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道炫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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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试读：

1933年秋国共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开始时，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全盛时期。虽然在此之前长江流域与中央苏区可以形成掎角之势的几个大的苏区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经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但当时仍然不会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后的秋天，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会在国民党军强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失败的结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长途跋涉之路，寻找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突围中的艰难也导致了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最重要的一次领导层变换。同样让人很难预想到的是，经历了如此惨痛的挫折，在对手看起来已是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很快又能重新振作，在陕北站住脚跟；而且这次失败实际上就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最后的一次战略性失败，从此中共的革命夺取政权之路大有直济沧海之势。

失败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与中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的描述相比，对于中共历史上这样一次重要的失败经历，具体的研究和阐述不是很多，有许多问题我们尚不能得其详，简单的原则论述和具体的历史运行脉络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而当我们重复当年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以“左”的错误为这次失败定性时，往往忽视了其中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

其实，翻开中共壮丽历史的长卷，在欣赏波澜壮阔的胜利画面之余，偶尔体味一下这一段别样的经历，也许可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果考虑到成败、祸福之变，谁又能说，这样的失败就完全没有意义呢？！就整个苏维埃运动而言，后人（虽然是外国人）曾有过中肯的评断：“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是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组织和动员苏区居民的各种方式的尝试和失败的考验，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这（加上其他条件）也成为抗日战争年代里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较快[1]增长和发展的基础。”这样的说法放到第五次反“围剿”的这一时段中，也并非就没有针对性。苏维埃运动是中共革命过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创造奇迹的过程，因此所谓的超越阶段之类的说法更多只具有逻辑上的意义。作为中共首次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革命的思想和逻辑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通过对苏区的独立控制，显现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事实上，虽然具体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此后续有调整，但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诸如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土地革命、社会再造等，在这一时期已经牢固确立，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

苏维埃革命高歌猛进的初期阶段，中共把革命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数年后几十万人的武装即矗然挺立，缔造出国共合作共同北伐后的又一个传奇。中共在这其中表现出的让人感觉无穷无尽的能量，不仅当年的对手为之震惊，即连多年后的览史者，也很难不为之倾倒。不过，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极限，中共在多种境遇下实现的超常发展，到这时，似乎终于到了该停歇一下的时候了。从历史的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无论和共产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后人相比，他们改变了的或者可以改变的东西实属有限，在滚滚的历史大潮面前，他们难以担当引领潮流的重任，更多时候乃是随波逐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航向。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许多问题，既不一定是他们的造作，也不一定为他们所独有。对此，毛泽东曾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中肯谈道：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2]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

毛泽东的评判，主要是从中共内部着眼，而邓小平则从国共相争的大背景，透视过当年“围剿”与反“围剿”成败得失的幕后玄机：

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3]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

中共两位超重量级人物的论断，客观、公正、独具慧眼，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多样性认识的范本。

如果不是过分执著于结果的话，面对1933～1934年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程，冷静地想一想，中共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军志在必得、几倾全力的进攻下，竟然能够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够令人惊叹的。何况，无论是事后诸葛的我辈，还是当年那些参与创造历史的人们，只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热，对于此时国际国内背景下，红军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江南的可能命运，应该都或多或少会有不那么乐观的预判。中共和红军的成长，如毛泽东当年论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统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仔细排列一下当时各苏区的名称，诸如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陕、川陕等，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这些苏区都位于数省交界的边区，都利用着南京政府控制软弱的条件，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绝对不能低估。然而，这一切，到1930年代中期，已在悄悄发生着变化。随着地方实力派挑战的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显弱化，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当国民党军大军压境、全力挤迫、志在必得时，成长中的中共最好的命运大概也就只能是顺利摆脱，韬光养晦，以求东山再起了。

这是一个中共成长壮大的时代，但远不是中共掌握政权的时代，超常的能量，也无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发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泽东、朱德发挥自己的天才剑走偏锋（比如在军事上的天才创造、对力量的精准把握）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中共的西走川陕，或许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剑走偏锋。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不抱成见，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更多通过当年的而不是后来的，描述性的而不是价值评判的历史资料，回首这一段曾经不那么愿意直面的历史。历史展现虽然不会像文学作品那样罗曼蒂克、激动人心，但却可能更有益于后人了解历史的本然进程，以从中汲取养分、获得智慧。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面对着他们自己的问题，别人很难越俎代庖，因此，作为一个以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为聚焦点的研究，本书或许承担不起总结经验的责任，也未必真的能够提供若干教训，更多的只是想呈现一种面对历史的方式，即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尽管，原初的历史是如此复杂，复杂得也许会让人感觉混乱，但光怪陆离既然提供给了世界，应该也就预备给了历史。

