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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里克·卡普兰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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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生活大爆炸》《辛普森一家》编剧的超级畅销哲学书!)

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生活大爆炸》《辛普森一家》编剧的超级畅销哲学书!)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作者:埃里克·卡普兰排版:吱吱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6-01-01ISBN:9787550266308本书由联合天际(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引言我儿子、儿子朋友的母亲以及两种解释

直到儿子阿里(Ari)上幼儿园,圣诞老人存不存在的问题才开始影响我的生活。阿里并不相信圣诞老人。十月初的时候,他本要和朋友斯凯勒(Schuyler)一起去动物园,但斯凯勒的妈妈塔米(Tammi)给我打电话,说她不想让儿子去了,因为动物园里有驯鹿,她觉得孩子们会因此讨论起圣诞老人。塔米的儿子斯凯勒相信有圣诞老人,他是个乖萌的小孩,还没有跨入别扭的青春叛逆期,塔米希望儿子能继续相信圣诞老人,哪怕再信那么一段时间。所以她希望能取消这个游玩计划,这样阿里就不会告诉斯凯勒,“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那只是你的爸爸妈妈”,动摇他关于圣诞老人的信念了。

但这实在令我感到不解。为了维护儿子与圣诞老人之间不真实的关系,塔米宁愿牺牲儿子与阿里之间真实的友谊。

为什么我这么确定圣诞老人不存在呢?不是因为我从没见过他,毕竟我也没见过以色列名模芭儿——拉法莉(Bar-Refaeli),但她是真实存在的,起码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还健在呢。不相信也不是因为我没去过北极,没见过他和小精灵。虽然那里只有大量的雪和冰,但相关的解释是非常多的:圣诞老人能将胡子铺开,让人们找不到他;精灵们有种机器能让光线发生扭曲;可能我已经见过了圣诞老人,但之后又被他说服进行了脑部手术,清除了这段记忆。但这些都不是原因。我不相信圣诞老人是因为没人告诉我他们相信,而且圣诞老人的故事也与我所信的另一些事实不符:比如驯鹿并不会飞,比如玩具都是从商店里来的,等等。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听,她说:“我相信有圣诞老人。”我又[1]问她相不相信复活节兔子,她说:“我相信。我还小,所以我什么都信。”

我又把故事讲给妻子听,她是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环境下长大的心理学家,她认为事情基本上是这样的:“美国的父母拿这种事糊弄孩子,孩子长大了发现自己被蒙了,一赌气变成了熊孩子。”

但我仍然不能理解塔米的做法。对此我能想到又讲得通的解释方式有这两种:

蒙人

出于某些原因,过去美国的孩子都相信圣诞老人,可能因为父母觉得这是一种吓唬他们、让他们听话的好办法吧。当孩子慢慢长大,变得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之后,他们又会觉得这真是一种蒙孩子的好方法。这样一来社会就分成了两类人:蒙人的和被蒙的。蒙人的动机从善意的(父母)到自私的(销售圣诞节商品的商家,或是要利用神话将这个移民国家凝聚在一起的美国政客)都有。直截了当一点说,这就是在蒙人嘛。

就我观察到的证据来看,蒙人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我在好莱坞工作,这是一个大量生产图像和故事,然后输送给全球观众的地方。我们在给一部叫《生活大爆炸》的电视剧写剧本。有一集里,一个叫谢尔顿(Sheldon)的角色在《龙与地下城》的游戏里把圣诞老人给杀了。对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有个编剧希望电视剧能保持开放性的结局,因为他的孩子会看电视剧,他们是相信有圣诞老人的。当然,作为一个靠商业广告过活的美国情景喜剧的编剧,带着善意动机的他与不那么善意的广告商们一拍即合了。

发疯

对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解释——在塔米的思维中有些东西是分裂的。根据这个理论,在她的思维中可能有一部分是相信圣诞老人的。和其他成年人聊天时,她会对这个问题绝口不提,但在和孩子单独相处时,她是相信的。关于相信的东西,她不会说出口。她可能永远不会说“我相信有圣诞老人”,但她仍会对圣诞老人抱有幻想。如果儿子不再相信圣诞老人,她会十分不安,因为在她的思维中仍有一部分是相信的。

一个人怎么可能对圣诞老人既相信又不相信呢?如果你是阴谋论的支持者,你可能会觉得对于是否相信圣诞老人这件事,她是在撒谎,你会更加怀疑她所叙述的想法。

但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中确实会相信不同的事。让我们设想一下,塔米回到家,躺在了床上。在她就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她听到脑海中的声音,好像是她自己的声音。声音说:“圣诞老人确实存在。我还记得要等他来。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是的,有一半的我认为他不会来了,永远不会来了,但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一半的我呢?”

塔米身体里有许多不同的塔米。有的塔米曾经相信过有圣诞老人,有的塔米仍然相信着有圣诞老人。有的塔米一想起圣诞老人就会很开心,一想到埃里克(Eric)不相信圣诞老人就会很生气。有的塔米可以自然而然地去响应关于圣诞老人的图像、电视节目和歌曲。

塔米这个人可以是分裂的,多个塔米可以同时存在。这就是说,在她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圣诞老人当然是不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声音在说:“希望他给我带来好东西。”这种分裂也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时间之中。这就是说,在圣诞季以外的时间,她可以随意拿圣诞老人开玩笑,但当圣诞节到来之际,她也可以说得好像自己真的相信有快乐的圣诞老公公一样。

既然这种解释连脑海中的声音都纳入其中了,就让我们无情地称其为“发疯”好了。

蒙人和发疯这两种解释在较深的层次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前者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产生了矛盾,后者是在自我认知层面产生了矛盾。我们的社会是由各种心照不宣的密约构成的,其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谎言。发疯的人不过是在对自己撒谎。

在发疯理论之下,塔米的认知出现了断裂层——有相信圣诞老人的一部分,也有不相信圣诞老人的一部分。在蒙人理论之下,美国的人民出现了断裂层——有相信圣诞老人的人,也有不相信圣诞老人的人。无论哪种理论,断裂双方的关系都是一团糟。你甚至可以切换理论,说塔米是在蒙自己,或是全美国人民遇到圣诞老人的问题就会发疯。

那么蒙人和发疯的理论正确吗?

