐姐和大嫂（我大哥那时已牺牲在闽北好几个月了）她们和一些青年姑娘一起爬上村东高高的柴山纸扇头，躲入茂密的灌木丛；父亲午饭后已出门干活；只有我的母亲认为自己已年近半百，东洋人奈何不了她，再加上自己小脚，走村后那些小道非常不便，反而会连累大家，决定留在家里，还可照看藏在柴堆下的大哥寄回家的信、日记、进步书刊等贵重物品。但她毕竟有些胆怯，就请同样因小脚不便走路的邻居大妈过来做伴壮胆。
后来知道，我们离家躲起来不久，一伙日本鬼子真的进村了。他们端着枪，东窜西闯，挨家挨户寻找人，因为没找到他们要找的所谓“游击队”和“花姑娘”，恼羞成怒。两个鬼子窜入我家，端着带有刺刀的步枪，凶狠地东搜西翻，我妈她们俩惊恐地在一旁看着这两个鬼子，不敢吭声。实在找不出什么东西后，鬼子就穷凶极恶地押着我妈她们去找“花姑娘”和“游击队”。她们俩拖着小脚，避开人们可能躲藏的地方，艰难地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脚下或溪坑边的小路上，双脚被路边的荆棘划得血肉模糊。转了一圈后，找不到一个人，鬼子兵就押着她们到村口祠堂前面的空地，逼着她俩和另外三位大妈一起跪下。刚跪下，就听到枪声响起，她们都应声倒下，过了好久，才陆续苏醒过来，只听得那伙东洋人已经狂笑着走出村子了。躲在附近山上密林里的村民，听到枪声时，都以为有人被东洋人打死了，找个地方往下仔细一看，东洋人已经出村，就急忙下山来到祠堂门口，看五位老人都还活着，大家松了一口气，连忙把惊魂未定的老人扶着送回各自家里。
后来听说，这伙鬼子兵来自距我村10多里外的五狮山北麓的茅洋砩矿。那里驻扎着200余名鬼子兵和监工，押着从各地抓来的500多名劳工，疯狂地掠夺我们的砩石资源。
这次鬼子进村扑了一个空，既没抓到青壮年男子，也没找到“花姑娘”，于是，他们就总结“教训”，选择三更半夜进村。而我们的村民却对此早有防备，在鬼子进村的必经道路上，每夜有人轮流放哨，在村口同样有人拿着铜锣执勤。所以，后来虽然鬼子兵多次想趁夜深人静摸进村里抓人、奸淫、抢掠，但每次当他们一出现在进村的道路上，村里就会响起报警的锣声和“东洋人要进村了”的高喊声。村民们都会马上离家沿着自己熟悉的小路，躲进被黑暗笼罩的隐蔽处。鬼子兵最多也只能抓走一些鸡，搜走一些鸡蛋之类的物品。待鬼子兵折腾了一番出村远去后，又会有人在村后敲起铜锣，招呼大家可以回家了。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半夜锣声响起时，我因睡得太死根本没有听见，当一觉醒来，不自觉地伸手一摸，感觉不是平滑的草席，而是软软的青草，再往头顶那边一摸，好像是一束下垂的稻草，睁眼仔细一看，吓得我惊叫起来：“啊！寄山棺材！”身上的汗毛顿时竖了起来，马上跳起来离开这可怕的东西，并喊着：“姆妈！姆妈！”（所谓寄山棺材，就是人死后，按当地风俗，不能马上盖棺入土，而要选择一块地方放上若干年，为了防雨防晒，用稻草或茅草编成草扇把它盖住，为了防潮，下面垫上几块石头。）当姆妈听见我的惊叫声，马上从旁边挪过身体搂住我：“妹（小时候，妈妈一直这样叫我），别怕！姆妈在这里，不要叫，东洋人在村里。”这时我已经意识到我们是在躲东洋人，所以一声不响地扑在妈妈的怀里。等了很久，才听到铜锣声，报告东洋人已出村走远的消息，于是我们开始摸黑回家。
鬼子兵几次扑空后，没办法，只得通过汉奸、保长指派村民轮流去茅洋砩石矿做工。我年已半百的父亲就轮到过好几次。听父亲说，为此他吃尽了苦头：早上天没亮就带着干粮出发，爬过高高的东溪岭，跑10多里路到矿上，没干多少活，就饥饿难当，筋疲力尽，但又不能松劲，搬运砩石速度慢了一点，监工的皮鞭就会没头没脑地抽打下来。我父亲膝部患有关节炎，一旦发作，疼痛难熬，无法挑担搬运砩石，所以常常挨皮鞭抽打，身上常常布满血痕。他每次总是拖着又累又痛的身躯直到天黑以后才回到家。
这种提心吊胆、受苦受难的日子直到我10岁时总算结束，半夜再也没有听见过可怕的锣声了，因为那年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日本鬼子被赶出了我们象山，赶出了我们的国家。
策反南田护航队
应为民应为民，原名应必润，1916年生，宁海县城区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台工委联络员、三门县委副书记、省轻工业厅水电处副处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0年7月，划宁海县南部的珠岙、亭旁、海游、健跳区和南田县及原属临海的沿江、少雄两区合关成立三门县后，台属特委立即派我随特派员许少春到三门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组织。我们先到亭旁区，在金鉴、珠岙、下洋村恢复发展金贤益、郑永椿、郑翠蕉3人为中共党员。经过他们的串联发动，又恢复了闻金满、吴宏毛、芦三连、梅茂苗等党籍。不到一年，在亭旁、海游、珠岙恢复和发展了20多个党员。
