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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尼克·查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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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是平的

思维是平的试读:

思维是平的[英]尼克·查特 著杨旭 译中信出版集团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罗伯特·查特和多萝西·查特,我的妻子路易,我的孩子玛雅和凯特琳·富克斯,是他们的支持和爱使这本书成为可能。前言 文学布线与心理真相……当我们声称自己在使用内在的观察力时,我们其实是在进行某种即兴的理论概括。不仅如此,我们还是极易上当的理论家,因为可以“观察”的对象实在太少,我们完全可以夸夸其谈而不必担心前后矛盾。[1]——丹尼尔·丹尼特莫斯科的郊外,一辆火车正驶出车站,主人公从站台一跃而下。这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高潮。但是安娜真的想死吗?对于这部杰作中的这一关键情节可能有各种解读。她是不是厌倦了俄国的贵族生活,又害怕失去自己的爱人渥伦斯基,所以死亡成了唯一的出路?或者,这一举动只是一时兴起,是绝望至极的一种戏剧化流露,此前她甚至没想过自杀?我们可以这样提问,但是能得到答案吗?如果托尔斯泰说安娜的头发是黑色的,那么她的头发就是黑色的。但是如果他没有提到安娜为什么自杀,那么她的动机只能是个谜。我们当然可以做出自己的解读,还可以争论各种解读的可行性。但是对于安娜到底想要什么,并没有一个潜藏的真相,因为安娜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假设安娜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托尔斯泰的作品是根据真实事件进行改编的,那么有关其动机的问题就和文学解读无关,而是一个历史问题。但这不会改变我们探究这个问题的方式,我们还是会从同一个文本中找出有关人物心理状态的线索(有可能不可靠),只不过这个“有关人物”是真实人物而不是虚构的角色,至于提出各种解读并争论不休的人,则从批评家和文学学者变成了律师、记者和历史学家。现在,我们想象自己可以直接采访安娜。假设托尔斯泰的小说是根据真实事件进行描述的,火车的庞大蒸汽机恰好及时刹住了车。安娜受了重伤,被匿名送到莫斯科的一家医院,经过抢救得以脱险,但是她为了逃避过去,决定从莫斯科消失。我们在瑞士一家疗养院见到了康复中的安娜,可是她像其他人一样,没有说明自己的真正动机。她尝试回忆自己的过去(注意,这不是托尔斯泰的文稿),并将自己的行为拼凑到一起。即使她对过去的描述十分严谨,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她的解读不一定比其他人的解读更具说服力。诚然,她可能有一些局外人无法获取的“数据”,比如她可能会想起,自己在走向命运的站台时,脑海中掠过的那句绝望的“渥伦斯基永远离开了我”。然而,这类优势也可能因自我知觉的扭曲而丧失,因为我们在解读自己的行为时总要赋予自己比旁观者更多的睿智。自传的真实性总是要被人们打个问号。如果我们不事后追问,而是当场提问,那么我们能否更接近安娜的真正动机?假如受雇于莫斯科某家报社的记者正迫切地搜寻着八卦新闻,他凭着自己的职业嗅觉,密切地跟踪安娜的一举一动。他在安娜即将跳下去的时候“施以援手”,挥舞着笔杆子问道:“卡列尼娜小姐,请你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走向死亡。”这个策略好像不太可能成功,好,那就更谨慎点儿:“卡列尼娜小姐,我察觉到您要走向死亡了,可否请您填一下这个调查问卷?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这样提问恐怕也不会奏效。从上文可以得出两个对立的结论。其中一个是:我们的思维具有难以测定的“潜藏深度”。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就无法指望人们反观自身,进而就自己的信念和动机做出完整而真实的描述。对行为的解释,不管是来自旁观者还是当局者,不管在事前、事情发生的过程中还是事后,最多只能揭示部分动机,而且是值得怀疑的。从潜藏深度的立场来看,如果想揭示人类行为的真正动机,就不能单靠那种轻率的做法,即直接向当事人提问,还需要更精妙和更复杂的办法。我们需要设法潜入思维的内在运作场所,直接测量那些控制我们行为,但我们只能隐约意识到的信念、欲望、动机、恐惧、怀疑和希望。心理学家、精神病学者和神经科学家就如何更好地潜入产生人类动机的深水区争论了很久,像词组联想、梦境解析、数小时的强化心理治疗、行为实验、生理记录和大脑成像这样的方法,在过去一个世纪都流行过。但是不管使用哪种方法,其目标都是一致的,即发现潜藏在意识自觉“表层”之下的感受、动机和信念——简单来说就是绘制潜藏深度的图像。遗憾的是,潜藏深度的内容好像一直都很神秘。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师可以猜测藏在我们心中的恐惧和欲望。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可以尝试通过我们的行为、心跳、皮肤电传导、瞳孔扩张和大脑中的血流速度来得出一些玄虚和迂回的结论。但是,像信念、欲望、希望和恐惧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从来没有被实际观察到过。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潜藏深度就像一个“内太空”,比外太空更加神秘。因此,要想钻破它,我就要使用更精密的仪器和分析方法。所以,要想揭示人类大脑的潜藏深度还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本书想论证一个相反的观点,即绘制潜藏深度的做法不但在技术上存在困难,而且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思维具有“潜藏深度”的想法完全错了。我们对安娜·卡列尼娜自杀行为所做的反思应该导向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即对真实人物动机的解读和对虚构形象的解读没什么两样。虚构形象当然不会有什么内心世界,因为他们连真正的世界都没有——她是否生于星期二都不可知,更别说她潜意识里是否怕狗,是否怀疑沙皇政权的稳定,或是否喜欢巴赫多于莫扎特了。