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成中英,黄田园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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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

《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试读:

推荐序

熊玠(纽约大学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学终身教授)

在两重(甚至三重)意义上,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书。第一,它是仿效《论语》夫子与学生对答的方式而成。第二,它是要用《易经》的教导来解释政治,提出“知易行易”。第三,学生(黄田园博士)发问引出了老师(成中英教授)的谈话,从《易经》到“新新儒学”,到“C理论”管理学,再到中西哲学与文化之差异等等,道出了他毕生研究中外的心得。

书中的精辟之处,譬如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仅谈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但从《易经》中可以得出的“自然力”“智慧力”与“道德力”以及“天道”等,都是可以弥补西方观念之不足的。成教授提出他的“和谐化辩证法”以针对西方的“冲突辩证法”。由于中国文化着重“和谐”,所以,他主张若能以“和谐”来改变“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逻辑”,世界将永享太平。

回到社会治理的问题上,成教授在书中答问时对于中西文化之差异,做了两点非常深入亦极为中肯的分析。第一,是有关中西社会的人际关系不同。从《易经》中来看,是先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了夫妇,就会有父子,有君臣,等等。所以,这是五伦道理之基础。由此,在中国社会,就体现了道德伦理的发展。由于人与人横向关系需要“礼”与“义”来维系,所以,中国“礼仪之邦”是靠“内在化”的游戏规则(我的用语)来维持。相反地,成教授认为,西方人因为有“宗教上帝的关系”,所以在西方人与人间缺乏一种横向的感情精神沟通。而宗教法规,“很快就变成了法律”。故没有中国的五伦关系的充分发展。第二,我们都知道西方启蒙运动自John Locke以后,即有政府需要人民(即被统治者)同意的学说,故有“社会契约”的说法。当学生黄田园问及中西在此点上之异同,老师成教授道出了中西文化最基本之差异。曰:“契约”乃外在观点,而中国则强调内在的“德化”。其差别乃在:“契约”是用来强制、约束别人,而德化则在起潜移默化之效果。故孔子曰“居其位,而万物化焉”。

回到以上讲到的“软实力”,我想再加一脚注,即西方对“软实力”的认识是基于attraction(吸引别人的本事)。可是,在中国,“软实力”是要靠“身教”或“宽厚”的道德力量(譬如己欲达而达人)来让人“心悦诚服”。按《三国演义》所述,诸葛孔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先将孟获逮住(擒)了六次,每次都将他释放。到擒他第七次时,他甘愿投降,俯首称臣。试问,像这样地显示与运用“软实力”,在西方哪里去找?

综述

成中英:首先我想强调,我们要使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智慧、它的道德精神,有一个新时代的表达。我们不但要彰显中华文明自身的美好价值,同时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也要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世界和平的永续,这是我个人近10年来讲学的一个重点。

多年以来,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除讲授西方哲学诸课程外,我还开设了有关中国哲学的英文课程,从儒家、新儒家、宋明理学、古典儒学到易学、道家,再到禅学,到近代中国哲学,涉及的面比较广,也几乎涵盖了我半个世纪的教学过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不是仅就中国哲学本身进行历时性的翻述,而是要发挥它的精神和智慧,这种发挥同时是对西方哲学、西方的方法学、西方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所面临的一些挑战、问题的某种回应和关照。这样,就使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儒学、中国易学具有了现代的面貌,就有了新新儒学和新新易学。

古代的易学叫易学,宋明理学叫新易学,那我们今天的易学就是新新易学;同样,古代的儒学是儒学,宋明理学是新儒学,那么我们今天的儒学就应该是新新儒学。道家也一样,在我的思想当中不会讲儒学就排斥道学,而是用易学来涵括与整合,这点要特别予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一个“本、体、知、用、行”的思想框架,建立了整体化的中国哲学体系。那么,“用”在什么地方?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当然,“用”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含义。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世界文明的发展等,我们都可以来谈这个“用”。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中国一直到17世纪都处于中心地位,但17世纪以后,西方尤其在科技方面突飞猛进,促进了西方人的霸权,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霸权。我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西方本身就有这样一种文化的底蕴,它具有一种所谓“权力主义”。尼采就是这样说的:一种权力意志的真相。可是,中国并没有这种权力意志的说法,而是一种所谓仁爱生命,或者说仁义的智慧发挥,希望能够从大学之道,从自我修持,达到天下和平这样一种精神期盼。

今天也不需要危言中西之间的差异,而且也许有这个差异还是好的,因为从易学来看,中西是一种阴阳互补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中国哲学的再诠释与发展,就可以生发出刚才我所说的一整套新新易学、新新儒学和新新道学,在今天一定有很重要的价值。我们对于西方的认识和比较,可以有重大的政治用途。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对世界和平理论也做了一些研究,比如我写过关于儒家和康德对正义的认识、对和平的认识,以及我提出的儒家“六和论”,也是对中国政治哲学的探索。

黄田园:还有您关于儒家全球领导力的思想。

成中英:是的。有关“领导力”的探索,实际上我在“C理论”中已经开始并有所体现。这一研究工作虽然是针对管理的,如企业管理、社群管理,但也可转化成国家管理、行政管理等。这也是我本身以一种“本体用”作为思想的模型,通过“知”识,把它进一步地扩大到“行”,即“本、体、知、用、行”。最近5年来,我在夏威夷大学教书时,经常担任政治学系的论文指导委员,政治学系的有些论文我也有涉及。此外,政治学系有个“未来学中心”,我也是参与的。

黄田园:是的,Jim Dator教授的Future Studies。

成中英:我经常跟他们谈这个问题。夏威夷大学有一个美国政府提倡的“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项目,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冲突矛盾,我也是这一研究项目的主要成员。应该说,我的工作对该项目有关“冲突解决”的研究有比较深的影响。另外,我多年前也曾经跟Richard Chadwick教授在国际关系决策学方面有所合作,共同开展了一些研究。说起来很有趣,有一次就在Peace Studies开会时,我认识了Chadwick博士。当时,他就坐在我旁边,我说我是学哲学的,他说他是学政治学的,我说你是搞哪一行的,他说他是搞GlobalModeling,即全球模型理论。我说你路子完全走对了,全球模型理论实际上就是《易经》哲学的应用。他说:“(居然)有这种事情?”后来,他就来听我的课,随即开始了合作研究。

