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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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国学基本文库)试读：
关于作者
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于1913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众议院议员。此间，曾相继发表有关清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23年因拒绝参加曹锟贿选而南下，从此脱离政治，专心研究清史。1929年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课程。1931年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专教明清历史。1938年患胃癌卒于北平。长期以来，孟森被学界公认为近代明清史研究的杰出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心史丛刊》、《满洲开国史讲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等。
关于本书
本书利用《清实录》和《清史稿》，又兼采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考证，考订了清之先世源流，揭示了八旗制度原貌，剖析了清代历史的核心问题。全书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咸、同之转危为安》等部分，特别肯定了康熙帝削平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收抚外蒙古、亲征噶尔丹的重大功绩，对雍正帝也作了“好名图治，于国有功”的评述。此书对清朝二百余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简要叙述，是有关清史问题的重要著作，为研究清史者必读之入门书。第一编总论第一章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所修。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未可知。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义全矣。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系统未尝差池。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及今而始议保管档案。保管档案，乃抱残守缺之事，非生枝发叶，移步换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由科钞而史书，由史书而日录，而起居注，而丝纶簿，清代又有军机处档。具此底本，再加种种之纂修，《实录》又为其扼要，分之而为本纪，为列传，为方略，为各志、各表，史已大备。易代后就而裁定，其为史馆自定者无几矣。《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当作《清史》规范。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发达，流布尤多。故以此大宗史料归纳之为《清史》。而此《清史》之在史学上位置，必成正史，则无可纠驳矣。
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第二章《清史》体例《清史》今皆只可谓之史料，未成正史。惟《清史稿》为有史之轮廓，后有修订，大约当本此为去取，则《清史稿》之与前史异同，其为斟酌损益之故，即吾辈治清史所应讨论者也。纪、志、表、传，四大总类，仍前不变。纪有十二，最后为《宣统纪》。据金梁《校刻记》，言初拟为《今上本纪》，后改定。《今上本纪》之名，自为不合，称《宣统纪》亦属变例，宣统乃一国纪年之号，非帝身所独有，若称宣统帝，犹为宣统朝之帝，否则以逊国而称逊帝，亦尚相符。古有易代而前代之君存在者，修史时其君已亡，则由后代为之追谥，而即以谥入史，若汉之献帝、元之顺帝皆是。清逊帝独在，而《史稿》已成，无谥可称，似当以《逊帝》名纪。志目十六，曰《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附卤簿》、《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交通》、《刑法》、《艺文》、《邦交》。其《交通》、《邦交》两志，为前史所无，今以时政重要，专为作志。其《灾异》则所以变前史之《五行志》。《时宪》即历，清避高宗讳，改《历书》为《时宪书》，其实《时宪》乃清历之名。历代历皆有名，且或一代数名，而历之公名不变。清改明之《大统历》为《时宪历》，至历字成讳遂去之。《史稿》作志，《历志》竟称《时宪志》，假如明之《历志》岂可作《大统志》？但文字因避讳而流变，其例亦多，姑不论。第其志中全载《八线表》，篇幅占全志三之二。夫《八线表》为步天济算之用具，习算者人人挟之，且充用之《八线表》，亦无需密至七八位。清修《明史》，已用新法列图，即具八线之法，而不必尽推其数。今何必于志中括其用具？若果为便用计，则岂不更有《八线对数表》乎？学校习算之生皆挟一表，书非难得，史志又非便人工作之文，不应浪费篇幅。以《灾异》变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谓为进步，又仿《明·五行志》，削事应之附会，似皆取长去短，然所载事目，仍拘于五行之分项，岂非矛盾？夫果以灾异而后志，则必有关于国计之盈绌，民生之登耗，若水旱、饥馑、疾疫之类，载之可也；一时一地之物异，一人一家之事变，载之何为？尤可异者，狂人、服异二事。人之狂为生理中之事，以医学为统计，人之狂者正多，何时何地不有狂人，而《志》独载雍正三年七月一狂人，云：“灵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众入山，砍竹不归，一百四十余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经。”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此一狂人，其狂之程度又甚驯善，若在世俗言之，乃小说家所谓遇异人得道者。以此列入《灾异志》，当是清国史馆原有《五行志》曾列此事，今不知抉择而随手采入，未免苟且固陋。服妖之说，尤非有政刑之国所应为。