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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文君

出版社：上海中信大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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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圣伯多禄的路上试读：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

路边突然缺进去一块。是条很短的弄堂，墙上挂了几排帽子，小贩蜷在折叠椅上低头玩手机。天冷，都是精巧的呢帽、绒线帽，也有几顶帆布的，皱巴巴吊着，在这儿也算是品种齐全的帽子铺。“天真冷。”小春把围巾拉起一点，兜住头发。“你不戴帽子？”

她看看我，“你也不戴？”

我说：“我戴帽子不好看。”是不是这样？我说不清。还有别的原因吧，可也没仔细想过。几分钟前我们才在地铁口碰到。她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不过，不太像了，和她以前。是她穿得太臃肿了？脸色也挺差的。优雅也好妩媚也好都从她身上消失了。

我们聊起上次见面，是在烈山，也有十年了，一边说着真不敢相信啊，一边立在寒冬的马路上，像两块镜子，面对面地想照出这些年让人灰心丧气的变化。

她要去教堂，不确定地说前面拐过去就是。

我问她什么教堂，自以为很熟悉这块地方。“圣伯多禄堂？好像是。”“你信教了？”“没有，正好想起来，过去看一下，你怎么在上海，看你外婆？”

我说来了几天了，进修，单位不景气，想找机会换地方。“唉，现在做什么都不容易。”她说。好像很理解我一个人晃在这儿，问我有事吗？没事一起去，不远，走走就到。

这实在不是散步的时候。前一场雪的残雪积成了冰壳，朝天上一看，哪儿都是锅底一样的铁灰色，灰色中又好像藏着一团团金光，朝这些金光望得久一点，会觉得雪花很快要从金光背后飘落下来。

弄堂口被树木遮得格外幽暗，影影绰绰地走来两个女人，都挺年轻，穿着像是一起买的颜色漂亮的短外套，一个戴绒线帽，一个没戴。我以为没戴帽子那个想试试帽子，谁知却是戴绒线帽那个把帽子扔给女伴，摘了一顶墨绿色的扣到头上。“卡扎菲！卡扎菲！”女伴喊着，笑得弯下腰。

看她染过的头发压不住地从帽子四周钻出来，是挺像新闻里那位利比亚的最高领导人。

这时我也看到帽子上的五角星了，被她滑稽地推到耳侧。她一定是竭力忍着才没笑，胳膊横到胸前，一抬腿，做了个大踏步向前进的姿势。

这不是太熟悉了吗？我的脑子里“唰啦”一下，就像一块积满灰尘的布被人豁地拉开，以为忘得一干二净的旧事居然全摆在那里，纹丝不动地等着我。

走过去，发现她眼角边的皱纹，我又是一惊。原来她看上去年轻，根本跟我们差不多大，没有四十——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年纪——也有三十好几了。

绒线帽上缀的绒球一晃一晃越来越远，我们又往前走。“你猜我刚才想起什么了？”小春说。“大合唱吗？”我说。

一道光从她眼中闪过。

这不能算我们心有灵犀，因为我们都经历了那场后来没有结果的大合唱。

我一直记着和小春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却没有告诉过她。是因为，我多少觉得不如她，又不太愿意承认。

一九七八年夏天，黄昏时分，爸爸把野在外面的我拎回家，叫我快点吃，吃了坐火车去。外公去世了，妈妈打电话要他请两天假带我回上海送送外公。

我没敢抱怨外公又不管我，过年给压岁钱，表姐表弟五块，我只有一块；也没敢违抗妈妈的命令，换上她要我穿的白衬衫、黑裤子和白球鞋。心里嘀咕又不开运动会，穿成这样难看死了，一路别别扭扭，快走到火车站了，爸爸推推我，叫我叫人。

小李叔叔我见过。小春，我是第一次见。卷发，绿裙子，配上白色小风凉皮鞋，漂亮得让人转不动眼睛。

两个大人，一个说，散步啊，这是小春？蛮像你啊，几时来的？一个说，来了一礼拜了……

我还在看她的裙子。雪白的娃娃领泡泡袖，像童话书上公主穿的。她站在那儿，白白的肤色，也像个公主。

和他们错开后，我问爸爸，“这个小春从哪里来的？上海吗？”

爸爸说：“吴江吧，小春的妈妈听说是吴江人。”

吴江在哪里？想到那是个小地方，我低落下去的自尊心回了上来。“跟你妈一样，什么都拿来跟上海比。”爸爸弯起一个手指敲我的头顶，“你看小李叔叔穿得不讲究，他家里以前好着呢，拉琴，画画，什么不会……”爸爸一摇头，钻到买票的队伍里。

天没黑，火车站的大屋顶下已经灯火辉煌。烈山唯一一趟开往上海的火车卧在铁轨上，静静地等着开动。烈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外省人让这个小站每天处于热烘烘的你来我往的景象之中。

我已经忘了等着我送别的外公，在上海天天磨着妈妈要买裙子，终于在外公落葬后带回一条蓝背带裙，穿着去找小春，抱怨我妈买的衣服不是黑白的就是蓝绿的。“很好看啊，这种天蓝色最好看了。”她说，搬出玻璃糖罐，拿糖给我吃。我们立刻成了朋友。

认识小春以前，经常和我在一起玩的是东东和稀毛。我们都住煤矿家属区，都有一个当工程师的或相当于工程师的爸爸。我们互相之间也妒忌——东东妒忌我没有弟弟，我妒忌稀毛家的新房子有厕所——或者幸灾乐祸，发现一个被我们认为倒了霉的人：病在床上起不来、打架打伤、吐血、生小孩死了……黏着不肯走，磨着想看出一个能让我们懂点什么的结果来，白白地站上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我们偷农民的辣椒胡萝卜，打碎讨厌我们的那些人家里的玻璃窗，听说有人把树籽塞到比我们小的女孩身体里，就老是跟着她，想看看从那儿生个什么怪胎出来。我们这几个上海人的后代自认在烈山怎么玩也不算坏，不像本地那些五六岁还光着屁股的小孩，给我们一个个起了“蛮子、侉子、地主婆、资本家、反革命”的绰号，在我们的门上撒尿吐口水，拿刀刻上叉叉，以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死光。没什么可玩了，我们无聊地挤在一起，想不明白为什么呆在这里，没有蛋糕，没有公园，没有电马，把父母想方设法弄来的英文书图画书扔得远远的，直到被父母送进学校。

我和小春不在一个班，约好放学一起回家，她经常影子一晃就不见了。我们讨厌她不跟我们玩，她跟我们玩我们也讨厌，有她在，我们就像矮了一圈，更听不得别人说她什么将来貌美命贵。我爸爸拿她当榜样，嫌我吵就说：“你什么时候像小春啊，安静点好不好？”说起来她跑步跑不过稀毛，画画写毛笔字没东东好，可路上常有人把她喊住了，拉着她看不够似的；要是有人让她脱了衣服鞋子做样子，给自己孩子穿一会儿，她也会真脱下来，在边上等，这种时候她比较傻；女老师喜欢大中午的把她叫去办公室，过上好一会儿才放她回来。东东说，“她们还不是看小春穿得好。”穿得好总能招来别人偏爱，得到更多的喜欢。所以，那天放学前，我们竖起耳朵听操场上的大喇叭报名字，头几个就报到小春，也不奇怪。反正最后我、东东、稀毛都报到了，跟在老师屁股后头推推搡搡上了三楼的大教室。

