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比）阿梅丽·诺冬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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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四点试读：
译者序
阿梅丽·诺冬（Amélie Nothomb）是比利时法语作家，也是当今法语文坛最活跃、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自一九九二年出版处女作《杀手保健》以来，她一年出一本书，年年轰动，本本畅销，成了欧洲文学界的“神话”。她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其中不少已被拍成电影或改编成戏剧，在欧美舞台上上演。她的作品获奖无数，包括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等。她的作品片段已被收进法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的教科书，她的名字也被收入法国著名的《小罗贝尔词典》，她的头像还曾被印在比利时的邮票上。现在不少国家都出现了研究其作品的论文，研究她的专著也越来越多，这标志着她已进入当代一流作家的行列。二〇一五年，她被选为比利时法语语言与文学皇家学院成员，以表彰她“作品的重要性、她的独创性和逻辑性，以及她在国际上的影响”。
阿梅丽·诺冬原名法比安娜·克莱尔·诺冬，一九六七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郊区小镇埃特贝克的一个外交官家庭。诺冬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历史上出过许多政治与文化名人。阿梅丽幼年时就随父母辗转于亚洲多个国家，先后在日本、中国、老挝、孟加拉国、缅甸等国生活与居住，直到十七岁才回欧洲继续上学。读完文科预科，她进入著名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法律，但她不喜欢，仅读了一年，就转学[1]哲学与文学，因为她迷上了尼采和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
大学毕业后，她的父亲又被任命为比利时驻日本大使，她也再次回到小时候生活了好多年的日本，进入一家日本企业工作，当译员。她原先把自己当作半个日本人，认为日本是自己的半个祖国，却不料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使她无所适从，让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她仿佛成了一个边缘人和“无国界人士”。这段经历使她日后写出了一部杰作《诚惶诚恐》。
诺冬喜欢写作，每天必须写四小时以上，每年都写三四本书，至今仍是如此。一九九二年，二十五岁的她从抽屉里选了一部自己比较满意的书稿《杀手保健》，寄到了她所崇敬的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却不料被该社权威的审读员菲利普·索莱尔斯直接拒绝了，那位“文坛教父”认为这个小女子对老作家大为不敬，竟敢如此调侃和嘲笑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诺冬只好另找门路，她的一个朋友替她把稿子送到了法国另一家大出版社——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该社的审读班子读了书稿以后一致叫好，老板马上拍板录用，并一口气跟她签了四本书的合同。诺冬并不心慌，她抽屉里有的是书稿。《杀手保健》出版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之一，还在第二年、第三年连续获奖。法国的媒体惊呼“文坛上出了一个天才”，诺冬一下子就出名了。一九九三年，诺冬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爱情与破坏》，并获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燃料》是诺冬迄今为止所创作的唯一的剧本，大概是在《杀手保健》中没有过够对话瘾。该剧本写的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三个垂死者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尽自己的最后力量阅读和选择图书，把他们认为不好的书扔进火中。他们还能活多久？他们之间有些什么秘密？他们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读书、焚书？种种疑团笼罩着全书。《
午后四点
