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卫东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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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研究(第1辑)试读：
前言
中日关系，在空间上只不过“相距一衣带”，但在时间上却经历了“恩怨两千年”。从遣隋使致天子国书的故事就可以发现：日出与日落、中心与边陲、上与下、内与外之类的地理位置，其实自始至终构成两国关系最本质的隐喻，也由此塑造了东亚地缘政治的历史格局。亚洲的概念起源于以地中海东部腓尼基为界划定的日出之处（Acu）的地理框架，到18世纪才出现了作为人文的另类亚洲概念——中国风（chinoiserie）。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爆发了福泽谕吉式“脱亚入欧”与石原莞尔式“联华抗欧”之间的激烈争论。日本在19世纪末“脱亚”之后又有过两次“入亚”运动——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两次都兼有地理和人文这两种维度。孙文和冈仓天心提倡亚洲一体说，针对的是亚洲碎片化状态，着眼点是空间的形状或结构，以及关系重组的地壳运动。
从空间形状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的一个最具决定意义的状况设定就是作为近邻，相互是无从回避的，不论爱憎如何。就像仓央嘉措的诗句所描述的那样，“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好是坏，邻国势必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中国与韩国及朝鲜之间。所以，讨论中日关系不得不把复杂的东亚乃至世界格局作为基本背景和分析框架、不得不注重相关国家之间一系列“三角形”（例如中美俄、中美日、中日韩、中俄印、中俄朝、中日朝）或“三巴纹”范式的互动关系及其各种不同的组合，并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识能有某种比较客观的参照系。这也正是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著《东亚研究》系列的一个重要缘故。同时，把亚太整合以及东亚与西欧、北美之间的交错和重叠作为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关键，拓展国别研究的广度、深度，也使我们标榜的“海派日本研究”风格更加彰显，并保证对东瀛诸岛的观察具有更大战略纵深或者回旋余地。
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把握中日关系的最基本框架就是对海洋亚洲与陆地亚洲进行严格区别并分而治之的地缘政治学主张。所谓海洋亚洲，主要指那些实行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亚洲沿海国家，例如日本、新加坡、韩国，被认为具有开放性、改革性。所谓陆地亚洲，长期以来被认为以中国为代表，被贴上封闭的、内向的、固守传统的标签。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高速增长、海洋运输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以及南海岛礁主权被不断蚕食的事态同步发生，终于唤醒了这个民族的海洋意识。以1992年领海及毗连区法的制定为起点，直到最近推进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中国迅速面向海洋、经略海洋、加强海上维权活动，上述二分法认识论框架似乎已经濒临瓦解。在这个过程中，以扬州为枢纽的传统运河经济网络、以上海为枢纽的现代长江经济带实际上早就打破了陆地亚洲的简单化图式。自从唐代高僧鉴真六次从扬州东渡日本以来，运河和长江流域与海上航线之间的互动日益活跃，东亚的陆海关系史也被激活和重新诠释，构成“海派日本研究”的源头活水。
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在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这两大领域存在着极大的张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欧美日各国对此持欢迎态度。总之，在经济上已经不存在坚固的、明显的疆界，中国与日本乃至欧美国家是互相交错、互相依赖甚至互相融合的。中国自加入WTO之后，经济上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自由贸易体制，并逐渐壮大起来，又让欧美日各国感到不安乃至恐惧。但是，由于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安全保障政策与在欧洲的不同，没有建立类似北约那样的集体军事机制，没有壁垒森严的对峙格局，而是通过两国同盟关系确定防务安排，这就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机会。但是，这也为美国和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搬弄是非、借助军事政治手段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提供了抓手。其具体表现就是在进入21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与日本之间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现象。在这样的特殊格局里，如何通过新的安全保障观消除亚洲邻国的疑虑并扫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或者反过来如何通过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例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盟10＋3合作机制等）化解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隔阂，避免亚洲各国因过剩防卫心理而导致军备竞赛的结局就是中国一直在努力并且有待于大智慧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如何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与日本主导的CPTPP框架衔接起来，形成亚洲太平洋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之环，也是当今“海派日本研究”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海派日本研究”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学长、著名政治家汪道涵先生早就提出的命题。根据对弘扬互信互惠、平等多元、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这个最新权威命题的理解，海派日本研究的主要特征应该是中西合璧、面向太平洋，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从而形成多元性的视角、包容性的思想。上海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引擎，是长江流域的龙头，是华东大湾区的枢纽。因此，海派研究势必更多地关注企业、贸易、金融、航运、科技创新、法律服务、城市治理、中央与地方的政府间关系等现实问题，更具有技术性、专业性以及实证性。总之，把地球与地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让不同文明和传统和谐共处、对话沟通以及相互理解的“多维度文化（Multiculture）”，这就是海派日本研究的风格，也是本书的宗旨。《东亚研究》既然志在弘扬“海派日本研究”，当以上海、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各省、日本乃至东亚的研究者为主要作者群，但却绝不会画地为牢，囿于一地一派的门户之见。我们欢迎全国乃至境外的相关专业学者踊跃投稿，并将不断面向东亚乃至全球组稿。第1辑的稿件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我们非常荣幸地得到了一些国际著名专家的支持。例如东洋大学理事长福川伸次先生曾经担任通产省次官，是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应主编邀请以亲身经历和独有的洞察力描述和分析了在改革开放时代中日经济合作的机制及其效果，并希望以此为基础推进东亚的地区合作。早稻田大学原总长西原春夫先生是中日法学交流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他所撰写的文章着重回忆了在上海的活动和收获，似乎也意在对“海派日本研究”表示某种响应和支持。