这间教室平时老挂着锁，里面只有一张讲台，几张人像，格外大，格外空荡荡的。窗也比别的教室多，墙上地上照得雪亮。

我们半天静不下，直到被老师们拉扯着排成队。这算是排练大合唱的序曲，就像老师宣布的，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了！

不时响起的掌声让我们感觉到光荣——某种父母丧失了很久再也得不到的光荣。没人提我们的家庭出身，没人管我们考几分，都有什么绰号。曾经压在父母祖父母头上让我们也连带着胆战心惊的东西没有了。我们轻飘飘的，老师的话一半没听进去，不过我们得准备好演出服：军装和军帽，不然只好退出大合唱。这个要求老师讲了又讲，我们都听见了。

太阳正下山，我们满身满脸红通通地往楼下跑。东东边跑边苦着脸，“怎么办？我妈肯定不会买，她一天到晚说没有钱！”“跟你妈说说看嘛，这是很光荣的。”

东东撇撇嘴，“她有钱只肯给我外婆。”

我们都找东东妈要过气球，东东吹牛说她妈妈上班的地方有一柜子气球，直到有男朋友的年纪我们才知道那是避孕套，被我们当成气球从三五岁玩到十一二岁。东东妈很好说话，要一个，给三个。可有钱不给东东，就让人不懂了。说不定东东妈是装的吧。就像我妈。她是吓怕了，外公就因为以前有点钱，让人扫地出门（这是我妈的话），从虹口带花园的大房子搬到肇嘉浜路鸽子窝一样的小房子里。

我安慰东东，我妈肯不肯买还不知道。小春也要等晚上散步了再问她爸爸，那时候他比较好说话。他凶起来很凶，我们见过他揪着司机，骂那司机不是人，把车开那么快，路上的水都溅到别人身上去了。可我看小春脸上没有一丝忧愁，辫子上的蝴蝶结随着脸的转动一扇一扇，像真的蝴蝶一样。

好吧——回去说吧——回去了——我们在风里奔跑着散开。

这个晚上，楼群里不时响起的号哭、呵斥、手挥到脸上屁股上的巴掌声，有多少和这场大合唱有关，只有月亮和电灯知道。

只要从口袋里掏钱的事，我妈都要机警地盘算很久。一会儿唠叨这钱够吃一个月菜了，一会儿唠叨学校搞活动干嘛不出钱？我急得顿脚，说我们四个都去，不能落掉我不让我去。爸爸也帮腔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让我去吧。我妈嘴上说买不买得等等，下个月我别想再要零用钱，不过虚张虚张声势，唯恐有人隔窗听见，说她钱多。

我几口吞下饭，就赶去排练。路上碰到稀毛，老远朝我喊着东东不来了！她去找东东，东东撒泼，赖在地上不起来，两条裤脚管都磨破了，她妈又是骂她，又是骂学校。稀毛说东东绘声绘色，说到自己就泄气了，她妈没说买没说不买，不知道什么意思？她出门了她爸还在说她妈做什么都不爽气，黏答答的。

小春来了，说她爸饭都没回来吃。

稀毛抢白她，“你怕啥，你爸什么东西不买给你？当你宝贝一样。”

不怪大家羡慕嫉妒，老师也当她宝贝，男生领唱叫上去试了一个又一个；叫她唱了唱，马上说女生领唱就是她了。上厕所都有人看着她，打听她哪个班，叫什么。所以，过了两天，她说她爸回来了，一听买衣服，说买什么？不买！我们听着不相信地睁大眼睛。“不是说散步的时候说什么都答应？你就说老师叫你领唱，不唱不行啊！没衣服你就不能参加了！”

小春被我们几个问得说不出话，头发吹下来罩住眼睛，样子有点可怜。

稀毛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你怎么还来排练？”“小斯老师叫我来的，她说她去找我爸。”

小斯老师是小春的班主任。一张圆脸老是绷得紧紧的，让我们害怕。学校还有个斯老师，好多人背后叫她“死老师”，却没人敢叫小斯老师“死老师”。我们嘴上说，说不定跟小斯老师讲讲什么莎士比亚啊什么萨拉热窝啊，你爸一高兴，就点头了。看东东一脸晦气，就打住不说了。也是，东东也不去，怎么小斯老师不帮忙说说呢？

接下来我的心思全被散发着新布气味的军装军帽填满了。

根本不是妈妈之前说的，马马虎虎做出来骗小孩的。连肩章、帽徽、番号、钢印这些东西也和电影里一样。“海丽还真像女兵呀。”爸爸高兴地拿出烟来抽，问妈妈，“不错吧？是不错吧？”

很多年后我在书上读到：“对一个人来说，衣服是十分重要的。看看一名警察，当他穿便服和当他穿制服时，他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外在的东西会造成内在的变化。”立刻想起这一天，想起自己沉浸在换了个人似的全新的感觉里，真以为成了女兵，连咬指甲、佝起背走路、一坐下两只脚就晃来晃去这些毛病，只要不像个女兵，全都二话没有自觉改正了。

出于夹着尾巴做人的习惯（这是我妈的话），我没有马上穿去学校，看着它们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上。那时不管妈妈还是我都没想到尾巴夹习惯了，再也松不下来，到老都稳重有余活泼不足。而且那时候要我夹紧尾巴还不容易，心里总有一股劲，想冲开那根需要夹紧的尾巴。忍到第二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从家里出来，走过黑洞洞的已经关门的面铺、煤铺、棉花铺，抓住这个难得炫耀的机会，朝小春家那栋楼跑去。

门开着。小春？我叫了两声。闻到屋里刺鼻的气味，桌上的收音机掀掉了盖子，一把电烙铁插着电，好像冒着烟，还是烫的。

小春？我朝着里屋又叫了两声。

她在里面，脸朝墙睡着，蜷得紧紧的。辫子上的蝴蝶结散开了，耷拉下来。地上扔着摔成两半的绿玻璃糖罐，一粒糖蹦到了床前，她那双漂亮的白色小风凉皮鞋鞋底朝天歪着。

我朝后面退了退，朦朦胧胧觉得小春被她爸爸凶过了。一定是很厉害地凶过了。她平时像手心里的珍宝，现在那只手翻过去，把她摔到地上。她离开烈山那么多年，我只要想到她，还会想起她这晚的样子，和别的光彩夺目的印象复杂地叠在一起。至于为什么这样呢？我并没有仔细去想，也没有去想——她吃饭了吗？还去排练吗？她爸呢？

我佯装镇静地下了楼，出了楼道。没人叫我。又走了一段路，我跑起来。也没谁在后面跟着我，可我跑啊，跑啊，跑进学校成排的灯光里才松口气。

好一会儿我还是心神不定，眼前不时跳出那把电烙铁，那个坏了的玻璃罐，和衣服到手的快乐绞在一起。我等着小春推门进来，说她刚才不小心睡着了，军装军帽也都有了，没什么稀奇的。然而老师拍手叫大家各就各位了，她还没来。她的位置空着，老师就像没看见，换成别的人不来，早就大声呵斥边上的人，你，你，你们俩，站过去！我的眼睛一次次朝那个窄窄的两个肩膀稍一靠拢就不存在的空当溜过去，像舌头不由自主要去舔刚刚落掉牙齿的牙床。

