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席珍评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姝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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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席珍评传试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向有“半壁江山”之称。浙江作家可谓群星璀璨：除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家对现代文坛做出了独特而卓绝的贡献。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浙籍现代作家进行了宏观而全面的研究，如“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浙江20世纪文学史”等。但具体作家的个案研究仍有值得开掘的地方。一是已有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多为以前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与方法都略显陈旧；二是由于受历史政治或社会原因的影响，或是难以纳入现有的学术框架中理解，一些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被逐渐遗忘，淡出人们的视野。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经目击过现代文学现场的作家后裔、亲友、学生，渐渐失去跟踪线索，他们鲜活的直接记忆、他们保存的一手资料更是亟待激活与抢救。因而，为丰富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复活历史记忆，除了宏观理论的研究之外，对一些已被淡忘的重要作家的具体研究显得尤为迫切。现代文学绍兴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被鲁迅称誉为“诗孩”、后又担任北方左联书记的孙席珍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关注的对象。

孙席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创作。他的“小诗”创作，出现在冰心、宗白华等人的“小诗体”渐渐消歇，新格律诗又尚未成熟的时期。他将“小诗”铺陈为抒情长制，兼具徐志摩的抒情与冰心的哲理之长，成为现代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鲁迅、刘半农等赞他为“诗孩”；他的《槐花》、《五妹》等散文体小说，是对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继承与创新，笔致清丽细腻，弥补了郁氏“自叙传”多狂呼而少情思的不足，更能在创造社的心灵自叙之外涂抹上文研会的社会写真背景，从而将“自叙传”小说推上了情理交融的新的高峰，为其赢得“京华才子”美誉；亲历北伐战争的孙席珍奉献了“战争三部曲”，冯乃超、沈从文、冯雪峰等纷纷撰文评价，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节译出版，孙席珍亦被称为“战争文学家”；而在30年代的北平，孙席珍担任北方左联的领导人，他的“新乡土小说”代表作《阿娥》被斯诺选入《活的中国》，并称其为鲁迅之外最喜爱的小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文学创作实绩并未得到充分的肯定与评价。这可能与孙席珍的文学观有关。从文学走向革命的孙席珍向来认为文学应当是有所为的，但又不满于左翼文学粗疏空浅的标语口号式写作。这样一种文学态度自然有些两面不讨好的尴尬。于是在与现代评论派、革命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孙席珍往往陷入论争双方的中间立场。对于现代文坛的人事纠葛、思想斗争，孙席珍是身处其中，又作出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

孙席珍是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文学教授。早在30年代，他的《近代文艺思潮》、《高尔基评传》、《辛克莱评传》、《英国文学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等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或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以一人之力撰写的西欧、东欧、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国文学多为填补空白之作。受国家教育部委托，由先生主持翻译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至今仍是研究希腊文学的权威力作。

我在50年代曾亲受教于孙先生，他在课堂上幽默风趣，很能启发听者的学习热情。先生博闻强记，常常只用香烟盒纸一张，略作标记，便可对学生侃侃而谈，滔滔万言不能止。王姝是我的学生，她自2006年年末起，便来向我请教，开始研究孙席珍。几年来，她认真积累、检索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又多次采访孙席珍先生的亲友、学生，将口述所得与书本材料两相对照，钩沉爬梳，终于全面呈现了孙席珍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以及先生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革命经历，并对之作出了不偏不倚的客观评价。其中，如对孙席珍与鲁迅、郭沫若、周扬等人的交往，大多同文学史上的重要史实有关，又同现代文坛的左右之争密不可分。类似这样的发现，大多从口述史实与原始资料中探寻而得，许多为第一次的解密，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王姝能沉潜为文，为孙先生勾勒了这样一幅生动完整的画像。这部著作不但丰富了浙江作家的个案研究，而且于私的角度来说，这恐怕也是师生间薪火相传的另一种形式吧，故我乐于为之向读者推荐，是为序。2013年春第一章跳着念书的贫家稚儿第一节没落的家庭

1906年农历六月初一，浙江绍兴平水乡红墙下村，一户姓孙的小康之家，又诞生了一个男孩。这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了。在他上面，已有四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好在孙家此时尚算富裕，添丁也仍是件喜事。略通经史的父亲给小儿子起名叫做孙彭。做父亲的此时还不曾料到，这个后来改叫孙席珍（席珍为字，取《神童诗》“儒为席上珍”之义，后以字行）的家中幼子，注定会延续着东南文气，为绍兴平水又添新的骄傲。孙席珍，后来成为著名的“同康三孙”之一。“同康三孙”的另两位是叔侄俩：中国“能源之父”孙越崎、经济学家孙孚凌。而孙席珍的父亲与孙越崎的爷爷是亲兄弟。要是按辈分算，孙席珍还是“三孙”中最长的一位。一个家族里同时出现三位在不同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实属罕见。

绍兴平水，人杰地灵，有辛亥革命“浙东三烈士”之一的陈伯平；又有现代新诗最早的开拓者和倡导者刘大白。以大片大片竹林闻名的平水乡，一直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翠竹丛里，似乎让这些从翠竹丛中走出来的绍兴之子，也格外具备竹的清逸坦荡的精神气节。

1906年是近代史上一个寻常的年份，它虽不曾发生类似鸦片战争、百日维新、甲午战争这样的大事，却仍然在不可避免地向现代走去。无数普通人的人生逐渐逸出科举考试的传统轨道，开始转向广阔的世界。孙席珍的父亲便是这样一个无意于求取功名的旧式文人，他也不愿像家乡许多读书人那样入幕作师爷谋生，成为众多绍兴师爷中的一个。在新旧夹杂之间的孙父，尚不能探索到十分切实的新道路。他与三两相知，往各处旅行，曾经南涉港澳，北至塞外，长江上下，足迹殆遍。行万里路，本来是士人的游学传统，但近代士人的游学，显然已经打破传统的知识框架，别具睁眼看世界的味道。江南塞上，多事之秋，想来更可以从国事蜩螗中看出传统庙堂价值的毁灭来。从这个意思上来讲，孙父的远游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新的游历的开端，他为孙席珍这代人的人生打开了新的局面。

