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概要(2011)(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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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概要(2011)试读：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概要》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同时编辑出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概要》，由入选成果作者撰写，重点介绍入选成果内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

《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实践》概要

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恩格斯早就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要真正做到把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对待、当作科学去研究，首先就要树立科学的态度。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就既不可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很好地研究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要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确立，同时以科学态度去对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变得尤为重要起来。各国共产党在反思苏共垮台的教训及总结自己以往行动纲领的经验时，都涉及如何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西方兴起的种种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其实质也体现着以什么样的态度（包括立场、目的、视角、方法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国在走向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也非常重视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总的来看，国内外就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其基本着眼点都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应用和将来的生命力，大多从一般意义上谈“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要阐明“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很有必要专门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为人们树立了以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榜样，很值得研究和学习。但目前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作全面、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以利于我们的学习，使我们更好地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江泽民在2001年8月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作关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时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要解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要十分注意处理好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处理好这个问题十分紧要。”胡锦涛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这段话是对“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简明概括。2011年6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也强调指出“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这是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更好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保证。可见，强调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才能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效用，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才能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而没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不能很好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2. 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求证法。严格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著为依据。为此，在研究中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尽可能全面地提炼概括了他们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精辟阐述，力求使本成果的每一研究观点都能持之有据、述之有理。基于此，在研究中没有太多参考现时期理论界就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般性论述，而是重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中去发掘和阐发他们的思想。

二是史论结合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绝不仅仅表现为他们的观点论说，更表现为他们的实际行动。该成果的主要观点分析是建立在大量史实述评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体现得更真实、生动，也使他们的这种科学态度具有了毋庸置疑的确定性。

三是现实分析法。注重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重要意义。既对这种科学态度在当时对创立、传播、实践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所起的重大作用进行了论述，又联系当代实际就我们应如何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及树立这种科学态度的重要现实意义进行了阐发。在这方面本成果用的话语虽然不多，但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体现在他们创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实践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修订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方面。对该问题也应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线，从多视角、多层面进行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分析其主要表现和重要意义。基于这种考虑，本成果首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作了十个方面的概括和论述。

1. 树立远大志向、以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青年时期就确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远大志向，而且终生矢志不渝地以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是他们不畏艰险、努力探求真理的坚定信念。他们始终怀着高昂的斗志，无论遇到多么大、多么多的艰难险阻，从不动摇，从不退却；任何政治迫害、生活困苦、斗争挫折等都不能使他们颓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并始终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素和前提条件。我们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首先就要像他们那样树立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和努力以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的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2. 勇于探索、刻苦钻研、奋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他们孜孜不倦地进行学习、钻研，敢于向一切权威理论质疑、挑战，也不断地刷新自己的认识，努力探求真理，勇攀科学的高峰。他们在积极探索中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突破，跨入了新的哲学殿堂；在艰辛研究中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登上了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点；在奋力开拓中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攀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巅峰。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献身于科学研究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重要体现。

3. 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倾力打造科学精品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都是经过认真考察、仔细研究、深刻论证而提出的。马克思在《自白》中回答“你喜欢做的事”时写道：啃书本。这句话道出了马克思热爱读书、广学博览、刻苦进行理论研究的执著精神。马克思主义作为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其著述都是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倾力打造科学精品的理论创建态度的体现。《共产党宣言》先后就起草了三稿。写作《资本论》时，哪怕关于资本运营中一个细节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也会到处查找资料或求教他人；在某一社会现象尚未明显展现出其基本结局的时候，马克思也从不轻易下结论。他们还不断反思自己的理论认识，发现问题便及时修补更正，力求精益求精。

4. 注重宣传教育、努力播撒真理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理论创建的同时，也致力于把这一理论广泛传播到各国无产阶级中去，使他们掌握这一科学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创建和利用各种形式传布马克思主义，强调要使报刊成为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他们提出了传播科学理论必须坚持的一些正确原则和基本要求，如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理论传播的正确立场；理论宣传应切合实际，反对空洞说教；要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理论传播；要考虑目前工人群众的接受水平，使自己的著作尽可能通俗易懂；不要硬把某种理论的东西“灌输给别人”；教育者本人一定要先接受教育等。

5. 明辨是非、捍卫真理、同错误思潮作斗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要用严格的科学理论来武装工人阶级，必须坚持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具有客观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回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和攻击；对国际工人运动中曲解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或杜撰所谓社会主义体系而公开挑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都进行了坚决批判。通过同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端正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谛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更好地发展和传播，更好地发挥对国际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指导作用。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重要方面。

6. 坚持理论服务于实践、奋力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理论家，更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各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健康发展。他们始终把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看作自己毕生的真正使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潮头，发挥着导师、领袖和战士的作用。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运动，支持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努力引导工人阶级开展政治运动，并全力指导各国工人政党的建立和发展，为之制定正确的纲领、组织原则和行动路线。奋力践行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们创新理论的目的所在，更是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理论的科学态度的重要体现。

7. 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科学确定革命方略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对待革命的态度，无疑也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首先要坚持革命的立场不动摇，保持斗争的精神不懈怠，坚信奋斗的目标不迷惘；同时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动革命，不能拿革命当儿戏。他们反对把某种革命方式和行动策略绝对化，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适应于任何时期任何场合的东西，主张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同国际局势的特点来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方略，并依据其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对待革命的态度，是认识和理解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重要内容。

8. 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灵活运用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强调理论的灵活运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实现理论创新和推动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他们公开宣布：不主张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不能把某种理论说成是穷尽世界联系的永恒终极真理，不要把前人的全部遗产当作刻板公式，也不能把别国的现实理论变成教条集成。他们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对待，一再申明：马克思主义从不“教条式地预料未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方法，是行动指南。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教条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9. 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创见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它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进步，不断反思、修订自己的观点，勇于纠正以往认识的缺陷和错误；及时关注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不断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思想中，他们就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进行了新辨析；对未来社会演进形态进行了新探索；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进行了新思考；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新阐发；对无产阶级解放途径进行了新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特征。

10.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

个人崇拜与对待正确理论的科学态度是相悖的。反对个人崇拜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原则。个人崇拜的思想根源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它把某种思想奉若神明，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禁锢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思想。他们从不迷信和崇拜任何权威，严厉抨击大搞个人崇拜的不良行为。他们也时常防止并杜绝国际工人运动中对他们的“逢迎”和歌功颂德现象，一贯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这种优秀品质是与他们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的。认真研究并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个人崇拜的科学态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上这十方面的概括论述，就其彼此关系来说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是交融关系、互动关系，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共同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研究论述，我们形成了如下重要的认识观点：

第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传播、实践和捍卫、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展现着一种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正是因为这种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使各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得到了正确的理论指导。科学理论与科学态度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创建态度，就产生不了科学的理论；反之，再好的科学理论，如果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也会使其悉之失真、用之失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毕生所为，诠释了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绝不能忽视对这笔宝贵财富的发掘、研究、学习、应用。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重要的，研究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样重要。否则，就既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的进步发展。

