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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桑兵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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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试读:

绪论

抗日战争中的1942年,陈寅恪为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肺腑之言:

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共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著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如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而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嘉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借表彰杨树达而感叹时遇,寄望将来。作者本来悲观情绪较重,于战乱之中有这样的美好憧憬,是以“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为信念。国家但有安宁之日,理当奉此辈为国老儒宗,供于京师太学,以弘扬华夏文化。这不仅是对学术文化前景的期望,也是对国运兴盛的祝愿。

战乱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学术渐上轨道的趋势被打断,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不过,战后的恢复与发展也并未完全如陈寅恪所寄望,国老儒宗依然不得其位。个中原因不能仅仅归咎于战乱。与杨、陈“同时辈流”,大都“假手功名,因得表见”,其肥瘠荣悴,显然不同,难易得失,也极易分辨。然而正因为此,社会人心,风气不正,则趋炎附势,避难就易,适为凡人之天性,而非民族之理性。1920年7月,北京大学毕业而栖身政界的金毓黻在日记中写道:

今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其故在为政客者,一旦斧柯得假,则高下在心,用舍由我,权位以此而崇,功名由之以盛,加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穷乏得我,在己既足自豪,人亦从旁艳羡,此为政客者所以日多也。至若为学者,其性恬淡,其志清明,其行苦卓,非有确立不拔之操,遁世无闷之想,即令有志力学,或夺于外诱,或止于中慑,必致中道而画,尽堕前功。呜呼!学者之所以默相证慰者,没世不可知之名耳。设并此而无之,人更无愿为学者矣。……古人有恒言曰,古人著书,大抵忧愤之所为作也,诚哉是言。吾国学者,千古一辙,至今日犹然。章太炎氏之学,精约独至,前无古人,考其成功,乃在流离颠沛之时,迫而后出,亦缘忧愤。及至近三五年,处境渐亨,著述之业,转见衰歇,间有言论,乃近政客。章氏如此,余子可知。新会梁氏,近年亦鲜少宏著,是知学者事业,非由饥趋势迫,必难终业。旁征西土则异是,彼邦学者,位居政客职官之上,国家尊崇特至,社会宾敬极恭,无吾国学者之苦卓,而有一世之乐,百世之名,胸襟淡泊,志趣高尚之士,孰不乐为此,西土学者所以日多也。

世风与学风互为表里,世风不良,则学风难纯,反之亦然。诚如金毓黻所说,学者求一“没世不可知之名”,本来无可厚非。但何为学者应有之名,似乎在见仁见智之列,而且既有得名之心,以及有名与否与实际利益密切相关,则势必以学问为手段而非目的,得名之道难免求诸学问以外而呈“多元化”趋势。民国政治黑暗,纯粹以政客之功名,难以显著于学界乃至社会。影响民国学术界至为广泛深远者,主要是由传媒鼓动、播布思想的政论。钱穆后来总结民国以来学术与时代脱节的情形,认为“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乃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而通过传媒鼓动社会者,多数仍是大学及研究机关的学人。文以载道之下,学者往往兼作文人,近代则思想导师与学界闻人相辅相成,以为成名捷径。向新文化运动别树一帜的“学衡”派,不满于新文化派故意鼓动大众,批评当时学者专营“术”而忽视“学”。柳诒征认为:

学者产生地有二种,实验室、图书馆一也,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二也,前者有学而无术,后者有术而无学,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故在今日号称不为官吏,不为政客,不为武人,不为商贾,自居于最高最纯洁之地位之学者,其实乃一种变相之官吏,特殊之政客,无枪炮之武人,无资本之商贾,而绝非真正之学者。官厅所见此等学者也,会场所闻此等学者也,报纸所载此等学者也,专电所登此等学者也,终日奔驰于火车汽车而不息此等学者也,主持教育主持学术为学界之讬辣斯此等学者也。此等学者愈多,教育愈坏,学术愈晦,中国愈乱,乱而学者之术愈进步。

不求学而但求术,也就是借助时会,假手功名之谓了。柳氏呼吁学者“舍术而求学”,但如果社会乃至学术界均以成名与否判断学人的学术地位,则由“术”成名易,以“学”成就难,一般人明知名实不符,也会反治学之道而行之,舍学而求术。而由术得名者,必以术固其位,长此以往,循环反复,本末倒置,反而成为学术界的天经地义。这样的偏见不仅左右当时学人的从学之道,也影响后世学人的回顾目光。判断近代学术史上派分的主流与否,多少依据从众的声势,而非实际的贡献。换一角度看,主流或许刚好是误入歧途,偏离了治学的轨道。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断言欲中国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以学术为目的,不仅包含不以学术为论政的手段,也包含不以政论为成学的工具,也就是陈寅恪所说不借时会之助,而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学界乃至社会以此类学人为国老儒宗加以尊礼,方能显示中国的学术文化真正走上正轨。可惜近代政治腐恶,社会动荡,学人不得不承担领导思想,指引社会的重任,其与政治不能绝缘,就有不获已之缘故。此为国家之不幸,非仅学人之不幸。不过,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学术往往反激而成盛局,其中学人遵循学术本来轨则,为内在要因。而不借时会,实为必由之路。“不藉他力”而能“实至名归”,虽是治学的正途本分,做到并且不逾矩却极难。因此近代学人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所谓“时势造英雄”和“渊源有自”,均须凭借外力。这也是社会时政影响于学术的变相。既然学人的成名之道并不由于学术本身,则判断其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也不应依据其地位或名声。要想了解近代学术的历史,除了阅读学者思想的记录即其学术著作外,不能忽略学者作为社会历史人物、由其行为活动刻录下来的多种史实。在具体而综合地考察各种流派和人物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这些学派和学人的历史地位自然随着时序流程而适得其所,学术发展的轨则也就由对其成败得失的心领神会得以凸显。