这两位大家的文章披露了一些前所未闻的重要事实情节，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日中关系学会会长宫本雄二先生曾经担任驻华大使，他在战后国际秩序发生动摇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定位中日关系，字里行间流露出丰富的真知灼见，值得仔细玩味。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家津上俊哉先生以具体事实和大量数据分析了去全球化时代中日两国的作用和问题状况，特别是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进行了周到的考察和预测，很有启示意义。曾经担任拓殖大学国际开发研究所所长的华人教授杜进先生具体而深入地分析了在“美国第一”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日本外交的展开过程，考察了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的微妙变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2018年正值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启动40周年等重要节点，政治宪法学派的代表之一高全喜教授把《大日本帝国宪法》体现的现代国家构想与晚清中国的立宪运动进行对勘，比较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得失，引人深思。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教授则重点讨论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外延和内涵，对两国外交回暖向好的原因、机制、发展趋势及残存问题进行了周详而中肯的剖析和精准到位的判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翟新教授的论文聚焦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台湾问题（这也可以理解为明治维新在东亚留下的负面遗产），深入研究了日本政府“确保台湾”政策构想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矛盾，读来饶有兴味。王勇教授是中日关系史、特别是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他根据丰富的史料，从学理架构和文化疆域的视角重新界定了“东亚”概念，可谓《东亚研究》的点睛之笔。葛继勇教授则具体考证了“日本”用语的沿革和相关知识谱系，强调东亚诸国名称的空间性特征，在不经意间勾勒出了日本研究与东亚研究之间的关联。
2018年的动荡不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世界的巨变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推动全球大转型的主要动因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作为大国迅速崛起，并高举拥护经济多边主义体制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旗帜；另一种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对既有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从2015年开始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试图借助中东的杠杆改变全球的力量对比关系。到2016年，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稳定之锚的英美两国却突然发生异变：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掀起滔天巨浪；美国大选推出另类总统特朗普，在各国不断造成意外、反复和不确定性，构成改变全球性体制和秩序的新一波驱动力量。以上就是十年来造成世界巨变的五大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二的中国与排名第三的日本对世界稳定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东亚经济整合的条件也在不断成熟，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却还在不断增大。这就是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实质。
这样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一遇的大变局，对日本研究以及东亚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带来了知识创新的重大机遇。为了适应2019年以后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推动日本和东亚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沉淀和积累相关学术成果，为势在必行的东亚整合凝聚必要的、基本的思想共识，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决定组编《东亚研究》并力图使之尽早成为高质量的、国际知名的学术出版物。《东亚研究》的内容构成将包括专题特辑、学术论文、研究综述、动态介绍、翻译、史料、书评等栏目。但愿《东亚研究》能够承载时代使命，成为思想交流、意见碰撞的开放性平台，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的精神家园，并与一批青年才俊同步成长。也希望各位同仁和朋友今后不吝赐稿赐教！季卫东 谨识于上海2018年12月1日一、特辑：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的轨迹与日中经济合作的新发展福川伸次（日本通产省前事务次官）摘 要：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自1980年10月成立以来，为两国的经济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交流会秉持相互信赖、面向未来、政策思考和知识创新这四项理念，促进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并改善了两国的信赖关系。日中两国有识之士将借助交流会这一平台解决新课题，争取推进两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添砖加瓦。关键词：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日中关系、日中合作前景展望
纵观历史，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东风西渐，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的原始文明进入希腊、罗马，与西方文明交融，产生了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从18世纪到19世纪扩展的英国产业革命成果，20世纪漂越大西洋传到美国，与美国石油工业的发端融汇奠定了近代产业的基础。其后，汽车普及，电子计算机诞生，原子能被开发利用。
20世纪后半叶，近代产业的重心由太平洋转到亚洲区域，日本产业率先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继而亚洲区域呈现雁型经济发展模式。继20世纪60年代起至70年代的日本高速发展之后，80年代前半期亚洲四小龙腾飞，80年代后半期东盟各国突起。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进入高速发展期，奠定了亚洲、欧亚大陆的发展基础，预示着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中国自1978年导入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到今年已经40载，2010年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现今世界经济排名第2位。
