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进步40年——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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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进步40年——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医学进步40年——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试读:

前言

值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医学论坛报》创刊35周年之际,本社以中国医学进步40年为题推出《中国医学进步40年——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图书,从多视角、多层次展现我国医学发展中的推动者、先行者、参与者与见证者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分三章回顾了医学前进中的种种往事,论述专业、数据权威、内容翔实。

在变迁章中,对重要数据的梳理,直观地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卫生和健康事业的变迁,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瞩目成就。

在人物章中,21位从医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师讲述了难忘的人和事,用数十年的身体力行与学识凝华告诉大家如何为人、为医、为师、为学。他们中最“年轻”的80岁,最年长的已过96岁,耄耋之年,壮心不已。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在印记章中,我们撷取了重大疾病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以及在中国医改、公共卫生、疾病防控、科技创新等方面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医学事件,希冀从独特的视角来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找寻推动中国医学奇迹诞生的动力所在。

在本书的组织、策划、采写、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中国医学论坛报》30余位理事以及各领域近百位专家的指导与倾力支持,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也感谢本报30位采编人员历时4个月的潜心制作。《中国医学论坛报》是幸运的,因为她的诞生恰逢其时;《中国医学论坛报》是自豪的,因为她的字里行间,都记录和见证着医学前进的脚步,并将继续为实现健康中国、人人享有健康的战略尽心尽力;《中国医学论坛报》是感恩的,我们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和我们同行的所有朋友。

本书篇幅所限,疏漏或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中国医学论坛报》社长、总编辑侯晓梅2018年9月第一章 变迁读封面故事,感知中国医学脉动

1983年7月10日,中国医学论坛报创刊,在1983—2018的35年间,《中国医学论坛报》共出版了1605期,已有7万多版。如果将所有版面平铺,能够铺满2018俄罗斯足球世界杯决赛场地卢日尼基球场。这些版面在让中国医务工作者获得学术进展讯息的同时,也折射出35年来全球医学发展的脉络,更印刻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学界奋起直追的足迹。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从中选取了36期报纸封面,每年一期,让我们重温这36段故事,感知中国医学的脉动。一、1983年

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参加第36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应该为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1983年7月10日,创刊号二、1984年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3258例AIDS患者,其中亚洲2例均来自日本。1984年3月25日刊三、1985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针对食管癌高发区河南省林县开展的食管癌与亚硝胺关系的研究取得7项重要进展。四、1986年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成功为一例十指完全断离的患者进行了再植手术,属世界首例。五、1987年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等七个单位,在国内外首次阐明祖国医学常用益气药黄芪的确有抗病毒感染作用。1987年1月25日刊六、1988年

翁心植教授呼吁积极参加第一个“世界无烟日”活动,加速推进我国的控制吸烟运动。1988年4月5日刊七、1989年

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胃肠外营养支持病例超过1000例。八、1990年

我国研究人员将1985年河北某血站发生病毒性肝炎的献血员血清送日、澳、美等国研究所,证实我国确实存在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九、1991年

原卫生部发布《全国乙肝疫苗接种实施方案》,自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乙肝疫苗免疫接种计划。十、1992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采用准分子激光技术成功完成我国首例周围动脉血管成形术。1992年2月13日刊十一、1993年

原卫生部正式推出“癌症三阶梯止痛疗法”,给药原则为:轻度疼痛采用非阿片类止痛药,中度疼痛采用弱阿片类止痛药,重度疼痛采用强阿片类止痛药。1993年6月17日刊十二、1994年

上海召开维甲酸类药物应用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百余位中外专家一致认为,诱导分化治疗将引发癌症治疗的一场革命。十三、1995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发现,宫颈癌组织中感染人乳头瘤病毒的型别不同,病人的死亡率也不同。十四、1996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胸外科报告,他们于1995年2月23日成功为一男性患者行左侧单肺移植,术后情况良好,已存活12个月。1996年3月14日刊十五、1997年

北京、哈尔滨两地的医学专家利用中国金卫卫星专网,首次为哈尔滨两位患者会诊,异地就医梦想成真。1997年9月25日刊十六、1998年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全军肾脏病研究所采用中药雷公藤抑制排斥反应获成功,使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从国际公认的30%~40%降至5%以下。十七、1999年

中国循证医学中心被正式批准加入世界循证医学协作网。该中心设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十八、2000年

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6个国家(美、英、法、德、日、中)的科学家联合宣布,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基本绘制完毕。十九、2001年

黄志强院士指出,微创外科是21世纪外科的升华,应具有最佳的内环境稳定状态、最小的手术切口、最轻的全身炎症反应和最小的瘢痕愈合。二十、2002年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国工程院组织召开“防御生物恐怖行动”论坛,以增强卫生部门对恐怖事件的应对能力和对重大突发灾难事件的应激能力。二十一、2003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中国医学论坛报》从2003年2月27日到年底进行了持续报道,其中4月17日—6月26日(6月24日WHO解除北京旅游警告)连续10期头版头条报道SARS。二十二、2004年