由术得名,必须因应时势,则学者不能沉潜于学问,随波逐流,以趋时骤然成名者往往也容易过时。而学人对于自己学术目前的失势较可能的失传更为关心,博得时名常常与失去清誉结伴而至。钱穆曾对弟子批评:“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又说:“为学标准贵高,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若先以卑陋自足,则难有远到之望。标准之高低,若多读书自见。所患即以时代群趋为是,不能上窥古人,则终为所囿。从来学者之患无不在是,诚有志者所当时以警惕也。”等而下之者不必论,就连钱穆相当推许的梁启超,同时人也指其“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又以正义之见,不敌其名利之念。晚年讲学,尤好揣摩风气,儒墨汉宋,佛老科玄,时时改易。前之以识见文字转移一代风气者,卒乃行文之末,亦随人为转移”。有鉴于此,“益叹先哲学必立本之义为不可易也”。“学必立本”即先识大体,必先对所治学问的“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有本不依或无本可据,则难免偏离正轨,极易流于“以钻隙觅间寻罅缝找漏洞代求知识”。而这种“为局部的研究”的“走偏锋”,正是光宣以后正统考据学复兴的大势所趋,其动机和目的在于千方百计超越前人。民国以来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和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不仅欲突过古人,还要赶超域外。而在西学的冲击之下,中体动摇,作为中学纲领的经学解体,取而代之以史学为中轴的国学又继而分崩离析,中学已是无本可据。至于西学方面,也是急功近利,各取所需,不求本源,形成有本不依。学术的既有途辙已失,而新的规矩待立,失范现象比比皆是。

1924年8月15日,章太炎在《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撰文批评学界时流“废其坦途,不以序进,以失高明光大之道”,“所谓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横潦,其不可恃甚明”。结果以史学为主的文科“学弊”有五:“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此意一个月前他在南京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以“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为题做过演讲,旨在批评中国教育界忽略史学,因而不能保存国性,发扬志趣,使志趣与智识并进。两文相较,五弊的大要一致,但顺序略有差别,阐释也不尽相同,后者依次为取文舍事,详上古而略近代,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将两文参阅,方可了解章太炎的真意。所说各节,确为民国学术偏向的大端,其影响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取文舍事”指归有光、方苞等文辞派评点《史记》《汉书》,以事实就文章,忽视史书的实录本质,易为文章而捏造事实,旨在进一步肃清桐城派的影响。“详上古而略近代”,乃史学通病,每每于唐虞三代,加以考据,六朝以后渐简,唐宋以还,则考证无不从略。“歌颂三代,本属科举流毒,二十四史自可束诸高阁。然人事变动[?],法制流传,有非泥古不化所能明其究竟者。”所以“司马温公作通鉴,于两汉以前,多根正史,晋后则旁采他籍,唐则采诸新旧唐书者只什五六,其余则皆依年月日以考证之,并附考异,以备稷核。诚以近代典籍流传既富,治史学既有所依据,而其为用有自不同。盖时代愈近者,与今世国民性愈接近,则其激发吾人志趣,亦愈易也”。周以前历史,“世次疏阔,年月较略,或不可以质言”,而学者“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是所谓好画鬼魅,恶图犬马也”。这与陈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见识大抵相通。后者亦认为“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所以后来章太炎批评“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疵”。这也就是陈寅恪所说:“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民国时则“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至于治近代史事,则正史之外,广泛“旁采他籍”,考证存异,适为不二法门。“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为晚清外患日迫之下边疆史地之学兴起的流风余韵,民国以后,受西方汉学及东方学发达的影响,边疆史地乃至中西交通史再掀热潮。本来中国学者熟悉本部而疏于四裔,取长补短,理所应当,而且中国从来并非孤立发展,通四裔亦为深入了解本部的势所必然。但凡事矫枉过正即失之偏颇,“其流弊则将内政要点,处处从略”,相比之下,“内政为立国根本”,外交的重要性尚在其次。历史究竟以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为旨,众说纷纭,“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毕竟有轻重本末倒置之嫌。“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章太炎称此病为受日本影响的结果,日本人治东方史学,因为没有国民性关系,目的与国人治国史不同,往往“举一二文人以代表一代文物”。“近人治史学,好谈文化,文化为政治之母,固为一班人所共认,然文乃经纬天地之文,初非吟风弄月玩物丧志之文。”此外他还认为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对于政治发生影响小,不占重要位置,“泛论宗教,无关政治,自可从略”。“夫文章与风俗相系,固也。然寻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汙所致,……彼重文而轻政者,所谓不揣其本,求之于末已。”“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仅为部分学者所独有,与上述四项为史学通病不同。这显然指疑古辨伪如胡适及“古史辨”的顾颉刚等人而言。章太炎承认“古事致疑,本为学者态度,然若以一二疏漏而遽认为伪造,欲学者群束书不观,则未免太过耳”。记忆前事,多为大体,难免疏漏歧异,而且古史多曲笔讳饰,属故意为之。