众所周知，日本政治家大平正芳，1972年作为外务大臣与时任首相的田中角荣共同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1978年12月出任日本首相，在任职期间的18个月，真诚地致力于推进日中关系的发展。1979年12月，大平正芳作为日本首相访华，在北京政协礼堂讲演，当提到日中邦交正常化共同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时，他说“我作为友好邻邦的一员，衷心祝愿中国的现代化政策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访问期间，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在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谈期间，双方约定支持大平内阁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推进的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以下称“交流会”）的构想。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设想，在其后1984年与中曾根首相会谈时，被告知是受到大平首相的启示。
交流会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日中关系迈向新高度。但是，其使命并非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终结。从21世纪走向22世纪的过程中，无疑会有许多新的变化和难题呈现在我们面前，届时，有两千年友好交流历史的日中两国有必要携起手来共同解决这些课题。交流会肩负着不断迎接新课题的使命。1 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的轨迹1.1 发起的经过
1976年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开始逐步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经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安排向欧洲和日本派遣考察团，并从海外聘请专家学习市场经济原理，研究实施方略。
1978年12月24日，日中经济协会稻山嘉宽会长与谷牧副总理会谈，在说明了建设与钢铁、能源和运输等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后，为了制作具体实施计划，约定向中国派遣高级专家。据此，197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以后的交流会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大来佐武郎氏、向坂正男氏和日本兴业银行小林实调查部长被邀请访华，就经济发展模式、能源、运输物流以及筹集资金等方面提出了建议，还到地方实地视察调研。1979年10月12日第2次访华，为时两周，就中方提出的问题介绍了日本的经验。
1979年12月，由于日本内阁改组，大来氏被任命为大平内阁的外务大臣，暂时离任交流会的工作，稻山氏推荐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原国土事务次官下河边淳氏接替大来氏继续参与交流会的工作。
随着调研的深入，中方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多，萌发了由各种专家参加进行交叉研讨的设想。1980年10月中旬，下河边氏访华时提议，为了利于专家长期进行学术和意见交流，应该建立有组织的、系统的和多面化的研讨交流机制。这个提议得到谷牧副总理和大来氏的认可，确立了交流会发起成立的基础。
大平正芳去世后，日本内阁更换，已经辞任外务大臣的大来佐武郎于1980年10月31日与谷牧副总理会谈，确认了基本设想，成立“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会员人数双方各7～10名，谷牧氏与大来氏出任顾问，每年召开1至2次会议。
经过充分的准备，1981年5月6日至16日，交流会第一届会议在神奈川县箱根町举行。双方各出席10人，中方的首席代表为马洪，日方的首席代表为向坂正男。此次会议针对日中两国经济的最新动向和展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调节和计划作用、日本的经济合作经验、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等双方高度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首届会议成功举行，交流会顺利地起航了。我是从1991年5月召开的第11届大会（大分县城岛高原）开始参加交流会活动的。
以下，分5个时期来分析评价交流会的发展过程。1.2 第1时期——中国改革的基础形成阶段（1981～1991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打造市场构造的基础开始，将以自力更生和计划经济为轴心的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绝非易事，需要反复试行，不断摸索。
虽然中国政府阶段性地放宽了价格限制和数量分配，但是起初进展很缓慢。1980年，广东省深圳市等设立经济特区，积极吸引外国企业进入，这个政策才渐渐地被中外了解。
第2届会议自1982年5月6日起从重庆市出发，乘船在长江上举行了3天。第3届会议以后，先后在长崎县云仙市、广东省深圳市、长野县轻井泽町、新疆乌鲁木齐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石川县金泽市、辽宁省大连市、北海道札幌市、福建省厦门市及大分县城岛高原召开。会议期间，介绍了许多日本从战后复兴到高速增长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据说中方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的议题是，鉴于中国经济改革正处于初期阶段，主要以日本经验为焦点，研究讨论市场机制的意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经济结构的改革、能源供需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服务型经济的振兴等问题。
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实现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和技术“四个现代化”，1980年，日本政府决定在经济发展基础的铁路、港口、道路和发电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交流会的议题也涉及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海外投资开始不断扩大，交流会也就这些相关政策进行了热烈讨论。
我所属的通商产业省历来深切关注日中经济关系的改善，20世纪60年代以高碕达之助为中心积极地进行过备忘录贸易等经贸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就经济结构改革问题，开始了事务次官的“高层次协商”，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我也参加了1987年和1988年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商务部等部门的干部进行了友善的意见交换，并一起到地方进行了调研。
随着对华投资的扩大，1988年10月，通商产业省派遣以日本兴业银行行长池浦氏为团长的中国投资调查团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大连市进行投资状况调研，我也作为顾问随团参加。所到之地都得到投资状况的积极反馈，成为扩大企业投资的契机。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浦东新区的开发计划。
第9届交流会（1989年5月10～12日在北海道札幌市举办）后，一些国家实施对华经济制裁，日本率先解除了经济制裁。第10届交流会按照预定日期于1990年在福建省厦门市成功举办。1.3 第2时期——市场机制充实阶段（1992～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社会对市场机制关心的热度增高，成为加速经济增长的契机。由此引发吸引外资、对华投资的热潮。
中国在整合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围绕这个概念，交流会也展开了热烈讨论。
1992年以后，交流会依次在山西省太原市、和歌山县南纪白浜、山东省济南市、静冈县御殿场市、海南省海口市、东京、陕西省西安市、宫崎县宫崎市和湖北省武汉市举办。这些会议的议题大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加速经济增长政策。此外，中方对日本高速增长期实施的结构改革也很感兴趣。日本进入90年代后，“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萧条，交流会对此也展开了讨论。
