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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全生、王为民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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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

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乔全生,王为民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8

ISBN 978-7-101-08649-2

Ⅰ.晋… Ⅱ.①乔…②王… Ⅲ.西北方言-语音-语言史-山西省 Ⅳ.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9852号

本书所用插图,审图号为:晋S(2019)001号

书  名 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

著  者 乔全生 王为民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8月北京第1版

     201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480千字

印  数 1-12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649-2

定  价 96.00元“再接再捷”——序乔全生、王为民《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鲁国尧一

世人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再接再厉”,出处何在?《成语词典》都会告诉读者出典,还有它的意义。在唐代,“斗鸡”是很流行的民俗,唐传奇《东城父老传》就叙述一个斗鸡小儿因为得到皇帝的赏识宠爱而荣耀得令万民羡慕不已的故事。由斗鸡而产生了个成语“再接再厉”,它植根于汉语过千年而不衰。现抄录《汉语成语小词典》(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语言班原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接,交战。厉,原作‘砺’,磨快。语出唐朝韩愈、孟郊联句中孟郊的诗句。指公鸡相斗,每次交锋以前先磨一下嘴。后用‘再接再厉’比喻继续努力,再加一把劲。”如今我将“再接再厉”的最后一个字改一下,“再接再胜”或“再接再捷”,作为我对乔全生同志的贺辞。许慎《说文解字》:“捷,猎也,军获得也……《春秋》传曰:‘齐人来献戎捷。’”段玉裁注:“《小雅》‘一月三捷’,传曰:‘捷,胜也。’”可见我使用“捷”或“胜”皆于古有征。在现代通语里,“接”音jiē,“捷”音jié,从修辞考虑,“捷”胜出,“胜”败选,于是在拙文的标题上“成者王”。

我为何用“再接再捷”四字作贺辞?因为全生学棣于2008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晋方言语音史研究》,赢得学界的高评,北京大学故李小凡教授生前曾经指出,研究方言的著作,都有共时的平面描写,但一般缺历时的纵贯追索,而乔全生同志这本书两者均备,特色鲜明,高出一些其他方言的专著。侯精一先生《现代晋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后记云:“晋语的历史研究、古晋语的研究等重要课题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后在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之序中提及“现代晋语的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山西大学进行山西方言普查时算起,近50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研究晋语的专著、论文出版了多种,但对晋语史研究的专门性著作几近空白”。全生的这本《晋方言语音史研究》引证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以探究晋方言的历史,填补了空白,将晋方言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他在书中提出了“现代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支裔”(35页),“汾河片则是宋西夏汉语西北方音的延续和发展”,“晋方言与官话非同步发展”(375页),这是原始创新,可贵!全生取得了如此成就,并不自满,并不停步,过了9年,如今又和青年才俊王为民教授联手推出这本《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值得庆贺。二

我认为,这本《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出版的意义在于它赢得了个“第一”,因而在中国方言研究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2007年我为拙著《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写的“自序”说:“我认为,人应该有主见,有主张,多年来我提倡‘三史’……何谓‘三史’?从1961年起我就多次呼吁重视‘汉语方言史’。我自己身体力行,写了若干篇论文,我的学生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感到很为欣慰的是,汉语方言史于今已经成了中国语言学的热点之一。”到如今,十年,不寻常的十年,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这本《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就是明证。

晋方言是汉语下的一个重要方言,关于它的“地位”颇有争论,已经好多年了。一种观点是它和官话方言、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等并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官话方言的下位方言,与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相当。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很是浓重,例如大学校长,按理说,乃是清要之职,德重学高颇有时誉者方能当此,岂是斗斛官员所能觊觎?即在共和国初年,校长的任命书都盖有政务院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签字章。但是现在校长竟有副省部级、正厅局级之分,界限分明,待遇也悬殊,讣告上经常标明“享受某某级医疗待遇”,即是一证。我2000年在上海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时,曾戏将吴、湘、赣、徽等方言称为省部级方言,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等自然低了一级,算是厅局级方言。我的观察,在汉语诸方言中,唯一“不安其位”的是晋方言,是晋升为省部级方言呢,还是降格为厅局级方言呢?各路诸侯热烈争论,出主入奴,至今仍相持不下,不知何时方休?