同时,我也认识了Everett Kleinjans,他的中文名叫康乃扬,是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第二任主任。他做了10多年的主任,我是他们的高级顾问。我们开会时,他说要上我的《易经》课。后来又来了法律系的Ronald Oldenburg博士。他们都是我最好的美国朋友。于是,我们建立了“国际东西方大学”。我当时有个野心,想把美国国务院的“东西方中心”转化成“国际东西方大学”,用中国哲学改造美国人,但后来没成功。不过,我们还是共同发展了一套政治理论。在我和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的熊玠教授合编的一本书里面收录有一位美国政治学家Harold Lasswell的文章。他是Chadwick博士当年最好的老师,在书中他讲了现代化的八种观念。针对这八种观念,我运用《易经》八卦做了对比和诠释。这个非常重要,你在书中可以找到。

黄田园:是的,您的这个对比很有趣。我记得是:乾对应power,坤对应affection,震对应rectitude,巽对应wealth,坎对应skill,离对应enlightenment,艮对应re-spect,兑对应well-being。

成中英:很好。9年前你第一次来见我。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你对我的新新儒学很感兴趣,之前在中国好像还看过我的一些书。你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后来在这里听了我的英文课。我本以为你是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但实际是政治学系的,专业是国际关系。你很好学、很努力,认真听我的课,在过去的多年里,上了我不少的英文课程,并且每周都问我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黄田园:我正式选修了您讲的四门课,Seminar in YiJing、Neo-Confucianism、Chinese Philosophy、Ethical Theory,启发最大的还是您的《易经》研讨课。

成中英:正式选了我四门课,还旁听了不少课,我记得有禅宗、科学哲学等,有机会课后我们也谈了很多,这些年经常是每周末一叙。你对我的哲学,尤其是《易经》哲学、宋明理学、新新儒学这一块,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钻研,也逐渐使我对你有了很好的了解。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提出能不能请我从哲学的角度谈一谈国际政治问题。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很有意义,对很多国际问题我也一直很关心,并有一定研究。此外,你翻译过我的相关文章,也写了心得,看得出你对我的思想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也非常感动,觉得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学子还是很难得的。更有缘分的是,你是从南京来的,我本人也在南京出生,所以我对你有很亲切的感觉。因此当你提出这样一个详细计划时,我很重视。2015年春季成中英教授开设的英文研修课程2015年春季成中英教授开设的英文研修课程:易经与宋明理学

黄田园:有这样的想法已经好几年了。

成中英:对,应该是2007年或2008年,当时我说你若想正式提出“《易经》国际政治学”,要把这些想法写出一个框架,把它整合出来,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这个框架所涉及的内容很广,工作量很大。但你觉得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感觉到你始终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的确,这个课题对外人了解中国,对中国人了解自己,应该都会很有帮助。此外,我们也都感到这项工作对中国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实现“中国梦”的认知,对中国人如何看待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也都很有益处。我被你说服了,所以我们做了很好的配合,尽快进行了录音。2013年我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讲学。2014年年初,我回到夏威夷大学新开了一些课程。很高兴这时你提出这个详细计划,同时正好夏威夷大学来了两位访问学者,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的康大臣博士,另一位是南开大学哲学系陶锋博士。他们都很好学,也非常希望来听黄田园同学对我的深度问学,因为知道他们对此真的很感兴趣,于是我很愿意邀请他们记录下心得并放到书里面。

黄田园: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在夏威夷大学“孔子”图书室

成中英:是的,在这几次访谈过程中,他们也提出了好的意见。由于时间很匆忙,前几天我在访谈中很累,中途都睡过去了,醒来又努力继续访谈,所以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整个访谈断断续续少则也有18个小时。最后由黄田园进行整理校对,经过我的审核,希望能顺利出版。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新的访谈。这个访谈很有意思,和前几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杨庆中教授对我的访谈,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对照,或者说是互补增益。这个访谈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我的学术渊源,包括家庭背景,较先前杨庆中教授的访谈做了更多详细的叙述,很多资料是首次整理出版。其他四部分都是围绕我的易学思想发展出来的:一个是“C理论”管理哲学与当前的国际政治;一个是“和谐化辩证法”与国际政治;再一个就是“道德力”在国际政治上的应用,以及与“软实力”先生约瑟夫·奈的对话;最后一个是《易经》对世界政治的一个基础性的阐述,并

介绍

了我提出的“太极创化论”思想。所以,这本书对我的哲学思想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面貌。在此,非常感谢黄田园的努力和他真诚的投入,书中包含其相当多的投入和很好的策划,所以我很高兴。另外,因为有康、陶两位访问学者的旁听与交流,使这本书又有了一个跨学科的意义,不但有政治哲学的应用,还有跨学科的应用。康大臣博士是搞科学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的,对科学革命思想、科学革命哲学都有研究。陶锋博士是对西方的辩证法,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东诺的否定辩证法,以及西方美学和中国新美学的比较,有特殊的研究兴趣。他们都有感受,使我很高兴。