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有此现象。若谓国无法度即是灾异，则又不当终清之世仅得一事。《志》云：“道光十七年，崇阳乡民好服尖头帽鞋，站步不稳。识者以为服妖。”由事实言之，叔季之世，奢靡之乡，服之妖者占多数，何可胜载！其人疴一事，以一产三男占篇幅十之七八。此事古或以为祥，清代功令，亦在优待之列。此云人疴，岂节育家言乎？至《艺文志》之为目录学家诟病，则在疏漏，较之《时宪》、《灾异》两志，常识未具，犹为有间。表目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诸臣封爵》、《藩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交聘》。《军机大臣》为前史所无。《部院大臣》即《明史·七卿表》，而衙门加一理藩院，官职列至侍郎。其军机、理藩院之增加，乃应合时制；侍郎之添列，则用意周密。殊便考核。任其事者为职官制表专家吴君廷燮，亦人存政举之道。《疆臣》一表，比之《方镇》。清中叶以来，实有外重之渐，即其初，设督抚为专官，已有兼辖军民之柄，位尊地重。史列年表，亦应时代而为之。而驻防之将军、都统亦列疆臣，又清之特制也。《交聘》有表，与《邦交》有志相应。传目十五，曰《后妃》、《诸王》、《诸臣》、《循吏》、《儒林》、《文苑》、《畴人》、《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烈女》、《土司》、《藩部》、《属国》。其中《畴人》一传，前史所无，古岂无明习历算之人，一艺之长，史家为之类传，无庸另标专目。九数属之保氏。经生不通算术，本不得为全材。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可见其视此为学问之余事，不过孔门六艺之一耳。清代经师，能治历者甚多，既文达偶然创作《畴人传》，并非为史立例，《史稿》乃沿之，似亦多事，并入经学为宜。《儒林》一传，沿清代学风之弊，以词章为《文苑》，考据即为《儒林》。考据中专究文字学者，明明《文苑》耳，而亦与尊德性饬躬行者并驱争先，且形容以身教人者为迂腐，为空疏，人心风俗，于是大坏。此亦非《清史稿》作俑，旧国史馆《儒林传》已立此例。盖为乾、嘉以来学风所劫制，不自知其舍本逐末，而卒为世道之忧也。此皆其可议者也。第三章清代种族及世系
三代以前，皆推本于黄帝，秦亦由伯益而来。封建之世，渊源有自，数典不忘其祖。其可信之成分，较后世为多。汉附会豢龙之刘累，仅凭左氏之浮夸，半涉神话。唐祀老聃，明尊朱子，则皆援引达人，以自标帜。宋更捏造一神人为圣祖，所谓赵玄朗者，终亦不甚取信于子孙臣庶。元自附于吐蕃，《蒙古源流》一书，究属荒幻。惟清之先，以种族论，确为女真；以发达言，称王称帝，实已一再。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殖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抑娄，为勿吉，勿吉又为靺鞨，唐末仍复女真，故知其本名未改。中国史书屡改其名，而在彼实一时之部落名义，非全族有废兴也。女真既为清之先固定种族，唐时成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海东盛国。不但疆域官守建置可观，即其享国年岁，由唐开元十七年乙巳，大武艺建号改元，至后唐同光三年乙酉，为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谓根深柢固之一国家矣。此族虽暂屈于辽，而元气未漓，犹能自保其种，契丹不足与同化，女真不自混他族。未几又乘辽之衰，与辽代兴，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劳缕述。所谓一再为帝王者如此。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之设。其中斡朵怜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清之始祖布库里雍顺，居俄漠惠之鄂多理城，盖即此始受斡朵怜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时在元初。余别有《清始祖考》，不详述于此。据《朝鲜实录》，斡朵里为金帝室之后，其余图们江流域女真，即建州全部女真，尚为金之平民，迤北之兀狄哈女真，在金亦为同种而别族，然则清为金后之近属。金与渤海发迹之地，同在女真南部，接壤高丽。清又承金，是其种族之强固，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
建州女真，既为女真中最优秀之部分，初因居渤海时之建州，谓之建州女真。自元设五万户时，建州之名，必已存在。元亡归附于明，明就其建州部落之名，授以土官卫职，而即名建州卫。先授建州卫职者，为元之胡里改万户阿哈出。由阿哈出复招致斡朵里万户童猛哥帖木儿，授以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乃以布库里雍顺为分族之始祖，孟特穆为肇基王迹之祖。故后开国建号，尊孟特穆为肇祖，以记其得国实由孟特穆承明宠待而来。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儿，而去其童姓不著。孟特穆距布库里雍顺约三四代，太祖责兀喇贝勒布占泰，谓其于己之祖先为天女所生，乃十世以来之事，岂有不知。则太祖为孟特穆六世孙，并其本身为第七世，其前亦不过三世。元享国短，元初授布库里雍顺万户，不及百年，已入于明，其间亦只应有三世时限。孟特穆袭职或已入明初，或尚在元末，俱未可知。而其父名挥厚，亦为万户，见《朝鲜实录》。再上即必有名范察者，当为布库里雍顺之孙。孟特穆尊为肇祖，其子为充善，为褚宴，明作董山、童仓，童为其姓，仓当即褚宴之合音，朝鲜则谓童仓即董山。董山之弟，朝鲜则名重羊，或充也，或真羊，或秦羊。充善之子妥罗、妥义谟、锡宝齐篇古，妥罗继充善袭建州左卫职。而锡宝齐篇古，“篇古”二字为职名，或云即“万户”之译音。锡宝齐原作石豹奇，《清实录》谓为充善之第三子，《明实录》为重羊之子，名失保。明人谓清太祖为建州之枝部，《清实录》亦谓兴祖福满系石豹奇之子。惟太祖确为建州左卫酋长，朝鲜明著之。且太祖尝以建州左卫印信文书致朝鲜，其为石豹奇之后，则非世袭左卫都督者。明人谓失保受指挥职，又谓太祖之先，世为都指挥，则其说皆合。兴祖一世，不见于《明实录》，以其时建州方弱，妥罗之后，世奉朝贡，其枝部酋无他事接触中朝，遂不著录。清之尊为兴祖者，在太宗崇德元年，初用帝制，追尊四亲之世，兴祖为太宗高祖，适当四亲之首，故上不及石豹奇，而适以此不见《明实录》之一代，为追尊所亲之始。若肇祖则缘始祖而尊之。以故充善、石豹奇两世，以亲尽而为追尊所不及，入关后因之。但兴祖以下，一世景祖，二世显祖，即太祖之祖若父，在《明实录》亦载其事实。后来兴、景、显三祖以亲尽而祧，太祖则不祧，祧庙中遂永奉肇、兴、景、显四祖，致论清事者疑其世系之不确，则未尝深求其故也。太祖为开创之祖，清世自应不祧。今先将太祖以上世系，表列如下：（甲）合各纪载所详之清世系（乙）《清实录》所详之世系
