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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哲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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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智慧

中国式智慧试读:

前言

时下在全国掀起了传统文化热,这是很好的兆头,说明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伟大的中华文化也将随之复兴!但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并非只是听听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心得”,也并非办几个“国学班”招一些咿呀学语的小孩背诵“子曰诗云”,当然,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也并非钻进那些灰尘蒙蒙的“老古董”里面细细咀嚼。我们学过去并非回到从前,而是要用“拿出”主义的办法,非常省力地从传统文化中拿出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传统智慧,服务于我们现代的生活。这种传统智慧是经过几千年检验了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传家宝,是更适合我们中国人基因的智慧力量,这就是中国式智慧。

中国式智慧,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遗传基因积累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成功思维模式。历史洗礼,民族火炬,万古长青,实战密码,咱们继承这属于自己内在巨大潜能的智慧力量创造新世纪的熠熠辉煌,构建我们的成功形态和幸福人生。

中国文化最具有博大性和包容性,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推崇。现在世界上普遍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只有中国文化能够拯救世界。其实,准确地说:21世纪只有中国文化能够容纳世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崇高价值。

在500年前,中国文化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在200年前,中国文化催生了欧洲启蒙运动和民主思想;在80年前,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预言,中国将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在30年前,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在上世纪末,李约瑟博士曾说:只有用儒家思想解救西方的科学危机及人文危机。

因此,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具有无穷魅力,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挖掘其潜藏的巨大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充满信心。当然,我们也不能陶醉于老祖宗的圣贤之道,而要理性地进行扬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实行科学地吸收,使之古为今用,古今结合。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文化奇观。但是,近代以来,有的中国的文化人将中国暂时的衰落,归结为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文化都是封建、落后的,是我们民族的沉重包袱,以至于阻碍了我们追赶世界的步伐,还堵塞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道路。其实,作为传统文化,总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优势与短处互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厚实凝重,充满智慧和真知,同时也承载着因袭的重负。中国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以来创造、传递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瀚无边。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其中能够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前进的优秀文化传统,摒弃那些陈旧腐朽的文化糟粕,这才是正确的历史文化观。近代中国科学文化的确落后于世界,但相对于五千年的中国来说,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中国有很强的文化纵深,蕴含着丰富的宝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研究和发展利用。

西方文化在近代的确非常繁荣,它把生产力推到了空前的水平,使其社会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它绝不会永世长存,也不一定适应现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但又各具特色的大世界。

在今天,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希望从古老的文化里找到我们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发现蕴藏其间的中国式智慧的巨大能量。

中国,毕竟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首先都是人的事情,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方,不管喝了多少洋墨水,但大家的脉搏里还是流着鲜红的血,我们的遗传基因还是中国式的,我们怎么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脱胎换骨呢?我们既然从事的是中国人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研究这个中国人呢?这个中国人就是我们的主要生存环境,也是我们人生和事业的依托。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基因,所以,我们首先得研究中国文化。因此,研究中国文化,既是我们人生事业成功的需要,也是我们为人处事生存的需要。

著名的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曾经说过:“21世纪的中国不再是内陆国家,而是面对海洋,走向国际的文化大国。如果为了国际化、现代化而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不但得不偿失,而且是人类的巨大损失。与国际接轨,但不能危害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看来,研究和继承中国文化,也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这也许就是近年来国学文化热的主要原因吧!那么,我们怎样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优秀文化呢?怎样与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结合起来呢?

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中华文化可谓洋洋大观,浩瀚无边,我们许多人望着那汗牛充栋的古籍书,真不知从何下手,但又不得不有所选择。当然,我们不能被传统文化所淹没,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研读那些“之乎者也”,否则,这些“老古董”真的就成了我们的包袱了。现代人的时间都很紧张,我们要将更多的精力花在现代科学文化的追求上,以实际的行动投身于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上。

面对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怎样让大家易于掌握和运用呢?为此,我采取“拿出”办法特别撰写了本书。本书从各个方面精挑细选出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也最有实用价值的优秀文化智慧法则,探索其中的规律,诠释各自的功能,结合现实的运用,进行条分缕析地归类排列,以便大家有针对性地挑选采用。

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也是人人追求成功的时代,因此,我在撰写本书时,所选用的优秀文化智慧法则主要偏重于管理、成功、处世和生存方面的诠释,当然也适当提及其他方面的运用。

在管理领导方面,主要选用了“无为而治”、“治众如治寡”、“择人任势”、“内圣外王”、“知彼知己”、“上兵伐谋”为代表的高超管理智慧法则,它们在管理领导范围内又有各自的功用特点,涵盖了管理的各个领域,非常适合现实领导管理工作借鉴。TCL集团总裁李东生说:“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只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看中国的管理书籍了,特别是要学习中国古代的管理智慧,那么,以上这几大管理智慧法则就不得不掌握。

在成功处世方面,主要选用了“刚健有为”、“中庸之道”、“圆融大智”、“方圆之道”、“韬光养晦”、“局道”为代表的实用处世智慧法则。特别是“刚健有为”,它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积极向上、奋力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是我们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定能使我们增强信心,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而“中庸之道”、“圆融大智”、“方圆之道”都充满了“和谐”的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企业、和谐团队、和谐人生的主要方法,具有极大的作用。

在生存发展方面,主要选用了“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知行合一”、“格物致知”为代表的至善生存智慧法则。特别是“天人合一”,它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源头。和谐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这个“和谐”精神既指个体自身与心灵的和谐,个体与他人的和谐,还指个体与外界自然的和谐。在儒家思想里,“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最佳的状态,也是我们生存的最高理想追求。

本书所选的16大智慧法则,在各个实用领域内都具有极佳代表性,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本书既是一本个人成功、处世、为人、行动、做事、生存的人生之书,又是一本关于企业、团队的管理、领导、经营、竞争、发展的智慧之书。总之,不管您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从中都可以找到您最需要的智慧力量。这些智慧法则在古今中外都受到极高地推崇,可以说是中国式智慧的标志与象征,是中国古代圣贤们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国式智慧皇冠上的璀璨明珠。本书所有智慧法则开篇用简短的小节介绍其内涵、出处和典故,接着剖析其特征、规律和价值,然后接着重点诠释其各个精当用处和实用方法,最后结合现实案例,使之古为今用和古今结合,彰显其实用价值,具有很强的启迪性、鼓舞性和实用性。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中国古代典籍卷帙浩繁,不可能一一研读,因此,参考了古今中外许多关于中华文化的研究成果,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此外,由于中国古代智慧确是博大精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只是抛砖引玉而已,难免挂一漏万,或存在学术问题,还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在此也一并表示诚恳谢意。2007年6月于北京

法则一 无为而治——管理的最高境界

“无为而治”运用于现代管理界,主张采取人本管理、简单管理、自然管理、趋向管理和宽松管理等天然管理方式,达到管理的人性化、柔性化、闲适性和顺势性,追求功到自然成的管理最高境界。老子(约前580~约前500年)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公元前580年至前500年之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

老子的著作仅有《五千文》即《道德经》,也叫《老子》。是老子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是道家的主要精典著作,也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五千文》被日、前苏联、德、英等国视为古代哲学中的奇葩而翻译出版。美国《纽约时报》列其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道德经》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宣扬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即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道并不是意志有目的的构成世界万物,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规律。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提出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即无为而治的思想,成为古今中外追求的管理最高境界。