1944年，全国抗日斗争形势好转，党的工作方针改为在国民党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由我党领导的武装组织。这时，党派我到南田岛大南田（四都）护航队，任务是发展党员，搞部队策反工作，拉出一部分武装，为今后打游击作准备。是年11月，经党组织安排，我以三门县自卫大队特派员名义打入护航队。经了解，这个护航队的士兵大部分是三门海游、亭旁、珠岙和黄岩等地逃避壮丁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除这些劳苦大众外，尚有极少数的海匪、兵痞。如大队长陈利生、中队长陈大海均是海匪出身；分队长朱某是兵痞，曾任国民党部队的下级军官。了解情况后，我就找几个出身好的士兵交谈，提高他们的觉悟，秘密吸收文书王宏淦、班长王杏月、士兵周阿福3人入党。同年10月，大南田党支部成立，我任书记，准备待时间成熟后，拉队伍上山。1945年7月，三门党组织被破坏，县委书记林尧等人被捕，党命我离开南田，到三门参加营救被捕党员的工作。营救工作结束后，党又派我离开三门，到宁海前童童衍孝家了解台属特委在上海联络站的地址，我与章甦吾同志一起去华中局联系工作。回来后，我把在大南田护航队发展的3个党员关系介绍给三门县委金贤益同志，后金贤益去南田谷洞地方与王宏淦同志接上关系。直至1948年10月，该三同志策动了一部分士兵，参加了三门县大队，番号为“火花”部队，金贤益任大队长，在扩大武装、解放三门等活动中，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少年拾忆
张为礼张为礼，1937年3月生，象山县爵溪镇一村人。1955年考入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于1958年5月退学返乡劳动。1978年获“改正”，安置在象山县供电局工作，1997年退休。出版有长篇小说《逝去的岁月》等。
在我五岁的那一年，亲眼看到东洋鬼子寒光闪闪的刺刀。
那天，我跟着两个姐姐到南门外路边的草丛中去捕捉蜻蜓，正当我们玩得开心之际，猛然间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炮声，吓得我们魂不附体！听到有人高喊：“快来看啊，下沙岭头的凉亭山墙上被炮弹打了一个大洞！”于是大家都抬头望那个下沙岭头的凉亭，果然，看到山墙上被轰了一个大洞，还冒着一股白烟。于是大家很快明白，这个山墙上的大洞肯定是刚才的炮弹所打的。有人在高喊：“东洋鬼子打进来了！”姐姐看到人家都向城里逃，就赶紧拉着我的手，拼命逃回城里的家中。顷刻间，古老的小城就笼罩在恐怖之中了。
半个多钟头后，街上就传来东洋鬼子已经进城的消息！邻居们马上行动起来，院子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躲到中楼上的柴垛里，外面再用柴把叠起来封住；男青年则尽量躲藏到不易被发现的阴暗角落；剩下老弱妇幼估计问题不大，就在各人自己的家里坐着。我依偎在母亲身边，就坐在灶间的一条木凳上。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三个东洋鬼子耀武扬威地走进我家的房间，翻箱倒柜了一阵后离去，当时我真的是恐惧极了。东洋鬼子虽然在我们的院子里没有干出什么恶行，但在一家正在举行婚礼的人家里，竟把新娘强奸了……
从此，我的整个少年时期就进入了动荡不安与风雨交加的生活。国民党大溃退
我小学即将毕业之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状态，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时学校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件：有四个老师“连夜出逃”，其中有一个是我的班主任戴正之老师，他是本县晓塘乡人。我们学生自然不知道这四个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戴老师叫我们班中的五六个同学到他的房间听他讲《千里寻母记》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童话，一个孩子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后最终寻找到了他亲爱的母亲。第二天上学后，我就发觉学校里的气氛很不正常，许多人都围在一起说悄悄话，我听后才知道，大家都在说戴老师、史奇生、郭谷铭和王晚霞四老师昨晚“连夜出逃”的“事件”。突然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冲进校园，对全校的老师宿舍、办公室、教室进行搜查，结果没找到一个他们所要找的人。
原来，我的班主任戴正之老师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不久，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长江部队从江防退下来，蝗虫般地涌进爵溪。他们全部是美式装备，什么轻重机枪、卡宾枪等现代化枪械应有尽有，雪亮雪亮。城里的每个大院几乎都住着这些大兵，我们家的大院也住了一个炊事班，负责一个排的伙食。他们在天井里架起两口可以倒进一担水、几十斤大米烧饭的大铁锅，饭香飘满了整个大院。这些大兵待我们小孩倒是十分和气，从没有打骂过我们。开饭前，我们这些小孩闻到饭香就围在大铁锅旁边，看着炊事员们打饭。他们打好饭，就把留在锅边的饭锅焦分给我们小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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