1997年，由于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世界对亚洲经济的不安感逐渐扩散，好在由于日本的金融支援而开始趋于安定。虽然日本对华投资一时暂停，但中国政府坚实的经济运作，维持了货币价值，受到了高度赞扬。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入WTO已经成为切实需要，中国需要面向更加开放型的经济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同时，政策上的关注点，也逐渐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清洁生产方式的改革、消除城乡差别等重要课题上来，交流会围绕这些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95年1月，日本发生阪神淡路大地震，中国发来了无数温暖的问候。同时，交流会开始研讨神户地区和长江流域合作项目的可行性。
2000年4月，交流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第20届会议，总结了此前的成果，并协商未来的发展。宴会席间，谷牧氏以“源远流长”一句概括了交流会的特色。1.4 第3时期——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推进阶段（2001～2007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由此中国走向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新阶段：阶段性地放宽对外商的限制，取消地方和行业限制，撤销出口定额，废除出资比例规定等，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
第21届交流会于2001年12月在兵库县神户市召开，接着继续在云南省昆明市、富山县富山市、甘肃省兰州市、滋贺县大津市、四川省成都市和爱媛县松山市召开。这一时期，重点关注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国际贡献。
WTO从2001年开始进行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交流会就其意义和效果进行了讨论，就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协议书的实施体制、产业技术体系改革、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等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方介绍了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和内容，双方就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合作方式也进行了讨论。
2007年，中国政府推进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税制的内外统一、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出口优惠政策的调整、反垄断法的制定、引进促进产业政策的修改、外资政策的调整等，以便实现内外资企业的统一。对此，交流会讨论的重点便集中在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上。1.5 第4时期——国际金融经济调整阶段（2008～2012年）
这一时期的关注重心，转向从全球化视野看日中两国经济的国际发展和亚洲合作。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同年10月，中国政府公布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安排，振兴经济，扩大需求，对世界经济的安定作出了很大贡献。
2008年6月，交流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了第28届会议，会议广泛讨论了国际金融局势。2009年5月，交流会在冲绳县名护市召开了第29届会议，更为深入地讨论了国际金融危机问题。
2010年4月，我们在北京邀请前辈们一起举行了交流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回顾过去的30年，确认了其意义和成果。其后，辗转到重庆召开了第30届交流会。第31届交流会在静冈县静冈市召开，第32届会议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
2008年5月，中国发生四川大地震。2011年3月，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怀着相互问候的心情，第31届交流会将合作防灾问题提上了议程。
这一时期，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集中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方面。2009年11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加入G8，组成G20，继续发挥G8协调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安定的核心作用。无疑，G20这一国际经济运作模式受到热切关注。
继续关注地球环境问题。2009年12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国会议设定了新的框架，交流会围绕这一课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此外，针对过去遗留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排除权交易等节能减排效果的对策、先进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等问题交流会也进行了讨论。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占据世界第2位，此后中国将在国际上发挥什么作用，日中两国又将开展怎样的国际合作，议题由此开始转向世界性课题。1.6 第5时期——全球化展开阶段（2015年至今）
2012年9月，当时因野田内阁采取购岛的措施，中国对此强烈抗议。因此，非常遗憾，交流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中断，两年未召开会议。
其后事态好转，第33届交流会于2015年4月在兵库县神户市召开。接着在陕西省西安市、岛根县松江市……直至第37届会议于2018年4月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总统就任，开始采取“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这一时期交流会的议题是：如何评价美国的政策变化？为了世界经济的安定日中两国应如何合作？日本是如何应对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的？会议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同时，会议集中研讨了如何推进全球创新驱动发展，日中两国如何相互合作等问题。2 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的特色
2018年，日中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已经走进第46个年头，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在此期间，虽然也有些许摩擦，但是日中关系基本上得到了切实的发展，交流会毫无懈怠地持续召开，为两国的经济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列举其几个特色，如下。2.1 相互信赖
交流会的第1个特色是成员之间建立了坚实的信赖关系。这一点表现在，除了一个时期例外，必须每年1届在双方有传统的地方召开会议。在20周年纪念仪式上，吴仪副总理在祝词中说到，“20年来，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活动从未间断。双方成员定期就两国经济中的综合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充分交换意见，互相学习借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与知识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促进中日双方的地区经济合作也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道出了相互信赖的意义。
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交流会日中双方成员围绕教科书的历史记述问题、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也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但讨论归讨论，丝毫不影响互相之间的友情。
