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楼嘉军,徐爱萍,马红涛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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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试读：
前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居民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不均衡、不充分现象日益成为城市休闲化过程中需要直面的挑战，也对城市休闲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我国城市休闲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渐次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值得引起关注。一是城市休闲化“三三制”现象凸显。所谓“三三制”现象是指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城市休闲化发展特点，即居民三分之一时间，用于休闲；居民三分之二收入，用于休闲；城市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用于休闲。上海作为国内城市休闲化发展的龙头城市，在城市居民休闲时间、居民休闲消费和城市空间建设等层面已经呈现出“三三制”的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正在建设的21个郊野公园，总面积就逾400平方公里。城市休闲化“三三制”现象表明我国的城市休闲化进程正在逐渐与国际接轨。
二是城市休闲化逐渐由生活休闲化向经济休闲化过渡。从上海发展实践看，当1997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居民在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等方面率先发生变化，大众旅游开始出现，但休闲对城市的影响力还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随着上海人均GDP接近20000美元，居民休闲消费方式日趋多样化，休闲消费支出成倍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休闲或休闲相关消费对上海社会经济贡献值已经接近65%，从一个侧面上揭示了我国城市休闲化正在由数量发展走向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
三是形成了从全域旅游向全域休闲转变的发展态势。对城市功能而言，全域旅游主要是满足外来游客的需要；而全域休闲，则是凸显了城市功能以满足本地居民日常的休闲文化娱乐活动为主，兼顾外来游客的观光度假活动。对上海的研究显示，上海城市休闲功能的转变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最初的封闭型，到后来的外向型，也就是主要为外地尤其外国游客提供休闲功能；再发展到内外兼顾型，直至当前的全域全面型，城市居民成为城市功能完善与发展的核心。上海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明确发展目标，就是把增进市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全体市民更广泛地参与发展过程，更多更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提高生活满足感。上海城市休闲功能的深化与完善诠释了由全域旅游向全域休闲转变的基本轨迹。
可以预计，今后几年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而作为对休闲城市建设水平与建设质量进行评价研究的城市休闲化测评也将同步迈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
本报告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是背景叙述，资料整理，数据分析。首先，从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的整体层面出发，对相关指数进行全面的分析与阐述，并结合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具体发展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其次，结合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空间与环境以及休闲生活与消费等分项指标的数据，分别对36座样本城市的休闲化发展水平指数进行具体解读与分析。第二部分是三个专题研究，分别是浙江城镇养老服务发展及优化策略，日本东京迪士尼运营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和上海市博物馆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报告研究发现，中国休闲化发展趋势具有以下五方面的特征。
第一，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由东向中西部递减的分布格局未变。
从我国城市休闲化综合评价数据分析看，原有的城市休闲化水平指数由东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分布格局基本未变。由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休闲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的前提下，现有的城市休闲化分布态势必然会延续相当长时间。
第二，中部滞缓西部加速的发展态势悄然出现。
从样本城市的分析数据看，中西部地区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近年来不仅在缩小，而且在城市休闲化发展节奏上，逐渐呈现出西部超越中部的势头。以2016年中西部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均值为例，中部（22.2761）低，西部（24.0231）高的发展数值一目了然。由于近年来西部享受着“一带一路”发展带来的红利，以重庆、成都、西安为代表的西部城市积极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城市经济能级，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促进城市休闲化水平持续提高，“西部崛起”的发展趋势渐渐明朗。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城市休闲化进程略显缓慢，“中部洼地”的发展节奏略显轮廓，值得重视。
第三，城市休闲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异常显著。
一是从区域城市休闲化发展角度看，不论是在东部，还是在中西部，区域内部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譬如，东部地区的北京排名第1位，而海口却位居第34位；西部地区的重庆排名第5位，而排名30名以外的城市主要来自西部地区。
二是从城市内部休闲化指标看，不少大城市相关指标的差异同样令人惊讶。如综合排名第5位的重庆，在休闲生活与消费分项指标评价方面，却排名第30位。在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的现阶段，区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或者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是我国特殊的国情在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体现，并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第四，北上广深城市休闲化优势明显。
对36个城市休闲化水平测度结果表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城市群内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领先全国，优势明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城市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城市生活功能与享受功能不断优化，用以满足居民休闲娱乐与游客观光度假的各种配套设施分布合理，数量充足，发展相对均衡；另一方面，居民休闲活动意识强，休闲消费需求旺，休闲消费能力高，在国内城市中十分突出。相比较而言，北上广深四座城市的休闲化水平以及城市内部各项指标发展的和谐性，在研究的样本城市中都具有代表性意义，揭示了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与基本样式。