我们是学者,可不可以来一个“去行政化”,不理会官本位?晋方言主要在山西省,只有南部的临汾市的一小片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山西省周边的内蒙、河北、河南、陕西四个省区都有若干市县通行晋方言,因此晋方言论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论人口约6000万;论有记载的历史,可以从三千年前周成王“桐叶封弟”算起;论多元性,先秦以来,特别是从“五胡乱华”起很多民族都在晋方言区“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论内部分歧,不算小;论通话率,外地人听不懂山西当地的方言;论特色,打开《汉语方音字汇》(这书可是方言学的一部经典),22个点中,平声不分阴阳只有太原一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此处,不禁一惊。诸如此类,论体量(此词类似政治学的“综合国力”),晋方言跟湘方言、赣方言比较,不可谓“伯仲之间”?跟“徽方言”比较,不可谓“胜出一筹”?

请看,论研究成果,被认定的省部级大方言或厅局级方言有哪一个出版过《百年方音演变史》?某一个点的《百年演变史》倒是出了若干,但是整个方言的百年史呢,没有,就是没有。迄今为止,体量大的方言,出版《百年演变史》的“独此一家”,就是这晋方言。打个比方,在2017年的全运会一百公尺赛跑中,夺得金牌的是晋方言。

能不向他们道贺?

如今时尚“一流”,我敢说在汉语诸方言的研究中,晋方言史的研究处于“一流”地位,《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一书的出版是重要标志。三

为什么其他大方言或次方言只能有某个单点的“百年演变史”的论文,而晋方言却可以写出整个方言的百年演变史的专著?

该书列举了太原、文水、太谷、兴县、晋城、大同、呼和浩特等七个点的百年演变的史料,这难能可贵。众所周知,史料在历时研究中非常重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本《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对七个点都详列了近一百年的早期、中期、近期的语料。我认为,近期材料不难,只要得到经费,肯下功夫去调查,就可以获得。中期材料是利用《汉语方音字汇》《大同方言志》《文水方言志》等文献,也不难。难的是早期史料,别的方言,如吴方言的宁波、江淮方言的南京,纵有史料,但都是单点方音。而《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胪陈的晋方言却有七个点,这就达到通常说的“成规模”,时间一致,成于一手,且是优质语料,这些语料源自瑞典学者高本汉。这就是“得天独厚”,别的方言无此条件。众所周知,纵有了充足的客观条件,还是“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近年山西方言学者乔全生、王为民,独具慧眼,及时发掘,充分利用,而成大功,岂不可喜可贺?

中国人的古话“饮水思源”,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观点,人们,人们啊,应该有“感恩”思想!对凡是作出贡献的作古之人,或者健在的人,都应该感谢,绝不能忘记他们的功绩。一百年前的西洋学者高本汉就值得山西学人感谢,也值得全体中国学人感谢。当年高本汉万里迢迢来到山西大学堂任教,同时调查记录了八个点的方言,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遗产,如同俗语所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感谢“前人”,也褒扬“后人”。

关于高本汉的生平,他的高足马悦然的《我的老师高本汉》(李之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记载最详,我曾经逐字读过这本书,我写过关于高本汉的两篇文章(见《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我考证兼推测:“高本汉第一次在中国居留的确切时间是1910年4月28日至1911年11月中旬,计一年六个多月。”他是在1910年5月10日前后到达太原的,除了外出调查方言和短期至北京外,他都是在太原从事教学、调查、研究(拙著《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第308页)。