比较今日学术,歧途成正轨,偏锋为大道,横溢斜出已是理所当然,不温故而欲知新的妄言变作登云的天梯,成名的捷径,甚至普度的慈航了。研究学者的历史,当然是想由其学行显其学识,自己时常揣摩之外,亦可供有心人观赏参考。学问之事,既要相互观摩,师友夹辅,亦贵能孤往,既然不以时代群趋为是,就应由沉潜而千虑一得,以待来者。1957年钱穆认为张君劢等人欲发表中国文化宣言之事“无甚意义”,“学术研究,贵在沉潜缜密,又贵相互间各有专精。数十年来学风颓败已极,今日极而思反,正贵主持风气者导一正路。此决不在文字口说上向一般群众耸视听而兴波澜,又恐更引起门户壁垒耳”。在“但开风气不为师”被曲解为胡思乱想、危言耸听以至众从的遁词的情形下,学术更应遵轨道而重师法。

对于后学者而言,选择轨道与师法并非易事,了解近代学术史事无疑具有参考作用。治学本应眼见为实,切忌道听途说,近代学人以术造势,由势得名,结果耳学反而重于目验,无论前贤或时流,正邪高下,都是听说而来。今人论近代学术,常就主流一线的声势着眼,则胡适的科学方法影响最大,傅斯年的史料学成就最高。其实,深入一层看,第一流的学人大都在胡适的十字真言笼罩之外,并且对其方法的科学性不以为然,而被划进史料学派的不少学人,与傅斯年的主张在若即若离之间。即使号称沐浴胡适科学方法的曙光进入学术殿堂的新进,究竟是顺势抑或得道,还要另当别论。1940年代称赞胡适的方法“已经造成了二十多年来的学术新局面,奠定了今日学术界的新基础”的王重民,在1930年代对胡适的得名还颇有微辞,所以他虽然说胡适最善讲方法,其实是“一切的方法都供他使用,而经他使用过,解说过的方法,便都变成了学术界公用的方法”。照此看来,胡适的功劳主要还在推广,而且由胡适推而广之的方法究竟与包括王重民本人在内的后进在学术上升堂入室有何关系,尚不清楚。胡适本人的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公认者不多,如果其学术方法反而影响最大,除非后来者趋炎附势或等而下之,并不足以显示胡适的高明。胡适自己并无金针,却喜欢教人绣鸳鸯,后继者取法乎中,则难免一片涂鸦了。

本书得以完成,得到众多师友的帮助。本系的胡守为、蔡鸿生、姜伯勤诸位先生不仅提供过若干资料,更有耳提面命的学问,其片言只语的点拨在后学者听来不仅茅塞顿开,而且有如黄钟大吕。小环境的学术风气不辍,与此大有关系。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陈以爱女士寄赠了一些重要的港台版新书旧籍,极具帮助。其以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订出版的大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版),无论就规范性与深度而言,水准当在多数博士论文之上,甚至超过优秀博士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与拙著关系密切,原为计划写作的一部分,虽然对相关人、事的理解间有不同,基本史实及分析大体已定,进而讨论其他问题,更易深入而且确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顾朝女士、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汎森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冈村秀典教授和神户大学的石川祯浩教授以及本系的程美宝博士,提供过若干种关键性的已刊未刊资料或未曾寓目的中日文新著,使得史料成活一片,问题迎刃而解。韩国瑞南财团和延世大学白永瑞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所长,提供了前往汉城和香港访问研究的宝贵机会,获得大量图书资料。赴台湾开会期间,“中研院”近代史所的陈存恭教授帮助查找相关书刊。由于上述机缘,得以克服条件的局限。