虚构人物没有“潜藏的”真相可言,除了纸张“表层”的文字之外,别无其他。而且,就算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一篇真实报道,安娜是19世纪俄国贵族中一个活生生的成员,有关她的大部分描述站得住脚,关于安娜是否生于星期二确实存在真相(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对于动机,我也认为和虚构的安娜一样,还是不存在真相。不管是治疗、梦境解析、词组联想还是实验或大脑扫描,都无法揭示人的“真正动机”,这不是因为找到动机很困难,而是因为根本就无从寻找。人们很难潜入心理深度,不是因为心理深度又深又黑,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内在心理世界及其包含的信念、动机和恐惧都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在体验过程中创造了有关自己和他人的解读,就好像我们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创造了对虚构形象的解读一样。每种解读都面临无数种其他解读的挑战。安娜很可能不是被爱情折磨,而是对突然遭遇的挫折感到绝望,或者是感到儿子的前途暗淡,或者是对贵族无聊的生活心生厌倦。尽管对虚构的安娜的正确解读并没有所谓客观真相,但是在托尔斯泰的文本中,有些解读总是比其他解读更为可信和合理。可是,作为记者,托尔斯泰手头有的也只是对“真实”的安娜的行为的解读。而真实存在的安娜,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几个月之后,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读,只不过她会更加谨慎而已。我们无法就自己的行为做出最终的解释,我们对自己的解读和他人对我们的解读一样,都是不完整且混乱的,而且面临着其他诸多解读的挑战。阅读托尔斯泰的文字给我们一种感觉:他好像是在粗略地描写另一个世界。托尔斯泰本可以告诉我们安娜的童年、她的死亡对其儿子的影响,或者渥伦斯基(可能)成为一个修道士。但这些情景只有在被写出来时才成为可能。当托尔斯泰下笔时,他实际上是在创造安娜的生活和圈子,而不是在发掘它们。事实上,生活和小说没什么区别。我们即兴创造了自己的信念、价值和行为。它们不是为了应付不时之需而提前算好和“写”在某个超大储存空间里的。这表明,并没有什么预先存在的“内部思维世界”,思维也并不由此产生。思维就像虚构作品一样,是在被创造的那一刻产生的。“反观”内心的想法表明了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即我们说话时,好像有一种内省官能可以查看我们内心世界的内容。这就好比我们有一种感知官能可以告知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2]一样。但是自省是一个创造过程,而不是感知过程,我们临时创造了种种解读和解释来理解我们的言行。所谓内部世界不过是个幻象。还是回到小说。在小说中,有些角色是“二维的”,而有些角色则好像确实具有“深度”。他们在我们的想象中如此形象,可以媲美甚至超过我们周围的熟人,我们还可以不局限于页面上的文字,为他们增添某种态度和信念。但是这种表面的深度只是“观察者所见”,安娜·卡列尼娜的生活除了托尔斯泰的描写,并没有事实可言,我们也无法在字里行间找到她的动机。虚构形象如此,真实人物也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行为只是汪洋大海的表面,而在深不可测的水底则充满了内在动机、信念和欲望?对于它们的力量,我们为什么几乎察觉不到?其实,这是我们的思维玩的一个把戏。真相并非存于深处,事实上深处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有表层。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平时借助信念、欲望、希望、恐惧对自己和他人所做的常识性解释,尽管可能存在细节错误,但在精神上,它是正确的。比如有人会想,安娜自杀是受到某种信念、欲望、希望或恐惧的驱使,她自己都不一定说得清楚是哪种信念、欲望、希望或恐惧,这只是因为她的自省有缺陷或不可信罢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观点特别诱人,对心理学家来说更是如此。但是这种关于思维的平常观点从根本上就错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受制于内在信念或欲望,正如从来没有人被邪灵附体或被守护天使照顾过一样。所谓信念、动机,还有其他寓居于“内在世界”的居民都是想象出来的。我们用来辩护或解释自己行为和他人行为的故事不但在细节上是错误的,而且从头到尾都是编造的。我们的意识思维流,包括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解释,都是临时创造的,而不是说,我们只要照着一连串内在心理事件念出来(甚至猜测)即可。我们连续不断地解释、辩护和理解自己的行为,正如我们一直在尝试理解周围的人物或虚构的人物的行为一样。如果你就安娜的动机向我或读者提问(问:“她有没有想过跳到火车底下必死无疑?”答:“想过。”问:“她是否相信谢廖沙没有她会生活得更好?”答:“可能吧,尽管她真的不应该这样想。”等等),我就会快速地提供答案。所以,我们显然具有随心所欲编造理由的能力,但是这些理由绝对不能作为对安娜心理世界的猜测,因为安娜作为一个虚构形象根本没有心理世界。如果安娜是真实的,并且活了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瑞士的疗养院问她同样的问题,而她也会快速作答。同理,如果你问我关于我个人的一些琐碎问题(比如我为什么要乘火车而不是驾车去伦敦),那么我也会提供一连串的解释(比如二氧化碳排放、交通拥堵或停车难等)。思维的这种创造性说明,真实的安娜在为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做出解读或辩护时利用的也是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正是我们在把她视为虚构形象时所使用的(这样我们就在托尔斯泰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这说明,我们在跟自己和别人解释我们的日常生活时,说出的连篇理由可能也是基于创造性的。在这本书中,我想证明思维是平的,心理深度也只是一种错觉。思维就像一个技艺娴熟的即兴演奏家,流畅地创造了行为、信念和欲望来解释那些行为。但是这些瞬间的创造是脆弱、破碎和矛盾的。它们就像电影布景一样,从摄像机里看是牢固的,实际却是由纸板搭起来的。