针对这两种理论,在宗教的理性主义批判与人类行为科学研究中均有涉猎,举例如下:

● 马克思主义——蒙人理论支持者。神父可以通过蒙人的方式确保自身的权威:“死后你就可以上天堂吃馅饼了。”

● 精神分析学——发疯理论支持者。人类会以非理性的信念来抵抗精神压力,例如对死亡的恐惧、恋母情结等等。

● 神经生物学——发疯理论支持者。人类大脑进化出了存在感知的模块,这在进化中是相当重要的,你必须知道在这个洞穴里还有没有同伴。当我们认定圣诞老人存在时,大量的神经组织会不必要地兴奋起来。这种状况就像是对花粉过敏时,明明没有打喷嚏的必要,但我们总是会对抗原产生抵抗。

● 模因论——支持由于发疯所以蒙人的理论。模因是指我们的文化基因,当我们因受他人影响而相信、传播某种观点时,人类群体会大规模地模仿。

通常在进行类似的讨论时,我们会做好脑洞大开的准备,等着专家用科学来说服我们。但在如何看待现实、如何看待余生上,科学并没能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答案。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会争辩说:科学当然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生活、看待现实了,很显然嘛,科学告诉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方式去看待。但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不是在搞科学研究,他们搞的是科学新闻,是科普宣传。

科学没有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科学。要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只能从上面的理论里选一个出来套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神经生物学或是模因论。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它符合阶级利益理论;精神分析学者之所以信仰精神分析学,只是因为它能抵抗焦虑;神经生物学者之所以信仰神经生物学,只是因为它符合因果论规律;模因论支持者之所以信仰模因论,只是因为模因论本身已经感染了他们的大脑,使他们自发地传播了起来。这些理论只是进行了自证,在解释圣诞老人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能因为这些理论貌似能对某些问题给出科学的解释就轻信了它们,我们不应当再盲目相信它们,不应当再盲目相信科学解释。这些理论是以自证的方式来解释圣诞老人的。当我们意识到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应当如何面对这样的理论,面对圣诞老人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将科学理论与金钱的作用做个比较。一本经济学或财政学教科书可以告诉你想赚钱该怎么办,但它不会告诉你如何判断金钱重不重要。这个问题我们有商量的余地,选择区间从一切向金钱看,到完全忽视钱财、像个嬉皮士一样四处流浪,可以尽情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值。这种态度同样适用于科学,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可以完全不信,也可以在二者之间选取一个中间值。

你可能会想,既然塔米已经说了她相信圣诞老人,那么她不是在蒙人就是发了疯。为了证明自己看法的正确性,你会指出:疯子从不承认自己发了疯,骗子从来不说自己在骗人。但这种做法会出现两个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一个是道德层面的,另一个是认知层面的。

第一个问题(道德层面):四处指责孩子朋友的父母或其他人是骗子、疯子,明显是种很招人讨厌也很粗鲁的行为。而塔米看起来也不是在撒谎,她始终在考虑自己的儿子,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认知层面):说到底,这不过就是那个古老的笑话——一个英国国教牧师在向另一个牧师解释“正统”的含义:“我的[2]教义才是正统的,你的教义是异端。”

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这种界定“正常”和“真实”的方式,甚至只用常理就能判断出谁是那个发疯蒙人的家伙。否则,“你居然相信圣诞老人,我也是醉了”无异于以一种更高调更夸张的方式说“圣诞老人根本不存在”,这是一种伪装成心理学的人身攻击。

如果假定圣诞老人并不存在,我们可以说塔米这人疯了,但我们不能用她疯了的事实反证圣诞老人不存在。还有种更直接的证明方法,如果我们想知道圣诞老人是否存在,可以出去瞧瞧,看看世界上有没有能对应这种信仰的东西。什么才是能“对应”信仰的东西呢?它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吗?还是一个模糊的象征呢?它能不能点明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呢?让我们看看以下的实验。[3]

想象有一块很大的空场,装得下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荡者游戏(Red Rover)的所有选手。想象着你掀开了自己的头盖骨,所有的信仰都跑了出来,他们手拉着手站在了场地的一边。而在场地的另一边,站着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时信仰们陆续喊出自己的名字,相信非洲存在的信仰高喊出自己的名字:“我相信非洲存在!”这时非洲这个真实的物体举起双手,然后他们双双跑到了场地的另一边,那里挂着一个牌子——真实的信仰。“蜜蜂!我相信有蜜蜂!”“太好啦,我们就是蜜蜂!”然后他们一起跑走了。“我相信有海王星!”“我就是海王星!咱们喝一杯去!”然后配成对的二人一起走掉了。到最后场上还剩下一些信仰,他们举起手喊道:“我相信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大陆真的存在过!”但另一边没人回应它,因为没有消失的亚特兰蒂斯这种东西。“我相信有小精灵!”没人回应它,因为没有小精灵这种东西。“我相信有圣诞老人!”没人回应它,因为没有圣诞老人这种东西。信仰圣诞老人成了错误的信仰,因为没有圣诞老人这种事物来回应它。

有个首要的问题:我们无法将信仰分成小块,分了还怎么数呢?“我相信非洲存在”这个信仰是由非洲的人口、国家和动物这些小信仰组成的超级信仰吗?它是从属于“世界分成几个大洲”的子信仰吗?有些证据能够证明它是一个实体吗?是也,非也,我们的所有信仰汇聚成了一张网,如果更完善的话,能汇聚成一个世界。如果所有事物都能两两对应,那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信仰体,所有信仰都手拉手,完整地对应上手拉手的事物,这时我的思想就能够完全和世界对应上了。

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做这个想象中的游戏时,我们自己就站在场上的某处,充当着游戏的裁判,侧头看看一边的信仰,再回头看看另一边的事物。但当我们看着某个事物的时候,也可以说因为我们相信它存在,才会看到它站在那里。我们没有能力完全跳出这个框,从外部审视这个世界,审视我们的信仰。

来看看这张描述认知的经典插图:

这个人脑子里像苹果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不过是一堆原子罢了。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是神经元和神经质细胞,说它是前额叶皮质、小脑、导水管周灰质和海马体等等物质的综合体,但在人脑中没有一样东西长得像苹果。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图中那样,既能看到苹果,又能看到信仰呢?永远都不可能。我们与信仰是一体的,你只能去不断发掘它。