第二，能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关系世界社会主义成败的大问题。没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就有可能被曲解、被滥用，就会被变成僵化的东西或者庸俗化的东西。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就会丧失，其理论价值和生命力就会泯灭。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否长久地保持和展现其生命力，既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品质，也取决于人们是否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科学品质，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是确定无疑的；而人们能否以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则具有很大的或然性。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已经表明，人们往往会在这方面出问题，犯错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或失败，虽然原因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无不都有着背离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一原因，甚至这一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根本性作用。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出现挫折或失败时，有的人不是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否科学上去进行反思、查找原因并认真纠正，反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用了、失效了、没有生命力了，要远离马克思，要告别马克思主义，这是荒谬无比的。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们树立了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榜样。我们一定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切实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这要求人们必须认真学习、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其指导自己的行为，将之运用于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在持续不断的学习、锤炼过程中，具备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素养和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研究汲取前人的经验是很有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为人们树立了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榜样，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就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学习的榜样，以助于我们更好地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好地在实践中坚持和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榜样，结合当今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特别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我们要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第一，立信。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始终抱定以科学理论为人类幸福服务的信念，矢志不渝地为之而奋斗。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绝不是随意形成的一种盲目迷信，这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基础上的一种正确选择。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才能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才能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取得较大的作为和成就。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第二，励志。学习掌握和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是简单易行的事情，而是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具有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勇攀理论高峰的斗志和精神。不下苦工夫学习钻研，是理解不了更把握不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和真谛的。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只表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时期，更应表现在其出现曲折、陷入低潮的时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如果碰到困难就灰心丧气，遇到挫折就消极颓丧，这绝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表现，也永远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切实的贡献。

第三，求真。求真就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以求真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所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各种假马克思主义作过坚决斗争。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不当、把握不准，或者一知半解、浮于表层，就自认为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就到处宣扬、推行马克思主义，那是不会有好的实效的。因为这实际上推行的已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假马克思主义。任何蓄意的抑或无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失真、失准，都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毛泽东曾告诫人们：“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他要求人们“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四，务实。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要确切地了解和把握各国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强调他们理论的实践性，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到处套用的错误做法。脱离了各国实际，再好的理论也发挥不了积极有效的指导作用。针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曾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著名论断，接着又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际运用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又着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第五，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各国国情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愈益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现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实际结合——创新——发展、再结合——再创新——再发展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自己的理论看做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性研究，使之愈加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每一份成功都离不开勇于探索的精神，每一个进步都饱含着开拓创新的勇气，每一步发展都体现着与时俱进的风范。如果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故步自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会窒息，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衰落。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第六，谦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重要表现和必然要求。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绝不自以为是，绝不搞个人崇拜或让人们对自己的理论顶礼膜拜。如果没有谦虚的态度，往往会把某种理论视为绝对真理而固守不变，这不仅会使这种理论丧失继续发展完善的动力而趋于僵化，还会使其固执地以正统理论权威自居，蔑视、否定乃至打压其他思想尤其是新思想的产生发展。这是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进步的。邓小平在1992年1月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就曾对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邓小平说过：“越发展越要谦虚”。这一说法，在经济建设上是如此，在理论发展上也应如此。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要求：“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和应用价值

1. 学术创新

该成果在学术界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上，阐明如何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说这种态度是科学的，这种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传播、实践和发展起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该成果就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和实际表现作了新的发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观点，作了一些新的论证阐发。由此，充分而有力地说明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良好榜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这一研究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质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

2. 应用价值

其一，该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辨明并破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态度，而切实树立科学的态度。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各种以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教条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片面的、僵化的等等经常发生。这些不正确态度在现实社会主义发展中仍时有表现。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发展，都造成了很大危害。认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怎样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并学习他们这种科学态度，可以使我们辨明各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态度及其危害，从而自觉地破除和防止各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态度，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态度，以便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二，该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从而树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当时对创立和传播、实践和捍卫、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都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的基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强大生命力的集中表现。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可以使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坚定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信仰。当然，“信仰”绝非“迷信”。“迷信”是顽固地对某种论说奉若神明、执迷不悟；而“信仰”只是为人们确立一种行动指南和目标导向。人们不应当有“迷信”，但绝不可以没“信仰”。

其三，该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贯彻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研究与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勇气，树立不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更好地在实践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要树立这种科学态度，同时也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都能自觉地践行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切实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更好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并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研究》概要

意识形态建设在当代是个极其重大的课题。对于执政党而言，主流意识形态能否始终保持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将直接关涉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指导思想的认同以及所领导事业建设的兴衰成败。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这是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在社会转型的新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及全球化的发展，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日益增多，意识形态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潜移默化，这既为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一种有益的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必然会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怎样应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能否以自身建设的实效彰显其应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基础、理论支撑、精神动力和政治保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成果及时跟踪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动态，把握前沿，拓宽视野，对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予以全面梳理，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力求保持课题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与实际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成果立足我国现阶段意识形态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主要内涵、形成机理、本质来源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基本原则、主体塑造、路径选择进行了系统论证，必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知识谱系和理论实质，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理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程。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成果立足于将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相贯通，把历史反思与现实发展相结合，从学科交叉和融合的视角进行综合研究。

一是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的考察为逻辑起点，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总结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

二是体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研究中努力将宏观考察、形而上的理性思辨与微观透析、形而下的对策研究相结合，针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冲击和挑战，展开理论思考，探究应对方案，从而实现理论研究和对策分析的相互贯通。

三是采用比较研究与多学科综合研究法。在比较与借鉴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做法与主要经验的同时，采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涉及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成果以当下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应对之策为关注视角，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研究主线，按照“理论解析——历史探源——横向比较——现实对策”的层次推进，从总体上构建了一个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进行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的逻辑分析框架。

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由如下十个部分组成：一是论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历史必然性；二是着眼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和问题，阐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现实必要性；三是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溯源；四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内涵进行微观剖析；五是考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形成机理；六是对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历史资源进行系统挖掘；七是在横向对比中阐述国外执政党或政府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主要举措及经验教训；八是阐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九是探讨在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形成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问题；十是从话语权建构、价值引导、载体依托、方法更新、制度保障、成效评估等多重层面探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现实路径。