这天爸爸的两个老朋友也在，看到我，开玩笑说：“歌唱家回来了？好啊，大合唱最适宜滥竽充数。”我说我们认认真真唱的，大家都笑了。妈妈笑着笑着，说下午碰到小李叔叔，招呼他，小春和海丽一起排练大合唱呢，谁知他说：“唱什么？我叫小春不要去唱，一套衣服上台穿一穿，谁家里这么多钱？”“哎，你们知道的，李文翰烟只抽飞马大前门，省袜子，赤脚穿皮鞋，他是只省自己，女儿身上什么时候舍不得过？”

一个伯伯说：“李文翰最讨厌说一套做一套，庆祝建矿三十周年，这种活动没经费，谁相信？还不是进了学校的口袋，当奖金分给老师了，倒把这笔钱摊到家长头上。”

爸爸说：“他是这样，叫他做人马虎点，听不进。”

另一个伯伯说：“是啊，何苦呢，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弄得手下没一个呆得长，都骂他管得多，也是，还能指望人人都有规有矩啊？”

妈妈说：“我看他随口发发牢骚的吧，还真不让小春去唱了？”

我马上插上去说这是真的，小春退出不唱了，排练的时候都在说。

爸爸和两个伯伯露出伤脑筋的样子说：“李文翰太固执了。”

妈妈只说了半句话，“李文翰这个人。”下面就没有了。一边给我倒水，叫我快去洗澡，拖鞋拖得噼啪响，一边问我，稀毛的衣服哪里来的？

我说稀毛妈只肯买帽子，衣服找人借，回来粗枝大麻缝一缝，稀毛在后排，谁看那么清楚。她“唔”了一声，说稀毛妈倒聪明。

等我洗好出来，两个伯伯已经走了，玻璃杯、烟灰缸也让妈妈手脚麻利地清理掉了，饭桌边冷冷清清，房间里传出爸爸鬼鬼祟祟的声音：“……想想他伯父，好好地读了军校出来，谁想得到，解放了，倒不明不白死了，也算没福气了。”

妈妈说：“你怎么知道？从来没听你讲过。”“一次一起喝酒，他亲口说的。他伯父只有三个女儿，一直想把他过继过去当儿子的，也难怪他难过。这种事还是少讲讲吧，放在以前当心让人拉出去枪毙。”“当心让人拉出去枪毙”这句话从我记事起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他老是这样，又想讲，又不敢讲。

妈妈还不肯罢休，接过去说：“我看他也是认真得过分了，台上穿一穿，又不是真的。糊涂点就过去了。”

爸爸叹着气说：“他看书多，想法也多，做什么事情都太认真了。”

我听出他们在讲小李叔叔，朦朦胧胧感觉到他们的不安。他们经常也很害怕，认为活得没有意思。“当心让人拉出去枪毙”阻止我去弄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小李叔叔调到僻远的老孤山煤矿之前，来找过我爸爸，说这一走，很难再见到面了。

他们喝开酒，又谈到这件事。小李叔叔嘴上说，不说了不说了，听爸爸说到他伯父和林彪是黄埔的同学，还是伤感起来，说伯父命不好，死了几年了家里才知道，死因不详，也谈不上见最后一面，骨灰都不知下落。

一只苍蝇飞过，撞到灯上，小李叔叔手空手一抓，逗我说：“抓到了！”我要看，他叫我等会儿，先拿剪刀胶水来，他给我变个戏法。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从裤袋里摸出纸，扯下一小块，涂上胶水，把手心里的苍蝇一点点放出来，粘到纸上，又剪了两下，问我：“像不像乌龟？”

那苍蝇驮着龟板似的纸飞不起来了，吃力地在桌上来来回回爬着。我有点可怜它，问小李叔叔它要爬到什么时候。“总要爬到爬不动吧？”他说，凑近苍蝇，出神地看了好一会儿。

走的时候，小李叔叔喝得脸红红的，路都走不稳了。爸爸也没说“别说了，当心让人拉出去枪毙”。回想起来，后来也没有再说过。他和小李叔叔始终没有再见过面。去世前，因为癌肿转移，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他老是说：“李文翰一定做梦也想不到我是痛死掉的。”他们的友谊真让人奇怪。

那时我和小春也不会想到三十一二年后一起走在上海冬天的马路上，目的地——一座教堂？我觑觑小春，有时看见她的旧靴子从豆青色羽绒衣底下探出来；有时看见风把她的一把头发从围巾里吹出来，露出苍白瘦削的耳朵。

她那漂亮的引人注目的童年，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没有了的？走一步，离那漂亮远一步，再走一步，再远一步。我又觑觑她，像坐在飞机上，透过云雾稀薄的地方往下面看，迷迷糊糊想起那些年纪和我们相仿，和我们并不熟悉，很少跟我们一块玩的女生议论她的让人听不进去的话：就怕跟我们穿成一样；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呢；挨了打，还不是叫得杀猪一样……说到她“退出大合唱”是因为她全家都反动时得意扬扬的眼神……就连我也忍不住暗暗高兴，让她也尝尝没人理睬的味道……

我吞吞吐吐提到那夜，提到她的位置留了好多天，我们都以为小斯老师还在想办法让她回来，每天排练前打听小斯老师去她家了吗，跟她爸说了吧。“是吗？我一点也不知道，没人跟我说。”“你一放学就不见了，都找不着你。”“我回家了。”她说着，望着远处的屋顶。

那一阵，她每天都在等小斯老师，直到小斯老师真的来了，穿着奶黄色带圈圈花纹的衬衫，很漂亮地来了。坐下之前，摸了摸她的头，好像说，放心吧！她焦急地守在边上，听他们从她最近的一次作业说起，等着她爸爸爽快地一扬头，“好吧，小斯老师都这么说了，就让她去吧。”然而一说到大合唱，他就说：“这个不要说了。”“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好不好？”天暗得很快，小斯老师的衬衫都看不出颜色了，慢慢地连眼睛鼻子头发也看不清了。她第一次感觉到夜晚是能吞没人的，像汪洋大海吞没陆地的一切东西，房子、桌椅、爸爸、小斯老师、她。最后她无比失望地看着小斯老师站起来，走过她，又摸了摸她的头，好像说，老师也没办法了，你听你爸的话吧。她眼睁睁看她下了楼，又追下去问，晚上排练我不去了？小斯老师点点头，没说话就走了。“我记得那天。”我说。想起发烫的电烙铁，空气里刺鼻的气味，却问不出绿玻璃罐怎么摔坏的，她为什么哭。像我妈那样，自己的疮疤固然要记得掩好了，别人的疮疤不小心露出来不仅要装作没看见，还得替别人藏藏好。

她说起那晚的另一些内容，我没看到的那部分。小斯老师走了，她爸爸也走了，是让徒弟叫走的。她忽然没有了着落。当然是不用去大教室了，灯光，风琴声，歌声，“那个整体”的全都不属于她了。可一股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她心里翻腾着让她不能安静。她又去了学校。就像她非去不可，死也要死在那里。去了当然也没用，不过，看看灯火通明的教室也好，风里刮来歌声风琴声，这里也有一个“整体”，在暗中模糊地晃动，嬉笑，交头接耳。她听到东东的声音。“啊？东东吗？你也来了？他们看什么？”她惊喜地跑过去。“看大合唱。”东东说，“你看他们爬那么高！”

她望望上面，问东东，“你不上去？”

东东苦着脸说：“我不敢，滑下来吓死我了。”