对于高本汉,中国人都是交口赞誉。《鲁迅全集》中的《中国人与中国文》一文讲道:“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有很大的贡献。”我在拙文《愚鲁庐学思脞录:“智者高本汉”,接受学与“高本汉接受史”……》(《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第102~103页)里讲过:“高本汉在1949年出版的《汉语》里说:‘我责成我自己追随着这些显赫的学者(本文笔者按,指清代大师)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到他们所搜集的材料上去,以便重建一个相当古的阶段的汉语语音系统,作为有效地研究方言的必要基础。’(王力先生翻译录载于其《中国语言学史》第186~187页)看,高本汉总是声明他是清代诸大师的追随者。请再读高本汉1936年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写的‘著者赠序’:‘中国民族史上的研究工作何等的大,一个西洋人再要想在这上面担任多大一部分工作,现在其实已经不是时候了。中国新兴的一班学者,他们的才力学识既比得上清代的大师如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孙诒让、吴大澂(本文笔者按,原译文诸人名之间无顿号),同时又能充分运用近代文史语言学的新工具;我也不必在这里把人名都列出来,只须举一些刊物,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燕京学报》《金陵学报》《文哲季刊》《北平图书馆馆刊》,此外还有许多第一流的杂志及各种目录。一个西洋人怎么能妄想跟他们竞争呐?这一班新学者既能充分地理解古书,身边又有中国图书的全部,他们当然可以研究到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而一个西洋人就只能在这个大范围里选择一小部分,作深彻的研究,求适度的贡献而已。这样,他对于他所敬爱的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系文化,或者还可以效些许的劳力。无论如何,我自己恳切的志愿是如此的。’(赵元任译文)读了这段文字,谁能不为这‘一个西洋人’的诚挚所感动?须知高本汉写这段文字的1936年10月,正是中国灾难深重、为列强所轻所鄙、日寇加紧进攻步步进逼之时。而那些对中国语言学界竟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人,较之高本汉,宁无愧色?”

凡是“以平等待我”之境外学者,我们都热诚欢迎,给予尊敬。而对于俯视我们,无论是外国人、或者所谓华裔,无论他有多么鲜亮、多么吓人的头衔,我们绝不仰视。最近有篇文章值得阅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6日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存在多种崇洋现象:“盲目追逐当代西方最新学术潮流、学术著作、学术新人”,“盲目崇拜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崇洋媚外,甚至挟洋自重”,“照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分析、解释中国问题,食洋不化”,“新世纪以来,洋教条主义有蔓延之势。”此文作者张亮教授讲得何等硬气:“我们要有战斗的勇气,敢于挑战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的尊严需要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学术领域也是如此。”当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岂能容忍崇洋雾霾弥漫?必须予以荡除!四

乔、王的这本专著,内容丰赡,刔发了晋方言的若干现象,提出了若干高见,如太原方言已经被通语“同化”得很厉害,不能再作为晋方言的代表点,读到这一段,我为之一惊,因为一提到晋方言,就自然想到太原话是晋方言的当然代表点,就到《汉语方音字汇》里查阅太原点的情况,然后引用。读了这本《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我深深感到,须要与时俱进,接受学术新成果。

再饶舌几句,此书的附录是晋方言七个点百年来早、中、近三期的方音字汇,很有价值,不可小觑,这是一个富矿。待他日研究方言时,当仔细研读,或许能有所发现,书此志之,不可忘,不可忘!丁酉中秋于金陵南秀村第一章 序言1.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交通的极大便利,汉语方言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李如龙、陈章太通过对福建宁德闽方言岛的研究,指出宁德方言在过去30年的演变速度超过了之前近两百年的演变速度。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闽方言上,其他汉语方言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变,晋方言也不例外。

近百年是山西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晋方言演变较快的时期,晋方音到底发生了多大变化?有哪些主要变化?哪些地区变化快?哪些地区变化慢?本课题试图揭示这些变化及原因。对晋方言百年演变史的研究尚属首次,这一研究不仅有利于对山西方言的深入了解,找出其历史演变的轨迹,揭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整个晋方言语音史的研究。同时,对其他方言的百年演变史研究也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2.本课题研究现状

上世纪汉语方言研究的主流是共时描写。20世纪20年代后,对[2][3]方言断代史的研究逐渐升温,出现了大量成果。如马伯乐、王力、[4][5][6][7][8][9]刘文锦、周祖谟、藤堂明保、黄淬伯、刘晓南、储泰松等,这些文献都侧重于断代研究某个方言点的历史状况,都没有涉及到史的研究。近20年来,以考察某个方言点历史演变的论文渐多,计有近50篇。鲁国尧早在上世纪60年代写就、80年代发表的《泰州[10]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尝试用多种方法研究方音演变史,丁[11]邦新《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1992)提出综合研究[12]法,游汝杰《古文献所见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1997)所运用的文献考证法,为开展其他方音演变史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方法[13]论,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乔全生首次从泛时角度对晋方言语音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开创了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的先河。但这个课题是对晋方言音韵特点的历史研究,并不是集中讨论百年演变史。