孙父游历归来，便与人合伙做生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专门运销南亚和中东各国的茶叶庄。得益于远游所带来的开阔眼界，这家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孙氏茶庄经营得颇为不坏。不料孙席珍六岁时，绍兴老家遭了火灾，屋舍器具都被烧光。全家上下，除了已经出嫁的大姊二姊，都不得不一起迁往上海居住。在狭小的上海弄堂公寓里，幼小的孙席珍初尝人生的艰辛。两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洋航运受阻，对外贸易停滞，小茶庄经不起大风浪，就此倒闭。孙家的家境越发困难，在上海终于住不下去，只得又折返绍兴老家。这样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故事，我们在现代作家的身世遭际里似乎俯拾皆是。孙家家道中落的原因，第一次似乎是偶然因素，第二次则显现出历史的必然。天灾与人祸，往往接踵而来，就算是殷实之家，在国家安定与社会保障无从谈起的近代旧中国，也只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其实一点点风浪都承受不起。也许昨天还富足怡然，今天便露宿街头。无数偶然的家道中落故事，恰见证出近代中国百姓的民生现实。

回到绍兴老家后，孙父先是在机关里觅得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因为不善逢迎，屡遭裁遣，最后终于失业。做生意时的一点积蓄用完之后，只能靠典当变卖度日。孙席珍的母亲粗识文字，能阅读绣像章回小说之类，又克勤克俭，在家境每况愈下的当口，还能把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多亏了母亲的辛苦持家，孙席珍的童年才不致有失学之虞。孙席珍八岁时在上海汉文小学入学启蒙，一年半后回转家乡，转入绍兴第五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家贫儿早慧，孙席珍聪颖异常，读书又刻苦，结果边读边跳级，几乎是读一年跳一级，总共七年的小学，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就顺利毕业。跳级读书，又让这个贫家稚儿省了一笔学费。这期间，从绍兴第五师范毕业的许钦文入五师附小担任一年级体育教员。这一师一生，尽管当时并未直接相识，却不曾料到，将来的人生彼此还有许多交集，并会在现代文坛上同样留下耀眼的光芒。孙席珍十三岁那年升入中学，勉强读了一年，家中经济实在难以支持。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孙席珍跟随出嫁了的二姊转去外省继续读中学。第二节教会中学

1919年春天，十四岁的孙席珍跟随二姊转学到安徽芜湖萃文中学。这是一家教会中学。

安徽虽然算起来也还属于同一个大江南文化圈，但与浙东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更何况到了外省，寄食亲戚家也比不得在家中。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往往意义重大。它把人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陌生氛围，逼迫自己从原先的小我中走出，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在不同观念的冲击下，开始痛苦而艰难的成长。对一个家境每况愈下的少年来讲，体味着人情冷暖，人世沧桑，在心智成熟的关键时期，这样一次远行，尽管时间不长（孙席珍在安徽芜湖只呆了两年），却接触到外省文化、异域文化（教会学校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窗口，孙席珍的外语基础最早也是在这里打下的）。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里，孙席珍间接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这为他进一步远行，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并进而成为一名新文学的诗人、作家和战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会学校学费、食宿都便宜。孙席珍住校读书，每天的课程就是唱圣诗、念英语、背古文、做习题，有时也会到草地上打打网球。也许教会学校有意与时局保持距离，这些中学生的日子过得几乎与世隔绝。孙席珍是这个班上最年轻的学生，他平时总喜欢到阅览室翻翻报纸，因而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了解得最深：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协约国胜利，正在凡尔赛开和会；中国曾派十五万华工参战，也是战胜国之一。但操纵和会的列强，不但不同意放弃在华特权，拒绝中国收回在山东被日本人夺去的权利，反而还要强迫中国承认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而昏聩的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表示反对。在安徽芜湖这个小城中，街头巷尾，倒也平静，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孙席珍周末与同学在街上走走时，不曾发现什么异常。但已然关注时事的孙席珍，却能在这平静下面看出异样，他隐隐感觉到一股不大安宁的气氛。

1919年5月4日是一个星期日。按教会学校的惯例，上午做完礼拜，下午休息，孙席珍便与同学们在操场上玩耍。将近傍晚，听到墙外远远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报童叫卖号外的声音格外卖力，嘶哑的声音里透着紧张，让人觉得终于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同学们立定了，竖起耳朵听，虽然没有七嘴八舌地讨论，却都感到异样，互相用目光交流。终于等到晚间，有同学拿了号外进来。晚自修教室里便不再秩序井然，大家团团围住，都挤在灯下看报纸，又不敢高声，有同学轻轻地讲：“呵！北京终于闹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一切还如常。下午又看了报纸，空气就不大稳了。虽然还在照常上课，但个个都无心听讲。下课了，同学们都聚在教室里小声说话，不再像往常那样了无心事地跑到操场上去玩。报纸上的消息飞速地在同学们口耳边相传：北京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中，高喊口号，游行示威。北洋军阀派了马队来冲，还抓去了好多学生。这消息让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十分气愤，他们态度鲜明地站在青年学生这边。一时间群情激愤，有的叫：“闹得好，就该这样闹！”有的骂：“卖国贼，只会压迫老百姓！”有的倡议说：“我们也应该有所表示。”吵嚷的声音越来越响。

这时，一位绅士气十足的洋教师出现在学生面前，他正是美以美会的洋教师汤普逊先生。他双手插在裤袋里，慢条斯理地开口了：“Boys, keep silence！有话好好地讲，事情总弄得清楚的。慢慢来！你们的政府，会去交涉的。我们美国人，最讲道理，一定会支持你们，照公理去讲的。你们爱国，我们美国人也爱国，大家都爱国，这很好。现在，你们还是学生，应该努力读书，学科学。学科学是爱国，也就能救国，这才是好办法！”汤普逊先生平时教学很认真，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没有人敢去顶撞他。但大家的心里，却暗自嘀咕：你究竟是站在一个外国人的立场啊，怎么能理解一个中国人，一颗弱国子民的心！

但从此以后，校园里不再像平时那样宁静了。五四运动的浪潮终于席卷了内陆小城。报纸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消息越来越多：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这里一个专电、那里一篇通讯，简直看都看不及。不久，有毕业的同学从北京寄信回来，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十分详尽。一个人接到信，不一会儿工夫，就传遍整个学校。大家高兴得又跳又叫：真痛快啊！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还有同学传诵着五四运动中断指写血书的夏秀峰，冲进卖国贼曹汝霖家的急先锋胡霹雳、杨晦等人的英雄事迹，都又羡慕又钦佩。