一、震古烁今的管理智慧

“无为而治”是一种超级管理智慧,其精髓是:管理应当顺应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随意妄行,不逆自然规律强为。当然“无为而治”也不是放任自流,一无所为,而是以一种最小的领导代价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

1.道法自然,反对人为

作为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玄奥深邃,其倾毕生精力所著的《老子》(亦称《道德经》)一书,通篇只有5000言,却字字珠玑,句句铄金, 2000多年来,它像一盏智慧的明灯,划破了历史的黑暗,照亮了人们的行程。通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老子》洋洋数千言的理论,其精髓却只有四个字——“无为而治”。

在这部书里,老子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理论逻辑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反对人为——抨击礼治和法治。这个理论逻辑的核心是“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是为了论证“无为而治”,反对人为、抨击礼治和法治,是“无为而治”的必然结论。

老子认为,“无为”是一种最好的治国之法。他写道:“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无为”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十分深远的影响。“无为”从字义上解释,是指无所作为,什么也不做,坐享其成。但老子却把它引申为人们的一切思想行为都要服从自然法则,即听从“天之道”。老子告诉人们,服从“天之道”的思想、行为,就是“无为”;违背“天之道”(即遵从“人之道”)的思想、行为就是“有为”。儒家的“礼治”和法家的“法治”就是当时突出的“有为”表现。也就是说,“天之道”就像一杆秤、一把尺、一个标准,符合者就是“无为”,不符合者就是“有为”。由此可见,“无为”与“有为”之分,不是不作为与作为之分,而是符合不符合自然法则之分。

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作《淮南子》曾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无为”与“有为”。有两个人去牵牛,一个是幼嫩稚弱的小孩,一个是力大无比的壮年。小孩牵牛时牵的是牛鼻子,牛就乖乖地跟他走了;壮年牵牛时牵的是牛尾巴,牛怎么也不跟他走。小孩的行为便是“无为”,壮年的行为便是“有为”。

2.人事天事,无为乃治

《老子》的思想蕴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首先,《老子》认为“人事”与“天事”要一致,治理社会不只是人间局部之事,而应放到大自然中去考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自然是一个整体,应遵循统一的“道”。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合”观、“和谐”观与《老子》思想具有密切的联系。其次,“天之道”实际上是《老子》主张的法上之法,是道家之“自然法”。《老子》潜在的意思是说人间统治者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恣意横行,而是应该接受“天之道”的约束,顺应大自然的发展规律,用“无为”来治理国家。《老子》的“无为”学说,依据的是其“柔弱胜刚强”的哲学原理。老子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观察到,柔弱的事物却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而坚强的事物却极易夭折;柔弱与刚强相比,柔弱处于优势。《老子》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告诉人们,“柔弱胜刚强”最典型地表现在水的性能上。水看起来是柔弱的,但它可以冲决一切比它坚强的东西。老子说,水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老子》极其推崇水。

根据这种原理,《老子》主张人们在生活中也应该以柔待刚:“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人们要追求“全”、“直”、“盈”、“新”、“得”,就应当通过“曲”、“枉”、“洼”、“敝”、“少”的手段和方法。如果以“全”求“全”,以“直”求“直”,以“盈”求“盈”,以“新”求“新”,以“得”求“得”,就不可能达到目的。

老子还说,真正有德的人是自以为无德的,自以为有德的人恰恰是无德之人。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以“柔弱胜刚强”论证“无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看到了柔弱与刚强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性。“柔弱胜刚强”反应了大自然的普遍规律,因而使“无为而治”更具说服力。

3.无为行世,管理实践

“萧规曹随”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这个典故通过汉丞相曹参的亲身经历道出了“为”和“不为”的真谛,它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作为一个管理者“为”和“不为”的界限,读后使人有一种豁然贯通、眼前一亮的感觉。

曹参,西汉时江苏沛县人,秦朝时曾担任沛县狱吏,公元前209年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请他去任齐王(刘邦的长子刘肥)的相国,由他来辅佐齐王治理齐国。汉丞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丞相,并遵照萧何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作为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曹参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无为而治”的先河。现在人们提到汉朝,便会想到“文景之治”,论及“文景之治”,便会想到“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其实,真正实践“无为而治”并取得巨大成效的,曹参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无为而治”这一学说,在当时极为盛行,但在此前从没有人实践过。曹参把它先尝试于齐国,后又用于整个国家的治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曹参之后,汉初几任皇帝都恪守如一,历70年不变。结果是粮仓里粮食堆满了,国库里串钱的绳子烂掉了,终致国强民富,开创了汉武帝时的大汉雄风。这种管理实践,不仅对汉朝政权的稳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还对后世如何治理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曹参任齐相时,天下方定,万业凋敝,百废待兴,他到任后即召集长老和儒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寻求治理良方。无为而治思想的选择和运用,是曹参善于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的结果。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之后,“举事无所变更,一尊萧何约束”,惹得皇帝忧心忡忡。于是出现了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参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参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从这段对话中,很多人得出曹参是因为自己不如萧何,才“萧规曹随”的。其实关键的字眼在于“法令既明”四字,既然前人已经有了一套健全而又完善的规制和大政方针,那为什么还要再重新制定呢?曹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建议皇上“垂拱”,自己“守职”,曹参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高帝和萧何制定的法令像秦始皇时代一样糟糕,曹参还选择“萧规曹随”,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曹参为将时,一直是刘邦、韩信的副手,独立作战较少,所以他虽然取得了不斐的功绩,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其实,我们后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仅仅看他对历史的直接贡献,而要从他所处的角色和地位来分析。作为一个副职,如果在他的顶头上司是英明正确的情况下,他还整天想出思路、出办法、出成果,则势必乱了全局。曹参的高明就在于能明白自己的定位,能够配合自己的上司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韩信东击赵,曹参留代地清扫残敌;韩信率军会战垓下,曹参留齐,击未服者。因为有曹参这样的坚强后盾,韩信才能在前线放心杀敌。曹参这样做,并不是他无能,而是他善于从全局出发,甘愿当好配角。从他后来在齐国为相和接手汉相辅佐幼帝孝惠的实绩来看,他都是一个胸有成竹的治国干才。

二、无为而为的管理规律

“无为”是针对“有为”而发的,是指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采取相应措施的不主观妄为,是指不单凭“权力”和“法律”来实施管理,而是凭借“顺其自然”的哲学智慧进行科学管理。因而,“无为”的结果恰恰是“无不为”。这是“无为”与“无不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1.遵从规律,进入自由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无为”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遵从自然规律,顺从天地之道。

不妄为,不恣意行事,不用过多的法令条规强制约束,才是统治者行政的最高境界。老子说:“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意思是说人民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太胡作非为。因而,“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应像煎小鱼一样,不可随便乱翻,否则会把鱼弄碎。治理国家如果玩弄权术,频繁扰民,必然会造成国家混乱。统治者要像天地那样无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就是说使万物生长而不占有,推动而不自恃有恩,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喜。

第二,“无为而无不为”。

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进入自由的境界。同时,给老百姓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无苛政之苦,无重税之忧,人民安居乐业,自然达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的理想境界。

总的来说,“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强调统治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和人性,不强作干预,不横征暴敛,让下属和老百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相安无事。老子认为,最好的政策应该是“清静无为”,不好大喜功;要使一个国家安定大治,就要像对待井水一样,尽量不要搅动它,否则会淤泥残渣泛起。因而,“无为”不但不会有什么疏失,而且还能补救“有为”之弊端,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

老子之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规律自由发展,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