2010年4月第30届会议纪念活动，朱镕基原总理会见了日方成员，高度评价了交流会，这是相互信赖的象征。2.2 面向未来
交流会的第2个特色是贯穿始终面向未来的态度。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础“改革与开放”本身就是面向未来。交流会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时，交流会的创始人谷牧顾问提出了“源远流长”4个字，表达了交流会面向未来发展日中两国的友情和友好合作关系的心情。
交流会在成立的37年间，总是放眼未来研究当下。在讨论改革的方向和政策时，因为市场框架的设定、政府的辅助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的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所以经常需要先考虑时间轴再计划方案，因此面向未来是制定政策时不可缺少的要素。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化的轨道，加入WTO以后，交流会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展望国际经济社会未来、日中两国如何为国际经济社会的安定作出贡献、如何说服主要发达国家等。2.3 政策思考
交流会的第3个特色是始终以政策思考为核心。第一任中方首席代表马洪先生在第20届交流会上回顾过去的20年时指出，“交流会的研讨，不是议论，而是从战略性角度深入分析，其议题都是中日双方共同关心的重点问题”。交流会总是聚焦于政策展开讨论。
经济政策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阶段而不断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介入的程度、政府辅助的范围比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应该缩小，如果不顺时应变，就会阻碍企业的市场参与欲望。
关于政府的介入方法，虽然有由法律规制直接控制、通过金融和税制间接诱导、设立特殊公司等政府机构的调控措施，但是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应该缩小公权力的介入，否则市场机制将无法有效运作。顺应现实经济的变化，及时展开相应的讨论，是交流会的一大强项。2.4 知识创新
交流会的第4个特色是有知识创新的指向。经济是“有生命力的”，其核心就是企业。企业在不断地运作，最大限度地追求企业价值。企业价值是收益价值、客户价值、员工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集大成。企业为追求价值的最大化而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开发、合理化经营。
而且，企业是人与人的集合体。经营者与劳动者时而对立，过于追求利益就会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制定政策时要考虑这些因素以便发挥调整作用。
人类的需求不断高涨，因为人们总是追求更高的人类价值，这种追求成为创新的动力，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经历了这个过程，经济高速增长。交流会考虑了诸如此类的种种要素，有力地推进了知识创新。3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与其背景3.1 中国经济成长的推移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请看以下主要指标。
首先，是人口。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78年中国人口9亿6 259万人，占世界人口的22.1%，2000年增长为12亿6 743万人。由于人口增加显著，1979年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由此控制了增长率。2010年中国人口13亿4 091万人，2016年13亿8 271万人，分别占世界人口的19.3%和18.5%。
独生子女政策在2016年被废止，中国也和日本一样进入人口减少和高龄化阶段。于是，和日本一样，如何推进综合性经济、效率化构造和充实的社会福利，成为重要课题。
其次，再来看经济指标。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非常显著。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2位，2016年占世界GDP的14.8%，1978年至2016年的年增长率达到了9.6%。表1 中国经济增长的推移
再次，从贸易指标来看（见表2），增长也是非常显著，占2016年世界贸易额的比率为：出口14.8%，进口9.8%。表2 中国贸易关系的推移3.2 “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开展
我认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领导者有坚定的意志以及行政机构间的相互合作。
政治领导者在制定政策前，曾向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地派遣过许多考察团，还招聘专家，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政治领导者一旦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就不动摇，坚决实施。
回顾我本人参加交流会及日中副部长级磋商会议的经历，中国行政机构积极地分析日本政策的目的和经济效益，探讨适应中国国情时应如何修改，并反复进行实务性的意见交换的场景令我深受感动。
中国政府制定政策的热情很高，也很谨慎。他们不但从交流会的讨论中吸取诸多有益的东西，也积极地从其他海外渠道吸取知识，但他们绝不是囫囵吞枣，而是慎重地研究如何将海外经验适用于中国体制。
而且他们行动迅速。比如，中国快速地引进了特区制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3.3 基础设施的建设
支撑产业的铁道、港口、道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也快速地建设起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早在交流会上就作为基本事项被提出来了。
日本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与中国积极合作，于1979年至2007年之间，给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项目367件，总金额3兆3 165亿日元。重点从石油和煤炭运输设备，渐渐地引申到经济开发重点地区、城市经济基础设备的建设等，其后拓展到粮食、城市环境、城市交通、大气污染、废弃物处理、传染病对策、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
接着，中国连续建设道路、机场、高铁、港口等，为产业发展、出口扩大作出了贡献。例如，世界上大规模的港口等中国占据多数。据统计，2015年集装箱的吞吐量，上海和深圳位居前列，在世界港口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就有7个是中国的。
此外，在2007年至2017年之间，中国铁路运行长度从7.80万公里增长到12.70万公里，高速公路从5.39万公里增长到13.64万公里，输油管道从5.45万公里增长到12.01万公里。这些都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3.4 支撑增长的内在原因
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取得了年增长率10%的成绩。论其背景，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是高额储蓄率。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储蓄率高达40%～50%，支撑了高额设备投资，发挥了“投资再投资”的作用，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扩大出口。
第二是勤奋，劳动力资源丰富。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需求上升，内陆地区劳动力涌入，满足了生产需求。
第三是阶段性地增进市场机能。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都有同样的时期，实施适应产业竞争的强化而采取增进市场机能的政策。中国经过周密的准备，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面临国际竞争的挑战。
第四是积极地、阶段性地引进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设立特区初期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然后积极地将其产品出口，以充实产业基础，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渐渐地扩大到流通、服务等第三产业。