火势燎原，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了。6月3日，北京、上海同时爆发了比“五四”那天更大规模的示威。当天北京一下子抓去三千名学生，警察局里都容不下，临时把北大第三院当作拘留所，教室里、操场里都关满了人。工厂纷纷罢工，商店纷纷罢市，各地云起响应。芜湖虽是小城，但沿江，有洋街，有码头，风气并不闭塞。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家都坐不住了。孙席珍与他的同学们上街买来许多红绿色的有光纸，刻钢板、印传单、写标语、糊旗子，标语上写的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等。一时间大家忙得不可开交。老师们也来参加了。有位语文老师引史书上的句子以示抗议：“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文绉绉的句子大家似懂非懂，就依样画葫芦跟着写。师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了。罢工罢市之后，街上静悄悄的，店铺十之八九都关着门。游行的队伍一路喊口号，一路散传单。也有同学在街角讲演，引来行人驻足而听。讲演的和听讲的都表情严肃，又热烈又冷静，像是积郁未爆发的地下岩浆在滚滚运行。孙席珍因为跳级读书，年龄小、个子小，却照样跟那些大一点的同学一起，严肃认真地做着每一件事，心里充满了爱国心与责任感。

那天，善良的汤普逊先生眼睁睁望着学生们走出校门，把右手放在胸前，嘴里念着“阿门”，也并不来劝阻。直到掌灯时分，大家回校，却发现汤普逊先生正似笑非笑地站在那里迎接，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也许汤普逊也已经越来越同情这些中国学生，但站在教师的角度，又无法全然赞同。这种矛盾与爱惜的心理，多少与北大蔡元培先生等人的心理略同吧。

这是五四运动的高潮。几天以后，在群众的威力之下，北洋军阀政府把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撤掉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运动取得了胜利。后来，北京中央公园的草地中央，竖了一块“公理战胜”的石牌坊，谁也不曾注意过它。两年以后，孙席珍已到北大读书，有次偶然经过那里，抬头向它一瞥，只觉得那是北洋军阀对自己的一种揶揄和嘲弄。

五四运动打开了少年孙席珍的眼界。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爱读书、学习好的乖学生，上课也不再唯教师的话是听。做礼拜唱诗的劲头也没有以前那么大，每次只像小沙弥念经一样随口哼几句就了事。一到周末假日，赶忙上街跑书店，节衣缩食，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回来；后来又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这些刊物。凡是买得到的，总是尽量买来。《湘江评论》因为是外地的，不大容易买到。李大钊、蔡和森、陈独秀、胡适……这些名字都成了少年孙席珍的崇拜对象。刊物上传播新思想的文章有的深入浅出，一看就懂；有的比较深奥，不大能够领会，孙席珍还是硬着头皮看下去。什么德谟克拉西呀，赛因斯呀，布尔什维克呀，概念也不大分辨得清楚，但对孙席珍来说，都仿佛新鲜的养料。他贪婪地把这些新名词、新事物、新思想，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儿都往脑袋里装。这时候的他，越来越迫切地想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去把这些新鲜而复杂的名词彻底弄个清楚明白。图1 《悠悠往事》书影第三节初到北大

两年后，十六岁的孙席珍中学毕业。在他眼前，摆着一条父亲为他安排好的安稳的人生道路。父亲已经为他四处托人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到银行当练习生的位置。但经过五四洗礼的孙席珍怎么可能满足于当一名银行练习生呢？那样一条在世人看来十分稳妥的道路，不啻是一种精神的活葬。

他几乎没有犹豫一下就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一到秋天，他就直奔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思想的中心——北京。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是从亲友处筹措而来。初到北京，孙席珍拖着两件破旧的行李，步出车站，四顾茫茫，不辨方向，于是他雇了辆街车，路上经过天安门，向巍巍的华表望了两眼，他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心中默念：北京，我来了！车到沙滩的红楼，这里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孙席珍抬头向上望，低头向下看，想到这几年将在这里学会赛因斯，学懂德谟克拉西的道理，一颗激动不安的心终于沉静下来。

孙席珍成绩优异，不经预科，直接考取了北大哲学系。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何况他还只有十六岁。到北大后，孙席珍办好各种入学手续，搬进银闸一间小公寓，安顿好了行李。第二天早上无事，他独自跑出德胜门，第一次遇见了一串串驼铃。那时的德胜门，还没有成为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中心，北京城的旧貌尚在四合院沉稳的气息中凝固。一出城墙，风景殊异，德胜门外的景象已经与塞外略同。见惯南方阴雨连绵天气的孙席珍只觉得北方的天特别高特别清澈，北方九月的风吹来颇有些寒意了。而那负着重负的骆驼，却像满不在乎似的，排成行列，只顾昂着头，一直朝着苍茫无际的前方走去。孙席珍一时不免有点黯然，但随即想到，它们将踩着坚实的脚步，横穿过荒凉的大沙漠，最后终将觅到绿洲，他的心似乎又很踏实了。“骆驼呀，骆驼呀，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愿跟着你们一步一步向前走。”北方文化一下子把辽阔坚实的境界展现在孙席珍的面前，开始磨砺这个南方少年的心。

孙席珍在北大读书，经济十分紧张。他家境本来就困难，何况求学还违拗了父亲的意愿。孙席珍几乎每月的伙食费都不大挤得出。再加上他急于求知，见到新书报，总想买来看，这样就更加捉襟见肘了。幸好经绍兴同乡兼师长孙伏园先生介绍，他到《晨报副刊》担任校对，每月有十五元的收入，半工半读才勉强维持了下来。《晨报副刊》报馆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距离沙滩有十多华里，每天下午三四点下课以后，孙席珍就得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北池子出前门，穿过杨梅竹斜街，跑到报馆工作。晚上十点多，才能赶回寓所。常常赶不上晚饭，他就路上吃两个饼、一包花生米充饥，边走边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风霜雨雪，没有假期，没有休息，孙席珍已经习以为常，也从不觉得苦和累。

孙席珍一开始就选择了哲学系。在他心目中，哲学是以万有全体为对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它是一切知识的总和，是以探索各种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为目的的学问，学了它，可以一通百通。进一步来说，哲学不仅仅属于知识体系，以满足理性要求为旨归，而且对于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同时，哲学重在修养与实践，最终目的在于解决各种人生问题，所以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才以“知德一致”教人。求知心切的孙席珍饥不择食般地到处听课：陈大齐的哲学概论、徐炳昶的西洋哲学等。但不久，他就发现哲学史上流派各异，众说纷纭，反而弄得莫知所从；后来又听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和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更加觉得虚虚实实，幽深难解。在纯理论的哲学探索中，少年孙席珍越来越困惑，他一面怨自己的水平太低，接受不了，一面却更加渴求真理。他想：原是为了要想通达事理才来学哲学的，结果却越学越糊涂。也许这种脱离实际的纯理论探求，意义不大，渐渐地他就没有开始那么大的劲头了。

