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恩斯特·柯德士著,王迎宪译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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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帝国：沉睡的与惊醒的“满洲国”试读：
前言
这是一本综合报道式的纪实性著作，它记录了作者周游世界最年轻的“帝国”——“满洲国”的所见所闻，力图真实连贯地描绘这一陌生的世界。
1934年3月1日，昔日的中国东北省份“独立”，一个华丽堂皇的“满洲帝国”宣告成立。“满洲国”成立的首要意义在于，使日本帝国有了一个征服亚洲大陆的跳板。
日本，这个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就赶上西方国家百年发展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在中国直接遭遇到的却是古老的、数百年鲜有改变的中国式传统生活。这一冲突导致新的“帝国”表现出来一种独特的、不断滋生的多重紧张关系。
满洲，现在被称之为“满洲国”，其面积相当于两个德国，人口超过了3300万，人口的主体是中国人。“满洲国”距离德国约1万公里，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个距离当然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虽然，我们对东亚地区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的兴趣是建立在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之上，但对某个事件进行详细揭示和阐明、给以评判、提出建议、予以推动则是专业人士要做的事，它超出了这本旅游纪实著作的范畴。本书更多的是针对那些通过阅读报刊报道对东亚产生兴趣和新鲜感的读者，满足他们进一步的求知欲望：为什么那个地方能如此多地吸引世界公众的目光，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些关于“满洲国”的简单的人文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印象和经历：“土匪袭击是怎么回事啊？”“你去了有什么感受啊？”“到底什么是经过发酵后制成的皮蛋啊？”“那边是如何下雨的啊？”
这只是几个例子，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注意到，大多数人对当地政治和经济方面问题的了解要多过对那些生动的社会生活小事的了解。“我们也想知道，那里的青草是怎样生长的？阳光是如何照耀的？想知道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有哪些思考和感受？您知道吗，报刊对这些事情的报道是不屑一顾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很多关于中国宗教、伦理、道德学说、行为规范、国家哲学以及令人迷茫、困惑的政治冲突、存在的问题和难题。简言之，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严肃问题我们都略知一二。但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还从未正确、清晰和真切呢？为什么还不如从读到的一本普通的、穿越中欧的旅行游记得到的收获大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切身地感受到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新远东生动活泼的‘呼吸’。”
人们建议我，“写一本这样的书吧！读了这样的书，我们会带着比现在更为生动的兴趣来对待今后来自远东的消息。”
我接受了这一建议。
我郑重其事写进书中的正是那些看起来并不重要、微不足道、平凡且日常的生活情景。当然，还有很多有趣的领域在我的书中并没有涉及。在写什么、不写什么之间，我并没有深思熟虑的打算和计划，纯粹是随心所欲、信笔由缰。
从苏联的贝加尔湖（Baikalsee）边到中国的北京城，我写下了这个穿行、游历“满洲国”的纪实故事。
人们能秉持着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客观”地观察事物吗？能如一面“透镜”，折射出人们经历的真实世界所具有的多重差异和斑斓色彩吗？
既能，又不能。
因为，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睁开眼睛所能感受到的。人们也可以戴上一副眼镜去观察，这相当于在用另外一种曝光方式去显现真实。
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即在做一个关于遥远国度纪实报道的开始就戴上有色眼镜，秉持或怀疑或鄙视或畏惧的戒备态度。人们常听到“黄色的危险”、“亚洲潮”，等等。为什么会这样想？难道欧洲就已经衰老、穷途末路了吗？难道在远东的发展壮大中就只能可怕地看到危险吗？我不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关于远东的书籍——大概只有那些专业的汉学书籍可以除外——都带着这样的倾向。难道不把那里的人民视为未来的敌人不行吗？难道把他们看成与我们一样的人、一样诚实地为生活辛劳的人、一样在我们给予他们的同时也给予我们、彼此依赖互利互惠的人不行吗？
这种不先入为主、不带偏见的态度会更利于认识这个世界，这种态度更自然、更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求也更高、更难。当然，在他人面前或多或少地、巧言令色地逢场作戏会比简单直率地表达来得更容易。简单直率的态度，要求我们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要保持公正。肯定和否定的判断都不应来自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应来自对世界客观真实的观察，不必把世界描述成人们所希望的或所恐惧的那样。
这就是我的努力。
我认为，比起人为的想象来说，用自己的双眼能简单地洞悉到更深层的、更基本的、更有益以及更有趣味的真实生活。恩斯特·柯德士（Ernst Cordes）1936年3月底于柏林第一章新的“国家”
站台上巡查的士兵有三种类型：二黄一白。“黄”的是日本人和中国“满洲人”，“白”的则是俄罗斯人，他们是加入“满洲国”国籍后被“政府”征召当兵的俄罗斯流亡者。只有日本士兵头戴钢盔，其他士兵则一律戴一般军帽。
所有的士兵都是全副武装。