太祖以前，为明之属夷，受明之恩遇独厚。猛哥帖木儿被戕于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童仓，求避入辽东边，明允之。既居边内，久之乃以所居地为己所应占，明反退以抚顺为边。斡朵里本在朝鲜东北境，至是乃尽移抚顺边门以外，占旧日辽东境内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
肇祖当元亡以后，臣附于高丽，在高丽王氏朝末，而为李氏朝太祖未篡高丽时之麾下夷将，时当洪武初年。至明收辽东，平海西，声威已至东海之滨，建州女真中，先由阿哈出归附，继招致肇祖并归明。故清之祖先，见之明代及朝鲜纪载者，恰与明开国时相次。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清先世亦附见，未尝间断。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充善以叛伏诛。当时之叛，亦并无与明为敌之志，不过桀骜不驯，不守属夷礼节耳，以此诛死。其后驯伏无扰，直至太祖在建号天命之初，对明犹朝贡不辍。太祖身自朝明者三次，皆见《明实录》；明宠以高官，既为都督，又进龙虎将军，则《清实录》亦自载之。而又自谓与明为敌国，自古未尝臣服，则徒自失实，烦史学家为之纠摘，于清实无加损也。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二字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辩。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既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君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不自称崇德皇帝矣。国号为清，乃禁人称金；国名为满洲，乃禁人称女真。《清实录》中有“禁人称珠申，务令改称满洲”之文。珠申即女真之对音，亦即肃慎以来之古音也。逮世祖继统，混一中国，天命、天聪皆成年号。帝统既定，就其开国以后之世系，以一朝定制，表列如下：第四章八旗制度考实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然而今尚无有也。盖今始创为之。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而国人或自以为已别有信仰，脱离崇儒之范围，此亦不自量之谈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杀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后于乾隆时改叶赫。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汉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此《会典》及《八旗通志》等官书所能详，无庸反复钩考矣。《武皇帝实录》：
辛丑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禄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于是以牛禄厄真为官名。
又：
乙卯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五牛录立一扎拦厄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武录》文本明了，不明则附注，颇详原始。其后改修《高皇帝实录》，屡修而屡益不明。《八旗通志》：
太祖高皇帝初设四旗。先是癸未年，以显祖宣皇帝遗甲十三副征尼堪外兰，败之。又得兵百人，甲三十副。后以次削平诸部，归附日众。初，出兵校猎，不论人数多寡，各随族长屯寨行。每人取矢一，每十人设一牛录额真领之。至辛丑年，设黄、白、红、蓝四旗，旗皆纯色，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领之。原案云：“谨案：是年为编牛录之始，嗣后设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等官。梅勒章京等名，自天聪八年四月辛酉始定，惟固山额真存。雍正二年，以八旗都统印信‘额真’二字作主字解，非臣下所得用，改为固山谙班。兹谨按年月，于改定以后书新名，改定以前仍旧称，以昭初制。”甲寅年《实录》作乙卯，始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原注：“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每三百人设牛录额真一，五牛录设甲喇额真一，五甲喇设固山额真一，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各一，以辖满洲、蒙古、汉军之众。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
以上三百有八牛录中，有满洲、蒙古牛录，当是满、蒙混合之牛录。七十六蒙古牛录，则为纯粹之收编蒙古牛录。当设四旗时，牛录额真以上无统辖之上级官，知其初即以一牛录为一旗。后来牛录之数滋多，甲喇、固山层累而上，亦必不俟乙卯而始有上级之统辖，特至乙卯始勒定制度耳。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至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未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
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存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宗人府事例·封爵》：
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案语云：“谨案：天命年间，方立八和硕贝勒，共事议政，各置官属。凡朝会、燕飨，皆异其礼，赐赉必均及，是为八分。天聪以后，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亲王余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贝子，准入八分。如有过降至公，仍不入八分。”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东华录·太宗录》首：