》是诺冬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于一九九五年，写的是一对老年夫妇为安度晚年而隐居在一个偏僻的乡下，却天天被一个自称医生的邻居骚扰。读者能感受到，面对空虚和失望时，文明和礼貌是多么软弱无力。该书曾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当年二十本最佳图书之首，不少人把它当作诺冬的代表作，认为其可与《杀手保健》媲美。诺冬虽然每年都写几本书，但每年只出版一本，永远是在同一家出版社，永远是在同一个季节。从一九九二年出道至今，她已出版了二十八本书。纵观她的全部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传性小说，主要写自己的经历与身世，如《爱情与破坏》《诚惶诚恐》《管子的玄思》《饥饿传》《闻所未闻》等。这类小说以基本事实为依据，主人公有时甚至与她自己同名，她偶尔也会悄悄地加上一些虚构的东西。她在这些书中表达了对自己所生活过的地方的爱与恨、怀念和追忆、讽刺与批评，并不惜自嘲，但更多的还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份与归属感。作者常常用调侃的语言、幽默的语气和近乎荒诞的情节，通过自己的故事，来探寻活着的意义和生存的矛盾。
另一类是纯虚构的小说，灵感来自多方面，可以是哲理名言和历史故事，也可以是音乐或童话，有时也受现实生活的启发。《某种活法》的背景是伊拉克战争，《硫酸》反映的是电视直播和大众传媒。在这类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女性，智慧、机敏、勇敢，思辨能力强，口齿伶俐，如《杀手保健》中的女记者尼娜，《老人·少女·孤岛》中的女护士弗朗索瓦丝，《蓝胡子》中的萨图尼娜。其对手往往是年老丑陋的男性，或富有，或权威，虚伪、霸道、粗野、强大，但最后都败在这位美丽智慧的年轻女性手里。有时，主人公也可能是一个天真、善良、乖巧、诚实的女孩，而她的对手是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或稍大的女性，或是同学，或是伙伴，或是老师，但性格和品德与她完全相反，如《反克里斯塔》中的“我”和克里斯塔，《硫酸》中的帕诺尼克和泽娜，《敲打你的心》中的狄安娜和奥丽维娅。
诺冬的小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也没有宏大的背景，人物不多，不涉及重大题材，书中探讨的往往是生活中常见的命题：友谊与背叛、美与丑、善与恶、道德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爱情、死亡和哲理构成了诺冬大部分小说的支点，而把它们连接起来的，是敏锐的观察、犀利的语言、巧妙的思辨和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这就使她的小说残酷而不残忍，灰色而不灰暗，深刻而不晦涩，爱情始终在某处招手，驱使着人们去冒险、去搏击、去不择手段、去铤而走险。
在《杀手保健》中，老作家杀的是他深爱的表妹，理由是，他太爱她了，不想让她受到玷污。在《老人·少女·孤岛》中，少女阿彩被囚禁在一个孤岛上，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一个粗鲁的老船长，她以为自己奇丑无比，其实美若天仙。老船长为了把她牢牢地抓在手里，才骗她说她被毁了容。在《公害》中，一个奇丑的男人为社会所不齿，到处受排挤，没有人愿意与他为伴。他受尽折磨、奚落和嘲笑，后来却成了国际法庭的大法官和选美评委会的评委，这使他得以对社会的公正和美做出新的解释，而爱神也随之降临在他的身上。在《刺客》中，主人公埃皮法尼也是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人物，绰号叫“卡西莫多”，他暗恋上了一个漂亮的女演员爱泰尔。爱泰尔喜欢他，却不愿意嫁给他，因为他太丑。埃皮法尼这才明白，自从有了人类之爱，丑人就没有过位置。为了报复，更多是为了占有美，他用爱泰尔扮演斗牛时用的道具牛角刺死了他心爱的人，为王尔德的一句名言做了注解：“每个人都会杀死自己的所爱。”《反克里斯塔》写的是一个坏女孩的故事，她坏得可以用各种贬义词来形容，作者在书中揭示了恶的可气可恨之处，展现了它的破坏力和欺骗性，并告诉读者，要战胜恶，不光需要勇气和力量，更需要智慧。《冬之旅》中的主人公佐伊勒在爱情中找到了美，但这种美不愿放弃丑，也就是说，在得到美的同时也必须接受丑。面对这种艰难的抉择，他很彷徨、痛苦、犹豫，但最终决定宁愿毁灭美也绝不与丑同流合污，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美与丑、善与恶在《硫酸》中也一直在进行斗争，只是这一次斗争的方式有些奇特。女狱卒泽娜无疑是丑恶的化身，但恶并不是不能被改造的，小说的最后，泽娜在帕诺尼克的说服、感化和影响下，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了壮举。而《午后四点》是在埃米尔和贝尔纳丹的斗智斗勇中展开的，两人像是在玩推手，一推一挡，你来我往，较量了许多个回合。诺冬是学哲学出身，不满足于在书中讲故事、玩小聪明，而是更喜欢在书中展示自己的学识，引经据典，把历史、宗教、神话、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内容穿插在字里行间。故事讲述到一半，她开始探讨起礼貌、虚空、善恶等问题来，妙语奇思也随之而来。
语言是诺冬的小说中最让人享受的东西之一，尤其是人物对话，她的许多小说几乎全以对话组成，如《杀手保健》《敌人的美容术》《蓝胡子》《历史影片》等。作者用对话编织了一个个巧妙、曲折而神秘的故事，光是对话本身就足以吸引读者。作品中正方反方高手过招，唇枪舌剑，妙语连珠。诺冬的语言是智慧的，也是辛辣的；讽刺是无情的，又充满了幽默。《午后四点》中的贝尔纳丹太太睡觉时会发出巨大的呼噜声，自己却睡得很沉，“如果她自己发出的响声都不能吵醒她，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吵醒她了”；贝尔纳丹家里臭气熏天，偏偏又不开窗，“他们的窗户总是关着的，好像怕浪费他们宝贵的臭味”。《冬之旅》中，劫机这种疯狂而恐怖的行为，在诺冬的笔下，竟有种滑稽的感觉，对从安检搜身、厕所清洁到等待登机的写作，都让人觉得这场死亡之旅并不是去制造灾难，而是去演出一场喜剧。对往昔的回忆、对动机的探讨、对结果的想象，使一本惊险小说慢慢地变成了哲理小品和爱情诗篇。