平心而论，即便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也未必能洞察秋毫，何况那已经永远逝去的人和事，因此，原初的历史和我们的认知之间，恐怕总是会存在距离，所谓历史的弹性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吧。在无限丰富的可能面前，历史研究者没有理由不谨慎和谦卑以对。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放弃对历史本真的探求，在不确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确定的唯一，是历史研究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否则，我们因何而存？！注解：[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0～21页。[2] 毛泽东：《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38～939页。[3] 邓小平：《跃进中原的政治形势与今后的政治策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97页。邓小平接下来还谈道：“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一 中央苏区的炼成1.中央苏区的成长

1930年代，中央苏区成为全国各苏区中的“中央”，绝非浪得虚名。由于朱毛红军在赣南一带的出色表现，早在1930年前后，这里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讨论的重心。1930年7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共中央，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问题作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强调：“完全掌握农民武装斗争的一切形式，尤其是直接着手组建惟一能保证我们巩固胜利的正规部队，只有在牢牢占领并保持具有巩固和进一步扩大苏维埃政权的足够政治经济前提的根据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同时指出：“我们越是迅速地具有这样的根据地，越是迅速到把武装斗争从各种独特的游击战变为正规军作战形式，我们就越能迅速地保证从组织上掌握农民革命运动，就越能迅速地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从而[1]保证革命的胜利。”根据这一判断，8月8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

必须选择和开辟能保证组建和加强这种军队的根据地。对根据地的基本要求是：相当程度是农民运动，从容组建的可能性，获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证今后能夺取一个有足够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发展前景。目前显然赣南、闽南、粤东北地区首先能够成为这样的根[2]据地。

这里提到的三个地区此时只有赣南地区已经有大规模的红军活动，而先后在这一地区活动过的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正是中共武装的精英。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判断，在所有红军部队中，“朱德和毛泽东的军以及处在他们影响下的两个军（第3军和第12军）是最好的。彭德怀的军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两个军（第8军和第16[3]军），与他们差别不大”。中共中央也明确肯定：“四军是中国红军[4]主力的主力”。显然，已有根据地基础，又拥有优良红军和坚强领导人的赣南更有可能满足共产国际建立中心根据地的要求。不过考虑到自己远在千里之外，毕竟对当地情况不太熟悉，共产国际并不想在这样的具体问题上遽下定论，在有关电报后面不忘补充说：“更详细[5]地核实这一情况只能在当地进行”。这是1927年莫斯科在中国遭遇挫败后，指导方式开始调整的一个例证。

共产国际提出这一计划，正是此时实际控制中共中央的李立三错误向着最为极端的方向发展之时，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为着减消李立三的错误而提出的。因此，在被狂热中的中共中央冷藏了近一个月后，随着进攻长沙的失败及李立三总暴动方针的破产，尤其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开始得到更多重视。首先是关于建立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得到落实。6、7月间，共产国际数次要求中共中央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6]施尽可能加强红军”，但正沉浸在革命高潮美好想象中的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无暇顾及。周恩来同年底谈道，这时的中共中央“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并不放在党的工作之第一位……同时反对我在国际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意见，认为是右倾，保守观念。六月间，国际来电[7]提出建立苏区的中央政府，也未被重视”。8月底，李立三的狂热渐现退潮之势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成立苏区中央局的建议。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同时，周恩来“在政治局提出自己前往苏区的建议”，由于大家都认为“他在政治局里简直是[8]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不可替代的人物”，这一提议未能通过，但体现了此时中共中央开始高度重视苏区建设。接着，中共中央初步明确了中央根据地的范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区的工作计划中谈道：“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9]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10]事指挥。”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中央苏区这一概念。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文件中提到的赣南和闽粤赣（即闽西）两块根据地实际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1931年2月，共产国际代[11]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据地”的提法，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12]报告中出现“朱［德］—毛［泽东］的中央（苏）区”这一概念，中央苏区的地位已经初步奠定。

赣南及赣西南苏区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然和这里卓有成效的苏区建设密不可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军政领导人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持续壮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关注不断加强，这里作为全国苏维埃中心的地位也更加巩固。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此，赣南、闽西作为中央苏区的地位终于实至名归。