有人认为,告别了稳定的信念和欲望,即兴思维就会造成混乱。但我认为,恰恰相反,即兴思维的任务是使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尽可能前后一致,或者说维持自我。为了做到这一点,思维必须努力让当下的思维和行动与过去保持一致。我们就像法官一样,是通过参考和重新解释越来越多的旧案件来判决新案件的。由此可见,智能的秘密不是假想的潜藏深度,而是围绕过去即兴创造现在的非凡能力。本书中,我的论点将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我要澄清关于思维如何运作的,然后从正面提供一个解释,即大脑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即兴表演者。具体而言,在第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心理证据,证明信念、欲望、希望和恐惧的话语纯粹是虚构的。但是也要注意,这种虚构的东西如此令人信服,可以以假乱真,编造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关于思维的看法几乎都是错误的。这跟心理学教科书教给我们的不一样。教科书上认为,我们的常识大致是正确的,只不过需要做一些修订、调整和补充罢了。遗憾的是,这些修订、调整和补充从未奏效。总之,常识所认为的思维和我们从实验中发现的思维根本就是无法调和的。关于常识的观点需要摒弃,而不是小修小补。然而,尽管教科书还未采纳这种激进的观点,但越来越多[3]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已经在这样做了。在第一部分,我将把矛头对准导致这种常识性观点的根源——心理深度错觉。在我们的设想中,与外在世界中人类、物体、星星和噪声对应的,还有一个充满丰富体验的内在世界(即关于人类、物体、星星和噪声的主观体验),这还没有包括情感、喜好、动机、希望、恐惧、记忆、信念。在这个内在世界里,可以探索[4]的可能性无穷无尽。好像只要密切注意我们的所见所闻和身体状态,就能揭示一个无比丰富的内在感知世界:我们只需要从直接体验跳入那个由梦境、冥想和催眠提供的想象王国;或者通过探索记忆构成的巨大存储,再现童年或学生时代的零碎情境;甚至可以就信念和价值观在心中与自己高谈阔论。也有许多人认为,内在世界的规模比想象中更大,我们还应该在这个混沌里加入潜意识,它在我们不注意时溜进我们的思维。或者说,我们具有无意识的信念、动机、欲望,甚至某种无意识的内在主体(如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这样就有可能存在一个自我或多个自我,或者灵魂。许多人相信,通过正确的冥想实践、心理治疗或致幻剂,我们可以打开通往无意识这个丰富的内在世界的大门。借助神经科学,相信大脑扫描仪总有一天可以触及内在世界,“读出”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念、动机和感受。但是所有的深度、广度和细致程度都是假象。内在世界并不存在,我们不能把瞬间意识体验的流动比喻为思维汪洋的闪光表层,因为它就是唯一的存在。我们也看到,所有的瞬间体验都极其简略,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只能认出一张脸,看到一个单词,或识别一个物体。当我们像那个在阿尔卑斯地区康复的安娜一样,开始描述自己的感受或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其实是在创造故事,而不是从已经存在的思维和内部世界的感受中搜索故事。离奇的梦境、神秘的体验或药物诱发的状态,都只不过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想象出来的,并不是从内心挖掘出来的。而对梦境的解析也不是钻入灵魂进行探查而得到的,它只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想象。第一部分旨在重新阐释人们对于思维本质的直觉认识,澄清那些在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等诸多领域中被过度重复和夸大的误解。但是如果这种直觉认识(存在一个丰富饱满的“内在大海”,而意识思维不过是其发光的表层)大错特错,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人类的思维和行动呢?第二部分旨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思维是平的,那么我们的心理世界就只能位于“心理表层”。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即兴表演者,当前的表演都是建立在过去的表演之上的。也就是说,它在创造瞬间思维和体验时,并不求助于知识、信念和动机的内隐世界,而是借助过去的记忆痕迹。与虚构作品的类比在这里同样能派上用场。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安娜的言行被创造出来,但他还要努力让它们保持前后一致,即让安娜“维持自我”或随着小说展开有所“发展”。当我们在解读他人或自己的行为时,这也是适用的,即一个好的解读不仅要理解当下的状态,还要与过去的言行及其解读联系起来。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引擎,在创造瞬间意识体验时不需要依赖潜藏的内在深度,而是要把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这就好比创作小说,只需要保证行文前后连贯即可,而不是真的要创造一个面面俱到的世界。因此,意识体验是思维循环的一系列输出,是锁定部分感知并为之赋予意义的结果。这就是说,我们意识到的体验是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解读,是我们的大脑在看到单词、物体和脸部,以及听到声音、乐曲和警报之后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无法意识到每个心理步骤的输入以及每一步内在运作。这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把裸露的岩石看成一群狗,为什么会觉得转瞬即逝的脸部表情很傲慢或友好,为什么会从一行诗里窥见死亡或想起童年。每个思维循环都会产生一个可以被意识到的解读,但它不会告诉你这个解读来自何处。在这本书中,我将以来自视知觉领域的案例对我的观点进行论证。这个领域的例子不仅形象具体,还是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研究最透彻的部分。