中国“满洲人”和俄罗斯裔“满洲人”穿一样的绿黄色军服，日本士兵的军装则显得灰白且带着些许陶土调的黄色。西伯利亚快车：贝加尔湖
离开伊尔库茨克（Irkutsk）好几个小时了，在火车上，我已经整整待了9个昼夜。眼前是宽阔的安加拉（Angara）山谷，西伯利亚快车此时正沿着曲折蜿蜒的安加拉河行驶。俄罗斯正在这里兴建大型的水电站网，其发电容量将超过尼亚加拉（Niagara）水电站，堪称世界之最。当然，这些内容都是从一本俄罗斯的宣传册中了解到的。
这一带风景实在是太美了！列车穿越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隆隆行驶在陡峭的悬崖旁，桦树、松树、杉树、白蜡树以及铁路两边数不清的巨大木材堆垛在我们眼前一一闪过。人们偶然会看见远处森林深处腾起的烟雾：森林火灾。这是大量挥霍木材的西伯利亚森林经常出现的现象。
车厢里，邻座的一对苏俄夫妇正在把玩留声机，他们偏爱多愁善感的夏威夷歌曲，俄罗斯女子悲哀的音调微微发颤，如此忧郁和感伤……
列车摇晃着、振动着，沿着贝加尔湖（Baikalsee）向东方飞驰。右边是巨大的、高不见顶的悬崖峭壁，列车轰鸣的回响在这里几乎翻了一倍，呼啸声像年轻的俄罗斯女子高亢的颤音。
透过左边车窗，人们能见到贝加尔湖一望无际的湖面。已是4月中旬，可整个湖面依旧是冰封一片，泛白的冰面上蒸腾着蓝色的氤氲。辽阔的视野、柔和的色调，宛若一幅美轮美奂的水彩画卷。极目远眺，一抹深蓝在地平线处将远山与湖面分开。当暮色徐徐降临，落日的余晖又把冰封的湖面染成橘红。
啊！真是童话般美丽的人间仙境！
就像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当年轻的俄罗斯姑娘知道我对有关俄罗斯的一些数据还那么陌生时，便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来：“贝加尔湖的面积约有34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比利时（Belgien）的国土面积，甚至还会更大一些。贝加尔湖的湖水深达1520米，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比它深的淡水湖。湖里生活着大量的鱼类，我们现在也已经开始着手开发丰富的水产资源了。”说话时那自豪的神情和语调，就好像这湖中蕴藏着的水产资源也都是由他们苏联政府一手创造出来的一样。
铁路在这里是双轨线，双轨线的建成也才几年时间。自日本开始了征服亚洲大陆的行动以来，在邻近的远东地区活动就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但人们还心存回到过去的希望，可谁敢于看好地球上这一地区的政治前景呢？尽管如此，为了巩固和加强与苏维埃联盟中心的联系，保证铁路线的畅通是至关重要的。另外，部队要快速推进，给养和枪炮弹药也要通过铁路线来及时输送。因此，从战略上考量，人们将铁路修建成往返的双轨线，从东部的海参崴（Wladiwostok）一段一段地修到西部的莫斯科（Moskau）。反方向修建可不行，因为，危险来自边境，来自大洋彼岸，来自日本岛国。
列车穿过高山峡谷，向古西诺奥泽尔斯克（Werchne-Udinsk）和赤塔市（Tschite）的方向行驶，第二天下午抵达卡雷姆斯科耶市（Karymskaja）。之后，列车改向东南，朝满洲里（Mandschuli）——齐齐哈尔（Tsitsihar）——哈尔滨（Harbin）方向开进。原来的西伯利亚快车从这里开始就继续朝东，沿着黑龙江，穿过所谓远东的“凡尔登（Verdun）”，到达太平洋最著名的苏联港口城市海参崴，直接面对日本国。西伯利亚快车行驶在苏联的贝加尔湖边。若按比例计，世界上还没有一条铁路线在这么短的距离内钻过了这么多的山间隧道。——柏林Atlantie图片社满洲里——北大门
乘坐了数天火车，一路颠簸，一路轰鸣，现在，双脚终于可以稳稳地站立在没有摇晃的坚实大地上了。这种宁静，对于人疲劳的双腿来说，无疑是一种特别的享受。
这是满洲里一个没有任何装饰、设施十分简陋的火车站站台，可这个小小的车站现在就是人们从苏联西伯利亚进入满洲——现为“满洲国”——的大门。鉴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新国家”的当权者向这里派驻了军队，把守着这一“国门”。
初到“满洲国”的人，都会有那么点远离尘世的感觉，这种少有的感觉大概缘于先前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君王帝国”吧。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拥有“新国名”的这块土地还鲜有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涉足。
还有更令人感到新鲜且别具一格的经历：西伯利亚快车徐徐进站的时候，站台上一位美国《世界周刊》记者正站在一架大型电影摄影机后专心致志地拍摄。旅客们隔着车窗玻璃看到这些，马上就会联想到：我已经被摄入镜头了，两三个星期之后，人们就会在美国、也可能在德国柏林（Berlin）的电影院里欣赏到我是如何站在列车车窗后面进入“满洲国”的。
一列十分平常的列车进站显得却是那么特别：不寻常的日子、不寻常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它首先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国家——“帝制满洲！满洲帝国！”
要下车了，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签证，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前往“满洲国”的入境许可签证。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尤其是面对站台上那么多荷枪实弹来回巡查的士兵，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历险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惊险可怕的场景。我似乎已经看到自己被站台上闪光的枪刺和士兵们粗鲁的呵斥声团团围住，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知如何作答。真像是卡尔·梅（Karl-May——德国探险小说作家——译者注）小说中的一个令人惊恐、忧虑的情节。
不过，这里的情景与我之前的想象相去甚远，远得甚至令人感到些许遗憾，我之前的想象原本有更多惊险浪漫的色彩。我遗憾，是因为眼前的现实比想象中的现实更平淡无奇。当然，人的想象不应该总是与现实相左。实际上，只要你用心地观察，现实也是富有情趣和充满神秘的。
站台上巡查的士兵有三种类型：二黄一白。“黄”的是日本人和中国“满洲人”，“白”的则是俄罗斯人，他们是加入“满洲国”国籍后被“政府”征召当兵的俄罗斯流亡者。只有日本士兵头戴钢盔，其他士兵则一律戴一般军帽。所有的士兵都是全副武装。中国“满洲人”和俄罗斯裔“满洲人”穿一样的绿黄色军服，日本士兵的军装则显得灰白且带着些许陶土调的黄色。