书中各章独立成篇,且写作时间持续数年,似无体系,其实确有一以贯之的轴线和旨意,只是不愿照顾面面俱到的系统,尝试“讲宋学,做汉学”的两全之法,将大体和条理置于兴之所至的一得之见背后,留待有心人玩赏体味。研究进程中,曾向多位师友请益或讨论,并吸收了他们的不少研究成果,使得眼界开阔,弥补了思维上的当局者迷。一些章节作为论文发表后,直接间接得到若干意见,在通盘考虑之下对原文有所修订,或删改,或增补。个别地方仍旧,并非固执己见,而是觉得原意实有转折,大体可通,且较近真,一旦改变,反而前后相违。各文独立发表时少量重合的部分也有所调整,不再一一说明。对于各位赐教者则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得以付梓,还要特别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晓敏先生,倒不是因为什么市场经济之下坚持出版不赚钱的学术著作之类本来理所应当的缘故,而是从应允到交稿,几乎拖了一年,其间关于书名及出版方式,又屡有变化,社方始终容忍谅解,令人感动和歉疚。今年公私事多,固然大忙,但一再延期,忙尚在其次。史料愈近愈繁,很难做到竭泽而渔,而个人精力、见识、阅历有限,读书不免偏弊。未经过目即妄下论断,必然失之望文生义甚至凿空逞臆。更有甚者,读书多而见识广,才能通方知类,目的高远,否则高谈阔论,不过前贤唾余。一旦公之于众,便成批判对象,无可遁形。因此每当交稿期限迫近,总感到惴惴不安。现在虽然告一段落,仍望方家不吝赐教,以俾改正修订。2000年10月于广州第一章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与西学

近代国学研究,从1902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始,到1950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合并或停刊止,历经半个世纪。其中流派纷呈,观念不一,但总体上看,乃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特别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层面上融入近代世界体系。“西学”这一东亚人特有的模糊概念,作为对外来新的思想和学术的笼统观照,不仅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更制约着其发展趋向。一、西人东来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但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从定义出发徒劳无功,唯一的要诀是沈曾植所谓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即从学术史的变化发展找出国学的时空位置,进而把握其内涵。

目前所知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有三。其一,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

其二,1902年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曾经担任《时务报》东文翻译、出版过号称世界上最早的《支那文学史》的古城贞吉明确劝其“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在稍后答复京师大学堂同仁委托调查事项的函件中,吴汝纶明确表示:

柳溪兄所示二条:日本与吾国,国势、政体、民情皆有异同,比较之法,不可不讲。日本汉学,近已渐废,吾国不可自废国学。华学与西学有不能并在一学者,今开办之始,不能遽臻妥叶。日本现行学制,太氐西国公学,而尤以德国为依归。鄙心所疑者在中学,科目太多,时刻太少,程度太浅,余则似无可议。

其三,据说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后一事时间上尚有可疑,因为国学扶轮社的出版活动,可查证的多在1905年以后。倒是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至少1903年已经成立。

尽管仍难据以断定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但似可做如下判断:1.较普遍使用近代意义的“国学”,是20世纪初的事。2.其语义的转变,直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术趋向变化的影响。

西学东来与中学西传,由来已久,相互影响颇大。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凭借武力全面东侵,迫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而中体西用。朝廷和士大夫对西学先进性的承认导致中国固有文化权威的动摇,这种情况在八国联军之后演变成真正的危机。一方面,“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阶级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另一方面,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这一变化从中国传统典籍的身价浮沉中表现得尤具象征性。有人说:

吾曩以壬寅走京师,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迨乙巳返里,幽忧索居,南中开通早士,多习于舍己从人之便利,日为卤莽浮剽之词,填塞耳目,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几几不可得。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

这种“数年之间,扶东则倒西”的剧变,在令知识人哀叹旧学式微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种族危机意识。

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的言论中,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被经常提及。或者可以说,天下意识是这些人倡行国学的重要动因。顾氏《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种自先秦传衍下来的观念,本是士人对诸侯割据的一种文化超越,显示出作为文化集合体的中国,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与此相应,至少在知识人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较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

近代国学倡导者的传统天下意识与近代世界眼光交相作用,他们说:“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既标明天下重于国家的政治见解,又道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涵义。所以当时人屡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中国数千年历经分合治乱而一脉相传,“天下”即文化的作用不可谓不大。这种与世界观念相协调的天下意识,成为近代民族竞存的重要支柱。

除沿用古训,近代知识人又注入新的语义。19世纪以来,对中国士人心中的“天下”冲击最大者莫过于泰西思想学术。其势头到20世纪初出现三种新趋向:其一,清政府已公开表态取法欧美。其二,一些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非中国化教育。其三,中国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士子中,欧化倾向日益泛滥。这大大激发了一些人的天下意识。有的从学术与土地人种、风俗政教的关系立论,指出:“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对于吾国人士慕泰西学术之美,“乃相与联袂以欢迎之,思欲移植其学于中国,而奉之以为国学”的状况表示不满,既反对“奴隶于吾往日同洲外族之学”,也反对“奴隶于今日异洲外族之学”。尽管国学倡行者的态度倾向不一,欧化风行无疑是激生其强烈反应的社会根源。