上海瑞金医院成功地为一例家族性胃肠道腺瘤性息肉综合征女性患者进行了肝脏、胰腺、脾脏、胃、十二指肠、小肠和结肠等7个脏器联合移植,这在亚洲为首例。2004年12月23日刊二十三、2005年

旨在规范临床医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行为的我国首部《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正式颁布,该指南由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联合制定。2005年12月15日刊二十四、2006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肝脏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荣膺国家最高科技奖,成为自2000年该奖设立以来,中国医药卫生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二十五、2007年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京公布了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06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排名跃居世界第2位,科技论文数量比2005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二十六、2008年

汶川发生8.0级地震后,各地医疗卫生防疫人员驰援四川,积极投入护佑生命、抗灾防疫的工作中。论坛报从5月22日起连续5期制作抗震救援特刊。2008年5月22日刊二十七、2009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医生管娜和丁洁等撰写的题为《三聚氰胺污染配方奶粉和儿童泌尿系结石》的研究论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研究结果显示,大剂量三聚氰胺配方奶粉组婴幼儿发生结石的可能性是无三聚氰胺奶粉组婴幼儿的7倍。二十八、2010年《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在线发表了一项大型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3期试验结果,证实我国自主研制的重组戊肝疫苗(HEV239)在普通中国人群(16~65岁,包括男性与女性)中可有效预防戊型肝炎。二十九、2011年

2011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会上做工作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十一五”期间卫生发展的成就,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增长24%,孕产妇及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人均期望寿命至少提高1岁。三十、2012年

原卫生部组织众多专家,编写了我国首部系统阐述吸烟对健康危害的权威报告——《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在世界无烟日发布。并由原卫生部陈竺部长撰写序言,强调控烟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12年5月31日刊三十一、2013年

从2013年2月底开始,我国6省市相继出现禽流感疫情。经过多家机构专家的通力协作,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确定了一种导致人类肺炎的新型重组的、源自禽类的H7N9病毒。文章4月11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3年4月18日刊三十二、2014年

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标志着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制度建设正式启动。三十三、2015年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我国药学家屠呦呦教授因发现疟疾治疗新疗法,成为我国大陆本土科学家中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第一人。三十四、2016年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上海召开。本次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为主题,以“人人享有健康,一切为了健康”为口号,顺应了世界健康发展新趋势。2016年11月24日刊三十五、2017年

北京市医疗机构正式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新政,彻底告别“以药养医”。2017年4月13日刊三十六、2018年

中国医学论坛报推出《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巨献——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分为变迁篇、人物篇和印记篇,全面展现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伟大成就。2018年7月12日刊(作者:郑桂香)只为心中有梦——中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礼赞

20世纪80年代,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破题启程,《中国医学论坛报》有幸在那个巨变的年代诞生,见证了当代中国的一段华彩历程。足履实地的求索,勠力同心的担当,克艰破难的荣耀,都将在你我的心中永存。

我们相信,当社会总体走向繁荣、当国家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的时候,卫生与健康事业愈加成为构建中华伟业的磐石;我们相信,无论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多少古老行业更迭乃至消亡,又使多少新生事物速生速灭,卫生与健康事业都将伴随华夏民族的生生不息蓬勃生长、历久弥新。

当时空坐标指向2018年的中国,我们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及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迎来《中国医学论坛报》的三十五华诞。此刻,我们谨以管窥之篇,共同回首改革者一路走来的甘苦与光荣,并以此向砥砺奋进的祖国深深致敬。一、40年辉煌

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与时俱进、一往无前,充分显示了中国力量。——习近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作为强国之道,医药卫生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人民的健康状况获得大幅改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已令世界瞩目。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言:“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它创造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使世界的重心东移。”

中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历史和数据,就是中国力量客观、公正、有力的见证。(一)主要健康指标

我国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多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大幅降低。我国1949、1981、2010、2017年人均预期寿命我国1991、2012、2017年新生儿死亡率我国1949、1991、2012、2017年婴儿死亡率我国1991、2012、2017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我国1949、1990、2012、2017年孕产妇死亡率(二)卫生资源及投入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3.0%升至2017年的6.2%。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卫生设施的数量持续增长,卫生经费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及卫生人员数量变化我国卫生设施数量变化我国卫生经费变化(三)医疗保障

我国已织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5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在2017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中,西药、中成药部分共收载2535种药品(西药1297种,中成药1238种),较2009版新增339种。(四)医疗质量及可及性

2017年《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发布了195个国家或地区医疗服务可及性及质量(HAQ)指数报告,全球HAQ指数从1990年的40.7分升至2015年的53.7分,中国则从1990年的49.5分(第110位)升至2015年的74.2分(第60位),成为全球HAQ指数增幅最大的五个国家之一。2018年《柳叶刀》杂志更新排名,我国的HAQ指数在2016年进一步提升至77.9分(第48位),一年间跃升了12位。我国医疗服务可及性及质量(HAQ)指数变化(五)疾病防控及卫生应急

