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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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与官署历史纵横谈试读：
前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历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中国历史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和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历史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历史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历史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
历史泛指世间所有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一般专指我们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演变情形。简单地说，就是对我们人类社会过去事实的记载。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在记载历史或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却往往随着人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和完善，甚至也有歪曲和捏造的成分。特别是近年来受电影、电视戏说历史的影响，许多真实的历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就给我们广大读者造成了许多错觉或误解，以为历史就是电影、电视演的那样，让我们难以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脉搏，除了具有娱乐的特点，就没有了历史的功用了。
当一个民族或者我们一个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时，那就具有强大的进步力量和智慧了。我们广大读者非常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富宝藏，显示了我们民族文明智慧的无穷魅力，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无比自豪。
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站在世界历史的潮头，独领时代的风骚。因此，我们学习民族的历史，同时也要放眼世界，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到我们民族的价值和不足，以找到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诚如伟人所说，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历史有助于我们树立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有助于我们建立民族的责任感。
因此，我们在参考了大量权威性历史著作的基础上，将中国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丰富的珍贵图片，配以深沉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不仅是广大读者学习中国历史知识的最佳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第一 朝代更替历史
一、奴隶制王朝更替
夏夏，古代的第一个朝代。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其他部族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史称夏。其统治时间约从公元前23或前22世纪（一说公元前2l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近五百年左右。夏代的世系，从夏禹建国到夏桀被商汤所灭，共传十四世，十七王。
王权的变革
据文献记载与传说，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由于禹治水有功和发展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博得了各部族首领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得到了部族联盟首领的地位。禹对三苗的战争又取得胜利，将其驱赶到今湖北西北与河南交界处的丹江与汉水流域，进一步巩固了王权。夷、夏诸族首领完全臣服于夏王朝的统治，成为维护王权的世袭贵族。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是后人追述夏王朝建立统治地位的情景。
夏禹死，其子启继王位。这种废“禅让”而实行父传子的王位继承方式，引起了夏朝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东方偃姓集团首领伯益，首先起而反对夏启占居王位，结果伯益被杀。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传说在今陕西户县一带）也曾起兵，启亲率大军进行讨伐。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而被“剿绝”。夏启经过巩固王位的激烈斗争，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境内）举行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但启居王位后，对本部族和邦国进行阶级压迫与剥削，过着奢侈腐化生活。《墨子》称启“好酒耽乐”，《楚辞·离骚》也说启“娱以自纵”。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太康更加追求奢侈淫乐的生活，于是在夏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先发生太康兄弟五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后出现武观叛乱，虽被平息，但夏王朝统治力量已经削弱。
太康死后，子仲康立。仲康死后，子相立。这时东夷族中势力比较强大的启母石有穷氏首领后羿，趁夏王朝内部的王权之争，攻入夏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王位。但善射的后羿恃其武力而不修民事，终日以田猎为乐。不久后羿被他的亲信东夷族伯明氏成员寒浞所杀。寒浞又命其子浇灭夏的同姓斟灌与斟鄩，杀掉了夏后相。夏后相妻逃回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作了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庖正。有虞君主虞思以二女为少康妻，并封之以纶。当时少康“有田一成，众一旅”，积极争取夏众与夏民，志在复国。他在斟灌与斟鄩余众的协助下，灭掉了寒浞及其子浇。少康又命其子杼灭掉子梔，从而结束了后羿与寒浞四十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王朝的政权。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重视发展武装和制造兵甲。杼执政后曾“征于东海”，东夷诸族都臣服于夏，受其爵命。夏代中兴局面得以形成。夏人对杼十分尊崇，他死后，曾举行隆重的“报祭”。
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到十四王孔甲时，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也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所以从孔甲经皋与发，直到履癸（即夏桀）内乱不止。夏桀是一个暴君。不用贤良，不忧恤于民，“百姓弗堪”。后商汤在伐桀誓词中，提到当时人民咒骂夏桀的话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明人民对夏桀之痛恨。故汤起兵伐桀时，桀众叛亲离，身死而国亡。商
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4世纪中叶盘庚迁都殷，及公元前11世纪商王纣被周武王同西南各族攻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六百年左右。
起源和发展
商族早在灭夏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它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据王国维称，契居番，昭明迁砥石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又迁商丘，上甲微迁于殷又迁至商丘，成汤灭夏定督亳，是为八迁。后来又有过五次迁徙，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仲丁迁于嗷，河直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是为五迁。从此，“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商人的屡次迁徙，或许由于受异族的压迫，或许由于水旱之灾，或许由于扩张土地到更肥沃的地区，并不一定表示商族早期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范围大概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
商代自汤开始，至纣灭亡，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王世系，据《史记·殷本纪》载，结合甲骨文考察，除去个别有误，基本可信。在成汤以前，从契至成汤，凡传十四世。《国语·周语》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即所谓商族的“先公”时期。这在《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中也有记载。
商自成汤建国，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经过对周围方国的频繁战争，疆域及势力影响空前扩大。殷都经科学发掘证实，在今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及洹水沿岸周围的后冈、高楼庄、薛家庄、花园庄、小庄、四盘磨、孝民屯、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侯家庄、秋口及同乐寨等二十几个村庄方圆二十四平方公里或更大的范围内。以王畿为中心的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地，已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至于其文化对各地的影响，则大大超越了这一范围。据考古资料看，东南和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内蒙古、辽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
阶级关系
王权 商代的最高统治者是商王，商王自称“余一人”“一人”，享有绝对权力。商代王位的继承法为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制并用，凡子即王位者其父即为直系。商祭中，直系先王及配偶有资格列入祀典，而无旁系先王的配偶。到商代后期更有“大示”（直系先王的庙主）及“小示”（旁系先王的庙主），之分别，祭祀“大示”的宗庙为“大宗”，祭祀“小示”的宗庙为“小宗”。这种家族中祭祀上的差别，正是商代宗法制度的表现。
卜辞中商王亲属称谓有祖、妣、父、母、兄、弟，且有“多祖”“多妣”“多父”“多母”之称。先王的配偶称妻、妾、母、爽，与商王有血缘亲族关系的有“王族”“多子族”。这些宗族同商王形成亲疏不同的宗法关系，他们构成“百姓”的主体，而为首的是商王自己。
官制 商王以下的统治机构，分“内服”“外服”，即王畿内与畿外之地方两种。《尚书·酒诰》中有“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结合卜辞的记载，商代的官制在畿内大致有：负责政务的尹、多尹、臣。臣又有王臣、小臣、小众人臣、管理耕籍的小籍臣、管理山林的小丘臣、管理车马的马小臣等等。武官有多马、多亚、多菔、多射、多犬、五族戍等等。史官有作册、多卜、多工、巫、祝、吏等等。王畿外为商代之“四土”，这些地区散布着许多“服王事”的方国及部落，为商代的侯、伯。卜辞及文献中有攸侯、杞侯、周侯、犬侯、先侯、侯虎、侯告及宋伯、祉伯、易伯等等，他们不仅要臣服于商王，还向商纳贡，负担劳役及奉命征伐。有关商代官制的材料不多，尚需进一步探讨。
军队 商代军队以师为单位，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三师”为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大概相当于后世的三军。虽然每师的具体人数尚未见有记载，但从商代的征伐战争规模可知一二。征招兵员有时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战争时间有的长达几个月，杀敌亦有千百人。另外，商王的大规模田猎活动也相当于一次出征，并通过狩猎训练军队。
商代军队包括车兵及步兵，作战方式普遍使用车战。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商代车马坑，殷墟小屯C20号墓中出有一车四马三人以及三人使用的三套兵器，可知一兵车载三人。小屯宗庙遗址前的祭祀坑中还发现象征军队阵式的葬坑，包括两个方阵。一阵为步兵，有三百人左右，一阵有兵车五辆。部分列左、中、右三组，与卜辞记载相符。车战中，射手以弓箭为武器，墓葬里还有大批青铜兵器如戈、矛、镞、钺及胄等。西周
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时周武王伐纣灭商，终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覆亡的中国统一王朝。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大小诸侯均向王朝负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着统一局面。由于周王居于西方的都城宗周，故称西周。
周人的兴起
周人是古老的农业部落，兴起于今陕甘一带。传说其始祖名弃，为姜姓有邰氏女姜嫄所生，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号后稷。弃死后，子孙世代为夏朝农官。传至不宙，因夏政衰，失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率族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发展农耕，势力渐兴。后又传九世，到古公宣父时，因受薰粥、戎狄的进攻，从豳迁徙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扶风、岐山间）。周原土地肥美，宜于农作。商代晚期，古公在那里兴建城郭房屋，划分邑落，设立了官吏机构，国号为周。古公后被周人追称太王。
古公卒，少子季历即位，是为公季，后周人追称王季。周国势发展，季历同商朝属下的任姓挚氏通婚，加强了与商朝的关系。商王武乙末年，季历入朝，武乙赐以土地及玉、马等物品。随后季历征伐西落鬼戎，俘获“十二翟（狄）王”。商王文丁时，季历进一步对诸戎作战，除伐燕京之戎受挫外，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都得胜利，使周的势力深入今山西境内。文丁（一说帝乙）封季历为牧师（即方伯）。可能是由于周的强大，引起同商朝的矛盾，季历终为商王所杀。
季历之子昌即位，即周人追称的周文王。文王曾与九侯（一作鬼侯）、鄂侯（一作邗侯）一起为商王纣的朝臣，九侯、鄂侯遭纣杀害，文王也被囚禁。他得释后向纣献洛河以西土地，请除炮烙酷刑，为纣所许，封为西伯。诸侯多叛商归周。文王连续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黎（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邗（在今河南沁阳西北），最后攻灭崇国（在今陕西长安西北），在其地沣水西岸兴造丰邑，迁都到那里。文王时期，周已相当强大，但在名义上仍是商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
武王伐纣
文王长子伯邑考被纣所杀。文王死后，由后立的太子发即位，即周武王。武王即位的第二年，兴师东至孟津伐商，但因时机不够成熟，只得暂时还师。后来商王纣更加暴虐，杀比干，囚箕子，商朝矛盾急剧激化。周武王又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作誓声讨纣的罪行。在甲子日清晨，周军进至商郊，与纣兵于牧野决战。牧野之战，周军全胜，纣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
武王进入商都，分商的畿内为邶、都、卫三国，以邶封纣子禄父（即武庚），鄘、卫则由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分别管理，合称三监（一说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随后派兵征伐尚未臣服的商朝诸侯，据记载被征服者有九十九国之多。
克商后，武王还师西归，在他新迁的都邑镐京（即宗周，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水东）举行盛大典礼，正式宣告周朝的建立。
周公东征
武王死后，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曾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取王位，传播流言，武庚也谋划复国，与管、蔡结合叛周，纠集徐（在今江苏泗洪）、奄（在今山东曲阜）、薄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南）和熊、盈等方国部落作乱。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经过三年战争，终于平定叛乱。武庚和管叔被诛，蔡叔被流放。《尚书·大诰》内页
为了消弭殷商残余势力叛周的隐患，周朝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邑，即周朝的东都洛邑（成周）。东都既成，遂迁曾反对周朝的“殷顽民”于此，加以控制。同时，封降周的商贵族微子于商朝故都宋（今河南商丘）地，以代殷商之后，封武王少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割，逐渐服从于周朝的统治。
成康之治
东都成周建成，周公还政成王，周朝进入巩固的时期。传说周公制礼作乐，即指王朝各种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其中以周初分封最具深远影响。
周的分封诸侯，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其子康王（名钊）的时期。据传周初所封有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为姬姓的占四十国。王季之兄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苏州）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分别封于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西虢（今陕西宝鸡东）文王之子分别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早灭）、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卫（今河南淇县）、毛（今地未详）、聃（今湖北荆门东南）、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雍（今河南修武西）、曹（今山东定陶西）、滕（今山东滕州西南）、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酆（今陕西长安西北）、郇（今山西临猗西南）武王之子分别封于邗、晋（始封在今山西翼城西）、应（今河南平顶山）、韩（今山西河津东北）周公之子分别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凡（今河南辉县西南）、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西北）、胙（今河南延津北）、祭（今河南郑州东北）召公之子则就封于燕（今北京）。此外，还有许多异姓诸侯国，如姜姓之齐（今山东临淄北）、子姓之宋等等。
西周分封，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