丙辰年，太祖建元天命，以上及长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弟贝勒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大贝勒，阿敏二贝勒，莽古尔泰三贝勒，上四贝勒。清《国史·旧代善传》载此事尽同。
据此，八和硕贝勒中，有明文授此爵者为四人，而太宗居其一，且以齿为序而居最后。今考之《太祖实录》，则并无此明文。而天命元年未建号以前之劝进，已称由此四大贝勒为领袖，则以为建元时授此爵者，亦不成文之赏典也。《东华录》所据之《实录》云然，仍以《东华录》证之。《东华录·太祖录》：
天命元年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贴黄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前跪，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上复升御座，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录》载此时已序大、二、三、四贝勒，则以四人为和硕贝勒，应早在其前。又以此四贝勒冠八旗贝勒之上，似四大贝勒之分高出八旗。此皆昧乎太祖时八旗八和硕贝勒之事实。
乾隆四年修定之《太祖高皇帝实录》大致与《东华录》同，而所叙四大贝勒，则更含混至不可通。《录》云：“丙辰正月壬申朔，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八旗贝勒、大臣。”此以“四大贝勒”四字当太宗，若不知太宗与诸兄合称四大贝勒者，愈改愈不合。《武皇帝实录》最近真相。《录》云：
丙辰岁正月朔甲申日误，应从后改本作壬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虾为满语侍卫、厄儿得溺榜式榜式即巴克什，皆由汉文博士之音译，后来作笔帖式，亦此音变。接表。厄儿得溺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于是离坐当天焚香，率诸王臣三叩首，转升殿。诸王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时帝年五十八矣。
统称八固山诸王，固山即旗，当时自表尊大，对汉称王，对满称贝勒，原无差异，但系随意自尊，无所谓爵命。于太祖则尊之曰皇帝，八旗旗主亦皆称王，皆随意为之之事。所叩贺者原系正旦，亦更不知有登极之说。自此以下，更不言于诸王有所封拜，而代善以下四人，则于后此二年，时已当天命三年，直犯明边，袭破抚顺、清河时，称之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从此常以此为称。则当天命初年，实于八固山中尤重视此四子，则确矣。
清一代封爵制定，原无和硕贝勒一爵。盖自崇德改元，始有模仿帝制之意，而封爵有亲王之名，即仿明制。后更斟酌明宗室封爵，定为十四等，等级较明为多，而待遇实较明为薄。明皇子必封亲王，且有国可就，亲王诸子又必封郡王。清皇子封王，除开国八王外，例不世袭。迄光绪中叶以前，破例止一次，即世宗所特异之怡贤亲王也。封王无国，虽其降袭多贝勒、贝子两等，然皇子受封，或仅封公，而并不得贝子。虽亦旋有晋等，乃以示功过赏罚之权，无子孙必贵之例。此亦见清开国以后，能以明宗禄之病国为戒，自为长治久安之虑。而天聪以前之所谓和硕贝勒，实即后来之亲王，且即与国君并尊。此非详考不能见也。
清宗人府封爵之等十有四：一和硕亲王，二世子，三多罗郡王，四长子，五多罗贝勒，六固山贝子，七奉恩镇国公，八奉恩辅国公，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一镇国将军，十二辅国将军，十三奉国将军，十四奉恩将军。皇子之封，降至辅国公世袭。亲王以下余子之封必考授，且降至奉恩将军乃世袭。《明·诸王传》首：
明制：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诸子年十岁，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皇子皆世袭亲王，亲王诸子皆世袭郡王，郡王诸子乃降至奉国中尉世袭。
观清代所定宗室封爵，和硕之号止冠于亲王，贝勒所冠之号止有多罗字样，与郡王同。又崇德以前，清不封亲王，崇德改元，仿明制而封亲王，并稍定亲王以下之宗室封爵。顺治九年，始仿明制设宗人府，即于此时斟酌明宗人府所掌封爵之制，而行清一代之制。其先清之大政皆出八和硕贝勒所议行，宗人府所掌其一也。《清史稿·职官志·宗人府》：
初制，列署笃恭殿前，置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顺治九年，设宗人府。
此所叙宗人府之原始，乃天聪以前事。笃恭殿为天聪以前原名，笃恭殿前之列署乃天聪以前之旧制。太祖都沈阳后，以迄天聪，所营宫阙无外朝与内廷之别，笃恭殿即正寝，亦即正朝。所谓列署，即殿前东西各五楹之屋。崇德二年，始建外朝，以宫前已临大道，无地可拓，乃于宫之东别建一殿，谓之大政殿。左右列署十。而笃恭殿亦改名崇政殿，左右屋但名朝房，不为列署。凡此因陋就简，皆见清创业时，实亦能撙节以养战士，无致美乎宫室之意。《清一统志》盛京宫殿：
大政殿，在大内宫阙之东，崇德二年建，国初视朝之大殿也。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十，为诸王大臣议政之所。又大内宫阙在大政殿之西，南北袤八十五丈三尺，东西广三十二丈二尺，正门曰大清门。崇德元年始改国号曰清，则此门名亦大宗时所定。太祖时于门砌旁设谏木二，以达民隐。朝房东西楹各五。旧制，正殿曰崇政殿，原名笃恭殿。
当清代未有宗人府、未定封爵制之前，并崇德未改元、未知模仿帝制之前，所谓贝勒，乃沿女真旧有尊称；所谓和硕，据满洲语译汉为方正之“方”字，初以此为美名而取之，其后则贝勒之上既累亲王、郡王两级，仍以和硕冠亲王，明乎亲王即以前之贝勒也。后来之贝勒止冠多罗，与郡王同号，多罗在满语译汉乃“理”字，以此冠贝勒上，明乎后来之贝勒非以前之贝勒也。