黄田园:真是很不容易!很难得!再次真诚感谢成老师以80高龄,在百忙之中,惠我们以智慧与经验!切盼不久此书亦惠及读者大众分享!介绍

黄田园:全书对话部分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概括您的学术历程、您思想的生成,特别是您怎样走上对《易经》的研究和易学创新的道路,尤其是您特别强调“本”的概念,我用“本立而道生”概括您的学术历程。而且您的体系,出发点就是“本”,那么就我个人理解,“本”在您的思想当中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个“本”就是中华文明的思想源泉,就是指《易经》。第二个“本”就是您对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历史的一种情感,这里面包括父母、家学、乡土、童年、抗战、《易经》等这些重要元素。“本”由您这儿被赋予了一种“君子不忘本”的情感和责任,就是关于您为什么要来美国,而且其中有一段,您特别强调要有自己的文明观,就是我们来美国是为了什么。对此,我特别作了一段概括,是讲您来到美国源于一种学术上的求索,是为了世界的和谐、民族的复兴一定要去求知,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知识、信息,促进民族文化、民族思想的发扬和复兴。我大概是这样概括的。第三个“本”则正是基于前两个“本”。本书第一章为什么特别重视您的思想独特的形成过程?很多人没有理解为什么。我觉得这第三个“本”是一个学术思想体系的开端,对年轻后辈也有一种很大的启发、教育和激励作用。从学术上讲,对后辈继续研习、发展您的“新新儒学”思想,去理解您为什么创立“本体知用行”的易学体系,我觉得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成中英:你阐释的“本”的深层含义非常好。我们还可以从哲学角度在这里加两条。第一就是“人类之本”,人类的文明有一个本,即人类的价值,包括人所谓生成的道德价值。第二是一个“宇宙之本”,就是说宇宙本身也有一个本,是对宇宙创造性力量的一种认识,宇宙蕴含一种成就人类价值的元素,人的精神价值和宇宙是能够互通的。中国文化里面的天人合一就是这个命题。

黄田园:天人合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成中英:是的,很对。所以“本”的含义就是你前面讲的三个再加上这两个。

黄田园:这应该是五层意思。

成中英:对,要加上两个:“人类(价值)之本”“宇宙(创造)之本”。

黄田园:您是不是把这五层意思都概括为您对《易经》的一种解读?刚才这两个主要是讲宇宙观,乃至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从《易经》所强调的阴阳和谐、辩证和谐的关系,创造出一个生生不息的,不但是宇宙,还有哲学的理论,还有您自己思想生发的历程。

成中英:基本是这样的。《易经》贯穿了所谓天、地、人的关系。此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乡土的背景、家庭的背景、民族的背景。我们怎么让自己当地的一种生命力,或者一种民族精神,贯穿到天地宇宙之间?《易经》所表现的就是人在发明发现,是人在中华大地上的体验。我觉得《易经》有一种体验的意思。其他民族,比如希腊人、犹太人各有他们的体验。

黄田园: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易经》代表中华民族早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验?这是一种基于乡土的、农耕社会的、带有一种本源性质的生存状态,逐步演化为一种文化的开端。

成中英:是的,这点要强调。

黄田园:是不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乡土意识,没有对本民族乡土的情结,可能就不容易理解《易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成中英:因为这种意识和情结的缺乏,意味着一种断裂、一种与本源的割裂,那就无法去理解人和天地之间有一种本源的联系。本源的意识,就是敬爱自己的父母,追溯自己的祖先。

黄田园:“慎终追远”。

成中英:是的,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黄田园:对乡土的情感是文明的基础。

成中英:如果离开这个“源”的话就没有办法讲中华文明。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提孝敬父母,而且是自然地孝敬?因为本源的东西还是在的。若是我们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甚至伤天害理,那我们就会成为一种文化游魂,拥有的只剩失落和空虚。

黄田园:对,历史的虚无主义可能也是这样。

成中英:也包括民族存在的虚无主义。当然民族的概念还要仔细说一点,一方面讲世界大同、天下为公,而中国实际上已经有这种经验,从当初的夏民族变成华夏民族、汉民族,作为中国来说是五族共和,或多重的共和。中国人现在跟西方人进行沟通,将来人类会发现,各有各自的祖先,当进一步融合为一体的时候,即使中间有差异,但是也会认识到,多元的传统也有一个共同的源,人类的宇宙感就更强了。

黄田园:从《易经》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内在的创造力,是生生不息的?

成中英:对,生生不息的。

黄田园:这个跟西方的解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成中英:西方,尤其是现代化的西方,对源头不重视,对历史感不重视,所以造成人的一种“无根无本”的感觉。当回到一种源头上,就认同已经成为定型的一种宗教存在或意识形态,没有一种宇宙观贯穿在民族的伦理之中,因此很难找到彼此的有效沟通。从世界宗教对话来看——当然我们提倡宗教对话,不同宗教都有不同的创始人,并认为有自己的神的体系。假如他们能够建立友好关系,不彼此排斥,没有战争,而能相互交往,最后会发现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就有共鸣,就有一个本源。

中国人开始就讲出了宇宙的源头,这个源可以生成不同的思想体系,即不同的“道”。天下共同的源头产生了不同的实现方式,或者是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人是这样来看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西方的哲学也好,宗教也好,都自认为是真理。在西方看来,他们的是哲学,而东方的思想不被认为是哲学,两者是有区分的。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区分,我们认为东西方应该是一体的。东方也有东方的哲学。

黄田园:他们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的。

接下来谈谈第二章。我本人的专业是国际政治,这么多年一直向成老师求教哲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哲学,还有中西比较哲学,基于这方面的求教,我特别想把成老师的思想,尤其是易学思想引进国际政治的研究。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定为“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我想这是一系列探索的开端,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把成老师的易学思想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希望今后能够有更系统、更完备、更体系化的“易经国际政治学”研究,本人还是要继续地探索。

第二章初步探讨《易经》和当今国际政治的关系,为此我们结合了中国当前的时政,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的概念。成老师基于他对中西文化深刻的透视,把美国梦、西方梦、人类梦、中国梦等等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而且成老师还谈了如何利用易学思想助力中国梦的实现,特别是在我们身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2008年这次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在第二章里面,成老师特别强调怎样去因应,同时提出了一些儒学的价值判断,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人类梦有一个儒学的规划与筹谋。人类梦和中国梦不矛盾,中国梦包含了人类梦,人类梦也包含了中国梦,成老师对其从哲学角度做了一个概括、阐述和发展。这是第二章的大致内容。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成老师的和谐化辩证法的思想,这一章重点是跟西方的黑格尔的冲突辩证法有一个比较。成老师创立和谐化辩证法的思想是基于他对《易经》思想的洞察。《易经》阴阳和谐的思想,带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它能不能跟西方相类似的理论进行一个对比?成老师就对它进行理论化,用理论化的“和谐化辩证法”概念取得了同西方的一种对话。通过这种有效的对话,能够让西方人了解到中华民族独有的、对世界文明发展非常有益的理念。