周初所封诸侯，均由中央控制。成王之时，周公、召公是朝中最重要的大臣。自陕（今河南陕县）以西诸侯由召公管理，以东诸侯由周公管理（周公死于成王在位时，召公则活到康王的时代）。康王之世，周曾命诸侯对边远方国进行战争，例如小盂鼎铭文所记对鬼方的征讨。斩获众多，仅俘人即数以万计。成康时期，周朝最为强盛。
昭王南征与穆王游行
康王死后，子昭王瑕即位，昭王十六年，他欲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亲率大军南征楚荆，经由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厉（今湖北随州北）、曾（今湖北随州）、夔（今湖北秭归东），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经三年，昭王还师渡过汉水时，相传当地人用以胶粘接的船乘载昭王，到中流船体分解，昭王溺死，军队也遭覆没，使周朝蒙受前所未有的挫折。
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穆王满，在位长达五十五年。他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把戎人迁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穆王好游行，致使朝政松弛。东方的徐国率九夷侵周，甚至西至河上。穆王南征，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平定。后世流行穆王西征的故事，如晋代汲冢出土战国竹简《穆天子传》所载，虽多不真实，但反映了当时穆王意欲周游天下，以及与西北各方国部落往来的情形。
西周中期列王
穆王卒后，依次即位的是共王梂（或作伊）扈、懿王毬（或作坚）、孝王辟方、夷王燮。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中期四王仅能守成。但共王曾灭姬姓的密国（在今甘肃灵台），夷王初年曾招致诸侯，把齐哀公置于鼎内烹死，可知王朝还有较大的权威。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戎狄逐渐兴盛。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夷王命虢公率师征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但这一胜利未能挽回王室的颓势，戎狄继续成为周朝的严重威胁。
国人起义与共和行政
夷王卒，子厉王胡立。厉王在位期间，西周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终于达到爆发的境地。西北戎狄，特别是俨狁，进一步加强对周朝的压力，不时入侵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沉重压榨，奋起反抗。厉王命虢仲征伐。结果失败。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起义。
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朝中由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宣王中兴
国人起义时，厉王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中，召公以自己的儿子代之，得以脱险。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彘。次年，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共四十六年。宣王在召穆公等大臣辅佐下，励精图治，朝政有明显起色。在国人支持下，宣王着手对西北防御淒狁，对东南讨淮夷。
宣王初期，因国力不足，曾依靠服属周朝的秦人抵御西戎（即淒狁）。宣王以秦仲为大夫，命其进攻西戎。宣王四年（前824），秦仲被西戎所杀。宣王又召见其子秦庄公等五人，给七千兵士攻伐西戎，取得胜利，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五年三月，宣王还曾亲自率军在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同淒狁交战，有所斩获。之后，宣王转而经营东南。他命尹吉甫（金文中名兮甲、兮伯吉父）管理四方入贡财物，包括淮夷的贡纳，要求淮夷依照王朝规定入贡布帛、粮草和服役的人众，限制淮夷商贾必须在指定市场与周朝方面贸易，以便为日后大举进攻淒狁作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力量，宣王命尹吉甫、南仲等出军征伐淒狁。这次征讨历时较长，得到显著成功。例如宣王十二年所作虢季子白盘铭文所说，虢季子白率兵在洛河北岸同犷狁战斗，一次就斩首五百，俘敌五十，周军一直深入到太原，迫使淒狁远去。
可能是因周朝的榨取，淮夷叛周而犯江汉地区。宣王命穆公前往平定，又命南仲、皇父、程伯休父等率军沿淮东下，征伐徐国，终于迫使徐国服从周朝。为巩固南土，宣王将王舅申伯徙封于谢（今河南南阳）。
宣王时期的这些胜利，并未解决西周社会的根本矛盾，所谓中兴只能是暂时的。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三十一年，宣王派军征伐太原之戎，未能获胜。次年，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遭败绩。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遭到严重失败，丧失了随同作战的南国之师。为了继续防御犷狁，宣王不得不在太原统计民数，加以整编控制。这表明周朝的实力已趋于空虚。
西周的覆灭
公元前781年，幽王宫湦（或作生、涅）即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前779），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
引致西周灭亡的导火线是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今陕西临潼东）。公元前771年，西周覆亡。
幽王死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今地不详），形成两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余臣在公元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春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76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前477年，《史记·周本纪》为前478年）周敬王卒的中国历史时期，因鲁史《春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由于周的东迁，前人也称这时期为东周。
周东迁后，实力大为削弱。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其中以姬姓者为最多，有晋（在今山西侯马）、鲁（在今山东曲阜）、曹（在今山东定陶）、卫（先在今河南淇县，后迁至今河南濮阳）、郑（在今河南新郑）、燕（在今北京）、滕（在今山东滕县）、虞（在今山西平陆）、虢（在今河南陕县）、邢（初在今河北邢台、后迁山东聊城）等国姜姓国有齐（在今山东临淄）、许（原在今河南许昌）、申（在今河南南阳）、纪（在今山东寿光）嬴姓有秦（在今陕西凤翔）、江（在今河南罗山西北）、黄（在今河南潢川）、徐（在今江苏泗洪）芈姓有楚（在今湖北江陵）子姓有宋（在今河南商丘）、戴（在今河南兰考）姒姓有杞（原在今河南杞县，后迁到今山东潍坊）妫姓有陈（在今河南淮阳）曹姓有邾（在今山东邹县）、小邾（在今山东滕县）任姓有薛（在今山东滕县）曼姓有邓（在今湖北襄樊）。另外还有属于风姓、己姓、姑姓、偃姓等小国。各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楚，其次为齐、秦，再次则为郑、宋、鲁、卫、曹、邾等国。春秋末崛起者为吴、越两国。除以华夏族为主的大大小小国家之外，还有不少的戎、狄、蛮、夷交错其间。在长期的相互混乱之中，不少小国被强国所吞并。见于《左传》的一百二十余国，到春秋末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强国的争霸活动
周东迁和诸侯的强大 西周末年，关中因受战争和自然灾荒的破坏而变得十分萧条，力量微弱的周王室已无法再在镐京一带立足。公元前770年，平王依靠晋、郑诸侯的帮助而东迁洛邑。
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和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这些领土渐被秦、虢等国所占据，周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疆域的缩小，使周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各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减小。周经常向诸侯求车、求赙、求金，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已和一郑都城平面图般小国无别。
与周相邻的郑，也是西周末从关中迁到今河南新郑一带的，但在春秋初中原的小国中，堪称佼佼者。特别到庄公时，郑的武力较强，不仅战败戎人，而且还灭掉了许国，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伐郑，结果被郑打得大败。此后，周王再也不敢用武力来制服诸侯，而野心勃勃的郑庄公则颇有称霸中原之意。除郑以外，宋、鲁等国都很强盛。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替代。
齐桓公的霸业 齐在经济、文化上都较为先进，是春秋时东方的泱泱大国。春秋初年，齐内乱迭起，无暇对外。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辅佐，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同时又注意发展经济，国力大为充实。于是桓公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也争取过来。当时北方戎、狄势力强大，华夏小国深受其害。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次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只剩下遗民五千余人。齐乃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由于齐联合其他诸侯催折狄人南下的锋芒，使邢、卫两国转危为安并受到保护，齐桓公在中原国家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在春秋初年还并不强，但经过武王到文王的苦心经营，楚开始强大，先后灭掉了邓、申、息等国，并渐向北发展其势力。到成王时，楚打算更进一步向中原逼近，但正逢齐桓公的崛起，一向服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都转向齐。这使楚大为不满，于是连年进攻郑，以此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也采取相应的举动，率领鲁、宋、陈、卫诸国之师，讨伐追随于楚的蔡国。蔡不堪一击而溃败，齐遂进而伐楚。楚不甘示弱，派人责问齐师。最后两国无法压倒对方，故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这次齐虽未胜楚，但楚北进的计划受到了阻力。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者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盟会上规定：凡同盟之国，互不侵犯，还须共同对敌。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成为霸主。霸主就是代替天子而成为诸侯中的主宰力量。
桓公死，诸子争位，内乱不息。齐失去其霸主地位。齐称霸时间虽不长，但对阻止戎、狄入侵和遏止楚的北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武力强而好战的宋国，在宋襄公时期，也跃跃欲试，想乘齐中衰而成为霸主，但不久就被楚所摧败。
晋的崛起和文公的霸业 晋在春秋初年比较弱小。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都城在翼（今山西翼城）。《国语》说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有难攻易守的好处，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晋和中原的交往则颇为不利。
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今山西闻喜）。桓叔实力超过晋君，双方展开了不断的激烈斗争。到公元前679年，桓叔之孙取胜而成为晋君，是为武公。到其子献公时，晋改一军为二军以扩大兵力，随后灭耿（在今山西河津）、霍（在今山西霍县）、魏（在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接着又灭虢（在今河南陕县）、虞（在今山西平陆）两国，晋国疆土从黄河北岸延伸到黄河以南。这对晋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献公时晋开始强大。献公死，诸子因争位而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能的惠公和怀公，故一直受制于秦。晋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达十九年之久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即位，是为有名的晋文公。他备尝“险阻艰难”，所以即位后能奋发图强，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并注意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经过文公的治理，晋政权不仅巩固起来，而且还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同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出居郑以避难。公元前635年，文公利用这一机会，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把阳樊、温、原和攒茅之田（今河南济源、武陟一带）赐给晋文公。文公通过兴兵勤王，除得到土地外，还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自齐霸中衰，楚又乘虚而入，中原的一些小国都在其支配之下。当时不仅鲁、郑屈服于楚，甚至像齐这样的大国也受到楚的威胁。由于晋的强盛，晋楚之争势在必然。公元前632年，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楚人战败。晋文公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并得到周王的策命。是年冬，晋文公又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王也被召去赴会，晋跃升为中原的霸主。
文公死，襄公立。襄公依靠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不仅能使内部稳定，同时还打败白狄与秦人，故晋仍能保持其霸业。
秦霸西戎 周东迁时，秦襄公因护送平王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秦原来居于今陇东，周东迁后，占有岐西之地。德公时居雍（今陕西凤翔）。到穆公时秦渐强大。秦和晋通婚，故关系较密切，两国亦因接壤而经常有矛盾。在晋文公卒后，穆公即乘晋丧而东向派兵袭郑，后因郑有备而退回，但在行经觳（今河南渑池、洛宁一带）地时，遭到晋伏兵的狙击，秦师全军覆灭，三师被俘。此后，秦不断和晋较量，如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秦战败，一年后，穆公亲自率兵伐晋，渡过黄河后，烧毁乘舟，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而不敢应战。秦由于国力不如晋，故屡与晋战而很少得利。而晋正好堵住秦东向的通道，故秦很难进入中原。出于以上原因，秦只好向西发展，击败附近的戎人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史称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同时，秦与南面的楚国加强联系，从穆公以后到春秋末，秦一直和楚站在一起而与晋为敌。
楚庄王之胜晋 在晋文、襄时期，楚不敢与晋争锋。到楚穆王时，楚不断对其邻近的小国寻衅，先后灭掉了江（在今河南汝宁）、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河南固始）等小国。晋自襄公卒后，大权旁落于赵盾之手，赵盾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排斥异己，杀灵公立成公，晋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活动。而这时楚的国势正盛，楚人范山对穆王说：“晋君少，泓水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看出晋国的弱点，很想到中原建立霸业，但不久穆王即死去。
继穆王而立者是庄王。庄王初年，楚的局势很不稳定，接连发生贵族暴乱，又逢天灾侵袭，而邻近于楚的群蛮、百濮也都乘机对楚进行骚扰。庄王平息乱事，并在内政方面作过一些改革，能够赏罚分明，大小贵族各有所用，使“群臣辑睦”对人民也有所加惠，即使经常出兵，但国内可以“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由于庄王治国、治军有方，楚国力日益强盛。
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带），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询问周九鼎之轻重，以表示有吞周之意。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陈的都城次年又兴兵围郑，郑被困三月因城破而降楚。这使晋难堪，故晋派荀林父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邺（今河南郑州北）。这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特别是副帅先觳刚愎自用，不肯服从命令，结果晋军被楚打败，狼狈逃归。邺之战是楚国在中原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公元前594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因畏楚而不敢出兵。宋、郑等国都屈服于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战和鄢陵之战 随着晋霸的中衰，常和晋站在一起的齐，渐对晋藐视起来。齐顷公时，齐一面和楚连结，一面又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另外又不尊重晋的使臣郤克。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因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求救，晋派郤克率兵攻齐，两军激战于鞍（今山东济南），齐师战败。齐与晋结盟，并答应归还占领鲁、卫之地。这次战役表明，晋虽不如以前强盛，但齐仍不是晋的对手。
鞍之战晋获胜后，又引起楚对晋的敌意。这年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师。接着楚在蜀（今山东泰安）举行了盟会，参与者有齐、秦、宋、郑、卫等十国，声势颇盛。晋不敢出来与楚抗争。当然，楚也不敢攻晋，两强处于相持阶段。
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厉公颇有重整晋国之意，于即位之初就打败了狄人和秦人。被晋人称为“四强”的齐、秦、狄、楚，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宋华元的调停下议和，但两国均缺乏诚意，只能使矛盾获得暂时的缓和。公元前576，楚首先违约而向郑、卫发动进攻。次年，晋国以郑服于楚为借口而伐郑，郑向楚求援，楚恭王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楚战败而退兵。鄢陵之战后，晋在实力和条件上略胜于楚，晋厉公因此骄傲自满起来。次年，“欲去群大夫”，杀掉了郤至、郤犄，想以此来加强君权，但晋室弱而权在卿大夫的局面已很难扭转，所以次年厉公即被栾书、中行偃这些实力很强的大臣所杀死。
晋悼公复霸 厉公被杀之后，晋国卿大夫之间的斗争也趋于缓和，故在悼公时期，晋势复振。
悼公在对付戎人方面采取魏绛和戎的策略，即用财物去换取戎人的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单纯的军事杀伐，借此抽出部分的兵力来加强对中原的争霸活动。
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郑背楚而倒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在走向下坡，但相比之下，晋略占优势，故楚不敢与其相抗。悼公能够复霸，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晋的霸业，至此也已接近尾声。