通过研究，提出以下重要观点：（1）任何社会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构成的有机体。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变革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作用。革命阶级要推翻旧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需要意识形态作为变革的先导，统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统治也需要意识形态的论证和辩护。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要在一个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巩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同样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具体来说，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保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又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历史经验，又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思想保证。（2）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视角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和问题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蔓延滋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思想意识层面的斗争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概括起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侵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防御力和竞争力提出挑战；社会转型与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提出新要求；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发展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产生冲击；部分社会成员的信仰缺失、心理失衡和道德失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认同度形成阻滞；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吸引力。（3）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离不开对其内在构成的考察。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生成逻辑与要素界定。作为一种“力”的表述，它既是对意识形态自身魅力与功能发挥程度的直观反映，又是对意识形态建设达到理想状态的目标设定。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其社会功能的直接体现。所谓吸引力，指的是意识形态以其内容和形式的独特性能够引起或激发社会成员心理认同的力量。认同程度高，表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大；反之则吸引力小或没有吸引力。所谓凝聚力，指的是意识形态对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社会整合的力量。整合的力量大，表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强，反之则凝聚力弱或没有凝聚力。具体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感召、说服、引导及其对现实问题阐释强度和效度的一种表达，其外化的表现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行为准则对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引导力、聚合力、统摄力、辐射力和号召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受到该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意识结构中的地位的制约，更受到该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的制约。而这种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往往又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内在构成要素与系统功效体现出来的。因此，作为在整个社会意识结构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构成要素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充分发挥由多种要素组合起来的系统功效，将直接决定着其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实现程度。概括而言，内容体系的解释力、表达方式的亲和力、传播主体的示范性、运行机制的高效性以及与时代发展的同步性等，是构成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基本要素。（4）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相对于传统意识形态建设模式的封闭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彰显，必须放置于一个全新的时空界面和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其所涉及的对象主体的重塑、现实利益关系的整合、主流思想与非主流思想的协调、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界定等等，无不折射出鲜明的社会发展轨迹与时代表征。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主要包括人本性和通俗性、现实性和利益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历史性和动态性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它所体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性，在于它通过人性关怀、文化关怀与情感渗透，为社会生活提供一种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始终反映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蕴涵着深厚的人文精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保持开放性，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去追踪现实生活，吸纳现实生活中的新鲜经验，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思想内容，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从而牢牢占据时代精神的制高点。（5）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是看广大人民群众对其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规范、策略目标、行为准则能否发自内心地认同并自觉地遵循和实践，是看意识形态团结群众、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能凭空而生，也非偶然现象，其来源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这种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包括：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与思想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有机结合；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与大众化取向的相互协调；意识形态社会利益整合功能的不断拓展；经济发展绩效与社会发展绩效的动态平衡。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形成机理看，当下应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意识形态方面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及部门和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从理论创新、学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方法创新等方面，整合力量，形成体系，把改革创新精神落实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各个方面。二是在发挥维护人民主权的政治辩护功能的同时，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努力拓展理论阐释功能、思想教育功能、宣传导向功能，以及维系城乡社会稳定的社会控制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规范约束力的经济功能等不同方面。三是我国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着重从现代性追求、民族性追求、真实性追求三个方面努力寻求与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和心理认同的契合，使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形成合力。（6）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无源之水，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充分发掘和利用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探究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调控和社会整合的主要方式和路径，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基本走向、基本特征和主要方法，对于在现阶段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思想调控和社会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意识形态相对稳定。从上古的氏族社会的尊天敬祖，到封建社会的尊儒敬孔，从天人合一，到经学一统，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如果从文化精神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有许多思想调控和社会整合的路径和方法至今仍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值得我们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实践中借鉴和汲取。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缺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以及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长期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思维惯性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存在着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存在着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的问题，存在着简单粗暴、思想教育问题政治化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七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强领导；二是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三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牢掌握文艺和新闻的舆论导向；四是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处理好先进性与普及性的关系；五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处理好弘扬积极进取意识与遏止消极颓废思潮的关系；六是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处理好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七是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7）当下之中国处于快速崛起与矛盾凸显相互交织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就与风险同在。在横向对比中借鉴国外政党或政府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主要举措及经验教训，是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渠道。意识形态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放眼世界，各个国家和执政党无不高度重视本国的意识形态建设，特别是一些西方大国更是千方百计，利用多样化的载体和手段，来宣扬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把维持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力视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反观一些执政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党老党，如原苏联、东欧等国，或是由于其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教条和僵化，或是逐步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导致支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资源逐步枯竭，最终走向空前的信仰和信任危机，在全球意识形态竞争中败下阵来，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警示。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维护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增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方面，采取了诸如建构国家核心价值、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开掘意识形态建设支撑资源、注重教育环境熏陶、优化意识形态传播格局、保持意识形态调整的弹性机制等灵活有效和较有特色的策略与方法，积累了一些相对成熟和成功的经验，对此进行客观分析与合理借鉴，必将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拓展思路，进一步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针对性。（8）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战略任务。对其中应遵循的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基本原则进行归纳和分析，是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则，是正确处理问题所依据的法则和标准。它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并带有普遍指导意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是意识形态本质规定性的现实展开，是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切实保障意识形态建设成效的基本前提与根本准则。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前途命运，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遵循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基本原则。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应遵循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相互统一、共同理想的先进性与现实需求的广泛性相互衔接、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批判性与包容性相互结合、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相互协调的基本原则。只有认真遵循这些原则并将其贯穿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始终，才能确保正确的发展方向。（9）主体塑造是在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形成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要环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是一个玄虚的纯理论话题，而是关涉每个公民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实践课题，它与不同职业、不同群体人们的理论认知、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紧密相连。从各级执政骨干、社会知识精英到宣传文化工作者，再到普通大众，共同构成一个几乎涉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践主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塑造，一是表现为执政骨干的率先引导和榜样示范。各级执政骨干只有常怀忧党之心，才能恪尽兴党之责，只有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习者、宣传者和捍卫者，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化理论为实践、变虚功为实做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和增强。二是表现为知识精英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社会需要真正的精英，真正的精英不在于他们拥有多少知识、财富，而是在于他们能否服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恪守社会良知，勇担社会责任，心系社稷百姓，以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宗旨，以维护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为价值追求。三是表现为宣传文化工作者的准确诠释和有效传播。宣传文化工作者应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模范学习者、信仰者和实践者。四是表现为普通大众的自觉认同和积极拥护。普通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策略目标能否做到自觉认同和积极拥护，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只有关心大众，大众才会亲近理论。（10）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丰富的思想资源、可靠的主体力量，而且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开阔的视角以及灵活有效的方法。只有弘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从话语权建构、价值定位、载体依托、方法更新、制度保障、成效评估等多层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创造新的理论成果，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机制与路径，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得以充分展示。就话语权建构而言，其重点在于以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中心，重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系权威；以推进理论创新为先导，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本权威；以表达形式的创新为重点，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以塑造中国国家新形象为契机，寻求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就价值定位而言，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转化，使之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是当前社会各阶层凝聚发展共识、追寻共同目标、体验共同感受，继而在整个社会培育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和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就载体依托而言，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言，既要继续发挥诸如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宣传工作等传统载体的积极功效，又要善于借助信息网络等新兴载体以拓展自身的辐射范围。就方法更新而言，转型社会的多样性与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变性，使得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和手段还有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的必要。双向互动、分层施教、虚事实做、改进文风、寓教于乐、“斗建”有序，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方式方法上具有亲和力和渗透力的现实选择。就制度保障而言，应进一步增强党管意识形态工作体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探索新形势下舆论宣传和引导的创新机制，建立稳定长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投入机制，构建社会成员践行绩效与利益回报相统一的激励机制，努力形成意识形态建设合力与社会协同管理格局。就成效评估而言，破除单纯以经验评判为标准的路径依赖，建构一套科学、规范、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既可对意识形态运行中的理论预期与实践是否一致进行必要的检测，又可形成及时的反馈，从而推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改进措施，对现行意识形态及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和完善。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成果在研究内容的创新上，主要体现为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课题，学界现有的相关成果多是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进行研究，而本成果的特色在于以在新时期如何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主线，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路向上，不仅分析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以认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境遇，实现对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准确定位，而且探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溯源，以澄清在概念解读上的模糊认识；不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基本内涵和形成机理进行了深入探究，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从历史资源开掘与国际经验借鉴两方面，对如何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进行系统研究，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不仅阐述了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基本原则与主体塑造问题，以明确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根基与动力，发展主体的能动作用，而且从多重层面探讨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创新路径，以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得以充分展示，因而从总体上呈现出史实呼应、横纵结合、系统性和针对性较强的研究特色。