我们不可能将信仰拆出来单看,不可能去观察信仰和苹果是否对得上,因为信仰和苹果本身就是一体的,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就如同蜜蜂眼中的鲜花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圣诞老人的问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解决个人内部的矛盾,另一部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知道相信圣诞老人这件事确实有些搞笑,我们审视问题时,会再次跌入“要将内部信仰和外部现实对应上”的泥沼。

这本书要讲的是那些我们不太确定的东西,那些将信将疑的东西,那些时信时不信的东西,那些无法迫使自己相信的东西,那些不想再信又不知道不信后会发生什么的东西。我想从个体与集体的角度研究一下对待这些事物的正确态度,看看除了互相(或是和自己不听话的人格)对吼“你这个骗子!”和“你这个疯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如果圣诞老人对你来说就是这种东西,很好。如果你碰巧不信圣诞老人,估计也是因为小时候被我儿子这样的机灵鬼刺激过吧。你可以找一种自己相信但其他人不以为然的东西。我的建议是:你可以选择“生命的意义”作为对象,其实也就是一切事物的意义。接受现实吧,总有一天你是要死的,世间的一切也都是要死的,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些人的答案是——遵从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上帝的生命就有意义呢?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意义,又怎么能让你的生命有意义呢?有些人的答案是传宗接代,这个答案有点扯。假设在遥远的星系中有一个虫洞,所有扔进去的东西都会在另一端复制出一兆兆兆兆倍。也不用什么都往里扔,只要派一支远征军扔一块人类的皮肤进去就行了,就算是这样也比我们自己复制要强得多。和人家比起来,我们自己的复制毫无意义!传宗接代本来就毫无意义,自然也就不能成为一切事物存在的意义。

还有些人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由意志。乍一看这理由还挺伟大,但再一想就会发现问题了。如果我要在下午2:00的时候赋予自己生命的意义,说明我也能在2:01的时候赋予自己的生命另一个意义。这样一来,我的生命就是由这些赋予仪式构成的,但赋予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是怎么分辨这个意义有价值,另一个没价值的呢?如果我要给自己的一生找个意义,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呢?这难道不就成了随机事件吗?

目前,我的看法是,关于“生命有什么意义”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它们既不能说服对方,也不能证明自身正确。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我猜,对于“人生有什么意义”,你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也在摇摆不定。无论答案是什么,它都是你自己的那个圣诞老人。[1]复活节兔在西方被认为是复活节时给孩子们送彩蛋的使者。——译者注[2]教义的英语doxy旧时也指妓女。[3]一种19世纪的儿童游戏,两队人站成两排,被叫到名字的孩子要立即上前冲破对方的阵形。——译者注LOGIC第一部分 逻辑1本节标题无法描述本节内容

既然我们无法跳出自身的局限去观察信仰、观察事物、观察它们是否“对应”,那还能做什么呢?逻辑学家指出,若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思想家,最起码的标准是不能自相矛盾。也就是我们不能既说某人是张三又不是张三,不能说珠穆朗玛峰既是一座山又不是一座山。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等于什么也没说!这时听众就会问了:“它到底是不是座山啊?”这就是自相矛盾的含意。塔米对待圣诞老人的态度就是自相矛盾的,她既相信又不相信。对待这类自相矛盾的问题,逻辑能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它能教给我们一套有效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逻辑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为什么逻辑没有在古埃及或墨西哥这样的文明中出现呢?因为这里的农人们只信奉一个神,遵从一部法律,以同一种方式跳舞。他们会汇聚起来,和一群信奉另一个神、遵从另一部法律、跳另一种舞蹈的人通商。在那个时候,前面这三种文明都不是集权国家,没有人逼迫大家接受同一个神、同一部法律、同一种舞蹈,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沟通合作的方式。

我之所以将逻辑称为“明路”,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它能解决一些问题。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逻辑不会对我们产生束缚。逻辑是一种工具,也可以说是事物的一种排列方式,但又自成一体,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不合逻辑、不合常理的事而恼怒、伤心、低落或是失望。说到底,它和你妈妈不一样。你用或不用,它就在那里。逻辑可以是我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一套理论结构,也可以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去深入了解的某种事物。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是带着某种目的去选择逻辑作为工具的。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影响了西方(和穆斯林世界)思想的哲学家,他实在太伟大了,以至于千年之后我们对他的称谓都是“先哲”[1](The Philosopher)。他曾说,逻辑的本质就是矛盾律(law of self-contradiction)。没有人在同一时间既是张三,又不是张三。逻辑存在的意义就是将我们从自相矛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带入能够自圆其说的新境地。这是一条从认知失调、心理失衡到和谐融洽、思维清明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信仰清楚地阐释出来,再通过调查审视、再次澄清的方式将矛盾点剔除,那么就能将信仰全部理顺,从而达到终极目的。那时我们就能确定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矛盾也将荡然无存。

这里有个小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看看逻辑是怎样运转的。

乔治是艾迪的朋友,有一天艾迪在商场偷了东西。售货员问乔治:艾迪有没有偷东西?这时乔治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忠于朋友,另一个是忠于是非观。

我们来想象一下乔治和逻辑学家的对话:

逻辑学家:孩子,你挺难选的啊。

乔治:我该怎么办啊,逻辑学家!你能帮帮我吗?

逻辑学家:这个嘛,我们先来说说你的问题吧。你觉得“看到犯罪行为应当揭发”是对的吗?

乔治:肯定是对的。

逻辑学家:那你觉得“应该保护自己的朋友”是对的吗?

乔治:当然!

逻辑学家:艾迪既是你的朋友又犯了罪,你既认为“自己应当揭发他”,又认为“自己应当保护他”,这就是矛盾点。

乔治:就是这样!我该怎么办?

逻辑学家:让我们定义一下术语,检查一下推导条件。什么是犯罪?

乔治:就是违反法律。

逻辑学家:揭发犯罪行为一定就是对的吗?假设你身处纳粹德国,有个朋友违反法律,庇护了一个犹太人,你会揭发他吗?

乔治:不会。

逻辑学家:所以,“看到犯罪行为应当揭发”就是错的咯。你能既当好人又保护你的朋友啦,矛盾解决了!

乔治:谢谢你,逻辑学家!