向戌弭兵 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继华元而提出弭兵之议，晋、楚、齐、秦四大国都表示同意。是年六、七月间，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十四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齐、秦是大国，邾、滕是齐、宋的属国，这四国不参加盟约。会上规定晋、楚之从必须交相见，就是说两国的仆从国既要朝晋又要朝楚，同时承认晋、楚为霸主，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霸业由两强来平分的现象。
弭兵之会的几十年中，由于晋、楚两强力量的接近于平衡，彼此的军事冲突较以前大为减少。
小国对霸主的贡赋 西周时各诸侯都要定期对周天子纳贡，春秋时因周衰而此制渐废。随着大国争霸的出现，各小国都要向霸主国交纳贡奉。特别到春秋晚期，霸主国为了加紧对小国的勒索，甚至规定出贡赋的标准，如鲁襄公几次到晋国去听政，就是去听取晋对鲁赋的具体数目。霸主为了能保证有这种收入，时常对小国施加军事威慑，小国为了不致遭受战争的灾难，故必须不断地对霸主交纳奉献。《左传》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除了晋以外，楚是另一个霸主，齐是强邻，鲁对这两国也不敢稍有违抗。据《左传》记载，鲁在春秋时期，对晋、楚、齐三国共朝见过三十三次。
郑国地当晋、楚之间，两强发生军事冲突时，郑受害最大。郑在子驷当政时期，采取唯强是从的策略，“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后来子产当政，他对晋人说：“以敝邑之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郑和鲁一样，为了少受讨伐，只能向两强多交贡赋。郑人每次赴晋，都要带着丰厚的礼品，如晋安葬晋平公，郑执政子皮带着一百辆车的礼物前去送葬。
春秋晚期，晋的执政都很贪婪，加重了对小国的压榨。《左传》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又说：“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霸主国的苛求无厌，使小国承受着很重的负担。但和鲁邻近的滕、小邾、杞、鄫等小国，都要经常去朝鲁，如杞对鲁稍有不敬，鲁则出兵讨伐之，可见鲁又模仿着强国去对待比自己弱小的国家。
吴的兴起和吴破楚 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由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在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国少有来往，其活动状况也不见于史书记载。
从春秋晚期开始，吴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583年，晋采纳从楚逃亡到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派巫臣使吴，并把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都教授给吴人，还“教之叛楚”。从此，吴果然加紧对楚的进攻，属于楚的一些蛮、夷，也渐被吴所吞并。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即吴王阖闾。《左传》称阉闾与民“辛苦同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吴在其治理下而日益强盛。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在今安徽泗县北）。楚的卿大夫这时已感到吴的威胁，而且也预见到吴将是楚不易对付的强敌。
吴重用楚亡臣伍员。伍员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地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最后以三军攻之，楚一定无法支持。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果然，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使楚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转战于小别山、大别山一带。继而吴与楚军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楚军失利。吴从攻楚以来，五战皆捷，吴军遂攻入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州）。楚申包胥入秦乞师，秦襄公派兵车五百乘以救楚。楚人在秦的支援下，把吴军逐出楚境。楚因遭到这次大败而失去其霸主地位。
吴伐越和越灭吴 越和吴相毗邻，占有今浙江一带。越乘吴忙于攻楚而经常出兵以袭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梢李（今浙江嘉兴），吴师败，吴王阖闾负伤而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败越于夫椒（今江苏苏州），又乘胜而攻入越都。越王勾践率领五千甲盾而退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并使人向吴求和，伍员要求夫差灭越以除吴心腹之患，而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谏阻而许越议和。
吴胜越以后，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于是一心想到中原和晋、齐试比高下。公元前486年，吴人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又开凿河道，将长江、淮水接连起来，开辟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进逼中原，在其压力下，鲁、邾等国纷纷臣服。公元前485年，吴派舟师从海上伐齐次年，又兴兵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齐军主帅国书战死，吴俘获齐兵车八百乘。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这次会上，晋与吴都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故不敢与吴力争，使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左传》说夫差时，“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又说他不恤民力，“视民如雠”。吴在争霸方面虽得逞，但连年的兴师动众，造成国力空虚。越王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而吴对此并不警惕。吴王为参加黄池之会，竟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乃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并杀死吴太子。夫差闻讯而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吴长期的穷兵黩武，民力凋敝，难以和越对抗。公元前473年，越灭吴。
勾践灭吴之后，步吴之后尘，以兵北渡淮，会晋、齐诸侯于徐州。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墨子》说当时的强国是楚、越、晋、齐，“四分天下而有之”。在春秋末到战国初，越代吴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
各国君主权力更替和卿大夫的兼并斗争
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个侯国，君权不强者占大多数。鲁、宋、郑、齐、晋等国的君权日益衰弱，而主宰国家命运的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又不断地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
鲁国在僖公时，由桓公之子季友秉政，其后代称季孙氏。季友之兄庆父、叔牙之后为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皆为桓公之后，故称三桓。僖公以后到春秋末，鲁的政权基本上由三家所把持。襄公时，季孙宿执政，三分公室，鲁君实力被削弱。到昭公时，昭公被逐出鲁国，流浪在外七年而卒。《左传》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由于季氏颇得民心，故鲁国出现“民不知君”的现象。但随着三桓势力的过于强大，三桓的家臣也非同一般。在春秋晚期，南蒯、阳虎、侯犯等先后起来反对季氏和叔孙氏，像阳虎就一度执掌鲁的大权，即所谓的“陪臣执国命”。由此又反映出三家也在走向衰微。孔庙大成殿
宋国的卿大夫和鲁一样，以公族子孙为主，如有戴公之后的华、乐、老、皇四家，后来有桓公之后的鱼、荡、鳞、向四家。整个春秋时期，宋国的执政不出于戴、桓两族，其中尤以戴族为多。各大族的倾轧很激烈，到春秋晚期，桓氏势力被铲除，剩下戴族的乐、皇几家。
郑国的执政以穆公后人为主。穆公有十三子，其中罕、驷、丰、游、印、国、良七家为强族，即所谓的七穆。从春秋中期到晚期，任郑执政者不出这七家。
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二氏掌握大权，以后又有崔、庆二氏，这四家都是齐的公族。属于异姓贵族者有姬姓的鲍氏和妫姓的田氏。田完本为陈国的公子，后逃到齐，桓公使其为工正。齐庄公时，田氏渐渐得势。景公时，田乞为大夫。田氏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其粟，予民以大斗”，以此来笼络人心，抬高田氏在齐国的声望。景公死后，田氏灭国、高二氏，田乞专齐政。到其子田常时，鲍氏、晏氏也为田氏所除，田氏占有的土地比齐君的封邑还大。到田盘时，田氏的宗族“尽为齐都邑大夫”。田氏在外则和晋通使，成为齐国的实际统治者，齐宣公则有名无实。后田氏废康公（宣公子），代替姜氏而统治齐国。
晋国从献公时起，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公子、公孙只好离晋而仕于他国。这就是所谓的“晋无公族”，为春秋时他国所无的现象。排斥公族，导致异姓或国姓中疏远的卿大夫得势。文公、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之间兼并激烈。从厉公时起，郤氏、胥氏、栾氏被翦除，到春秋晚期只剩下最强的赵、魏、韩、范、中行氏。后来赵又灭范、中行氏。春秋末年，智氏最强，赵联合韩、魏而消灭智氏。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斗争到此告一段落，晋国也被这势均力敌的三家所瓜分。到战国初年，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三国。
以上几个国家都因为存在强大的同姓或异姓贵族势力，致使君权削弱，“权去公室，政在家门”。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引起内乱频繁发生。但并非诸侯国皆如此，如楚王的宗族虽强盛，却未形成像鲁、晋那样实力很大并能控制君主的强家，故楚的君权较许多中原国家为强。秦的情况和楚也有某些相像之处。战国
公元前475年到前221年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前人称之为战国。但前人也把春秋、战国合称东周，还有称战国为列国或六国者。战国始于何年，过去有不同的划分法。 《史记》的《六国表》定在周元王元年（前475），而《资治通鉴》则以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战国开端。前403年似失之稍晚，故现在已很少有人采用这一划分标准。
战国和春秋一样，全国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趋势是通过兼并战争而逐步走向统一。春秋时全国共有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只剩下十几国。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即有名的“战国七雄”。除七雄外，越在战国初也称雄一时，但不久即走向衰亡。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与七雄相毗邻的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仪渠，南面有巴蜀和闽、越，至秦统一，已多与汉民族融合。
七国的疆域情况是：秦占有今陕西及甘肃之东南部，以后渐进到今四川、山西、河南。都城最初在雍（今陕西凤翔），最后迁咸阳。韩的国土是七国中最小者，今晋东南及豫中、豫西部都属韩地，都城在乎阳（今山西临汾），后迁郑（今河南新郑）。赵占有今山西的中部、北部以及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后拓地至今内蒙古南部的黄河两岸，都城在邯郸。魏占有今晋南及豫北和豫中偏东一带，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齐占有今山东北部及河北东南的一部分，都城在临淄。楚占有今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和山东的一部分，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后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地。燕占有今河北北部及辽西一带，后又占有今辽东和内蒙古、吉林的一部分，都城在蓟（今北京），其下都在今河北易县。
司马迁因当时缺乏完整的战国史专著，故《史记》只能根据保存在《战国策》《世本》等书中的原始材料写成有关战国史的纪传和世家。银雀山、马王堆、云梦等地所出土的竹简和帛书，以及各种器物上的铭记材料，都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可订正或补充《史记》等书。
七国的兼并战争
战争规模的扩大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三晋、齐、燕各有带甲之士数十万人，秦、楚两国各有“奋击百万”。在作战时更是大量出动，秦、赵长平一役，赵出兵四十多万人秦为了灭楚，动员兵力达六十万人之多。春秋时的大战，有时数日即告结束，战国时则短者数月，长者可以“旷日持久数岁”。作战双方都要求消灭对方实力，因此一次战役中被杀的士兵多达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已成为常见的现象。战争中消耗的物力也十分惊人。《孙子兵法》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战国策》说一次大战，仅以损失的兵甲、车马而言，“十年之田不能偿也”。
各国为了克敌制胜，还竞相改进武器装备。韩、楚两国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称于当时。兵器方面的最大变化是铁兵器开始出现。如《史记》有“楚之铁剑利”的话，《荀子》也说楚的宛（今河南南阳）地所出的戟和铁矛极为锋利。河北易县出土有战国末年燕国的钢戟和钢剑。另外，当时还有铁甲和铁盔。武器中的新品种有弩，弩是在弓上安装木臂和铜制的郭，即利用简单的机械将箭从弓上射出，使箭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像韩国所造的劲弩，可把箭射到六百步以外。作战用的器械也多种多样，如有攻城用的云梯、冲车，水战用的钩拒。有关的情况，在《墨子》的《备城门》等篇中都有记述。
作战方法和兵种，也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而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法，渐退居于不太受地形条件限制的步战之下。在北方民族的影响下，骑兵作为新兵种开始推广。《战国策》说七国各有骑数千匹或万匹。为了便于，骑战，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命令“将军”“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即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在《孙膑兵法》中，曾提出“用骑有十利”的看法。骑兵的许多长处，非其他兵种所能及，当时兵家对此已深有认识。
为了加强防御，各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来修建长城。齐的长城西起于平阴防门（今山东平阴），南面到海边的琅邪。魏为了保护其河西，曾在今陕西洛水以东筑长城。赵国在漳水、滏水流域修造过长城，赵武灵王又在阴山下修长城。燕国在大破东胡以后修造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怀来），东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燕、赵修筑北边长城，目的在于防御北方各族入侵，后来秦、汉长城即在其旧基址上加固而成。
魏的盛衰 魏是战国初年中原的一个强国。文侯、武侯两世，魏因经过政治改革而国力强盛，东面屡败齐人，又灭中山国，西面则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一再挫败秦人的进攻。
到惠王时，魏更加强大，从此更加紧侵伐宋、卫、韩、赵等国。公元前354年，魏攻赵，次年，魏攻陷赵的邯郸，齐救赵败魏于桂陵（今山东曹县），后魏将邯郸归还给赵。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开会，“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并于是年开始称王，成为七国君主中最先称王者。他在礼制方面处处模仿天子，企图使中原各国都能听从魏的号令。
惠王称王是魏国强盛的顶峰，但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41年，魏军在马陵之战中，为齐伏兵所败，损失十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实力大为削弱。魏在西面又受挫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河西屏障被秦突破。公元前340年，秦商鞅率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印。惠王被迫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由于魏一再在军事上失利，不能继续称雄于中原，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县）相会，互尊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并缓和魏、齐的矛盾。
由于秦的崛起，秦东向发展，魏首当其冲，成为秦进攻的主要对象。故惠王以后，魏日益削弱。
秦的对外进攻和疆土的扩大 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不断攻打韩、魏，以扩大秦的疆域。公元前333至前328年，秦接连击败魏军，魏被迫割地求和，失去其全部河西之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开始称王。秦强大之后对三晋威胁很大，公元前318年，魏公孙衍起来联赵、韩、燕、楚“合纵”攻秦，结果被秦打败，将帅被秦俘获。公元前316至前313年，秦先后攻占赵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阳（即中阳，今山西中阳）、蔺（今山西离石西），大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对三晋的攻伐都取得了胜利。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楚大败，楚的军将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派兵袭秦蓝田，又败于秦。秦从此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汉中郡，而楚失去西北的门户。秦又不断攻打义渠之戎，西向而拓地。公元前316年，蜀有内乱，秦惠文王派司马错一举而灭蜀，于是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齐伐燕和燕破齐 魏、齐相王以后，齐成为关东的最强者。燕王哙晚年，让国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众攻子之，引起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仅五十天就灭燕。齐军对燕人肆意蹂躏，引起燕人反抗，终于赶走齐兵，但燕也因此而残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即位，是为燕昭王，燕国复定。