随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日益重视根据地建设，一大批军政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更是人员流向的重点。1930年9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向中央苏区派出67人，其中57人到达。[13]苏区中央局也正式在中央苏区开始运行。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1932年下半年，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鉴于中共中央[14]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建议将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11月，王明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式提出“将中央迁往中央苏[15]区”。年底，共产国际决定：“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将中共中[16]央、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从上海迁往苏区。”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

大批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一时间使这里人才济济，并使苏区原有的组织体系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朱德等苏区创建者予以高度评价，指示“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行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17]担任负责工作”。中共中央则强调：“我们坚主采取一切方法，根据党的路线，缩小争论；无严重破坏纪律之事，则绝不应采取任何组[18]织结论。”而像周恩来这样的新领导人对毛泽东也相当尊重，1932年6月，他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19]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但是一批党内现有地位高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到来，使毛泽东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成为苏区事实上的掌控者，而越来越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边缘位置。尤其当中共中央把毛泽东视作右倾方针的代表时，不仅是他本人，他的工作作风、思想方式、应对办法都遭到质疑，与其有关的一批富有实际经验的苏区原有干部也被冷落甚而被斗争，这对苏区长远建设、发展并不有利。

历史运行真是十分复杂，正因为毛泽东、朱德等的出色表现，使赣南、闽西苏区成为中共活动的中心，而这种中心的到来，却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权威。对于毛泽东而言，确实难免会有情何以堪的感觉。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共中央就是摘桃派，中共中央实际上的接管中央苏区，首先是由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所决定，在这方面，个人或团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其次，各个苏区的发展固然包含着领导人的天才创造，但毕竟是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之下，与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不能分开；另外，中共中央到来前，中央苏区在肃AB团等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领导威信其实已经受到影响，黄克诚回忆其与红军干部何笃才间的一段经历，颇值参考：

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20]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新中央与老干部之间的冲突外，中共中央到来后，即就活跃于第一线的领导人而言，当时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远未形成，领导者之间、前方与后方之间的掣肘现象常有发生。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就抱怨：“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21]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即使是被认为同处留苏阵营的张闻天和博古，暗中也不是没有相互角力，张闻天后来曾谈到他和博古此一时期的分歧，认为：“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22]的经济政策》，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广昌战役后，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也有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23]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24]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

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这些问题还不明显，而且苏区正处于其发展的高峰期。1933年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首次在红军中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取得重大胜利，毛[25]泽东也不吝美言，赞誉其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在江西处于守势，红军乘机在赣中、赣东北一带积极活动，扩大苏区范围，中央苏区疆域进一步扩大，跨有闽赣两省数十个县。到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苏区在江西达到极盛，除占据赣南一半以上地域外，北延到南城、黎川地区，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左右。

随着中央苏区的不断壮大，人才空前集聚并拥有了中共中央机关的中央苏区领导层当然不是毫无作为。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中曾写道：“事实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本身是一个发展的东西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错误之中把自己坚强起来，我[26]们更应该坚持这种服从真理追求真理的正确态度。”这一判断在苏区时期其实同样适应。也就是说，虽然毛泽东在苏区发展壮大中表现的卓越才能超乎于包括博古在内的中共中央许多人之上，但不能认为苏区建设就一定会由于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而升降。中共中央进入苏区后取得了一些值得列举的政绩：1933年，在连续两年歉收后，中央苏区迎来了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产量接近革命前的水平，毛泽东1933年对才溪乡的调查展示的虽是比较好的状况，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27]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虽然收成的好坏和自然气候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土地明确归农户所有等一系列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措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同时，中共中央在经济、劳动等政策上也作出了一系列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军队和地方的正规化建设由于中共中央的到来都有了长足的进展。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对军队基本战斗技能培训明显加强，红军将领深切感受到：“射击技能之不够在过去成为部队普遍的现象，而这次战斗[28]中射击技能之进步并成绩确有不可抹煞之事实。”

中共中央到来后，随着大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准人员的陆续进入，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空前发达。各种杂志、报纸纷纷创刊，反映着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舆论批评的气氛尚较活跃，并由此给后人留下了更完整、全面认识中央苏区的珍贵史料。在肃反问题上，虽然肃反扩大化趋势仍不能克服，但富田事变前后的严重肃反错误已被纠正，党内的所谓“残酷斗争”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组织上的措施明显比此前谨慎，即使是被集中批判的对象罗明，也没有遭受肉体上的摧残。大批干部的到来也使监督体系和民主决策有了一定的发展。军队正规化建设正在加强，干部的使用更程序化，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体制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这些，代表着苏维埃政权军事、政治上不断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中共中央作为工作的主持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应完全抹杀。所以，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29]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这一说法是中肯的。