当然了,话也可以反过来说。逻辑学家可以从“好人总会支持朋友”谈起,指出其中的问题,再推导到“好人有时也会揭发自己的坏朋友”。或者他可以更透彻地解释一下“帮助”的含义,也就是说,好人也可以通过揭发的方式帮助自己的朋友,这样他们才会悬崖勒马。这些都能给乔治指出一条明路,帮助他解决矛盾,获得思维上的统一。[2]

有时,逻辑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剽悍了。比如诡辩家柏拉图有一次就有意忽悠了一位狗的主人,他是这么说的:1.你有条狗。2.你的狗还有小狗。3.如果甲有乙,乙有丙,那么甲就有丙。4.只有狗才能有小狗。5.你有小狗(根据1、2、3条推出)。6.你是条狗(根据4、5条推出)。[3]

需要说明一下,这段对话里的人不是狗,他是人。幸运的是,这位诡辩家的推导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不能因为你有条狗,狗还有小狗,就说你是条狗。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字有两重意思:1.“拥有”;2.“生育”。一旦我们搞清一字多义的问题,就能看破他的论证了。第一条里的“有”和第二条里的“有”意思不同,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第三条中的所有权推导是正确的,但套在“生育”的意思上就不对了。

这么说,逻辑又力挽狂澜了。

它能帮我们摆脱一些概念上的陷阱。

太管用了。

逻辑,干得不错哟。

但有些时候逻辑也弱爆了。即便我们理清了自己的观点,对“你何时会背叛朋友”“好人何时会犯罪”“‘帮助’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些困难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也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通过逻辑解决。我们称这些问题为逻辑悖论,也就是一句话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这里就有一句:“这句话是假的。”

如果这句话确实是假的,那么它就变成了真的。如果这句话确实是真的,那么它就成了假的。若想以逻辑为手段检验信仰的真假,这句话就会挡在那里。也就是说,那些帮我们解决了乔治、艾迪以及盗窃问题的招数不再管用了,因为在之前的例子中,所用的词语非常简单,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逻辑词汇。

逻辑学家们试图将数学手段引入,这下又冒出了另一大批悖论,我们称其为集合论悖论。这里有个例子:

我们有很多形容词,其中有一些可以对自己进行描述,比如“中[4]文的”这样的词。但有些词无法对自己进行描述,比如“长的”这样的词,因为这个词本身并不长。

我们可以用“自述性”形容那些能对自己进行描述的词,用“非自述性”形容那些不能对自己进行描述的词。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自述性词语的例子,比如:“形容词的”、“多音节的”。[5]

这里还有一些非自述性词语的例子:“英文的”、“无法理解的”。

那么悖论就来了:当我们讨论“非自述性”时,这个词本身有没有自述性?如果它是自述性的词汇,那么它就应当是非自述性的。如果它是非自述性词汇,那么它就应当是自述性的。在这种说谎者悖论的影响下,我们的思维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间来回游移,举棋不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想出了一个名为类型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用他的这套方法小心地说话,就不会再陷入悖论的泥沼了,举例如下:

首先,我们要舍弃“自述性”这套给形容词分类的方法,下定义的时候要倍加小心,说清楚它是用来形容哪类事物的,界定方式不能出现悖论。例如“长的”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物体,但不能用来形容单词。如果你要找一种既能形容单词又能形容物体的形容词,那就是另外不同种类的形容词了。目前这个词是从“只能形容物体,不能形容单词”的大箱子里掏出来的,如果你有个东西想形容一下,只能从“形容物体”的大箱子里往外掏,不能去“形容单词”的大箱子里翻。

反过来看,如果你想形容一个单词,就只能在“形容单词”的大箱子里找,不能去“形容物体”的大箱子里翻。但如果你既想描述事物又想描述单词,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还有专门针对它的箱子呢。我们专门有一个装既能形容物体又能形容单词的形容词的大箱子,只不过它们属于二级形容词。我们有无数个这样的箱子,罗素留给我们一种分类的方法,根据这套设计方法,我们就再也不会犯悖论的错误了。

按照罗素的类型论方法,“自述性”一词是否有自述性的悖论就不会再出现了。没有一个形容词既能描述单词,又能描述形容词,因此也就没有了能描述自身的形容词。如果你能恪守这种方法,就不会陷入任何悖论之中,它就像是一种对思维的净化。

逻辑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也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解决了说谎者悖论:要定义“真的”一词,就不能让“真的”这个词出现在定义中。

首先,塔斯基将“真的”定义为目标语言L,目标语言要通过所谓的T句描述出来。描述的方式并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塔斯基做到了不提到“真的”这个词,就将T句表达了出来,写出来是这个样子的:“‘雪是白色的’在L句中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色的时候。“‘草是绿色的’在L句中为真”,当且仅当草是绿色的时候。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说“雪是白色的”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把“在L句中为真”加进来就可以了。而一旦你这样做了,在谈论的就不是L本身了,而是元语言L1。目标语言之所以被称为目标语言,是因为它谈论的是某个具体的目标。而对比来看,元语言L1谈论的是目标语言的句子本身。元语言中既包含了“在L句中为真”,也包含了“在L句中为假”。我们还有元元语言,谈论的是元语言的句子本身。在这类句子中,我们可以说“‘“雪是白色的”在L句中为真’在L1句中为真”。

但什么时候能说“这句话是假的”呢?没办法说。你可以说“在L句中为真”、“在L1句中为真”、“在L2句中为真”,等等,“真的”一词并不会给我们造成麻烦。

那些擅长解谜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问题:如果想按照罗素和塔斯基的方法描述事物,同时还要解释如何对事物进行描述,他们就必须打破自己的这些描述规则!

所以罗素也说了这样的话:“不要去问‘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这句话毫无意义。若想使用我的类型论,唯有对形容词极为准确地使用才能保证其有意义。”

但罗素这句话本身就违反了自己设下的所有规则。他说不要去问“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这句话毫无意义。但这句话肯定是有意义的啊,这不是他自己刚说出来的吗?我们也听懂了啊!他说的又不是:“不要去问‘蹦巴拉蹦巴拉砰’,这句话毫无意义!”