当然,“无为而治”的“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所以,这种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反而有利于事物的自然发展和成长。

2.清静无为,无为自化

“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随意妄行,不逆自然规律办事。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

依据老子的理念看世间万事万物,其生长、发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天地万物如此,人的思想行为方式也应该如此。人要按照“自然”和“无为”的本性,保持“清静无为”状态,把握好自己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尺度,遵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横加干涉,使之最后出现“无为而无不为”的局面。天下之事物极必反,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称老子的这种思想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历史上很多成大事者常以柔弱自处,大智若愚,反而大功告成;而一些锋芒毕露,其势如虹者却身败名裂。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无为”,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而主要是指处事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积极引导其自然发展,最后达到水到渠成的目的。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决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唐代李世民选择“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方针,坚持“以静养民”的治理方略,造就了“贞观之治”那样稳定而又繁荣的局面,但也并非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对外不侵略,对内不扰民,不加重百姓税赋,让百姓休养生息,才出现“无为而治”的效果。

当今世界,无数人都想有所作为,但机关算尽,也难以成功;有的不择手段拼命积累财富,但黄泉路尽,也带不走一分一毫;有的人企图用金钱药物延长寿命,却促成了夭亡短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私心欲念太重,刻意追求自己的目的,无法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而造成的恶果。

3.柔性处世,无为做人

“无为”思想表现在处事做人方面,可以显现出一个人的涵养和智慧。做人的最高层次是大智若愚,大敏若讷。我们常常在社交场合见到那些锋芒毕露、爱出风头、爱表现自己的人,他们其实并非智者。

事实上,人在公众场合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行表现,有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默默无言的稳重态度,无形中就能赢得人们的好感,在某些情况下,你的不言不语,沉默寡言往往能给人造成一种威慑感和神秘感。靠此感觉去征服他人的意志,做你希望做的事,达到你的预期目的,虽然表面上没有积极主动地采取任何行动,而实际上,也正是没行动才是最有力的行动。这种“无为”,其实是“有为”。“无为”表现在为人处世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以柔克刚。比如说,一块巨石落在一堆棉花上,则会被棉花轻松地包在里面。以柔克刚,两无损伤;但若那块巨石落在另一块巨石上,以刚克刚,则会两败俱伤。

一般来说,性格刚烈之人,其情绪均好激动,情绪激动则很容易缺乏理智去做或不做某些事情,这便是刚烈人的致命弱点。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处。”对待刚烈之人应以己之长,克其之短,如果以硬碰硬,势必会使双方共同失去理智,头脑发热,做出令人后悔莫及的事来;倘若以柔和之姿去面对刚烈火爆之人,则会是另一番局面,就像是细雨之于烈火,烈火熊熊,细雨濛濛,虽说不能当即将火扑灭,却能有效地控制住火势,并一点点地将火灭去。

有句俗话叫“四两拨千斤”,讲的也是以柔克刚的道理,世间之人百人百心,百人百性,我们只有加强自己的修养,培养自己的美好品德,才能在这波诡云谲的纷繁世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春秋末期,郑国宰相子产在治理国家上就采用了以柔克刚的方法。郑国是一个小国,国力较弱,要想在大国林立的情况下求得生存,增强国家的实力刻不容缓。子产提倡振兴农业,兴修农事。同时征收新税,以确保有足够的军费供应和给养。刚开始征收新税,民众怨声载道,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死子产。朝中也有不少大臣站出来表示反对,而子产毫不理会,新税照常征收,子产又实施了振兴农业的一些办法,因此很快农业得到了发展,民众由怨到赞,渐渐宾服。

可见,子产避免与反对派发生正面冲突的以柔克刚无为之策,却取得了宾服民众、振兴农业的有为效果。

4.不为而为,正是有为

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老子的这种“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行动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因其自然”、“不越性分”。而从主观方面来说,就是不要有主动兴事造作的意愿,其行为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利,而是因百姓之思而思之,因民之利而利之,因民之患而去之。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虽有思有为,却不是出自圣人的主观意志,因此,实际上可谓是“无为”。

老子认为,圣人要想“取天下”、“治天下”就一定要运用“无为”思想。老子提倡“无为”,其形而上的依据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其现实政治理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这里的“无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益的高超管理艺术。这种管理艺术,对当今的管理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我国古代,有许多人认为政治上的“无为”就是指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这是很荒谬的,因为既行政,就必然会有官员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对于这些自发的“恶”,如果也“因其自然”,那就是助纣为虐了。北宋《老子》的注家在鼓吹“因其自然”的思想时,极少注意到其消极影响。但当时有一个人在谈到“因物之自然”时,明确提出要消除其消极思想,他就是著名的“三苏之一”——苏轼之弟苏辙。可惜的是,宋徽宗却把无为当作无所作为,终致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将大宋江山毁于一旦。北宋皇帝宋徽宗自谓喜爱“无为之道”,但他的理解却与老子的精神南辕北辙。在《御解道德真经》中,宋徽宗将老子的“无为”和“因其自然”解释成了消极地顺应自然,完全放弃所为。据他的看法,“大智并观,乃无不可”,“道本无相,孰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气”,无为就是“因其固然,付之自尔”;认为就像季节的更替一样,都是不需要人力作用,自己就可以完成。他误认为,只要他做到“因其自然”,就是一个好皇帝,而他所“因”的“自然”(即大臣们的各种行为)是好是坏,完全不需要他去分辨。不立一物,不废一物,他完全忘记了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教诲,而直接步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对天下治乱采取的这种完全不负责态度,以及他对善恶的不加分辨,实际上是促进了恶势力的发展。其结果是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最后导致了北宋王朝的倾覆。

可见,无为并非不为。不为而为,正是有为,不为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有为。

三、最高境界的领导管理

“无为而治”的深层涵义就是通过不作为而作为。它的主旨是服务、疏导,而不是滥用特权。因此,“无为”并非要领导者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要领导者在工作中应有意识地授权、放权,把权力交给人民,让每个人都充分发挥积极性、能动性去做自己份内的事。

1.无为管理,自然而为

“无为而治”的思想,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并加以实际转换,可以为领导管理增添新的活力。

第一,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是指不妄为,顺其自然的态度。也就是说,道是自然的,所以常无为,然而正是这种无为的道生成万物,所以又无不为。就道生成万物的无执无施、无意无为而言,“道”是“无为”的。就天地万物无不是由“道”生成来看,“道”又是“无不为”的。“道”是无为与无不为的统一,是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手段。无执无为,则万物各任其能,各适其性,同归于化。老子认为,如果人不依自然本性行事,完全按照人的功利原则去设置行动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盲目行为,那就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产生大量的虚伪、丑恶和荒诞现象。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顺其自然的行为。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把无为具体化为三个层次:无己、无功、无名。《庄子·逍遥游》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讲的就是无为境界,那么,人们如何达到这一境界呢?庄子说圣人才能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无己”包括两个含义,一是精神自由,一是排除个人成见,一切顺应自然,是属于无为范畴的。“无功”即为主观上没有主动做事的愿望和建功的行为,但在客观上却使万物各得其所,终致建功,这可以说是由无为实现了“无不为”。“无名”也是讲“无为”,相较于名而言,“无名”属于本然的东西,而名属于人为的东西,实为主,名为宾,圣人应该有其实,摒其名,抛弃人为的东西。做事不注重名利,而注重实效,踏踏实实做实事,多一点实干精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地方经济发展着想,处理好名与实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是真正达到了“圣人无名”的境界。