当然，和毛泽东时代注重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在实践中艰辛探索从而迅速使苏区获得发展壮大相比，毛泽东逐渐淡出决策层后，中央苏区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曾谈道：“在1927～1935年而特别是1931～1935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而陷于孤立，[30]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他所作的更具体解释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31]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

出现这些问题，既有苏区本身的原因，也有中共中央指导的失误，既可看作探索中的失误，也不能忽视理论指导和实践上的欠缺。毕竟，经过国民党方面的数次破获和打击后，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十分年轻的领导群体，两位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张闻天分别只有24岁、31岁。即使考虑到中共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秦、张两人的年龄和经历仍然显得太过单薄，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完成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以他个人的政治沉浮作为苏区政策变化的时点，这应属客观的实事求是态度。事实上，面对当时民族危机和政治生存的复杂局势，中共党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足为奇，而在克服这些问题的道路上，也凝聚着许许多多中共党人的心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虽然远在数千里外的莫斯科，但他当时的动向仍值得特别重视。2.新形势与新任务

1931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关于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的传言”通过决定：“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明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32]进行谈判。”共产国际专门就此一问题作出决定，粗粗看，似只是对既有方针的继续，细细观察，却可发现其背景并不简单。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远东乃至世界格局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就苏俄而言，日本的威胁已经十分现实，尽力防止其北进成为苏俄重要战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苏俄极力防止刺激日本，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与广田见面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实行严格的和平与和平关系的政策。它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33]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因此，此时中共方面和蒋介石的任何接触，都有可能导致日本作出国共在苏俄指导下携手抗日的判断，对日苏关系稳定显然不利，这是苏俄方面极力要避免的。

虽然苏俄不愿公开刺激日本，但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又不能不慎谋应对之策。中苏两国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开始明显表现出接近势头。1931年7月初万宝山事件刚发生时，苏俄即通过莫德惠向南京政府提议恢复邦交，表示：“现今日本觊觎满蒙，国境方面中日紧张。当此时机，中国政府何不重订对苏对日政策，采对俄亲善方针而使本国能专心对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国之对日实力必占优势，而造福于[34]今日之中国。”对此，南京政府虽屡经讨论，终以双方意识形态差异，拒绝苏方提议，断言：“苏俄对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国。苏俄狡猾，断无轻弃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对莫代表所转告之各种[35]建议，我绝不许可，并应予以反驳。”9月底，为应对九一八事变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了对苏复交问题，在此问题上开始采取弹性态度，强调：“对俄复交事可进行但不必立刻实行，以[36]保留与欧美交涉之作用并为有条件之交涉。”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与苏俄进行复交的秘密谈判。12月12日，中苏双方互换照会，宣布自即日起，中苏两国正式恢复正常的外交与领事关系。不久，南京政府任命颜惠庆为驻苏大使，苏俄政府派遣鲍格莫洛夫为驻华大使。

苏俄对南京政府态度的变化，不可能不导致其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调整。虽然出于对日本反应的顾虑，这种调整进行得小心谨慎，而且在南京政府坚持武力“剿共”的前提下，中共与南京方面的武力对抗之路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微调的迹象其实已经在逐渐显露，1931年11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1945年谈道：

在1932～1935年期间……我逐渐对一些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起了些思想上的变化，因而在有些政策问题方面，与当时当权的其它教条主义同志有些原则的分歧，例如在政治上——在1932年春不同意临时中央对上海十九路军抗战是反动性战争的估计，不同意他们反对“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同年冬，代中央写了提议在满洲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满洲党的信；在1932年～1933年长期向米夫说服和斗争的结果，通过国际致电中央提议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并写了经济政策一文；1934年底在新条件与新策略等文中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代中央起草八一宣言及写《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等。在组织上——不同意临时中央在白区乱用“右倾机会主义”大帽子，乱打党和团的许多地方组织和干部；不同意临时中央在苏区反[37]“罗明路线”，反毛主席及其它同志的斗争等。

1945年当时，王明正处于被痛打的落水狗地位，他的这些表态没有得到多少重视。撇开王明这段话自我表功的成分，可以看出，王明实际上道出了苏俄和共产国际新形势下调整中国革命政策的过程。