第四章是基于金融危机以后,成老师和他的哈佛大学校友约瑟夫·奈先生做的一次对话,当时我本人也在场。基于约瑟夫·奈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三个概念,成老师提出了带有中国哲学色彩的“道德力”和“自然力”两个概念,与奈教授进行了学术探讨。成老师认为这两组概念不是矛盾的关系,“道德力”和“自然力”对前者可以是概括、包容的关系。成老师同时提出“软实力”可以用四个象限来度量,具体说是用老阴、少阴,还有老阳、少阳,把“软实力”分成四个象限,来度量“软实力”的概念,这是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进行了发挥。继提出中国独特的“道德力”后,成老师又提出了“自然力”,跟道德力进行了对比。充分合理地运用自然力和道德力,能够让中华民族在复兴当中有效地处理好国际关系,能够与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有效地处理好外交关系。对于是否能够有一定的促进,我们在书中留下了探讨。

第五章是对前面四章的概括,特别介绍了成老师“太极创化论”的思想。在《太极创化论》这本书中,编者杨成寅教授概括总结了成老师的和谐化辩证法思想。《太极创化论》应该说是一个对本源性的认识。基于《太极创化论》,成老师还创立了“C理论”,以及“和谐化辩证法”“道德力”和“自然力”的概念,还提出了“一部《易经》和天下”的思想。成老师基于对易学的洞察,认为如果《易经》的观念能够被世人广泛地理解和接受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更有可能实现和谐,这也是他的“一部《易经》和天下”思想的本源。那么从哲学理论到现实,还需要我们“知易行易”,去做很多的努力。在这一章里,成老师对如何用《易经》来改变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逻辑,也进行了具体探讨。总的来说就是,易学的理论需要我们去弘扬、去发挥,要用《易经》这部古老的经典,用它的理念去影响世界。我们希望成老师作为哲学家、理论家的这一视角,能够对世界的和谐作出一定的贡献。

成中英:我觉得你概括得很好,可见你真正继承了“新新儒学”的精神并整合发展出了一些东西,这是很不错的。

黄田园:年轻人还是要以听为主,多接受。在后记里,我也对您的思想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第一章本立道生:成中英学术历程与《易经》(一)君子不忘本:抗战、童年、家学、乡土与《易经》

黄田园:在第一章里,首先想请您谈一谈抗战时期,也是您童年时期的经历。侧重这段经历作为一个开端,与您以后的学术历程有什么样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您童年时期在中国的生活状况,以及您父亲作为骈文大师、大学的教授,他对您的启发教育。可否重点围绕抗战时期、童年和家学渊源这三个方面来谈?

成中英:好的。日本侵略中国很早,全面抗战是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我是1935年出生的,1937年年初到了四川,当时2岁不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国民政府已经感受到日本的强势威胁。日本对华展开大规模侵略,国民政府西迁到重庆,我就是那个时候去的。我父亲是民国元年出生的,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当时他20多岁,在文学界的影响已经很大。我来自湖北阳新一个古老的家庭——成氏宗族。成氏开始很早,追溯到周代,有个成叔武,秉周公之命,去平霍叔之乱。历史记载武王死后,霍叔与武庚作乱,成叔武是武王的第五子,受命去平乱,成功之后就封于郕(在山东省)。古代成国加了个耳刀旁,就变成了“郕”。郕在山东叫“郕县”,是个“姬”姓的国,是个小国,封于“郕”就是因为平叛有功。郕国后来被鲁国兼并了,鲁国时就变成郕县。现在是山东的宁阳县,属于泰安一个县,现在不叫郕县,改了名字了。那么成氏宗亲,实际上是姬姓改用了这个“成”字,所以我们这个“成”字是很古老的。以后秦代就迁到河南靠近新乡,建立了成氏宗族的所在地。

按照现在的家谱续谱,到了北魏武帝显德年间,宗族的成汉公顺汉江而下,到了阳新,就定居在阳新这个地方。阳新历代出了不少人,我们家也是主要的一支。后来中国姓成的人大都是从河南出去的,比如民国文学家成仿吾也是从河南迁去的。在江西、江苏甚至广东,都有成姓。但所有的这个“成”字不一定都是姬姓的“成”,有的是原始少数民族,他们就用了这个成字。这个“成”字也有后来加上去的。但真正有续谱的“成”就是我们那里。建在新加坡的“成氏宗亲会”找到我父亲时,我还在台湾,就在台湾推广了成氏宗亲会,我是他们的一员。广东清远市也有一个“成氏宗亲会”,成字在中国是一个老姓,还有不少人。我们那个地方,湖北阳新县龙港镇成家村,后来也叫成家祠,有祠堂在那里,可以容1000多人。那是100多年前的祠堂。祠堂建好后由我父亲题的字。我父亲叫成惕轩。我父亲在乡下的时候,有祠堂,但那个祠堂改建了。2012年成中英先生回乡探亲

这个祠堂为什么很重要呢?当年李先念在作战的时候,征过来做他的司令部。1985年我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县委书记请我去老家参观老祠堂,后来全部进行了修建,我也捐了钱想尽量恢复到原来的形式。那个地方就叫“成家祠”。成家祠那个地方有3000多户成姓。像成氏这样的大家族,在国内是很少的。父亲他那时跟中国传统一样,祖辈诗书传家,中间也有几代出来做官,或者回乡下添田、买地、建屋。老屋后来被我改建,把它作为我父亲的一个纪念馆、一个故居。还是谁题的字呢,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全国委员贾亦斌先生在政协的题字—— “中国古典文学家成惕轩先生故居”。

黄田园:家学源远流长,成惕轩先生还是骈文大家,能否请您进一步谈谈他的学术造诣和对您的学术影响。

成中英:我父亲的背景,代表传统社会没有重大改变。我祖父叫炳南公。父亲是他的第三子,天资特别敏慧,读书读得好。所以就建了座楼,叫藏山阁,请了湖北最有名的大师教他。20多岁,他已向那时最有名的国学家章太炎的学生黄季刚(黄侃)先生问过学。我父亲最早是以诗出名。当时他很喜欢杜甫。杜甫有一首诗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父亲在1931年长江大水时去湖北黄鹤楼,仿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了一个《灾黎赋》,是用骈体文写的,收集在他的骈体文集里面。他也希望能够“安得广厦千万间”,救助那些灾民。