但孙席珍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习哲学的念头。他从纯理论的本本主义，转向了广阔的社会天地。他主动扩大学习的领域，选读了李大钊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应地还去听马寅初先生的正统经济学。历史、社会、现实，把虚空的哲学问题落到了踏实的大地上。在对社会真理的探求中，孙席珍渐渐觉得自己的脑筋似乎开了窍，进而就想较全面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所理解。于是课外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找来读了又读，又设法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欧文的著作，甚至连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也一一加以浏览。孙席珍这种近乎贪婪的大量阅读，其中读不懂的地方简直不可胜计，没处请教，也没人指导，只得硬啃。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引证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与社会历史知识，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全部历程。少年孙席珍被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精辟见解和对人类社会的理想性追求深深吸引。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他又自行补课，读了好几部世界史，特别是近代史，连带还看了些地理方面的书，兼及国际政治。尽管当时的孙席珍在《晨报副刊》半工半读，勉强糊口尚可，但要满足求知的需要，以他当时的经济能力，这样多的书，怎么买得起？他只能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有时花几大枚才能买到“第二手”的小册子，其余大部分的书，就非到图书馆不可。从此孙席珍下午就不大上课，经常跑西城京师图书馆，往往整个下午呆在那里，边看边做摘记，冬天还可借以取暖。孙席珍总要到闭馆时才出门，然后彳亍着步出宣武门，到报馆里去混一顿晚饭吃。去的次数多了，图书馆里照管阅览室的执事见到孙席珍总是笑嘻嘻地同他点头。一位年纪较大的管理员还常常同他攀谈几句，称许孙席珍为“勤学苦读的好小子”呢。

因为学习西方文化的需要，孙席珍迫切地感觉到外语的重要性。当时许多想要阅读的名著，国内还没有译本，只能靠自己硬啃。好在孙席珍上的是教会中学，英文的底子并不差。他又从头开始学第二外语法语，从字母开始学起，很费力。但一经掌握规律，进度倒也不慢。孙席珍学外语，主要是为了阅读。他常常字典不离手，靠着刚掌握的一些语法规律，就开始啃大部头；虽是烦难，却并不灰心，仍然孜孜兀兀。凡是外语课，每堂必到，每天起早落夜，总要花几个小时在外语学习上，竟渐渐有所成了。

北大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五四新思潮从这里发源，西方文化也借着这个重要的交流窗口引介。学校常请一些洋教授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来讲学。虽然因为语言的关系，孙席珍不大听得懂，但每次也总会去凑热闹。印度诗圣泰戈尔来了，是个大热天，孙席珍帽子也来不及戴，赶到先农坛，听他用流利的英语讲《吉檀迦利》；盲诗人爱罗先珂来了，孙席珍连忙挤进教室角落里去，听他用弹奏曼陀林一样的声音，朗诵他的《桃色的云》。这些鲜明而有趣的人物，给孙席珍带来了新的视野。他只觉得自己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去听，却什么也没有学好。仿佛慌慌张张地，到处看看学学，眉毛胡子一把抓，乌七八糟一大堆，只是囫囵吞枣地一股脑地往肚子里塞。

少年孙席珍妄想成为一个“通家”。他什么都抓，什么都想学，意图获得更为广泛的知识。唯独对于文学，孙席珍却抱有一些偏见，不大重视。这倒并不是受了柏拉图认为文学是“摹仿的摹仿”的影响，而是从庸俗的功利观出发的，认为它大之不能够经世济时，小之不足以安身立命，因而对它比较冷淡。话虽如此，孙席珍也并没有完全加以排斥。常常，看理论书籍看累了，他也会找些文学作品来阅读，作为调剂。因为文学作品里有故事情节，看看也富于意趣；有喜怒哀乐，读了也颇为感人；也常描述一些世态风物，传达一点科学知识，不但能怡情悦性，增长见闻，还包含许多人生哲理、宇宙真谛。每部作品、每位作家在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里，都在传达他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文学世界见仁见智，各各不同，却一样发人深省，引人遐思。就这样，从休闲出发的文学阅读，同样深深地吸引了孙席珍。文学作品也渐渐成为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了。

这期间，孙席珍读了许多中国前辈作家的作品和若干外国文学名著。孙席珍最崇敬的现代作家是鲁迅和郭沫若。他从他们的作品中受了很多教育，得到不少鼓舞。后来为了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文学，孙席珍就到中文系去听黄晦闻讲诗、刘毓盘讲词、吴瞿安讲曲、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周作人讲欧洲文学史、张凤举讲文学概论，还到英文系听了一点英诗和英、美小说的讲述。不过这些课程，都是时断时续地去听的。从头到底听完的，只有周氏兄弟的中国小说史和欧洲文学史两门。孙席珍在暮年写回忆录时，曾经充满崇敬与怀念地写道：

周作人学识相当渊博，我的一些外国文学基本知识，开始可说是得之于他的传授；听鲁迅先生的课，则不仅获得这门课的专业知识，还教导我们怎样学习，怎样写作，怎样认识历史和社会现实，怎样辨别是非、真伪、美丑、善恶以及怎样做人的道理，觉得受益特别大。

孙席珍与文学的情缘之路，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他们大多并不像曹丕那样志得意满：“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们往往从为人生的切实需求中，从腹饥身冷的贫困中，点燃这精神追求的火花，又试图借助文学的精神拯救力量，重返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这样一条社会——文学——社会的道路，正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那种挥之不去的社会责任感。周氏兄弟不同的文学观念，也对孙席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时，尽管周氏兄弟二人尚同在新文学阵营中，但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一系列重要论文的发表，已经与鲁迅毫不妥协的凌厉之气拉开了差距。孙席珍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两条文学道路的中间。孙席珍的第一首诗歌，就是由周作人亲自修改并亲自推荐到报纸上发表的。而孙席珍的“诗孩”之美称，又是由鲁迅先生亲自点头称许，并且书面成文的。这大概也预示了孙席珍的文学创作之路，会在激进与保守、严苛与从容、革命与闲适、“为人生”与“为艺术”等双重话语之间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褶皱与层次来。