1932年9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2次全会上，王明发言提到了民族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但论者一般以为这还只是此前中共已经提出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翻版。不过，到1933年1月，随着他先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及《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及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的发表、发出，表明王明的思想确实已在发生不应忽略的变化。前一宣言表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以保卫国家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38]这一表态区别于此前中共“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政策，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后一指示信则明确提出：“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信中强调在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时应高度注意：

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澈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39]日本帝国主义。

同月，王明发表《东三省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一文，重复了指示信的基本内容，同时批评：“中国共产党底东三省组织，犯了许多策略上的错误。东三省组织不懂得和不善于实行反日的统一战线[40]的策略。”

1933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会议上，王明发表讲演，就苏维埃建设和军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观点。对于中共正在面对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强调，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

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41]量去达到这一目的。

对于苏区的经济政策，王明肯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专门关于合作社条例（譬如在中央苏区在这一个时期中就成立了五百个以上的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关于国家和私人的借贷条例；关于允许在苏区工商业投资条例；关于征求专门人材启事；关于工人监督生产和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允许土地买卖的条例；以及关于禁止不断平[42]分土地的指令。”同时他批评：“许多党和苏维埃组织对于在中农当中的工作注意得不够，而且有时候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首先就是[43]左倾幼稚的态度）。”这些，或者是中共中央已经采取的，或者是王明希望中共中央做到的，其核心内容都体现着纠正此前过激方针的思路。

王明讲演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在党和群众组织当中，有许多同志对于党的任务底了解和执行，时常是一成不变地、琐碎地、教条式地，时常是不曾估计具体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不曾在新的条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全党应当在这个问题方面，起一个根本[44]的转变。”王明在此要求不能教条地、一成不变地对待党的任务，而应根据主客观实际，在新条件下采用新方法。颇具意味的是，正是王明，日后被作为是这一时期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王明这个名字，在许多人心目中，几乎成了教条主义的代名词。

当然，王明强调应抛弃教条的态度并不等于他本人就不教条，评判历史人物，更应该注意的不是其原则阐述，而是其实际作为。就此看，这一阶段，王明确实表现出了比较理性的态度。1933年12月底，王明在莫斯科与即将回国的中共干部谈话时，批评中共中央滥用机会主义帽子对待干部，强调这样做使得“中国党的同志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失了‘机会主义’原来的政治上的严重性”；同时，“大家都骇怕，因此压杀了同志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45]次年4月，他和康生两次致信中共中央，再次批评党内斗争“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或夸大的批评”及“党内斗争方式”不策略的弱点，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共中央反罗明路线时，“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46]都不必要的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

王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毛泽东的作用。和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同，远在莫斯科的王明既不会感到毛泽东的潜在威胁，也不需要通过批评前任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他可以以平静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1934年3月，当苏区中央提出[47]“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时，有王明参加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作出决定：“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48]来苏联。”这一决定对毛泽东当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934年前后，王明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一些不应忽视的新思路。在谈到针对国民党军的兵运工作时，他明确指出：

我们现在对于敌人军队提出的任务，已经是夺取敌人军队要比瓦解敌人军队更重要些……在空前未有的民族反帝高潮之下，只要我们作了相当的工作，有时候甚至于简直不充分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可能，把这个军队从帝国主义后备军和中国反革命的武装支柱，变成为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及卖国贼底战斗力量。

我们的军事工作，现在当然仍和以前一样，主要的是夺取士兵群众。但是，我们现在同样应当注意在敌人的下级以至中级军官成分当中的工作。譬如，在下级军官和各种军事学校的青年学生当中，有许多是真正热诚的所谓“爱国志士”，他们真正愿意为民族解放与日本[49]及其他帝国主义拼命。

王明要求争取中下级军官，并把争取敌人军队看作比瓦解敌人军队更重要的任务，表明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判断已在持续发生变化。1934年11月，王明进一步谈道，在武装保护祖国的旗帜下，中共不仅可以夺取南京部队中的很大一部分中下级军官，而且还有更多的可能：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甚至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自己军队和广大民众底革命情绪逼迫之下，不能不实行公开的反日反蒋武装行动，同时，就不能不允许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在他们统治范围内公开宣传和活动自由，结果时常形成很便利的条件，可以使我党不仅有夺取很大部分军队，而且甚至整师整军的队伍到革命运动方面来。