在这里，旅客行李箱包的检查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但美国《世界周刊》的镜头对此却甚感兴趣。检查过程显得十分友好，好像是在尽可能地避免给旅游者带来麻烦，其实是在迎合摄影镜头，在不期而至的媒体面前做做样子而已。一位负责检查我箱子的俄罗斯“满洲国”士兵调侃地对我说道：“我们不仅要让全世界听到，而且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是多么有礼貌地接待来访的宾客。”操着一口结结巴巴的德语，以前他可是沙皇军队里的军官。
由于全世界都有可能看到这个镜头，故检查我的箱子也只是草草地走了下过场。我真的很感谢那台电影摄影机。长龙般的日本军队行进在无边无际的“满洲”大平原上。——恩斯特·柯德士摄
我们的护照被取走了，一位身穿“满洲国”制服的日本人彬彬有礼地对我说道：“您随后可在签证处取到护照，在那里您会得到入境签证。到时我们会通知您。”一席话使我对关于签证的所有担忧都化为乌有。
一阵清冷的寒风吹过，人们马上就感觉到这是在满洲里最北部的位置。阳光灿烂，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信步走进城去。
满洲里其实还不能算是一个城市，更像个村子，实际上只有一个车站。铁路线的一边是中国人居住区，立着几栋破烂不堪的房屋，另一边几栋四四方方排列整齐的房子是安居在此的俄罗斯流亡者的住宅。这里所有人的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铁路，其中大部分人本身就在铁路、海关或军队里工作。离村子大约300米开外的地方是边防军的营房——几栋临时搭建的木板房，还有一个防御工事，日本国国旗和“满洲国”国旗在晨风中飘扬。
俄罗斯人居住区的中央位置耸立着一座已经关闭了的小教堂，同样是木制建筑。我透过教堂多年未曾打扫过的玻璃窗朝里瞅了瞅，马上就联想到了囤放杂物的小仓库。老教堂上部洋葱头穹形塔身已经破裂。教堂大门前的院子里，公墓管理员养的几只鸡正悠闲地来回跑动。两个墓碑的十字架之间绷着一根绳子，公墓管理员的妻子正在那儿晾晒着衣裳。“请问，这是谁的墓碑？”我问公墓管理员，墓碑上的俄文字母实在是令人难以辨识。“是我们伟大的沙俄英雄……将军！”遗憾的是，将军的名字我没能记住。
这就是满洲里。
远方是由南向北起伏绵延的光秃秃的大兴安岭（Kingan），山岭沿着整个西部边界，将“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分开。“这幢大的绿色建筑，”一位过路的俄罗斯人在回答我的询问时说道，“原来是一所学校，但现在已经空了，更早以前是俄罗斯军官们的娱乐场所。您去机场对面的炮楼工事参观了吗？”“还没有，为什么？那地方有意思吗？”我问这位过路人。“没什么，我只是问问。”“请问，您在这里干什么工作呢？”我又问这位过路人。“什么工作都不做。我就靠两头奶牛生活，而奶牛靠的是这片草地，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最大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返回俄罗斯。”
这位被逐出了家国的驼背老人，年纪估莫在65岁上下，现在生活在自己的老家乡俄罗斯与新家乡“满洲国”的国境线旁。他还充满着期望，只是他的年龄给予他期望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在写下上面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已经坐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候车室餐厅里了。一个旅行者的迷惘和错觉
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快车上长途摇晃颠簸的原因吧，在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候车室餐厅的第一时间里，我几乎就没有落座。环顾候车室餐厅，我一直在不由自主地琢磨：我现在到底身处何地？是在最北端吗？我觉得应该是，可怎么又像是在炎热的南部呢？像在新加坡（Singapore）？在巴达维亚（Batavia，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旧称——译者注）？或在菲律宾的马尼拉（Manila）呢？
候车室的餐厅里，一个用产自西伯利亚木材烧得旺旺的大火炉正散发出热带地区才会有的巨大热量，餐厅里还种植着热带地区才见得到的粗壮茂密的棕榈树、仙人掌和巨大的蕨草植物，它们像生长在自己家乡本土一样舒展着宽大的枝干和树叶。那里难道有一条热带丛林大蟒在树干上匍匐爬行吗？当然不是！那只是挂在树干上的一条粗绳子而已。况且，衣架上也看不到热带地区特有的那种盔形遮阳帽。只有依据这些线索，人们才会最后相信，此时此刻的确是在寒冷的北部，而不是置身于热带国家。
有点疲倦了，我倚靠在椅子上，静候着餐厅服务员的到来。我很清楚，这里是在东亚，做任何事都不能着急。半个小时以后服务员才出现也不必大惊小怪；列车即便晚点7到9个小时，也无需生气恼怒。
身在东亚，就是如此！东亚人的呼吸比我们要长，他们不以小时或天为单位计算时间，一年365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间概念。东亚人计算时间是以一个朝代、一个百年世纪。
邻桌的“日本”军官操一口“中国”话在“俄罗斯”服务员那里要了一杯“英国”柠檬茶和一份火腿鸡蛋。嗬！这到底是在哪一个国家啊？我确实又感觉迷惘了，这是在“满洲国”吗？如此多的人种混杂在一起，谁能分得清呀！
音乐！什么音乐？我听真切了吗？是啊，是华尔兹舞曲！这……这是在东亚吗？这是施特劳斯（Strauss）的华尔兹舞曲，近乎完美的演奏！我惊讶了好一会儿还回不过神来。接下来的曲子则乐感强烈、节奏激越，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写的声乐作品——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清唱剧。
又是一种错觉——这到底是在音乐厅还是在教堂呢？
正在我迷惘之时，一位气度不凡、身穿燕尾服的老先生走了过来，和颜悦色地问我道：“先生，您想听其他的德国唱片吗？”“您是……”我想问：“您是一位……”不！其实，我什么都不想问，我只是感到这位老先生很不一般。我的内心有点怯生生的，有些不知所措。