1.传染病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由1975年的5070.3/10万降至2017年的222.1/10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死亡率由1975年的7.4/10万降至2017年的1.4/10万。

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1)恶性肿瘤: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NCC)学者发表于《柳叶刀·全球卫生》(The Lancet Global Health)的统计学研究表明,将所有癌种合并分析,我国患者年龄标准化5年相对生存率从2003—2005年的30.9%提高到2012—2015年的40.5%。截至2016年,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累计筛查214万高危人群,发现患者5.5万人,整体早诊率高于80%。(2)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从1991年的26.3%、12.1%、2.8%分别上升至2012年 的46.5%、41.1%和13.8%。 截 至2016年,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累计筛查610余万人,发现高危人群82万人,开展随访干预95.2万人次;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累计筛查338.9万人,发现高危人群77.6万人,随访管理52.4万人次。

3.卫生应急(1)全国分区域设置4类36支国家级和近2万支、20 余万人的地方卫生应急处置队伍。(2)有效应对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突发急性传染病疫情,及时开展四川汶川地震等紧急医学救援和灾后卫生防疫。(3)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核心能力达标率升至91.5%,远超全球平均水平(70%)。(4)2015年,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由直报前的5天缩短为4小时。(六)医学教育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的医学教育体系。

1.医学专业毕业人数(普通高等学校)从1976—1980年的74.0万人提升至2016年的756.9万人。

2.医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人数从1978年的9人提升至2016年的56.4万人。

3.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922所高等医学院校、1564所中等学校开办医学教育,硕士授予单位238个、博士授予单位92个。截至2017年底,卫生技术人员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34.0%。

4.2014年我国正式实施“规培制度”,制度实施前仅20%本科临床医学毕业生进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渠道,2016年增至近80%。(七)国际卫生合作及医疗援助

1.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深度合作,2016年签署发布《中国-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合作战略(2016—2020)》,2017年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执行计划》。

2.1963年以来,我国先后向69个发展中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医疗队员2.5万人次,治疗患者2.8亿人次。

3.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应急救援行动,包括黄热病、寨卡病毒病、埃博拉出血热等疫情的应对,以及尼泊尔地震等灾区救援。(八)中医药发展

1.2011年以来,49项中医药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青蒿素及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等中西医药研究成果获全球关注。

2.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东盟、欧洲、非洲等地区和卫生组织合作的重要内容。

3.“中医针灸”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4.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已有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二、砥砺腾飞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习近平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并指出,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五年多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卫生与健康事业开启了健康中国的新征程。

2015年10月,健康中国建设正式写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2016年10月,国家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我国首个关于国民健康发展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对联合国“2 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重要举措。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做出全面部署。

2018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组建。(一)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五年来,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实现了“一升”(人均预期寿命)、“两降”(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二)群众负担“一优两降”

1.医院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全国公立医院药占比从2010年的46.33%降至40%左右。

2.政府办医疗机构收入增幅由2010年的18.97%降至10%左右。

3.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2001年的60.0%降至2017年的28.8%,为近20年来最低水平。(三)深化医改持续推进

1.基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1)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进一步提升。(2)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由2008年人均80元提高到2017年人均450元。(3)90%的新农合统筹地区实现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各省份均接入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2.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革(1)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已全面推开。(2)国家联系试点城市扩大至200个。(3)省级综合改革试点扩大至11个。(4)截至2017年底,93.9%的城市公立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

3.有序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1)分级诊疗试点城市扩大到321个。(2)346个地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性病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达到36.8%。

4.逐步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1)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建立。(2)对替诺福韦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等临床急需、疗效较好、群众负担较重的药品进行国家谈判,将这些药品的价格降低50%以上。(3)深入推进医药创新,2011—2015年,全国共有323个创新药获批开展临床研究,埃克替尼等16个创新药获批生产,139个新化学仿制药上市,累计600多个原料药品种和60多家制剂企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5.大力实施公共卫生服务项目(1)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从2009年的15元提高到2017年的50元。(2)免费提供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覆盖居民生命全过程,包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

6.不断完善综合规范的监管制度(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1.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数及床位数持续增长。截至2017年,每万人口全科医师数提高到1.82人。

2.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从2010年的58.4亿增至2017年的81.8亿;入院人数从2010年的14 174万人增至2017年的24 436万人。

3.卫生总费用突破5万亿元。医疗卫生服务快速增长,2012—2017年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35.7%增至41.1%。

4.基本实现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县县有达标县医院。

5.多元办医格局初步形成,民营医院在医院中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33.8%增至2017年的60.4%。2010年和2017年我国每千人口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对比(五)重大疾病防控成效明显

1.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6年累计覆盖近2亿人。

2.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慢性病防治服务体系及信息管理系统。

3.多数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例如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率降至1%以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整体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结核病控制指标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血吸虫病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实现无脊髓灰质炎目标。截至2016年,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保持在99%以上。(六)卫生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三、逐梦前行