四大贝勒称和硕贝勒，原非若后来有封册之典。考清《国史》清初宗室《济尔哈郎传》：“幼育于太祖宫中，封和硕贝勒。天命十年十一月，同台吉阿巴泰等援科尔沁有功。”叙封和硕贝勒在天命十年前，则济尔哈郎乃太祖时和硕贝勒见有明文者。自太祖之子侄，除四大贝勒外，皆称台吉。惟太祖长子以诛死之褚英，其长子都督后改杜度。以天命九年封贝勒；代善一子岳托、二子硕托、三子萨哈廉，太祖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俱云天命十一年封贝勒；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俱云初封贝勒，不书年，当俱是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后。盖其时多尔衮年方十五，多铎方十三，其母被太宗逼从太祖死时，犹以此二子托于诸王，则其先固未有分府置官属之机会，而于太宗之嗣位，已以贝勒之名义在誓告天地之列。又太宗长子豪格，初封贝勒，天聪六年晋和硕贝勒。豪格之封贝勒，亦当是太祖崩时，《传》言其以从征蒙古功，不过叙所以封之之故。豪格亦与于太宗嗣位誓告诸贝勒之列，盖皆一时事。凡预于誓告者亦尽于以上数人。其杜度之贝勒，《传》称封于天命九年。是年二月十五日与科尔沁盟时，杜度尚称台吉，或封贝勒在其后。济尔哈郎之封和硕贝勒，《传》叙在天命十年前，然十一年四月初九领兵收喀尔喀人民，尚称济尔哈郎为台吉，则《传》文亦未必尽确；即使确矣，太祖诸子侄中，亦惟济尔哈郎一人为天命年间四大贝勒以外之和硕贝勒。合之天聪间豪格为和硕贝勒，清一代为和硕贝勒者不过六人，豪格尚不在天命间，则所云天命间之八和硕贝勒，皆为口语随意所命，无明文可据，凡为八固山之主，即是和硕贝勒。故求八旗之缘起，但当考其旗主，不当拘和硕贝勒之爵以求其人也。
天命间既以八和硕贝勒为后来永远隆重之八分，至天聪间，四贝勒已为君矣。然《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戊子朔，上御殿，命孔有德、耿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于第一班行礼。”此时第一班仍为八和硕贝勒，尤可见八和硕贝勒为八分之通名，既非天命间原有之人，当时四大贝勒原人，惟大贝勒在列，二贝勒四年幽禁，三贝勒六年死，四贝勒正位为君。至八固山之贝勒，则两黄、正蓝又归太宗自将，所云八和硕贝勒，其为永存之空名可知矣。《八旗通志》蒙古佐领缘起云：“天聪八年六月，以和硕贝勒德格类、公吴讷格所获察哈尔国千余户，分给八旗。”德格类本传不言其为和硕贝勒，而《八旗通志》中有此文。又《东华录》于德格类死时，亦书其衔为和硕贝勒，恐皆口语所命。而德格类之未尝独主一旗，但入其同母兄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为贝勒，则自有证据详后。今且先详旗主。
八旗亦称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实录》中，一见“十固山执政王”之语，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叙为与蒙古喀尔喀五部誓词中称“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盖对外应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为旗主，知当时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应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异。《武皇帝实录》：
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鸦希谄、库里缠、希福五臣赍誓书，与胯儿胯后改喀尔喀。部五卫王等共谋连和。同来使至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处，遇五卫之王，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佑我二国同心，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今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会盟，征仇国大明，务同心合谋。倘与之和，亦同商议。若毁盟而不通五卫王知，辄与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国之好，密遣人离间而不告，则皇天不佑，夺吾满洲国十固山执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与五卫王和，密遣人离间，而五卫王不告满洲者，胯儿胯部主政王都棱洪把土鲁、奥巴歹青、厄参八拜、阿酥都卫、蟒古儿代、厄布格特哄台吉、兀把什都棱、孤里布什代大里汗、蟒古儿代歹青、弼东兔、叶儿登褚革胡里大里汉把土鲁、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棱、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内七汉位征、偶儿宰兔、布儿亥都、厄滕厄儿吉格等王，皇天不佑，夺其纪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国若践此盟，天地佑之。饮此酒，食此肉，寿得延长，子孙百世昌盛，二国始终如一，永享太平。《武录》此誓词，后经修改，删除太不雅驯之文，俱不足论。其十固山执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实录》，改作十旗执政贝勒，尚存原义。《东华录》于第一见处改作八旗执政贝勒，第二见处删去，则窜改无迹。若由王氏以意所改，则太谬妄矣。
后复有帝与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伤害事。其所谓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贝勒，似此八人即所谓八和硕贝勒。但亦是一时之事，终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贝勒，非此八人也。惟此祝词于清父子兄弟中，大有关系。录如下。《武皇帝实录》：
辛酉，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郎、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佑，吾与强敌争衡，将辉发、兀喇、哈达、夜黑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此祝词以名告天者，自是国之主要人物。其人则四大贝勒之外，有德格类、济尔哈郎、阿济格、岳托四人之名，正合八固山之数。此后有大事具名者，又不定是此八人。且太祖遗属中之各主一旗者，若多尔衮，若多铎，皆不在内。则八和硕贝勒随时更定，今尚非确定也。惟其告天之词谓子孙有不善者，待天自灭之，勿自开杀戮。一念操戈，即天夺其算。又请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据此云云，乃忏其既往操戈之悔也。后来改本，渐隐约其词，无此显露。至《东华录》则全无此文。要其子弟中，先有推刃之祸，则可信矣。今以明纪载证之，太祖一弟一子，皆为太祖所杀，而《清实录》讳之。《从信录》：