未等我的话说完，老先生又笑着说：“先生，您想说什么呢？想问我是谁吗？我，我可是以前俄国沙皇东西伯利亚军队的一位将军……”显然，他看出了我的困惑。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惊诧，手不由自主地贴上了额头。哦，我明白了，他是一位将军，难怪气度不凡。我马上站起身来结结巴巴但极为尊重地说道：“请！请！将军阁下，您请坐。请允许我，阁下，我能请你与我……”我见到了“阁下”一脸惊讶的神色。“请您千万原谅我，阁下，我是那么的愚钝……”我继续说道。“您请，您请……不！不！”“阁下”感到有些难为情了，他近乎激动地感叹道：“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我现在只是一个老人，在这里……”他指了指整个餐厅，指了指硕大的棕榈、“大蟒”、太阳、蕨草，指了指吧台后的柠檬、橙汁瓶，颇不好意思且略带迟疑地小声说道：“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跑堂。”
很快，他恢复了常态，以一个跑堂的身份又从容地问道：“先生，您想要点什么呢？”
我向后挪了挪座椅，心慌意乱地只顾四下张望：四周是镶装了装饰板的墙面，是匆匆的、忙碌的身影，是多种语言混杂在一起的喧闹……“您不舒服吗？”年迈的跑堂又问道：“来杯法国白兰地怎样？”“不，不！”我也恢复了镇定，并突发奇想，问道：“请问，我身在东亚，想尝尝中国的松花皮蛋，可以吗？”
老跑堂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一脸惊奇，好像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似的。火车离开满洲里边境后，笔直地行驶在大平原上，这是北满典型的地貌。——恩斯特·柯德士 摄“是的，是的。”我坚持我的要求并用汉语又重复了一遍：“我想要两个松——花——皮——蛋，你们这儿有吗？”“当然有，先生。”年迈的将军跑堂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应承下来了，然后，边鞠躬边向后退去，像以前作为军官和将军学会并习惯的在沙皇陛下面前告辞那样。
餐厅里坐满了人，交谈声仍不绝于耳。音乐声伴着噪声交响，又是巴赫的曲子，我确定，是巴赫的赋格曲。人们在谈笑风生……
不一会儿，将军“阁下”就又站在了我的面前，一手托着盘子，盘子上放有两个拳头般大小的褐色泥团。为了粘连牢靠，泥巴上还夹掺有谷糠。“这是什么？”我问道。“松——花——皮——蛋，是您点的。”跑堂答道。“这是蛋吗？”我问，两个粗糙的泥团令我疑惑不解。“是的，是的，就是它，它只是用黄泥团团地裹了起来。买来就是这个样子……”他热心地为我揭开疑团。
他小心地敲掉、剥去泥团上黄色的泥层，捏着泥团像变戏法似的将两个白色的大鸭蛋呈现了出来。然后，开始给我解释厚厚泥土层的用途：“将新鲜的鸭蛋裹上一层石灰和泥土，就像您刚才见到的那样，在4至5米深的地窖中放上数个月，甚至数年，鸭蛋在地底下发酵后就成为现在可以吃的松——花——皮——蛋了。”
他轻轻地在桌上敲了敲皮蛋，细心地剥开了蛋壳，递给我一个结实的、黑黄可见、有着鲜亮光泽的蛋。“尝尝吧！”他要求我。
我拿起餐刀，想切下一片来。“不行，先生。”他马上制止住我：“可不能用金属餐刀切，这样会失去细腻的口感。请用这根丝线纵向锯拉，这样就不会削弱皮蛋的原味。”
所谓“皮蛋”（德语词为“verfaulte Ei”，直译为“腐烂了的蛋”——译者注）并不是一种腐烂了的蛋，而是一道精致的美味佳肴，其味道十分别致，令人难以准确定义。刚开始入口时会感到些诉细腻的奶酪味，但比奶酪要柔和，不那么刺激，丝毫没有食品腐烂后的臭味儿，还能品出点金属味儿。就我所知，皮蛋一般会被切成月牙形，一块块地在盘中摆成圈状，作为中国正餐的一道餐前冷盘（当然是与许多其他的冷盘放在一起）。
新鲜的鸭蛋用石灰和泥土包裹后放在地下3至4米深处不透气地封闭起来，在同样的温度下度过冬季和夏季，完成一个完整的碳化和氧化过程，就像木头在这一过程中变成木炭一样。
这种被命名为“松花皮蛋”的蛋，确实是一道可口的佳肴，很合我们欧洲人的口味。当然，如果泥团裹得不实，密封不严，它也是会腐烂发臭的，坏了的皮蛋人们当然会弃之不食。一个上好的皮蛋，也就是我现在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乐滋滋地、津津有味地吃的这个样子：像一个大的、深色的琥珀，呈半透明状，中间的蛋黄混浊且有些黏糊，深色的蛋白部分是硬的，其硬度差不多与水煮鸡蛋的蛋白一样。
将军“阁下”离开后，我开始品尝美味“皮蛋”并暗自思忖：“知道了皮蛋的滋味，以后就用不着再感到心悸了。”我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
正当我还想多点几个皮蛋品尝时，三个身穿制服的边境官员来到了我的身边。一个日本人、一个“满洲人”、一个俄罗斯人。“我的护照呢？”我问这些官员，“我能很快得到入境签证吗？”“是的，请……随我们……来！”其中的日本人客气地对我说道：“我……我们一块去……去签……签证处。”在“鸡棚”里办理签证
签证处！没错！但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个简陋的木板屋，更像一个鸡棚。门前悬挂着的一块木牌取代了鸡棚前的木梯，木牌上的题字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签证处，而不是鸡棚——“‘满洲国’边境领事处”。
讲究机构的排场在这里意义不大，应该讲究的是能否正常开展日常工作。即便是在过去的鸡棚里，官员们也一样能坐下来签发签证。椅子、写字台、印章、墨水、自来水笔、纸张等办公用品一应俱全，对“满洲国”的这些官员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机器首先运转起来，至于其他，诸如高大的政府大楼、敞亮的办公大厅等等，都是外表设施，可以慢慢建设。现在，工作是最重要的。不言而喻的是，“鸡棚”里不会缺少必要的电话设施。“鸡棚”里一位坐着的矮个子男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在那里又是盖章、又是书写、又是摇电话地忙个不停。由于连接“首都新京”（今长春市——译者注）的长途电话总是不能很快接通，他也就不断地对着电话筒大喊大叫。工作的过程中，不见他抬头，不见他光顾“左邻右舍”，只是一味地在埋头工作——这就是“小日本”。看来，在哪里工作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是在“鸡棚”里，他也十分认真。“鸡棚”里还坐着好几位中国人，他们正弯腰弓背屏住呼吸、沉默不语地用小楷正书填写着各式各样的表格。
可以感觉得到，“鸡棚”里的气氛完全被那位“小日本”的能量和威严笼罩着。在其他人眼中，他似乎十分令人敬畏，所有人都惧他三分，都被他无形的威严压抑着。在这里，只有他是老板，是“鸡棚”的主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叫唤、走动、咆哮、扔纸团，他动作大而毫无顾忌，他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表册文件，他打开保险柜门（“鸡棚”里也有保险柜！）四下翻找……电话铃响，其他人不动声色，保持沉默，只有他才能去接听。