我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立法加快。——习近平

当2018的钟声在东方响起,习近平主席向14亿人民宣告:“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当前,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由于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中国仍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指出,保障人民健康是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时间的持续努力。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路在前方,路在脚下,但从未如此充满希望;梦在心里,梦在远方,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值得为之不懈努力。健康中国的前路洒满阳光,请相信,在护佑生命与健康的道路上,始终有我们相依而行。

[数据来源:《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7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7》概要、《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1)》、《中国统计摘要2009》、《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历年卫生机构数和床位数统计(1949—2004)》、《1991年全国新生儿死亡情况分析》、《建国60年政府卫生投入和卫生总费用核算的回顾与展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国家统计局官网、The Lancet、The Lancet Global Health等](作者:王斓)第二章 人物吴孟超:心怀祖国,让更多患者得到救助“那一年(1956年),我的人生有三喜:一是入党了,二是参军了,三是晋升为主治医师。”面对镜头,一位用近乎一生时间奋斗在我国肝脏外科领域的医生——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吴孟超院士,露出了自豪与欣慰的笑容。吴孟超,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从年少回到祖国怀抱至今,在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守护在手术台,守护在他时刻牵挂的患者身边。透过镜头,毫无修饰的平淡语言,描述了吴孟超朴素的医者初心!吴孟超院士一、对病人,我始终如一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想象自己在96岁时,将以怎样一个状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而吴孟超院士,年逾九旬,依然每周亲自主刀2~3台高难度的肝胆手术,主持着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的日常事务,并亲自带教多名研究生。

以“吴孟超”为关键词检索,会发现太多以“首创”和“第一次”为标签的条目:

主刀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

翻译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

制作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

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

创造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

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

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重达18kg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完成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

对巨大肝癌的“二期切除”;

对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

对肝癌复发再手术;

率先在上海进行了18万人次的肝癌普查,开展肝癌早期诊治的课题研究;

为一名仅4个月大的女婴切除了肝母细胞瘤,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

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此奖项设立以来医药卫生界第一个摘得该奖项的科学家,他有力地说道:“我会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医学和科学!”

……

面对成绩和荣誉,吴孟超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我是一名医生,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痛苦,这是我的天职,我没有忘记这个责任。我坚持做手术,救治病人,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让他们恢复健康,家庭幸福!我对病人没有话说!”

没错,正像吴孟超院士所述,他在不被看好的“小个子怎么做得了外科医生”的质疑中,开始了迄今为止7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挽救了无数濒临死亡的肝病患者的生命。漫长的岁月,在吴孟超身上被展现得无比凝练,手术、手术后病房巡视病人、带教年轻医生和在肝脏外科领域的不断探索组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数十年如一日。

1943年,吴孟超选择考取了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在老师悉心指导下,吴孟超的外科手术技术进步很快。同时,也正是老师当时的一番话——“肝脏外科薄弱,而且我国肝病高发,你有决心,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开启了吴孟超带领团队打造中国肝脏外科、领先国际的大门。“那个时候,肝脏外科没有人去做,国际上很少有人研究,国内就更没有了。我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一本英文版《肝脏外科入门》,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翻译成中文。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肝脏外科的行医之路。”吴院士目光如炬,在举手投足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70多年前的坚定与决心。

书翻译好了,吴孟超便开始了对肝脏解剖的研究。到1959年底,他共制作肝脏标本108个、肝脏固定标本60个。“这样我就对肝脏很熟悉了,肝脏的手术我就敢做啦。”真正的医者,无不存悲天悯人之心。“以前的肝脏手术,患者真的很痛苦,在麻醉之后,把病人泡在冰水里,让身体降温到32℃,然后阻断肝门血管。我亲眼看过之后,心里很难过,觉得这种方法对患者太残忍了,我下决心还得仔细地去研究。”

心系患者疾苦的吴孟超,潜心钻研,通过制作标本,他对肝脏内部构造以及血管走向了如指掌,烂熟于心。1960年6月,吴孟超在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根据中国人肝脏大小数据及其规律,正常人的肝脏解剖按内部血管走向可分为五叶六段,在外科临床上则以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也从此让肝病患者无须忍受“泡冰水”的痛苦。

坚实的前期工作基础,让吴孟超成为手术台上的“神话”,他也用他那双为肝脏而变得异于常人的双手,成就了无数人、无数家庭的幸福。二、爱国,便是初心与坚持的信念

吴孟超的人生经历,与时代息息相关。

5岁时,吴孟超随着母亲“下南洋”去找在马来西亚打工的父亲。做福建米糕和割橡胶,成了他难忘的童年经历。尽管生活艰苦,但是深感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就会被人欺负的父亲,坚持让吴孟超在辛苦工作之余,上学接受教育。

当吴孟超初中毕业时,正值国内抗战时期,身为班长的他号召同学们把毕业聚餐费寄给国内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有一天,我们在学校的黑板报上看到一封感谢信,上书‘朱德、毛泽东回电,感谢你们的捐赠’,所有人无比感动。”年轻的爱国之心因此更加炙热,和许多同学一样,吴孟超决定回国,投身抗日。