她不知哪里来的意气，也学着男生，朝手心吐口唾沫，搓一搓，豪爽地爬了上去。

我说：“东东说过，你爬得真快，像只田鸡。”她推推我，我们终于靠在一起，无所顾忌地笑了。我的眼前跳出玻璃上贴饼子一样贴上来的脸，音乐老师用指挥棒狠狠地敲着窗，喊着，看什么！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脸闪开了。不过我知道他们没走，很快，又贴了上来。

她也在那儿，看着前排正中空着的位置——她的位置，就像自己还站在那儿。那真是一种奇怪的错觉。风很冷，可是她的脸热得发烫。谁都不说话。花那么大力气上来，说什么话都不值得，恨不得像根蜡烛似的牢牢地杵在那儿。她每天去，根本不去管她爸爸会不会发现，会不会打她。她也不去想这是不是反抗，对老师，对她爸爸的反抗。她就是要去。一定要去。然而有一天她发现没有空缺了，她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女生。老师对这个替补不太满意，几次跑过去拧着拍着这个替补的肩膀，问她能不能站直点，把她从队伍里拖出来，拿粉笔往她脸上发红的疖子上涂着，抱怨这疖子到正式演出还没退掉怎么办。那女生不管怎么被人摆布，脸上始终带着害羞而高兴的笑。

这笑这么深地刺痛她。

我告诉她，学校拆掉前，我去看过，大教室窗外的平台光秃秃的，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不知她当年怎么爬上去的，还站了那么久。

教堂到了。

先是一面灰色的厚厚的墙，之后我才看见那个代表与上帝连接的十字架，十字架下金色的耶稣，伸开双臂，正托起什么。

不是弥撒时间，里面有几个和我们一样慕名而来都谈不上的游人。

她把我带到最后一排坐下，闭起眼睛。

我看看穹顶，看看彩色玻璃、天使的头像，有点呼吸不畅。她还是闭着眼睛，嘴微微翕动，不知在吐露什么。

我开始觉得无聊的时候，她睁开眼睛。“我遇到过一个神甫，不是这里的。”她说，手抚着前面一排祷告椅的靠背。“怎么想去那儿的？”“不知道。”她说，手指在靠背上摩挲着。“大概听我爸爸说过？他喜欢老建筑。不记得了。正好路过，心情肯定不太好。很巧，神甫一个人在里面，在翻《圣经》。当时更觉得像账本。”她笑了一下。“他眼睛很特别。真的，嗯，迎着你，看到你心里很深的地方。你注意过没有？有的人，就算你看着他也不知道他哪句话真哪句话假，哪句话里藏话，哪句在笑你，开你玩笑。有人说，只要肯出钱，他们愿意给狗布道。他肯定不是这种人。听我说感觉到压抑，说初次进来的人或许会有这种感受。不过，他说到‘上帝站在穹顶上，不是压制你的，是想把你拉上来，拉到和祂一样高的地方去，和祂在一起’。听得我心里一震。你知道我以前以为活得毫无希望的人才去教堂寺庙这种地方。”“后来你经常去了？”“没有。我留了电话，他打过一次，说有个教友活动，问我去不去。我说我想想，结果熬到时间过了，还是没去。”“怕他劝你加入教会？”“有一点，我怕没法真的相信。我知道我自己。”

一个穿黑礼服的神职人员走过。她的眼睛跟着他，看着他穿过空旷的礼拜堂，拐进一间小屋。他走过的地方有个亭子，上面有张纸，纸上写着“告解亭”，又写着“不可触摸”。它有点像从前的轿子，不过少了一道帘子，不知是不是真有人钻到这里向上帝忏悔心里不可告人的丑恶的念头。而且，我总觉得教堂太大了，太高了，太空了。我以为她会有个什么仪式，毕竟这么远地坐火车过来，没想到和我一样在祭台前站了站，朝圣母圣子像望了一会，就出来了。

我以为下了台阶就该告别了。她看看我，很突然地说：“本来今天我可以参加画展的。”“啊？你画画了？”我没想到她真的画起画来了。“画了没多久，五六年吧。”“你爸以前好像也画过，是炭笔画吧？”“他从来不教我，自己也不画，笔都扔光了。”“还是有点遗传吧？”“我爸不知道，我没说过，怕他笑我画这种东西。反正我自己喜欢。是他们先来找我的，就本地的几个人，一个协会的，一起开个联展，问我去不去，反正又不花钱，结束了送主办方两幅画。我的画又不值钱，就等着去。昨天才知道没我的份儿了。”“怎么回事你问了吗？”“有人想去，把我拿掉了。”“唉，反正好多事都这样。”我说。

她走到我前面，对着墙上金色的耶稣眯起眼睛。

她想问耶稣什么呢？耶稣会告诉她吗？如果祂什么都托得起，为什么不托起她？

从侧面看，她更年轻一些。如果化化妆，换双新靴子，不至于这么糟。不过她要这样吧，不愿意打扮成那种人，那种马路上很耀眼的时髦的人？

我告诉她，她越来越像她爸爸了。“是吗？”她猛地睁开眼睛，“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关系很僵，我怕跟他说话，我们要说什么会通过我妈让我妈说，让我妈转告。他让我觉得沉闷，就算他不说话，光是坐着，也压得我难受。”她摇摇头，“可能你说得对，我是越来越像他了。不近人情，不肯世故。所以被挤掉的总是我。这个不能怪别人。”她说，把脸转了回去，就像在跟耶稣说，“我有过一个男友，是让我中学同桌撬掉的。你知道她说什么？说他不知道我爱他，要找他说，帮我表白。你说我爱不爱他要她表白什么？可就有这样的女人。她后来移民，过得很好，和他一直有联系，帮他朋友的小孩介绍学校。反而是我，他再不联系了。想想也是，联系我有什么用？我能帮什么忙？”

我安慰她，“人都是这样的，一时好，一时不好，哪能说得清啊。”“可我真奇怪为什么老是这样？连我女儿也这样，到了重点中学的分数却没进。我去问，说来说去无非他们是公正的。好吧，我想算了，是我们没考好。后来听说低十来分的都进了。我自己也算了，可女儿还小呀。我真难过，真难过呀。我这种人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

她似乎无可奈何至极，想狠狠嘲笑自己一通，却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管束着，连放声嘲笑都做不到，只能低声重复着那些没人答复的疑惑，而她来上海也就是为了在教堂台阶下把这些疑惑低声叫出来。

我说我的命运也没什么好，现在我妈还和我住在烈山。我爸去年去世，落葬前骨灰想回上海家里，叔叔不同意，最后答应让照片回去，摆一炷香的工夫，还给了两万块钱才答应。我没去理会她的惊讶，只管往下说着，想想也是，房子放过骨灰，是不吉利。可房子是爷爷的，一直是叔叔住着，我爸临死就这点愿望，怎么办呢？怪他吗？死都死了还生这种想法？你说怎么办呢？是我把照片抱进去，再抱出来的。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这是我最伤感的事，去年还一想到就流眼泪，一流眼泪，就往没人的地方钻，厕所，楼道夹角，垃圾房边上，树木阴森的地方。这时就像说着别人的事，虽然，说着说着，伤感还是从我心里涌上来。

天色暗了一层，地上的水结起薄冰。“走吧！”她说，“等会地铁很挤。”

我们依着肩往外走，走过栏杆，快要绕出路口了，她回头望了望，笑着说：“我以为看了教堂，能想清楚一点，没想到还是想不清楚。”“这样就想清楚也太简单了。”我说，被她话里的奚落逗笑了，好像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件好笑的事。“不想了，我们走。”她说，到了拐角那儿，拉着我说，“你等等，我买杯咖啡。”