第五是充实教育机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国家政策的重点置于充实高等教育上，快速地扩展了与海外的研究交流，最近大学排名在世界上已居于前列。3.5 结构改革的深入
中国的产业结构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逐步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请参考表3。表3 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附加值）的推移（%）
市场机能只有在实现合理的资源分配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市场机制并不是全能的，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撑。对此，中国政府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实践。
相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能和市场竞争有效地分配资源，是最好的效率机制，但它并不是全能的，需要适时进行修正。不但要规制竞争条件、企业体制等市场框架，还要针对限制公害、社会资本、安全保障、劳动力转移、职业培训等进行政策规定。对过剩设备的处理如果仅依赖市场，就会有损效率，使市场不安定，最好是通过政策加以诱导。这也是日本在处理过剩设备等进行产业结构改革时的经验。
中国的钢铁行业在世界上占比很大，需要配套具有国际视野的诱导政策，这样的诱导政策不但能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国际市场的安定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服务经济的转型也是产业结构高端化不可缺少的课题。自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在第三产业，特别是知识服务行业发展较快，最初是扩大流通、运输等行业，最近则在通信行业发力，目前通信行业领先于高端服务行业。这个领域的发展归功于创新政策的支持。3.6 与国际机制接轨
中国与日本一样，在贸易、金融等行业的国际机制方面，与其说是提供，不如说更多的是灵活运用得到的规则。中国不仅是WTO成员，也是在国际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G20的主要成员。
中国在雷曼事件时对世界经济的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来正在向发展中国家积极投资，“人民币”被IMF纳入SDR，成为世界上第5大货币。
最近，中国正在与美国进行严厉的贸易谈判，为了维护全球化，保护世界贸易自由，我由衷希望中美双方可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4 日中经济合作的新发展4.1 日中关系，未来的期望
日中两国各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应该在国际社会运作中对世界经济增长有所贡献。
2018年迎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2012年前后由于东海问题，使两国关系一时变冷，2015年开始日渐回暖，这一年中断了两次的交流会又开始了。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改善了两国的信赖关系，扩大了经济、政治、文化、观光、教育等领域的交流。2018年秋天，安倍首相访华。
我确信，日中两国一定会结成坚韧的纽带。我衷心希望交流会丰硕的成果能扩展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技术等更多的领域，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以信赖和创造为基础的世界。4.2 世界秩序的治理改革
全球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社会以东西冷战终结为契机，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资本、技术的移动带来资本的平均化，世界趋向多极化格局。
其结果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对立明显，其协调体制崩溃，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的威信渐弱。其次，核扩散对朝鲜半岛、中东地区、东欧等安全保障构成威胁，世界秩序在动荡。
到目前为止，美国主宰世界秩序，特朗普总统主张的“美国优先原则”助长了反全球化倾向，与中国、日本、欧盟等在贸易上形成激烈的对立状态。1930年前后发生经济大萧条时许多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其结果使世界贸易规模3年间降低了三分之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
目前，正在进行的TPP11、日本与EU的自贸协定、RCEP、日中韩自贸协定等，积极地推进了自由贸易，各国也在积极推进强化世界贸易组织（WTO）职能，加强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建设。
全球化是人类历经19世纪到20世纪的扩张主义、军国主义、保护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等所产生的苦果而获得的智慧财产，人类历经万难也要保护好这笔财产。4.3 面对创新的挑战
从20世纪末开始的以通信技术为核心的创新，使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发生巨变。IoT、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综合运用，推进了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深度融合，促使超越人类的机器自动化、机器人化、工厂和商店无人化，经济活动从物的生产理念转变为价值利用理念。
人工智能的运用解决了劳动体力的极限，信息传递超越距离和容量的限制，可以高效能地、正确地、快速地、最适当地提升附加值生产。同时，汽车运行、无人驾驶飞机、虚拟货币等新概念不断涌现。所谓的第4次产业革命正在使产业组织结构发生巨变。
不仅如此，信息传递、结算、教育、投票等系统也发生了变化，正如社会5.0（society 5.0）战略所说，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由于日本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进程一直是世界上最早最快的，所以日本非常关心健康长寿、老年人社会参与、确保生产力等问题。中国也在进行“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引起了世界广泛的注意。
此外，职业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的工作大半都被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代替。职业培训也围绕如何掌握高端通信技术而展开。
自20世纪末以来，世界创新的竞争主要由美国引领，德国、法国、中国和日本紧随其后。今后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日中两国应该相互交流课题、知识和经验，汇集精英开展创新。4.4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作出贡献
日中两国今后课题的重点是确保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的2030年议程》，提出了17个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要认真解决的课题。
这17个项目是：①消除贫困；②消除饥饿；③良好健康与福祉；④优质教育；⑤性别平等；⑥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⑦廉价和清洁能源；⑧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⑨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⑩缩小差距；⑪可持续城市和社区；⑫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⑬气候行动；⑭水下生物；⑮陆地生物；⑯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⑰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保护地球环境是最重要的课题。近来的气象异常也表明了这一课题的重要性。SDGs提议，用AI解析气候数据变动、分析气候模式、提示有关气候问题和预测灾害。还要求用AI图形识别海洋和淡水生态系、陆地生态系。