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目的，已经不仅是在于使之瓦解，而[50]且更多注意于夺取他们到武装挽救祖国斗争方面来。

这一系列的认识，事实上已经相当程度上触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问题，为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提出建立除少数人之外的各政治力量抗日大联合奠定了基础。王明主持起草的“八一宣言”宣示的统一战线方针，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调整中国革命政策的逻辑结果。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中国党的代表，王明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应有其重要影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王明在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下作出的政策转变，和其处身莫斯科，相对离开国内国共对立的残酷环境，可以盱衡国内及世界大势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莫斯科政策总体向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趋向，折射出国内国际局势已在悄悄发生深刻变化，提示着中国革命在形势成熟时，有可能也有必要作出新的抉择。其潜流所及，会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只是这些对当年处身国共对抗前沿的中共中央而言，还太过遥远，生存，尚为中央苏区的不二法则。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1）土地占有状况

和王明相比，中央苏区时期的毛泽东还没有可能对国内国际政治变化作出全面思考，他的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苏区的壮大发展中。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虽已淡出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外，但其在中央苏区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正如共产国际代表谈到的，即使中共中央很多领导人到达苏区后，“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51]而此时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其实也或正或反地都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影子。几十年之后，重新梳理这一段历史时，最能体会到毛泽东风格特点的，是他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尤其是其《寻乌调查》，留下了当年赣南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成为回顾这一段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毛泽东的调查对中央苏区的阶级分化状况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应该说，虽然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其实地调查仍有着相当的客观性。从调查细致、数据详尽的《寻乌调查》看，当时寻乌全县农村人口成分是：大地主（收租500石以上的）占0.045%，中地主（收租300石到500石的）占0.4%，小地主（收租200石以下的）占3%，富农（有余钱放债的）占4%，中农（够食不欠债的）占18.255%，贫农（不够食欠债的）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52]主占30%，农民占30%。这一调查结论和更广泛的调查数据对照看，有着相当的一致性。相对而言，并不是在实地所作的《兴国调查》，有关数据就值得斟酌，该调查认为兴国永丰圩地主、富农占地达70%，公田为10%，中农占地15%，贫农为5%，并由此得出结论：“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富农占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许多在富农掌握中，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解[53]决。”因为不是实地调查，结论未给出实际的数据加以支撑，而由一个圩的狭小地区推导出土地政策的做法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深入、全面调查然后得出结论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之所以会这样，了解一下毛泽东做调查的背景就可以知道，当时正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54]示要求进一步打击富农、与党内所谓“富农路线的发展”作斗争之时，毛泽东调查中关于平分富农土地的说法，和这一指示是分不开的。以中共的组织原则，即使像毛泽东这样注重实际、独立性极强的领导人，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也无法摆脱居于发号施令地位的指导者的命令。问题在于，关于苏区阶级分化、土地关系的判断，和正确制定土地政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即连身在实地的毛泽东尚且无法独立做出自主深入的调查研究，遑论当时远离苏区农村实际的中共中央。

关于江西、福建这两个苏维埃革命基本区域的土地占有情况，除毛泽东的调查外，还有来自多方面的不同材料。当时，一些有关机构也对土地占有情况作过调查。据1933年福建上杭的调查，该县43293户居民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64.1%；佃[55]农占2.7%。福建龙岩1943年调查自耕农、半自耕农占66.62%，佃[56]农占33.38%。赣县七鲤乡抗战中期调查的500户居民中，地主占4.2%，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37%，佃农占45.2%，雇农占0.4%，其他[57]13.2%。中共赣东北党对江西乐平的调查也显示，该地土豪、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占地比例分别是2%、40%、30%、5%、[58]5%。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虽然在分类上有所区别，但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状况是相近的，即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相当多数，地主占有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一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拥有相当数量土地。

南京政府土地专门人员所作的苏区土地占有情况调查较多强调土地的分散情况，其对江西新干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干第四区谦益村，自耕农占百分之四一点二一，半自耕农占百分之四六点二一，佃农占[59]百分之八点四九，雇农占百分之三点六四。”这一数据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虽然这和福建上杭调查有相似之处，但和江西全省数据有一定差异，不排除其在选样上有偏向自耕农占优势地区的可能。因此，他们的调查结论多是：“安远、寻乌、信丰三[60]县，大都聚族而居，各村之土地，为各村民所有者，占大多数。”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以前均系小农作业之自耕农制，纯粹收租[61]之地主，与贫无立锥之佃农，均占极少数，大地主则尤为稀少”。其调查结果具体可列表如下。表1 苏区部分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调查