这才是真的让人看不懂。

他说:“不要去问‘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这句话毫无意义。”

这句话明显是错的。“‘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肯定是有意义的,不然它和“蹦巴拉蹦巴拉砰”就没有区别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思考要怎么思考了。

这可是个大问题!而且他的回答同样有问题:“不要让一个单词泛指所有的事物,要将单词按照其所指的事物在类型或等级上进行划分。”要知道这句话也违反了他自己的规则。句子中“单词”一词就是对各类词汇的泛指。

我和一些哲学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这样为罗素和塔斯基辩解:“使用”和“提及”是有区别的。他们认为罗素说“不要使用自述性单词”时,确实提到了“单词”这个词,但并没有使用它。但我觉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提及”就是“使用”的一种形式,当我们提及一个单词时就是在使用它。“单词”这个词语在“单词很有意思”中起到的是表述作用,在“须避开自述性单词”中只是被提及了一下,但这两种用法其实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句子不都用了“单词”这个词吗?某种程度上,单词就像是给别人一个吻,如果我为了证明为什么自己不应该吻你而去吻了你,那我还是吻了你。这么说吧,世界上没有“举例吻”这种东西。要是不信,下次开性骚扰研讨会时试一试,记得告诉我结果。吻是不可能用来举例的,它具有实在的用途,单词也是一样。

逻辑自称能通过明确定义的方式解决争议,但一遇到悖论,逻辑就开始自相矛盾了。如果用这种方式,我们既不能将问题表达清楚,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在注意到悖论这个问题后,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问题。举例来看,20世纪早期有个哲学流派叫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流派希望通过确定命题意义的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其中不仅仅有逻辑问题。实证主义者认为句子只有满足了以下条件之一才有意义:1.逻辑正确,例如“甲=甲”。2.科学可证。

他们试图以清除一切形而上学和宗教内容为手段,彻底净化我们的思想和语言,原因是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和宗教内容都是不好的。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文明几近毁灭,人们希望能有一些激进的解决措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逻辑实证主义者有个最大的问题:他们给出的这个定义本质上就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句子必须在逻辑上正确,或是科学可以证实”这句话既非逻辑正确,科学上也无法证实。没有人会在检测一根钠试管或是探查一只海狸的肛门后报告说:“我发现有意义的句子不是逻辑正确,就是科学可证。”

由此推断,逻辑实证主义不是错的就是毫无意义的。嗯,估计就是错的。有时逻辑实证主义者会将自己的工作与艺术作比。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句子是通过论证来说服他人的,艺术则是通过情感影响他人。因此,“有意义的句子必须在逻辑上正确,或是科学可以证实”[6]虽然没有意义,但它有一定的感染力,就像《我是海象》的歌词一样。“逻辑实证主义是艺术”的论断显然也有问题,它和艺术一样失去了意义。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为逻辑实证主义提供了另一种复杂的解释版本,这是一种与实证主义相类似的意义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句子有多重指向性,能从中挑出一种作为对应的句子才是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问题:这句话本身又该如何定义呢?如果只有选出一种可能性的句子才是真的,那么“只有选出一种可能性的句子才是真的”这句话又是不是真的呢?维特根斯坦很有勇气,他的结论是这句话毫无意义。“我的命题应当是以如下方式阐述的:那些理解我的人,当他们以这些命题作为梯级并且超越了它们时,就会最终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们必须把梯子扔掉。)”

维特根斯坦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但这段话非常非常愚蠢。任何爬过梯子的人都知道:我们用梯子爬到高处,再把梯子扔掉就下不来了!干吗要把梯子扔了呢?如果我们爬上去之后觉得上面不怎么样呢?如果爬上去才想起来落下东西了呢?如果我们时而想上去,时而又想下来呢?爬上去之后万一下大雨了,我们还想下来躲躲呢?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建议我们上去后就把梯子扔了呢?这主意真不怎么样!

我们是从圣诞老人的本体论地位开始讨论的,因为对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我们的意见摇摆不定。那么逻辑这条路走得通吗?它打出的旗号是“不相矛盾”,没准儿它能解决一些相互矛盾的问题呢。但其实根本不靠谱!追溯到最本源的地方,逻辑学家在讨论逻辑本身的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不合逻辑的。他们认为逻辑与生活的关系既真实又荒谬。无论是在崇高的逻辑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想都是分裂的,逻辑学家也和我们一样分裂!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半认为自己特别有道理,另一半认为自己做的毫无意义。维特根斯坦既认为逻辑哲学论特别重要,又认为它毫无用处。他其实和塔米一样困惑!

这些逻辑学家都疯了吗?还是在蒙人呢?他们是不是为了谋一份轻松的教职才说了这些狗屁不通的话呢?是为了受邀去参加豪华的逻辑学派对,还是为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炫目的逻辑舞台秀呢?

再或者,逻辑就是解决不了逻辑悖论,就是无法解释自身的悖论,这样行不行?

不行。原因有两条,一是逻辑学家的目标就是在生活中消除矛盾,如果逻辑本身就自相矛盾,那么它连自证都做不到。假如我是个摇滚歌星,活得充满矛盾也无所谓,因为我安身立命靠的是超赞的音乐,有大把妹子想和我上床。但假如我是个逻辑学家,要想吸引公众的注意,获得社会的肯定,得到财政上的支持,我就一定要有逻辑。

第二点是,在如何对待圣诞老人这一点上,目前我们真是毫无进展。

可以这样讲,我们意识到对待圣诞老人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我们想相信他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时又觉得他未必存在;我们坚信没有圣诞老人,却发现自己必须接受另一种毫无意义的意义理论。其实逻辑和圣诞老人的境况差不多,我们对它也是半信半疑。[1]即要求思想前后一致,不能自相矛盾。——译者注[2]你可以称呼那些为钱卖命的哲学家或是你不喜欢的哲学家为诡辩家。[3]这一点你可以从狗不会说话推断出来。[4]原文中是“English”,但直译为“英文的”不符合“能进行自我解释”的文意,因此与原文中的“Chinese”进行了调换。——译者注[5]同前。——译者注[6]披头士乐队一首富有争议的歌曲,歌词充满了迷幻色彩。——译者注2怎样才能显得不傻

法理学有这样一种说法:“疑难案件出坏法。”思考这句话的真假会让你头痛欲裂,还是不要想得太深了。虽然我们不是《星际迷航》里的机器人,脑袋不会因此爆掉,但老去思考这些事真的很难受。虽然哲学家曾抱怨凭借别人的思想活着会损害自己的尊严,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理性和逻辑到底能不能绕开上一章中的陷阱。