故此,我将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最清楚和最简明的证据上。此外,还有一个理由促使我选择这个领域,那就是:不管是下棋、抽象的数学推理还是文学艺术创造,它们涉及的全部思维都不过是知觉的扩展。我们将看到思维循环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支持这些工作方法点的关键证据。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将看到,之前有关稳定个性、信念和动机的观点都不可能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的大脑是个无与伦比的即兴表演者,像一台引擎一样在自发地寻找意义和做出当下最合理的行动。理解了这一点,人类本性之中的怪异、多变和无常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们的思维和行动都是建立在大量过去的思维和行动上的,通过直接拿来和重新加工,我们得以应付眼下的挑战。此外,正如今天的思维会遵从昨日的惯例,它们也为将来设置了惯例,这样我们的行动、言辞和生活就具备了连贯的形态。由此可见,我们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思维和体验经历形成的。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处于持续不断的创造独特的过程中。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将看到,我们是自己亲手创造的角色,而不是体内无意识的木偶。尽管每个新的知觉、动作和思维都基于旧的知觉、动作和思维的独特心理传统,我们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和独具匠心地从中建立新的思维。我们当前的思维可能被困在过去的思维模式中,但也不一定,因为人类智能拥有一种推陈出新的非凡才能。这种自由和创新不是天才的专利,也不一定非要有灵感眷顾,它实际上是大脑进行基本运作(如感知、做梦)的基础。当然,随心所欲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业余萨克斯演奏者,即使技巧再高超,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变成查理·帕克;英语学习新手不可能一步登天成为西尔维娅·普拉斯;而学习物理学的学生也不可能马上超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要掌握新的行为、技巧和思维,必须先建立一个丰富深厚的心理传统。在成为专家之前必须花费数千小时打好基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捷径!此外,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因为数千小时的体验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思维和行动踪迹,而新的思维和行动又是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于是,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演奏、写作和思考——尽管偶尔也具有无与伦比的灵活性(比如音乐家和诗人可以互相“冒充”;学习物理学的学生可以像牛顿一样推理)。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我们总是在担惊受怕,与人交往偶尔会遭遇不顺等。所以,随心所欲不会一下子就让我们改头换面,而是会一步一个脚印地重塑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我们当前的思维和行动正在持续不断,但有点儿缓慢地改造着我们的思维。这本书中的想法有很多来源,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以及哲学和神经科学,其中最根本的是把大脑理解为生物计算机的尝试。科学家自“二战”以后就在思考巨大的生物神经网络是如何成为一个超级计算机的。这种“联结主义”或人脑模式的计算模型和我们熟悉的传统数字计算机很不相同,后者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随着智能学习机器的发明热潮,前者正以“深度神经网络”的形式扫荡着一切。联结主义模型的运行方式是大量神经元之间的“合作”,即填写和排列信息碎片,很像在拼图游戏中把拼图碎片同时置于正确位置。但是这种版本的大脑机器很难与我们的日常直觉调和,因为我们直觉上认为思维是在信念和欲望的指导下工作的。常识心理学通过把信念、动机、希望和恐惧排列成一个合理的论点来解释我们的行为。比如它会用信念(我知道超市是开着的,它有我最喜欢的报纸,我带了钱)和欲望(我想读这份报纸,我喜欢纸质版而非电子版)来解释我为什么跑到超市去买报纸却没成功。这种解释讲得通是因为它为我的行动提供了辩护,可以解释我的行为(尽管没成功)为什么是合乎情理的。不同于数学证明,它是一步一步组织起来的(我想要一份《号角报》;我可以上网阅读,但必须得盯着屏幕;我肯定街角的超市有售;而这个时间超市肯定开着;我还需要钱,好在我刚刚取了钱;等等)。我们引入假设,得出结论。引入更多的假设,得出更多的结论。如此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在识别脸部、音乐风格或物体时,是同时把多种制约因素“拼合”在一起的,这和上述思考方式很不一致。事实上,对于我怎么认出那个卡通人物是温斯顿·丘吉尔,那个音乐片段为什么属于摩城风格,或者为何我瞥一眼水面就能确定水下是海豹还是尼斯湖水怪,我们并没有特别令人信服的“论点”。简而言之,常识心理学认为,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根植于推理,但是大量的人类智能活动看起来只是为了找到复杂模式。合作式联结主义计算模型不仅与基于理性的常识心理学解释冲突,更与许多有关人类思维的科学理论(包括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语言学和行为经济学等)冲突。这些理论都采纳了思维中藏有信念、欲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常识性观点,并以此作为它们的研究出发点。如果大脑的计算方式是合作式计算,那么它将产生深远而具有颠覆性的影响。我采用思维计算模型和数学模型已有30年,期间调查和收集了许多实验数据,现在不得不说,我们关于思维的直觉概念,还有许多基于此的思维科学理论都存在根本缺陷。