在研究某方言点百年语音演变史方面,胡明扬《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和丁邦新《一百年前的苏州话》均值得称道,但这些研究仅限于个别点的历史演变,不是整个方言区语音的百年演变。此外,近年陆续有一些单篇论文结合百年前传教士留下的方言材料,探讨某[14][15]方言点、某一语音现象的百年演变史,如胡方、徐睿渊等;我们课题组成员也陆续发表了数篇论文谈晋方言某方言点语音的百年演变,这些论文均是谈某一语言现象的百年演变的。本课题进行晋方言语音百年来微观演变的研究,这在汉语方言学界至今尚属首次。3.本课题研究方法3.1 历史比较法与历史文献考证法相结合

20世纪初,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山西的太原、兴县、太谷、文水、大同、凤台(晋城)6个点,加上归化(今呼和浩特,属晋方言)共7个点的方音做了细致的调查,并将1300多个汉字的读音收录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方言字汇》中。高本汉的调查记录为我们留下了20世纪初期晋方言的基本面貌,对研究晋方言语音百年演变可以说是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这份历史文献比之前只有音类价值的汉语方言历史文献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不仅有音类价值,而且还有实际的音值记录。

历史比较法至今仍然是语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且历史比较法与所运用材料的丰富性是成正比的,材料越丰富,历史比较法运用的时间跨度越小,所得结论就越可靠。在本课题中,我们以高本汉所调查的方音作为百年演变的起点,以我们最新调查的记录作为百年演变的终点,进而观察晋方言7个点语音百年来的微观演变,即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相结合。3.2 田野调查法与地理语言学方法相结合

我们对这7个点进行了重新调查,调查分老、中、青三代,以《方言调查字表》的3000多字为基础,超出了高本汉1300多字的范围。另外,为了能够得到更丰富的材料,我们又对7个点进行了更详细的内部差异的调查,将7个点中的每一个点又分作10个小点进行多点、多层、多字的调查,以期能发现更丰富的有关语音演变的痕迹。

本课题调查的7个方言点,从地域上看涉及到山西晋中(太原、太谷、文水属并州片)、晋西(兴县属吕梁片)、晋北(大同属大包片)、晋东南(晋城属上党片)以及与山西毗邻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属张呼片)的晋方言,涵盖了晋方言的核心地区与边缘区。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看,7个方言点之间横向的比较所反映出的地理渐变的空间过渡特点,也能为百年演变史研究提供变化的根据,可以多角度地观察到晋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及特性。4.本课题所用材料的验证和甄别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在材料利用上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运用二手材料问题;严式记音与宽式记音不统一。就本课题来说,运用“二手材料”问题不存在。因为高本汉申明,“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的方言一直到现在很少人知道,我自己在中国住了很长的时[16]间,曾经很细心地亲自调查了这些地方方言中的十七种”。山西的太原、太谷、文水、兴县、大同、凤台(晋城)及内蒙古归化(呼和浩特)都是高本汉亲自调查,因此这些地区不存在利用“二手材料”问题。

张文轩曾讨论过高本汉所记兰州方言的问题,指出高本汉所找的发音人有问题,发音人所发的是读书音而不是纯正的兰州音。另外,[17]高本汉还过分考虑古音差异而强行分辨音值。[18]

李无未、秦曰龙以张文轩的研究为基础,认为高本汉所记录其他方音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李、秦文指出,虽然高本汉说“我挑选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我所要研究的地方生长并且是在这个地方受教育的,还得经我详细考虑过后才断定他可以代表这个地方的读音”,但高本汉又说“关于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各方言的记载,不过是取一个标本的性质。《字汇》里所记的音都是我挑选了认为可以代表那地方的一个个人的读音。如果将来在这些地方多找些人做详细一点的调查,当然会有好些地方可以改正跟补充我们关于这方面方言的知识的。我这种开荒的工作尽管免不了有细目上的错误,我所根据的材料尽管有限,但是我希望从全体上看起来他所给人的这些至今还不大有人知道——并且内中有几个很古怪很重要(文水、兴县、太谷、固始、归化、凤台)——的几种官话的印象,是大致不离的”。进而李、秦认为“挑选了一个人”,而不是几个人,就有可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名义上的“第一手资料”,就有可能出现像“兰州音”一样的虚假,成为亲自调查的“第二手资料”。