也许逻辑和理性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理清思路,而是为我们的生活解决困扰。对思想而言,也许不应该一上来就拿理性做标杆,而是应该拿它去衡量我们的行为,进而延伸到思想的层面。错误的信仰之所以错误,也许是因为它会让我们做出愚蠢的、费力不讨好的举动。并不是说相信圣诞老人有多糟糕(其实也蛮糟的),而是这种想法会让我们做出一些蠢事。你可别去相信圣诞老人啊,换句话来讲,信了你就麻烦了。这种麻烦不仅仅是概念上的麻烦,也不是说“哲学家会认为你是个脑残”,而是实打实的麻烦——你的钱包会变空。

阐明这一概念的最佳候选者是实践理性,它的大致观点是,如果你想要某样东西,就要想办法得到它。如果你想要好多不同的东西,首先要保证信仰的正确性,之后要保证自己在生活态度上不能朝三暮四,这样才能获得所追求的东西,否则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举个例子,假如和一罐汽水比起来你更想来块披萨,那么之后你不能回过头来又想要汽水,否则你就会像下面这个悲剧中的主人公一样。

独幕悲剧:朝三暮四

角色:我和你。

你拿着一罐汽水和一百块钱出场了。

我上场。

我:想来块披萨吗?

你:想!

我:太好了。给我一块钱,我就拿披萨和你换汽水。

你:好嘞!

你拿汽水换了披萨,现在手里有一块披萨和九十九块钱。

你:谢啦!

我:甭客气!不过其实你更想来罐汽水吧?

你:可不是吗!汽水可好了!

我:好啊,我正好有罐汽水!

你:这是我刚才换给你的!

我:还是老样子,拿一块披萨和一块钱来换怎么样?

你:好啊!我正好有一块——

我:就是我刚才给你的那一块!

你:可不是吗!

你拿披萨换了汽水,现在手里有一罐汽水和九十八块钱。(画面切换)

换了九十八次之后,你拿着一罐汽水坐在那里哭,手里已经没钱了。

你:呜呜呜呜呜呜。

我:怎么了?

你:我真的很想要块披萨,但我没钱了。

我: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太棒了!怎么办?

我:你可以用信用卡支付。(谢幕)

真是一出悲剧,就是因为朝三暮四,才让狡猾的人(我)找到了榨干天真的人(你)的机会。这种态度明显有问题,它是不理性的。无论你做了怎样的选择,完全不懂变通固然不好,但总是在变同样不好。你会因此损失钱财和机遇,会放走煮熟的鸭子。那些有价值的、你所看重的东西会因为你的不理性而遭受损失,也会因为你的理性而不断累积。

看起来这事儿挺好玩,挺逗乐,这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没人会既选汽水又选披萨。但实践理性主义者指出,不理性的方式可能会很复杂。比如说朝三暮四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和金枪鱼三明治相比你更喜欢汽水,和披萨相比你更喜欢金枪鱼三明治,和汽水相比你更喜欢披萨,一圈下来的结果还是和上面一样。如果你也有朝三暮四的倾向,即便是“荷兰赌”也能让“狡猾的赌徒”找到可乘之机,一输再输。如果生活中的你也是这个样子,无论做什么都会出问题,因为你是不理性的人。

理论也有它的生命周期:一开始理论都很简单,之后越来越复杂,很多有智慧的思想家会对它发起挑战,捍卫者就会将理论变得更模糊、更复杂、更具自我防御性,这样才能击退攻击者。再之后,理论就死掉了。其实理论消亡前还会在一个特殊的保护区内待一段时间,这个区域是专门为那些过于复杂、难以在外界生存下去的理论准备的,这就是大学。实践理性主义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生命周期。现在它进化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版本,叫作主观期望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理论。这种理论是讲我们对世界中的各种结果都有一个期望概率和一个期望实现的价值,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人,就会尽可能让这两个数字增大,这就叫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

那么这种理论是怎么运转的呢?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件很坏的事,我们有办法避免这件事发生,这个办法并不会耗费什么精力,这时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你不想让世界毁灭,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做到,动手指又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就动一下呗!

假如我们想要吃橙子,面前有两个按钮,按下其中一个可以得到一个橙子,按下另一个可以得到两个橙子,按两个按钮要出的力是一样的,其他一切条件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会按第二个按钮了。除非第一个选择不是按按钮,而是换成别的什么方式拿到橙子。那么回到圣诞老人的问题上,你会说既然我们已经长大了,就不该再相信圣诞老人了,你的行为是随信仰而动的,比如你非要把袜子挂出来,这种行为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换句话讲,这样做是无效的。相信圣诞老人对现实生活毫无帮助,这一点正好能对应前面“他们不是在蒙人就是发疯”的想法。不是说它在认知判断层面上有问题,而是说它在真实生活中毫无用处。

实践理性主义就应当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吗?那些广受欢迎的圣诞故事可不是这么说的。

就拿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来说,小说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的故事。年轻的姑娘最宝贝的是她的一头长发,年轻的小伙子最在乎的是他那块漂亮的怀表。他们很穷,但都想送给对方圣诞礼物。就在圣诞节的清晨,丈夫把礼物送给了妻子,那是一套昂贵而美丽的梳子。妻子问他哪里来的钱,他说自己卖掉了怀表。之后妻子也拿出了礼物,那是一条配怀表的链子。丈夫问她哪里来的钱,她说自己卖掉了长头发。

这样的感情是不是很温暖?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我也想成为欧·亨利笔下的爱侣。仔细想想,一个失去头发的人得到了一套梳子,一个卖掉怀表的人得到了一条表链,他们都没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他们更理性一些,结果就会变得更好吗?好吧,如果他们特别理性,就会询问对方想要什么,然后动用共同财产一起购买。当然,互相给钱也可以。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既然有钱就能买东西,那么自己花钱给自己买东西就好了嘛!从理性的角度说,给我妻子送什么礼物最好呢?是我把钱留下来给自己买点东西,然后也让她把钱留下来给自己买点东西。但这样一来,根本就不存在礼物了!这种行为只能叫购买。你可以去看看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是惊喜,是我们明明没有伸手去要就有所收获,是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巩固,这比我们的个人需求重要得多,而这些都是实践理性主义无法解释的。