我一边等她，一边无聊地朝着教堂的方向望着，回味着她的话。她真的是为了“想清楚一点”坐火车来上海的？要是我妈，她会说：你真相信她呢？还不是她不想告诉你，比如，和哪个男人约会，类似这样的事。可我还是相信她为了“想清楚一点”来的。特别是她从幽暗的咖啡店里钻出来，端着两杯热咖啡，笑着走向我的时候，整个人比刚见面时明朗了。“刚才在里面排队，我忽然想，那次唱歌应该就是我那倒霉的命运的开始。”“你说大合唱？”我叫她别这么想，“东东当年也退出了大合唱的，后来嫁给她爸爸老朋友的儿子，老早去日本了，现在儿女双全；稀毛也回上海好多年了，很有眼光地囤了三套房子，头发也多了，不顺的算来算去就我们两个……”“所以，东东就知道什么是自己的，什么不是自己的，不去勉强。你看我，我只会用错劲。每天爬上去看啊看啊，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事实，一直看到贾老毛死的那天。”“贾老毛？”“是啊，贾老毛，你不记得了？”“真是的！”我叫起来，怎么把他忘了，“是叫贾志清吧？”“贾志清，贾海清？反正都叫他贾老毛，教过几年书，后来疯了，一阵好一阵坏的，才三十五岁，像个老头，让他管传达室，烧烧开水，给他点生活费。”“对对，我想起来了，一到九月份，到处说林彪没叛逃，不是脑子有毛病吗？”“就是啊，逮着谁跟谁唠叨飞机又不是纸壳子，说掉就掉啊，闹得大家看见他就躲他，幸亏他家庭成分好，反正过了那两天他就不提了。”

我问小春，“那天你也在上面？”

小春用手里的咖啡暖着脸，思索着说：“那天上来的人特别多，都想看看你们穿上军装什么样。我上去的时候他就在楼下骂，反正没人听他的，他越骂爬得越起劲。谁知后来摸上来了，骂我们不怕死，赶着叫我们下去。一个男生骂他疯子，轮不到他管，好多人跟着起哄，我都没看见他怎么掉下去的。后来大家都下去看，你们也不唱了。”

我也用手里的咖啡暖着脸，思索着说：“开始还以为有人恶作剧骗人，我和稀毛是最后下去的，地上好多血，让鞋子碾开了弄得到处都是。围了好多人，也看不见。有人给我们让了点地方，我们挤进去，贾老毛脸朝下趴着，翘着一条腿。好多人在笑，说这下好了，他也成了飞机给打下来了。还有人拿手电照他的脸，说没救了，脑浆都出来了。我竟然不知道害怕，还往前面挤。家长听说了都来了，我爸找到我，把我拉了回去。”

之后的事已经模糊得难以形容。不过贾老毛死了是确凿的，那晚是我们最后一次排练大合唱也是确凿的。大合唱不了了之一两个月以后，还有家长找上来要学校退衣服，这当然不可能，最后没办法，大家就穿着军装戴着军帽上学，没军装的怕人笑话，就戴一顶军帽。小春没有帽子，更显得孤立，一放学就不见了。寒假我在上海过的，直到开学了，才知道她去吴江她妈妈那儿，不回来了。

沉默着走了一会儿，我问她，“没那件事，你会回来吗？我是说回烈山读书？”“我没想过。”她说，“我那时就是不想回去了。开学前我爸来接我，我不肯跟他走。”“你不在，他一个人进进出出，真是寂寞呀。如果他知道，那件事让你们后来这么疏远，他后悔吗？你没问过他？”“我们从来不说那件事。就算后来他过了六十岁，我们慢慢开始说一点话了，也从来不说那件事。是他讨厌我们像刚才那个女人那样？我们那会不都那样？以为自己很正经，还是脱不了戏谑，搞笑。”她说着，有点躲闪地看看我，“大合唱取消后，我在抽屉里见过一叠信，信壳拆了，就是一叠信纸，里面有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的，四十来岁，站在孙中山像前，穿着军装，佩着腰带手枪，样子还真挺英武的。”“你知道是谁吗？”

她仍是有点躲闪地看着我，“是我爸的伯父吧，我应该叫爷爷？我们家就他在部队里呆过，他死得挺早，那时我都还没生下来，我爸除了过年喝多了，很少提这件事。”

我想了想，“那一定是让他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才不愿意告诉你吧？”“是吧？”她的脸上突然涌起难看的褶皱，语速很快地说，“我现在想，不管他为了什么，就算我可能永远不理解，都不会再让这些事梗在我心里，都能接受它，让它过去了。”

我想到很多年前无意中听到的那句话，那句伴随着叹息的“解放了，倒死了，也算没福气了”在我脑子里回荡着。要不要说呢？我有点犹豫，看她失神的样子，似乎脑子里也有什么在不甘心地回荡着。

又走到这儿了，路边突然缺进去一块，很短的弄堂。小贩蜷在折叠椅上，光着头，在玩手机，墨绿色的军帽静静地挂在钩子上。

忽然，这人抬起头招呼我们，“小姑娘，买顶帽子？瞧，多好看的帽子啊。”

我们对视一下，有些想笑。我们这算哪门子小姑娘？

小春悄声对我说：“我不要戴，我不喜欢头上有东西压着。”

那我不想戴帽子的理由呢？是什么？我说不清。还有别的原因吗？

无论是帽子还是那套我们曾经不顾一切想得到的衣服慢慢地像一个旧梦，放到一边，和别的旧衣服一起从家里消失了。它们带来的崭新的感觉也没有了，我还是夹紧了那根我们八九岁时不肯夹紧的尾巴，像父母当时希望的那样，克制地活着。“夹着尾巴，是你妈的话。”小春说，“要是让耶稣来说，祂会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吧？”“彼此相爱？”我笑着说，“就算是吧，我可做不到。而且我妈现在不这么说了，她读心经、大悲咒，开口闭口阿弥陀佛。”

小春也笑了，“叫我爱有些人，我也做不到；不过凡事不可亏欠人，还是做得到的吧。”

我们不再说话。我回味着“彼此相爱”这几个字，看着雪降下来了，在店铺透出来的灯光里飞舞。我们边走边喝着咖啡，把这条弄堂连同小贩、帽子一起甩到了身后。

也如过眼云烟

家莉到了北京，才知道她读的这个古典学术班规模不大，三十来个人，各省都有。食堂的饭菜不太好吃，常有学友互相叫上去学校对面的小饭馆。后来和家莉聊得比较好的几个都是在那儿结交的。说说笑笑的，家莉不仅喝开了酒，戒了多年的烟也重新抽起来。一起聊天吃饭时抽，在宿舍没事也点一根，就像回到和世骧结婚前甚至是和小游结婚前那段日子。

明天五一，学校下午就没课了，家莉在QQ上跟留在北京不回家的学友聊到天色微黑，去地铁站接到世骧。

按家莉原来的想法是去火车站接，世骧没同意。世骧说：“去那儿干嘛呀，那么多人，你不累啊。”家莉说：“还不是为了表示对我家先生的隆重欢迎。”世骧说：“那你来地铁站欢迎吧。地铁也是火车嘛。”两个人在电话里说得直笑。

虽然家莉四十一了，世骧也四十七了，两人结婚还不到三年。这次家莉来北京进修，要五个半月，都快小半年了，两人都觉得这一分开是有点久。家莉怕世骧不答应，说灯彩研究所换了领导，没点古典学术基础，不通字印诗画，在所里是坐不稳的，更别说她还担着个副主任的职位呢。世骧算算日子，说幸亏有个五一，好歹也见个面，补一补。