从表1看，各地拥有土地的农户达到总数的90%左右，完全无地的农户数量不多，最多的也只是稍高于10%，但每户拥有土地在5亩以下的缺地少地农户比例很高，普遍在70%以上，证明农民缺地少地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虽然，这些调查在对象选择和数据统计上可能不无偏颇，如只是对不同土地占有量的户数作了统计，却没有对其土地占有数作出说明，有意无意地将土地占有不平衡的现象加以模糊。但有理由相信，它仍然反映了苏区土地占有的部分实况。

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当时中共内部有关报告的证实，如关于湘赣边苏区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边界的经济本来[62]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江西万安也是“自耕农占全[63]县人口大半”；另方面，我们还可以把上述调查数据和1950年前后江西、福建土地改革专门机构在农村所作的一系列调查加以对比，相互得到印证。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两者间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如可以发现，在不少地区，1940年代末的土地集中程度略高于抗战前。浙江丽水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地主抗战前占地661.4亩，抗战[64]后达到837.2亩，占有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战[65]前地主占有土地（包括公田）达28.72%，解放前夕为30.5%。不过，相反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湖北二十个典型乡（土地一般集中区）[66]战前地主富农占地32.29%，解放前夕为28.95%。浙江丽水南明乡[67]4个村1939年地主、富农占地高达64.48%，1948年为58.82%。总起来看，无论是集中或分散，抗战前和解放前夕两时期偏差不是十分剧烈。而地处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福建，1931年和1935年两年自耕[68]农的比例都是27%，反映出革命前后的地权变化也并不剧烈。由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状况，如果从大的范围衡量，总体上增减变化应不会很大，1940年代末的数据尚能代表1920～1940年代土地占有状况。下面二表所列就是以1950年前后闽、赣两省土地改革专门机构调查结果形成的综合数据。*表2 福建土地占有情况调查

从上述调查材料看，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最多的超过60%，最少的仅6.3%，规模较大、较具代表性的两个调查中，福建66县不到20%，江西28村则为30.4%。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抗战前地主占地包括公田在内为28.72%，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为一般[69]乡”。表3中的南康樟木乡所在的潭口区是南康“主要封建堡垒之[70]一”，“樟木乡新田村尤为全区突出之封建堡垒”，但其地主、富农占地只有24.7%。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基本是以30%为中轴。相对而言，占人口40%左右的贫雇农占地数据比较一致，多在20%左右。将上述数据和前述多种调查综合看，闽、赣两省农村以自耕农为主的构架可以成立，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71]宣传在有关调查中并没有得到证实。甚至还有一些无地主村：福建崇安“阶级划分亦不甚显著”，“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72]的”；江西瑞金象湖镇黄埠头“八百口人，没有地主，有两家富[73]农”。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唯一超过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20%～30%，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

[74]别。所以，严格说，这一统计应有一定水分。事实上，土地改革前江西有关专业部门的调查结论就指出：表3 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

从全省范围来说明，估计地主土地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某些地方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甚至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富农土地约占百分之十五，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公田约占百分之十，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个别县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75]

这一结果，和近年学者提出的全国范围综合估计地主、富农占地约50%的结论比（有理由认为，这一结论可能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高估），闽、赣两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在全国当不算高。无怪乎1950年代初湘、鄂、赣、粤、豫五省农村进行的调查中，江西和河[76]南一起，被列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而从江西、福建两省调查材料看，福建土地集中程度还要低于江西。

肯定这一地区土地集中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从总体上否认这一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有意思的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多个报告都提供了现在常被认为是土地集中并不十分严重的数据，但调[77]查者往往都得出土地分配非常不均的结论。在被一些不无片面的夸大的宣传数字范导多年后，也许当时的实际数字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会被作为相反观点的论据。其实，应该说，在这些更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数据后面，体现着的仍是农村占地的不平衡局面。这一点，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数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反映。表4 地主与贫农人均占地比较

由表4可见，地主人均占地一般在贫农的10～30倍，少数地主、富农占地极不集中地区这一比例在10倍以下。福安南塘保贫雇农人均占地0.39亩，地主为5.81亩，是前者的14.9倍，这在闽赣两省农村中被认为是属于一般集中的，是较多出现的比例。虽然闽赣两省地权分布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集中，但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仍然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以当时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保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均均分土地，当时闽、赣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苏维埃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口膨胀、战争、政治不靖及国际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困窘，更埋下了农民求变情绪的根芽。（2）中农问题