这首诗受到当时国民党元老,尤其是于右任的赞赏,马上就请我父亲到中央大学,进入高等学校任教。所以在他23岁时就到了南京,后来结了婚。我就是在1935年出生的。他去的时候大约是1931年,那时在中央大学先做讲师,抗战时期又到军事学校做教官兼讲师。民国文官考试第二届,他获得了三个第一名。现在台湾也有文官高等考试,跟现在的学生考试不一样,是“国民政府考试院”的规定。

我父亲的文笔非常好。近来很多看过我父亲文章的中国学者,都说要开个研讨会。在中国古典文学上,他真是下过功夫的。他在国民政府从事过撰稿工作,他自己还教书,在学校做教授。在重庆抗战时期,我们就住在嘉陵江上游那块地方,躲避日本人的轰炸。在我成长的过程里,我母亲非常重视文化、学术,注重儿童的教育,小时候我读了《幼学琼林》《四书》和唐诗宋词,我的书法功底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母亲教我读《中庸》《大学》,有不懂的就问我父亲。那时我父亲在重庆市工作,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所以我从小就接触民间,八年中间,有四年在乡下,上课就在庙里上。

抗战时期,我父亲很辛苦,回重庆要坐船,乘滑竿,我们住在嘉陵江上游。我五年前去重庆寻旧,现在去也不太容易,开车要一个半小时。要到磁器口,再过去,我们找了洪家榜庄园的房子,都烧掉了,就剩下几块石头和几个树根。我在那儿凭吊很久。我父亲教书的军官学校就在上面,我记得小时候,它旁边有个打谷场,我在那里游玩,现在也变成一大堆房子,当年也是民国政府的一个军事学校。我后来到了蔡家场小学,蔡家场现已改成蔡家镇,所以整个是沧海桑田。我出生时是1935年,到那边是1937年或1938年。1942年我们搬到重庆市市郊,搬到李子坝那一带,那也是嘉陵江旁边,靠重庆市那一段,而不是上游,上游就在山区里面。我常常在嘉陵江边穿着草鞋去远足,还放风筝,采桑叶养蚕,抓鱼,很是亲近大自然。

陶锋:您那个小学叫“蔡家场”小学吗?

成中英:有两个小学,最早我读二年级时,一个叫岐山庙小学,没有人,尽是泥菩萨,很小的一个庙。我们在里面上课,一个老师教三个班: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教这班时,那几班就复习,轮着上。大家都早上去,离开后这个庙就没有人了,庙也不知有没有人管。后来搬到蔡家场小学就好多了,后来又上了城里的李子坝国民小学。

2011年我去重庆寻旧,重庆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邓平研究员,是他帮助我找到了故居,后来叫了代步车,多亏邓平研究员,否则我们找不到故居,房子都不在了。正在这时候来了两位女老师,说知道我父亲。她俩正在称赞我父亲的时候,来了位80多岁的老先生,说他17岁时,当过我父亲的书写员。我父亲在军官学校教书时,他为我父亲抄过字。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个缘分,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的记忆里包括认识了日本人的凶残。日本人轰炸重庆,还轰炸我们住的那个村落。他们投下炸弹,用机关枪扫射,牛也被炸死在田里面。我们那时住在乡下,听到警报,看到信号球,乡下没有防空洞,就躲到竹林里去。有时候碰到蛇啊,印象非常深刻。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是一个真正具有传统士大夫那种心态的儒者。他写了《灾黎赋》的文章,还写了《为国抡才记》,写了《民族气节论》等论文。那时抗战日紧,日本人逼得很厉害,好像已经打下了武汉、长沙,甚至有可能从贵州那边上来。那时候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我父亲当时也准备从军的。但他那时已不算青年,已30出头了。那时我们已经搬到嘉陵江旁边。我父亲写的两个文章很值得重视,一个是《民族气节论》,一个是《尚书与古代政治》。成惕轩先生作:《民族气节论》成惕轩先生作:《尚书与古代政治》

这次我在北大讲“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探源”,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张允起教授还特别把《民族气节论》的书找出来复印给我,那本书就是重庆印的。在民国三十四年讲《尚书》,讲中国的古代政治,政道、治道、官制等等,还有中国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所以那本书很重要,现在大家还在参考那本书。我父亲写的《尚书与古代政治》一书中有几个重要观点:从天地、天命,到“食货为先”,就是经济发展,谈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发展,政策的制定,提出来要有天地、天命的基础,强调食货为先,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建立国家法制,所以叫作建中与建极,建立一个“大中至正”的国家法则,相当于宪法。在这个基础上再讲明德与明伦,要知道伦常是什么,德性伦理是什么。从天地天命,到食货为先、建中与建极、明德与明伦、谨官常(重视管理制度),最后就是崇法制(崇尚法治),建立六个管理制度。我父亲很有眼光,从《尚书》里面归纳出这六个,每个都引用《尚书》的思想。他引用的主要是汉代的今文《尚书》,面比较广,今文《尚书》最古老。快到东汉,《尚书》已成型了,28篇,加后来的16篇,共44篇。他做得非常细,这次我在北大,他们还在看。

我想出父亲的全集。因为他后来比较重视诗和骈体文,他在台湾讲过骈体文、六朝文,还有唐诗,另外就是研究考试制度。后来对我也有潜在的影响,他在国民政府中央从事文笔方面的工作,同时教中国文学。在学术上最大的一本书,就是《尚书与古代政治》。过去没有人写这个东西,他花了很多时间,对《尚书》很熟悉。然后他写了《民族气节论》,那是为了时代的需要,特别提到费希特《告德意志人民书》,我父亲说:我们中国人也是强调民族气节的。