齐筍王时，武力很强，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301年，齐、秦率韩、魏攻楚，败楚于重丘（今河南泌阳一带），杀楚将唐昧。公元前296年，齐又联合三晋和宋等国“合纵”以攻秦，秦不利，故退出一部分侵占别国的土地而求和。齐和燕又战于“桓之曲”，燕损兵十万。滑王因屡胜而更加骄傲自满。公元前288年，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齐渭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和秦成为天下的两强。公元前286年，齐又灭“五千乘之劲宋”，使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但齐因连年兴师用众，造成“穑积散”、“民憔悴、士罢弊”。特别在灭宋以后，齐实际上已成为强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后，礼贤下士，乐毅等人都奔赴于燕，经过二十八年而“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联合三晋、秦楚而大举伐齐，齐无力抵御，燕将乐毅很快攻下齐都临淄，滑王出走，不久被杀。齐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都为燕所占领，并成为燕的郡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以骑劫代乐毅，齐将田单举兵反攻，杀骑劫，大破燕兵，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迎齐襄王入临淄。齐虽能取得胜利，但国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春秋时楚和晋为两强，进入战国后楚已大不如以前，但因其地广人众，在关东六国中仍是比较强大的一国。魏公孙衍“合纵”攻秦，楚怀王曾被推为纵长。怀王时楚又灭越，楚的疆域扩大到今江浙和鲁南一带。自从秦、齐两国强盛起来之后，楚不断和秦、齐进行斗争，但都遭到失败，最后楚怀王被秦诱至秦国而死于秦。
到楚顷襄王时，顷襄王“淫逸奢靡，不顾国政”，又不修城池，不设守备。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汉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军继续南进，一直打到今洞庭湖边上。楚的军队溃散而不战，楚顷襄王逃窜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在所占领的楚地设立黔中郡和南郡，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
赵向北发展和长平之战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当时在赵北面或西北方面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民族，是赵国的强敌。武灵王乃向北进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惠文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占领今内蒙古南部黄河西岸之地，建立云中、九原两郡，又在阴山下修长城。故在战国晚期赵成为实力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
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兵。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因绝粮而全军降秦，秦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次年，秦军乘胜进围邯郸，攻打两年多而城未下。后因魏信陵君及其他国家派兵救赵，秦才解兵而去。赵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被围，实力大为削弱。
秦灭六国
秦从孝公、惠文王时开始向东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到昭王时，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昭王任用足智多谋的魏冉为相，《史记》以为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都是魏冉的功劳。后来又任用范雎，雎对外主张远交近攻，对内则主张要清除贵戚大臣之有势者。昭王采用其谋，使秦更为强大。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所攻占。秦又南灭巴蜀，建立巫郡、黔中郡和汉中郡。其疆土之大，六国中罕有其匹。特别是“天下之枢”的韩魏，是当时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而秦占领了不少韩、魏的领土，两国之君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命”，秦对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被秦所灭，“秦界至大梁”，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吕不韦仍为相，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为配合军事上的攻势，秦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以分化其内部。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到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都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次年，灭齐，中国统一。
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减少，彼此间的联系加强，相互的依赖关系更为密切。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政治方面，各国经过变法，建立了百官必须服从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从而消除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客观原因为：秦据有富饶而又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秦变法比关东六国更为成功，对旧势力、旧制度的铲除较彻底，故在经济、政治方面比其他各国更为先进。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实行法治很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较少，政治清明，故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决非偶然。
二、封建王朝更替
秦由战国后期一个诸侯王国发展起来的统一大国，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前221～前207）。秦始皇继历代秦王蚕食诸侯之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实现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他所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及所采取的旨在巩固统一的某些措施，为后世帝王所取法。秦朝急政暴虐，导致速亡。末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武装反对黑暗统治的传统，影响至为深远。由于过去的割据局面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反秦过程中重新出现了分裂的倾向。在接踵而来的争夺统治权的楚汉之战（前207～前202）中，汉胜楚败，使分裂形势受到控制，统一国家得以恢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前246～前210年在位）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秦王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即始皇帝，后世子孙代代相承，递称二世、三世皇帝。他认为帝王死后以其行为为谥的制度，是“子议父，臣议君”，有损于帝王的尊严，所以宣布取消。他规定皇帝自称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这些都是为了显示皇帝的无上权威，表示秦的统治将万世一系，长治久安。
周代以来封国建藩的制度，与专制皇权和统一国家是不相容的，所以必须加以改变。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王绾请封诸皇子为燕、齐、楚王，得到群臣的赞同。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这些郡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制，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中央集权的制度从此确立。始皇二十八年的峄山刻石辞说：“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乃今皇家，壹家天下，兵不复起”。这说明秦始皇认为废分封行郡县是消除各地兵争所必须的。
秦始皇以战国时期秦国官制为基础，把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成一套适应统一国家需要的新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中央设丞相、大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大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司监察。县，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令、长领有丞、尉及其他属员。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县以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乡下有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有长。两亭之间，相距大约十里。
早在秦献公十年（前375），秦国就建立了以“告奸”为目的的“户籍相伍”制度。后来商鞅规定，不论男女，出生后都要列名户籍，死后除名还“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秦律载明迁徙者当谒吏转移户籍，叫做“更籍”。秦王政统治时期，户籍制度趋于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前231）令男子申报年龄，叫做“书年”。据云梦秦简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载明户籍，以给公家徭役，叫做“傅籍”。书年、傅籍，是国家征发力役的依据。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土地载于户籍，使国家征发租税有了主要依据。户籍中有年纪、土地等项内容，户籍制度也就远远超过“告奸”的需要，成为国家统治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秦置二十级爵，以赏军功。国家按人们的爵级赐给田宅，高爵者还可以得到食邑和其他特权（见爵制）。爵级载在户籍，所以户籍也是人们身份的凭证。
统治一个大国，需要全国一致而又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出土的云梦秦简提供了自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陆续修成的秦律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刑律的律文和解释，有名目繁多的其他律文，还有案例和关于治狱的法律文书。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制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秦律经过汉朝的损益，成为唐以前历代法律的蓝本。
维持一个大国的统一，还需要强大的军队。秦军以灭六国的余威，驻守全国，南北边塞，是屯兵的重点地区。秦制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这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秦军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慑力量。近年发掘的秦始皇陵侧的兵马俑坑，估计其中两坑有武士俑七千件，战车百乘，战骑百匹。武士俑同真人一样高大，所持武器都是实物而非明器。这种车、步、骑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其规模之大，军容之盛，是秦军强大的表征。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了战国时期阴阳家的终始五德说，以辩护秦朝的法统。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得水德，水德尚黑，所以秦的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符传长度、法冠高度各为六寸，车轨宽六尺水德主刑杀，所以政治统治力求严酷，不讲究“仁恩和义”与水德相应，历法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等等。秦始皇还确定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复杂的祭典以及封禅大典，择时进行活动。秦始皇在咸阳附近仿照关东诸国宫殿式样营建了许多宫殿，并于渭水之南修造富丽宏伟的阿房宫。咸阳宫殿布局取法于天上的紫微宫，俨然是人间上帝的居处，天下一统的象征。秦始皇还在骊山预建陵寝，墓室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他采取这些措施，和他采用皇帝的名号一样，是要表示他在人间的权力与上帝在天上的权力相当，从而向臣民灌输皇权神秘的观念。皇权神秘观念，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基础。
皇权的加强和神化，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体现专制皇权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备和统一，皇帝对军队控制的加强等等，这些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内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维持封建统一所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对百姓的束缚极大而且它对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转变为阻滞作用，这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为显著。
防止封建割据的措施
长期分裂局面造成的影响，使秦始皇非常关心六国旧地的动静，担心六国旧贵族图谋复辟。为了防止割据的再现，秦始皇把六国富豪和强宗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另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以便监视。他把缴获的和没收的武器加以销毁，在咸阳铸成十二个各重千石的钟罅铜人。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尽可能消灭封建贵族依以割据的手段。为了控制广阔的国土，特别是六国旧境，秦始皇还修建由首都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他自己多次顺着驰道巡游郡县，在很多地方刻石纪功，以示威强。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修筑由咸阳经过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区，还修筑了今四川宜宾以南至云南昭通的五尺道，于近旁设官进行统治。秦始皇对分裂割据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也进行了斗争。当时的一些儒生、游士，希望复辟贵族割据局面，他们“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请求焚毁《诗》《书》，消灭私学。他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始皇封禅处天尽头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第二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相邀逃亡，秦始皇派御史侦察咸阳的儒生方士，把其中被认为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坑死。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秦始皇用焚书坑儒手段来打击贵族政治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焚书坑儒摧残文化，是极其野蛮残暴的事，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秦始皇的事业，是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完成的，这使秦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征。
在秦统一以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秦始皇大大增加了对人民的征敛。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多万，而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当兵服役的人脱离子农业生产，靠农民养活，这就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以供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以供衣服的严重局面，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为了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秦朝又推行严刑峻法以镇压人民，并且把数十万人民变为封建国家的囚徒。
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地主阶级凭借这个命令，不仅得以合法占有土地，而且可以用各种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土地被兼并的农民，不得不以“见税什五”的苛刻条件耕种豪民之田。农民生活悲惨，穿牛马之衣，吃犬彘之食，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逃亡山林，举行暴动。
这种种情况说明，急政暴虐激化了社会矛盾，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覆的条件。所以西汉时的贾谊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始皇在世时，他的统治已经在崩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即位。他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众者为忠臣”。他令农民增交菽粟刍藁，自备粮食，转输至咸阳，供官吏、军队以至于狗马禽兽的需要。他继续修建阿房宫，继续发民远戍。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达于极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农民酝酿反秦的时候，潜伏着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也在俟机进行分裂活动。始皇三十六年（前211），东郡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辞，就是这种分裂活动的征兆。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
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队开赴渔阳（今北京密云）的闾左戍卒九百人，遇雨停留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失期当斩”，戍卒们面临着死刑的威胁。于是，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旗帜。