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必须直面人们在理论上的困惑和实践上的难题，立足于当下中国之建设和发展，否则就没有意义。本成果紧密关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总结和提炼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并探讨和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具体对策建议。同时，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也不能忽视对一些相关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作出必要之厘清。本成果的一大特色正是在于以意识形态的内在构成为切入视角，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内涵进行微观剖析，重点阐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构成要素及本质来源，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之中的“力”的界定、特性及来源有了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

本成果在国内学界首次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问题作了专题性研究，从主要内涵、形成机理、本质来源、主体塑造、历史资源、现实借鉴、路径选择等多重维度，对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阐发。就应用价值而言，这一成果关注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概括和提炼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本质规律，尤其是对影响和阻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升的各种挑战和制约因素进行了客观分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思想资源及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度挖掘，以及对不同类型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举措进行了客观比较与合理借鉴，这不仅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门掌握社会思想动态和舆情现状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且为广大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者进一步树立创新意识、把握发展趋势、探索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科学方法和有效途径，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发。

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后，引起社会及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人民网、求是理论网、新华网、中国文明网等中央主流媒体网站作了全文转载。凤凰网、中国广播网、东南网、中科院网以及一些省市党委政府的党建工作网站也作了全文转载。《新华每日电讯》在2010年9月28日第3版以文摘的形式对发表的论文进行了重点推介。部分高校如武汉理工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以本成果作为其思想政治工作或理论宣传网站的选用素材。一些高校（研究基地）如安庆师范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还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座谈会的形式，围绕本成果所提出的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专家们特别指出本成果面向中国现实和中国国情，回答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当前有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针对当前中国现实发言，本成果在具有可操作性的同时，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特征，有效开拓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空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概要

自20世纪末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以来，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逆势而上，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这两件大事，提出了一些十分严肃的问题，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中国究竟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等等。全面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本成果的任务，本成果只是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角度来探索这些问题。

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将马克思主义演绎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继而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伟大成就，虽然这条道路并不平坦。近代、当代中国的历史证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近代、当代中国的历史还证明，必须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世界观与科学方法，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所创新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对于全面、深刻地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内涵及其规律，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及其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是一部辉煌交响乐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的传播史就是她的第一乐章。本成果全方位描述这一乐章，彰显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里寻找救国的真理，在各种社会主义中，反复推究比较，最终归依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他们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在中国大地上开辟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天地。这种“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信念，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强大凝聚力与精神动力。

本成果坚持论从史出、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方法，力求在历史语境里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走进历史。只有还原历史，才能真正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二、主要内容

本成果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1918—1922年）传播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晚清以降开始传播，但真正有意义的传播是五四时期，这是因为此前的传播处在传播的低端，即介绍阶段。其特点是零散的、非集中的，仅仅是作为西方的一种思潮，随着社会主义涌进中国。五四时期的传播者则是非常明确地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传播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揭开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帷幕。本成果的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本成果的写作目的，回顾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程，阐述本成果的研究原则。鉴于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中的有些基本问题存在不同看法，而这些不同看法反映出的是如何对待历史，即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问题，因此绪论对“初期传播”特定概念的界定、起止时间以及该阶段在整个传播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提出马克思主义传播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必然结果的结论；从文化维度论述中国近代进步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之间的关系；主张用恩格斯的合力论来研究初期传播史，提出了传播队伍是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为主体，由国民党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组成；强调在剖析近代人物思想变化过程和评价传播主体在传播中所起作用大小的时候，应避免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第二部分是本成果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

第一章描述中共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发传播的历史。主要介绍作为传播中坚力量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并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记录，特别介绍了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匏安、施存统、周佛海、蔡和森、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李季、袁振英。对后两位吸收了学界的最新成果，并挖掘出一些新的第一手资料加以充实。此外，对成舍我等读者非常不熟悉的传播者亦有所介绍。对初期传播的主要媒体介绍的突出之处在于：除对《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有详细的记载外，对《晨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星期评论》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载，并对研究系之所以在五四时期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析。本成果还对学界长期以来盛行的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看得不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大都还是节译或摘录”，从“星散零碎”的资料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结论是：初期传播者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他们反复研读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简称《序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工资、劳动和资本》等原著，至今还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读范本。他们认真学习《阶级争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解读文本。在他们的论述中反复引用《序言》里的社会存在（主要是指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与“两个决不会”等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反复阐释《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期那段著名的话。他们将《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的序言介绍给中国人民，呼吁中国人民赶快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否则终免不了要遭到“天谴”！他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的序言，传播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言明现代经济落后的中国可以跨越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读过《资本论》第1卷的第一、第二版的序言、跋，初步掌握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代、民族、国情相结合。本成果指出，初期传播者的历史局限与不足主要有二：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宏富的理论体系平面化、简单化。历史、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但传播者往往简单地用经济中心观、阶级斗争观单线思维来解析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二是传播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缺乏实践而无法正确把握，对马克思主义存在教条主义的倾向，常套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的结论与概念。对传播渠道介绍的突出之处在于：对日本渠道，国内外研究比较成熟，本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在史料上有些新的挖掘。对苏俄渠道，国内以往研究不十分充分，本成果增加了许多内容，使之更加清晰。在线索上，分成自觉与有组织的传播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看到苏俄革命道路彰显出世界进步的潮流，故而自觉地在报刊上宣传苏俄革命。苏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故而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中共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有了联系之后，传播就进入有组织的宣传阶段，并在资金上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此外，本成果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对美国渠道进行了探索。

第二章描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初期传播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集中论述了传播机构、传播阵地、传播成果与传播影响。主要成果有：第一，本成果用大量的史料，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近代救亡图存运动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对于流行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必局限在一个例证上。事实上，早在1919年9月就有革命知识分子提出，中国应该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建立像苏俄共产党那样的革命党。本成果提醒读者，当时团体的建设在一些革命知识分子那里是与政党联系起来的，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李大钊在“团体”一词后特意注上英文“party”。本成果还搜集邵力子、蔡和森以及曾琦反面言论来支持上面的结论。第二，本成果用大量史料说明中共成立后，传播就变成有组织、有计划、规模较大的宣传活动，并列出了传播的著作。本成果第一次将中文本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全过程真实地展现出来，以往的成果只是介绍了某一侧面。例如，从版本上讲，以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二版（第一版封面是错版），介绍中文本的作者陈望道，而没有交代主使者戴季陶，等等。这些情况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改进，但没有集中成一个完整的过程展示，本成果对此作了详尽的描述，并且附了七张图片，使读者一目了然。本成果还介绍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唯物史观解说》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第三，对传播的具体内容作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论述，主要包括：剖析各派社会主义，确定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唯物史观，这部分有重大突破，将唯物史观的传播置于历史的环境中，而不是用当代话语来解读。当年的传播者是根据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进行传播的，他们将马克思的彻底唯物论与自觉的辩证法作为唯物史观的统一进行宣传，而不是用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定位。这点很重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涉及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传播过程。本成果还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的妇女运动观等作为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加以介绍，使传播史更加丰富。本成果还专门辟出了一节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最初结合进行介绍。其实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那里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传播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救国的思想武器，因此他们十分强调要与国情相结合。那么最初的结合在于“以俄为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国情相结合；1921年6月出版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体现了中共一大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最初结合的最高水平，是在为中国共产党全国统一组织的诞生制造舆论，而对此书权威版本的中共党史专著却没有任何反映。