说这番话时还是春节前，没想到说五一就五一了。

正好到了北京柳树吐絮的时节，天也是不冷不热。家莉陪世骧出了地铁，进去前那抹灰白的天光已经没有了，满城乌黑的天，黄澄澄的灯照着飘来逐去的柳絮，真如下雪天一样。

这段路家莉三个月来天天走，一个人晃着，这城奇大自己奇小，不管搁哪个背景上都是孤零零的。跟世骧说着去北大怎么走，稻香村的牛舌饼怎么好吃，竟找着一点北京人的感觉。走近居福饭庄，笑着手一指，说订了这儿的座，等会先去酒店，放下行李就来吃饭。

世骧赞家莉会选地方，这饭庄没得说，看这红门琉璃瓦，看这招牌，多有京味。

家莉当然知道这是世骧取悦她，扁扁嘴。到了订好的酒店，世骧一进门，先说：“让我看看，瘦了没有？”一边比画着她的脸、肩膀，一边说，“还真瘦了。”

家莉属于吃不胖的体型，所里的小姑娘都羡慕她永远用不着减肥，爱吃多少吃多少。也因为瘦，这两年添了不少皱纹，摸摸脸说：“没觉得，食堂还可以，我吃得挺多。”低头去看箱子，“都带了什么？这么多？”

世骧没揽到她，开了箱子，“都是你喜欢的。”

家莉生在海岛，世骧来之前问她要带什么，她说不用，现在看世骧拿出大包的虾皮、开洋，笑着说：“这我还有。”世骧只管一样样往外拿，家莉看还有苔条饼、苔条麻花，笑着说：“你就记得我是粗人，喜欢粗点心。”这似《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娇蕊和振保调情说的，世骧不看这些书，不知道，憨憨地把东西装进预先准备好的一个结实的纸袋，“好了，到时一拎就行了。”说完一笑，他倒是没瘦，气色很好。

家莉来北京前，跟他商量过，叫他去父母那边吃饭。他说母亲忙呢，要管店，还得管珍珍。珍珍是条三岁半的小母狗，家莉第一次去世骧家，听说这条土黄的小花斑狗叫珍珍，差点把茶笑喷出来。世骧的母亲脸本来就长，这下拉得更长了。她们之间第一次见面就不太愉快，这狗算一个因素。家莉眼里，猫啊狗啊，再可爱也是动物，上升不到宠物的。

世骧的父亲更看不惯她，嫌她出生海岛，脱不了一身渔船味，每次她过去，说不上三句话，不是一声不吭换鞋子出门，就是关在屋里不出来。家莉见了世骧父母，身上总毛刺刺的，惹了风疹似的。

现在看世骧红光满面，猜他多半还是天天去父母那边吃的饭，也不想点破，含糊地笑笑，说：“别光顾着理东西了。吃饭去吧。都快八点了。”

世骧拿了毛巾牙刷，去卫生间匆匆洗了把，出来，家莉歪靠在窗前看着窗外呢。他走到她身边也没发现，抱住她，这才微微一震。

贴着世骧的衣襟，家莉又闻到那股麝香膏药味——世骧一定以为她很想他——世骧来之前她也这么以为的，在地铁等着那一会，也很急切地想看到他。可这会儿她知道自己真的不想，像在家里那样下意识搂住世骧的后颈，地图上的五六七八个省好像还隔着他们。“高兴吗？”世骧问。“高兴呀。”她说，翘头看看他，“我们走吧？”

饭庄的红门像衙门，伙计一色瘦小个子，黑衣黑围裙，围裙下摆挂着金黄色的流苏，像孙悟空的虎皮裙。“这里的伙计很大爷……等会你就知道了。”家莉喊了四五声，一个虎皮裙拿着本子懒洋洋地过来，往世骧面前一杵，头也不抬地说：“吃什么？”

世骧拿起菜单翻了翻，递给家莉，“你吃过，你来点。”

家莉没说出来都是学友点菜，怕点的菜别人不爱吃认为不实惠尴尬。这一回，接过菜单，只有做出熟门熟路的样子一径翻下去。“来个老醋花生？”见世骧点头，又说：“京酱肉丝？”世骧说行，她又问：“鱼呢，烤鱼？酸汤鮰鱼？”世骧说随她，“那就酸汤鮰鱼，再加个炒合菜。”把菜单往伙计手里一送。等伙计走远了，说：“看见了？大爷吧？也不送茶，这还算好，有的店恨不得菜都要你自己动手端。”

这在家莉和世骧居住的平原小城是很少见的。小城的店家待客伶俐周到，只怕怠慢了顾客，少了自己的钱。

家莉提来水壶，倒了两杯茶，趁兴说：“你没见过这里的出租车司机更大爷，大冬天的空调都不开，你要嫌冷，他把车往路边一靠，说嫌冷下去。”

世骧看着她笑。

家莉一愣：“你笑什么？”

世骧还是笑。

家莉说：“我知道你笑什么，你笑我变了。”

自己可不是真的变了——还没觉得世骧的脸这么黑过，这么周身透着寒酸气，小家子气。要世骧看，自己哪里变了呢？不那么忍让了？什么都要主人似的指点指点说一说？

菜久久不上，家莉指给世骧看窗外灯火格外亮的几处是吃露天烧烤的，在北京叫烤串，不只是烤鸡肉羊肉，还有烤羊腰子、烤知了这些个让家莉听着就不会去吃的东西。

世骧瞧瞧她，“你也是那儿的常客吧？”“他们几十串几十串地吃，我是两串就饱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忒没劲’。”

世骧便又认真朝那边看过去。

家莉暗暗笑他傻，却也不由朝那边看过去，认出和艾莉、刘生三人对坐聊天的地方。那天三人去食堂晚了，菜只剩了个底，看着没胃口，一合计，就出来了。

刘生，艾莉，她，他们倒真不是在小饭馆吃饭聊熟的。先是刘生在课堂上知道她读《圣经》，找她聊基督教，再是听说艾莉学禅修，叫上她一起去艾莉的房间找艾莉聊。那一种聊天的兴头不知怎么冒上来的，就算刘生看书杂，什么宗教都碰碰，脑子又好，看了就记得住，说到底，他们仨，懂什么宗教啊？不过找点话说，消除一个人呆在北京的寂寞。聊完了回房间，门一关，不管多晚了，一躺到那小床上，头一天来北京尝到的孤寂无告还是会呼啦一下裹上来。她私心更想跟刘生单独聊，免得她说什么艾莉都抢上来说，不是“我不这么想”就是“你这么想不对”，凭什么一男一女在一个屋里就有嫌疑？没人干扰漫无边际聊一气儿不更好？可避点嫌疑也有必要，都是四十上下的人，离感情这东西八竿子远了，何必给自己找点茬子让别人说呢？那天是他们仨第一次在外面吃饭，刘生很公平地把眼神平分给她俩，看不出厚谁薄谁。就算刘生跟自己更默契，不管和艾莉说什么都要反复强调“我的意思是……”“我其实是说……”那也不说明什么。这会看过去，只能看见一蓬蓬白烟顺着风呼啦向东，呼啦向西，烟里的人影和灯影恍恍惚惚的，连当日三人对坐的印象也虚幻起来。要说烤串改变了她，她不见得这么低级。要说上的那些课改变了她，也谈不上有那么大作用（有人说来北京就是混，上课有什么用啊？关键是来京城混过了）。要说刘生、艾莉他们改变的她，她更不承认。“我有个同学叫艾莉，他们说我们像双胞胎，你看，家莉，艾莉。她禅修五年了，每年四月都去寺庙里住到过完夏天。”“还有个刘生，什么宗教外国的中国的他都懂。”说到刘生，她的心微微一跳，仿佛眼前就站着那个个子高高的，头发衣服鞋袜理得清清爽爽的人。然而思路只沉到那儿，稍一停顿立即往上浮起。她没办法再想这些，因为世骧接着说起了家里的事。“电话里没敢告诉你，你来北京不到一礼拜，你妈又跑出去了。”