对文化入侵的反应不止一途,兴国学以抗西学欧化,还有学术因素的直接刺激。在欧洲,汉学研究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从19世纪起,进入学院化发展阶段,法、英、荷兰等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汉学讲座、汉学系或研究院,德国则于1887年在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研究所,1912年正式设立汉学讲座。不过,由于中国学者缺乏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能力和条件,除传教士带来的偶然信息外,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明显。直接起刺激作用的,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日益为举世关注的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这个由拿破仑入侵埃及带动起来的世界性考古大发现时代,在持续了一个世纪后重心逐渐移向中亚远东,30年间,俄国的克莱门兹(D.Klementz)、科兹洛夫(P.K.Kozloff)、奥登堡(S.Ol’denburg)、英国的斯坦因(A.Stein,匈牙利人)、德国的格鲁威德尔(A.Gru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瑞典的斯文赫定(Seven Hedin)、美国的华尔讷(L.Warner)、安得思(R.C.Andreus)等众多人士,均多次来华进行考古探险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所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同时也震动了国人。后者了解到,欧洲学者把印度学与中国学视为20世纪将影响全球学界的两大古学。上述信息,成为国学倡行者反复引证的事实,以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反衬其本土的危境。20年代后国学研究兴盛,除了输入新知以整理国故外,显然也与欧洲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烈而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寄托有关。

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日本两军对垒之际,这无疑会引起大批东渡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的关注。同时,日本的中国学在继承传统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学习引进欧洲近代学术的观念方法,取得长足发展,形成“支那学”与东洋学两大分支,并得到欧洲汉学界的承认与重视。

与对欧洲汉学的隔漠不同,中日两国学者间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尤其在汉学界,彼此声气牵动。据1893年赴日的黄庆澄记:

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土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曩闽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获重利者。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罗,刻《古佚丛书》一部。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古,编处采买,得古书甚夥。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叠次搜贩。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间有一二出售者,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

黄庆澄此行代孙诒让访求古书,有多部即因价昂未能购取。这种情形到20世纪初发生捩转,大批日本人来中国搜购古代文献,清末有人记道:

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青黄不接之叹。日本藏书家岁至吾国京师及吴中都会,捆载旧本经史子集与金石书画之属,不惜重赀购归藏贮,以致国朝人诗文集凡在乾嘉以前稍稍有名,今无刻本,靡不昂贵,故收书甚为不易,施愚山诗文全集、鲒绮亭内外集均须三四十金,视十年前盖三倍矣。

古器物亦然。据说“商界之竞以贩买中国古美术品为事,始于日俄战争告毕及日本入高丽之时,彼等之访觅骨董,能于陵墓之所藏,独具只眼,较诸本国之内地人情形更为熟悉,华美而兼贵重之唐宋两代陶器,多有自陵墓中发现者”。

旧学而外,后起的新学术也迅速跟进。1902—1914年间,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桔瑞超等,先后三次组织中亚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考察,搜得大批文献文物,还有多人到中国东北等地考古发掘,流散到民间的敦煌卷子及各类图书也大量为日本人收购。这使得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跃进到与欧洲汉学并驾齐驱的地位,令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压力。日本朝野想方设法收购中国古代文献器物之事在各种国学刊物上被一再披露。1907年,江南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为日本岩寄氏收购,《国粹学报》第44期译载岛田彦桢所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董康于跋识中特意点醒:

频年日本书估,辇重金来都下,踵项相望,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渊阁,如八千卷楼,如艺风楼,如长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前车可鉴,思之兹惧,用特印行皕宋楼源流考,以告有保存国粹之责者。

学术资源的优势与学术发展适成正比,使日本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领先一筹,直到20年代中期,桑原骘藏评介陈垣著述时,仍认为中国史学与国际学术规范距离太远。而陈垣则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只能相对叹息。这样强烈的反差,激励中国学者努力奋进。厦门大学国学院发掘计划书称:

二十年来,欧美考古学者以我国有最古之文明与悠久之历史,群来东方实地考查,其研究结果之公表于世而有裨益于东方史学为世界所周知者,如沙畹、伯希和诸氏,其最著者也。近数年中,欧美日本大学教授及博物院代表来华调查古迹者日益多,此其故可深长思矣。

该院致力于考古发掘研究,正是要使中国的考古学“于世界学术界中占一位置”。各国学研究机构建立后,均强烈反对欧美、日本的学术侵略与文化掠夺行为,或坚决阻止,或要求联合进行探险发掘,以便监督,防止国宝外流。二、科学与学科

在维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学术神经之时,近代国学的倡导、研究者并非一味固守旧轨。梁启超讲得很清楚:

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

黄遵宪不赞成办《国学报》,是认为中国病在尊大固蔽,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主张“略迟数年再为之”。

国粹派谈到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时,也刻意强调:“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祠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层累曲折之故,有所未莹者乎。”“一言以蔽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国粹学报》在略例中特别规定:“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