第三章主要描述科学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的论争，分析论争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影响。此章广泛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的最新成果，理性地分析了三次论争与新村—工读运动。对“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本成果指出其争论的实质是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阐释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指出李大钊与胡适的论争是朋友之间的讨论，并非如过去教科书上所说的“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大搏斗”。论争的历史作用，一是促使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二是在论争中使马克思主义得以进一步传播；三是明确指出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四是在论争中鲜明地指出“主义”要联系实际的学风。对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本成果回到历史现场，纠正学界论争的起始是张东荪于1920年11月发表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指出这场论争是1920年5月李汉俊针对张东荪的观点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而主动挑起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发表后，陈独秀、李达、陈望道、蔡和森等参加进来，形成了批评的声势。以往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多半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文章强，研究对手的文章弱。本成果改变了这种状况，在认真通读张东荪等人的文章的同时，还引用了其他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并对这些观点一一加以批评。本成果还对今天我们如何认识这场论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本成果的突出成果就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作用，第一次用当年批评者的话，说明无政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而非敌人。《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5月7日）发表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开头就指出：“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无政府党要推倒资本主义所以是我们的朋友。无政府党虽然要想绝灭资本主义，可是没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所以不是我们的同志”。“我因为要约同这些朋友加入我们的队伍里，共同对世界资本主义作战，共同剿灭世界资本制度，以便早期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出来和各位朋友们商量一下”。本成果用了一个小节专门论述“对我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再评价”，挖掘出共产国际文件、中共早期文件中的有关资料来论证无政府主义曾作为中共统战对象，在创党时发挥了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第四章描述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传播与影响。自从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就成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热门话题，成果迭出，但将共产国际与传播史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却较为鲜见。本章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本章第一节以新的视角从共产国际的性质及任务的角度来分析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对苏俄、共产国际对华初期传播的载体与渠道、内容与影响进行了评述，介绍了共产国际推荐的主要著作，如《列宁传》、《俄国革命记实》、《纪念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共产主义ABC》、《一个兵的说话》、《两个工人的谈话》等，这些译著多半是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对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传播到我国的时间进行了考证，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论证了它并非是传统的1922年1月在远东会议后传入中国的，而是在共产国际二大后其基本精神就陆陆续续传入中国，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发生了作用。本成果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中，抽丝剥茧地一一列出这些作用，使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最初影响渐渐清晰起来。本成果在论述时，没有用现在的翻译版本，而是采用了当年的翻译版本，并附上现在的译文，从而从翻译学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开启了人们研究的新窗口。

第五章主要描述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国民党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不少文章涉及，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成果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原始文本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国民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本成果没有按照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他们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分开来，而是将它置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整个历史流程中加以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民报》是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而是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传统文化的大融合，其中社会主义思想十分鲜明。五四时期，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思想为他1924年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有人误解和攻击唯物史观时，胡汉民于1919年12月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第一个站出来为唯物史观辩解。他在1919年10月发表的《中国哲学之唯物的研究》是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戴季陶是我国传播剩余价值论的主要人物之一，第一个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五四时期，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是很激进的。本成果还提出了在五四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合作，在思想上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并对国民党人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检讨。

第六章论述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历史性跨越，即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本章的中心论点是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标准作出了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先进的中国人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运动的思想武器。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仅仅有思想传播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必须要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成果。那么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革命战略就是这种结合的最初的科学成果。但中共二大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也有一个过程，本成果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人自中共一大以来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具体成果进行分析，使读者看到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该章对中共二大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如《先驱》、《向导》、《少年》等作了介绍。学界对1922年2月成立的《今日》极少研究，且极少的成果还存在简单化倾向，持批评的立场。本成果通过对《今日》进行全面解读，论证了《今日》是一个“宣传马克思学说”的刊物，在宣传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特别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作出了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对它攻击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第三部分是附件，包括《1919—1922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目》、人物名字检索、后记等。三、突出成果（1）本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用六章、40余万字，详细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历史脉络，是目前研究初期传播史篇幅最大的一部书稿。（2）本成果史料丰富翔实。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本成果的研究充分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共产党》、《向导》、《晨报》、《申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五四时期的报刊，吸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中的最新资料，还挖掘了《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劳农政府与中国》、《俄国革命记实》等一批新史料。（3）本成果遵照列宁“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原则，坚持论从史出，不以人废史，不以某人后来的地位作为初期传播时的评判标准，一切均置于特定的历史中去评判。在传播媒体方面，本成果一方面浓墨重彩《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先驱》等在传播中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客观评价《晨报》、《星期评论》、《建设》、《今日》等的贡献。在传播者方面，一方面高度赞扬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共产党精英的先锋作用，另一方面对李汉俊、施存统、张申府等的历史功绩也给予肯定，即使是像戴季陶、周佛海这样的反动人物，也不以他们后来的政治面貌而否定他们在初期传播中的作用。对一些被历史尘埃淹没的人物，也尽量挖掘，如袁振英、李季等，力求完整地再现历史。（4）本成果新观点耀目。所谓“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完善已有的观点，或进一步论述，或辨正。二是根据新史料，提出了新见解。如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美国渠道、我国提出建党思想的历史考察、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马克思辩证法的传入不应以瞿秋白1924年的《社会哲学概论》为准、国民党人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历史作用、《今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国民革命的历史考察等。三是调用新的角度。共产国际与中共创立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但从传播史的角度透视共产国际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果却鲜见。新角度用“外在”（共产国际）视阈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结构关系在研究平台上建立起来，凸显了共产国际组织上的领导、思想上的指导、经费上的支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无疑拓宽了初期传播史的研究视野。（5）本成果配有300多张珍贵照片，约1/4的照片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四、学术价值（1）本成果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全景式描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的成果。它广泛地吸收了目前海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史论结合，有所创新，体现了当今该领域的最新高度。（2）本成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3）本成果将引领该领域及相关领域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它所运用的一些新史料及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必将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他们的认同或否定，都将推动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4）本成果的研究方法也将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它力图做到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放回历史中去评判，不用历史后期的政治结论作为评判前期历史的标准，相信历史由“合力”促成，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成果注意到了细节。总结历史可以以粗不宜细，因为那是通过历史得出某些规律，展示历史的大趋势和前进的方向，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但研究历史则不能忽视细节，因为细节往往是凸显真实历史的关键，只有还原真实的历史，才能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否则就是玩弄历史。本成果非常注意细节的描述，使初期传播史得到尽可能真实的彰显。