后来抗战胜利,他就回到南京,被任命为考试委员。为国家的文官考试负责,一直到去台湾都是这样,他做了二十几年的考试委员,为国家人才的培养做了很多工作。文官有两个制度:一个考选制度,一个铨叙制度。中国有官别等级,委任官、荐任官、简任官、特任官。中国在古代,从唐代时就有了,做官都实行这个“铨叙”。每几年要委任一次。台湾有个文官行政局,一个考选部,一个铨叙部。考选部是管国家文官考试的。铨叙部是管公务员的等级分类,以及升降和规范的审核。委任官,就像做5年教授、副教授一样,你要在哪种绩效之下,可以升成荐任官,荐任官怎么变成简任官。因为它是委任:委1、委2、委3;荐任:荐1、荐2、荐3,跟我们现在的教育里面的教授制度一样,而后是简任官,简任官之后,再上面就是特任官,特任官就变成政务官。中国对官序是很重视的。“铨叙”涉及管理,文官的升迁、假期、薪资,都要考虑,是文官管理制度。另外,那个考选制度,就是文官的考试制度。我父亲对文官考试制度和铨叙制度的建立贡献很大,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他最大的贡献,在学术上,就是骈体文写作和理论的说明。他有两本骈体文著作,有诗集、对联集、联语集。我父亲骈体文这方面,在台湾是大家公认的:从汉代到我父亲一共11个人,我父亲是最后一个,后来就没有了。那时还有一位我父亲的学生叫张仁青,确实不错,在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但他离世比较早。我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为师母写的传,可以看到他的功力。我和他很熟悉,但是很不幸,他少年虽然很成功,但后来因脑出血过世了,我父亲的传承就好像断了似的。

我父亲一生爱才,不是爱钱财,很清廉,是爱人才。他做了30年考试官,两袖清风,没有产业。就是政府给了一个公房住,住的是公家的房子。陈水扁上台后,把房子也收走了,包括钱穆、蒋纬国等名人的老房子都收走了。这些房子虽然很老旧,老建筑,但是你得安排呀,不能把人家赶走,最后没地方住,还是我回去给我母亲买了房子住。

黄田园:说明“台独”数典忘祖,对过去老人的贡献不尊重。

成中英:是的。我父亲活到80岁过世后,就靠我来解决母亲的问题。后来2001年我把母亲接到夏威夷来,100岁回台湾过生日时,因台北的天气又湿又冷,得了肺炎,老人得了肺炎就没有救了,2006年过世了。如果不回去就好了,夏威夷天气这么好,她的身体100岁还爬楼梯。你以前见过我母亲吧?

黄田园:见过,您母亲徐文淑女士,2006年我去您家时,见过她老人家,很慈祥。

成中英:对。我母亲温柔敦厚,从来不发脾气,个性特别柔和,做人非常宽厚,喜欢帮助别人。我父亲对中国的传统,有时代性的思想,但是他认为你自己要有自己的根,不能忘本,不能够无根。

黄田园:所以您提出“本、体、知、用、行”和“易学本体论”的这个“本”字,就是从这里来源的吧?

成中英:很好,你说得对。我父亲非常强调这个,他也曾经感叹,现在一些年轻人没有“本”了,失掉了根本,往往心里不安,没有“本”你心里就不安嘛!“本”是自己的一种信念,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自己内在的核心价值,有自己的本土意识,就能够对内可以问心无愧,上可无愧于天地、父母,有这样一种深刻的生命存在的根源基础。他很强调中国文学、文字、文化和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别是《易经》。我父亲是台湾《易经》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当时陈立夫先生约了我父亲,还有黄山谷先生等几个人创办这个学会。我父亲做了两届学会会长就退休了。

我父亲很重视文化的根源,认为中国的文字很美,而且中国人很重视情操。所以他能够从易学的角度看到文学表达的重要性。他很重视中国的《诗经》到汉代文学,诗、赋、词、曲。他强调诗、赋的作用。诗以言志,赋以叙事。人在天地之间要有志,看到世界是什么,这是我父亲基本的精神。还有一个精神是他喜欢的,尤若范仲淹、杜工部,他很佩服这两个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他的座右铭。表达方面,他喜欢杜工部。杜甫也是一个不忘天下兴亡的人,他的诗意不只是言情。诗是来说明事件的发展,所以我父亲的诗、赋都具有历史价值。举个例子,Armstrong登月,我父亲写的赋《美槎登月记》是很有名的,槎是木筏,用了“张骞泛槎”的典故。另外一首是很有名的颂,就是当年抗战胜利时,四川省议会联名邀请我父亲写的《还都颂》,作为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献。《还都颂》是用骈体文写的,大家都交口称赞。《还都颂》就刻在重庆市七星岗上的纪功碑上。1945年重庆市就建了这个碑,叫做抗战胜利纪功碑。

这个碑上有三个文献:

第一个文献是《蒋中正告全国同胞书》,宣告8年抗日战争胜利了。

第二个就是罗斯福总统致中国政府与人民的贺电,翻译成中文。

第三个就是我父亲的《还都颂》。

陶锋:那您父亲地位相当高了,相当于文官中的统帅。

成中英:现在看看这个文字,体会那古文中的味道,感到《还都颂》是一个具有古典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献。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后那块抗战胜利纪念碑的刻字不见了。2011年我到重庆的时候,去查访《还都颂》的去向,果然,连碑名也改了,叫做解放碑,文献不见了。我左看右看,碑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变,就是没有文字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重庆社科院邓平研究员陪同我实地考察了七星岗的解放碑。我们查访地下室和博物馆,也没见到颂文。于是我做了个假设,我觉得还在上面,可能用石灰盖起来了,希望有一天当局把它打开还原真象。

陶锋:如果盖起来就保护好了。

成中英:后来我就提了一个思路,邓平很同意我。重庆有两个历史遗产,代表两大历史事件:一个是中华民族抗日胜利,为此还是要恢复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碑,纪念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个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解决了,再来一个解放碑。因此应该有两碑并存,可以两碑同在,同时激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精神,我想这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

我记得很清楚,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在乡下住。日本飞机大轰炸重庆引发了漫天大火,看见整个半边天烧得通红,几个晚上都是红的。炸死了几千人。日本飞机在防空洞上空丢下炸弹,有上万人都闷死在防空洞,你看有多惨,那些死者的手表都是一箩筐、一箩筐地挑出来,绝对教人不忍卒睹。

黄田园:是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日寇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8月,对重庆长期频繁地狂轰滥炸,重庆人民伤亡惨重,损失巨大。1941年的一天,日本飞机对重庆市市区进行轰炸,导致防空洞内的市民窒息死亡,估计造成万人以上的伤亡,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我本人是从前几年的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中了解到这段历史史实的。