日中两国一直诚挚地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正如上文介绍，交流会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将其列入主要议题。同时，政府支援与民间合作并行，两国经济界共同举办了“能源和环境论坛”。
最近的异常气象显示，地球温室化现象日益严重。我们需要推进国际合作机制COP25通过的《巴黎协定》的进程，充分利用能源，扩大蓄热装置，促进能源的网络化、智能化和城市化。4.5 实现价值高增长
高价值经济的实现是日中两国合作应该探索的课题。即，实现附加价值高、资源依赖度低、文化性质高和人的价值得到尊重的经济社会。
如果说经济指标，那就是人均GDP很高的经济，社会福利丰厚的经济。从2017年人均GDP来看，日本38 440美元，中国16 660美元。世界第一的是卢森堡，人均GDP 105 303美元，日中两国都要力争达到7～8万美元。
同时要实现高端医疗、健康长寿，尊重人权和健全护理制度。此外，普及培养创造性的高端教育势在必行，产业与文化、技术、艺术相融合对提高经济价值非常重要。
保障社会秩序安全，人与人相互信赖、友爱，生活愉悦宽裕。4.6 亚太地区的增长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确保其增长是日中两国的重要课题。
亚洲地区于20世纪后半形成了以日本为首的雁型经济发展模式，近来，中国、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提升了亚洲的地位，2016年亚洲占世界经济的31.8%，贸易规模占32.5%（见表4）。表4 亚洲经济在世界地位的占比（%）
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森·麦迪森推算，亚洲经济在1820年占世界经济规模的59.2%，亚洲经济在世界占比将来可能超过50%。
日中等国在亚洲地区的海外投资推进了国际分工的密切合作，向高价值链延伸。活跃于IT平台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使其可能性攀升。
关于东亚地区合作，来自日本的提案有：1977年的福田主义，1980年的大平正芳首相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后一个提案与1989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相关。目前，日本以“开放式的，松散型的联盟”为目标，希望将来形成自贸区FTAAP。
2000年伊始，以东盟诸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地区（FTA）的活动开展频繁，日中韩FTA从1999年开始由专家学者进行共同研究，2007年开始由政府层面启动。
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2013年5月开始谈判，2018年7月经东京部长级会议一致同意，努力推动谈判在年底前达成实质性协议。RCEP的人口相当于世界半数，经济规模占世界三成，我们力争早日谈判结束以实现远大合作目标。
运输、通信、教育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与东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亚洲国际投资银行（AIIB）等的协助下，有望得以实现。
中国数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正在逐步实施。以创新为背景，形成高附加值产业链，实现高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一定会促进亚洲和欧洲地区的经济发展。5 结语
大平首相在前文中提到的1979年12月政协礼堂的演讲中总结说，“在这个面向21世纪的时代，也许还有无数惊涛骇浪。日中之间也可能在这些惊涛骇浪中，时而会出现意见不同、利害关系不同的局面。但是，只要我们回顾两国间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不失今天我们怀有的相互信赖之心而继续努力，我们将会向世界自豪地夸耀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永世长存”。
我衷心期望，日中两国有识之士能够沿着这个思想真诚地解决新课题，汇集智慧，努力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经济价值高增长，为人类谋求更多的福利。（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骆美化翻译）动摇中的战后国际秩序和日中关系宫本雄二（日本外交家、前日本驻华大使）摘 要：受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欧洲多国民族主义情绪复活等的影响，全球化的现有秩序正在经受广泛的冲击。同时，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导致维护国际秩序的压力增大。然而，二战后建立的现行国际秩序来之不易，其倡导的和平、开放、公平的精神对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都大有裨益。因此，值此关键时刻，日中两国应切实开展对话和协作，为维护、改善和发展现行国际秩序作出贡献。关键词：全球化、战后国际秩序、中日关系、中日对话与协作1 全球化的现有秩序受到冲击
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欧洲，英国脱离欧盟，欧洲各国中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出现复活迹象。在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宣扬“美国第一主义”，否定多边主义，对现有秩序的轻视和忽视与日俱增。如今，建立并发展战后国际秩序的欧美各国“向内转”的倾向的确有所加强。从美中贸易战开始，美国同各方面的对立也渐露端倪。这些事件都表明世界处于关键转折点。
造成这一现状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现实的变化与各国现有执政体系不相匹配。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经济顺利发展，各国经济也随之好转。经济发展促使社会变革，国民意识发生变更，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也起了变化。这是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变化。这种变化使许多人做出现有秩序和体系没能发挥作用的判断，并对此持否定看法。
客观来看，全球化无疑对人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以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前提。而只有确立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人、物和金钱这三项全球化的必要条件才能自由流动。以IT业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为全球化提供了后盾，进一步加快了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因此得到长足发展，也强化了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文化、体育和旅游等活动也促进了人际交流，从而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有更多体认，同时也能产生对不同文化的尊重。
另一方面，为确保人、物和金钱的自由流动，资本、技术、公司等也必须流动起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就是归功于此，可谓全球化的典型成功案例。几乎从同时开始，欧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恶化、移民增多。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夺走了自己的职业，并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人的自由移动在欧洲引发了移民问题。欧盟将地区内的人员流动视为个人的人权。日本《宪法》第22条也同样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祉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徙及选择职业的自由。”从收入低的地方向收入高的地方迁移符合经济学原理。但也正是由于许多移民践行了这条原理，富裕国家的移民问题日益严重。据说，英国脱欧的首要原因就是来自波兰的移民增多。使移民问题更为紧迫的，是迁移至欧洲大陆各国的叙利亚移民急剧增加。