第二,“无为而治”在公共管理中的体现。

老子认为,治国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对黎民百姓的管理应当师法自然之道,既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而妄为,亦不可离开客观实际而强为,而应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目的。老子和庄子反复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该遵从天道,顺应自然,实践“无为”。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并不是放任自流的管理方法,而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的积极进取的管理方法,它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老子进而指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这里的“处无为之事”,即是以“无为”原则去处理一切事情。老子认为,“无为”,才“无不为”;恣意妄为,不仅无所为,还会招致灾难。当然,社会人生总离不开主动的作为;但这一切都必须遵循规律,绝不容强行妄为。老子提倡行不言之教,所谓不言之教,并不是摈弃言教,只是因为“希言自然”和“多言数穷”的缘故。教有言教和身教,而且身教重于言教,不言之教,即为身教,这在管理中成为重要的管理思想。

除此之外,老子对管理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四不”、“三宝”的“无为”要求。何为“四不”呢?从正面讲:“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不功,自矜者不长”。从反面讲:“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这类轻躁炫耀之举违背自然,违背规律,乃是附痈赘疣之类,必须革除。老子认为,做到“四不”也就做到了“无为”。那么,什么是“三宝”呢?老子说:“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即仁慈、节俭、谦让的品格。

实践证明,自是者必败、自矜者必亡。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自我吹嘘,不符合客观事实,应当避免。领导干部应做到“四不”,用事实来说话,同时还应当具备仁慈、节俭、谦让的品格,这与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相一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固然限制了人们争创先进的积极性,但换一种思维想想,有德之人,凡事谦让居后,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保存自己,以求发展,这不仅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也是落后地区、落后国家厚积薄发的一个法宝。

行不言之教,对于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做群众的表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老子还提出虚静即是“无为”,虚静不仅是老子的养生之道,也是老子的管理之术。如何“虚静无为”呢?虚静无为关键在于对管理工具的操作与运用,把管理工具归结为义、理、法,君主只要操纵这些工具而不用特别作为,即可实现“无为而无不治”、平治天下的目标。

第三,“无为而治”在公共管理中的现代价值。

老庄认为,人类的终极目标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要达到与整个宇宙合而为一的体验。作为自我,只有顺应宇宙的动态平衡、一体和谐的法则,自然无为,无私无欲,才能发挥个体生命的创造天赋,对人类事业有所建树。

鉴于此,领导者应遵循客观规律,建立合理的机制,吸收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既不随心所欲的去“妄为”,亦不能脱离实际去“强为”,而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创造良好和谐的环境,不逆自然法则,不人为地去设置障碍,不居功自傲,不看重名利,做到了这些,才是参透了“无为而治”的本质,才能领导一方人民休养生息繁荣富强。

第四,“无为而治”的本质是不可扰民。《老子》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辅助人民,如果管理者能够功成身退,百姓便不会感到政府的压力,反而觉得是自我发展的结果。故“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在人民感觉不到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十分的自由自在。《老子》又说:“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认为,为政不扰民,扰民就不合于自然了。因此,如果政令烦苛,犹如飘风骤雨,对人民构成侵害,那统治就不能持久。《老子》还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意思是政治越苛察,则民风越巧伪;政策越宽松,百姓越安居乐业,人心越淳朴。《老子》认为,天地是不偏不私的,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圣人”也应不偏不私,任凭百姓自已发展,所以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第五,清静无欲与“无为而治”。

老子生活的时代,统治阶级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沉溺于官能的刺激,追逐声色之娱,不顾人民安危。老子提醒为政者应在多欲中求清静,他说:“清静为天下正。”可见,“静”的作用在老子看来是多么的巨大。他又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意思是说如果不被贪欲所困扰,就能达到清静的境地,也就是“无欲”的状态。统治者“清静寡欲”,社会自然能安定。“无欲”并不是完全排除本能性的欲望,而是要消解穷奢极欲。老子着重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在这里用煎小鱼的比喻来喻示治理国家应以清静为原则,不可搅扰百姓,然而,老子当时看到的却是统治者过度的奢侈靡烂的生活,以及急躁轻率的作风,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持守“静重”,虽享有豪华的生活,却应安居无欲,这才是清静的表现。

第六,“无为而治”与自然放任。

老子的“道”是一种预先的设定,一种期望,借以安排和解决人世的种种问题。“道”的设定破除了神灵创世说。当道普及为人世的行为准则而被解释为“自然无为”时,便产生了一种自然放任的思想,从而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的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这种充分自由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实行不干涉主义,使百姓有最大的自主性,允许特殊性、差异性的发展。即允许人的人格和愿望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对于执政者来说,“无为”就是要消解独断意志和专断行为的扩展,以阻止其对百姓权利的胁迫和并吞。当今社会,人类生活的异化现象十分严重,并正成为全世界的普遍忧虑。权力支配个人的生命,导致个人无助的情形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仍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2.顺势领导,创造共赢

对于领导者而言,其目标就是带领组织创造成绩并维护组织的利益,要实现这一目标,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不可不学。具体而言,运用“无为而治”思想,可以创造企业顺势领导,实现共赢的局面。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以无为实现最后的有为。

第一,“无为而治”与领导者决策。“无为而治”换一种说法就是指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所谓顺应客观态势,就是要领导者在工作中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触犯社会法律以及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所谓尊重规律,并不意味着领导者可以对一切事务坐视不管,放任自流。相反,领导者应该主动去认识并探求事务发展变化及领导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开展领导活动;尊重规律还意味着领导者在做决策时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志独断专行,必须尊重组织全体成员的意愿。当今的领导者之所以在有些时候觉得领导工作棘手,主要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了组织成员身上,继而导致一些政策、法令难以贯彻执行。所以,领导者要讲求民主,在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到组织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组织成员及服务对象的意愿,不能处处只为自己和少数人着想。领导者的全部决策和计划都应该尽最大可能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领导者的决策与计划最初并不需要所有人都认可,但最终的结果应该是以组织、组织成员和社会之间的共赢为目标。

第二,“无为而治”与领导者行为。

如前所叙,“无为而治”,并不是说领导者可以不作为就能达到治理的效果,而是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一个领导者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要治理一个单位、地方或国家,能什么都不做吗?很显然,他必须有所作为。老子“为”的最高原则是“为无为”。“为无为”是这样的一种“为”:在不该为的时候就不为,在该为的时候就要为。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造诣,它体现的是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巅峰智慧。由此可见,老子所讲的“无为”不是消极等待,毫无作为,而是以“无为”的态度去“为”,“无为”只是一种现象和手段,最终要达到“无不为”的理想境界。随着组织规模的发展与壮大,社会复杂程度的不断加深,领导者会越来越多地陷入各种纷繁的事物中不可自拔,实践证明,领导者的过度干涉只会物极必反,致使整个组织和社会陷入僵化和混乱之中。因此,现代的领导者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去“为”,在工作中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抓关键。把主要精力放在“掌舵”而不是“划浆”上,这才是现代的领导者所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第三、“无为而治”与领导者权力。

领导者的权力应该用于为人民谋福利,而不应该成为特权的标志。有些领导者因为有权在手,所以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组织成员的意志、行为。这种干预是对组织成员的一种压抑,也是对潜在秩序的一种破坏,它妨碍甚至损伤了组织成员的创造性与积极性。

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认知能力都有了极大的增强。原来只有领导者才能做的事情,现在由下属就可以做,而且可能会做的更好。授权、放权并不代表领导者就无事可做了,就不需要领导了,相反,人们更加需要领导了,只是此时的领导者应该去考虑宏观的、重大的事情。如此,自上而下各司其职,社会才能繁荣昌盛。