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圣诞节,好像整个节日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远离实践理性主义。首先,我们有圣人耶稣。根据《圣经》里的描述,他是上帝赠予人间的礼物,因此就实践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他已经与神分离了。之后他进行了自我牺牲,就实践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与耶稣其人也分离了。(我不是基督徒,请原谅我用这种愚笨[1]的方式进行表述。)18世纪之后情况有所变化。在《圣诞颂歌》里,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认为给穷人施舍钱财是错的,只有死亡才是理性的结果,给钱就是鼓励他们错误地活下去。故事里三个圣诞鬼魂教给主人公一个道理:严格按照实践理性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你的人生会被物质榨干,你会成为金钱的奴隶。耶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因为失去,所以得着。斯克鲁奇这才意识到,快乐生活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去想怎样生活才会快乐。《麦琪的礼物》中的夫妇意识到最好的礼物并不是他们本来想要的,他们都没有遵照实践理性主义生活。

在讨论理论逻辑学时我们就指出,在关注某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在脑海中争执不下,这种争执是不能通过逻辑解决的,逻辑只能帮我们把问题亮出来。在理性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顺便丢掉了许多具有潜在帮助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非理性的,例如我们的躯体、想象力和情感。

这些只是故事罢了,故事只会对想象力和情感产生影响。作为冷酷的理性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忽视它们,就像我们忽视广告一样。广告都是在给我们讲故事,你只要喷对了除臭剂就会有美女拥上来。凡是经过《幽默杂志》(Mad)熏陶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抵制广告的影响。如果实践理性主义真的靠谱,我们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好了。但就像逻辑陷入悖论的怪圈一样,实践理性主义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纽科姆(Newcomb)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由出生于布鲁克林的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于20世纪60年代公之于众的。有这样一个富有且古怪的精神病学家,我们称其为钱博士好了,他邀请你到实验室或别墅里参加一项具有丰厚的潜在收益的精神病学实验。第一天,钱博士让你做了一系列精确的精神病学测试,包括调查问卷、脑部扫描等等。第二天,他把你带到一间屋子里,里面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密封箱子。进屋之前你需要做一个选择:可以打开一个箱子,也可以打开两个箱子。钱博士第一天晚上会决定在箱子里放什么。这个时候无论你说什么,箱子里的东西都不会改变。两个箱子里都有钱,打开后箱子里的东西就是你的。

你的做法也很简单,直接把两个箱子都打开,把钱都拿走就好了。但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

钱博士在昨天,也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对你做了一系列测试,通过测试能看出来第二天你会开一个箱子还是两个箱子,这个测试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根据测试结果,钱博士对实验进行了调整:如果你会打开两个箱子,他就会在每个箱子里放十美元。如果你只会随机打开一个箱子,他就会在其中一个箱子里放上一万亿美元,另一个箱子里什么也不放。

怎么办呢?对于这类买彩票似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奖金的额度,也要看获奖的概率。有二分之一的概率赢十美元值不值呢?每押一次值五美元。要是有十分之一的概率赢一百美元值不值呢?那每押一次就值十美元咯。那么有二分之一的概率赢一万亿美元呢?每押一次那可是五千亿美元啊,可以让爱尔兰整个国家喝上二百五十年的啤酒啊!这可比打开两个箱子,拿走二十块钱值多了。里面真的放着钱,就是昨天放进去的,无论今天你做什么,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以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是可行的:1.只开一个箱子。一旦这样承认了,就说明自己确实

是只会开一个箱子的人。你也知道,钱博士昨天就知道你是

什么样的人了。既然你只打算开一个箱子,那么这一次选择

就值五千亿美元。2.开两个箱子,反正东西已经在里面了,现在做什么

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既然东西已经在里面了,当然要做出

更优的选择,两个箱子里的东西总比一个里的多。

根据你的选择出现了两种可行的处理方法。那些相信自由意志论的人会选择第二种方法,而那些笃信宿命论的人则会选择第一种方法。

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又举棋不定了。

我们在讨论逻辑的时候就遇到了悖论问题,针对一个问题出现了两种矛盾的观点。而我们在讨论纽科姆悖论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针对一个解决方法出现了两种矛盾的观点。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悖论:

如果你每次减肥都会减去计划的一半重量,比如你想减十磅,那么你应当计划减去多重呢?在这个悖论中,我们会在以下这两种选择间来回摇摆:1.二十磅。你也知道自己总是只能达成目标的一半,

所以应当希望减去两倍的重量。2.十磅。你本来不就是想减掉十磅嘛!

还有一种类似的情况,与自败(self-defeating)和自证(self-fulfilling)预言相关。有些人会花大把的钱雇人给自己打鸡血:“你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相信自己能做到,就真的更有可能做到。假如你攒钱想在周末请来一位励志演说家,以下哪条是正确的呢?1.你要坚信自己存得下钱,因为一旦钱攒够了,你就

能请到励志演说家。2.你要坚信自己存不下钱,因为如果你坚信自己存得

下钱,就不会请演说家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

需要他。3.你要坚信自己存得下钱,因为如果存够了,你才会

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他了,你自己就能给自己鼓劲了。

真难办啊!实践理性主义是不是错的呢?这个嘛,这都是一些不常见的例子,没准儿确实有问题。平时我们可以按照实践理性主义生活,大不了躲着那些有问题的部分好了。

也行,我们要躲开哪些问题呢?

一是与礼物相关的问题。我们之前讨论《麦琪的礼物》时就谈到了,礼物不仅仅是一方将某种经济资产转移给另一方,这就变成付账了。那么难点在哪儿呢?难点在于我们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如果我们盘算着送一件不喜欢的礼物给对方,那就真变成一份糟糕的礼物了,而心意才是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一边逛着商场一边想:“买什么其实也无所谓,只要我有这份心意就好了。”那也不行,好像怎么想都不行!只有不去刻意地尝试,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改过自新的斯克鲁奇,成为《麦琪的礼物》中的夫妇,成为圣人耶稣。当我们以理性来思考送礼问题的时候,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我们既不能去想这个问题,也不能去想“去想这个问题”。

这可太烦人了,老拿这些东西来烦你,我都得向你道歉了!说到这儿,道歉也是实践理性主义需要躲开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把你的脚指头砸了,向你道了歉,你也原谅了我,这还是好事一桩。如果我自己琢磨:“我想去砸你的脚指头,反正之后只要向你道歉就好了嘛,你也会原谅我的。”然后我再去付诸实践,那整件事就不对了,我既想砸你的脚,又不想道歉。如果我知道你是个很大度的人,永远都会原谅别人呢?我只能尽量把这件事忘掉,这样才不会去占你的便宜。否则,如果有人非逼着我去砸别人的脚指头,那我肯定会去砸你的,而不会砸你那不好惹的哥哥,这对你来说完全不公平啊!