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奴儿哈赤杀其弟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部。《通纪辑要》文同。
黄道周《建夷考》：
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垄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私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锒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酋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困之。其凶逆乃天性也。《从信录》于万历四十一年末引《建夷考》，有云：
御史翟凤翀新入辽，疏称奴酋中略。长子洪巴兔儿一语罢兵，随夺其兵柄，囚之狱。
速儿哈赤，《武皇帝实录》作黍儿哈奇，后改舒尔哈齐。太祖杀之而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部。盖速儿哈赤有私于兀喇，故杀之也。石斋谓奴酋有一兄一弟，此属传闻不确。太祖有四弟，同母者二。其母弟雅儿哈齐先卒无嗣，或以此误传为太祖之兄。至舒尔哈赤之不得于太祖，则《清实录》自有可征。石斋谓私三都督，三都督殆谓兀喇酋布占泰。太祖图兀喇，舒尔哈赤辄保持之。太祖兄弟之后母为兀喇女，太祖不得于后母，或舒尔哈赤不然。至布占太为兀喇酋，以其妹配舒尔哈赤。又舒尔哈赤两女，先后嫁布占太。太祖志灭兀喇，舒尔哈赤屡掣其计。以《清实录》证之。《武皇帝实录》：
丙申年万历二十四。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将妹滹奈送太祖弟黍尔哈奇贝勒为妻，即日设宴成配。又戊戌年万历二十六。十二月，布占太不忘其恩，带从者三百来谒。太祖以弟黍尔哈奇贝勒女厄石太妻之，盔甲五十副，敕书十道，以礼往送。
己亥年万历二十七，速尔哈赤已有被太祖怒喝之事，见《实录》，尚系征哈达而非征兀喇。意速尔哈赤于并吞建州近族之外，对海西用兵，已不踊跃。其袒兀喇而得罪者则如下。《武皇帝实录》：
丁未年万历三十五，东海斡儿哈部蜚敖城主策穆德黑谒太祖曰：“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兀喇国主布占太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太祖令弟黍儿哈奇与长子烘把土鲁贝勒、次子带善贝勒与大将非英冻、虎儿憨后改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往蜚敖城搬接。是夜阴晦，忽见旗有白光一耀。众王大臣尽皆惊异，以手摩之，竟无所有，竖之复然。黍儿哈奇王曰：“吾自幼随征，无处不到，从未见此奇怪之事，想必凶兆也。”欲班师。烘把土鲁、带善二王曰：“或吉或凶，兆已见矣。果何据而遂欲回兵？此兵一回，吾父以后勿复用尔我矣。”言讫，率兵强进。至蜚敖城，收四周屯寨约五百户。先令非英冻、虎儿憨领兵三百护送。不意儿喇国布占太发兵一万截于路。虎儿憨见之，将五百户眷属扎营于山岭，以兵百名看守，一面驰报众贝勒，一面整兵二百占山相持。儿喇来战，杀其兵七人，我兵止伤一人。是日未时，三王兵齐至，烘把土鲁、带善二王各领兵五百，登山直冲入营，兀喇兵遂败。时追杀败兵之际，黍儿哈奇贝勒原率五百兵落后，立于山下，至是方驱兵前进，绕山而来，未得掩杀大敌。及班师，太祖赐弟黍儿哈奇名为打喇汉把土鲁，出燕即烘把土鲁之名，后改褚英。名为阿儿哈兔土门，带善名为古英把土鲁。常书、纳奇布二将，负太祖所托，不随两贝勒进战破敌，领兵百名与打喇汉贝勒立于一处，因定以死罪。打喇汉把土鲁恳曰：“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太祖乃宥其死，罚常书银百两，夺纳奇布所属人民。
速儿哈赤之不欲与兀喇战，太祖之欲杀二将以示惩，皆为明纪载杀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佐证。常书、纳奇布二将，殆即石斋所谓二名裨，此时不死，或后终不免。《武皇帝实录》：
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汉把土鲁薨，年四十八。《实录》不书杀，然于太宗朝《实录》书太祖坐舒尔哈齐父子罪。《太祖实录》尚未见，录《东华录》。
天聪四年崇祯三年，议舒尔哈齐子贝勒阿敏罪状十六款。第一款云：“贝勒阿敏，怙恶不悛，由来久矣。阿敏之父，乃叔父行当太祖在时，兄弟和好。阿敏嗾其父，欲离太祖，移居黑扯木。太祖闻之，坐其父子罪，既而宥之。及其父既终，太祖爱养阿敏，与己子毫无分别，并名为四和硕大贝勒。及太祖升遐，上嗣大位，仰体皇考遗爱，仍以三大贝勒之礼待之。此其一也。”。
据此，则太祖确曾罪舒尔哈齐父子。所云移居黑扯木事，《太祖实录》未见，至天聪间议阿敏罪时始涉及，可知为当时不欲宣布之事。四大贝勒之名，在天聪间成三贝勒，太宗不欲复居旧名矣。
至烘把土鲁之为诛死，《武皇帝实录》但于戊申年万历三十六。三月，书阿儿哈兔土门及侄阿敏台吉克兀喇部异憨山城后，遂不复见。后来修《高皇帝实录》，乃于乙卯年万历四十三。闰八月乙巳朔，增书皇长子洪巴图鲁、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薨，年三十六。似亦非凶死也者。然《宗室王公传》褚英本传则云：“乙卯闰八月，以罪伏诛，爵除。”则清《国史》中原未尽讳，特《实录》讳之耳。清室世世以褚英之后为有仇视列帝，欲为乃祖报仇之意，又深明太祖父子之不相容，明代之说益信。《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辛丑，幽系肃亲王豪格。“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内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又：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废皇太子允礽，累日谕旨，其中庚寅谕有云：“昔我太祖高皇帝时，因诸贝勒、大臣讦告一案，置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于法。”丙午谕又云：“苏努自其祖相继以来，即为不忠。其祖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在太祖皇帝时，曾得大罪，置之于法。伊欲为其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