第五，经济与产业发展是推动城市休闲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我国人均GDP己超过8000美金，根据根据经验，正在逐步进入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加速时期，而城市经济发展与产业优化依旧是推动城市休闲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提高城市城市休闲化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从发展现实看，城市经济与产业发展为一个城市休闲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有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优化的产业结构，城市休闲化水平就有充分保障。在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生活与消费五个指标发展水平中，休闲化水平排名前五的城市，城市经济与产业发展评分也都排名前五，与此相应的是排名后五名的城市，城市经济与产业发展排名也都排名后五名。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可以预见，随着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内涵的转变，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也将迎来由水平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型。
本书撰写分工如下：第一部分，由楼嘉军、徐爱萍、马红涛、李丽梅、刘松、刘震和黄佳丽等负责完成；第二部分，由华钢、马芮、周曼妮、楼嘉军、王晓云、徐爱萍、马红涛、刘震等负责完成。此外，参加本报告沙龙讨论与材料收集的老师与研究生还有孙晓东、杨勇、邱扶东、党宁、吴杨、朱毓敏等。
本报告得以顺利完成，与课题组成员近一年来的辛勤工作以及以上各位老师和研究生同学的尽力配合密不可分。作为课题负责人，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与真诚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倪华老师对本报告的出版与审校工作付出的心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报告有关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评价工作涉及的研究数据采集量比较大，来源又多元化，加上我们认识的局限性，在理论阐述、数据处理、材料分析等方面难免会存在不足，敬请学者与读者批评指正。作者—— 第一篇 ——总报告 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研究背景
休闲被认为是21世纪“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城市休闲化则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的一种新形式。所谓城市休闲化，是指当一个城市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阶段以后，城市基础环境、居民消费方式、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相继形成休闲化特点的发展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整体上进入以生活方式演变为特征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休闲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城市发展核心功能的休闲化发展，即由工业化时期突出以生产（制造）功能为核心的发展特征，向后工业化时期凸显以优化居民生活（生存）功能为核心的转变特征。这一核心功能的转变既反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功能在不同发展阶段体现各自作用的基本规律，又顺应了当今社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界发展潮流。第二，城市经济发展的休闲化。进入新世纪后，欧美发达国家人均GDP已经普遍处于3—4万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休闲时间占全年时间份额也上升至50%左右，而居民用于休闲或与休闲相关的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休闲正在成为推动城市乃至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
从国内发展来看，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发展关口，标志着我国在整体上开始步入城市休闲化的发展时期。但由于区域经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整体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休闲化发展要素的内部不协调等，这些都将阻碍我国休闲城市的建设和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将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些新思想、新判断为城市休闲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未来在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在社会层面、经济层面、乃至政策层面上出现的新趋势，将有利于加快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内涵建设，推动城市休闲化发展将成为促进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现实背景下，研究和关注城市休闲化议题显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为人民谋幸福、为城市谋复兴繁荣的重要课题。一、城市休闲化是实现居民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美好生活是指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最终体现的是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城市作为居民生存生活的主要载体，其建设和发展的成效将直接体现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具体内容。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城市的居住、工作、交通等基本功能已日趋完善。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休闲生活常态化、休闲消费脱物化、生活泛娱乐化等休闲特征的不断强化，城市居民对于城市休闲功能的依赖感与满足感日益提升，并逐渐成为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和繁荣发展的出发点。这里的休闲功能提升，可以理解为城市功能定位的休闲化发展，不仅是城市休闲娱乐设施和休闲空间的建设和优化，更应该注重城市休闲绿色生态环境的改善、城市休闲消费品的多样化、休闲服务业的结构调整等内容。通过城市休闲功能的完善和提升，不断满足本地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努力丰富当地居民的精神生活内涵，最终体现在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合理转型、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休闲化建设关乎到城市的产业结构、绿色发展、人民福祉，这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与要求一脉相承。城市休闲化是我国经济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形态，是以优化居民生活功能为核心的一个发展过程，其各要素之间内在机理的协调性和融合性是发展的关键。一定程度上说，城市休闲化发展进程不仅是从供给侧的角度解决休闲文化娱乐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体现，更是建设美丽城市的核心内容，从而构成提升城市吸引力的关键抓手。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基础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时期背景下，城市要建设成为让人在生活上感到舒适、幸福、美好的城市，就要竭尽全力地在城市的生活环境、消费服务、休闲设施等方面大力投入，在促进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充分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梦想。二、城市休闲化促进全域旅游走向全域休闲