诺冬的小说篇幅都不长，结构相对简单，线索也不复杂，情节却一波三折，使读者看了一半也猜不到故事的结局，甚至与当初想象的完全相反。《杀手保健》中的前四个记者都被博学善辩的塔施反驳得落荒而逃，就在读者以为塔施必胜无疑时，小说出现了反转，第五个记者——一个柔弱的女子上场了，她抓住了塔施的要害，逼其就范，揭露出惊天秘密：那个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竟然是个杀人犯。谁也想不到，《某种活法》中那个自称在伊拉克前线作战、喜欢读诺冬小说的美国大兵，完全是一个躲在乡下大吃大喝、消沉懒惰、胖得出不了门的冒牌军人。
诺冬的小说结局虽然难猜，但大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杀人。无论是多么温情的故事，有多么温和的人物，小说最后都会出现命案。谁也没想到，《敲打你的心》这本与谋杀、战争相距甚远的“情感小说”，最后也出现了命案，只是死法有些特殊，奥丽维娅这位心脏病专家的胸口被扎了二十多刀。《罗贝尔专名词典》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普莱克特鲁德的小女孩，从小没有父母，母亲生下她后杀死了丈夫，然后自杀身亡。《午后四点》中的贝尔纳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自杀，却被埃米尔救下，但为了成全他，埃米尔最后只得自己充当凶手。在这里，杀人再次成了助人的善举，就像《杀手保健》中的那个女记者和《敌人的美容术》中的杰洛姆。《蓝胡子》也一样，死是免不了的，恶必须根除。这些小说充满了神秘气氛和冷幽默，贯穿着历史与宗教知识，也不乏戏言，悬念很足，引人入胜。《刺客》中当然也要死人，当埃皮法尼遭到爱泰尔的拒绝，并且真相被揭穿时，他便动手行刺了，从而成全了诺冬的又一部以温柔开场、杀人结束，全文贯穿着幽默、自嘲、讽刺和哲理思辨的小说。
怪异奇特的书名、人名也是诺冬小说的一个特点。她的书名里有很多是不可译的，硬译过来也会让人不知所云、莫名其妙，如《老人·少女·孤岛》，法语书名为Mercure（水银，信使，墨丘利神），《午后四点》的法语原名为Les Catilinaires（敌意的语言或尖锐的讽刺），《诚惶诚恐》的法语原名为Stupeur et Tremblements（惊愕与颤抖），《闻所未闻》的法文原名是Ni d'Ève ni d'Adam（既非夏娃，也非亚当）。她小说中的人名也是如此，往往很长、罕见。《罗贝尔专名词典》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普莱克特鲁德的小女孩，《蓝胡子》中的男主人公叫堂·艾雷米里奥，《杀手保健》中的文豪叫普雷泰克斯塔·塔施，还有《敌人的美容术》中的泰克托尔·泰克塞尔……这些名字看似与主题无关，其实并非如此，只是要花心思去琢磨，如同她在书中引用和提及的那些句子或故事，虽有炫耀之嫌，但不懂一点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还真会被蒙在鼓里。她的书名好像随手拈来，其实也并不尽然，它们可能源于某一哲学理论、某个神话、某种传说或某个典故。据《法语词源词典》的作者瓦尔特·冯·瓦特堡考证，“Ni d'Ève ni d'Adam”这个句子源于一七五二年的一个法国俗语，意思是“不认识，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哪怕是追溯到亚当夏娃的时代”。“Les Catilinaires”则源自古罗马的一段历史：罗马贵族喀提林（Catiline）多次策划阴谋，但屡屡被西塞罗挫败。西塞罗训斥喀提林的演说非常著名，后来“斥喀提林”便成了一个名词。诺冬选用这个词做书名，不排除有戏谑的成分，但也不能说它与小说完全无关，小说中的埃米尔不是曾学西塞罗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战胜贝尔纳丹吗？读诺冬的小说是愉快的，她幽默的语言、奇妙的构思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常常让人手不释卷——当然，这是小聪明，不是大智慧，是小作品，不是大手笔。但她的小说轻松而不肤浅，轻快而不乏犀利，篇幅不长但可以反复咀嚼和品味，她做的是家庭小炒，但她会把小菜做得漂漂亮亮。诺冬的小说似乎好懂，翻译起来却很不容易，很多地方原先以为读懂了，细细再读，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的文字中潜伏着太多的言外之意，正如她在情节中设置了太多的陷阱一样。读她的书，翻译她的书，都是一种智力游戏，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她则像书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坏坏地躲在一旁偷笑。译者有幸多次见到作者本人，尤其是二〇〇六年，译者在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实习数月，诺冬在那儿有一个办公室，她每天上午来拆看和回复读者来信，译者得以不时与她交谈，向她请教翻译中的问题，和她一起喝咖啡，谈她小时候在北京的故事。生活中的诺冬真诚、爽直，并不像书中的“她”那样难以捉摸。胡小跃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1]乔治·贝尔纳诺斯（1888—1948），法国天主教作家，代表作为《在撒旦的阳光下》。＊＊＊＊＊