四、现代管理的成功窍门

“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在今天更具有时代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的管理形态中,只要把“无为而治”的理念与时代的精神加以结合转换,就能使现代管理创造出无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简单管理,借力领导

老子将“道”视为宇宙之本,而道之本性则是“常无为而无不为”,即“道”对于宇宙万物是“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大道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有很大的启发。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看,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至少包含有如下五层意义。

第一,有为无为,顺势而为。“无为而治”在管理上的应用,同样要求企业管理者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事物发展的方向,因势利导,借力使力达到成功。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应该充分认识并运用经济周期、行业发展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等经济规律,充分考虑到项目投资的风险,在发展与调整的关系上把握好周期规律,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掌握规律,顺势而为,熟能生巧,就一定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第二,宏观有为,微观无为。

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放任自流,毫无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宏观有为,微观无为。也就是说,管理者在“小事”上应有所不为,而在“大事”上应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然后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面对大量的信息干扰,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应学会取舍,绚丽的市场上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机会,决策要服从于自己的核心能力,防止掉入“事事欲有为,事事不可为的陷阱”。企业在介入某一产业时不是服务于所有客户而是要进行取舍。

一个优秀的现代企业领导者,要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在使用干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成效经验中,早已认识到“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的道理。所以,在管理之道上,黄老学派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在用人上对于贤臣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不越俎代庖,不横加干涉,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级员工的积极性,达到“不为”而“有为”的效果。

第三,有为于前,无为于后。

企业管理的无为而治,在高层是指宏观控制,而非事必躬亲,在基层则是顺其自然,而非逆自然行事。高层管理的所谓宏观控制就是引导企业不偏离自然发展的方向,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而不是事后控制或事中控制。可惜大多数的事业经营者均未能体会到这一点,等到企业出现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这时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管理者应该把企业的痼疾根治于萌芽状态,而不应像对待病重患者那样,病入膏肓时才动大手术。

第四,攻克难关,借力而为。

很多管理者思想上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拥有大量的资源,才能大展宏图。事实上,办实业并不在于你已拥有多少资源,而是在于你能利用多少资源,整合多少资源,要善于借力。在占有资源上要行无为之事,在利用资源上要有所作为。

证明一个管理人员优秀与否,并不在于你多么会做具体的事务,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是在于你能否借用他人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来攻克某一个难关。聪明的人总会利用别人的力量获得成功。领导者最大的本领就是驾驭人才的能力。

第五,少管多放,稳定增强。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必须坚持政策的一贯性,政策多变则扰民。企业管理亦然。在管理中运用这个原理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少管出效益。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管控活动。控制的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如果管理部下时“天天翻动小鱼”,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②管理的简单化、标准化。所谓少管不是不管,而是管理者要抓住管理的关键。这个关键是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越权管理、不越级管理。企业管理者应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洞察问题的本质,化繁为简,使管理简单化。此外,要想管得少又管得好,还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简单问题标准化、程序化。因为人都是有弱点,有感情的。而制度呢?却能起到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③建立合理预期。合理预期,是一个企业赖以长期发展的基础。假若一个企业发展策略不固定,波动易变,就会使员工、供应商、顾客无法建立合理预期。没有合理预期,企业的员工及与其合作的利益相关体的行为就会变成短期行为,而短期行为会使企业的稳定性减弱,风险因素增强。

2.人性管理,功成不居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形态,现代化管理则是这种形态下实施合乎人性管理的一种追求。管理必须合乎人性,否则有悖人类发展的目的。只有利润,只有绩效,一切讲责任,一切讲效率,而人人不得其安的管理违背了人类的初衷,只会被人类所摒弃。

管理只有合乎人性,只有顺乎人性的要求,才能达到管理者希望达到的境界。

人都是喜欢自由的。梁启超在参透“无为”的意境后,将其解释为“别管他”。他说:“俗语‘别管他’,文言即是‘无为’。”“别管他”好像与“管理”两个字有点不沾边,是的,但我们别忘了“管理”后面还有一个“理”字,不要管他,却不能不理他。“理”是什么?“理”是孟子当年所说的“敬”,孟子说:“有礼者敬人”,希望所有管理者,都应该“看得起”(敬)员工。

既然管理应该以看得起部属为出发点,那么,管理者便不应该只重自己的权威,一心只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应该运用老子的“无为”管理,因为“无为”才是最合理的“看得起部属”的人性表现。

当然,“无为”不等于“一事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哪里能够“无不为”?再说,人是天生要动的,做事才合乎人性,管理者什么事情都不做,等于违背了自己的人性,如果真是一事不做,那又何必要这个管理者?

管理者应该做的是“放手支持员工去做事”。员工的“有为”,正是管理者的“无不为”。那么,怎么放手支持员工去做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得起他,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正确的态度即是“别管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要好好理他!”

管理者敬重员工,员工便会敬岗爱业,各尽其责,其结果便是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不至于像个人英雄主义者独断独行那样,竭尽全力也只能发挥一个人的智能。

一般说来,凡是员工能够做得好的工作,管理者都不应该去做,否则便不符合“分层负责”的精神,也不合乎“分工专职”的原理。

如果遇到另一种情况,管理者则应该挺身而出,拿出办法来,把事情做好。那就是当下属不能做或者做不好某件事的时候,这时下属由于自己做不好或不会做,自然很乐意接受指导和协助,心里既不反感,接受命令就不会有所抗拒,这能无形中显示出你的权威。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管理者怎样判断员工能做不能做,愿意做不愿意做?假若判断错误,岂不纵容了员工的懒惰行为?

孟子教给人们的办法是用“不得已”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是别人不会说,更不是我比别人说得更好,而是此时此地,别人都不愿意说,我不得已才说的!这种古道热肠,正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我们称之为使命感,或者道德勇气。

管理者必须具备这种道德勇气和使命感,但如果管理者的这种使命感太强,员工就会越来越缺乏使命感。因为管理者权大位高,员工是争不过的,所以干脆成全他。员工用自己的缺乏使命感,来满足管理者无敌的使命感,这是整个组织有气无力的主要原因。

庄子更进一步,把孟子的辛酸苦涩,化之于无形。他说:“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一个人不走门路,不刻意营求,心灵凝聚而处理事情寄托于不得已,这样便是合乎人性的做法。他又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管理者必须顺应事物的自然而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已而蓄养心灵的和谐,才是最好的表现。

庄子所说的自然,重在“自”字。万物有其各自的性,必须顺性自由发展,以求各得其所,千万不要添加人为的伪,否则便不自然。管理者主观上绝对不能有“有为”的欲望,更不能把员工的成就当成自己的成就。

孟子和庄子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如现代这么自由。人力的素质也远不及现代。在物质生活日趋获得改善、追求自由越趋强烈的情况下,管理者更需要无为而治,亦即非不得已,不亲自动手。任何行动,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才能体现“无为”的宗旨。

老子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管理者如果能够抱持“不得已”的心态,那么,就是自己的功盖天下,也会看得好像与自己毫不相干。这种“不与部属争功”的素养,正是“无为而治”的基础。

假若管理者有心争功,便有可能霸占所有表现的机会,而不会给员工任何机会,结果团体的力量便无从产生。管理者也可能尽量诱使部属工作,而把他们的功劳掠为己有,弄得员工怨声载道,誓死下不为例,这样便会严重损伤团队的士气。管理者的有为,造成了整个团队的无为。