《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概要

长期以来，国内外近代史、党史学界，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成果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整体、客观和辩证的观念，以宏观叙事和实证考察相结合，以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和消失转制为主线，着重研究苏维埃制度、苏维埃社会、革命与社会中的民众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分析苏区的制度设置、社会结构、社会政策、基层政权、社会组织和各阶级阶层民众，系统考察苏维埃革命的缘起、苏维埃制度中的中国特点和创造、苏区社会形态、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与运行、各阶级阶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左”倾社会政策及其与苏维埃制度的关系、苏维埃社会政策与民众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与政策绩效、苏维埃革命及制度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影响等问题。本成果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是：

第一，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取消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构成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出现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缘由，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国际形势、国内现实和文化价值等历史条件所作出的既有自觉成分又被迫无奈的选择。自觉是指在近代高潮迭起的救国思潮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一代先进知识精英在经历民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的纷乱无助后，比较各种政治制度与中国情势，对当时效用明显的苏维埃制度表示了服膺和选择。他们虽对苏维埃制度本身知之有限，却是从中华民族的近代遭遇和寻求崛起的角度认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视之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这种服膺和选择，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的早期政治认识与主张不带有任何强制的因素。实行社会革命，建立苏维埃社会制度，成为中共成立时选择的救国救民道路，故中共一大政纲中作出了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的文字表述。从认识规律、时代背景和经验授受的角度看，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的出现，有其必要的思想、现实和政治基础。

被迫是指这种服膺和选择是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排斥与杀戮所促成。突然降临的分裂与杀戮，断绝了中共对国民党建国方案的认同，也使中共面临生死存亡问题和是否要坚持革命问题。从当时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战略思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处境以及国际环境来说，中共在危机中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苏维埃制度可以说是当时唯一可供借鉴选择的现成模式，此外“再没有别的办法”。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中共得到面对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外部支持，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遂在南方农村兴起，苏维埃制度成为革命的政治、组织和社会模式。应当说，在当时的环境和危机下，中共接受和实行苏维埃制度，带有突然性和被迫性，但也适应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当前紧急需要。

1937年取消苏维埃制度是中共的自觉行为，是在民族存亡的新形势和任务下，将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为实现团结抗日救亡图存而主动实行的选择。期间，也包含着中共对苏维埃制度内在弊端的深刻反省。苏维埃制度的采用和放弃，都使危难中的中共具有了相对于国民党的制度竞争力，从而争取了人民群众，解决了革命与民族的当前生存之道。毛泽东说，“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是为从理论上和史实上说清楚。

总体而言，苏维埃制度的兴起和取消，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社会与政治条件，反映了受到这些条件制约的历史可能性与必然性，显示出中国革命逶迤起伏、曲折发展的逻辑性和规律性。尽管苏维埃制度有其自身局限性及实施中的错误，但其在中国的兴起和取消，都是客观历史和时代条件的产物。这构成中国革命承前启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从苏维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制度选择与奋斗实践，是在制度创建上不断走向成熟的初始步伐。认清这一点，对于研究和认识苏维埃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整体历史，以及制度、运动本身极其重要。

第二，中国苏维埃制度和社会史，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时期以新的制度和新的奋斗，实行改造和重建国家社会的路径探索和具体表现，它通过苏维埃制度的建立、发展与放弃来完整表达和展示，构成了中国革命一个承上启下发展阶段的丰富内容、革命创造和历史定位。（1）中国苏维埃制度是模仿苏联革命经验的产物，但也富有中国特点，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共以革命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路径选择。社会变革和国家发展需要循取一定的路径。从本质上说，制度就是路径，制度变迁决定着社会演进的方式，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中国苏维埃革命、制度和社会，无疑具有浓郁的苏联模式色彩，但也具有中国革命元素。一是对苏俄制度有套用、有创造。创造既表现在革命的地域和对象不同，更表现在苏维埃政权确立的方式不同、国家结构形式不同和政权性质不同，对不同的处理即体现出中共的创造。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否定中有吸纳，最明显且出色的一点是对现代审计制度的吸纳和使用。三是着力于改变国家与社会、地方、人民的关系，在地方各级政权的构成与运行上，植入了以选举和会议为中心的民主新内容。四是开启了中共执政方式的新探索。中共在苏区的执政方式，主要由经宪法大纲确认的国家执政制度和党团制度这两大制度所组成。前者是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体现“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的宪法大纲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主张经过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法定程序成为国家的意志；后者是党团制度，体现党与政权及群众团体的关系。但苏维埃制度也存在难以排除的根本局限，即制度蓝本与中国革命性质不对应，造成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过于狭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过于紧张，苏区许多问题亦由此生发。总的来说，采行苏维埃制度，成为当时条件下中共以革命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路径选择。由此路径选择，决定了随后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特殊方式，构成了这一阶段革命运动的基本内容，也成为理解1927年起的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与演进的关键环节。（2）苏维埃制度能够在中国转化为社会现实，关键在于中共拥有一个具有理论信仰、实干才能和牺牲精神三重优势的中层干部群体。革命需要现实条件。苏维埃制度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与中国社会主要是农村社会的现状（社会基础）及中共对国家前途和下层民众命运的深刻关注（道义关怀）紧密相连。而同样重要的是，需有一个实践奋斗的中层领导群体。这个群体，主要由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本地和外地籍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他们多数出身地主富农家庭，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促使他们走向革命。他们介于中央决策层与农村民众之间，富有实干精神和献身精神等多重优势，在时局突变、中共决策付诸实施的紧要时刻，承担了革命组织者和推进者的角色，是苏维埃革命战略迅速深入农村，转变为现实革命运动的中介和中坚。他们深入农村、接近农民，通过实行革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来动员、吸引和组织农民，将文本上的苏维埃制度转化成农村新政治社会制度。革命知识分子在苏维埃革命发生中的作用，成为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也具体证明了仅是贫困并不足以发生革命的道理。（3）苏维埃制度的实行，以暴力革命为方式，经由地方首先实践到国家制度统一的过程，体现出革命性变革、逐次发展、由下而上建置等特点。苏维埃制度和社会的建立，与和平时期和平渐进方式的制度内变革不同，是以新质要素取代旧质要素的爆发方式，即以暴力革命来破除旧的、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它凸显出法国革命以来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类型的破旧立新的本质特征，以及革命性变革的政策内涵与行为方式。中国苏维埃制度与社会的创建及其基本形态的形成，经历了由地方革命实践到国家制度统一、由革命委员会的临时形态到苏维埃正式政权形态、由先建立区乡下级政权逐次向县、特区、省、国家政权形态发展的过程，呈现出由临时到正式、由分散到统一、由下而上推进的建构特点和基本模式。由于苏区地域的分散，也存在着中心区与边远区并立的布局。中央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苏维埃政治的中心区，中央政府的制度设施及其施政，依地域远近和通信条件而逐次扩散。因此，对苏维埃制度效应和苏区现实状况的考察，也要注意到各苏区的不同。（4）苏维埃制度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和特定的社会制度，其建立是传统的农村宗法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尝试性变革。革命是一种关于建立新社会的理性计划。在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制度，是以中共执政为核心，以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为基础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社会制度，是一个以苏维埃制度为框架的新社会新秩序。通过社会重组实现社会的再造，摧毁传统农村“社会旧制”，打破地主、宗法对农村的传统治理模式，清肃威胁社会秩序的会党，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群众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组织，提高农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构成了苏区社会这一中国历史上形态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容，使农村社会关系发生突变。以中共执政为新制度的核心，反映了代表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政治诉求，内含着中共执政与维护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一致性的内在逻辑。新型社会的出现和发展，首先是新政治制度的产物，其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固然有对原有结构秩序中合理因素的承继，但更是对旧结构秩序的变革与创新，这是从法国大革命发生以来各国资产阶级革命都证明了的事实。认识中国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也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的视野。由此可见，其建立是中国传统的农村宗法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尝试性变革。（5）苏维埃制度和社会的一大核心优势是苏区基层政权的构架与功能。苏维埃制度和社会的重要建置，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实现了基层政权和社会的重建及国家权力向最基层农村社会的延伸。国家权力如何在社会基层运行、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如何互动、乡村组织的制度建构与实际效能如何，是政治制度的内在规定，也反过来反映和证明着政治制度的性质与效能。苏区注重基层政权建置，形成县、区、乡三级基层政权机构，尤以市、乡苏维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将最基层社会纳入正式行政体系中，乡苏维埃政权与村苏维埃代表的制度安排，使国家权力深入到了农村最底层，由其层级传达与执行着国家意志，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治理与控制。