推导太多关于道歉的潜在可能性,只会让我失去宽容别人的能力。如果为了自己的便利,整天都琢磨谁会原谅我、谁不会原谅我,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

这一悖论在两军休战的情况下同样存在。无论目的是真是假,我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枪。如果对方确实表现出了诚意,那么作为回应,我也会放下自己的武器。如果我认为你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为了算计我,为了在我放下枪后再打死我,那么即便我们双方再期盼和平,我也肯定不会把枪放下。

送礼物是件很难搞的事,道歉也是件很难搞的事,对生活保持开放的态度同样是件很难搞的事。我在好莱坞工作,经常能看到这种变化过程:一开始有个开放、敏感、真诚且富有创造力的人打算以歌唱、讲演或说故事来谋生,并且为此搬到了洛杉矶。接下来他遇到了五十个人,又是受骗又是被敲竹杠,这时这个人开始有戒心了。但你不太可能既有创造力,又在一种戒备的状态下与人合作。作为一名艺术家,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开放而敏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应当与自己的高中朋友或是我一起合作,我可是个好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你又想显得充满创造力,显得纯真、不设防备,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能够故意为之的事,这样就一点都不纯真了。

另外容易让人左右为难的就是情绪。我愿意去感受、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原因有很多:这样做能使我与他人建立联系,这样做的感觉很好,这样做对我的健康有益。但我不可能算计着表达真实的情绪。就定义而言,真实的情感是不能算计、不能伪装的。我翻开健康杂志,上面写着“每天自然捧腹大笑三次有助于身体健康”。我坐下来试着让自己笑出来,但是没成功。太认真了,实在没办法计划着让自己笑出来啊。单纯依靠算计的人生不会有愉快的欢笑,也不会有宽慰的泪水,这样的人生了无生趣。

有一种关于愤怒的理论很有趣,说愤怒之所以进化成今天的样子,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脱离下面这种理性思考的困境。比如说我被一个强壮的人欺负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就叫他吉米·托斯卡[2]纳(Jimmy Toscano)好了。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人,那么双方就都明白吉米·托斯卡纳根本没必要怕我。吉米·托斯卡纳也知道我知道他比我更强壮,真打起来我很可能会挨揍。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是不会去挑事的。但如果被他这种恶霸知道我永远不会起身反抗,那就完了,我永远都吃不上午饭了。如果我气炸了,不再东想西想,而是直接上去揍他,管它结果是什么呢。这样一来,他就知道我也是会生气的人,就会更收敛自己的行为,不会再像对待高度理性的书呆子那样对待我了。但在这类情况中,愤怒必须是真实的。如果被他知道了我是故意显得生气,这样他才不敢再打我[没准儿是他瞧见我正在读一篇关于愤怒进化历程的生物学论文(旁边还得有人给他解释文章是什么意思)],那他直接就连人带书把我扔进垃圾箱里去了。我还是那个容易挨揍的书呆子,而且是个懂得愤怒理论还挨揍的书呆子。我需要真的生起气来,而不应该因为生气有好处才生气。

和情感相似的还有承诺。情感能令我们更加外放,从而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建立起情感关系,被情绪的龙卷风卷着走也是一种奇妙的经历。但这和希尔顿酒店里的自助餐可不一样,你不可能决定盘子里的是培根还是鸡蛋,因为情感和承诺都不是能够计划出来的东西。否则我承诺的对象会感到十分恐慌: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能承诺,是不是换个情况我就会收回承诺呢?比起承诺来说,情况和想法更容易发生变化。即便承诺是一件可以深想的事,我也不应该去深想,否则这就不是承诺了,它就变成了谎言,这是最糟的!这就像是写一封言不由衷的情书一样糟糕。

这又勾起了我们关于生活的开放度和创造性的讨论。创造性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经历提出的看法。如果我们一直重复之前的工作,那就谈不上创造性,不过是在剽窃过去的自己罢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盘算着走哪一步才算有创意,算计着在作品的哪里添一笔、哪里减一块更新颖,也就不再是有创意了。我不光想在编剧这份工作中表现出创意,我还想让自己的生活更新鲜、更有创意、更自然。但我后来又想:“还是顺其自然吧。”可这样一想,我又变得没那么顺其自然了。

还有一种会让人左右为难的东西,那就是信仰。比方说,由于厌倦了这个毫无意义的(或是不公正的,或者全是二逼的)宇宙,我想要信仰上帝(或是未来充满正义的社会,或是能进化到十全十美的人类)。我甚至还相信,如果我有了信仰,就不会再时不时质疑自己的行为,就能移山,能做出一些神迹。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上帝存在才去信仰上帝,那我就不会信仰上帝。必须因为上帝存在,我才会信仰上帝。

在生活中,我们是通过不断累积成长起来的。我的木工做得不错,能做个书架出来,慢慢地我又做出了一把椅子。但之后成长突然来了个大转弯,木工是做得不错了,但我突然意识到这些技能不过是虚空,我得去埃塞俄比亚支援难民。

小时候我们就想好了生活应该怎么过。这时嘭的一声,一个青春期砸了过来,曾经重要的事都不再重要了。结婚后我们想好了夫妻生活应该怎么过。这时嘭的一声,一个孩子砸了过来,什么都不对劲了。我们本来好好地研究着牛顿物理学,这时嘭的一声,爱因斯坦出现了,[3]就像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形容的那样,“主导范式被颠覆了”(“subverted the dominant paradigm”)。这句话还曾在T恤上大为流行。我本来好好地在屋子里玩娃娃,这时嘭的一声,你突然出现,把我轰了出去,非说这样才是自由。

无论是疗养、教育还是范式转移都不能保证带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它们只会让我们转变观念,更改事物在我们心中的优先顺序。可能我们已经做好了计划,但计划的和最终得到的东西并不相同。其实我们是在和自己玩偷梁换柱,说好只是稍微调整一下,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变了。这一点只有经历过变革的人回头再看才会理解其中的含意。

情欲也是一个好例子。想象一下有两个理性的人,一个叫里奇·罗森斯托克(Richie Rosenstock),一个叫安娜·玛利亚·莱斯利·科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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