此态度后来为大多数国学倡导者、研究者不同程度地信奉。激进如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声言:

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图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已经倾向守成者如廖平,也不绝对排斥西学,时有比附之意,以显其心中有西学的影子在。其弟子李俊卿说:“时当海禁初开,欧美学术之移入中土者,疏浅且薄,不足以副先生之采获。先生虽乐资之为说,而终不能于先生之学有所俾。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更精实绝伦也。”更多的人虽不一定明确表态,实际研究中很少不取法借鉴西学者。

国学倡导者的出发点最初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养成国民的爱国心,所以强调抱残守缺,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此后,西学的精密系统日益影响国人的学术旨趣。较早设立的国学保存会每月开讲习会,商量旧学,相互切磋,并请刘师培担任正讲师。该会还准备开设国粹学堂,因经费不足而罢。但所拟定的学科预算,清楚显示出近代国学的内涵与旧学大相径庭。其学制为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至少形式上与旧学分科截然不同,采用了西学的分类法。

此外,国学倡导者大都从事新式文教事业,从私人书院式传习转向凭借近代大众传媒向社会广泛宣传。而对这一舶来品版面的模仿,很容易引起固有学术表述形式的改变。从传统札记变为近代学术的标志——论文,据说以《国粹学报》为最早。该报从第五年起,政论性社说明显减少,而以学术著作为替代。第六年更取消社说,代以纯学术的通论。

国学保存会对后来的国学研究影响极大,或者说,它显示了近代国学研究共同路向的基调。从清末到民初,有章太炎开办于东京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章氏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1911年北京、1914年日本),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吴仲、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1908年北京),陈尔锡、吕学沅等人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1914年东京、北京),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1915年上海),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等。一些青年显然为此所吸引,也呼吁“振兴国学”,决心编撰《国学志》(如顾颉刚)。统治者方面,鼓吹中体西用的张之洞等亦主张保存国粹,倡设各省存古学堂及古学院,还有人奏请设立国学专门学堂。

这一时期的国学,无论派分如何,从主张、章程、科目看,抱残守缺的一面更为凸显,但也吸收西学。东京国学讲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王国维更直接反对言学者有新旧中西之争,“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指争论者为不学或不知学之徒。他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官方倡导,虽被斥为“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而且张之洞确有重守成轻研究之意,但以国学为专门,本身就是对西学影响的回应。

20世纪20—30年代前半,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成为时尚。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不仅青年后学踊跃投考,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专门杂志和出版社纷纷出台,一些报刊则特辟国学专栏,以论文、专著、教科书和丛书的形式发表了大量国学论著;既有的国学倡导者仍继续鼓吹,一批少壮新进之士又加入行列;标明国学的学术性结社明显增多;响应者除集中于京沪外,还扩展到西北、东北、闽粤及香港等地。

由五四新文化鼓动起来的国学热潮,一开始就与从欧美输入的科学主义联袂而至。毛子水发表于《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直言国故学是现在科学的一种,“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才可以去研究国故”,“科学的精神”是研究国故学的根本。虽然清代汉学家的方法也有科学的精神蕴含其中,但那是不自觉的,“最容易有弊”。要将不自觉转变为自觉,应当取法近三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精神,即欧西文明。也就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说:“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然而,在欧化热浪中,胡适的这一点理性仍被斥为“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为了免于误导青年的罪责,胡适后来表示“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声称自己不存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中寻求天经地义来安身立命,而是要“捉妖”和“打鬼”,“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以国故学者判断旧文化无用的结论,“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知识和新道德”,并宣称国学是条“死路”。这样,整理国故实际上成为“介绍欧化”的前驱。受此影响,在世界潮流面前有落伍之感的部分南社社员组成新南社,“愿一弃从前纤靡之习”,一面“整理国学”,一面“引纳新潮”。

对于胡适等人的科学,章门弟子的《国故月刊》固然不满,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也不以为然。这个以归国留学生为核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同人杂志,与胡适等人争论的焦点其实是输入西学的正统和研究学术的纯正。其简章规定,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应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隐指胡适派的伪西学或伪学术。两派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由此升温的国学热,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引起连锁反应。

自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厦门、燕京、齐鲁,乃至有心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立异的东南大学等校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厦门、东北、西北、大夏、中国、齐鲁、国民、正风等大专院校成立或改建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昆明、长沙等地则开办国学专修馆或国学专修学校。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甘肃教育厅提出《融合并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案》,要求从融合五族文化入手,巩固共和。其八项办法中的两条:一是大学院设立国学研究所,以整理国故;一是全国各大学均设国学专科。