反之,假若管理者并无立功的心意,转而鼓励、支持员工有所作为,则员工成功的机率大,成功感也强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使“无为”凸现成果。

管理者“功成不居”,“为而不有”,凡事“不得已”才为之,便是无为而治的现代意义。“无为而治”的现代标准,表现在“团体内的人员,都能够自发自动去努力达成目标”。自动化是现代管理的目标,但是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只有生产自动化、程序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还没有那一个国家,讲到人力自动化。我们先哲的理想“无为而治”,却早已指明“无为”便是“自动化”,“无为无不为”则是人力自动化的具体表现。

现代化的管理,必须以人性为基础,视人为人,完成人力自动化,亦即达成现代化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一种高层次的管理手段,只有参透其中奥妙者,才能运用自如。那些无法忍受平淡,不能抛却名利的人,是一辈子也达不到“无为”的境界的。

3.自然管理,功成事随

《老子》的核心思想是“无为”。这个“无为”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待,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的去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去正确的引导它,使它得到一个正常的发展。

古语说:“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意思是说最高的领导应该是无为的,但负责具体事务的大臣应该是有为的,也就是“政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意思。中央集权并不等于中央包办一切,具体的事情都由四方来做。但是要在中央,要是什么?要是纲要,要领,关键。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所以,无为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是主导的无为,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调动被领导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在现代管理中有积极的意义。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老子》里说的“道法自然”,什么是道法自然呢?老子说:“功成事随,百姓皆为我自然”。意思是说事情做成功后,老百姓感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感觉到你在强迫他们做,也没有感觉到你在驱使他们做。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科技智囊集团叫做“贝尔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有10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名列世界第一:发明第一部电话机;发明第一架电传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金;设计第一个通讯卫星;发明第一只太阳能电池;应用激光技术;发明第一部高传真电话唱片;发明第一盘有声唱片;发明电视传真电话;发明真空管;研究微型集成电路等。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拥有这么多一流科研成果的机构,其管理指导思想却是中国《老子》的哲学思想“无为而治”。来到贝尔实验室,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无为而治”这四个中文大字,下面则是对“无为而治”的英文说明:“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又让人感到不需要他。”贝尔实验室的一个领导人解释说,领导人的责任要做到你在领导别人,却又要让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事事过问的话,会让下属感到自己不被信任,难以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领导者的“有为”往往会扼杀部属的创造性。“无为而治”的目的是调动和发挥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有的领导把各部门分工责任明确后,就不再去干预了,由各个部门各司其职,领导只是掌握总的原则和政策,这就是“政在四方,要在中央”的典型应用。

事实上,每个领导者都不希望上级或者别人来干预自己的工作。每个被领导者也不希望事事被干涉,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请示,那么,这个事情就干不好了,所以,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放得开。“无为而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我们领导者在文化修养和素质上的一个考验,人文精神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宽大的胸怀。

具有这样的胸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因为政在四方,具体的事情要大家去做,要在中央,责任是要你来负。也就是说,干事的时候你可以不管,但出了问题你却应该主动出来承担责任。

国内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板有着这样一个习惯:不论身处国内外任何地方,他每天只有下午三点半到五点之间的一个半小时会开通自己的手机,一天之中的其它时间都是完全不接听手机的。面对很多人的质疑,他反问说,一家企业有多少起火冒烟的突发性事件?如果几率很低,当然不值得为如此之低的几率而令老板做信息的奴隶。而且即使有突发性事件爆发,企业首先依赖的应该是一套有针对性的危机处理机制,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老板的个人智慧。

这位老板可谓是一位深谙“无为而治”经营哲学的领导者。“无为而治”的经营哲学,实质上就是以领导者对伦理和治理层面的精心设计来换取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的授权和超脱。“无为而治”的实践背景,是能否尊重市场经济下资源自由流动、有机组合的大规律,将外部市场的竞争机制导入内部市场,让“看不见的手”指引企业领导的管理行为。因此,有为或者无为不是割裂开的,正如老子所言:“有无相生”。有为是蕴涵在无为之中的,无为是驾驭在有为之上的。

4.诚信管理,价值为天

老子的无为思想在现代管理上的运用无疑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科学理念是管理的基础。但是,在这种科学的背后,老子的智慧却是将管理引入新境界的“大道”。不过,老子的智慧不是可以即学即用的工具,而是一种需要认真钻研,仔细体会的学问。

那么,将老子的“无为”思想运用到现代管理中,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第一,要想实践老子的“无为”思想,就必须准确地理解老子的辩证思想。将老子的“无为”思想运用到现代管理艺术中,就是将日常事务的管理权下放,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管理者不置身于琐事,不费力于枝节,而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影响组织的共有价值观,在平和自然的气氛中实现组织的目标。但是,无为而治并不是排斥任何管制行为,而是要把握好组织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以不破坏事物的自然状态和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为原则。

西方学术界起初在翻译和介绍《老子》一书时,往往是从字面出发来理解,从而偏离了本义。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译家和评注家都把‘为’字直译为‘行动’,于是道家最大的口号‘无为’就变成了‘没有行动’,我相信大部分的汉学家在这一点上都错了。无为在最初原始科学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动’,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适的事不强而行之,势必失败的事不勉强去做,而应委婉以导之或因势而成之。”李约瑟对“无为”的理解,深得老子思想的要领。老子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是手段,最终还是要实现“有为”的目的。

实践老子的“无为”理念,要结合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之融汇于现代管理之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虚拟空间的存在也日益渗透到管理实践中。许多管理学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由于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未来企业的办公室内,看不到一个员工,有人选择在家或工作室工作,有人在外面拜访客户,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种种发展迹象表明:虚拟的办公室工作状态,已逐渐成为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恰恰也为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它打破了传统的权威管理和严格管理,意味着组织的分权,把权力从领导者手中分散到组织成员手中,成员获得了独立处理问题的机会。

事实上,虚拟办公室的发展前景,正好为现代管理者进行“无为而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到那时,领导者的任务就是支持、协调、指导成员的工作,并尽最大可能激发成员的智慧。这时领导就是集体智慧的网络,大家通过网络分享信息,形成一种“无为管理”的管理理念。所谓“无为管理”并不是取消管理,而是管理进入更高层次和更高的境界,人人都是管理者,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也是决策的执行者。管理达到如此境界,才能使领导者摆脱日常事务,面对未来,纵观世界,审时度势,筹谋大计。这种新型的办公模式,能使领导者摆脱冗繁的事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第二,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哲学理论与现代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治大国若烹小鲜,企业管理亦然。统治者治理国家,企业领导者治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无论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企业都需要一个安定稳固的政治局面,如果制度朝令夕改,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家的行为就会无所适从,人心不稳定,社会就会大乱。反之,如果制度稳定,职工就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做出成果。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管市场风云如何变幻,企业的整体规划、规章措施不能变。企业只要抓住了大的原则,制定了大的基本的规章制度,有了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运行轨道,在通常情况下,就应当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基本的东西是正确的、基本完善的,就不要轻易去“翻弄”它。

②以无事取天下。企业“无为”的外部模式在看待企业的外部关系方面,老子的思想并不赞成所谓“商战”的提法,也不主张“竞争”。为什么这样呢?老子认为:天地自然的世界,万物从各种形体而生,而成长变化为各种形态,各自有其一份充实的生命之开展:河边的杨柳抽发绿色的芽,鸟儿在高空上飞翔。在这个世界上,无任何作为性的意志,亦无任何价值意识。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充满生机、欣欣向荣,那是因为万事万物都在“无为”之中顺应了规律,而不是“争”的缘故。