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这不足为奇。整个科学史不就是一个不断让人惊奇的过程吗?例如,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行,组成物体的化学元素来自死亡的恒星,物质可以转化为能量,生命被编码在双螺旋化学成分里,我们的远古祖先是单细胞生物,等等。本来,思维是一千亿个神经细胞的电子运动和化学反应嗡嗡作响的产物这种观点就已经够惊人了,而我在本书中将提出一种更为惊人的观点,我们需要摒弃关于思维运作的所有认识,包括我们的直觉自省、各种证明及解释!许多学者对有关思维的常识观点持怀疑态度。从斯金纳到丹尼尔·丹尼特,这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一直怀疑我们能否通过自省探知思维或知觉。还有很多学者怀疑,我们用来解释思维和行动的信念、动机、希望、欲望,与伊甸园、占星术以及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一样不真实。但是他们的怀疑对象和我们的不一样,比方说,他们怀疑[5]大脑是否真的是某种计算机。对此我一直心存困惑,因为大脑的功能就是把来自知觉和记忆的信息整合起来,从中确定世界的状态,然后决定如何行动。简而言之,大脑需要解决极其复杂的信息以处理难题,这个“信息处理”正是计算机的另一个标签。所以我认为,大脑就是一个生物计算机,这是毫无争议的。真正存有争议而且应该有争议的一种观点是:我们大脑所执行的计算理论和利用信念、欲望等概念构建的常识心理学解释是以相当直接的方式进行匹配的——这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大脑计算模型兴起之后被广泛认可的观点。如果我们的大脑确实有一个数据库,里面填满了我们日常谈及的各种信念、欲望、希望和恐惧,那么发明智能机器将易如反掌,因为我们只需通过向人们提出问题,然后把得到的答案直接写进计算机数据库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只要我们能保证自己的讲述大致正确,就能极大地促进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遗憾的是,常识心理学并不能反映全部真相。我们将会看到,从心理学实验、大脑回路的“布线”,以及受益于合作式、人脑式计算的现代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处理机制中涌现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我们的“计算内核”不是翻腾的大海,里面挤满了体验、感受、信念、欲望、希望和恐惧——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种受动机、信念、印象、道德规范和宗教准则驱动的故事其实是我们的大脑杜撰的,但由于它们如此引人入胜,因此我们相信它们是完全正确或部分正确的,或者至少方向是对的。然而事实上,我们以为自己在不断“内视”的丰富心理世界,其实是我们不断创造出来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这个人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不存在什么“内在的心理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探测她的大脑找到真实的安娜的“内在感受”“深层信念”“真实本性”,正如我们无法通过对托尔斯泰的手稿纸墨进行科学分析,从而挖掘虚构的安娜的内在世界一样。我挣扎了很久才接受了这个让人困惑的真相。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有些心理学数据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比如说,实验数据告诉我,我的大脑一次只能识别一个单词,但是看着眼前的文本,我十分确信自己能同时看到整个段落——尽管存在不稳定性。实验数据告诉我,我一次大概只能识别一个物体,但是当我扫视自己的房间时,我明显能把整个屋子的沙发、坐垫、书籍、被子、盆栽和纸张都看在眼里。这些违反直觉的实验和大脑表现出的怪异行为让人大跌眼镜,所以不难想象,其中肯定存在某种错误或误解。既然我们有关思维内容和运作的直觉知识基本上都是错的,那么我们肯定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某种系统的、无处不在的错觉捉弄了。这迫使我得出如下结论:我们自以为了解的有关思维的知识都是骗局,是我们的大脑施加于我们的。我们马上会知道这个骗局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能把我们骗得团团转。我抗拒本书所持激进观点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不仅与常识冲突,还与有关知觉、推理、范畴化、决策等方面的理论冲突,而后者是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核心。在这些学科中,许多最为精妙的思考都是由一些有关思维的直觉概念扩展、修正和细化而来的——当然,这些直觉概念都建立在错觉之上。我与这些学科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现在公然抛弃大部分观点,好像是在故意捣乱。最后一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然而随着“人脑模式”计算的精进和机器学习水平的进[6]步,我认为一种好的替代方案已经开始成形。研究者逐渐发现,要想让计算机表现出智能行为,最好的方法不是从人们的话中抽取知识和信念,而是设计一种擅长从经验中学习的机器。比如我们想设计一个具有顶尖对弈(双陆棋、象棋或围棋)水平的计算机程序,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们玩大量的游戏,从这些经验中进行深度学习,因为仅仅把高手使用的知识、灵感和策略“写进程序”并没有什么用——事实上,机器学习程序已经可以在很多游戏中打败最好的人类玩家了。写这本书固然欣喜,但也令人不安。作为一个学者,我目前在华威商学院行为科学组工作,一直专注于那些具体而多样的思维问题,如推理、决策、知觉和语言等。除此之外,我还在和决策技术有限公司的同事合作,承担一些广泛而实用的行为科学项目。不管是和学术相关还是和实用相关,谨小慎微和待在舒适区都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本书将反其道而行之。