2016年1月19日国家旅游局（现文化与旅游部）局长李金早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旅游要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转变。其后，李金早局长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一文，提出“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1］展理念和模式”。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加快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全面优化旅游发展环境，走全域旅游发展的新路子作出部署。从国家旅游局及国内学者对全域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全域旅游发展的价值诉求不再是停留在旅游人次的增长上，而是着力旅游质量的提升，追求的是旅游对人们生活品质提升的意义，关注的是旅游在人们新财富革命中的价值，其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打造一个旅游相关要素配置完备、能够全面满足游客体验需求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开放式旅游目的地，是一个能够全面动员（资源）、立足全面创新（产品）、可以全面满足（需求）的旅游目的地。
事实上，随着休闲浪潮席卷全国各地，休闲消费常态化趋势已经促使城市居民消费观念和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城市休闲发展的核心要义是追求本地居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首先是为市民提供高的生活质量，有美味食物，能与自然接触，有艺术的和历史的保留，能运动，有节假日、露天市场和其他休闲带来的令人愉快的事；其次才是为非常有限的旅客提供这些休闲娱乐。因此，城市休闲化发展不仅是实现全域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更应该加快从全域旅游到全域休闲的转化。所谓的全域休闲是指把增进市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全体市民更广泛地参与休闲活动，更多更公平地分享城市休闲发展成果，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提高生活满足感。因此，全域休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在充分实现本地居民日常娱乐消费充分性和均衡性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城市本地的休闲资源与设施，促进城市休闲空间的合理和均衡发展，最终实现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双重提升。三、城市休闲化成为推进居民生活休闲化的重要动力
一般认为，20世纪城市现代化是指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领域的理性化互动发展过［2］程。进入21世纪以来，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来看，生活领域的休闲化正在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又一新特征。进入休闲时代以后，城市休闲化的发展已经促使城市居民在生活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休闲化的发展特点。
一是休闲生活常态化。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公共休假制度、法定假日制度和带薪休假为主的多层次休假制度。闲暇时间的增加为居民从事各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保障，居民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已经成为与工作、睡觉和从事家务等必要的社会活动同等重要的第四生活状态。
二是城市功能休闲化。一方面城市经济功能由传统的制造业经济结构向服务型经济结构转变，社会经济中休闲因素的影响逐渐扩大；另一方面，城市单一的旅游接待服务功能逐渐被综合性休闲接待服务功能取代，居民娱乐活动和游客观光活动在城市区域空间上出现重叠的发展态势。
三是消费脱物化。近年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以恩格尔系数为例，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区间。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扩大，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4%和7.9%，比上年提高0.2个和0.3个百分点。显而易见，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不断增长。
四是生活泛娱乐化。首先，居民外出就餐及购物行为逐渐演化为居民休闲娱乐活动的特殊形态。其次，集商业、娱乐和文化各要素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活广场替代了以往功能相对简单的商业街区，传统的商业广场的经营理念正在被“没有娱乐就不成其为商业”的休闲消费［3］经营理念取代。最后，休闲和工作向着融合的方向发展，“工作［4］越来越象娱乐，而娱乐则越来越象工作。”
五是休闲方式虚拟化。休闲方式虚拟化是指休闲娱乐方式由传统的巨象化转向网络的虚拟化。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新技术、新条件、新理念的背景下生成的当代生活娱乐化样式，不仅迅速改变着青年人的日常娱乐生活方式，而且也在颠覆全体社会成员传统的休闲生活与休闲活动方式。四、城市休闲化过程中的“三三制”现象凸显与国际接轨的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休闲化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大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步入了城市休闲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休闲化发展中呈现了所谓的“三三制”现象，即居民三分之一时间，用于休闲；居民三分之二收入，用于休闲；城市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用于休闲。