他一定是有意的。刚才谈起艾莉、刘生她太轻飘太得意忘形了吗？家莉没说话，愣了一下，把夹起的一筷子京酱肉丝慢慢送进嘴里。“别不高兴嘛，你刚到北京，总不能把你叫回来。还好，找到了。你猜她去哪儿了？”“老家？”

海岛的老家早没了，现在算老家的在小城郊外，她爸妈来这儿的第一个落脚点，后天井让别人拆下的旧砖头旧门框堵住了，前天井和两间房租给一对打铁的夫妻住着。“嘿，不知怎么晃悠到汽车站，坐车去苏州你姨奶奶家了。你姨奶奶以为她气不顺，出来散心，留她住了一晚，说了半夜话，第二天起来见她光着脚鞋也不穿，在厨房里煮饭说给孩子吃，想想不对，给你弟打电话，我们赶过去把她接了回来。你说她迷糊吧，她还真不迷糊，把钱放得好好的。还问你去哪了，跟她说去北京学习了，她说好，去北京好。”

家莉放下筷子，看了面前的菜两眼，抽了张纸巾，在眼睛上压了一会儿。

世骧看看她，看看两边，露出懊恼的神色，“这不都过去了，她现在好着呢，一顿吃得下半个蹄髈。不信问你弟。”“我不在他有没有跟你要钱？”“没有。”“你记着给他钱就是在害他。让他老老实实开他的店，别手里有点钱就想着去赌。”家莉重重地斜了眼世骧，拿起筷子。

其实，看世骧的表情，家莉就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是在取悦她，在邀功，让她放心在北京别记着家里。可她的好心情已经被这消息毁了。世骧不会明白她这会儿的心情。她的残破的家，没了的父亲，好赌的弟弟和迷糊的母亲。再想，就会想到前夫小游和儿子，也是残破的。和世骧结婚前她的一切都是破的，洞洞穿穿的，没法补，补也补不好了的一件破衣服。这也不能怪世骧，这事憋到他走那天说，不如现在说好。他不先说，她说够了新鲜事儿，也是要问他的，妈呢？弟呢？她放不下他们的。所幸没有什么不幸，只是一场虚惊，世骧说着，又快活起来。两瓶啤酒喝完，家莉说再拿个小二吧，“噗”地笑着说：“知道什么是小二？最便宜的红星二锅头，大家出来都喝这个，我都能喝半瓶了。”

虎皮裙送来一个小绿瓶，世骧给她倒了半两，剩下的全自己喝了。世骧的手边就有烟、打火机，她没敢说给她来一支。他不只反对她抽烟，也反对她喝太浓的茶，反对她开冷气不披衣服，晚上洗头不吹干。

从饭庄出来，家莉和世骧慢慢地朝近在咫尺的酒店走去，只觉得这晚的北京天地一清，世骧才是让她终身依靠的家人，她充什么北京人，不过是被风刮来的一片叶子，没根没基，早晚给刮回去。

世骧这次来北京，还有个任务，一个哥们邀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世骧英语好，替这哥们翻译过资料。

家莉能看点英文书，开口说就不行了。第一次在图书馆见到世骧，他手里拿的就是英文书，当时家莉想：跟这个块头挺大的男人出国旅行倒好，又做保镖又做翻译。她很早跟他说了这如意算盘，边说边笑。那年她三十九，本意是跟他做朋友，不料交往下去，他真做起了她的保镖和翻译。她挺为世骧可惜，那么好的英语在小城用处不大，他也无所谓。

两个人都认生，想好早上多睡会，还是天刚亮就醒了。看着酒店千篇一律的桌椅，世骧说：“哪里都不去，这么睡着多好。”家莉说：“大会堂你也不去？”世骧说：“这种会议顶没意思，什么发布会要放到大会堂开？”见家莉撇嘴，说：“你不信？我来还不是为了看你？为那个会我才不来。”

家莉当然知道他不过是说说，心里很为能进一次人民大会堂自负。会议三号下午开始，他中午吃了饭过去，晚上哥们邀头面人物吃饭，他也要作陪，不便再赶来家莉这边，四号中午吃了饭搭哥们的车回家。世骧问她剩下四天怎么过，她说：“怎么过？呆屋里看书上网咯。”

世骧来北京多次，唯独没去过颐和园，家莉为了和他一起去，之前学友邀她同去也推托没去。吃了早饭，家莉换上果绿色的运动装，泡了世骧爱喝的铁观音，又洗了几个苹果，便和世骧出门。

两人去上海看过世博会，自认不会被人多吓倒，可到了地铁站，见了人山人海的场面，不由恐惧。好在酒店过去不算远，北宫门下了地铁，离开那挤得前胸贴后背的车厢，站到微风凉爽的马路上，看着远处的红墙飞檐，家莉心情好起来。“网上说山桃花开的时候来颐和园最好。”“哎——管那么多，我们就是随意来看看，看见什么是什么。”

家莉也这么想过，可总比不上世骧豁然达观。世骧说这是因为他是男人，她是女人，男人女人是两种动物。家莉还是觉得她更心口不一一点，她其实并不想这样，难道她心里有个奇怪的机器，任何东西打那儿经过，都会反转着出来？所以需要一个聪明的男人把这反转的东西校正回去？世骧不能事事替她校正，她还是有痛苦的时候。

世骧走了几步，看看天，又说：“你看天也这么好。多好。”

家莉一抬头，看见世骧后脑揉皱的头发，真难想象他从前头发留得像披头士。美髯，蓄胡。现在他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短平头，黑里闪着柔和的银光。他的衣领也有点皱，这是在火车上弄的。他一直充任她的保镖、翻译、摄影师，她也理所当然享受着他给予的这些，在三十九的年纪上得以遇到世骧，没有什么可以再求的。她从不想世骧有一天会不爱她，或是爱上别的女人。从过去的婚姻里挣脱出来，除了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力量再去经历别的东西。她也从不想自己爱不爱他。

他忽然一转身，看着她，等她跟上来。太阳底下，他的脸比昨天老了一些，可仍然容光焕发。看来她不在的这两个月他真是过得不错。

家莉赶上前，指着古木赞这园子好，有古味。世骧手朝远处一指：“佛香阁，看到了，那儿呢，那不就是。”“哎——看见了。”她看着蓝幽幽的天和山，天和山之间静静矗立的贵重的佛阁，跟她还太远，让她生不出感想。要不就是她的心已经成了一块榆木了，不能爱，也感受不到佛光。到这会才回应世骧这天真好，看这水多清，堤上树多绿，自己也觉得脑子慢了一拍。