这一份赤诚的爱国之心,成为支撑吴孟超坚定一生的初心。1956年,吴孟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激动得不得了,非常兴奋、非常自豪”。也正是这份初心,让他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党、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忠诚,让他在工作中充满前进的激情与力量。三、做医生,做好医生

吴孟超院士在坚持不懈解除患者病痛的同时,还培养了我国奋斗在肝脏外科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有数据统计,今天中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80%是吴孟超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和第三、四代的学生,“吴孟超和他的弟子们”撑起了中国肝胆外科的半壁江山。

当谈到对年轻医生的寄语时,吴孟超温和又不无严肃地说道:“当医生,首先患者是最重要的,要爱护病人,要保护病人,病人是亲人,要用最准确恰当的治疗方法,而不是最昂贵的治疗去对待病人。”

吴院士强调,作为医生,在学术上,要保持不断学习的态度,拥有随时随地关注学术前沿的热忱。尽管目前肝脏外科手术技术发展领先,可以将病灶有效的切除,但很多时候,疾病有复发的可能。因此,关心和爱护患者,也包括在治疗患者后的随时关注,预防和避免疾病的复发。“我有一个4个月大的肝母细胞瘤患者,篮球那么大的病灶,我们手术后,一直关心着她的成长……”,当谈到患者长大、求学,甚至来到自己身边当了护士时,吴孟超,一位伟大的医者,露出了最真挚的笑容,这笑容背后,便是大医情怀。“要学习、要研究、要不断进步、要不断地关心病人”,在朴实而又中肯的话语中,吴院士对后辈的期望、对患者的无私,油然流露!(作者:贾春实)陈灏珠: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心肌梗死”医学名词的医生;他完成了国内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首例埋藏式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世界首次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治疗奎尼丁晕厥取得成功;94岁高龄的他仍然坚守在医生岗位上,坚持查房、教学、指导临床工作;他,就是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陈灏珠院士一、自力更生,土办法攻克技术难关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国家重点研究冠心病,冠状动脉造影诊断和治疗开展得如火如荼。1972年,中美两国外交关系恢复,外宾在学术交流中反复讲述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技术,引起了临床医生和卫生行政领导的关注。作为心内科主任的陈灏珠高兴地接受了由组织下达的这项攻关任务。

陈院士介绍:“当时我院所用的X线机还没有达到完全适合做冠脉造影的水平,如虽有两只球管正、侧位同时摄片,但这两只球管只能水平移动,不能转动。我们就用最土的办法,请木匠师傅制作一只可让患者躺在其中,形似独木舟而能左右转动的床,通过转动病人达到不同角度了解冠脉情况的目的。1973年4月23日,国内首次经皮穿刺股动脉选择性冠脉造影术在我院取得成功。”

这次手术开我国现代冠心病介入性诊断之先河,陈灏珠院士因此被认为是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治的奠基人之一。二、新时代,展鲲鹏志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陈灏珠有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他可以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业务、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上了。

接手主编《实用内科学》、国际上较早开展经静脉心脏起搏法中止快速心律失常、率先在国内报告血管腔内超声检查显示血管壁病变的研究成果、深入开展冠心病和血脂领域的研究以及中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陈灏珠院士始终战斗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第一线。直到他89岁高龄时,还在指导组织调查、培养研究生、总结经验、指导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工作。

陈灏珠院士为中国的心血管病学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其中也享受其中。三、从医70年,三件难忘事(一)抢救外宾,一场必须胜利的战斗

陈院士曾经临危受命,接到了一个“必须成功的任务”,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提及此事,他依然津津乐道:“1975年,我突然接到院领导通知,立即出发抢救外宾。我院心外科主任石美鑫教授、心内科主任我及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外科曹庆亨主任医师组成专家团迅速赶往无锡。病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寄生虫学家,在参观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时突发心肌梗死。我们和无锡医师共同分析讨论后,制定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但当时美国代表团对中药治疗心存疑虑,最后双方达成共识:由中国医疗组负责病人的治疗,决定重大措施时征询美国代表团意见。我当时被任命为医疗组组长,主要负责协调和制定治疗决策,责任非常重大。病人所在的治疗室被设置成监护病室,24小时轮班看护,在我们夜以继日的精心治疗下,病人一个多月后康复返国。”陈院士介绍,当时美国随团医生和病人对治疗非常满意,事后还在美国《内科学文献》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报告了整个救治的经过。(二)捕捉细节,于绝境处燃希望