我们对李无未、秦曰龙的上述观点有不同看法。关于高本汉的记音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本汉的记音的确存在问题,但这主要与高本汉的音素记音有关。由于高本汉调查方言的目的是构拟古音,因而他并未对他调查的结果进行音系分析。另外,高本汉反对音位学,这也是他不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的原因之一。高本汉所记录方音的声母基本可靠,主要问题出在韵母的元音问题上。由于他没有对所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故出现了某些音类在形式上合并但实际并未[1]合并的现象。这一点在高本汉所记录的太谷方言就曾出现过。但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还与汉译者的音标选择有关。高本汉所用的音标是瑞典龙德尔方言字母,这与国际音标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汉译者在翻译高本汉的著作时统一采用了国际音标的形式,这就难免出现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甄别。总之,高本汉调查方言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不能认为这是运用“二手材料”的问题。即便是记录的早期的读书音,而不是白读音,也对我们研究该方言有重要的意义。

高本汉主要利用的是严式音标,也就是严格的音素记音。根据李无未、秦曰龙的考察,高本汉书中所运用的“印出来的材料”基本上采用的是宽式音标记音。而与本课题有关的7个点的方言调查材料都不属于所谓的“印出来的材料”的范围。因此第二个问题也基本与本课题无关。

然而面对高本汉音素记音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比较进行甄别。我们将高本汉的材料与20世纪中后期的材料进行比对,如果早期的材料和后期的材料基本一致,或是存在由语音演变造成的差异,则认为高本汉的记音是准确的。如果高本汉的记音材料既与后期的不一致,又不能通过语音演变进行解释,那么认为高本汉的记音存在问题。5.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本课题首先以高本汉记录的7个点的材料为基础,讨论晋方言这7个点百年前已完成的演变。透过20世纪初期晋方言7个点的基本面貌,窥探这7个点在百年前已完成的音韵演变,并由此总结出百年前晋方言这7个点的语音特征。

然后,再将百年前的语音状况与20世纪中后期的语音状况进行比较,考察晋方言这7个点百年来发生的演变。进而在此基础上,窥探晋方言这7个点在百年前形成的音韵特征在20世纪中后期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也就是说,考察晋方言这7个点在百年前所形成的音韵特征在中后期是持续保持不变,还是沿着已有的轨迹继续发展演变,抑或受某种外界因素改变方向,进而丢失本身的特征。

最后,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通过晋方言这7个点语音的百年演变,窥探晋方言区域性特征的形成、扩散和磨损,总结晋方言这7个点语音百年来演变的规律。[1] 参见第三章第二节太谷方言阴声韵的演变。第二章 总论第一节 晋方言元音系统的演变

无论是百年前还是百年来,晋方言最大的变化就是元音系统的变[19]化。而元音系统的演变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元音高化。王力曾指出“元音高化可以说是汉语语音发展规律之一”。与普通话及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元音高化在晋方言表现得相当活跃。地处黄土高原的晋方言在语音演变上属于“孤立区域模式”,它一方面具有明显的滞后[20]性,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创新性。这正如刘勋宁所说“山地一方面使语言保守,一方面使语言分歧”。在晋方言的创新性演变中,表[21]现最突出的就是元音高化。张光宇曾指出晋方言主要元音的演变是相当剧烈的,“黄土高原语言的保守性”说法有相当大的局限性。1.晋方言元音高化的类型

从共时的角度着眼,晋方言元音高化的类型可以从多个侧面分析,我们更多地关注元音的结构分析,故从元音在元音三角中的位置入手对它们进行分类。下面先将地点方言分出不同的类型,然后再看这些类型在地理上的分布。1.1 音系单侧元音高化型

所谓音系单侧元音高化,是指与普通话相比,在元音三角某个侧面的元音高化比较明显或强势。这又分为两种类型:

1.1.1 后元音高化型

太谷、介休、盂县、岚县、大宁、长治、潞城、平顺、壶关、运城、芮城、永济、平陆、临猗、万荣、河津、乡宁、吉县、夏县、闻喜、垣曲、稷山、新绛、绛县、襄汾、临汾、古县、洪洞、霍州

1.1.2 前元音高化型

太原、和顺、离石、石楼、蒲县、天镇、应县、代县、浑源、神池、偏关、河曲1.2 音系双侧元音高化型

所谓音系双侧元音高化,是指与普通话相比,在元音三角两侧的元音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化。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个韵的主元音都采取一致的高化方向,对此,我们称为音系双侧元音多项高化;另一种是某个韵的主元音依据介音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高化方向,介音是前元音的主元音前高化,介音是后元音的主元音后高化。我们称这种类型为音系双侧强势高化。