雍正朝《上谕八旗》：“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将所奉皇考谕旨恭录缮奏。从前拘禁二阿哥时，皇考召众阿哥入乾清宫谕，有曰：‘八阿哥潜结党与，苏努、马齐等俱入其党。’观此可知苏努、马齐自其祖父相继以来，即为不忠。苏努之祖，即阿尔哈图土门贝勒也，在太祖时，因获大罪被诛。马齐之祖，原在蓝旗贝勒属下，因蓝旗贝勒获罪，移置于上三旗。伊等俱欲为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
以上因八贝勒告天祝词，考及太祖之推刃子弟，是为天命六年之八贝勒。于四大贝勒外所具名者，为得格类、济尔哈郎、阿济格、姚托四人。及七年三月初三日，更由太祖明示八固山共治国政之国体。《武皇帝实录》：
壬戌，天命七年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等问曰：“上天所予之规模，何以底定？所赐之福祉，何以永承？”近重译《满洲老档》亦有此段，其首数语直云：“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傥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国政时，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者，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如己无能，又不能赞他人之能，但默默无言，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更置时如有难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适，当告知于众，不可私往。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谗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
此段文字为太祖制定国体之大训，非太宗所心愿，故后来悉逐渐变革之。然于修《实录》时，犹不能不多存几分原意，因当时诸王之亲受命者尚多也。要其字句中或已有所抑扬损益以就己意，而所载犹如此。近译《满洲老档》，于不关要旨之文，多出若干，其紧要眼目，转不清楚，盖译者之不解事也。《实录》亦从满文翻出，且为天聪年间原翻，其文乃较后翻者为更无讳饰，则竟读《实录》，无庸重录老档译文矣。今详其意，太祖谓嗣我为君，恐挟国君之势而获罪于天，且一人不及众智，惟八人为八固山王，可以无失。此则明诏以八旗旗主联合为治，无庸立君矣。下更言即以才德能受谏者可推为领袖，但一不合众意，即可更易。尤不能任其不愿易位，而容其恋栈。更言八王在本固山中，有循默无能者，亦于本旗子弟中选人更代，亦不容其恋栈不让。末言八人公议，不得一二人挟领袖之意专断。据此知八旗共治，可以无领袖。即贤能为众所推而作领袖，要为众议更易，即须更易，不许恋桟。是推选之制及去留之权，仍操自八旗之公决，则绝非太宗后来之自即尊位法也。太宗既改父政，钳以强权，人不敢言，此正太祖之所谆谆不许者。宜后来多尔衮摄政时，有太宗即位原系夺立之语也。《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己亥，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有云：“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康熙间修《太祖圣训》，大约皆粗浅之修齐治平语，又多引中国史事，连篇累牍，数典过于儒生，此必为后来增饰之文。乾隆修《高皇帝实录》，多据以增入，《武皇帝实录》所未有也。太祖之八固山训典，至天命十一年六月下旬，尚有一最切要之谕。《实录》且言其口语既毕，又书其词与诸王。然则此为成文训典，八固山所均受。太宗修《实录》时，未能摈弃，即乾隆更修《高皇帝实录》，亦尚不过稍润其文，至《东华录》乃大删节。未知王氏以意为之，抑另据他本？夫天命十一年六月之末，实为太祖末命。《武皇帝实录》虽亦于七月二十三日始书帝不豫，然七月二十三之上并无书事直接此末命训词。乾隆修《高实录》，乃于其间夹入七月乙亥初三日。两长谕。其词皆老生常谈，必系后来以意添补，隔断其紧迫之迹。考明人纪载，于是年二月，袁崇焕宁远之捷，谓太祖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纪载，且谓太祖攻宁远受伤遂卒。《清实录》，太祖亦自言一生未遇之败，大怀忿恨。则明与朝鲜所纪，当非尽诬。其间尚有用兵蒙古获胜一事，乃太宗射死巴林部酋长之子囊奴，蒙古畏服来归。喀尔喀五部遂内属，为蒙古分旗之嚆矢。此皆表扬太宗之武力，于太祖逝后所以能压服诸兄弟之故，实非太祖于宁远归后，尚能力征经营也。至六月二十四日，有此笔舌兼用之训词，虽不自言将死，亦已示倦勤，不能不信为最后之遗嘱矣。《武皇帝实录》：
丙寅，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帝训诸王曰：“昔我祖六人及东郭、王佳、哈达、夜黑、兀喇、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乃至于败亡。不待我言，汝等岂无耳目，亦尝见闻之矣。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若聘民间美女及用良马，须破格偿之。凡军中所获之物，毋隐匿而不明分于众，当重义轻财可也。此言每常曾训诫，慎毋遗忘而行贪曲之事！诸王昆弟中有过，不可不竭力进谏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谏其过，诚为同心共事人也。以下先言己之训言，成就汝等，爱之而非以厉之，再言己从艰苦得来，后人勿以安逸偾事，不关八固山国本制度，节之。昔金大定帝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原注：在白山之东。谓太子曰：‘汝勿忧也，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原注：四大王、四小王。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致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言毕，书训词与诸王。