重庆大轰炸,论规模,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但是世界上对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还不够深刻。特别是在西方,人往往记住的是日本轰炸珍珠港和德国轰炸伦敦。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野蛮的轰炸对中国人的残害,不亚于对珍珠港和伦敦的轰炸。我们是否可以借这本书,提出设立“重庆大轰炸死难者公祭日”的倡议?(二)彰往察来:《易经》与民族气节

黄田园: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我们想通过这本书来突出您的“一部《易经》和天下”的思想,追根溯源,寻求长久和平之道。您亲身见证了中华民族如何从最危难的时候走过来的过程。从中我们应当明白纪念什么,怀念什么,思考什么,从我们的文化根源上得到启发,探索我们怎样发扬中国文化,让它为全民族的团结奋发、世界的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成中英:你讲得非常好,并且你提出“重庆大轰炸死难者公祭日”的倡议也很重要。因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伤害,数字上大得不得了,杀了那么多人,掠夺了那么多资源。具体重大事件上,一个南京大屠杀和一个重庆大轰炸,这两个都是骇人听闻的事件。

黄田园:还不只这两个恶性事件,值得记住的还有,日本对抗日根据地、华北大平原和山东、山西境内的许多村庄进行过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男女老少一个不放过,被杀害的中国人不计其数。现在世界上重视的是奥斯维辛,但是对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和更多的屠杀事件,西方人了解和重视得不够。

成中英:历史还有很多人见证,我就是重庆大轰炸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当时死的人真是不计其数。

黄田园:日本当时也是打算用很猛烈和集中的轰炸来逼迫中国投降。我觉得要强调的是在我们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人儒家的传统精神是起很大作用的。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日本军国主义屈服,坚持到抗战胜利,要看到儒家文化所起的作用。抗战的英雄人物和我们历史上的文天祥、于谦、史可法、林则徐等人,都是心心相印的。同时,中国抗战的这段历史也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在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当中,无数具有儒家精神的鲜活的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在发生,很多榜样人物,用他们的奉献和牺牲继承、发展,并且再次诠释了儒家思想的真谛,使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绵延至今。

成中英:很好。中国人就是不屈不挠,抗战到底,艰苦卓绝,浴血奋斗。你看中国人修中缅公路,那是多困难的一项工程,但仍坚持把中缅公路修通。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毅力,让英国人感到吃惊。中国人相信黑暗的势力必然被光明的人性所战胜,决不屈服于蛮力、暴力之下。中国人很不幸也出现了汉奸,但是更多的中国人还是很忠贞的,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和奋斗精神。儒家精神就是中华文化奋斗的精神,坚持人格与人性的正确方向,坚信光明必然战胜黑暗,仁义必然战胜不义,用仁道王道这种精神来对付残杀人类的野蛮势力。中国人对日本这个民族的发展一直都是有贡献的,但是他们还是要侵略中国。

黄田园:是的。我上次看了杜维明教授与日本和尚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集。池田大作说中国对日本而言是一个大恩之国,但是日本还这样侵略中国。日本有一些佛教徒,比如池田先生对这个事情还是很有觉悟的。

成中英:日本这个民族先受中国文化的恩惠和教化,但问题是它没有真正掌握中国精神文明的价值。它还是一个无根漂浮的暴力崇拜者,一个欺弱怕强的民族。它仍然保持着野蛮性,似乎只学了中国的文化形式,而没有文化内涵。它没有道德,不讲仁,不讲义,也不讲信。仁、义、礼、智、信都不讲,最后学了西方。它的智也不是真正的大智慧,只是重视技术和技巧。它也是最不讲信的,制造谎言、颠倒黑白、偷袭侵略是其惯用的手段。要了解这个民族,就要客观地深刻地研究它。日本人没有真正进入到人类文明,还处在一种野蛮状态。它的环境不好,人又多,就要赤裸裸地侵占、掠夺别人。同时,它很快就转身向西方看齐,脱亚入欧,为了自己的生存不考虑他人,不考虑善邻的重要。所以这样一种民族,它的这种崇尚武力轻视人性的文化,又怎么去进行改变呢?

黄田园:用您前面的话说,日本曾经学了中国文化,但它缺少一种“根本”的意识,它没有学会和实践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成中英:它没办法学得很深刻,它还是那种只看到人性的阴暗面的自私自保,没有一种感恩奉献的意识。从感恩、奉献这两个角度来看,它也不是不可以生存下去。在国际上慢慢扩大商业的生存力量,一样不需要使用武力谋生。它还是可以发展得很好。但它用武力方式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把整个东南亚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反而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它自己搜刮掠夺了很多东西,但就它的发展而言,最后还是由奢而穷,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所以,它不懂得来建立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和谐关系,还是没有真正掌握儒家的道德精神。

黄田园:就是说儒家的精髓在于追求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和谐关系。“仁者,二人”;“义者,宜也”。他们就是缺少这种理解,缺少对仁和义的理解。

成中英:他们没有“仁”,没有对人的关心,只要不是日本人,就可以强调杀人主义,杀100个人还得奖。这样的一种文化,强调一种残酷精神,残酷对待他人,造成对别人的一种恐吓、压迫、欺骗,表面说一项,实际做另一项。它一面跟美国人和平谈判,一面发动偷袭。日本人不可靠,绝对不可靠,从日本人不同的行为上就可以看出来。安倍一边跟中国谈“不会发起战争”,但同时其所思所为就是要扩充军备,就是要发动战争,恢复军国主义。说一套,做一套,是日本人惯用的伎俩,完全是两回事。日本人是最不懂得矛盾的人群,前面说一个,后面说一个,就好像嘴上说yes、yes,心里想no、no、no,它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一切为了个人的发展,一切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完全不考虑他人,是anti-society和anti-neighbor那种自私自利的心态。