这就是工作中的日本人，使待在那里的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当然，这里的工作氛围和工作人员的勤勉态度，还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我知趣地坐在“鸡棚”里狭窄的条凳上一言不发，默默地把玩着手中的帽子，忙于工作的公务员们看起来也无暇顾及到我。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小日本”开始注意到我了。“您是来取签证的吗？”“小日本”说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稍等一会儿，请准备好3.8元的手续费。”
我马上站起来按照他的吩咐掏出了钱。在那堆满纸张的写字台上，我看见“小日本”在我的护照上盖上了一个大红印章，接着又用自来水笔在护照上面填写什么，待墨迹风干后，又盖上了第二个印章。再写，再风干，再用力盖了两个印章。他这才拿起护照翻了翻，看了看护照上的照片，又迅速地瞅了瞅我。
终于，他结束了手头的工作带着微笑走过来与我闲聊起来（严肃的表情突然间一扫而光），那神态又像一个正在度假的政府官员。“您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我竟会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木棚子里工作。国家还没有建成，可工作得先做，就像国家已经建成了那样。此外，现在在边境上建一座办公大楼也没有什么意义，在边境……只要一颗炸弹……您一定能够理解的。”说到这里，他笑了。“您还要继续旅行，在之后的旅途中，您将会看到很多漂亮的地方。到处都在兴建，建高楼大厦，在‘新京’、奉天（今沈阳——译者注）您会看到很多官邸、别墅、城堡、街道……您一定会感到惊讶的。”他不断地在说，不过，看得出来，他的心思还是放在工作上。他微笑着，一种关切的、颇具人情味的微笑。这就是东方人，微笑的东方人。“请付3.8元，”结束了口若悬河的介绍后，他话锋一转，又恢复了官员式的冷静。付钱后，我得到了护照，确实得到了。“小日本”用两个手指夹着护照的尾端，晃动着，像晃动着一根指挥棒。然后又是一个娴熟的深鞠躬：“先生，请便！”
我十分高兴，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先前的忧虑看来实在多余。带着满意的笑容，我向他们告别。“小日本”陪我走到了门口，告别时又是一次深鞠躬，口里还发出在日本常常能够听到的、表示礼貌的“哈依”声。深夜遭遇土匪袭击
在远东旅行，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要不断地接受护照的检查，坐火车从满洲里到哈尔滨的这段行程中，我的护照被检查的次数已经不下26次了。最令人生厌的是深夜查询，检查官总是不断地将熟睡中的人叫醒。
睡觉前我自然拴好了车厢门，刚好睡熟，突然间，野兽般蛮横的敲门声响了起来，传来急促的嚷嚷声：“开门！开门！”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待我急忙把门打开，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一个要检查我护照的日本人。这可是第27次检查了！但他也只是简单地瞅了瞅护照封面就马上离开了。为了做这表面文章，他可以毫不理会熟睡中的旅客。
再次入睡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列车上的卫兵肆意地踩着沉重的大皮靴在车厢过道上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20个士兵40只脚巡逻时发出的“嘎！嘎！嘎！”的噪音不时地响起。
唉！与其躺在床上忍受这种侵扰，还不如自己到过道上去走走，没准还可以与人聊聊天。
在满洲北部平原上，列车已经隆隆行驶了12个小时，连绵的大兴安岭已经被我们甩到了西边。铁路两边是一片无人居住、没有耕田也没有植物、空旷辽远的荒凉地带，没有游人向往的莽莽原野、美丽山谷和碧绿草地。尽管已是4月春天，柏林动物园的花草早已绽放花蕾，但在这荒原的某些低洼处，还能见到残留的皑皑白雪。
这里，还是真正的冬天。
车厢里却相当暖和，暖气烧得十足，清洁舒适得令旅客们很惬意。遗憾的只是难以入睡，时不时要见到检查护照的官员和听到巡逻士兵在过道上来来回回的脚步声。入夜后的噪音更大，人的神经一直都处在莫名的紧张状态中。同行的中国旅客看起来倒不怎么被干扰，他们在车厢里熟睡，甚至鼾声如雷。我有时候甚至想，难道他们的耳朵和感官会与我们欧洲人的不一样吗？！
列车穿过夜幕势不可挡地疾驰在“满洲国”无边无垠的广袤平原上，一个世界未来的梦看起来还在这里冬眠。它不再是一个幻想了，但这个幻想又何时会被唤醒？何时会成为现实呢？
与以前“中东铁路”（沙俄时期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海参崴的东清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清路”，又称中国东方铁路、中东铁路——译者注）上所有的铁路线一样，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到哈尔滨的这段铁路线上也派有铁路军警护卫。因为，列车被土匪拦截并抢劫的事件时有发生。每列火车上都配备了约20名铁路军警，个个全副武装，任务就是保护列车的安全。
铁路军警并不属于“满洲国”军队编制，他们是从应征的中国人以及俄罗斯流亡者中征召来的雇佣军，而军官则无一例外的是日本人。
坐在由荷枪实弹的军警保护的列车上，更容易让人产生心惊肉跳的感觉，一种美国西部片才会有的惊险且浪漫的感觉。特别是在深夜时分，旅客们像在神秘恐怖的地区做探险旅行一般，事实也的确如此。
接下来发生的、在这个“国家”第一天经历的事件就大大超出了我所有的罗曼蒂克般的想象。什么是“土匪袭击”，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所有那些绘声绘色的讲述，要么太轻描淡写，要么就过于夸大其词。不过，尽管抹去所有夸张的成分，现实还是要可怕得多。
因为，它确实关乎着生与死。
被土匪一枪打死，那还算痛快，更为残酷的是被土匪抓走沦为人质。为了敲诈到数十万的赎金，作为一种报复措施，土匪会一次又一次地将人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割掉寄走，惨无人道的土匪是不会满足的。
一次，一位外国女传教士被绑架，该国领事馆之后接到了一张土匪写来的传票，提出了赎回人质的条件：7天之内将10万元、2000支枪和150万发子弹放到指定的地点（这些应该都是中国土匪从美国土匪那儿学来的）。如果没有做到，限期过后则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去取可怜的人质尸体。
7天过去了，该国领事馆没有交出赎金。作为期限延长的警告，第8天领事馆收到了从女人质身上割下来的鼻子、一个手指和一只耳朵（报道中说是左耳）。土匪又给出了三天期限。在此期间，领事馆当然也报了警，警方也出动军警进行了搜索，但一无所获。最后的期限过去了，两个月后，领事馆得到了一封写有以下内容的短信：