在有关1920至19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描述中，地主、富农和贫雇农作为社会对立的两极，往往受到充分的重视，而在这两极间的一个庞大社会阶层——中农却常常遭到忽视。其实，当时的调查材料反映出中农在农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由于中农是作为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提出的名词，1949年前，除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得出的调查（如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成果外，大部分调查并不使用中农这一概念，而是以地主、自耕农、佃农进行种类划分，即使受中共影响进行的调查，对中农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因此中农在人口中的比例和社会中的影响难以得到准确反映。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随着中共积累起更多阶级划分经验，中农形象渐渐鲜明，毛泽东给中农下的定义是：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78]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对于强调阶级分析的中共党人而言，中农的划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者不能忽视的话语。

从采用中农概念的多项调查提供的数据看，中农人口和占地比例在农村通常是最大的阶层，一般达到当地农村的30%左右。从人口比例看，中农在农村各阶层中比例一般仅次于贫农。福建66县的调查中，中农人口高达39.8%，数量上非常接近贫农。中农人口高于贫农在各阶层居第一位的地区也不在少数，据安徽安庆专区调查，“中农在本专区是一个很大的阶层，一般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占有土地亦为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怀宁三民村中农人数占百分[79]之四十五点七八，占有土地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八”。安徽宣城东里村中农占总人口（2894人）的49.1%，已几乎接近半数。在有关调查中，只有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永嘉进行的调查中，中农比例不到10%，远远低于普通数字。但在这一调查中，贫雇农人口比例达到74.06%（一般为40%～50%），占地也达到43.14%（一般为20%以下），大大超出一般数，应是在中、贫农的划[80]分上和通常标准有所差异。中农在农村人口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影响农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一般而言，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农比例较高，而在相对贫穷、落后地区，中农比例要低一些。苏区由于多处山区，经济相对落后，中农发育受到影响，较之社会平均指标要低一些，但即使如此，中农仍占相当比例。福建龙岩“贫富[81]无甚悬殊，是以中人之家，最居多数”。湘鄂西苏区中农占到33%，[82]贫农为50%。江西28村1950年的统计数字是中农占28.8%，贫农占54%，雇农占2.53%，其中苏区12个村中农占22.55%，贫农占[83]63.29%，雇农占1.18%。福建长汀土改前中农人口占35%，地[84][85]主、富农人口比例不到3%；建宁中农占人口的28.17%。赣南的南康樟木乡土改时统计全乡人口为4878人，其中中农1231人，占[86]25.24%。可见，即便在苏区，中农人口仍占到1/4左右。

从占地比例看，中农占地一般稍稍超过人口比例达到35%左右，或居于第一，或次于地主居第二。浙、皖、闽、苏南235县中农占地[87]为33.65%，江西28村中农占地32.2%，其中苏区12村为30.42%；[88][89]南康樟木乡全乡土地4508亩，其中中农占1762亩，占39.1%。这样的比例在闽赣地区具有普遍性。闽西由于公田比例庞大，中农占地比例稍小一些，长汀土改前中农占地17.6%，但这一数据是以公田占有49%为背景的，而且其在各阶层中仍然属于占地比例最高者，远[90]高于地主、富农的7%。[91]

从人均占地看，中农“稍高于全乡每人平均土地数的较多”。虽然如此，在中央苏区，由于可耕作土地较少，中农人均拥有土地的[92]绝对值仍然很低，福安古田七保村中农人均占地1.27亩，南塘保[93]中农人均占地1.11亩。这个数字在当时土地收获量低下的情况下，并不足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相当部分中农还要佃入土地耕种。

从生产资料主要是耕牛占有情况看，中农更具有较大优势。据对福建14县22个村的调查，耕牛占有情况是：中农占有耕牛总数的55.69%，贫雇农占有32.63%，富农占有8.76%，地主占有1.12%，其[94]他阶层占有1.8%。古田县七保村全村耕牛72头，10户地主没有一头，2户富农占有14头，102户中农占有40头，178户贫农占有15头。[95]江西九江县石门乡解放前中农占有耕牛、农具的比例分别达到[96]46.6%和50.47%。湖南桂阳樟市乡中农占有耕牛、农具的比例最[97]高，分别为41.88%、45.31%。中农在人口、土地及生产资料占有上的重要地位，使其动向对农村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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