20世纪20年代末,虽然厦门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相继解体,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改组为国学馆之后也渐趋消沉,尤其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傅斯年公开表示反对国故的观念,力争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使得笼统的整理国故出现分流。同时,20世纪20年代后期坚持新文化方向而认为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背道而驰的一批人不断提出质疑和批评,本来“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的郑振铎,也转而质疑国学的苏生是否“文艺复兴”,呼吁“打倒所谓‘国学家’”,“且慢谈所谓‘国学’”,而以全盘输入西方科学和文化以建设新的中国为生路。加上整理国故又与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纠缠在一起,失去了初期一哄而起的热闹,不少从众的青年弃之而去。不过,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或新设或续办,南方的几家国学会仍在积极活动,一贯坚持保守固有文化的无锡国学专修馆等教育机构还呈向上趋势,各大学兴建或改建国学系及各地创办国学专修学校的则随惯性移动,后来才逐渐废弃“国学”的标签,改回中国文学系之类本名。

胡适的整理国故虽然背后有欧洲汉学的影子,与傅斯年的主张相通,毕竟不排斥国学的概念。直到1928年北京大学酝酿改革,胡适仍坚持五年前与葛利普、李四光等人拟定的“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程草案”,欲将北大改作研究院,分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学院和文学院(或外国文学院)等四个分院。北大的《国学季刊》时断时续,还在出版。这面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最早竖起的国学大旗不倒,就依然不乏响应者。

学术上最能体现国学与西学关系的,当属国学研究所和国学院的组织。其建制按照近代西学分类设科,其研究方法与课程遵循国际学术范式。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五个研究室,并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以贯彻其学术宗旨。清华研究院国学科融合中国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确定的国学范围是,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美术。东南大学国学院计划分科学、典籍、诗文三部,从学说、图谱、器物三方面,运用各种相关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思想学术、文学、诗词曲剧、美术、天文数学、法制、经济学、交通及国际交通、农商工业、哲学、教育、宗教风俗等历史现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分中国哲学、史地、文学、社会经济四科。

厦门大学国学院筹备之际,该校文理商教各科主任均参与其事,结果所订章程囊括一切,分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哲学、文学、经济、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等14组。后招聘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几位骨干,组织上基本继承北大风格,设语言文字学、史学及考古学、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等5组,并组织风俗调查会。这些设置,均突破了传统学术七略、四部等分类,体现了近代西学的精神。

形式改变,是内容变化的表现。国学虽是中国固有学术的代名词,机构却是现代教育组织的一部分。各国学院校系所的课程均增添西学,即使传统科目,也依据现代学术规范重新编排。厦门大学国学系要求选修普通发音学、比较语言学、修辞学、英国文学史、西洋美术史、人类学、美学概论、印度和泰西哲学。齐鲁大学国学系增设了逻辑学、文学史、文字学、修辞学等课程。中国大学国学系在吴承仕的带领下,改革课程,增设了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西洋文学史、新俄文学选读及由新学者讲授的中国历史哲学课。就连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其学生所开列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也有常识一类,包括史地学、哲学、论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心理学、数学和英、日文。北大《国学季刊》编辑略例规定:

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与以相当之地位。

该刊虽文言与白话兼收,但一律横排,并用新式标点,开一代新风。与北大新文化派多有争执的南高学派,所办《史地学报》开始也是横排,其内容的西学色彩更加浓重。

研究机构的课程设置与指导学生更接近国际学术规范。被胡适称为可以代表“‘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之精神的北大国学门,有林玉堂开设的“中国比较发音学”和“标音原则”班,讲解以国际音标注国语及方言的方法,考定中国重要方言的音声。其方言调查会宣言书特意指明中西治学方法不同,“今日方言调查范围,非仅区区训诂学中之一事,而实为与音韵学、殖民史、印度支那语言学等不可分离的一种研究”。而风俗调查会将风俗调查视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并批评一般人对这门学问的轻蔑。古迹古物调查会认识到考古学范围广,发展会员时特别提出:“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动物、化学各项专门人材协力合作。”

清华研究院目的有二:一是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二是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考试科目除经史、诸子、文学、小学外,还有世界史、统计学、人类学、西洋哲学、中国哲学、普通语音学、心理学、声学、数学,以及东西交通史、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和多种外国文,普通演讲和指导科目则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东西交通史、普通语言学、方音学、现代方言学、人文学、考古学、人体测验等。厦大国学院成立时,主任沈兼士认为:“现时欲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始有真确之可言。”该院师生的选题均偏重上述领域。

对于中国固有学术,国学研究者在继承乾嘉朴学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吸收欧美现代学术的方法,扩展视野,建立规范,创造出“新国学”或“适应新潮的国学”。当时尚在留学的刘复说:

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而闹复辟!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

甚至对乾嘉汉学,胡适等新进学人也予以批评。日本学者注意到:

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

胡适曾经感叹道:

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on)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

这时胡适受到一些同道对其鼓吹整理国故的批评,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否定多少有自我辩解的意味,而所说欧洲学术对国学研究的冲击,则大体不错。与欧美日本的考古学、语言学、比较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发达的情形相对应,国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领域,几乎都与这些学科相关联。