就这样，学了好些门类的课程，读了许多不同流派的著述，也写了不少的新文学诗篇，开始时眼花缭乱，是非莫辨，总想什么都抓住，什么都经历一番，但渐渐地，孙席珍开始寻找到自己的道路。是与非，真与伪，进步与保守，正确与错误，终须一一鉴别，因为真理只有一个，道路只能选择一条。于是，孙席珍暂时放弃了已经小有成绩的文学创作，摒绝了那些五花八门的书刊，一概不予理睬。他一赌气之下，把几年来从四面八方搜罗来的各色各样的书刊，拿根草绳一捆，统统卖给了打小鼓的。此后，孙席珍只注意阅读《新青年》，特别是《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专心一意地在这上面找寻真理，终于明确了马列主义信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当孙席珍逐步确定自己的人生追求时，也正是五四新文化阵营分化之时。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希望用阶级斗争学说去“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屑于躲在学术的象牙塔里“纸上谈兵”。曾经首举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却日渐保守，以中正平和的态度做起安稳的大学教授来。他一面用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根基改造中国现代学术，一面大力倡导“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1923）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时胡适的声名如日中天，而他退趋保守的思潮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

偏偏这时在故宫里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因装了电话，偶尔兴起打电话给这位《尝试集》的作者、新文化的领军人物，约他进宫谈天。胡适终于也免不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御用情结，向庄士敦请教了宫中情形后就欣然进宫了。新文化领袖拜谒逊帝溥仪，一下子引起轩然大波。胡适记下当时的情形：“他称我先生，我叫他皇上。”宫里的王公大臣们听说皇上私自见了胡适这个“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而京中各报也都当作新闻刊载，还登出“胡适请求免拜跪”、“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闹得满城风雨。胡适不得不写一篇《宣统与胡适》来作答辩。文中在交代了当时的会见情形之后，便开始大发感慨：

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在新旧思潮激战、新文化阵营分化的关键时刻，胡适忽略了溥仪的政治身份，抱着人道主义的隅见，不顾舆论和实情，把一件实具象征意义的大事视作“普通的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还责备别人对他的批评是谩骂、诬蔑，这虽与胡适正统敦厚的性格有关，却不免是妇人之仁。

这件事让孙席珍耿耿于怀，越发看清了革命阵营的新形势。激进与保守，本是现代中国思想界两条可选的探索之路。但历史将可选变成了必然。激越于怀的青年学生自然无法容忍胡适明目张胆地为清廷辩护。孙席珍也一样激进。1923年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那天，晚上猜灯谜，有个谜面“丧家狗”，打一人名，人们一猜就中，谜底是Q V, QV是Quo Vadis的缩写，意云何往，是胡适的笔名。于是有位同学大声念道：“胡适，QV呀，你真是一条十足的丧家狗呀！”大家都在嘲笑中快意着。

不久，1925年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孙席珍自觉投身到运动中去。这年，孙席珍由北大同学卓恺泽（曾任长江局书记，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介绍，加入CY（共青团），编在东城沙滩小组。于是，曾经醉心于新文学创作的少年诗人又投笔从戎，变成了激越的革命者。北大求学期间，孙席珍在哲学、社会以及文学上的探索，无疑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不断向前的道路。他在思想上的徘徊容与，正和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艰难探索同步。而他最后的坚定选择，则是一个怀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青年学子的必然选择。第二章鲁迅交口称赞的“诗孩”第一节盛赞“诗孩”

1924年12月29日，年轻的孙席珍拜访鲁迅，请他为《文学周刊》撰稿。鲁迅关切地问起：最近还写诗吗？诗写得怎么样了？孙席珍当时有些惭愧，答道：“写得不多了。主要因为越写越觉得写不好，其次也怕受人指摘，说我写诗是另有目的，所以不敢写了。”鲁迅听后，鼓励说：“你觉得越写越写不好，可见你比以前已经有了进步。今后只要多读些古人的和外国的诗篇，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再多想想，多练习练习，自然会写得好起来的。至于怕受人指摘，我看大可不必；你写你的，他们指摘他们的，用不着理会他们。”四天之后，鲁迅便把那篇著名的《诗歌之敌》托许钦文带给孙席珍，此文的开卷首语曰“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诗孩”一称，由此从私下的戏称，正式形诸文字。这对于十九岁的孙席珍来说，实在是一种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不单书面的问世，连“诗孩”戏称的由来，也曾经过鲁迅的亲自肯定。孙席珍先生有过一段回忆：

192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到《晨报副刊》报馆来做校对工作，其间有事去相询孙伏园。到办公室门口一望，朝里一望，觉得不便贸然进去，就站在外面等候适当的时机。我看到鲁迅先生正对着九斗桌，坐在伏老平时坐的那把转椅上，静静地吸着纸烟，陈大悲和伏老坐在靠墙的茶几两旁的椅子上，唯有钱玄同站在那里发议论，“既然徐公称为‘诗哲’，冰心女士当然应称为‘诗华’，或者叫‘诗娃’吧”，说到这里，回头一眼瞥见我站在门口，就把手朝我站的这边一扬，接着说：“此君也可以叫‘诗孩’了。”鲁迅“唔”了一下说：“当然可以，而且也颇恰当。”这时，我就趁机进去，向伏老汇报了几句，然后分别对他们打了招呼，就退出来，下面他们谈些什么，我也不便再听了。

若干天后，在北大的教师休息室里，见到好几位老前辈在一起，其中一位是刘半农，他看见我就开开玩笑说：“喔，‘诗孩’来了，可带了什么好诗来给我们欣赏吗？”

那时我还年轻，很腼腆，只能笑笑，不能做什么回答，但我知道，这个称呼，在北京的文艺圈子里，已经相当传扬开了。

鲁迅在《诗歌之敌》这篇文章里，很慨叹于今日文坛上诗歌创作之冷落，说是“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即更无所用其惭惶，因为意在爱人，便和前辈老先生犹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们一摇头而慌忙辍笔，使他高兴，那倒像撩拨老先生，反而失敬了。”这段文章，孙席珍曾连读几遍，觉得鲁迅先生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有所非难于某些顽固保守分子惯用伦理道德的旧观念来扼杀文艺的幼苗外，也正是针对着自己那天所谈，正在亲切地对自己进行教诲。先生还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特地把“诗孩”字样写了进去，亦含有鼓励鞭策、冀其有成之意。“诗孩”写诗的时候，的确还只是个年仅十六岁的孩子。那是在1921年，孙席珍考入北大，得孙伏园的帮助，学习之余到后者主编的《晨报副刊》作校对。每天下午下课后，他用十六岁少年稚嫩的脚，无数次丈量了从北大红楼到十几里外的宣武门报馆。一路上啃两个大饼、一包花生米当晚饭。也就是这样，他和着风霜雨雪，伴着新出报纸上的油墨香，渐渐走进文学的大门。《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其前身为北京《晨钟报》和《晨报》第7版。1921年10月12日改版独立发行，至1928年6月5日第2314号终刊。编者先后为孙伏园、刘勉己、丘景尼、江绍原、瞿菊农、徐志摩。