结果，国家和地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也导致了英国脱欧和欧洲的“向内转”。在此过程中，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再次被点燃。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即是对政党、政府、媒体和学者等体制进行反对，对现体制崇尚的理念和价值观进行明确否定的现象。
我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基本是正确的。因全球化导致的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应由各国自行应对。应通过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收入再分配系统缩小贫富差距。
我也认为，欧洲的移民问题应在承认基本人权的基础之上，将限制人权视为一个“程度问题”。正如日本《宪法》也设置了“在不违反公共福祉的范围内”这一前提条件，无限制的自由不可能实现。如果大量国民反对移民的话，根据民主主义的规则，应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对移民活动进行一定限制。
欧美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也与现有执政系统没能适应发生在经济、社会和国民意识领域的变化有关。在民主主义基础之上建立的欧美执政系统能否通过自身的改革以适应这些变化也成为问题。虽然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民主政府的能力，但各国民主主义的韧性无疑正在受到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宣扬“美国第一”和反对多边主义的做法并非突然之举。美国过去就十分反感来自以欧洲为代表的“旧世界”的干涉，具有自己的事自己决定的传统。因此，孤立主义和美国第一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同时，美国还有以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另一种传统，即将向全球传播美国的理念和价值观视为使命。这两种使命交替成为指导美国外交的原则。也就是说，美国拥有两副面孔，既有推进国际秩序的原理和原则的一面，也有对其加以反对的一面。2 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维护国际秩序的压力增大
在全球化带来上述问题的同时，国家和地区间的实力平衡也随之发生切实变化，国际关系有待重新调整。中国的崛起无疑在这一新型国际关系中占据关键地位。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还加快强化军事实力。虽然这是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功，但这一成功导致了美国的态度变化。
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是日本的2.5倍。中国2010年追上日本，仅仅7年就拉开如此差距。想必中国也会超过美国。而且，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4年发布的预测显示，到206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规模以100来比拟的话，美国经济规模大约只有70。到那时，美国将退至第三位，印度将上升至第二位。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在发展。虽然我认为中国的军事和科技力要超过美国相当困难，但美国认为有此可能性，正在加以应对。
此外，美国还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对美国发起全方位挑战，并认为美中两国已经在地缘政治学和意识形态方面形成对立关系。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也不论精英还是平民，这已经成为美国上下的共识。中国并没有改变其统治模式的意图，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中美两国的对立是结构性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应将其视为将长期持续的关系。在欧洲，将中国视为异类的倾向也在加强。欧洲对中国的理解的确并不充分，但另一方面，中国方面的解释也不充分，缺乏说服力。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撰写了《历史》，该书记录了发生于公元前5至4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能与司马迁写于公元前2至1世纪的《史记》相媲美的著作。有趣的是，两者都将历史视为规范，并有意识地书写其对后世的教训。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在当时拥有霸主地位的斯巴达和雅典之间，斯巴达取得了胜利。之后的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老牌霸主与崛起的新兴大国之间的战役。后世的历史学家将之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警告两者之间很可能陷入战争。中美两国如果不采取措施，也将遵循历史的道路发生冲突。
因此，为了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防止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必须调整国际关系。为此人类绞尽脑汁。大国间冲突很可能导致大国间战争，如今，大国间战争除了毁灭地球之外不会有任何成果。现代战争的破坏力可怕到这种程度。就连贸易战争，如果真正开始的话，也将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打击。这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问题。2.1 将中美对立理解为对世界的根本利益及共通利益的损害，便可加以避免
如果以长远眼光深入思考什么才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避免冲突的道路就十分明确了。也就是说，要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这样一来，就能明白为了维护根本利益，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也能清楚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通利益”。接下来，国际社会应认真讨论，并就如何确保“共通利益”的实现做出解答。我认为，对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以及确保利益的做法进行思考，是当下国际社会的紧要课题。
当然，我们从日常经验中已经获知，在各国的国内政治中不一定总是进行理性的讨论。然而，对本国利益进行思考和理解的人，哪怕只有少数，对于该国也是不可欠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或者像二战前的日本那样，禁止这些人说话，那么该国将遭遇失败，最终走向灭亡。
世界上能进行理性讨论的人并不在少数，美国也有。这些人必须合作钻研各自的学说，向本国国民呼吁，说服他们，将国内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引导。防止人类的对立、冲突和走上不可收拾的道路是知识分子极为重要的责任。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的人。2.2 世界整体的根本利益是维护并发展当前国际秩序
什么是世界整体的根本利益？我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显而易见。我的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经验后构筑的国际秩序及支撑其的理念基本是正确的，人类还没能设想出超越现行国际秩序的构想。因此，必须维护及发展现行国际秩序。
有人认为战后国际秩序是为了符合头号强国美国的利益而构建，因此从根本上就不公平，这种看法不完全正确。从结果来看，我并不否认现行国际秩序有服务于美国的部分。但是，该秩序制定了原则，严重制约了其他国家的行动。
美国对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始终抱有不满和反感情绪。因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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