陈胜，即陈涉，阳城（今地有异说，在河南境内）人，雇农出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他们都是戍卒的屯长。为了发动起义，他们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字，置鱼腹中，戍卒买鱼得书，传为怪异。吴广又于夜晚在驻地旁丛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接着，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杀押送他们的秦尉，用已被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农民反秦。附近农民斩木揭竿纷纷参加起义。起义军分兵东进，主力则向西进攻，连下今豫东、皖北的侄、酆、苦、柘、谯（分别在今安徽宿县，河南永城、鹿邑、柘城，安徽亳县境）诸县。当他们推进到陈（今河南淮阳）的时候，已是一支数万人的声势浩大的队伍了。
在起义军的影响下，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守令，响应陈胜特别是在旧楚国境中，数千人为聚者到处可见。一些潜藏民间的六国旧贵族、游士、儒生，也都乘机来归，凭借旧日的地位，在农民军中发挥影响。游士张耳、陈余甚至劝陈胜派人“立六国后”，被陈胜断然拒绝。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市攻魏地。吴广军在荥阳被阻，陈胜加派周文西击秦。
周文军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秦二世慌忙发修骊山陵墓的刑徒为兵，以少府章邯率兵应战，打败周文军。
武臣占领了旧赵都城邯郸后，在张耳、陈余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勉强予以承认。武臣抗命不救周文，却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在燕地贵族的怂恿下，也自立为燕王。
周市进到旧魏南部和旧齐境内。旧齐贵族田儋自立为齐王，反击周市。周市在魏地立旧魏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为魏丞相，并派人到陈胜那里迎接魏咎。
旧贵族的势力很活跃，涣散了农民起义队伍。陈胜缺乏经验，决心不够，眼看着分裂局面的形成。陈胜周围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秦将章邯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章邯又东逼荥阳，吴广部将田臧杀吴广，迎击章邯，一战败死。章邯进到陈，陈胜败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叛徒庄贾杀死，陈县失守。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一支“苍头军”英勇接战，收复陈县，处决了庄贾。陈胜作为反秦的先驱者，领导起义只有半年就失败了，但是反秦的浪潮却被他激起，继续不断地冲击秦的统治。汉
汉（前202～220）是继秦朝而出现的统一王朝，包括西汉和东汉（也称前汉和后汉），分别建都于长安和洛（雒）阳。在两汉之际，还有王莽、刘玄两个短暂的统治时期。它们的年代分别如下：
西汉：前202～公元8年，
王莽：公元8～23年在位，
刘玄：公元23～25年在位，
东汉：公元25～220年。
西汉王朝的建立与发展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但在施政方面则以秦朝速亡为鉴，力求在稳定中求发展。文景之治以后出现的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巩固并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他统治的半个世纪，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以后，西汉经济继续有所上升，但国力逐渐衰落，社会矛盾激化。王莽代汉未能缓和矛盾，终于爆发赤眉、绿林起义。
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以篡夺而亡，企图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剥夺相权。但是世袭的皇位制度不能保证每代皇帝都有能力实现皇权。封建田庄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滋长着分裂因素。外戚、宦官贪立并挟持幼帝，迭相执政，使皇权旁落，矛盾重重，统治日趋腐朽。遍及许多州郡的黄巾起义瓦解了东汉王朝。公元189年东汉政权被权臣逼迫，迁离洛阳，从此至公元220年，东汉正朔虽存，但历史已进入三国时期。
阶级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 西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也是农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笔下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颇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则农民可以自给另一方面，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现象，比以前更为严重。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宅、产业和牛羊、奴婢，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建议“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和“薄赋敛，省徭役”。他认为，如果富者足以表现尊贵而不至于骄奢，贫者足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忧苦，那么，财富不匮，上下相安，维持统治就容易了。显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议，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无法实行。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减。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有农民暴动发生。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户籍者四十万口，天汉二年（前99）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在关中，也有所谓“暴徒”阻险。起义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派“直指绣衣使者”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不屈不挠。汉武帝又作《沉命法》，并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罪至于死。
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汉武帝刘彻认识到要稳定统治，光靠镇压是不行的，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使农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他曾对卫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征和二年（前9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缢而死。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只求不乏武备而已。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平息了。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始元六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
汉宣帝刘询是戾太子之孙，起自民间。他即位后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并继承昭帝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阶级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由于连年丰稔，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过去，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六百万斛，以供京师所需，宣武五凤年间（前57～前54）大司农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的具体说明。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济边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沿边的西河郡（今内蒙古东胜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都因长期的屯田积蓄，到了元帝初年，有了可供大司农调拨的钱谷。
此时官府手工业继续得到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生产规模都很庞大。铜器及铁器制造等手工业呈现繁荣景象。所以班固称赞宣帝时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间很难赶上。
汉宣帝被封建时期的历史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赞扬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时西汉统治集团积弊已深，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都已难于遏止，所以阶级斗争的形势外弛内张，实际上比文帝时要严重得多。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早已发展到攻打官府、抢夺囚徒、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民多贫困，“盗贼”不止。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元帝时，西汉社会险象丛生。农民由于受乡部胥吏无端勒索，尽管由政府赐给土地，也不得不贱卖从商，实在穷困已极，就只有起为“盗贼”。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儒生京房曾问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
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成帝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记载。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门下。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至几百顷之多，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外戚在元帝时势力还不很大，资产千万者不多他们后来家财成亿，膏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敛的结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权势，大占良田，丞相张禹买田至四百顷，都有泾渭渠道灌溉，地价极贵。土地以外，他们的其他财物也极多。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两千余顷，贤死后家财被斥卖，得钱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
商人的势力，这时又大为抬头。长安、洛阳等地多有资财数千万的大商人。成都大商人罗裒垄断巴蜀盐井之利，还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长，依仗他们的势力，在各郡国大放高利贷，没有人敢于拖欠。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建始四年（前29），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侯毋辟领导的暴动。阳朔三年（前22），有颍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的暴动。鸿嘉三年（前18），有自称“山君”的广汉（今四川金堂）郑躬所领导的暴动。永始三年（前14），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儒生樊并等和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苏令暴动经历十九郡国，诛杀长吏，夺取库兵，声势最为浩大。
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严重。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三十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以下至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们的反对，被搁置起来了。
农民处境如当时的鲍宣所说，“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哀帝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解脱西汉统治的危机。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这充分暴露了西汉统治者空虚绝望的心情。
王莽代汉和改制
在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欲坠，“再受命”说风靡一时的时候，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当丁、傅等外戚和其他达官贵人激烈反对限田之议时，太皇太后王氏（即原来的元帝王皇后）表示，愿意把王氏家族除冢茔以外的田地全部分给贫民。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屡次损钱献地，收揽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异己，穷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连引不附王氏的郡国豪杰，死者以百数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让他们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献祥瑞、呈符命者，络绎于途。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王莽当为天子。
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称摄皇帝。汉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相继起兵反对王莽，关中二十三县民十余万群起响应，一度震动长安，但都被压平了。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为了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矛盾，王莽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而贫弱之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专断奴婢性命。针对这种情况，调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四裔。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不过王莽所定王田、私属之制和山泽六筅之禁，名义上还存在，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告废止。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筅，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棉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计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蔆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六蔆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蔆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凭借，所以对这些人也无能为力。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蔆，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相比，其结果也就各异了。
居摄二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始建国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加严禁，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愤，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地皇元午，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最大。王莽像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就想方设法扰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他为了挽回威信，拯救危亡，一面继续玩弄符命的把戏，一面发动对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沉重的赋役征发，战争的骚扰，残酷的刑法，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据官吏报告，人民苦于法禁烦苛，手足无措尽力耕耘，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受邻伍铸钱挟铜的株连。奸吏烦扰人民，人民无路可走，不得不起为“盗贼”。严重的天灾也不断袭击农村，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联系。在西汉统治的穷途末路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王莽，不能解脱社会危机。更始元年（23），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绿林、赤眉大起义
绿林军 反对王莽政权的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北方边郡地区。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征发，在边郡比在内地更为严重。边境数十万驻军，不但仰给边民供应，而且还大肆骚扰，边民不堪其苦，铤而走险，聚众反抗。始建国三年（11），边民弃城郭流亡，随处暴动，并州、平州一带更为猛烈。天凤二年（15），五原、代郡民举行暴动，数千人为群，转入旁郡。
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相继出现了农民暴动。天凤四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苏州西南）起义，出没于湖海之间。同年吕母在海曲（今山东日照）起义，杀县令，入海坚持战斗。此起彼伏的暴动，预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来临。
天凤年间，荆州一带遇到连年的大饥荒，农民相率到野泽中掘荸荠为食。他们人数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装力量，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凤为首领，不时攻击附近的乡聚。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今湖北京山北），因而被称作绿林军。几月后，绿林军发展到七八千人。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攻城略地的打算，只盼望年成好转，能够返回田间。