我将把谨小慎微扔到一边,尽我所能地告诉你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关于思维如何运作的故事。事实上,我不仅想把它讲给读者,更想讲给自己,我要从过去充斥我日常生活的观察、数据和理论中走出来,问自己:“这些大杂烩意味着什么?”为此,我需要把点连成线,从具体推出一般,并进行大量彻底的猜测。当把一个多世纪的心理学、哲学和神经科学的数据和洞见整合之后,我得到了上述怪异、激进而具有颠覆性的结论。我认为,这种视角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在认知科学、脑科学等领域中壮大,尽管这些领域还是“老样子”,但“老样子”再也行不通了。当我们严肃地对待有关思维和大脑的科学发现时,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有关自身的一切知识。这需要对大部分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重新做出系统的思考,同时也需要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有一个革命性的转变。我在写这本书时得到了很多帮助。我的想法之成形得益于和迈克·奥克斯福以及莫滕·克里斯琴森持续几十年的谈话,还有与约翰·安德森、戈登·布朗、乌尔丽克·哈恩、杰夫·辛顿、理查德·霍尔顿、乔治·勒文施泰因、杰伊·麦克里兰、亚当·桑伯恩、杰瑞·塞利格曼、尼尔·斯图尔特、乔什·特南鲍姆和詹姆斯·特雷斯利安等经年累月的讨论。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好友和同事,就不一一列举了。这本书也得到了诸多项目的慷慨资助,包括ERC(英国经济研究理事会)、ESRC(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整合行为科学网络和利弗休姆基金会。我的来自华威商学院行为科学组的同事为许多探索性的项目(包括本书)提供了完美的学术氛围,华威大学的跨学科精神和创新精神也为本书提供了灵感来源。此外,我的来自费莉西蒂·布赖恩联合公司的助理凯瑟琳·克拉克和来自企鹅公司的编辑亚历克西斯·柯什巴曼及劳拉·斯蒂克尼也为本书提出了很多意见、建议和鼓励。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路易·富克斯、我的女儿玛雅和凯特琳·富克斯,她们在本书艰难而长期的酝酿中为我提供了无私的支持,也就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罗伯特·查特和多萝西·查特,没有他们的信任、爱与支持,我的研究生涯不可能持续到现在,更别提完成这本书了。[1]D. Dennett,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London: Penguin, 1993),p. 68.[2]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is metaphor of introspection as perception of an inner world. We examine our consciences; find (or lose) ourselves; try to learn who we really are, what we really believe or stand for.[3]Those sceptical of common-sense explanations of the mind who have particularly influenced my thinking include Daniel Dennett,Paul Churchland, Patricia Churchland, Gilbert Ryle, Hugo Mercier,James A. Russell, Dan Sperber, among many others. A particularly influential study that cast doubt on the psychological coherence of common-sense explanations of all kinds is: L. Rozenblit and F. Keil(2002), ‘The mis-understood limits of folk science: An 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 Cognitive Science, 26(5): 521–62.[4]Experimental methods relying on introspection, for example those in which people describe their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perceptual stimuli,were a focus of the very first psychological laboratory, set up in Leipzig by Wilhelm Wundt in 1879.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continue to contain strands of phenomenology–where the goal is to try to understand and explore our minds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inside’. These methods have been, in my view, notably unproductive–phenomenology draws us into the illusion of mental depth, rather than uncovering its existence.[5]Sceptics include behaviourists such as Gilbert Ryle and B. F.Skinner, theorists of direct perception such as J. J. Gibson and Michael Turvey, and philosophers influenced by phenomenology (Hubert Dreyfus).