已经撕票，人质被大卸八块，八个部分你们可以分别在一个山洞里找到。
山洞在三百里开外的地方，地址写得十分清楚，信纸上还画有三只狼。警察后来找到了八块已经风干了的尸体，但土匪没能抓到——从来就抓不到！中国太大了……
版本不同的类似事件，每一个在满洲的人都能讲上一堆——数百个令人心悸的故事。
东亚地区的情形是不能简单地与西方相比的，这里有着幅员辽阔的乡村，整个民族都能藏匿下来。当然，沿海岸线一带的东亚地区和那些半欧化或全欧化的城市表现得没有这么典型。只有认识到东亚地区难以穷尽的博大的现实，人们才会真正理解和感受到，在那里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试想，夜半三更，在一个离部队或警察驻地数百公里的地方，遭到数千武装匪徒的突然袭击，铁路被破坏，列车脱轨，然后……列车上的这几个军警又能顶什么用呢？根本无法想象！
此时，我正在与列车上的军警们闲聊，听他们讲述亲身经历的一些战斗场面和土匪袭击事件。正聊得起劲，突然间所有的军警们都紧张起来了，脸色一下子变得凝重、苍白可怕，好像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似的。
他们的预感是正确的。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有着野生动物般灵敏的嗅觉，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灵敏。当真正的危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应。
不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了机关枪“嗒嗒嗒……”的射击声，行驶的列车也戛然停止。所有过道上，人们都在发疯似地叫嚷着、奔跑着。接着，军警封锁了车门。一时枪声大作，列车车窗被子弹打得砰砰作响。
在这种紧要关头，列车上的日本人表现出了杰出的指挥才能。
我没能跑出车厢，正打算躲进自以为能避开枪弹的椅子底下，车厢门就被轰的一声撞开了。六个军警冲了进来，迅即在车窗上架起了一挺机关枪。他们毫不顾及我们，将我们挤撞在车厢的一边，我也被士兵带钉的皮靴一脚踢到椅子下面躺了起来。我的头卡在了车厢墙壁和一个木箱子之间，木箱子是如此沉重，靠头部的力量根本无法移动它。我的耳朵已被擦伤，感觉血正慢慢地流进耳腔——一种极为可怕的感觉。
机关枪在“嗒嗒嗒”作响，子弹呼啸着穿过车窗玻璃，日本兵边打边发出一种令人可怕的战争嚎叫。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利用沙哑绝望的嚎叫声营造出一种自我胆怯、令人恐惧的战争氛围，似乎已经身处快要战败的危险境地，以此来麻痹对方。“啪啪啪啪”……枪声响个不停，整个车厢在枪声中颤抖，我分明感觉到了每颗子弹在空气中形成的压力。
子弹旋转着穿过车厢墙壁。隔壁车厢传来了妇女的哀号和惊叫声以及孩子们可怜兮兮的哭喊声：“妈妈！妈妈……”乘客们没有武装，任人摆布，完全无助。躺在椅子下的我口干舌燥，难闻的霉气令人窒息。灯光早已熄灭，该死的木箱子还死死地压住我的耳朵，我的牙齿把下嘴唇都咬破了。
突然，机关枪停止了射击，枪手们开始拖拽那只压夹着我脑袋的沉重木箱，我这才从疼痛的重压中被解救出来。真是善举，我终于能喘上一口气了。“咔嚓！咔嚓！咔嚓！”一个士兵用力撬开了木箱的盖子，取出了箱子里的子弹带。机关枪又继续“嗒嗒嗒……”地响了起来——短促地、尖利地、充满危险地。尽管乘客们的双腿在不停地打颤，但还是都尽可能地努力地使自己平静下来。
又是一声震耳的命令声，车厢里的士兵立刻停止了射击，端着机关枪急速地离开，又奔向新的射击点。
已经有八颗子弹呼啸着射进了我们的车厢，不幸的是，其中一颗正好穿过了一个中国婴孩的大腿——一个几分钟前还躺在妈妈怀里咬着乳头吮奶的婴孩。凄惨的哭叫声撕裂着车厢里的空气，鲜血流了一地。衣衫不整、上身裸露的妈妈已经昏死过去，双腿挂在椅子上，头耷拉着倒在地毯上。
枪声还在继续，日本军官命令式的、尖利、恐怖、生硬的吼叫声还在不时地灌进我的耳朵，而土匪方向传来的则是混乱的、近乎于已被打瘫的哀号。
我开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爬出藏身的角落，掏出手巾扎紧了躺在血泊中受伤婴孩的大腿上部，以期止住血流，然后又爬回卧铺下继续躲藏起来。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中弹，或许我已经中弹而自己根本没有感觉到。我躺着的地方也流淌着鲜血，我不知道，这鲜血是婴孩的还是我的。在这紧要关头，对于疼痛，人们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觉。
列车还在子弹的射击中颤抖，机枪声仍“嗒嗒嗒……”地响个不停，土匪方面的还击声似乎明显减弱了，方才还近在咫尺的吼叫声听起来也已经渐渐远去。人们倾听着，确信土匪的袭击已经被军警们打退了，匪徒们正在撤退。
当然，盲目地继续追击是不行的，一来摸不清土匪的底细，二来增援部队赶到这里最快也得两个小时以上，况且，电话线也肯定被剪断了。深更半夜，在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谁还敢冒险继续追赶土匪呢？
火车得赶快离开，当值司机已经死亡，另一位司机跳上驾驶台拉开了制动刹，火车慢慢启动，所幸铁轨还没有被土匪破坏。
我躺在卧铺的下方，还不想马上爬出来。经历了这惊魂的几个小时后，我感觉现在昏昏沉沉的，一阵美妙的、甜蜜的困意袭了上来。
不过，我马上就又被叫醒了。车上的救护队正在一节一节车厢地进行巡检，以便对负伤的乘客进行救治。受伤的婴孩已经被转移，是死是活也不清楚，孩子的母亲已经清醒了过来。谢天谢地，经过检查，我安然无恙，无需“修补”，做做“清洁”就够了。
这里离哈尔滨还远着呢。最高礼遇——一场人为导演的战争
这位《美国周刊》摄影记者的车厢里可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他拍摄了深夜发生的那场警匪枪战，可相机却失灵了。此时，他正在车厢里四下搜寻器材部件，边诅咒边修理着手中的摄影机。
土匪袭击刚刚过去几个小时，整个列车就已经从混乱中恢复了过来。乘客们又开始宁静平和地观赏窗外绚丽的朝阳了，那神态，好像夜间压根就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恐惧遗忘了，害怕消除了。
这种迅速的心理调整和置换是真正的东亚式的，即使是最可怕的事件，发生之后也会很快置于脑后。这是源自内心深处的一种人生观：不太在意生命。
无疑，他们也是热爱生命的，但在他们眼中，死是完全自然的一个过程。人之死是无法改变的，这个过程自然得就像彼此之间互相道别一样，或者像吃、喝、拉、撒、睡一样。相信人会饥饿、会干渴，也就相信人会离世安寂。