地皇二年（21），王莽的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增至数万人。地皇三年，绿林山中疾疫流行，绿林军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人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汉宗室刘玄这时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也是汉宗室，他们以“复高祖之业”相号召，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并且把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参加反对王莽的行列。舂陵军与王莽军接战不利，乃与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约定“合纵”。这时绿林军连败莽军，发展到十多万人。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于宛城南面的清水上拥立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23年）。刘玄在宗室中是没落的一员，参加起义虽早，却无兵权。绿林军领袖拥刘玄为帝，这是他们受到刘汉正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立刘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刘縯，又是绿林军领袖疏远刘縯、刘秀的结果。
绿林建号以后，王莽发州郡兵四十二万，由王邑、王寻率领，阻击绿林军。六月，王莽军前锋十多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绿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坚守昆阳，刘秀则突围征集援兵。那时昆阳城外围兵数十重，列营百数，围兵挖掘地道，又用撞车攻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刘秀等十三骑突出围城，发郾、定陵营兵数千人援昆阳，王邑、王寻一战失败，王寻被杀。城中守军乘势出击，里外合势，莽兵大溃，士卒相践踏，奔走百余里。绿林军在这一战役中夺获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昆阳战后，海内闻风响应，起兵诛杀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命。显然，这次战役对于绿林军入关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作用。
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功绩，刘縯又夺得宛城，势力逐渐凌驾农民军，因此新市、平林诸将劝更始帝把刘縯杀了。接着，绿林军分兵两路进击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领，攻克洛阳。更始帝在洛阳派遣刘秀到黄河以北去发展势力，刘秀北上后，逐步脱离了农民军的控制。另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入武关。析县人邓哗起兵攻下武关，迎入绿林军，合兵直取长安，关中震动。这时长安发生暴动，王莽被杀，长安被绿林军迅速攻克。更始二年初，更始帝迁都长安。
进入长安的绿林军纪律严明，府库宫室一无所动，长安市里不改于旧。绿林军瓦解了一批关中的豪强武装，迅速平定三辅。但是不久以后，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宫廷生活中，地主儒生大肆活动，起义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现象便逐渐出现了。
赤眉军 比绿林军发动起义稍后，琅邪人樊崇等在莒县起义。樊崇作战勇敢，青、徐各地起义领袖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都率部归附他。他们在泰山、北海一带进行斗争，击败田况所部莽军。参加这支起义军的都是为饥饿所迫的农民，他们同绿林军一样，起初并无攻城徇地的意图。他们因袭汉朝乡官、小吏称号，把各级首领分别称为三老、从事、卒吏，彼此之间以巨人相呼。他们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口头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为了作战时与敌人相区别，他们把眉毛涂红，因而获得赤眉军的称号。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多万，进攻这一支起义军。王匡、廉丹的军队残害百姓，十分横暴，百姓作歌道： “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击败莽军，杀廉丹，势力大为扩展。当刘玄进入洛阳时，赤眉军也在中原活动，樊崇等二十多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刘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乃脱离刘玄，转战于今河南一带。
赤眉军虽然连战获胜，但是部众思归。赤眉领袖认为部众回乡必散，于是率领他们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进至华阴，有众三十万。赤眉领袖在巫师怂恿下，在军中找到一个没落的西汉宗室、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作皇帝。接着，赤眉军进攻长安，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
赤眉入关时，刘秀也派兵向关中进发。在此之前，当刘秀于更始元年（23）冬渡河北上时，黄河以北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部农民军。他们各领部曲，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据说有数百万人。除了农民军以外，各地豪强地主武装和王莽的残余势力也还不少。豪强地主在邯郸立诈称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为帝，声势最大。刘秀依靠信都（治今河北冀县）太守任光、昌成（今河北冀县西北）人刘植、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人耿纯等地主武装的支持，又得到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的援助，击败了王郎。更始帝派人立刘秀为萧王，并令他罢兵去长安。刘秀羽翼已成，拒不受命，留在河北坐观关中的变化。他逐个吞灭了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军，关中一带把他称作“铜马帝”。
公元25年，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在鄙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同年九月，赤眉军入长安。长安附近的豪强地主隐匿粮食，武装抵制赤眉。赤眉军粮尽不支，西走陇阪，寻找出路。赤眉在那里受到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风雪的袭击，折返长安，引众东归。这时，刘秀的军队已经扼守觳函地区，截断了赤眉东归道路。赤眉军奋勇力战，但终因粮尽力绌，于建武三年（27）春失败。
汉光武帝刘秀继续镇压河北农民军余部，并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建武五年统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区。建武九年他平定了割据天水的隗嚣，建武十二年平定了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东汉后期的阶级斗争和黄巾大起义
东汉后期的阶级斗争 和帝、安帝以后，东汉统治集团腐朽，豪强势力扩张，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农民境况日益恶劣。长期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水旱虫蝗风雹和牛疫连年不断，地震有时成为一种严重灾害。沉重的赋役和疠疫、饥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迫使农民到处流亡。东汉王朝屡颁诏令，用赐爵的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但这不过是画饼充饥，对流民毫无作用。流民数量越来越多，桓帝永兴元年（153）竟达数十万户。地方官吏为了考绩的需要，常常隐瞒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这又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异乡。
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光和元年（178），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两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灵帝又私卖公卿等官，公千万，卿五百万。州郡地方也多是豺狼当道。
农民暴动 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就有张伯路领导流民几千人，活动于沿海九郡。顺帝阳嘉元年（132），章河领导流民在扬州六郡暴动，纵横四十九县。汉安元年（142），广陵人张婴领导流民，在徐、扬一带举行暴动，时起时伏，前后达十余年之久。桓帝、灵帝时，从幽燕到岭南，从凉州到东海，到处都有流民暴动发生，关东和滨海地区最为突出。流民暴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一些流民队伍，还与羌人、蛮人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相呼应。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将近百次，至于散在各处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活动于大田庄的周围，更是不可胜数。那时，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豪迈的歌谣：“小民发如韭，翦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这首歌谣，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的英雄气概。
东汉时期，起义农民首领或称将军、皇帝，或称“黄帝”“黑帝”“真人”。前者表示他们无须假托当权集团人物来发号施令后者表示他们懂得利用宗教组织农民。桓、灵之间流传的“汉行气尽，黄家当兴”的谶语，是起义农民政治要求的一种表达形式。
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在东汉军队和豪强武装的镇压下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是继起的暴动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
黄巾大起义 顺帝以后，以至于桓、灵时期，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广泛地传布开来。巨鹿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张角称大贤良师，为徒众画符治病，并派遣弟子分赴四方传道，得到农民的信任，归附的人络绎于途。张角还和洛阳的一部分宦官联系，利用他们作为内应。据说张角自己还曾潜伏京师，观察朝政。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目。东汉王朝企图以赦令瓦解流民群。但是流民群在张角影响下，仍然日益壮大。东汉王朝又准备用州郡武力大肆“捕讨”。司徒杨赐深恐单纯的镇压会加速农民起义的发动，因此主张责令郡国守相甄别流民，送归本郡，以削弱流民群的力量，然后诛杀流民领袖。稍后，侍御史刘陶等人建言，要求汉朝下诏重募张角等人，赏以国土。东汉统治者所有这些策划，都没有达到破坏农民起义的目的。
张角的道徒，迅速发展到几十万，遍布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部署道徒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首领，由他统一指挥并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向人民宣告东汉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口号，并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经过这些酝酿和部署以后，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在城乡各地完全成熟了。
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初，大方马元义调发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城集中，又与洛阳的道徒相约，在三月初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是，起义计划由于叛徒告密而完全泄露，东汉王朝逮捕马元义，诛杀洛阳信道的宫廷禁卫和百姓千余人，并令冀州逐捕张角。张角得知计划泄露，立即通知三十六方提前起义。中平元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准备比较严密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势力强大的黄巾军，有如下几个部分：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巨鹿黄巾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今北京地区的广阳黄巾，等等。黄巾人众极多，声势浩大，东汉统治者诬称为“蚁贼”。南阳黄巾杀太守褚贡，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巨鹿附近的农民也俘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响应黄巾。黄巾军攻占城邑，焚烧官府，赶走官吏，震动京师。同年七月，汉中爆发了五斗米道首领巴郡人张修领导的起义，被统治者诬称为“米贼”。此外，湟中义从胡（小月氏）和羌人，也在陇西、金城诸郡起兵，反对东汉统治。
东汉外戚何进受命为大将军，将兵屯驻洛阳都亭，部署守备。洛阳附近增设了八关都尉。为了统一力量，东汉王朝宣布赦免党人，解除禁锢。东汉还诏敕州郡修理守备，简练器械，并调集大军，包括羌胡兵在内，对各部黄巾陆续发动进攻。
皇甫嵩、朱俊率军四万，进攻颍川波才的黄巾。波才打败朱俊军，并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境）把皇甫嵩军围住。波才缺乏战斗经验，依草结营，在汉军火攻下受挫，又被皇甫嵩、朱俊军与曹操的援军追山，陷于失败。汉军接着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网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领袖卜已不幸被俘。黄巾起义形势图
南阳黄巾领袖张曼成战死后，赵弘率十余万众继起，据守宛城、朱俊军转击南阳，围宛城三月，战斗非常激烈，赵弘战死。十一月宛城陷落，这支义军也失败了。
巨鹿黄巾领袖张角称天公将军，弟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号召力很大，是黄巾的主力。东汉先后以涿郡大姓卢植和率领羌胡军队的董卓进击张角。张角坚守广宗（今河北威县）。八月，东汉以皇甫嵩代董卓进攻巨鹿黄巾。那时张角病死，义军由张梁统率应战。十月，汉军偷袭张梁军营，张梁阵亡又攻张宝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县），张宝败死。东汉统治者对农民进行血腥的报复，对张角剖棺戮尸，又大量屠杀农民，在下曲阳积尸封土，筑为京观。
黄巾起义爆发以后，黄河以北的农民纷纷保据山谷，自立名号，反对东汉统治。他们是博陵张牛角（青牛角）、常山褚飞燕（张燕）以及黄龙、左校、郭大贤、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部，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张燕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中平五年，各地农民又相继以黄巾为号，起兵于西河、汝南、青州、徐州、益州和江南等地区。
黄巾起义发动的广泛，计划的周密，阶级对立的鲜明，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黄巾起义发生在封建割据倾向迅速发展，豪强地主拥有强大武装的年代，这种地主武装同官军联合，处处阻截和镇压农民军，迫使农民军不能集中力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起义高潮过去以后，黄巾余部和黑山军各部人数虽然很多，但是缺乏攻击力量，在四面八方的敌人夹攻中相继失败。
黄巾起义取得了瓦解东汉王朝的伟大成果。极端黑暗的宦官、外戚集团失去了东汉王朝的凭借，经过短暂反复以后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晋
3世纪60年代至5世纪20年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晋王司马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夺取政权，建立晋朝，先都洛阳，后迁长安，历四帝。建兴四年（316）为匈奴刘氏所灭史称西晋。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都于建康，历十一帝。元熙二年（420），为刘裕所灭，史称东晋。
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南北，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人郡县为自耕小农，从而增加了纳税人口。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注意防范，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吴人向北迁徙。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虽有“三俊”之称，平吴后到洛阳，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勗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但晋武帝“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平吴以统一全国的决策，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他死后，元康元年（291），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贾后专擅朝政，任用裴頠、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也从此开始。赵王伦杀贾后，废惠帝自立。齐王彊、成都王颖、河间王篆联合起兵，杀赵王伦。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以后加入混战的，还有长沙嘹义、东海王越。光熙元年（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311），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五年后，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兴盛，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方镇势力的强大，这些影响以至削弱中央集权统治的因素，这时也开始出现。
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也加剧起来。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惠帝时，人为祸患之外，加以疾疫饥馑等天灾，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先后有太安二年（303）张昌于安陆（今湖北云梦）、光熙元年（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今山东掖县）、永嘉四年（310）王如于宛（今河南南阳）、五年杜澦于长沙发动起义。斗争的时间虽不长，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的统治。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胡”中的匈奴与羯，“五胡”或加巴责称为“六夷”。