从国内城市休闲化发展实际来看，国内城市休闲化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点、片到面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率先跨入城市休闲化发展阶段。到了新世纪初，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层面上进入城市休闲化发展阶段。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标志着我国城市休闲化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经率先显示出休闲化发展的“三三制”雏形。以上海为例，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城市，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初期的封闭性发展，到后期的外向型发展，主要为外地尤其外国游客提供休闲功能，再发展到内外兼顾型，直至当前的全域全面型发展时期。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可谓是国内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典型代表，呈现出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趋势。从居民时间层面讲，上海居民全年休闲时间为120天左右。从居民消费层面讲，2017年，沪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约15000元，用于休闲或休闲相关生活费用的支出约为10000元，占到了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从城市空间层面讲，通过多年的建设，上海户外游憩空间面积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仅在十三五期间，上海就布局建设21个城市郊野公园，总面积达到400平方千米。目前，城市户外休闲空间面积接近上海市域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中形成的“三三制”现象，从一个侧面表明上海的城市休闲化正在向更高的阶段演进，发展的态势与发达国家城市休闲化发展经验基本吻合。当然，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如城市休闲文化娱乐设施在空间上的布局与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短板。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一、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飞速提升，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促使休闲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1]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已经成为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进民众福祉的关键任务。近年来杭州、成都的休闲城市建设实践表明，城市休闲化发展对于优化城市生态绿化环境、提升居民生活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推进城市休闲化发展是践行建设“美好生活”新图景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因此，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深入研究城市休闲化发展理论、客观评价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以及努力探究相关影响因素，有利于推动城市休闲产业发展、提升休闲经济地位、释放城市居民休闲消费需求，从而为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我国城市休闲化过程正在蓬勃展开，围绕城市休闲化发展内涵和发展评价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对于城市休闲化发展趋势、区域差异以及各城市的发展特点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推进与完善的地方，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进行有效互动和双向突破，以规避城市休闲化的发展风险，引导我国休闲城市建设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本报告在已有指标体系与质量测度模型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把握了2016年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特别注重考量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发展差异，并对36个案例城市休闲化发展的特点给予深入分析，以期为缓解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为我国城市休闲化有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二、研究意义
第一，理论意义。本研究结合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实际，构建了城市休闲化发展评价体系，从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设施与服务、休闲生活与消费等维度对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不同城市在休闲化发展进程中呈现的特点和差异，并通过纵横向比较，全面分析我国城市休闲化的发展路径，从而为推动各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实践意义。一是通过构建城市休闲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测评模型，便于科学地为城市休闲化发展提供评价手段。二是通过横向比较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休闲化发展现状，分析区域间休闲化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缓解休闲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三是通过测评国内36个城市休闲化发展现状，总结与分析各城市休闲化发展进程中的共同点与差异，分析其发展的失衡与错位问题，进而为各城市休闲化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及战略部署。[1]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大会作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三节 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一、指标体系结构
城市休闲化是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生活与消费五方面综合作用的过程。为对城市休闲化水平进行测度，本文从城市休闲化概念出发，借鉴已有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特点，遵循全面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尝试构建了中国城市休闲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共涵盖以下5类44个具体指标（见表1-1）。
第一类，经济与产业发展，主要反映城市居民进行休闲消费的宏观环境，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率、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住宿和餐饮业零售总额等。这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先决条件。表1-1 中国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类，休闲服务与接待，主要反映城市为满足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需求而提供的休闲旅游设施以及城市的休闲旅游接待能力，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数量、剧场/影剧院个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旅行社数量、星级饭店数量、国家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国内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人数等。这是表征一座城市休闲功能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内在驱动。