死亡不是永久的告别，它只是一个告别语、一个在一段无法确定的漫长时间里——也可能是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段——富有礼节地、毫无痛苦地“再见”。总之，不是永远的分离。
生活阅历使东亚人对生命有着十分深刻和清醒的理解和认识。这种漠视死亡的达观态度，隐含着的、意味着的是美轮美奂的、不可思议的永生。一如人们常理解的所谓植物性：不断地生长和消亡。总而言之，作为对生命的一种感受，这种植物性的宿命论在东方十分受用。
相比之下，由于对生命的恐慌，欧洲人则在冲撞、索取、拼命中拥挤着向前。
此时的我仍处在土匪袭击事件带来的亢奋中，思绪徘徊，难以平静。而其他乘客则心平气和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瞅着窗外，观赏着列车驶过的色彩单调的广袤平原。他们谈笑风生，高兴地议论着日常琐事和趣闻。
窗外大平原的格调就像东亚人的一张脸，一张缺乏气质、性格和变化的脸，一张黄黄的、难以描述的、微笑的、和善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人的脸。
这里的人的笑容是欧洲人很难理解的，它是一种面具，也是一种什么都不是的面部表情。它是一种外表形式，所有的内容都隐藏在后面：从高尚美好直至残酷无情。它发自内心，又来自虚无。他们的神色也是如此，一如这里的风景，可爱而又冷酷，令人感到惊慌、恐怖、荒凉、乏味、深不可测。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像这里的人那样，赋予大自然如此多的敬畏和崇拜。这也就是为什么东亚会有那么多的自然神灵和图腾、为什么东亚人会有那么多关于自然的传说的缘由。冥冥之中，大自然神灵和图腾在这里取代了深邃神秘的大森林，主宰着这一望无际的广袤荒原。
也许匪徒的袭击对这些人而言只是一个并非现实的经历，只是一个梦。一觉醒来，一切又都过去了，抻个懒腰就又回到了现实。“您是不是相当紧张？”我问这位美国摄影记者。他告诉过我，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年。
他十分不解地望着我，那神情好像还没有明白过来，我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正忙碌着在照相机上来来回回地拧着螺丝。“我是说针对土匪的袭击，您是不是……”我连忙补充说道。“原来如此，其实这没什么，经常能碰到。在东亚，我们对紧张和不安已经不以为然了。”他轻松地回答。“难道就不危险吗？”我又问。“不，完全不是。但危险过后谁又会对土匪袭击事件的‘什么时候、但是、为什么……’之类的问题感兴趣呢？人们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有生命危险的事件，袭击来临，人们也会感到不安，会自救。但一旦事件幸运地过去了，就不会再有人过多地去反思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考虑今后可能的应对措施了。人们只会再次高兴地看到：袭击过去了，自己还完好无损。”“对付袭击，还有很多可能的好办法……”我接下来说道。“在远离家乡的外地，人们对所谓‘可能的好办法’并不关心。想想也是对的：如果真在袭击中发生了什么，‘可能的好办法’又有什么用呢？一旦被流弹击中，人就……是的，每次都是一样……人就死了。几乎所有的东亚人都是这样感受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袭击事件本身。”他的话不无道理。
他一边不断地来回摆弄着摄影机，一边开始给我谈起了自己在中国的一些拍摄经历。我以为，在这里向读者们披露他谈到的一个事件是十分值得的。“人的生命在这里可以说是一文不值的。”一开始谈话，这位美国摄影记者就在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他告诉我说：
两年前，我接到来自美国总部的一封急电，要我在这里拍一部反映中国人内战的纪录片。我的上帝啊，我自言自语道，置身于激烈的战场上拍片，那不是要我的命吗？没有长眼睛的流弹随时都有可能击中我的。
我思忖再三，然后去拜访一位中国军队里的“将军”朋友，希望能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上司交给我的任务。我对这位将军朋友讲述了这一令人棘手尴尬的要求，可出乎我意料的是，将军却笑着对我说：“这事太好办了。”
不是的，我连忙小声地解释道：“我可是要……是的，我可是要拍一部长的纪录片啊。”“您害怕了吗？”将军说，“我能理解。但您完全不用害怕，我们可以特别为您演示一场战争。”“这可不行，这不是在真正的战场。况且，还需要搭建很高、很大的摄影棚，需要很多人工场景，太过于麻烦。如果这样拍摄，在美国本土就可以完成，完全不需要由我在中国来做，费用还会更低一些。我只是想，如果您，将军先生，如果您知道哪里正在打仗，我希望您能把我送到战场上去，在可能的情况下派一个士兵保护我，我就十分感谢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将军又说，我们可以为您就地组织一场小型的战争。“他说到做到。”美国摄影记者继续讲了下去：
将军命令他所属部队里的1000个士兵，分成各拥有500个士兵的两个阵营，真枪实弹地互相战斗，获胜的一方将分得2000元的奖金。我的摄影机则架在一个做了特别标记的小山岗上。将军明令每一位参战的士兵，如果伤到了我，不仅该士兵是死罪，还得株连家族。
战斗终于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在我的眼前激烈地进行着。在距离战场不超过500米的小山岗上，我用长焦镜头紧张地拍摄着。这可不是作战演习，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场真枪实弹的交锋，一场决定生死的战斗！
将军就站在我的身边，看我是怎样狂热地摇动着摄影机的快门手柄的，他十分兴奋。
6个小时的拍摄，直到战争结束。双方参加战斗的1000名士兵最后打得仅剩下5名，其他995名士兵就因为一个将军一时的兴致在战场上“光荣”地捐躯了，或者说，在2000元的诱惑下“光荣”地捐了躯，这在中国是很可能的。当然，剩下的5个士兵最后瓜分了这笔奖金。“这部题名为‘中国内战’的纪录片寄回美国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说完后，这位美国记者竟笑了起来，而我却被这个玩世不恭的离奇故事惊出了一身鸡皮疙瘩。“这也太恐怖了！”我深感吃惊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就是远东……看来，您对远东还不太了解，人的生命在这里是一文不值的……”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边说还边“啧、啧、啧”地咂着嘴。