西晋时北方、东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很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江统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平吴以前，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不少羌胡人民参加（270～279）。惠帝时，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秦、雍、氐、羌悉反”，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戎”，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但建议都未见实行。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相继起而反抗。惠帝永兴元年（304），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赉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汉王，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愍帝降于汉，西晋亡，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汉族统治者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形成十六国局面。
东晋
西晋覆亡后，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而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后改名建康，今江苏南京）。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世家大族大量庇荫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贯，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有利于巩固偏安江南的政权。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不断的斗争。王导执政，以宽和著称，其目的除结好南人，巩固司马氏地位外，也为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对王软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所罕见。“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以王氏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城）。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调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满。永昌元年（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又从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内外大权集于一身。两年后，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军进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虽被谴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北宋的流民首领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和寿春。他们不满于大族庾亮、卞壶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327），起兵进攻建康。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见苏峻、祖约之乱）。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他代晋元帝司马睿像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矛盾。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肥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战后四年，谢玄又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刘裕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伸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今河南睢县）。桓温晚年借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太元八年（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肥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东晋、刘宋五十余年。十三年，灭后秦。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永和三年（347）桓温西征灭之，有利于巩固东晋政权。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领，肥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谯纵据益州，又从东晋分裂出去。刘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败还。及至九年，刘裕西征，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东晋百年间，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期间达五十年。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既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忧。
隆安三年（399）爆发了孙恩、卢循起义，斗争持续近十二年，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平桓玄，对外北伐灭南燕，西征平谯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得到稳定。灭后秦之后，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隋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统一王朝，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历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凡三帝，共三十八年。文帝年号二：开皇（581～600）、仁寿（601～604）炀帝年号一：大业（605～618）恭帝年号一：义宁（617～618）。大业五年（609）时的隋朝疆域，东、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下统郡（州）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隋朝的建立和强盛
隋朝的建立 隋朝皇室据说出于汉代以后的士族高门弘农华阴杨氏，但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杨坚父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袭爵，坚女为周宣帝皇后。
大成元年（579）二月，周宣帝宇文咥传位于其子衍（后改名阐），改元大象，是为周静帝，宇文咥至自己以天元皇帝名义掌握政权。次年五月宇文嘎死，静帝时方八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防假传遗诏，召杨坚入宫，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杨坚并无煊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重望，仅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父的地位得掌大权。但由于周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兵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他在元老宿将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三方叛军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北齐旧臣有关。特别是尉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辈就是第一流高门博陵崔氏。他起兵时，据说“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十万众，尉迟迥起兵实际上代表了关东士族豪强的割据愿望。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所以，杨坚平定三方是在北方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割据力量。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在消灭内外政敌以后，他自左大丞相迁大丞相，并于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见隋文帝杨坚）。
统一南北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南北分裂将近三百年，历史发展倾向是统一，隋朝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隋朝初年，北方突厥的势力强盛，与隋朝相对抗。开皇二年（582），隋军挫败入掠河西以至弘化、上郡、延安（今陕西北部）的突厥军。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随之激化，三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迁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北方获得安定。隋朝的力量于是转向江南。
八年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十一月，合九十总管之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以晋王杨广为统帅，沿长江中、下游分兵八路，大举南进。次年正月，隋大将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韩擒虎自采石渡江，东西两路直指建康。贺若弼激战于钟山，打败了前来迎战的陈军韩擒虎因陈将领任忠投降，得以先入宫城，俘后主陈叔宝。长江中下游的陈军随即或降或破岭南方面，在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妻冼夫人（少数族人）的协助下也迅即安定。这场统一战争从发兵到战事结束，不过四个月。
隋朝平陈之后，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籍上户数共五十万，人口二百万。以后，隋又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中。江南士族高门从此更加衰落。
陈亡之后，江南士族高门虽大都北迁，但梁陈时正在扩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却仍然保有实力。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豪强们认为统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冬，遍及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人，小股数千人。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统一是大势所趋，分裂割据不可能真正获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强们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军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门的北迁和这次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三百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
在文帝统治时期和炀帝统治的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
隋代的这些改革适应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门阀制度衰落的历史发展趋向，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实行这些改革，加强了封建国家机器，维护了以关陇军事集团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专政。
隋代许多改革是文帝和炀帝两朝完成的。文帝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内领禁卫，外统故齐之地，后立为太子，参决军政大事，曾经获得文帝的宠任，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独孤皇后逐渐失去对他的信任。次子杨广同样奢侈好色，但却善于矫饰，貌为节俭孝顺，博得父母宠爱。他与大臣杨素勾结，向文帝揭发杨勇的过失。文帝和杨勇间的感情日益恶化，文帝甚至怀疑杨勇有篡夺皇位的意图。开皇二十年（600）十月，文帝废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杨广即位，是为炀帝。传说文帝是被杨广暗害的。
炀帝即位时，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身居并州总管重任，统辖今山西、河北、山东境内五十二州，手握强兵。他早就觊觎皇位。七月，炀帝即位，八月，杨谅就以讨杨素为名，起兵反叛。杨谅虽然拥有可观的兵力，但改变不了关中的军事优势他用兵又举棋不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杨素领兵镇压了。
隋朝的覆亡
繁重的劳役征发 导致人民反抗的直接原因是漫无限止的劳役征发。炀帝营建东京、修长城、开运河，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滥用了民力至于纯为个人享乐而征发的劳役，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从炀帝即位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重役。仁寿四年十一月，他发丁男数十万，在今山西、河南境内夹黄河两岸掘了两道长堑。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京，月役丁二百万（次年正月告成，历时十个月）。同时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丁男前后百余万开凿通济渠，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不到半年便完成了这两项工程。这一年还在江南采伐木材，建筑东京和其他各地宫殿为了巡游江都而在江南造作龙舟和数以万计的各色大小船只。八月巡游江都，征发挽船士数万人。粗略估计，从仁寿四年十月到大业元年十月的一年间，被征发的丁男不少于四百万。大业二年统计的户数为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就是说，平均每两户征发一丁，而且征发地域集中在河南至淮南之间，这一地区被征发的丁男所占的比例当然更高。营建东京的二百万丁，由于苦役，死亡率殆半，其他劳役的死亡率大概也差不多。可见这一年征发丁男的比例和死亡率都是高得惊人的。此外，该年被诛戮和流配的所谓杨谅“叛党”还有几十万人。
随后是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开凿永济渠。早在开皇六年和七年，文帝曾两次修建长城，一次征发丁男十一万（一作十五万），另一次征发十万余，都是按制度“二旬而罢”。大业三年炀帝到榆林，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虽仍按制度“二旬而罢”，但死者过半。次年正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丁男不足，以妇人供役。七月，炀帝北巡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此外，大业三年，还征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开一条通往并州的驰道，虽没有具体的征发数字，但征发范围达十余郡，人数当不会少。从大业三年五月到四年七月一年多的时间内，所发丁男以至妇女，大约在三百万人次左右，征发地区包括今内蒙古、山西和河北，当时这些地区的户数，大致为三百五十万左右，可见征发比例也非常高。
炀帝在十四年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年不出去巡游。他曾三巡江都，三到涿郡，两至榆林，一游河右，还有长安与洛阳间的频繁往还。伴随着巡游，到处建筑宫殿每次出巡，宫人、侍卫和各色随从人员多达十万人，沿路供需都由所经地方承办。这笔费用最后都落在人民的头上。
这些劳役征发超出了人民所能承担的限度。大业六年就已有人民起义发生。次年，炀帝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更大规模地征发兵役和劳役，终于点燃隋末农民起义的燎原大火。
炀帝三征高丽 隋朝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其中，高丽最强。东晋时，高丽人据辽东，奚、契丹、珠羯等族受其控制。开皇十八年（598），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进攻辽西，被隋朝地方军击退。文帝发兵三十万进击，高元遣使谢罪，罢兵修好。
炀帝即位后，要求高元入朝未成，便决心大举东征。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就是要为东征作交通运输准备。同时，炀帝命令山东（今河北、山东地区）广置军府，充实军马，整备武器。运输之役更是繁重：七年二月，炀帝命令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严急，死者达百分之三四十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辆，装载衣甲帐幕，由兵士自己牵挽，送往高阳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到涿郡，船舶连接达千余里。运输兵民交错往还，昼夜不绝，死的就抛在路旁，臭秽满路。又发民夫自办车牛运粮械到泸河（今辽宁锦州）、怀远（今辽宁辽河西北）两镇，车牛都一去不返。又发鹿车（即独轮车）夫六十余万，每两人推米三石，路途遥远，三石米还不够路上吃的，车夫到镇无米可交，只好逃亡。
大业八年，隋军云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分左右各十二军，运输人员加倍。当年二月，炀帝和大军渡过辽水，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这次声势浩大的东征本来不得人心，高丽又顽强抵抗，隋军遭到失败，士兵役丁死亡大半，物资装备几乎全部丢失。宇文述进攻平壤（今朝鲜平壤）的九军共三十万五千人，只两千七百人生还辽东。七月，炀帝被迫退兵。
失败并没有使炀帝接受教训，他在退兵时就下令继续搬运黎阳、洛口、太原诸仓谷物北上。九年正月再次在全国征发兵士集中涿郡。四月，炀帝再渡辽水，和上次一样攻围辽东城，一个多月仍没有攻下。六月，在黎阳督运兵粮的杨玄感起兵攻东都（东京改称）。消息传到前线，炀帝有后顾之忧，只好退兵。
同年八月，杨玄感败亡。但农民起义军却风起云涌，隋王朝处于崩溃前夕。炀帝妄想以对外的胜利来扭转危亡的命运，于大业十年二月发动了第三次东征。三月炀帝又到涿郡，七月到达怀远镇。高丽虽两败隋军，却因连年战争，所受损失也非常严重，所以立即遣使请和，并囚送隋的叛将斛斯政。这次战争是在义军遍地的形势下发动的，征集的士兵多因道路阻隔，不能如期到达，有的根本没有来，来的又因沿途多有逃亡，以致兵员不足，实是凑合成军。炀帝也感到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只好因高丽请和，乘势收兵。
隋末农民大起义 炀帝三次东征，给人民造成一场非常严重的灾祸。大业八年云集涿郡的兵士和民夫大致为三百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造船之类的就地征役、或逃或死的兵民，数字就更大了。以后连年东征，都是在全国征发，人数也不会少。除了劳役以外，军需的征发也非常严重，常规租调已预支数年。这样扰动全国，弄得盛强的隋王朝“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杨玄感的檄文），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受到无边的苦难。