最初的《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1916年创刊时即在第7版刊载文艺作品﹐但还未能脱出旧式副刊消闲与低级趣味的窠臼。1918年12月《晨钟报》改组为《晨报》。翌年2月7日﹐宣布改革第7版﹐增添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使副刊明显地倾向新文化运动。1920年7月﹐第7版由孙伏园主编﹐后又经他改出4开4版的单张﹐报眉印有鲁迅拟就的“晨报附刊”字样﹐报头定名为《晨报副镌》。孙伏园主掌期间，《晨报副刊》是《新青年》之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俄国革命的主要阵地，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期间所出的“劳动节纪念”专号、“俄国革命纪念”专号，所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均为中国报刊之首举。同时，《晨报副刊》也兼容并包地介绍过各种社会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学说。这些理论思想杂谈的文章，大多经由孙席珍亲手校订，不仅表现出当时思想文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复杂状况，也与孙席珍本人对于哲学社会真理的探求同步。随着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心逐渐转向上海，《晨报副刊》逐渐把主要篇幅用来推进新文学，副刊登载文艺内容的比例进一步提升。

由于在报馆工作，孙席珍认识了不少老一辈的作家和学者。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孙席珍开始练习写作。他读了冰心女士的《繁星》、《春水》，接着读了泰戈尔的《飞鸟》、《园丁》，尔后又接触到日本的俳句、短歌以及英、美意象派的一些小诗，便不知不觉地效法他们，开始写作小诗。

孙席珍觉得这些尝试之作，内容十分幼稚、肤浅，并不敢拿来示人。1922年春天的某日，周作人无意中看到了孙席珍偷写的诗，就提笔替他修改了一下。过了几日，想不到这首题为《故乡六首》的小诗竟赫然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原来是周作人将诗作转交给了孙伏园，推荐发表了。这是孙席珍最早发表的诗作。得到前辈的期许和鼓励之后，孙席珍又把另一份诗作寄给邵力子。不久，4月24日，邵力子在他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孙席珍的《春风——小孩子的诗》，共计二十四首，分四次连载完。从此以后，孙席珍一发不可收拾，写诗的劲头更大了。1923年，十八岁的孙席珍接连创作了长诗《稚儿的春天》和《黄花》。5月15日，长诗《稚儿的春天》在《晨报副刊》连载。7月9日，长诗《黄花》在《晨报副刊》连载。不久，又由报馆出版单行本。另外还发表了短诗近百首。这些诗学习冰心的小诗体，带着稚儿的天真与忧伤，一下子打动了许多青年易感的心，也引起了许多文坛前辈的注意。

与小说、散文的成就相比，中国现代新诗的尝试一开始就显得步履蹒跚。从胡适《尝试集》里《两个蝴蝶》的半文半白，到沈尹默《三弦》的古典意境植入，刘大白的“以议论为诗”，都只是个体性的粗浅探索，并不能形成蔚然大观的诗潮。直到周作人译介日本的短歌、俳句，郑振铎译介泰戈尔的《飞鸟集》，由朱自清、刘半农等首倡，伴随冰心《繁星》、《春水》的出现，才形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流派——“小诗体”。从形式上看，小诗最短两行，最长的十八行，一般是三五行。小诗大多表现刹那间的感兴，或托物喻理，或借景抒情，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追求诗意的真纯和意境的清新隽永。小诗的出现，一方面是诗人积极吸收外来诗歌形式，以丰富新诗体式的多元探索，另一方面也源自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的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与初期白话新诗的直白浅露相比，小诗已经注意酝酿内在的个体情绪，吟咏含蓄的诗味，渐渐形成了独特的感悟式意境。但短小的篇幅和刻意的寄寓式写法，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与套路，既不能承接古典诗歌的丰厚美学传统，又不能彻底打破镣铐，传达五四的狂飙突进精神。因而，“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更多地具有过渡的意义。

如果我们横向来比较，“小诗体”几与初期的“问题小说”相类，大多以“爱”与“美”的药方来包治社会百病，甚至连“小诗体”的诗人也与“问题小说”作家多有重合。如冰心既是“小诗体”的代表诗人，更是“问题小说”的主要创作者之一。这两个出现于不同文学体裁中的文学流派，有着同样的致命缺陷：将丰富而痛苦的现实人生，通过简单化的方式美化，以达成一种抽象的拯救。而这，显然是颇有些掩耳盗铃的意味。故意借助一种纯挚的童心来解救苦难，实际的效果却往往流于浅白，过于理想化。因此，1923年宗白华的“《流云》出后，小诗渐渐完事，新诗也跟着中衰”。此后在新诗的格律体式与审美意境上，进行更为大胆的探索的，则是新格律诗与象征诗派。

孙席珍的小诗就出现在“新诗中衰”、“小诗渐渐完事之际”，新诗的第一高潮与第二高潮（新格律诗的繁荣）之交。孙席珍的“小诗体”创作，以冰心、宗白华的“小诗体”为摹仿对象，却又别出心裁地运用多首小诗连缀，来系统表达某种情思的方法，既自由灵活，又大大拓展了小诗的表现容量。长诗《春风——小孩子的诗》、《稚儿的春天》无不如此，到《黄花》一诗，已经发展为九十三首之巨。这一创制也极大地影响了绿波社其他成员的新诗写作。一时间，“诗孩”的连载体“小诗”倾倒诗坛。无论如何，诗以情为主，“诗孩”如此着意写“情”，将“情”铺展为辗转反侧，悠哉悠哉的长篇，这首先是对“小诗体”在形式上的突破。