不知哪儿来的人，总插到她前面挡着她，让她迈不动步子。世骧只能走一段，让到边上等她跟上来。

边上冒出一队戴红帽子的人，跟着导游的一面小旗帜，挨得紧紧的，倒是把她和世骧推到一起。两个人放慢步子，期待甩掉这队人，不料亦步亦趋，身边的人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密度。这么走了好一会，佛香阁仍远远在望。

世骧摇头：“这到底看景还是看人？”

他们都是怕人多的人，偏陷到了人堆里。家莉也心生悔意，早知道去附近逛逛算了。“不行，我得抽根烟去。”世骧说，拉着她拼命往边上挤，从人丛硬杀出一条路，离开了那支庞大的队伍。

在山石上坐定后，世骧点着烟，享受地抽了一口，眯眼往四处看。

家莉拿出水壶，小口喝着，慢慢又平心静气了。在世骧面前，还是灭了抽烟的念头吧。这也是她生活的一种。比如每年必写两篇她并不爱写的关于灯彩研究的官样文章，为多点经费在文化局长宣传部长那些人面前不得不低眉顺眼一点；比如必须接受世骧的父母至今跟世骧的前妻有来往，厌烦见到自己；必须接受做了一辈子灯彩什么也没成果的父亲临死前硬要把灯彩郑重其事地托付给她；接受母亲因为父亲的死时常要犯迷糊；接受弟弟时不时为了赌输了跟她要钱；接受前夫小游在她做灯彩赔了钱天天像是坐在无底洞上这种时候跟她离了婚；还比如和世骧必须在拥挤中完成这趟计划好的颐和园之游，不用抱怨什么。

世骧沉思在另外一个思绪里。“你看什么？”她顺着他的指点，看到另一条路上蜿蜒走着的一大群人。“你看，像不像一群蚂蚁。”

可这比喻也太老套了，她扁扁嘴：“还真像啊！”“过去我们不是常说蓝蚂蚁灰蚂蚁，改革开放到现在原来蚂蚁还是蚂蚁，就是变花了。”

家莉放下水壶，趴到栏杆上眺望一会，回过脸看世骧，灰衣蓝裤，大笑道：“你说人家花蚂蚁，你不也是只蚂蚁，就你说的那种最不招人喜欢的蓝蚂蚁灰蚂蚁。”

回到前进的大部队里，他们仍为之笑了好半天。

进了长廊，世骧走一段，回头看看她，说她这么着晚上也出不了宫。家莉正想说他白来这长廊了，光走不看，不是辜负了一万四千多幅柁画，忽然前面施施然走来一人，不是刘生吗？呆了一呆，站到世骧背后。

一刹那她最先想到的居然是艾莉。

不过边上并没有艾莉。像艾莉的人也没有，那种跟她很不一样的打扮，时尚又气质超然的感觉。倒是她更中式一点，常让人搞错她学禅修，艾莉是基督徒，刘生呢，更容易让人误以为大学里的历史系哲学系讲师？这会儿包也没背一个，在人群里挤着。

怎么就在这儿遇到刘生了呢？背景换了，人也不一样了。她看着他忽而若无其事逛着，忽而东寻西找面露忧郁，脑子里冒出一首残缺的诗，内容好像是：他非常的快活，也很忧郁？又轻率，又很造作。最后一句她记得最熟：真诚得可怕，却又十足的狡猾。

那晚，她，艾莉，刘生，他们仨喝着酒聊到半夜，家莉才知道他竟然是从一个小县城副县长的位置上辞职的，一家挺大的集团公司聘他做文化推广，一手字写出来，还真有点初唐的古意。家莉因为小时候没练过字，自认功底不够，最羡慕字写得好的人，也是在刘生的鼓励下，买了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来练。但是最近他找她少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昨天上午他还在说要回家一趟，不知为什么没回去，一个人逛起颐和园来了。

喊他一声，再介绍一下，说这是自己的丈夫，也很自然。可是一犹豫——那一犹豫还是不愿意让刘生看见自己和世骧走在一起——刘生已经走过去了。

刘生没看见自己，自己的失态恐怕世骧看得清清楚楚，家莉掩饰地敲敲世骧的背，低声说：“喂，刚才有个蓝蚂蚁，跟我一个班。”

世骧问她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其实就是要不要以家莉丈夫的身份亮个相。如果要，他当然是配合的。

家莉追着刘生的去向，看他凑近一幅画，像是要好好欣赏一下，忽然一群人挡上来，又把他给遮没了，说：“算了吧，还是不要打招呼了吧。”

她决定回去找刘生问他今天去哪了。要是刘生问怎么看见他不叫他，她就说，人那么多，怎么叫，叫了也听不见，他走那么快，一下就不见了。

他真的就像一片棉白色的云朵说飘过就飘过，悠闲自在，飘得踪影全无。

世骧推推她：“问你呢？”“啊？什么？”“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三四万有吧？”“我看得有八九万。”“啊，有这么多人吗？”她扁扁嘴，这是仅限于对世骧做的习惯动作，接下去几乎是机械地说，“早知道就不出来了。”“哦，那还是我来得不对了。”世骧说。走了一段又说：“反正我三号就走了，你还有四天，爱干嘛干嘛。”说着笑了笑，眼袋下的黑影在光线下不好琢磨地游移着。

家莉为世骧那一笑吃惊。他看透她这会在想什么吗？她是整个人不在这儿了。不，她还在这儿，是刘生还没走，还在边上，把她整个人边上的整个地方全占满了。她现在什么别的事儿都不能想。怎么会这样的？怎么偏偏在这儿，在这八九万人中间？但是世骧呢？是不是跟她一样，三号一过也像解脱了，也在想这想法不能告诉她，让她知道？

不知什么时候人流已经把她裹出佛香阁，里面本来就没法久留，别说去看那些精美的壁画和摆件了。可石舫那儿人更多，每个人都不得不像个球一样挨过去，滚下来，舍不得走的，只能找个能让人喘口气的地方，再看上一会。

时间好像还没有从船体上消失，坚固得像教堂。

一个穿柠檬黄T恤的女孩被男友拉上树，和石舫合了影；又有一个穿玫红连衣裙的女孩也和男友一块爬了上去；最奇怪的是五六个女孩一个搭着一个的肩排成一队，很整齐地翘起手和腿。

一队忧伤的野天鹅？不知道什么意思。

既然她融不进这欢乐，一种时不再来的悲伤乘虚而入涌上来。“你想慈禧太后那时就在这条船上观景宴饮，现在变成我们这些人在这儿瞎挤。”“什么事到最后不这样啊？你还指望这些人回去都写一首诗？”

她扁扁嘴，转过脸去。他当然并不是说她，她也没让他话里若有若无的刺给刺到。可她就是不想说话了。等他们走到离石舫已经很远的地方，他说他饿了。

确实，已经一点了。边上的几家快餐店都挤爆了，远处倒有一家饭庄冷清清看不见人。世骧说：“行了，就这家吧。”家莉看着五彩琉璃的檐角，有些踌躇，世骧说：“你不懂，钱就是要用在这种时候的。进去吧，别舍不得了。”

世骧要吃羊蝎子，家莉看字认半边，以为是蝎子类的爬虫，每次学友聚餐，她都竭力反对。世骧直说她傻。服务员端菜上来他也傻了，脸盆那么大一盆羊骨，他们连一半都吃不了。不过他说为了她也得多吃点，她小声笑他：“要说为了我吃碗米饭就得了。”他挑了块肉多的羊骨放她碗里，声音更小：“昨晚那两下就行了啊……”

她没有接着这句话再往下说。他们只习惯说到这一层，说到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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