如果说对美国外宾的抢救是一场“必须胜利的战斗”,那么还有一出“绝境求生的救治”,也给陈院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位28岁的年轻母亲,发生了奎尼丁性晕厥,陈院士介绍,像这样没有任何药物能起治疗作用、治疗甚感棘手的病例,他以前也曾亲历多次。这一次,他也像往常一样,在病人病情平稳的间隙翻开案例记录,希望能从中找到一点线索。在这位病人漫长的抢救过程中,有一段“历时200分钟患者没有发作”的记录引起了陈院士的注意,他发现与其他时间段治疗措施不同的是,在此之前患者出现心搏骤停,为了抢救,曾向患者骤停的心脏注射了三联针(直接注入心腔的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三种药),处理之后患者心跳恢复,且200分钟内没有再发室性心动过速。“我们当时特别高兴,”陈院士兴奋地说,“果断采用持续的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在治疗过程中不断摸索并加大剂量,最后一点点加到了常规用药剂量的15倍,患者病情开始稳定下来……”

这就是世界首例使用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成功治疗奎尼丁晕厥的案例。这次抢救病人的成功是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把临床治疗经验、文献和书本知识与最佳的临床证据结合起来,果断创新的结果。本例是成功救治危重病人的典范,值得所有心脏病医生借鉴。陈院士把抢救过程描述的非常仔细,只想告诉年轻医生:“这提示我们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变化的重要性,也许只是一个细节,就可以提示我们改变治疗方式,进而改变治疗结果。”(三)憾事虽无奈,也能给人力量

身为医者,能成功救治病人,自然使人无比满足;但回首漫漫从医路,遗憾之事也必有二三。谈到这里,陈院士的表情也稍显凝重:“那是1968年,我们到贵州去巡回医疗,就是那一年,让我体会到什么叫一穷二白。那里都是山区,完全靠天吃饭,生活和卫生医疗条件都很差,寄生虫病很常见,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年,也难以改善当地的情况。”

为帮助更多人,2007年,陈院士和家人捐赠一百万元成立“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基金”,近年来,该基金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资金得以进一步扩大,于2017年更名为“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至今已帮助93名医学生完成学业,并帮助云南省培训了150名基层心脏内科医生。“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您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听完记者的问题,陈院士嘴角微微上扬、语调轻快,仿佛已置身那个曾令自己无比自豪的年代:“20世纪50—60年代,我们没有外国人来帮忙,也没有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在石美鑫、陶寿淇、黄宛、方圻等前辈的带领下,我们自力更生,掌握并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术,因为它极有助于确诊各种先心病和风湿性瓣膜病,成为当年心脏直视下手术前必须施行的检查,促进了心脏直视下纠治手术的发展,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那时候我们做心脏内科医生是很有成就感的,很值得自豪!”2007年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基金捐赠仪式(作者:张利环 徐惕君)王泰龄:奋斗70载的“90后”“放心吧,从细胞核的形态和细胞排列来看,这是横结肠管状腺瘤伴随轻度不典型的增生,是不会恶化的。”王泰龄耐心地跟一位前来询问病理结果的患者家属说。对王泰龄来说,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可对于病人而言,这是明确诊断,能重燃生的希望。

面前的这位“90后”,耳聪目明,腰板很直,声音爽朗,精神矍铄,至今已从事病理工作整整70年,现在仍每天坚持工作12小时,奋战在肝病病理会诊的第一线。今天,王泰龄饶有兴致地与我们分享了她如何与病理结缘,如何成长,以及我国病理学科的发展过程。91岁高龄的王泰龄教授仍奋战在病理会诊一线一、名家引路,精益修行

现在,91岁高龄的王泰龄仍保持着每天阅读文献的习惯,“和专业有关的得抓紧看,多看文献,就会知道天下之大”。这个习惯的养成与她学医的引路人刘世豪不无关系。

刘世豪教授(1900—1974年)是协和内分泌奠基人,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我的父母亲和刘教授一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我年少时,我们两家在北戴河度假期间住在一个院里,我是早上9点去沙滩游泳,刘教授都是看书到10点半,才去海边。他连休假都带几箱书。那会儿,我觉得他言语不多,但就这个学习精神,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后来,我到北京读高中,平时住校,周末都住在他们家,刘教授对我选择医学的影响很深。”王泰龄情不自禁地说。“1948年,我在协和医院做实习医生。开始我本来想搞外科,可是外科教授说,‘小祖宗,没有女孩搞外科的’,那我就想到妇产科,觉得能施展拳脚。妇产科林巧稚教授是我的老师,那时候,协和医院要求实习医生在做妇产科医生之前,都要先去病理科轮转一年,打好基础。林教授也特别重视病理,手术结束后都要和病理科医生一起阅片。后来在工作中,我越来越意识到,病理学是各临床学科发展的基础。刘世豪教授也建议我做病理。”

王泰龄自从到协和医院病理科以后,胡正详教授(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给了她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胡教授让我认识到,医学就像一棵大树,树根是各基础医学,病理科就是树干,树枝就是内外妇儿等学科。病理科要把根的营养送到树叶,也要从树叶吸收营养,也就是说病理必须结合临床。”