在内容上，冰心的小诗以讴歌母爱、童心和自然美为基本主题，孙席珍“稚儿”的歌唱却看见了爱的现实苦难。让我们来对比这样两篇诗作。

冰心《春水·一零五》：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这首诗非常凝练、形象地传达了冰心的人生诉求，即：童真、母爱、自然之美浑融一体，其间“我”、“母亲”、“大海”、“小舟”的意象互为依存，不可分割，构成人间最和谐的一幅图景。同“问题小说”一样，冰心热切地讴歌母亲的爱和孩儿的爱，用母爱与童心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虽是简单，却具有强烈的向善趋真的审美力量。

孙席珍《稚儿的春天·人间（一）》：

如此寂寞的人间，

我愿意悠然的辞去。

破碎的心，

随着破碎的身，

长在这破碎的人间：

我高唱了，

只有山谷来酬应；

我叹息了，

更没有些儿声息。

人间只觉着孤零，

还不如悠然的辞去。

天是这样的高，

地是如此的远，

踽踽的来，

凉凉的往，

无主的过了十八年。

这样寂寞的人间呵，

我愿意悠然的辞去！（1923）

稚儿在人间的寂寞究竟因何而起，诗中并没有明言。但破碎的人间给予诗人的，只有孤零，只有叹息，只能悠然地辞去。这样一种感伤的情绪无意中与20年代文学的主流情绪暗合。在孙席珍的自述中也提到，那时，他只觉得自己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 “虽然是稚气弥漫，总常常地感觉着潇洒和疏闲”。这些发表于“诗孩”创作初期的诗作记录了一个入世未深的稚子的“零碎的断片的感想”, “因为只是枝头的嫩芽似的幼稚，遂自题曰‘小孩子的诗’”。与“诗哲”、“诗华”对时代主题的有意为之不同，“诗孩”以一个“小孩子的心”，自然而然地触及了五四历史转型时期的普遍社会心理。

有论者认为孙氏“在诗中所呼唤的爱情原是对‘无爱的人间’的一种反拨，亦带有那个苦闷焦灼的时代的烙印”。但将“诗孩”时期的“小诗”简单化为情诗，或者将情诗仅仅理解为爱的独立价值的觉醒，并仅以爱来表达对时代的苦闷与反叛，显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在孙席珍这一时期的诗作中，看到的《客岁》（1923）“愁思——悲伤/时间只飞般的不息地赶他的路程，/要我再向哪里去找我的客岁呢”，留下的是山川依旧，物是人非之感；《寺中》是“只剩下荧荧的孤灯，/哥哥的寒鸡，/慰我漫漫长夜的寂寞”，因为人间尽是“孤苦的生活”，令人“厌倦”；而在“长着荒草的园中，/我坐着吹起我的笛儿”，就算是泪水愈蓄愈多，竟不能停止悲哀，因为《我的歌声》“一样的歌喉，/怎能要我唱出两样的歌声来呢”；而《樱花》中的我看画片上的樱花，将“院中簌簌的落叶之声”认作樱花，“想捡起一片来，袖在/手中，送还我的爱人；/但门外的萧萧声依旧，/纸上的樱花仍是无语”！

在这些诗作中，并没有热烈而明确的情思。那些孤独飘零之感，显然更是一种人生的总体感悟。即使写爱情也只是冰山一隅，诗中恋人幻化成的美好形象可以是“菊花姑娘，/没有一个朋友的，/除了严霜”（《春风·十》），也可以是“我的朋友，/随处都是乐园，/都是天国呵，/你快把刺人的荆棘砍掉了”（《春风·十三》）。这些形象更多地寄寓着对人类所有美好感情所怀着的热切希望。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缺少情诗……坦率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的现代情诗的叛逆意义，也可以指认出孙席珍诗作中那些明显借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因素：“我俩中间，/只有一重旧礼教织成的屏障呵，/怎的好似隔着无边的海。”那么恐怕越发不能忽视孙氏诗歌中那些超越狭义爱情，抵达更为广阔的人类美好感情等主旨的积极意义。

然而，孙席珍小诗作品的时代价值更在于，写出了这些感情的彷徨无助，是“泪做的”“寂寞”:《春风·二十四》“人们只知道：/叫得凄切的秋是虫，/唱得快乐的春是鸟，/可是他们有他们神秘的言语”; 《春风·三》“希望是无穷的呵，/但到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希望便会匿迹”; 《春风·九》“诗人的心，/如婴孩般的天真——/对着人类微笑，/对着自然微笑，/对着一切微笑”。“黄花呵，/随着东风飞去罢！/原也是微小的漂泊者呵”（《黄花》1923）、“冰天雪地的人间/要热烈的心做什么呢？/世界是这样的大/怎么没有我一寸立足的地方哟”之后，“诗孩”还是半是绝望半是希望，用“多恨”来鼓舞起前行的勇气：“白云悠悠的去了，/江水滔滔的去了，/各走各的路呵，/丝毫也不能相强，/我们也带起生命走罢！”（《夏夜之歌》1923）

由此，20年代青年对爱的怅惘，对情的执着，便以一颗“稚儿的心”显得愈发动人了。在槐花、落叶、犬吠、残灯、飞蛾这些日常事物背后，“诗孩”敏感的心不停地颤栗。诗情与哲理便化作惊人的激情，以每日一首或两三日一首的速度勃发。这些《夜间》的行路人：“只如柳絮萍轻，/随春风江水漂泊浮沉；/数十年的伤心事，/不堪回首，不堪问闻；/归去吧，在星月阴翳的夜间，/彳亍着的少年病人！”因何而起的病因，显然不仅是个人的漂泊，更是时代的苦闷，并指向终极性的生存之痛，以及在此生存之痛中的坚守。而挥手作别星月的凄凉，由感伤凄婉转为沉郁顿挫，“别了——再见了！将一腔热血和悲愤，/尽付与东风明月罢”（《夏夜之歌》1923），则为诗孩下一阶段的创作转型，乃至人生道路的转型都铺写下先声。

显然，鲁迅之盛赞“诗孩”，以及“诗孩”美称的广为传布，并非偶然。从鲁迅盛赞“诗孩”起，俩人将进一步结下师生情谊，鲁迅与孙席珍的交往将更为长远地启迪着孙席珍今后的文学创作。孙席珍一直感到愧对鲁迅的，也正是“诗孩”的美称。自从鲁迅的那次交谈、那篇文章之后，他努力遵师嘱学习中外诗歌，终觉难以突破“小诗体”的束缚。上海泰东书局曾有意出版他的诗集，诗也编选好了，题作《素心兰》。临要出版，他却越来越不满意，竟悔其少作，将诗稿付之一炬。“诗孩”焚诗，与孩子的天真与幼稚告别，也就此告别了第一个新诗潮流“小诗体”。而对少作的不满，是因为孩子的梦终究要醒，少年强说愁已经换作睁了眼看的沉痛现实。第二节师生情谊