市场和自然都是同样的道理,谁更能顺应社会规律,市场规律,需求规律,谁就能生存发展,反之,则会消灭死亡。要顺应这些规律,并不需要去市场上找对手与之“相争”,而是应去认识这些规律,服从、顺应这些规律。企业的天职是为社会、众生生产物质财富,如果企业界都把重心放在“争”上,那么,社会众生所需的多种多样的物质财富又由谁生产呢?对企业而言,最明智的谋略应当是如老子所说的:“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而是说不要去“争”。明智的企业,应当在“不争”上下功夫,应当去了解社会众生新的、未被市场认识到的潜在需求,把全部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在这个“没有竞争”的点上,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开发,拿出公众满意的产品。这样的新产品一上市场,自然就拥有了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用新产品创造了新的市场,谁又能与你“争”呢?这就是老子所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就是在这样的“无事”(不争)中取得的。对一个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即是开拓、介入、获得市场,而不是什么热门就去跟风、竞争,以求分得一杯羹,这样竞争的后果只能是市场饱和后,产品过剩造成的两败俱伤。

③我无为而民自化。企业无为的内部模式,落实到运行管理中,是什么情形呢?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在“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原则指导下,企业的规章制度等企业的基础软件系统应当是正确、坚定而长期不变的,把这些落实在质量标准上,制定出操作规程,即工作标准。然后,针对工作目标,制定操作方法,让每个岗位都具有可操作性、可控制性。制度、岗位、职责明确后,要让员工选择自己喜欢干的,有能力干好的岗位,以保证其发挥最大的聪明才智和最高的积极性。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不合理的工作流程、方法加以改进。这样员工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就都得到了加强。

只要企业的制度、原则和操作规程都已经制定好了,企业的运行也就有了基本的轨道,而这个轨道又是围绕质量标准展开的,所以,只要在这个轨道上运行,自然就能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用一个形象的说法:这个轨道就像渠道,员工的才干、能力就像水,水通过渠道去灌溉企业生产的最终目的,即产出高质量产品,产出最大价值。这样的渠道建成之后,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疏导了。疏导或者说沟通往往是情感性的、思想性的,帮助员工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员工有差错,耐心教导,让其充分理解和认识错误的原因。同时,关心员工的家庭生活,住房等实际问题,这样,不但能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对企业的忠诚度,更能使员工从情感上对企业产生一种深深的依恋,从而安心地为企业效力,以企业为家,与企业同甘共苦。

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思想,运用到现代企业,从生产者角度讲,是要让员工发挥才干,发挥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能力;从生产的结果上讲,就是要多出、快出高质量的产品,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总之,为企业所有员工发挥他们的才干提供一整套操作规程,操作法,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汇到一处。这是企业无为的内部模式,它能让每一个员工都尽情发挥他们的热情和能力,创造出最大的劳动效率。

④以德信取天下。企业的经营活动成功与否,靠的是企业家的智慧和能力。一个企业,其价值追求固然是盈利,但决定企业百年的因素却是盈利后的取向。一位企业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企业盈利100万是企业家个人的财产,盈利1000万是企业员工的财产,盈利1个亿是国家社会的财产。”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

道家学派指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意思是说天地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已而是为了世间万物,所以它能久存。企业的价值观决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追求和企业的行为,也必然决定企业的未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企业做大做强后,无一不是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捐赠希望工程来回报社会。大家熟悉的中国首富李嘉诚先生就是一个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慈善家。他在一次谈到资助7万名残疾人的“新万里计划”时说:“我们要一路热情不减的去做公益的事业,要给人以信心和希望。”这就是他“捐赠文化”的核心。大凡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也都会是一个更伟大的慈善家。企业存在于社会,社会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条件,企业成长,社会才能繁荣昌盛,没有社会,则企业也不会生存,更不用说去盈利了。

一个企业如果一味地追求利润,忽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其价值观不是以“生存百年”,“从优秀到卓越”为追求目标,那一定是不会长久的。正如善恶、美丑、优劣、忠奸这些对立面在道家学派里被认为是相伴而生的一样,追求短期利益,企业必定不会长久,只为一时,必定只存一时。有一次联想控股向一家著名的外资银行申请贷款,这家银行却要求一份公司在社会公益方面情况的汇报。就像要成为沃尔玛的供应商,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竞争力,否则企业可能就会被排斥在商业游戏之外。所以说,企业在成立之初订立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源泉,这种价值观只要转化为员工的价值观和动力,企业就能从困难中看到光明,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企业的发展就能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老子》第10章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大自然养育万物,但不占为已有,帮助它们却不依赖它们,成就它们却不支配它们,这就是高尚的品德。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懂得自然之道,顺应人的天性,具备大自然的这种“玄德”。只要员工敬业,就应尊敬他们,只要员工忠诚于企业,就应让他们建立和睦家庭,只要员工加倍努力,就应该提拔他们。老子还提出圣人的品格为慈、俭,并像山谷一样开阔,像水一样利于万物,即所谓“上德若谷”,“上善若水”,企业家如果有了这样的素养,就一定能造福社会。

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企业管理者的品格修养,对于企业的运作和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老子同时还提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正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领导者实现影响力所需的品质,因此,只有从管理者人格中发出的力量才是最有力的,才是真正的权威,领导人只有通过自已良好的素养,高尚的情操,以及身体力行来建立威信,才能指导员工朝着正确的远景奋斗。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就熟知中国取势求利的文化精髓,他运用其以诚取信的商业原则,助人济世的侠义精神,从一位钱庄小伙计崛起为富可敌国的江南巨贾。我们应学习胡雪岩博采众长知己知彼的经营之道,诚信戒欺开拓市场的经营之术,仁义为先立足社会的经营之本以及知人善用灵活多变的用人之道来适应当今这个变幻莫测的社会。

在一个诚信社会里,德信价值是社会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观的统一,是衡量一个企业家成功与否的试金石。为此,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决不可低估它的作用。

5.趋向管理,无为改革

企业改革,就是对一个行将破产的企业施行“外科手术”。可是,要改革,就必然要打破一些旧的东西,就一定会有阻力。如果改革者不能恰当地平衡利害关系,轻者会受到受害者的抵制,重者还会引发双方的对立、冲突和流血事件。那么,企业究竟怎样才能获得改革的成功呢?

那就是必须掌握黄老之术的要旨。“外施儒术,内修黄老”,这是中国大多数有为君主奉行的管理哲学。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对天下人要讲“仁义”,要去阻止一切不义之举,要一切随其自然,讲求水到渠成,讲求“无为而治”。

这里所说的“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有为”中的“无为”,企业改革的成败就在这里。

企业改革,决策人的处事哲学非常重要,他应该在外人看来的“无为”的背后,做着“有为”的事情,表面上风平浪静、天衣无缝,而实际早已“暗渡陈仓”了,这才是改革成功的真谛。那么,怎样实施企业改革呢?