王泰龄1950年毕业(此时已经在协和医院病理科做助教),那时的她非常自信,觉得已经有能力给学生上课了。有一次,胡正详让她给学生讲炎症。“我们的病理学课程都是胡教授亲自讲授的,我原原本本听了两遍,差不多都背下来了。胡教授问起备课情况时却严肃地问我:‘你看了几本书?’我说:‘上课的内容您都讲过了,我照着您讲还不行吗?’他说:‘不行,你去把这些文献全部看完。’这时候离上课还有二十多天,他让技术员推个小车陪我去图书馆,把当时相关的二十几本书全部借回来,要我把这些材料都看完才能讲课。”这个教训让王泰龄印象特别深刻:只有自己真正弄明白了,才能教别人。

跟随刘世豪、胡正详两位教授的学习经历,给王泰龄奠定了扎实的病理学基本功,养成了阅读专业期刊和文献的习惯,以及树立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做到最好。最好的标准就是,严谨、认真、坚持,再把眼光放得高一点。二、默默耕耘,驰骋微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的病理学很落后,全国从事病理工作的还不到50人。许多院校想建立病理科,但苦于没有人。“胡教授就倡导:一是出书,二是积攒病理切片,还带领我们举办全国病理师资培训班。第一届高级师资班的学员只有十几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高年资的内外科临床医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的杰出病理学家。”第一届高级师资班学员合影(第一排左起:佘铭鹏,刘永,胡正详,王德修,王泰龄)

王泰龄在长春工作期间(1953—1984年),除了留大体、切片标本,同时还开展尸检和临床病例讨论。她特别强调,对于认识疾病,尸检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我记得,有一年一位北京医院住院期间的苏联专家突然死亡,为查明死因,胡教授带我去做尸检,结果发现是动脉瘤破裂引起的大出血。”

这段时间,是王泰龄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忆时,她声情并茂,兴致勃勃。“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愿意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人心齐,目标明确,工作效率特别高,工作积极性也比现在年轻人高。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984年,王泰龄调任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主任,负责组建病理科。“八十年代,我受命负责全国的病理技术,中日友好医院率先在我国成功开展免疫组化技术,做免疫组化时将冰冻切片改为石蜡切片。后来,病理学会制作了一系列小册子,在全国范围内把这项技术开展起来。”1992年,她还和刘彤华、佘铭鹏、严庆汉四人受邀赴日参加首届中日病理学会。此后,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与日本女子大学、日本大学、千叶大学和金泽大学建立学术交流,联合培养研究生。

王泰龄特别珍惜时间,最让她高兴的,就是每天都能过得很充实,多做一些工作。她退休后,致力于肝病病理的临床和研究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先后为我国《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重型肝炎、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等病理诊断标准。1984年中日友好医院正式开院,王泰龄教授为病理科首任主任三、芥子须弥,显微流芳“病理科大夫并不比临床医生高明,只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直接观察到病变,而临床医生要‘隔着肚皮’分析病情。我觉得最有兴趣的就是,从病理分析疾病的临床过程,帮助临床确诊。我习惯把患者病情发展过程列一个曲线,有助于分析病情变化。”

说到这儿,王泰龄向我们展示了1例刚整理好的会诊病历,里面有一页记录肝生化变化趋势的表格。这是1例肝移植术后的肝穿病理会诊,患者肝生化中多项指标反复升高,经过好几年也弄不清楚病因。王泰龄和她的学生梳理了患者移植术后(2004年)至今的肝生化指标变化特点以及影像学信息,再结合肝脏病理改变,最后发现肝内病变是门脉小支闭塞引起的肝实质缺血性坏死。”“这就说明一点,病理必须结合临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王泰龄让我们看书架上摆放着的一个个厚厚的文件夹,“你们看,我保留了所有来我这会诊的病例切片和临床资料,目前是6900多份。我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尽快把我了解的各脏器病变规律,告诉年轻医生,为他们提供学习肝病病理的平台。”

改革开放40年里,我国病理学科发展很快,全国各大院校、地方院校也很重视病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现在,随着中国医疗覆盖面的越来越广,县一级的基层医院也必须有病理科,王泰龄觉得,病理科还需要更多的人才。“我国的病理发展与国外还是有差距,国内真正的前沿报道还是不多。实际上,咱们国家病种多,病人多,假如我们好好总结,我相信,几年以后应该是全球都看中国的资料。”讲到动情之处,她脸上露出了少女般的憧憬。(作者:杨力实)刘力生:高血压事业要一代接着一代做下去

早上8点多,我们来到刘力生教授的办公地点进行采访前的准备,这里也是高血压联盟(中国)及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的办公地。刘教授的办公室位于这套两居室中的其中一间,布置简洁,其中有一整面书柜,里面摆放着高血压相关的各种资料,以及高血压联盟(中国)的文件、荣誉等。

8点45分,刘教授自行来到办公室,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步伐矫健的老教授是一位“90后”。已经90岁的她仍然奔走在高血压防治工作的第一线,事必躬亲。交谈中,我感受到刘教授作为老一辈医学巨擘的气度,从容、健谈、谦逊、低调。谈起我国的高血压防治事业,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当问及她个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时,她却觉得这都是团队和联盟共同奋斗的成绩,不愿提及自己的贡献。刘力生教授一、高血压逐渐受到重视——调查不仅要数字,还要治疗