1.2.1 音系双侧元音多项高化

清徐、晋中、文水、交城、祁县、平遥、孝义、寿阳、榆社、娄烦、灵石、阳曲、阳泉、昔阳、左权、汾阳、中阳、柳林、临县、方山、静乐、隰县、永和、沁源、沁县、武乡、襄垣、黎城、屯留、晋城、阳城、陵川、高平、沁水、大同、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繁峙、忻州、定襄、原平、五寨、保德、朔州、平鲁、灵丘、宁武、岢岚、侯马、翼城、浮山、广灵

1.2.2 音系双侧元音强势高化

兴县、汾西、五台1.3 晋方言元音高化类型的地理分布

我们将后高化型称为A型,前高化型称为B型,双侧多项高化称为C型,双侧强势高化称为D型,下面来观察一下这些类型在晋方言中的分布,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所说的晋方言也包括晋南汾河片中原官话方言和东北冀鲁官话的广灵方言,如图1所示。

从晋方言四种类型的地理分布来看,A型集中在南区汾河片中原官话区;B型在北区相对集中;C型主要分布在中区、西区和东南区;D型则分布在方言区划的交界地带。[22]

A型的分布最具典型性。潘悟云提出汉语元音普遍存在后高化规则,A型在南区汾河片中原官话区的集中分布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另外A型在东南区也有少量集中分布,这一点在3中讨论。

B型在北区有较为集中的分布。整个晋方言处于一个孤立的封闭环境之中,北区距离南区中原官话最为遥远,在北区靠近中区的还是和中区一样,以C型为主,越往北越以B型为主。

C型是整个晋方言分布最广的类型。如果连同B型一起思考,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整个晋方言元音前高化现象都比较突出,后高化是官话方言的典型特征,C型夹在A型和B型之间正好说明了元音高化在类型上的过渡性特征。

D型虽然只是C型中的一个小类,但有必要将其单列,以示其典型性。这种类型分布在方言区划的交界地带,为研究方言的接触与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范本。图1 山西方言元音高化分布图2.晋方言元音高化的韵类特征及其与四种类型之间的关系

下面分析一下晋方言元音高化在韵类上的分布及其与上述四种类型之间的关系,我们把每种类型单独列表,并标示出其元音高化的韵类,如表1、表2、表3、表4所示。表1 元音后高化的韵类(表中二合元音表示裂化)续表表2 元音前高化的韵类

由表1可以看出,元音后高化型方言主要分布在南区、中区和东南区,通过相关韵摄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区元音后高化是南区元音后高化特征扩散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东南区的元音后高化则基本与南区和中区无关,显示其独立发展的一面。

由表2可以看出,元音前高化型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区、西区和北区,独南区不明显,显示出元音前高化应该是晋方言的后起特征,这一点与元音后高化截然不同。表3 音系双侧元音多项高化的韵类续表表4 音系双侧元音强势高化的韵类

由表3可以看出,音系双侧元音多项高化型方言主要分布于中区、西区、东南区和北区,以晋方言为主,南区的中原官话也有零星分布。从韵摄的比较来看,中区和北区主要集中在山咸摄、宕江摄、果摄和蟹摄,显示出其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东南区主要是效摄、蟹摄和山咸摄元音高化,山咸摄和蟹摄与中区和北区是一致的,但效摄却不同,而这恰恰是东南区的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音系双侧元音强势高化的方言元音高化所涉及的韵摄毫无关系,显示出它们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各自独立发展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来看,东南区晋方言无论是在音系单侧元音高化类型上还是在音系双侧元音高化类型上都与中区和南区不同,显示出独立发展的一面。这应该和东南区晋方言所处地形有关。侯精一曾指出“不同的地貌很大程度影响晋语区的分片”。山西省为山地型黄土高原,地貌分区明显,中部为一系列盆地,东西两侧为山地、高原。根据地形地貌,山西可以分为7个区域,即5个盆地、2个高原。除运城盆地和汾河盆地之间没有大的自然阻隔外,其他5个区域之间均有明显的自然界限。东南区晋方言地处沁潞高原之上,与南区和中区皆有明显的地理界线。这应该是它能独立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南区和中区虽然也有自然区隔,但中间有一条汾河联系,因此中区和南区在元音后高化方面表现一致是可以理解的。3.晋方言元音高化的原因3.1 汉语元音高化的基因[19][22]