我们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我们以为熟悉自己，事实却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便越不了解这个冠以我们的名字的人。
这不是什么问题，体验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有何不妥？也许更好，因为知道了自己是谁，就会讨厌自己。
如果没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我不曾遇到贝尔纳丹先生，这种并不少见的怪事就永远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在想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十几个日期都有可能，就像[1]百年战争那样。似乎应该说事情开始于一年前。说是半年前开始的似乎也可以。然而，说它开始于我结婚前后也许更准确，那就是说在四十三年前。但更真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开始于我出生那年，也就是说在六十六年前。
我坚持第一种说法，即一切开始于一年前。
有些房子是发号施令的，它们比命运更蛮横，一眼看上去就会被它慑服。应该住在那种房子里。
快到六十五岁时，我和朱丽叶想在乡下找座房子。我们一看见那座房子，马上就知道就是它了。尽管我讨厌用黑体字，但我还是想用黑体字来表示它，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再离开这房子，它在等待我们，我们也一直在等它。
一直在等它，是的，自从我和朱丽叶结婚起。算起来，应该有四十三年了。事实上，我们已经结婚六十年了。我们是预科班的同学。开学那天，我们相遇了，相爱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朱丽叶早就是我的太太了，也是我的姐妹和女儿——尽管我们同年，只差一个月。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没有孩子。我永远不需要第三者：对我来说，有朱丽叶一个人就够了。
我在中学里教希腊语和拉丁语。我喜欢这个职业，我与不多的几个学生关系密切。然而，我等待退休，就像神秘主义者等待死亡一样。
我并不是胡乱比较。我和朱丽叶一直渴望摆脱普通人所谓的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已被减少到不能再少了，但我们还嫌多，甚至觉得我们的婚姻也是一个落俗套的形式。
我和朱丽叶都希望快点到六十五岁，我们想离开这个浪费时间的世界。当了一辈子城里人，我们渴望到乡下去生活，这不单单是因为热爱大自然，更多是出于对孤独的需要。这种强烈的需要与饥、渴和厌恶相似。
看到那座房子时，我们如释重负：这么说，我们从小就梦想的地方真的存在啊！我们曾斗胆梦想过，那是河边的一块林间空地，上面有座房子。就是这房子，漂亮、隐蔽，墙上爬着一棵紫藤。
离那里四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作莫沃的村庄，在那里能买到我们所需的一切。河对岸隐约有一座房子，房东告诉我们，那里住着一位医生。如果我们想高枕无忧，没有比住在这里更好的了。我和朱丽叶遁世隐居，在离我们隐居地三十多米的地方却有一位医生！
我们一刻都没有犹豫。不到一个小时，这房子就成了我们的房子了。房子并不贵，也不用装修。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上，毫无疑问，我们红运当头。
下雪了。一年前，我们搬家的时候，天也下着雪。我们欣喜若狂：从第一天晚上开始，这几厘米厚的白色物质就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到家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觉得，在这之前的四十三年，我们不像是在自己家里，尽管我们在城里的公寓里一住就是四十三年，从来没有搬过家。
我终于可以全身心地照顾朱丽叶了。
这很难解释：我从来都觉得跟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六十年来，我给了她什么？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切。她也说我是她的一切，但我还是深深地觉得欠她太多。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好或者平庸，而是因为朱丽叶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也没有别的任何人。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她的生命。想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
刚搬到这房里的前几天，我们做了些什么？我想，什么都没做，除了在林中散了几次步。林中那么洁白，那么安静，我们常常停下脚步，惊讶地四目相视。
除此以外，什么都没做。我们到达了我们从小就想待的地方。突然间，我们知道了这就是我们一直渴望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宁静没有被打破，我知道我们会这样一直生活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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