黄田园:就是反人性,反社会,反邻邦。

成中英: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心态,这种文化有很大的缺陷。所以日本人又走向佛学,想在佛学里面得到一些拯救,因为他本身觉得自己罪孽很深重,人生空虚空洞,所以他不怕伤害他人。但他为了求得安慰,又崇尚佛学。这种精神说是大乘,其实就是一种外表是大乘,实际是小乘那种精神。今天中国面对这样一个恶邻,怎么去感化和改造,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黄田园:身处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这时候以您的亲身经历,对中日文化差异进行重新的比较,对我们理解和处理中日关系都是有启发意义的。我在您身边学习的这些年,注意到您对中日关系经常是有一些评论的。我也希望您做出的这些评论,能够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从文化角度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进而对目前一些问题的解决,有所增益。

成中英:你这样评论我的思路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对日本人,必须要做几手准备。我主要想说的是,要把日本在中国的侵略罪行进一步对外公布,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因为南京大屠杀很多的原始证据都被日本人销毁了,所以要抓紧发现和整理出更多、更具体、更精确的证据,不能让他们抵赖钻空子,他们在利用中国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比如,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说中国夸大。中国就要拿出更多、更精确的证据告诉世人,特别是年轻人:杀了多少人,在哪个地点,用什么手段杀害的,证明我们没有夸大。比如雨花台到底有多少骷髅,都要记录下来。当然在日本占领的情况下,想做出精确的统计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人珍珠港的那条船上,官兵死了2000多人,每个名字都贴上去。美国“9·11”事件的3000多避难者,每个人都被记录下来,那些无名的人士都要去调查。南京大屠杀的每个遇难者也都要记录下来。

黄田园: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的一些史料和证据是可以证明的,日军在南京城区和郊区的几个区域内大规模屠杀,杀人比赛,刀砍,刺杀,机枪扫射,活埋,推入长江的,总的数字在30万之多,是有证据的。当然具体杀人细节被日本军队掩盖了很多,被残害的军民数字之大是骇人听闻的,其手段是极其惨无人道的。日本抵赖说30万是夸大,虽然它销毁了大量的证据,却丝毫掩盖不了它大屠杀的真实罪行。以“夸大说”否定大屠杀,恰恰说明日本文化当中的缺失,它既无道又无信。所以日本没有勇气向世界人民认罪。所谓大和民族只不过是虚伪的代名词。中国对日本是大道,大仁大义。日本应该认真反省,从根本上树立起做人的和谐价值观,不要再不识好歹。同样使我想到2013年11月一个日本商人在上海说“中国现在应该对日本更加宽容才是”。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中日关系紧张的局面是因为中国对日本还不够宽容造成的。一位韩国朋友说这个日本人“如果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别有用心,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知识的白痴”。远的不说,就近代而言中国对日本难道不是极为宽容的吗?中国免除了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搁置钓鱼岛领土争议,优待释放日本战俘和眷属,称他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发展中日友好,经济上给他们一个大市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农产品等等。世界上还有像中国这样宽容地对待刚刚侵略过自己国家的吗?事实表明,中国之所以有这样博大的胸怀,正是源自于《易经》哲学的大智慧和深厚的儒学文化。而日本在当代解决不好它的价值观问题,就不会有好的前途。

成中英:你说的这些情况和观点确实很好。中国的儒家精神是一个宽厚的、讲道义的精神。还有就是《易经》的精神启示我们:居安思危,承前启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生生不已,创造不息。虽然每个人或国家都会遇到各种困境,但要超越困境,来发展,来克服。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应有一劳永逸、贪图享乐、停滞不前的念头。这个宇宙还有不断发展的新挑战,“既济”之后还有“未济”。面对新的困难,要有“乾坤并建”,不断创新开发,不断创造发展的精神。在中国需要坚持一个长期奋斗的精神,这是易学思想对我们的重要提示。

易学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基本源泉。但易学本身的创造和对生命的一种保存与期待,也是很重要的。易学强调一种乐观和谨慎,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潜龙勿用”就是还没到时候,就要小心谨慎,要充实和等待;“亢龙有悔”就是有了好的成果,有了很高的位置,但你要更多考虑问题的出现。这种乐观和谨慎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一直存在的。八年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那么困苦的地方,仍有信念不断地走下去。这种坚持下去的精神也就是易学精神、儒学精神。

黄田园:中国现在经济总量从GDP上看已经是世界第二,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还保持着比较高速的增长。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国际环境当中,美国对中国很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当然也存在一种狭隘的心理,不知道中国未来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有的国家处于观望的状态。我们如果能把中国《易经》思想宣传到世界上,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人是怎么处理人生,处理国家大事的风格和处事原则,对中外的沟通是很有好处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责任的,我本人就在做把《易经》哲学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尝试。这本书第五大部分为什么用“一部《易经》和天下”?可能我们在第一章中讲的比较多一些,从成老师学术的起源到成老师对近期国际关系的一些看法,概略性地显现出您从《易经》的研究到新新儒学的创新成果,其实,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用一种方式将全书的思想做了一个概述。

成中英:易学对我们中国人做出划时代的启示,现在是“既济”而“未济”,不能自满也不能放松。“既济”,你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度,变成第二,慢慢变成第一,但这里面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是新的问题的开始,所以还是要再接再厉,居安思危。

黄田园:成老师这个提示十分精辟,正当其时。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就讲了“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更伟大”,我想这就能体现您提到的《易经》的最后两卦:“既济”和“未济”的思想。取得一定的成就,也应该看作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还要应对更多的挑战。中国正面临这个重要关头。

成中英:面对挑战,还要有一种开天辟地的精神,我讲的易学最重要的是,你“既济”而“未济”,“未济”而后,再“乾”“坤”并用,然后还要有一种开放,一种包涵,一种除弊,来进行一个新的创造,这四卦,非常重要。从“既济”而“未济”到“乾”“坤”,“乾”“坤”到“既济”而“未济”,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的循环。

黄田园:我在您身边这些年学习《易经》,从您这儿得到了启发。中华文化特别是《易经》和儒学,不像很多人误解的好像是一种封闭的、僵化的、古董式的文化。其实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内在创生性的文化,这正是我们民族不断改革创新发展的精神源泉,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

成中英:你提到的这个思路很重要,因为文化是一种活力,具有这种活力,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谋求进取,没有这个怎么支撑?没有这种精神,怎么学习?怎么研究?就没办法面对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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