1923年胡朴安在总结国学发展趋势时指出:

顷岁以来,隐忧之士,鉴于国学之衰落,以为国学将绝也,而不知国学已动复兴之机。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因欧洲哲学之影响,研究诸子学者日多;因欧洲言语学之影响,研究六书学者日多;因欧洲美术学者之影响,研究群经古史学者日多。不过草莽初群,而□径未分,孚甲已萌,而灿烂未现。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之。

被陈寅恪称为中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的王国维的治学领域与方法,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正,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即体现了中西学融合汇通的时趋。三、国际汉学的影子

国学研究所受西学的影响,还体现于倡导研究者的教育背景。许多著名的国学大家,都有过留学经历或学习、传播过西学。梁启超在近代输入西学方面(包括从日本转手引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无人企及。罗振玉则与欧洲、日本的一流汉学家保持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国粹派领袖骨干如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人也曾是传播西学的健将。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国学保存会的支柱邓实与黄节,一面借《政艺通报》系统输入西学,一面以《国粹学报》提倡国学。为了吸收域外之学以治中国固有之学,他们或自己努力学习外文,或鼓励子弟学习外语,其中一些人能够基本掌握运用几门外文,如梁启超学过英、日、法文,章太炎学过日文、梵文,程度虽然不能与留学出身者相比,对于思想鼓动却有极大帮助。至于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者,多会一门以上的外文,有的还精通多种外语。

1920年代以后,国学研究者继续保持趋新态势。北大国学门委员会成员大都有留学日本或欧美的经历,风俗调查会由张竞生发起并任主席,方言会由林玉堂任主席,《国学季刊》编委会由胡适任主任。而没有洋学位者则感到很大的压力。据说刘复留欧即为胡适激将。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和讲师中,四位有留学经历,梁启超则长期生活于国外。至少在该校学生看来,王、梁是国学名宿,而赵、陈、李则是“西学精通之士”。陈寅恪在该院所讲全是欧洲汉学的正宗,后因几乎无人能懂,不得不改成较易理解的课程。厦门大学国学院成员基本来自北大,继任主任张星烺也曾留学美、德。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周干庭、胡立初、李云林留学日本,余浩、慈丙如、张锡嘏、胡道远毕业于美国,舒舍予曾任教于英国。燕京大学国学所中,许地山留学英美,谢婉莹留学美国,后又加入张星烺,刘廷芳、黄子通、马鉴等也毕业于异域。即使未曾留学者,也大都是国内新式学堂毕业,学术上积极求新。如北大的顾颉刚、容庚、容肇祖、魏建功、常惠、董作宾等。

与此相对,一些当时人认为守旧的学者,则未予其事或被排斥在外。北京大学的桐城派已完全失势,黄节、陈汉章、叶瀚等只是偶尔参加各学会的活动,有时还故意唱些反调。在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即将赴欧的胡适宣称钻故纸堆治国学是条死路,而生路为一切科学。叶瀚即说:“行年将六十有五岁,从事考古,时已不及。适之先生希望犹大;我但愿在死路上多做点收集工夫,而让后人好开生路,将材料供给参考。因现在死路上材料供给过少,所以在北大授课,讲义毫无精采。”

北大的以新划线引起外界人士的不满,指“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厦门大学也有类似情形。当时任教于该校的陈衍,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并主办《国学专刊》,先后入社者达50余人,却未参与国学院的筹组和学术活动,并在国学院正式成立前辞职返里,其高足叶长青此时反被金陵大学聘走,可见校方并未考虑在即将兴办的国学院使用这批学者。

近代国学研究阵营中,还有一批欧美和日本汉学家的活动及作用引人注目。北大国学门研究规则规定:可随时聘请国内外学者为专门演讲;研究生有必要时,可聘请国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并可聘请外籍学者为导师和通信员。该所曾先后聘请俄国的钢和泰(A.von Stael-Holstein)、伊凤阁(A.I.Ivanov)为导师,法国的伯希和、脑尔特(There′se P.Arnould),日本的今西龙、泽村专太郎、田边尚雄,丹麦的吴克德(K.Wulff)、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为通信员。齐鲁大学国学所聘请加拿大学者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教授甲骨文和商代文化。厦门大学国学院有瑞士籍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参与其事,任筹备总委员会委员。清华研究院聘请钢和泰为名誉通信指导员。他们或以学术专长引进国际最新研究成果,推动东方学的发展,增加国际社会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与关注,或利用社会联系和学术地位促进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同行的交往。其中伯希和于敦煌学,钢和泰、戴密微于言语学、佛学,伊凤阁于西夏学,田边尚雄于中国乐律,均给中国学术界很大影响和帮助。

西方汉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来华传教士的兴趣与活动的影响,而这种兴趣与活动一直持续,不少人长期在中国研究古代文献典籍,调查地方方言和习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中心和基督教文明优越的观念遭受重创,对东方文明的兴趣与爱好增强。而中国本土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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