此训词中，首举已吞并之各部，自近及远，自先及后，自亲及疏。最疏远后及者为蒙古，次则海西四部，先举者则为建州，建州中又以毛怜及岐州为较疏，其序亦较后。最先言“我祖六人”，此“我祖六人”四字后改作“宁古塔贝勒”，则谓兴祖六子、景祖之兄弟六人矣。以建州事实言之，恐出附会。太祖本意，当谓建州三卫，宁古塔贝勒乃左卫中一枝部，不得该括三卫也。窃意三卫后来内部各有分立，如《朝鲜实录》，在正、嘉以前，已云建州右卫有甫下土、罗下两酋长。隆、万以来，《明实录》中，建州卫来朝之都督其名颇多，纵未必一卫定分为二，或三卫已有六酋。太祖所云“我祖六人”，乃言我祖卫六酋，而由满译汉书示诸王时系满文。时，语稍含混，乾隆时遂作宁古塔贝勒。盖其时于建州原状，亦已不了，修辞时易生误会，非必有意诬捏也。且景祖兄弟，据《实录》亦尚利害相共。至太祖崛起，气吞祖卫。六王之后，恐其及祸，有谋弭其强暴，欲图太祖者。不得以昆弟自相杀害，尽诋六王，并诋及景祖也。此可以事理辨正者也。
太祖言以己所已吞之各部为鉴，是以定八家均分之制。所命于后人者，乃八家分权，深戒一家集权。勉以重义轻财，同心共事。由后言之，此实不可久持之幻想。幸而太宗力能改革，形驱势禁，取分裂者而统合之，种种费手，俟下再详。至训词末段，郑重呼“尔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乾隆改修本作“尔大贝勒四、小贝勒四”，直贯作正文，不作小注，惟删“八固山”三字，使人不注意其即为八旗旗主。至《东华录》竟改作“尔诸贝勒”四字，未知出王氏之意，抑另据一本？故近代读清世官书，不易了解其八旗初制之奇特，实缘无书可证也。惟《东华录·太宗录》首载太宗即位之非由父命，则甚明显。录以为证。《东华录·太宗录》首云：
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上随侍征讨，运筹帷幄，奋武戎行，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士，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遇劲敌辄躬冒矢石，太祖每谕令勿前。诸贝勒、大臣咸谓圣心默注，爱护独深。天命七年三月，谕分主八旗贝勒曰：“尔八人同心谋国，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国，七人共赞成之，庶几无失。当择一有才德能受谏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太祖高皇帝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至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
此段文尤明显。太宗嗣立，非太祖之命，而太宗在八贝勒中，尤有战绩，尤冒险图功，为众所不及，此当是事实。所叙天命七年三月之谕，即上文已载之谕，而谕云“分主八旗贝勒”，旗各有主，语亦分明。惟于择一人嗣登大位之下，节去随时可以更易之语，则是后来剪裁训词，以顺太宗固定大位之意。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惟余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而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浑。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从中成就者乃此二子。世或讹铁帽子王内为有英王，此实不然。英王诛死，仅复宗籍，久之乃袭一镇国公，王爵不终其身，何铁帽之足云也？
铁帽王必凑成八数，中间若太宗子承泽亲王，后改号庄王世袭者，功绩声望远在诸王之下。其必凑一世袭罔替之数，正由太祖以来，八固山、八和硕贝勒、八家八分等旧号传为定说，于英王既必不愿其复爵，姑以庄王充数。睿王之复爵，终在意中，而睿王未复前，世宗已用怡王入世袭罔替之列，至睿王复时而得九铁帽矣。至孝钦垂帘之狱，郑王后得端华，并其弟肃顺两罪魁，不废郑王爵。怡王后得载垣，亦始夺而旋复。庄王后载勋，庚子时为罪魁，爵亦不夺，此皆示法祖之意。惟光绪间恭、醇两王，一则中兴有功，一则有子入承大统，皆得世袭罔替，犹为有说。至宣统即位，庆王亦世袭罔替，此则国无纲纪，见摄政载沣之无能，虽孝钦亦未必为此矣。
太祖遗训中之四大王，自并太宗在内。其四小王究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与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土鲁贝勒之子恩格得里台吉誓文，则曰：“皇天垂佑，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尔哈赤女，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佑，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郎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据此，则八固山诸王台吉所可以对外及对天起誓者，四大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则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执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谓十个在固山中执政之王，非谓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与廓儿沁部盟。先由太祖自与设誓，复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郎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马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其预于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则是年之固山执政王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谓。乾隆修改《实录》，本年前一誓，于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名，遂删去太宗之名；于后一誓，则又称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东华录》则尽去之开国时草昧之迹，士大夫往往欲代为隐讳，初不虞其失实也。
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清《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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