苏区的县级党政权力，具有极强的社会组织力、控制力和资源吸纳能力。以会议为传达政令、布置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方式，在苏区县政中已有相当娴熟的运用。其对社会与民众的组织与号召力，非以前任何政权所能相比，由此也使苏区政治与社会运行的集中、集群特点更加突出，充分地说明这是一个集体的社会，或者说，社会的集群程度相当高。在农村建立区级、乡级政权，是苏区的创造，完全改变了农村过去“无行政组织”的状况，将国家行政系统延伸到了农村基层。区苏维埃作为县乡之间的一级政府，比较好地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乡级政权是苏区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基层行政组织（城市中为市苏维埃）。经过认真的民主程序产生，管辖范围不大的地域，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和委员会制度，是苏区乡级政权的重要建置和特点，对于将群众结合到政权体系之中、保证国家意志的执行和社会秩序的运转，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基层政权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全面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的职能，是一种全能型政权。从本质上说，苏区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是民众权利、义务和苏区社会模式、规范以及这些权利、义务、模式、规范实现方式的完整体现，在性质、运行方式和与群众关系三个方面，与旧制度下的乡村权力体制形成重大区别，是对传统地主乡绅政治的超越，在平衡和协调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使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从而基本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提升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能力，效用明显。（6）苏维埃制度和社会的另一核心优势是群众性社团组织的建置与发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权与社会、与人民的关系，成为苏区社会运行、力量组合和民众参与的重要渠道和方式。“群众组织发达，没有人不有他特殊利益的团体”是苏区社会的独特优势。苏区社团包括直接组织工农政治生活和维护其基本权利的组织，如工会、贫农团、青年团、妇女会等；纯政治性、宣传性的组织，如反帝大同盟、拥苏大同盟等；慈善救济性的组织，如革命互济会。此外还有经济类组织，如合作社、互助社、耕田队等；军事自卫性组织，如赤卫队、模范团营等乡村武装。在制度设计中，这些团体并非像基层政权一样拥有政府权力，而是非政府权力的群众性组织，但又享有一些制度赋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利，承担着基层政权的协办者、监督者和民众利益的维护者三重角色。尽管它们对政权的依赖程度还很高，在切实维护自身利益上还有不足，但它们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民众提升政治地位、促成身份变化和寻求社会归属的有效途径。

新社会组织的建立，是对国家与社会、与人民关系的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新社会力量的培育和现代社会结构的生成。既颠覆了传统形态下的国家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也判然有别于刚刚建立的国民党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人民的关系，改变了农村社会以士绅作为非正式权力的体现者管治民众和控制乡村的传统格局，填补了宗法制度、会社组织被摧毁后的农村社会结构的空白，成为中共革命战略中的新型社会的基本结构，不但为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性途径，为广大农民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活动空间、生活方式、精神体验，以及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的民主性通道，而且成为政权之外的新型社会力量，整合基层社会的新平台，为调适政权与社会、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保障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合法利益，疏解基层社会的矛盾与紧张，减轻民众个体的生活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初步显露了实行农村社会民众自治的新路向。这是苏区社会重建中最富有现代意义的创举之一。（7）苏维埃制度和社会的又一核心优势是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以合法性制度设置保证工农大众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一切革命都包含着政治参与的扩大”。苏维埃制度的设置，将民众主要是工农大众放到了社会的首要位置，为广泛组织和安排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了制度化合法性渠道，突出了制度与社会的人民性和阶级性，确立了工农大众的主体地位和动力作用。民众通过合法性渠道以多种方式投入到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直接参加政权和议理政事、作为选民参加选举和提案活动、通过社团组织融入政治、参加政治活动等，是苏区民众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苏维埃制度为民众广泛参与政治提供制度化合法性渠道，民众通过合法性渠道以多种方式投入到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与作为主导者的政党、政权协同奋斗，是苏区民众参与政治的基本模式。总体而言，苏区的民众政治参与，对苏维埃政治是一种制度性建置，表现出其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基本性质；对民众是一种有益和有效的政治训练，促使他们改变过去不闻不问家外事的习性，接受政治意识和新鲜观念并在工作创造性上表现出来。但苏区政治参与存在不平衡，主要是各阶层的参与度并不一致，参与的内容和程度也有所不同。

苏区民众总体上对苏维埃革命、中共和政权持接受和拥护态度，在思想情感和群体行为上，表露出明确的政治选择，产生着对政权的高度认同。在苏区政治、政权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双向互动的关系。革命、政权以制度性安排确定民众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又以强大的力量影响和塑造着工农民众。与此同时，民众也以不同的反应和方式，表达着他们的不同观感和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苏区的政治思考和政策行为，支持、响应乃至制约着革命和政权。决定农民动向的更深层原因，是革命与农民利益的结合。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人们的行为与利益密切相关，在政策制定与行为选择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人们的理性的交易机制。事实证明，没有中共的革命动员和为民谋利，就不会有革命的现实运动。革命运动的规模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支持与投入的程度。（8）苏维埃制度下的社会建构与社会建设，充满矛盾和对抗，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它在反复摸索和实践中逐步行进，认识并抛弃苏维埃制度的缺陷，为新的前进积累了宝贵经验。南方苏区后期，苏区面临着双重危机：外部危机是国民党方面压力的全面加剧；内部危机是激烈社会政策引发的土地频繁变动、干部惶惑与不安、社会关系紧张、运动过多与生息失宁以及开小差与逃跑问题。特别是苏区内部逐渐丧失激励机制和农民信任的社会危机，成为苏维埃革命逐渐弱化以至最终失败的深层原因。