王力指出元音高化是汉语发展规律之一。潘悟云进一步提出了汉语元音高化的后高化规则。如鱼部字在上古是低元音a,而现在它们已经高化到顶。这种现象在官话方言中表现最为突出和典型,可以说是官话方言的特征。从南区汾河片中原官话的表现来看,其元音高化的特征正是后高化,不过在后高化的韵类特征上与其他官话方言不同,而这正是晋方言的后起特征造成的。3.2 晋方言后起特征的影响

3.2.1 阳声韵鼻音韵尾的弱化及脱落

晋方言涉及元音高化的阳声韵类主要是宕江摄和山咸摄,前者主要是后高化,后者主要是前高化。从晋方言宕江摄和山咸摄目前的表现来看,绝大多数方言这几个韵摄鼻音韵尾弱化脱落,变成阴声韵。这些韵摄一旦失去韵尾,必然与相应的阴声韵产生关系,要么与相应的阴声韵合并,要么为了避免形成大量同音字而独立成韵。

从宕江摄的表现来看,一部分方言宕江摄丢失韵尾之后与相应的假摄二等字合并,另一部分方言则与相应的果摄字合并,甚至还有的方言开口与假摄合并,合口与果摄合并。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宕江摄白[13]读的语音层次,根据乔全生的研究,晋方言宕江摄舒声白读的语音层次有如下几类:

除了宕江摄白读读同假摄麻韵之外,晋方言宕江摄白读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高化。以宕江摄读同果摄来说,正是由于宕江摄白读丢失韵尾之后与果摄发生合并,故这些字也随着果摄字元音的后高化发生了元音高化现象。这是南区汾河片方言和中区并州片方言的共同特点。

然而,晋方言并非如南区一样宕江摄丢失韵尾之后即与果摄字合流,它还有多种形式。这说明,导致宕江摄元音高化的动因是鼻音韵尾弱化脱落,并不是南区汾河片方言的特征扩散到整个晋方言,应该说是鼻音韵尾弱化脱落是整个晋方言的特征,这一特征是使得韵尾对韵腹的稳定作用消失,导致元音高化。

从山咸摄的表现来看,它主要是和假摄产生关系,但与宕江摄不同的是,山咸摄主要和假摄三等字合并。关于晋方言山咸摄白读的语[13]音层次,目前学者讨论较少。结合乔全生的研究,我们认为晋方言山咸摄白读的语音层次如下:

从宕江摄和山咸摄的表现来看,它们的元音高化是鼻音韵尾弱化脱落导致韵尾对韵腹的稳定作用消失造成的。结果它们也加入了阴声韵的演变序列。而这些演变序列是汉语所共有的。特别的是,有些晋方言对此进行了新的调整,于是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元音高化。

3.2.2 阴声韵韵基的单元音化[23]

侯精一提出了晋方言的10个主要特征,其中一条就是“某些复合元音(北京话的‘桃’‘条’;‘盖’‘怪’)的单元音化”。侯精一同时指出“晋语的单元音化现象应该看作是早期晋语的行为”。这主要涉及效摄和蟹摄。这些韵摄的主要元音在北京话中都是低元音,而在晋方言中,单元音化后,这些韵摄的主要元音都不同程度地高化了,效摄的主元音从到到都有,蟹摄的主元音从到到到到都有。由上述演变方式来看,效摄主元音从到到的演变看起来有点特别,其实这要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效摄的韵基单元音化后由高化到,另一个是效摄韵基单元音化后在介音i的影响下前移,与假摄麻韵三等合流,一起高化为,这一演变以汾西方言为代表。由效摄和蟹摄不同的高化方式来看,在早期晋方言单元音化的过程中,韵尾舌位的前后决定了不同的高化方向。前元音韵尾影响蟹摄的主元音前高化,后元音韵尾影响效摄的主元音后高化。3.3 音韵结构的调整——元音高化的直接动因

语言系统必须要保持音类之间的区别度,目的就是要避免形成众多的同音字而造成交际上的困难。晋方言自身的阳声韵鼻音韵尾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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