刘教授说,我国的高血压防治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1958年提出了“让高血压低头”的口号,当时上海首先成立了高血压研究所,北京则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基础研究所、药物研究所及阜外医院组成的高血压协作组,这可谓是我国高血压防控的一个起点。

1979年4月,在河南郑州召开了全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及人群防治的协作会议,会议讨论并布置了1979—1980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一次标准化的高血压抽样普查。会上,顾复生教授问:“吴院长,查出来,咱们怎么办?”吴英恺教授回答:“普查普治,查出来就得治!”刘力生教授笑着回忆道:“顾复生教授一向喜欢提尖锐的问题,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通过顾复生教授和吴英恺教授发问与回答,我们更加明确了调查不仅仅是要数字,也不仅仅是发表文章,而是要继续往下做,目的是治疗病人。”刘教授说。二、高血压联盟(中国)成立——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一)名称的确定有个插曲

1984年6月22日,世界高血压联盟正式成立大会在日内瓦召开。经原卫生部和外交部、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批准,中国于1989年5月12日正式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同年10月26日,高血压联盟(中国)在湖北襄樊市召开成立大会,刘力生教授为第一届主席。在谈到高血压联盟(中国)的成立过程时,刘教授笑着说:“名称的确定还有个插曲。”

关于“联盟”二字。当时国家不允许成立这样的分支机构,吴英恺教授提出:“学会每1~2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其余时间大家各做各的事,没有人真正在基层做防控工作,也没有人有精力这样做。但联盟可以做很多工作,包括宣传推广、下基层活动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联盟确实在高血压防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联盟”二字也被保留下来。(二)通过临床试验保持联盟的凝聚力

刘教授指出,联盟是在参与老年收缩期高血压治疗试验(Syst-China,1987—1993)的31个省(区、市)的医学院和医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团结各个成员单位,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工作,因此联盟一直在组织临床试验,包括Syst-China研究、卒中后降压治疗随访研究(PATS)、在赞凯蒂(Zanchetti)教授指导下组织非洛地平治疗高血压研究(FEVER)等,同时我国还参加了ADVANCE、PROGRESS等国际协作项目,提供了大量的患者资源。

更重要的是,联盟各成员单位通过完成临床试验保持了凝聚力。“否则队伍可能早就散了!”刘教授感慨道。三、高血压防治事业——再难,也会坚持做下去(一)不做事就没有发言权

关于正常高值血压(130~139/85~89mmHg)治疗是否获益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展到第十个年头了,谈到这里时,刘教授摇着头笑了笑说:“你说有多困难!但是,不做怎么说话呢?做了才有发言权啊。而且做临床试验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因为这样的工作既艰难,又没有钱。”刘教授的话语中有些无奈,但又充满了坚定的信念,“高血压研究及防控的事业贵在坚持,应该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做下去!”(二)高血压防治需要下沉到基层

刘教授笑着回忆起自己1980—1981年到美国学习时的情景:“我的导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轻型高血压有多少’,我当时真的答不出来,就胡乱说了一个40%。因为我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收治的都是严重的患者,轻型高血压患者根本不会来这里看病。”

因此,高血压防控不能局限于大医院,应更多地下沉基层。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HEARTS项目,明确了心血管疾病防治简单易行的落实方案及路径,并制作成海报,方便基层实施和应用。我国目前准备在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做试点。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刘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的高血压防控事业而言,高血压联盟(中国)的成立无疑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没有联盟的成立,就没有上面做的这一系列研究和基层防治工作。她语重心长地说:“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工作,那里是心血管病中心,忙得不得了,但现在医学的弊病之一就是将资源都集中在危重病人身上,而战线前移、预防为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未来10年,我最希望高血压防治能够真正落地,基层真正把慢性病管起来,成为慢性病防控的主力军,实现最后一公里的目标。”这是刘力生教授的期许,也是未来慢性病防控的发展方向。

当记者问到“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您最想回到哪个年代”时,刘教授笑了起来,她说:“我当然希望回到年轻的时候啦!不过现在我还能活动,我挺高兴的,还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作者:扈妍)江载芳:献给儿科的六十载芳华“我中学上的是师大女附中,体育好,功课也好,受家庭影响,就走上了行医的道路。”1943年,17岁的江载芳考入了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6年后,江载芳本可以凭借优异的成绩留在北大医院,却在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儿科的诸福棠教授的力主下,来到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自此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儿科医生职业生涯。江载芳教授一、与儿科结缘边学边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儿童医院位于府前街,只有3名医生,30张床位,但病人却非常多。医生们是24小时负责制,既要管病房,又要出门诊。江载芳每天8点开始门诊,往往要等下午3点才能吃上午饭。每周只能休息半天“我们当时年轻、能干,不管多少病人都能够‘消化掉’。”江载芳自豪地说:“最多的时候,我一天看了100名病人呢!”90岁的江载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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