1923年初夏的某一天，孙席珍应周作人函邀去他家谈话。其时周氏兄弟两人都住在八道湾。走到西四北大街将近百花深处时，孙席珍迷了路。一连问了两三个行人，都说不知道。孙席珍见路旁空着一辆洋车，就问八道湾去不去。想不到这位拉车的还挺幽默，笑答：“去！八大枚，一大枚一道湾。”于是孙席珍笑着上了车，顺着大街朝北走了一段路，往西转北进了胡同口，再拐了几道弯，停在十一号大门口。刚巧大门开了，走出一个人来，正是鲁迅先生。孙席珍上前恭敬地问：“您是大先生吧？”鲁迅望了孙席珍一眼，和气地说：“是的，可有什么事？”孙席珍说：“是二先生约我来的，他在吗？”鲁迅答道：“总该在的，你进去看看。”说着，便向孙点点头，上街去了。

这是孙席珍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这之后，在孙伏园先生的《晨报副刊》办公室里，也曾见到过鲁迅先生数次，但每次都只招呼一下，没有谈几句话。不过，孙席珍私下觉得十分荣幸，因为作为《晨报副刊》的校对，凡是鲁迅先生寄给该刊的稿件，总要比一般读者先看到一两天甚或好几天。再后来他每周去听鲁迅先生授课，见到的次数就很多了。

孙席珍开始听鲁迅先生讲课，是在1924年上半年的学期中间，他是自由进去听的。像这样的听讲，当时叫做偷听，连旁听也算不上。因为旁听也要经过注册手续，且须得到任课教师的同意。偷听生在北大，也算得上是一大景观。1912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但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教室里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甚至“偷听生”声名显赫，远胜于正科生的都不在少数，如金克木1933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结果“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20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犹然感激在心：

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哲学系的正式生孙席珍跑来偷听鲁迅先生的课，比正科生还要勤奋。从1924年秋季开学起，到1925年暑假为止，整整一年，孙席珍从未缺课。鲁迅先生讲课的教室里，历来挤得满满的，不但无一空位，还有人坐在窗台上，甚至有站着在那里听的。每次注册科的职员来点名，总是进教室一瞥后，在点名册上做个全到的标记，马上回头就走，用不着逐一对号。这说明了自由进来偷听的人数之多，因为旁听生照章也都是有座位的。而一般认为，教师越叫座，偷听生必然越多，足见当时北大同学对鲁迅先生的爱戴。此种盛况，别的教师也并非不曾有过，但往往未能持续多久。能够保持课堂盛况始终不衰的，除了鲁迅先生，怕没有其他人了。

在孙席珍的回忆中，鲁迅先生讲课，从容不迫，生动而富有风趣，所以教室里的气氛总显得活跃。鲁迅先生向来主张处事要有裕如感，避免局促、紧张，即如上课，也并非要从头到尾都一本正经，中间不妨夹杂一点闲话笑话，以增加课堂里的活气。这不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感《忽然想到·二》中就曾提及：

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

鲁迅不单能认识到这一点，更能在课堂上身体力行。犀利的思想披上幽默风趣的外衣，真可说是一种杂文笔法。鲁迅先生说话略带乡音，但相当普通，北方各省市以及边远地区的同学们，一般都能听懂，这就给他排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和障碍。

孙席珍受教于鲁迅先生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受益之深、之多，却让他毕生难忘。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经多次充满深情地回忆鲁迅先生在课堂上谈如何写作，谈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以及对各种错误理论思潮的批驳，并总结自己从先生教诲中获得的感悟。孙席珍曾这样写道：

由于他（鲁迅）学问渊博，识见宏远，课程上的某些疑难问题，他都能运用深湛的哲学理论，广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历史经验，融会贯通地逐一加以解决，常常有独到的见解，道前人之所未道。又能从这些问题生发开去，旁涉到其他学术领域，指出其相关的要点，阐明其实质的奥义，使人如饮甘醴，头脑为之一新，茅塞为之顿开。他还喜欢就当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有时表情沉痛，有时意态愤激，有时说得比较含蓄，有时故意出之以幽默的口气，真是言简意远，语重心长，有如暮鼓晨钟，足以使人猛省，引人深思。在业务上，他从不满足于单纯的传授知识，总是重在启发、引导，要大家进一步去挖掘、探索、钻研，以求有更多、更大的发明和发现；在思想上，他从不以大声疾呼为能事，总是着重在指明方向、道路，鼓励大家不断地向前迈进，促使和推动大家努力去破旧创新。同学们向他提问，无论在课堂内外，他总是有问必答；有时有的同学未能理解或有不同意见，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耐心说服，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地步。

孙席珍听鲁迅的课，本来就出于自己的兴趣，听起来也格外认真。加之他自己也有了写作的经验，常常就文学创作问题向鲁迅先生主动请教。有一次，下课钟刚响过，鲁迅把书本合拢，向同学们点头示意，准备离开教室。孙席珍和许多热爱文学的同学一拥向前，在讲桌边围着鲁迅先生，七嘴八舌地提问。结果乱哄哄地，简直都分不清谁在问什么。

这时，一位同学提高了嗓音说：“周先生，您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可以教给我们吗？”

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于是大家都静下心凝神细听。

鲁迅只给了大家一个字“删”。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删”字。因为教室里接下来还有别的课，别班的同学已经拥进来，大家只好退了出来。

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但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各自走散。

不久之后，孙席珍遇到一位女师大的同学，谈起写作的事。对方很得意地说，鲁迅也曾就此话题给她们做过指导，而且谈得还要更多些。

孙席珍忙问：“真的吗？他还讲了些什么？”

那女同学先是卖关子，后来才慢慢道来。原来鲁迅在女师大，不仅给了一个“删”字，还提出，要做到会删，还须懂得“割爱”。写文章主要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给别人，只要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余都是末节。“删”和“割爱”，正是鲁迅先生教给女师同学的“作文三字诀”。

孙席珍听着那女同学的转述，也相当兴奋，便笑着对她说：“你讲得这样好，可见会心不远，作文章的三昧你已得了。”就此作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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