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 have long argued that everyday ‘folk’psychology is no more scientifically viable than ‘folk’ physics or biology.Over the years I have argued both in favour of this view (see N. Chater and M. Oaksford (1996), ‘The falsity of folk theorie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in W. O’Donaghue and R. F. Kitchener(eds),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p. 244–56) and(wrongly, I now feel) against it (see, for example, N. Chater (2000), ‘Contrary views: A review of “On the contrary” by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31: 615–27). The ideas in this book owe a lot to the philosopher Daniel Dennett and his discussion of an ‘instrumentalist’view of everyday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and the nature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D. C. Dennett, The Intentional Stance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89) and D. C. Dennett,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London:Penguin, 1993)).[6]Some of the ideas in Part Two of this book have close links to joint work with my close friend and colleague Morten Christiansen of Cornell Univer- sity on how we use and learn language (e.g. Morten H.Christiansen and Chater, Creating Language: Integrating Evolution,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6);Morten H. Christiansen and N. Chater (2016), ‘The now-or-never bottleneck: A fundamental con-straint on languag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9, e62).第一部分 心理深度错觉1 虚构的智慧在虚构作品中,马尔文·皮克的歌门鬼城是最为诡异的场景之一,它不仅巨大而扭曲、古老而衰败,还有着极为罕见的建筑风格。皮克的视觉想象精彩绝伦,他利用奇崛而惊人的文笔创造了一个孤独、饱满和细腻的世界——他本人不仅是作家,还是艺术家和插画师。所以你在阅读《泰忒斯诞生》和《歌门鬼城》时,歌门鬼城的背景会逐渐占据你的想象。可是这些年出现了一些特别执着甚至有点儿痴迷的读者,试图根据书中的零散描述还原鬼城的布局。这在我看来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作者对主走廊、城墙、图书馆、厨房和道路以及巨大而衰落的侧楼的描述,就像对鬼城里角色的描述一样纠缠不清、自相矛盾,由此还原出的鬼城地图或模型必将前后不一和混乱不清。撇开皮克的虚构魔力不谈,其实这一点儿都不足为奇。虚构一个地方就好像设置填字游戏一样,每一处描述都为虚构的城堡、城市或乡村的布局提供了线索,然而随着线索的增加,把它们成功整合在一起将变得异常困难——事实上,几乎不可能。这对《歌门鬼城》的读者和作者来说都是一样的。虚构世界保持前后一致的问题当然不限于地理,故事在情节、形象和细节等方面都必须讲得通。为了把这方面的错误降到最低,一些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托尔金把《霍比特人》和《魔戒》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土世界,这里有详尽的历史、神话和地理,还有完备的地图,以及他自己创造的“精灵语”——这门语言有着完备的词汇和语法。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女作家里奇马尔·克朗普顿。她通过粗枝大叶式的故事细节创造了一个调皮可爱的形象——学校男孩威廉·布朗,并对书中那些明显的矛盾“供认不讳”(如主人公的母亲有时叫玛丽,有时叫玛格丽特;他最好的朋友有时叫金杰·弗劳尔迪,有时叫金杰·梅瑞迪)。所以说,使虚构区别于事实的正是前后不一。真实世界虽然看起来有可能让人感到困惑、荒谬可笑甚至背道而驰,但它绝对不可能自相矛盾。由此可见,对一座城堡或乡村的描述可以讲不通,但真实的城堡或乡村绝对是前后一致的,所有汇集的事实(包括距离、照片、经纬仪测量值、卫星图像和地质测深)必将产生一个连贯的场景,因为独特而真实的世界毕竟只有一个。但是要避免虚构世界自相矛盾,就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可是就算你有超群的记忆力,且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最终还是会发现许多矛盾。比如,大量粉丝在对托尔金的中土世界进行细致的分析之后,就发现了再明显不过的矛盾。可见,虚构“世界”显然存在信息稀缺问题,即使是皮克和托尔金精心虚构的世界也不能幸免。真实世界中的每个人都有确切的生日、指纹和牙齿数目,但是在虚构世界里,大部分形象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或其他特征——不管是重要特征(如血友病的显性基因),还是次要特征(比如和猫王的确切家庭[1]关系)。但是,虚构作品的信息稀缺还有更让人深思的一面。再回到安娜·卡列尼娜身上。她的公众形象、人际关系和身份认同都取决于她的美貌,但是她究竟长什么样子?艺术家和杰出的封面设计师彼得·门德尔桑德指出,托尔斯泰对此只有只言片语——她有浓密的睫毛,嘴唇上方覆有浅浅的软毛,此外就[2]没有更多的描述了。那么她高不高?