南方各苏区失败后，中共将苏维埃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以陕北为重心的西北地区，并立即从制度着眼，初步反省江西苏区时期的错误，开始突破苏维埃制度的局限，调整苏区的社会政策。1935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成为中共放弃苏维埃制度以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的起步标志，开始了向苏维埃制度的逐步告别：以稳定人心、发展经济为重点，首先改变工商政策和富农政策；以改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为重点，接着改变土地政策；进而提出民主共和国主张，表示取消苏维埃名义。一项项政策的改变从内涵上消解着苏维埃制度，也改变着革命的形态与内容。1937年5月12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两大法规。自7月起进行广泛的选举运动，以普选产生各级政府。两大法规的通过及普选运动的开展，从事实上完成了苏维埃制度的改变。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制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苏维埃体制正式转换为抗日民主政权体制。至此，苏维埃制度正式退出中国革命与中国大地的舞台，历时10年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宣告结束。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客观标准。中国苏维埃制度属于非原生型的政治社会制度，由于时局和条件的限制，采用之初，尚不能深入研究这一制度与中国革命实际之间的契合问题，因此有笼统粗率之嫌，既有制度和某些政策的模仿与引用，也有名称、口号和外壳的照搬与套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中共在发现苏维埃制度的基本价值的同时，也发现了其不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内在弊病。因此，苏维埃制度最终成为中共选择政治制度的重要参考，它作为独立的政治社会制度其后未再运用而被抛弃。南方苏区的实践和陕北苏区时期的反省，在形成中共对苏维埃制度的整体认识上，富有真理性认识积累的价值，构成中国苏维埃制度和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内容。

第三，在中国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制度及其社会，作为一种制度、社会模式的探索与实验，既有重要的成果，也有重要的教训，对经验成果的总结和对教训失误的记取，都成为中共认识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宝贵资源，对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着久远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塑着后来的历史与走向。

苏维埃制度的运用和社会的建设，是一个正误相杂的整体运动。其中，既有流血奋斗的创造，也有照搬和过激的问题，认真区分苏维埃的制度外壳及其与中国革命性质不相符合的一些内容，认识那些在苏维埃制度名义下富有价值特别是中共自己创造的精华，进行从制度到实际的鉴别剥离，应当是研究苏维埃制度和社会史的重要工作。显然，不是苏维埃制度，而是在这一路径下的创造、经验、精神与成果，成为中共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历史遗产。就实践经验和精神遗产而言，主要有：（1）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更新、社会重建的历史新进程，为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揭开了以新的政治制度改造传统农村的大幕，为农村社会变革提供了初步的框架与思路。（3）形成了以中共执政为核心的基本制度遗产和精神价值，在其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也是其后影响长久的政治遗产，是中共在苏区建基的执政制度及其一系列基本准则、精神观念和活动方式，提倡和实践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如在苏维埃制度和社会创建中建立的中共执政制度和领导方式、党指挥枪的制度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争体系，奠定了中共领导地位、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和与人民关系的制度基础和基本方向，都在其后得到坚持并不断发展和改革完善；人民当家作主思想、工农联盟理论、社会平等意识、公平观念、创造精神、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和保护儿童原则、文明卫生观念、严禁烟赌嫖盗和反对封建迷信等等，不少内容至今在中共的治国理念和宪法原则中得以承继和留传，依然成为社会运行的有效原则，发挥着长久的社会价值。它们在形成和构建中共执政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起步和开端的作用。（4）创建了农村社会组织，为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维护自身利益建立合法性渠道，是苏区社会重建中的重要成果。（5）广大农民群众在社会重建中受到了训练和教育，农民在思想观念解放、人生价值认识上受到的启蒙，激发出他们对自身价值、国家政治、政治参与等的重新认识。（6）苏维埃制度的实行和社会的重建，也影响了国民党和全社会，加深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各界人士对社会现状尤其是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在全社会建立变革社会现状的共识上产生了促进作用。（7）苏区时期制度创设和社会重建中的教训，成为中共在抗战时期及其后思考制度建设和社会政策的重要借鉴。对于苏维埃制度弊端及其教训的上述思考与鉴戒，带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引进外国经验与结合本国实际、创造中国社会革命的合适理论、模式、政策和方法上的新飞跃，不但促成彻底放弃、不再采用苏维埃制度，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建和中国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取得了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毫无疑问，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诸多因素中，既有对苏维埃革命经验的继承和发挥，也有对那时教训曲折的吸取和鉴戒。因此，苏维埃制度引用和社会重建中的教训，也是一笔宝贵财富。取消并不再使用苏维埃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制度模式认识与选择走向深化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

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兴替的历史，在社会变革和历史创造上也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示。如制度的取弃取决于“存在的需求”，而又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社会重建具有复杂性、艰难性，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机制，从阶级关系到生活方式，远非急促短期的革命所能完成，过于频繁的变易和随意的干预，可能使事物走向反面；即便是在阶级斗争理论下，社会成员也非铁板一块，区别和分析、动员和联合，应是任何时候都要遵循的正确执行社会政策的重要方法，联合和团结中间阶层尤其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农民首先是现实主义者，其次才会是革命者，切实保障农民利益是动员组织农民的重要前提；知识分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坚持容纳与重用，填补他们与政权、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实现制度性的融合，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内容和重要条件；任何时候，都要正确面对理论、经验与现实、实践两个方面，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如何适当地利用别国先进的理论和制度，创造符合本国特点和实际的思想理论、制度模式和方法策略，始终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注重的问题，这也是十年苏维埃制度和社会史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从历史中吸取智慧，有利于制度和社会建设更加健康地行进。

本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成果以制度创新和社会进步为基本审视点，借鉴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以新的研究视角和大量第一手史料为基础，在近代社会革命和社会进步的背景下考察中国苏维埃制度与社会史，厘清了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的兴替取弃历程，阐释了苏区制度设置、社会结构、社会政策、基层政权、社会组织和各阶级阶层民众的真实状况及相互关系，构成对苏区社会和民众状态第一次系统的、整体的和深入的考察，全面揭示了苏维埃制度兴替的历史价值和经验教训，梳理分析了苏区社会整合与治理的得失、社会政策与民众行为的互动性、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历史选择与时代环境的关联性等重要问题。本成果在对苏区历史认识上达到了新的深度，有助于深化对苏维埃革命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推进苏区史的学术建设和积累。在进一步揭示中国革命进程和社会进步的深刻内涵，认识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和致力社会改造的思考与贡献，探讨农村社会改造的路径和方法，为新世纪我国社会建设的推进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方面，也富于重要的现实意义。

《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概要

本成果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编辑的最新进展和研究动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一文本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进行了翔实的梳理和考证；按照原书写作的先后顺序，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学界研究非常薄弱而又占全书绝大部分篇幅的第一卷中的《圣麦克斯》、《圣布鲁诺》部分以及第二卷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详尽的释读，对过去相对来说人们较为熟悉的《费尔巴哈》章的内容重新进行了认真的辨析；又根据个人的理解，对其中各章节关涉的重要问题和思想一一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总体上重构了整部文本的理论视界和逻辑架构，勾勒出马克思透过观念世界和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雾，“从现实出发”观照和理解人、社会和历史的致思路向，并将其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的图景中，阐明其现实价值与意义，予以其客观的历史定位。

第一章梳理和讨论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前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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