第三类，休闲空间与环境，主要反映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城市绿化环境，包括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公园数量。这可以保证人们接触到更多的休闲机会，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第四类，休闲生活与消费，主要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休闲消费结构，包括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城市居民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城市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年末彩色电视机拥有量、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年末家用电脑拥有量等。这是城市居民休闲生活质量的体现，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核心内容。
第五类，交通设施与安全，主要反映城市内外交通的便捷程度和安全性，包括出租汽车规模、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量、轨道交通客运量、公路运输客运量、铁路运输客运量、民用航空旅客发送量以及交通事故数等。这是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开展休闲活动的前提，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报告继续沿用历年来《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报告》中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分别对国内27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5个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共计36个城市进行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评价。考虑到统计数据的纵向可比较性，华东师范大学休闲研究中心自2011年首次发布城市休闲化发展指数以来，持续不断地围绕36个城市开展城市休闲化指数的发展与评价，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有利于把握城市休闲化发展的演变趋势和变化特点。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中国文化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国家和省级有关管理部门公开出版或发布的统计数据。部分缺失数据以相邻年份数值替代。三、评价方法（一）数据处理
本书所有指标口径概念均与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城市基本情况统计制度保持一致，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按照评价指导思想与评价原则要求，所有指标分为两类。一是，正向指标，即指标数据越大，评价结果越好。二是，逆向指标，这类指标的数值与评价结果成反向影响关系，指标数值越大，评价结果就越差。本报告中“交通事故发生数、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属于此类。本书对逆向指标进行一致化处理，转换成正向指标，具体采用如下公式：（二）指标赋权方法
在以往相关研究文献中，计算权重通常采用主观判断法和客观分析法。前者通过对专家评分结果进行数学分析实现定性到定量的转化，后者则通过提取统计数据本身的客观信息来确定权重。主观判断法对先验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受调查者往往以某种先验理论或对某种行为的既定认识来确定指标权重，所以使用主观判断法会造成指标选取和权重确定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从而降低综合评价分析的科学性。客观分析法是通过对评价指标数据本身的客观信息进行提取分析，从而确定权重大小，其特点是客观性强，但其忽略了专家经验在确定权重中应用的重要性，赋权结果有时说服力不强。
本指标体系中指标较多，数据信息量较大，为避免数据处理的失真，本文主要按照客观分析法，依靠可得性客观数据，并运用基于客观数据分析的“差异驱动”原理，对我国36个城市的休闲相关变量[1]进行赋权，目的在于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提高评价的科学性（杨［5］勇，2007），将指标变量数列的变异系数记为：
由此，变量的权重为：（三）综合评价模型
变量集聚是简化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Index，简称URI）的有效手段，即指数大小不仅取决于独立变量的作用，也取决于各变量之间形成的集聚效应。非线性机制整体效应的存在，客观上要求经济与产业发展（EI）、休闲服务与接待（SH）、休闲空间与环境（SE）、休闲生活与消费（LC）交通设施与安全（TS）全面协调发展，产生协同作用。
本评价指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式构建如下评价模型：
式中，a、b、c、d、e分别表示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生活与消费的偏弹性系数。从式13中可以看出，该函数体现的是城市休闲化各变量指标之间的非线性集聚机制，强调了城市休闲化各指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在指标数据处理上，由于评价指标含义不同，各指标量纲处理差异比较大，所以不能直接使用各指标数值进行评价。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采用最大元素基准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将实际能力指标值转化为相对指标，即：
经过处理后的城市休闲化评价模型为：
总的来说，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的非线性组合评价法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强调了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变量间的相关性及交互作用。其次，着眼于系统性观点，突出了评价变量中较弱变量的约束作用，充分体现了城市休闲化水平的“短板效应”，即城市休闲化水平就像44块长短不同的木板组成的木桶，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长度最短的那块木板。最后，由于采用了指数形式，导致变量权重的作用不如线性评价法明显，但对于变量的变动却比线性评价法更为敏感。[1]本研究的评价对象选取27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由于2003—2008年拉萨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所以在后文实证研究中有关2003—2008年城市休闲化分析部分不包括拉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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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米切尔·J·沃尔夫.娱乐经济［M］.黄光伟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64.
［4］黄德兴，等.现代生活方式面面观［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150.
［5］杨勇.中国省际旅游业竞争力分析——ARU结构与影响因素［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10）：53-60. 第二章 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评价第一节 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指数一、综合指数评价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整理与计算，可以发现36个城市的休闲化综合评价指数大致分布在13—83之间，而且彼此之间发展差异非常大，具体排名情况，见表2-1。表2-1 2016年中国36个城市休闲化指数排行榜
通过对表2-1的分析与解读，可以发现，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已经形成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北上广领跑我国城市休闲化进程
从总体上看，2016年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分值在50以上的城市有5座，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与重庆，其中北上广三座城市的城市休闲化发展优势明显，领跑作用突出。（二）我国城市休闲化水平总体偏低