河北、山东是筹备东征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这一地区遭到特大水灾，次年又发生旱灾，人民走投无路，起义的战鼓首先就在这里敲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于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反抗。这一年还有刘霸道起义于平原东豆子航（今山东商河、惠民间），孙安祖、窦建德起义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蓓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各在境内起义。后来发展壮大的翟让领导的瓦岗（在今河南滑县南）军和以后南渡长江由杜伏威、辅公皰领导的起义军，也都在这一二年间组织起来。从此直到隋亡，见于史籍的武装反隋力量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南达岭南，东至山东、江浙、福建沿海，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数以百计，其中在今河北、山东、河南的约占半数，起义时间也较早。这些起义队伍经过激烈的搏斗，分并离合，最后大致形成三大起义力量：一是威震全国、据有河南的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二是雄踞河北的窦建德领导的夏军三是自淮南转移到江南由杜伏威领导的吴军。
关陇贵族统治集团的分裂 农民起义军的发展，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化。有的反隋武装力量，本来就是乘乱起兵的地方豪强，如据有朔方的本郡豪族梁师都，据有江南吴兴等郡的江东豪族沈法兴，据有江陵的萧梁后裔萧铣等也有拥有兵力的军府将领，如据有陇右的金城府校尉薛举、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涿郡的虎贲郎将罗艺等。他们大都志在乘乱割据。更有不少地主豪强参加了起义军，比如瓦岗军中的徐世勋、王伯当等。此时，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也发生了分化。尤其是大业九年杨玄感的起兵，对隋朝的崩溃有很大影响。
杨玄感是大贵族、权臣杨素的儿子。第二次东征时，他以礼部尚书在黎阳督运粮食，六月，聚众起兵，攻围东都。炀帝派来救援东都的辽东还军将到，玄感撤围西入关中，八月为追兵所及，败死。杨玄感声称“为天下（百姓）解倒悬之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一呼而集就有十万人。他的好友和参谋李密，家世也是西魏以来的关陇世袭大贵族。和玄感通谋的斛斯政、投奔玄感的李子雄及隋宗室观王杨雄的儿子恭道、大将韩擒虎的儿子世谔，也都是关陇世袭贵族。杨玄感虽然很快失败，但却促使了作为隋朝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的迅速分裂，进一步孤立了隋炀帝。
大业十一年八月，炀帝第三次巡视北境。突厥始毕可汗（启民子）眼见隋朝大势已去，就发兵围炀帝于雁门，也企图乘机称霸。炀帝下诏各地募兵救援，九月解围，炀帝还东都。从此，突厥经常攻扰并州，威胁太原。
并州地区的起义力量在大业十一至十二年间日益壮大，汾水两岸义旗竞举。在此背景下，隋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而起。李渊（即唐高祖李渊）是西魏六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既是关陇世袭贵族，又是炀帝的姨表兄，一向为炀帝所信任。大业十一年他以山西河东慰抚大使领兵解雁门之围有功，被留在并州防御突厥和镇压农民军。大致在大业十二、十三年之间，炀帝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当时，隋朝的危亡形势已很明显。李渊既害怕无功被罪，又怀有政治野心，加之次子李世民等的劝说，经过密谋部署，于大业十三年五月起事，七月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李渊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尊炀帝为太上皇，自为大丞相，掌握大权。次年五月，李渊代隋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
大业十三年，瓦岗军推李密为魏公，先后攻占洛口、回洛、黎阳诸仓，散粮聚众数十万，进逼东都。河北起义军领袖窦建德也在这年称长乐王于乐寿（今河北献县）。
隋炀帝的穷途末路 自大业七年农民起义爆发时起，隋炀帝就力图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文帝时就经常超越法律、任意加刑，这时更甚。大业七年，炀帝命令窃盗以上，不分轻重，随获随杀。九年又下诏凡为盗者抄没全家。杨玄感被镇压后，朝廷追究党羽胁从，死者达三万多人，凡取过黎阳仓粟者，不管多少，一律处死。秉承炀帝意旨，统兵镇压起义军的将领任意屠杀人民。如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愈加壮大。大业九年以后，隋军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已不能控制广大农村。炀帝命令百姓尽数迁入城堡内，就近给田，就反映了这一事实。大业十二年炀帝第三次到江都。面对着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已经感到处境的危险。但为了逃避现实，他整天饮酒作乐，不准人说“盗贼”众多，如有人这样报告，轻则免官，重则处死。那时炀帝所能控制的地域已非常狭小，粮仓被占，租调不入，江都粮食供应越发感到困难。一些江南出身的官僚建议炀帝南渡。炀帝便在十三年下令修筑丹阳宫，准备渡江。
大业九年第二次征辽时，炀帝为了扩充军队，除征发府兵外，又曾募人从军，称为骁果。这次到江都，天下大乱，府兵上番宿卫制度难以维持，只能以骁果代替。骁果中多数是关中人，一向不愿久留南方，往往逃亡。为了安定骁果，炀帝竟然搜括江都寡妇和未嫁女子强配给他们。此举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当骁果们知道炀帝方谋南渡，就决定劫掠马匹财物，集体西返。十四年三月，在炀帝宠臣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的鼓动下，骁果发动兵变，杀死炀帝，立炀帝侄孙秦王浩为帝，推宇文智及兄化及为大丞相掌握大权，率众自运河西返，他们来到徐州时，路已不通，就又掠夺百姓的车牛，改从陆道进向东都。
炀帝死讯到达东都，群臣立炀帝的又一个孙儿越王侗为帝，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这年六月宇文化及兵到黎阳，黎阳早由瓦岗军占领。那时，李密已接受东都官爵，便与化及在黎阳的仓城相拒。化及粮尽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九月杀秦王浩，称帝，国号许。唐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于聊城为窦建德所擒杀。李密击走宇文化及后，想应命到东都占“辅政”。当时，东都发生内讧，反对召李密的王世充专政，发兵攻李密。武德元年九月，李密于偃师战败，降唐。王世充击败李密后，声势很大，遂于次年四月，废皇泰主，称帝，国号郑，改元开明。到此，三个象征性的隋政权残余全部灭亡。唐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流等方面，中国在唐代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唐王朝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宜宗、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共二十帝，中间在中宗、睿宗之际曾出现过短暂的武周政权。据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统计，全国共有三百二十八个郡、府，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唐朝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迄安西，北起单于府，南止日南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以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为东都，通称“二京”。
唐朝的建立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十一年（615）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不久又拜太原留守，以北备突厥，并镇压今山西省境内的农民起义。当时，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统治阶级一再发生大分裂，地主武装和义军星罗棋布于各地。李渊素有大志，移官太原后，看到隋朝即将败亡，萌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他左右的裴寂、刘文静及次子李世民亦纷纷建议起兵以举大事。到大业十二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已居优势，隋朝再也无法集中兵力有效地打击各个武装集团，李渊觉得时机成熟，遂于次年五月在太原杀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宣布起事。
七月，李渊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挥师南下，先后破霍邑（今山西霍县），渡黄河，向西南挺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进军神速，十一月间攻入长安。李渊进入长安不久，就宣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长安。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全国。为此，他派李世民攻打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等地的薛举。经过反复较量，唐军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俘杀薛举子薛仁祐，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同年冬，幽州罗艺降唐。武德二年，唐朝出使凉州（今甘肃武威）胡商安兴贵、安修仁兄弟计擒李轨，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大举南攻，占领了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唐高祖派李世民率军征讨，于武德三年收复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刘武周北走突厥，不久被突厥所杀。这时，黄河流域形成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唐政权鼎足而立的形势。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郑、夏结成联盟抗唐。次年，窦建德被李世民所俘，王世充被迫出降。窦氏余部受唐迫害，因而在刘黑闼的领导下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兵南攻。李渊先后派秦王李世民及太子建成率军东讨。建成于武德六年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区。在江淮方面，李世民东征时，占有丹阳的杜伏威受唐朝册封为吴王，不久，又亲赴长安朝见唐高祖。武德六年，杜氏的江淮余部在辅公皰策动下再度起事反唐，据丹阳，称宋帝。七年公皰被执杀，江南平。武德四年唐大将李靖围江陵，南朝梁代后裔萧铣降，其于隋末所建的萧政权被消灭。五年，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冯盎降，唐以其地置八州。同年，据有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林士弘死，其地为唐所有。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及四弟齐王元吉，逼高祖立自己为太子。不久，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次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不久，于贞观二年（628）发大军征讨据有夏州（今陕西白城子）的梁师都，师都为其下所杀，夏州归唐所有，至此全国统一。
武周代唐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第九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皇后武则天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她是武士燄之女，十四岁入宫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她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高宗在李勋、许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宣布废黜王皇后，改立她为皇后。以后她排除异己，对反对立她为后的顾命大臣加以打击，如先后流放褚遂良，逼长孙无忌自杀。从显庆（656～661）开始，唐高宗因体弱多病，政柄渐操武后之手，天下称皇帝和武后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不久，又废中宗，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终于废睿宗称帝，改国号周。在称帝前后，她大力打击皇亲国戚，诛杀海内名士。武周政权持续了15年之久（690～705）。
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崔玄玮及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策动左右羽林军李谌、李多祚等人发动政变，杀死武则天的亲信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重建了李氏王朝。中宗复位以后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大权旁落在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及武后余党武三思等人手中。这些新贵浊乱朝政，滥增官员，广占田园，财货山积，肆意侵剥劳动人民。在一片混乱声中，中宗于景龙四年（710）去世，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子隆基遂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此后睿宗妹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而大权在握，与李隆基发生了权力之争。睿宗于延和元年（712）让位于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被赐死，党羽或杀或逐，混乱政局至此结束。同年唐玄宗改元开元。
唐初，各种服色役的人已有纳钱代役的情况，称作纳课或纳资。但此项特殊的钱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总岁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现役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人身地位的变化，纳钱代役的情况逐渐发展和普遍。由于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课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钱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也挂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伪滥”的情况。到开元初年，终于正式出现了纳钱代役的课税，称作“资课”，并且成为一项与正税并列的税收。天宝时期，农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现役亦不复存在，几乎全部为“输庸代役”所取代。自开元以后，诏令中经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说明征调番户、杂户的情况日见减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渐增加。大致统治者就是以资课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变和国家税收中钱币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国家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进一步趋向缓和了。
关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而这一带土地兼并又特别严重，唐王朝在这里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调的破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及“迥造纳布”等一系列新的措施。中宗神龙以后开始兴变造法，即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四年（716）一度禁断变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义仓、正仓米达于关中。改革漕运后三年中，共运变造米六七百万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粮食紧张状况。但大量漕运引起了江淮变造之劳，沿途亦增加了转输之弊，运费数倍于米价，而关中地主的私廪中却大量积谷。为了克服舍近求远的弊病，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附近大兴和籴。从此，不但减少了南粮北调，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频频去东都就粮。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贡品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唐初已经存在的和市到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央政府大规模和籴、和市，需要掌握足够的支付手段。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诸州的租并“迥造纳布”，即以绢代租北运长安。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运之处，称作“折租造绢”。
随着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日益富裕，贞观、永徽时期统治集团的俭朴自持之风逐渐为声色狗马的奢靡风尚所代替。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声中，逐步转化成了一个贪图逸乐的皇帝，挥霍浪费，用不知节。皇族、贵戚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浊乱。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拜相后，居相位长达十九年之久，他善于谄媚逢迎皇帝，玄宗受其蒙蔽，杜绝了逆耳的忠言。李林甫为人阴险狠毒，排摈贤良，在他执政时期，以谄佞进身的人与日俱增。继起的权臣杨国忠，是杨贵妃之堂兄，也是一个恣弄威权的奸佞，身兼四十余使，玄宗对他盲目信任，莫见其非，群臣因之杜口。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于得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从玄宗朝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长安一带的甲第、名园、上田大量为宦官所有。高力士特蒙恩宠，四方进奏的文表，往往须先呈给他，然后才得以进御小事则由他自行断决，权势炙手可热。总之，到唐玄宗统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面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危机。
后期的政治
安史之乱 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集权军事纽带的松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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