在我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离奇故事，虽然我——作为一个记者——十分钦佩这位美国同行丰富的想象力。但在我看来，尽管他——如他自己对我所言——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给我讲述的同样还是一个美国式的天方夜谭。黄色的魅力
橘红色的落日如圆盘一般悬挂在西边地平线的上方，它完成了一天的使命，正在徐徐下沉。流光溢彩的落日，不是沉落在寒风料峭的大海里、不是沉落在大森林神秘莫测的黑暗中、不是沉落在深邃险峻的悬崖峭壁旁，而是渐渐地消失在辽阔的、一望无际的满洲大平原上。
夕阳斜照，大平原更加朦胧，也更加妩媚。这不是风沙戈壁、不是茫茫草原，而是“满洲”空旷辽远的大平原。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描述的空旷和虚无，因为，它空旷和虚无得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描述。
黄昏中的风景呈现出一种抽象的美，像一曲渐行渐弱即将进入尾声的音乐，令人回味无穷；又像荡漾在旷野中的悠扬笛音，使你无法真切地捕捉到那细腻而又寂寞的旋律，但又处处能感受到它泣天恸地的回响。
倚靠在车窗边的人们完全被窗外风景唱响的忧患命运交响曲所深深吸引和征服：他们的眼前，仿佛有一群光头僧侣在远方冉冉上升，沉醉在幻觉中僧侣们，正虔诚地举着双手把美好的祈祷送进流泻着的永恒的霞光之中……这是大自然在人们心灵中的反照，也是人的灵魂回归自然的表现。
我对面坐着的是一位神情漠然、略有倦意的中国女人，一袭丝绸外衣裹住了她娇小玲珑的身体。在车厢里，她不像我们那样双腿下垂式地坐着，而是双腿交叉盘坐在座位上。她没有阅读，两眼瞧着窗外，不时地打上几个呵欠，漫无边际的心灵似乎正无忧无虑地沉溺在绚丽的晚霞中。
这是一位与日本人结了婚的中国女人，虽然她的日本丈夫此时就坐在身旁，但在外人眼里，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像在日本公共场所习惯了的那样，她的日本丈夫堂而皇之地脱掉了自己的皮靴，正埋头阅读着搁在膝盖上的一本杂志。杂志上满是数据、图表、平面图、公式等。对窗外美好的风景和辽阔的满洲大地，他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
是的，日本人来“满洲”，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了来休闲疗养或来探究这个“国家”的“秘密”的。
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源自根深蒂固的两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涵养。一般而言，中国人个性浪漫富于幻想，崇尚修身养性，而日本人追求“新潮”、讲究现实，有一股目标明确的为国效忠的热忱。
中日两个民族之间通婚的现象甚少，它只会偶尔地发生在高阶层的家庭之间，一般平民根本不会这样做。这里当然有偶然的因素，但更有深层的背景，两个民族性格特征之间横着的是一道完全不可能逾越的鸿沟。
总而言之，所谓“黄种人”与“黄种人”应该是同类根本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就人的天性而言，一个希腊人的秉性要比一个日本人更加接近中国人。
历史表明，任何一个进入中国并与汉族人混居的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在此期间被汉族人同化。蒙古族、满族、马来人，甚至阿拉伯人、犹太人都会悄然失去他们原本的特征，被完全汉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仅仅只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首先表现在充满魅力的中华文化的价值上、表现在中国人具有的非凡的创意和文化艺术上。权力、华贵以及宗教、信仰这些一直为中国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都是很容易为外来移民所接受、掌握和消化融合的。对这种所谓的“黄色帝国的影响（黄色魅力）”，也就是人们经常说到的“东方的魔力”或“远东的召唤”，一般而言，都是被同化者自己被吸引、去接受、自我协调融合起来的。
不过，反观当今世界，人类和民族已经跳出了这种自然的发展、变化和协调的过程，而是通过技术和智慧的影响。日本，这个东方世界的新霸主，就已经从远东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换言之，如果日本在中国没有针对中日人民之间相互融合而确立的“禁欲限制”，它也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住自己的本色。日本人希望留住自己，即保持住所谓的霸主身份。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已经渗透在日本人的信仰中，它是由日本人的政治观点引发而来的。这不是一个典型的血缘和种族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意识问题。
日本人和中国人在生活上互不相干，像两个陌生的邻居。尽管日本人宣传鼓吹的是——自然是以十分理性和得体的形式——两国人民相互通婚不成问题，日本政府还特别就此明确地表示，只要不是下层民众，各阶层的居民，均可互相交往、融合，并以此作为中日两国人民亲善的一种标志。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两国之间真正通婚的人非常非常少。“您说日语吗？”我问这位已经是日本工程师妻子的中国女人。“是的，但说得不好。结婚以后我学过一点。我先生的语言能力很差，他几乎不会说一句汉语。”她回答道。“您感到幸福吗？”“哦，很幸福。”她很礼貌地回答，然后小声地嘟哝道：“但我也感到很孤独。尽管我什么都有，但是……”可以理解的是，更多的她也说不上。“这是我的家乡，”她边说边用那细长白皙的手指了指窗外晚霞浸染的平原大地。大地是如此绚丽辉煌，让人觉得恍若是超尘脱俗地生活在梦境或记忆中似的。“这里却是日本……”她用手又指了指我们乘坐的这列正在平原上飞驰、越过了一片片大地的列车。然后，沉默片刻想了想后又说道：“我们中国人不再企求什么……我是幸福的。”她略微迟疑地补充道。言谈中的寓意只有这位中国女人自己知道，外人是难以猜度的。
她的日本丈夫仍深深地沉浸在阅读之中，我们之间的窃窃私语他充耳不闻。赛璐玢领带系在挺括的衬衣衣领上，而一只手却在揉搓着自己的脚丫子，架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反射着窗外的霞光……
落日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沉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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