2016年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平均值为29.4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有11个，在36个样本城市总数中的比例不及三分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休闲化水平低于平均值，表明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程度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三）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程度在城市之间差距明显
从测度结果来看，36个城市中休闲化发展指数最高的是北京（83.050），得分最低的是拉萨，只有13.079。两者相比，北京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约为拉萨的6.34倍。尽管北京与拉萨之间的发展差距已经从2012年的8倍左右，缩减至现在的6.34倍，但是仍然清晰表明各城市间休闲化发展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四）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格局严重失衡
从当前我国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评价分值排序看，大致构成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渐递减的分布态势。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现象，与眼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基本一致，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二、分项指数分析（一）经济与产业发展“经济与产业发展”指标主要包括城市居民进行休闲消费的宏观环境（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以及住宿和餐饮业零售总额、从业人数等内容，是城市休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1.发展不平衡
从36个城市的具体排名看，各城市在经济与产业发展指标上的差距非常显著，排名第一的上海（21.2860）是排名最后的西宁（2.2644）的9.40倍，发展差距远大于城市休闲化综合水平之间的差距。这一发展的悬殊性值得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
2.东部城市优势明显
在经济与产业发展指标中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有8个位于东部沿海城市，重庆和成都则是两个跻身前十的西部城市。
3.西部地区差距显著
从统计数据看，排名后十位的城市中有8个位于西部地区，这表明西部地区在与城市休闲化发展相关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方面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具体统计结果见表2-2。表2-2 2016年36个城市经济与产业发展指数排名（二）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服务与接待”指标主要包括城市提供的文化设施（文化馆、图书馆、剧场/影剧院、文物保护单位）、休闲旅游接待设施（旅行社、饭店、景区、公园），以及游客接待规模（国内和入境旅游人数）。这是反映一座城市休闲功能水平的重要指标，休闲设施种类、旅游接待能力，以及外来游客规模都是反映一座城市休闲吸引力的主要因素。
在36个城市的“休闲服务与接待”指数排名中，北京排在第一位，且比排名第二的上海高出4.9788分。无论是面向本地居民的文化休闲设施供给，还是面向外地游客的旅游服务供给，北京在这一指标上具有明显优势，领先于国内所有城市。深圳、重庆、杭州、广州排在第三至第六位。其中，重庆与深圳两座城市在城市休闲服务供给中主要致力于满足本地居民休闲需求，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公园数量相对较多；杭州、广州由于资源禀赋的优势，在旅游资源和旅游接待上具有较高水平。而海口、银川、拉萨、乌鲁木齐、和贵阳的休闲服务与接待指数排名后五位。尽管这些地区拥有较高品质的旅游资源，但相比于指数居前的其他大城市，由于城市文化休闲设施综合建设水平和配置规模总体略低，造成城市休闲服务与接待指数排名相对靠后的发展态势（见表2-3）。表2-3 2016年36个城市休闲服务与接待指数排名（三）休闲空间与环境
休闲空间与环境指标主要包括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城市绿化环境和城市获得的荣誉，这些指标反映了城市的室内休闲环境和户外休闲环境的舒适度，尤其是良好的户外的休闲环境是保证人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休闲机会的基础性条件。
在36个城市的休闲空间与环境指数排名中，广州、上海、深圳排在前三位，南京、北京、重庆、杭州分列第四至第七位。广州排名第一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的绿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空气质量等影响人们户外休闲的指标数值均高于上海、深圳。北京在这一评价指数上的分值仅排在第5位。从原因分析看，主要是因为北京的空气质量水平在36个城市中排名较低，这一数值直接拉低了北京的休闲空间与环境指数水平。呼和浩特、石家庄、西宁、哈尔滨、兰州的休闲空间与环境指数排名后五位。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宁和兰州的空气质量近年来有所改善，但是两座城市在绿化覆盖率、城市绿地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方面的评价指标值相对较低，使得休闲空间与环境指标在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见表2-4）。表2-4 2016年36个城市休闲空间与环境指数排名（四）休闲生活与消费
休闲生活与消费指标主要包括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拥有的家庭休闲设施（彩色电视机、电脑）、入境过夜旅游者人均花费。这类指标是反映城市休闲化水平的关键指标，只有当人们的休闲需要转换为生产力，才能促进城市的更新与发展；而一座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质量的水平则是落实在具体休闲消费过程中。
在36个城市的休闲生活与消费指数排名中，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南京排名前五位。北京、上海、杭州在这一指数上的得分均高于7分，处于评价的最高水平。表明这三座城市的居民在国内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休闲消费及休闲参与已成为居民的常态。同时可以发现，在这一评价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中，大多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里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居民生活最富庶的地区。拉萨、兰州、西宁的休闲生活与消费指数排名相对靠后。这些城市均处于我国的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弱于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城市休闲产业的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与此相关，导致本地居民的休闲消费能力相对较弱。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重庆在这一指数上排名相对靠后，这表明重庆虽拥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休闲文化氛围，但是对于居民休闲消费力的提升仍有待于挖掘和释放（见表2-5）。表2-5 2016年36个城市休闲生活与消费指数排名（五）交通设施与安全“交通设施与安全”指标主要包括城市的交通环境，具体为城市内部交通、公路、铁路、航空客运量以及交通安全状况。交通设施的承载力和安全是城市居民开展休闲活动的前提，良好的交通环境可以提升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的休闲旅游舒适度。