头发是金色的、红色的,还是褐色的?眼睛是蓝色的,还是褐色的?这些都没有交代。令人惊异的不只是托尔斯泰提供的信息之少,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在意甚至在乎过这类信息。我们在阅读时主观上能感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有血有肉、三维立体,不是模糊的简笔画,但托尔斯泰对于这个有血有肉、三维立体的女人却着墨不多。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文学作品不关心人物的外在长相,只关心其内心世界。但事实是,安娜的内心和她的外貌一样简略。安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和她谈话具体是什么感觉?她如何看待沙俄的现状和不平等现象?她对因与渥伦斯基相恋而遭到的谴责是否不屑?她是否因此被压垮?托尔斯泰的小说的迷人之处就是它并未回答这些问题,而是保持了紧张和迷人的开放性。我们可以把安娜“读”成各种样子,她可以是勇敢的、痴迷的、浪漫的、无畏的、狂野的、压抑的、钟情的或者冷酷的,对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解读,还可以进行组合。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安娜的外在和心理特征并没有被小说文本固定下来。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真实安娜”。假设《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文学传记,而非虚构的故事,那么所有关于安娜的缺失的事实(如她的外表、基因组、和猫王的关系)都能得到确定。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合作研究挖掘出一些事实(如通过细致的基因分析找出她与猫王的共同祖先,猫王很可能就住在17世纪的基辅)。当然,考虑到其生活痕迹没有完整留存,也有一些事实(如她12岁生日时的身高)可能无法还原。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得够多,是否就存在一个对安娜生活的真正“阅读”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对其个性特征、动机和信念做出确切的描述呢?我们前面提到,虚构作品有两个特征:不一致和稀缺性。当安娜尝试解释其内心世界时,她注定会像马尔文·皮克的歌门鬼城一样陷入混乱、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首先,她的解释具有内在稀缺性。比如她对沙俄社会的诸多现象、她身边的各种人物,以及她自己的目标和志向,都没有太多的主见,很多话题她一辈子都没怎么思考过。真实的安娜可能和猫王有亲戚关系,但是沙俄农业改革的各种模式优点如何、沙皇的未来如何,她并没有系统的思考。她当然可以根据需要编造或表达意见,但是这些意见要么模糊不清,要么极易陷入矛盾。由此可见,真实的安娜和虚构的安娜一样,其思维也是一部虚构作品;我们的思维不会更加“真实”。正如虚构的安娜是托尔斯泰的大脑创造的简略而矛盾的形象那样,真实的安娜其实也只是她自己的大脑创造的同样简略而矛盾的形象。外部世界则恰好相反,充满了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具体细节。比如,我的咖啡杯是在某个星期中特定的一天买的,而且它是在一个特定的窑炉里以特定的温度烧好的。它的重量是具体的,与赤道的水平角度也是确定的。真实世界在一致性上不会错,因为各种事实如果要在同一世界里和谐共存,就绝对不能允许矛盾发生。与之相反,我们的信念、价值、情感和其他心理特点,就像歌门鬼城的迷宫一样纠缠不清、自相矛盾。正是从这个特定的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说,所有形象,包括我们自己的形象,都是虚构的。换句话说,不一致和稀缺性不仅是虚构作品的特征,更是心理生活的标志。人工智能和“内在祭司”我们的思维看上去破碎、矛盾,这几乎没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破碎可否消除,矛盾可否化解。安娜·卡列尼娜所在的世界,还有她的大脑,都是托尔斯泰虚构的,所以谈不上什么“客观真相”,更不要说提供所需的细节了。但是对于真实的人来说,或许真的存在某种客观真相,前提是我们寻找得足够仔细。很有可能,它就藏在我们的体内,提供了信念、动机、欲望、价值和计划的具体定义。很有可能,我们确实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一直听令于这个完整而连贯的内在王国。如果用心寻找的话,我们甚至能够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一窥内心深处的具体内容。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描述和解释知识,这等于向“内在祭司”咨询。如果这种方法可行,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就能把内在祭司恩赐的“智慧”整合起来,去粗取精,填补空缺。以上方法可行吗?只有实践才能证明。两千年来,哲学一直试图把有关因果、美德、空间、时间、知识、思维等方面的常识观点梳理清楚。科学和数学就是从常识起家并发展延伸的,以至创造的许多概念(如热、重量、力量和能量等)不仅既新奇又复杂,还经常与我们的直觉背道而驰。比方说,我们直觉上不会去区分热量和温度,也不会去区分重量、质量和动量;我们以为(就像亚里士多德当初认为的那样)身体不受外力就会停止运动,但现实是它会继续匀速前进;直觉不会告诉我们热量是一种能量,也不会告诉我们,只要把东西移到山顶、进行化学反应或把橡皮筋绷紧就能把能量储存起来。就是因为统治物理世界的动力学法则、热力学法则等等常常与我们的直觉相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总是在为学习物理犯难。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内心深处的“内在祭司”所掌握[3]的知识肯定不是类似于物理学那样的知识。现在,当然不会有人真的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但他们确实创造了我们对这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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