在36个城市的“交通设施与安全发展”指数排名中，北京、广州、上海分列前3位，成都、深圳、重庆、武汉、西安排名第4位至第8位。这些城市作为华北、东南、华东、西南以及中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城市外部和内部交通公共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便于居民外出休闲。贵阳的交通设施与安全指数排名靠前，从指标数据看，主要是由公路运输客运量和交通安全所致。贵阳被称为“西南的枢纽、交通的中心”，但不沿海、不沿江，铁路、公路承担着90%以上综合客运量。此外，贵阳近年来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交通事故发生数大幅下降。排名靠后的是拉萨、银川、石家庄、呼和浩特，从分析看主要是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这些城市分布在中国中西部地区，陆路交通、铁路交通和民用航空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客运量远远低于中东部地区；二是，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尚未建立，城市内部运载力与中东部城市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见表2-6）。表2-6 2016年36个城市交通设施与安全指数排名第二节 城市休闲化发展演变特点一、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排序变化
把2017年36座城市的休闲化发展水平指数与2010—2016年的数据进行比较，能够反映出如下几个特点。（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的城市休闲化水平始终位列前五
北京和上海的排序基本保持不变。北京和上海作为国内特大型城市的代表，拥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城市休闲化发展进程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广州最近5年内也始终保持第三的排名；重庆、深圳的排序则呈现交替变换特点，说明两座城市的发展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二）杭州与成都是我国休闲城市建设的领头羊
杭州与成都在国内比较早地提出了建设休闲城市的发展战略，近年来的发展实践也为国内其他城市推进休闲城市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从两座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指数排序看，表现各不相同。前些年，杭州发展优势比较明显，排名在六七位之间，而成都相对落后，排在九十位之间。近年来，成都的城市休闲化水平稳中有升。一直以来，成都都拥有良好的休闲氛围和休闲底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城市产业结构、城市服务配置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等方面休闲化特征呈现不断扩大化的趋势。在已有旅游资源和文化服务设施的基础上，成都致力于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休闲服务设施的质量水平，以此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尤其是在交通枢纽的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使其城市休闲化水平不断攀升，在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指数得分上一举越过杭州。客观地看，杭州在多个分析指标上要好于成都，但是在交通枢纽作用的评价方面明显弱于成都，而且分值差距很大。当然，杭州正在筹备举办亚运会，相信这一重大赛事活动必将全面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计杭州与成都之间，在未来几年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排名上也将会产生相应的竞争。（三）西部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持续上升
由于近年来西部享受着“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红利，以西安、成都、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城市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城市经济能级，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扩大休闲功能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促进城市休闲化水平持续提高。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城市的城市休闲化进程略显缓慢，可以发现除武汉以外，其他城市的休闲化水平排序呈现不进则退的态势，需要引起关注（见表2-7）。表2-7 中国36个城市休闲化水平排序（2010—2016年）二、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等级变化
把36座城市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分值，运用百分制等级划分法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五级。等级以A为好（80—100），B为较好（60—79），C为一般（40—59），D为较低（20—39），E为低（1—19）。以此为依据，对我国36个城市自2010至2016年连续7年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等级进行划分，可以清楚发现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演变的一些基本特点。见表2-8。表2-8 中国36个城市休闲化水平等级划分（2010—2016年）（一）北京独占鳌头
2010—2016年七年时间里，能够达到A级城市等级的仅有北京一市。2013年北京首次进入A级城市，但是之后的2013—2015年，北京又重新回落到B级城市。2016年北京以总分83.05再次进入A级城市行列。北京作为直辖市的代表，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城市地位决定了北京相比较于其他城市所具有的独特发展优势。加之，北京自身具备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优质的休闲服务接待设施和便捷的交通网络服务，以及居民休闲消费意识较强等因素，都促使着北京成为国内休闲化发展最快的城市。当然，也需要指出，在北京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中，涉及到休闲空间与环境的分项指标要远低于其他指标，揭示出一个现实就是，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标正在日益成为制约北京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的短板。（二）上海发展短板明显，广州差距不小
位于B级层次的城市有2个，分别是上海与广州。上海一直位居北京之后，常年处于第2名。广州则是刚刚晋升第二层次。尽管上海多年紧随北京，可是与北京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分值相差约整整10分。其中，在“休闲服务与接待”分项指标上的差距最大，有5分，这也是近年来上海在不断加大投入，努力弥补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处于第二层次，广州与上海的差距也有10分。显然，居于发展前三位的城市之间彼此差距也是非常大的。（三）一带一路战略助力西部城市休闲化发展
2016年共有3座城市达到C级，分别是深圳、重庆与成都。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大城市，深圳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城市休闲化水平也一直位居我国发展前例。重庆和成都作为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领头城市，近年来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也达到了较高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规划的深入实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显著，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日益完善、居民休闲消费和休闲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提升，城市休闲化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四）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变化趋势持续向好
一方面，从2016年统计数据看，仍然有25个城市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处于低（E级）或较低（D级）的发展层次。其中，12个城市名列较低的发展层次，还有13个城市位于低的发展阶段，表明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从发展角度看，在2010年，在我国36座城市的城市休闲化水平测度中，居于低层次的数量有23座，逐渐减少至2016年的13个；居于较低层次的数量，也由当年的9个递增到2016年的17个。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城市休闲化水平整体上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进步。相信随着城市休闲化发展进程的持续推进，处于低的城市的数量必将进一步减少，而将会有更多的城市跨入较低或中等以上的发展阶段。不过，也应注意到，西部地区的乌鲁木齐、银川、兰州、拉萨、西宁等城市的休闲化发展水平指数长期处在最后的排名之中。事实上，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沉甸甸的历史问题。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原因，要提高此类城市休闲化水平还需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第三节 城市休闲化区域差异分析一、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分析
通过对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数据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休闲化发展虽或慢或快，但是都取得了相应的发展成效。（一）从总体上进行分析
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在区域上表现出东部高，中西部较低的分布格局。从东中西部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得出的均值角度来看，东部城市休闲化综合水平均值（38.0907）明显高于中部（22.2761）和西部（24.0231）的发展水平。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中部和西部城市休闲化水平均值的走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两者比较接近，近年来开始出现分歧，自2015年起，西部地区的城市休闲化水平均值首次出现高于中部地区的迹象，2016年西部的均值优势进一步加大。
从发展看，西部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均值增速优于中部地区，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见表2-9）。表2-9 中国36个城市休闲化水平值（2010—2016年）
注：按照我国“七五”计划及国务院有关西部大开发政策中有关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提法划分。（二）从城市群角度进行分析
从城市群角度看，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成渝城市群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呈现出鲜明的组团互动发展模式。从原因分析，主要得益于城市群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进而转化为推动相关城市休闲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具体数值看，东部地区中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高于环渤海地区的城市群。从中部和西部地区看，城市群对相关区域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尚未得到充分与有效的发挥。如何发挥区域核心城市的带动效应，协调区域发展，成为下个阶段中西部地区城市休闲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综合来看，城市群发展是今后我国推进经济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步骤，要提升城市休闲化水平，一个重要前提是通过区域协作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通过资本投入和产业转型优化休闲服务和设施供给，打造良好的休闲环境，实现城市休闲化水平的整体提升。（三）从具体城市进行分析
从具体城市看，东部地区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要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且发展优势比较明显。其中尤以北上广深4座城市为代表的东部城市休闲化发展进程，为我国城市休闲化的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当然，也应看到东部地区的海口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明显偏低，不过随着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以及自由港政策的落地，海口迅速崛起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
中部地区除武汉、长沙、哈尔滨城市休闲化水平稍高之外，其他城市如太原、南昌等城市休闲化水平还比较低。相对于西部，中部城市具有很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如何将自身优势融入到城市休闲化的进程中，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成为中部城市继续发展的关键。
西部地区的重庆、成都、西安、昆明城市休闲化水位于全国前列，且比一些东部城市的休闲化水平值还要高，但是兰州、乌鲁木齐、西宁、拉萨、银川等城市休闲化水平值较低，拉低了西部城市的平均水平。尽管如此，应看到兰州、乌鲁木齐、西宁、拉萨、银川等城市休闲化水平近年来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呈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二、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休闲化分项指标分析
通过5个维度的分项指标分析（见表2-10），可以发现，有4个维度的分项指标排序是，东部>西部>中部，仅有1个维度指标是，东部>中部>西部。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中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中部洼地”的现象，即中部城市休闲化水平差距不大，但缺少龙头城市的引领，造成四个指标的平均水平都落后于东部和西部。对此现象进行解读，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在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相关特征（见表2-10）。
第一，经济与产业发展指标水平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这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基本吻合。一方面，东部地区的水平差异离散程度较大，表明由于珠三角、长三角主要城市在经济溢出效应的影响下，已逐步形成“休闲经济”的集团优势。而如海口、厦门等城市虽然在省份内部具有领先地位，但由于交通、资源、环境等方面存在劣势，使得这些城市与东部龙头城市的差距还非常大；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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