首先,要弄明白改革的必要性,改革要做哪些事情。这些改革的措施与事项不要马上公布于天下,只须实施者知道就行了,否则必然会受到反对者的阻挠。

其次,要找到平衡利害关系的策略。比如,进行事关大局的人事调动,或者其它动作来维持这种平衡的局面。在人事任用上,一定要让利益既得者去担当重任,逐步让利益受损者靠边站,调离岗位,转移利益归属。

再次,将要实施的项目,分步骤地,一个一个的,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实下去。比如,我们可以先落实一些大家都没有争议的、或者利害冲突最小的项目,当然不能让利益受损者清楚这些项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然后再进行阻力较大的项目,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待到谜底一步一步揭开,真相大白之时,木已成舟,新生力量已经足够应付眼下的改革时局,改革也就取得了成功。而利益受损者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可以得到新的任命,或者不再需要纠缠这里的利益而另谋高就,矛盾化解后的改革,就成为了一项正常的企业管理活动。

很多企业失败的原因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大刀阔斧,除旧布新,但却不考虑当事人的心情和利益,强行作为,最后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这些企业没有考虑到力度大的改革不可能不伤筋动骨,不可能不触动各方利益。因此,当受损者开始抵抗,进而反击时,改革者就必然遭到失败。君不见,历史上的大刀阔斧者几人得以存活?这就是他们学史而不懂得吸取历史教训的原因。

为什么孝文帝的改革成功了,而王安石的改革却失败了呢?为什么汉武帝的改革成功居多?商鞅却会被“车裂”?全在于改革者的哲学思想不同。

一个人形成哲学思想的渠道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别人强加给的。比如宗教用一些神话,或者是伦理、六道轮回等,威慑性地灌输哲学思想;另一种是受现实世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通过实践结果来总结或印证某些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这深深的哲学烙印,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得到了信奉与遵从。这两种哲学思想,当然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更为可靠,更值得信奉。搞企业改革,就要用历史的经验警戒自己,用前人的智慧武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6.员工管理,人性至上

现代企业的管理,尤其是员工管理,在观念、思路、制度、方法上与传统模式相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公司犹如微型社会,员工在这个小社会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目前的很多企业对“员工管理”存在一个很大误区,他们以各种有形的手段对员工加以约束,除了规章制度以外,更把电脑监控软件、监视探头、掌控密码等“特务”手段用在员工身上,这种状况造成了劳资双方的严重对立。管理者基于对员工的“有嫌推定”,热衷于对员工实施各种约束,以达到控制企业的目的。这些现象的本质反映了企业深层次的管理理念与迅速发展的社会观念存在的差异。

如何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怎样更新管理理念呢?

第一,管理者必须在企业中树立和培养符合社会和企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体系。

一个员工进入企业,他的行为即受企业环境所左右,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当积极利用企业环境,以先进的理念去塑造培养员工的价值观,使之适合于企业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当今社会,企业所着力培养树立的应该是一种共同的、创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所弘扬的是与时代同步的、企业与员工共命运的、鼓励创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它贬斥的是陈旧保守的、与企业和社会共同利益相背离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价值观体系将把企业与员工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企业与员工的命运共同体,一个异姓大家庭。在共同价值观体系下,员工的思想行为自然与企业利益相符,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管理”就自然而然地会走上“无为”管理的轨道。

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应当体现为一种系统的企业文化,它包含企业的经营理念、宗旨、制度体系、行为规范和外在形象。塑造卓越的价值观念体系,有两条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必须以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为背景,以踏准时代步伐为标准。二是以本企业的发展历史和未来目标为基础,创造出符合企业需要、独具特色的价值观体系。

第二,企业应推崇“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主要注重于精神的引导,淡化形式上的控制,提倡企业高层管理者尽可能地将权力下放,以便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犹如管理学者彼得·圣吉所说“给人们行动的自由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责。”

我们的企业管理,由于受封建传统和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人们的思想比较僵化。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就是自上而下的层层控制,这种控制往往成为一种对人的思想禁锢。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常常存在一种顾虑,害怕放权会使企业失去既有的功能,使得最高管理当局被架空,从而使企业陷于瘫痪,所以,他们凡事必亲历亲为。领导者的“有为”,必然会限制下属的创造力,久而久之,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就会淡化,企业就会停滞不前。

一个企图“有所为”的企业,所要做的不是对员工行为的严密管束,而是努力改变其思维模式,加强团队整体意识,让各种信息与人的创新思维接触、碰撞,产生出改变现实的良策,达到控制企业的目的。正如清华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所说:“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去除管理。”“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还应体现以下三种创新意识。

①人道化管理。管理者应把人看得比“制度、模式”更重要,相信员工的创造力和实干能力,把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于决策大胆地交给他们。破除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保守观念,提倡个性化的自主思维,同时,以人的观念评估人的价值。

②运用全息管理思想。全息管理的主要含义有三层:一是指全部的信息,也就是说,管理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是全面而不是片面的;管理措施是系列化配套的而不是孤立推出的。二是任何一个局部都包含有整体的信息,亦即所谓“一叶而知秋”。三是一个适当的局部,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整体。比如一种思想、一种创意甚至是一种不为人注意的现象,经过发扬光大,会如同一片叶子或一根枝条插入土壤,在合适的环境中长成参天大树。

③企业管理者应宽容某些非理性的行为,包括一些“奇谈怪论”和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宽容创新管理中发生的错误和失败。民营企业的员工群体有着年轻化、知识化、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敢于创新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有着思想过激、经验欠缺、群体意识差等多方面的不足。参与管理、构思或实施创新,往往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有时还难免会犯一些错误。有很多的创新思想和行为,在初期会表现得有些怪异,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当“独具慧眼”,宽容和保护创新的思想和行为,以使创新的意念在企业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员工管理”的最高境界,同样是“无为而无不为”。企业管理者只有摒弃那些古板的陈规旧习,以崭新的思维去管理员工,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7.闲适管理,宽松发展

“无为而治”是一种优秀的管理模式。在“无为”的前期,“有为”是一个必须的行为过程,通过“有为”来挖掘河道,完善管理架构,其后水流则循渠道而行,无使出其右,其后便可达到“无为”的结果。因为在这个时候,管理的内在运行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随时掌控着企业的运转和人员的行为模式,规范着企业运行的方向,使企业按着良性的轨道顺畅发展。

江淮汽车集团的董事长左延安就是一位“无为”管理的高手。江淮集团是国内汽车业八强之一,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然而,作为集团董事长的左延安日常却无比从容,他在办公室工作时,尽管手机开着,办公室的座机也通着,下属却能一连几小时不打他的电话。这份“悠闲”,一般的企业老总是享受不到的。左延安的“闲”,源于公司在管理基本功上的付出,当然是管理架构搭建合理,管理层各司其职、运作得力的结果。是“功夫在诗外”,是以“有为”之能成“无为”之功。江淮的企业战略和定位没有失误,公司一直靠性价比取胜,实施“高一点低很多,低一点高很多”的战略。具体说,就是同类产品,国外的技术要比江淮高一点,但是江淮的车价却比他们低很多;而对比国内的产品,江淮汽车的价格只高一点,但性能却高很多。江淮的轻型卡车、MPV等车型就是在这一高一低之间,成功占领了市场。

相较于左延安的“闲”,万科老总王石的“闲”则别具特色。王石偏爱极限运动,至今已征服世界七大高峰。王石为何有如此闲暇的时间去登山呢?因为万科已经进入了“无为而治”的阶段,形成了完善的管理架构和商业模式,脱离了对某一个优秀领导人的依赖。当然,王石也很坦率地承认,这种“无为”的心态来之不易,因为他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者,“退出说起来容易,其实在心理上要跨过好几关。它需要的不仅是创业者的胸怀,更考验一个人由内而外的多种能力。”王石说,“事实证明在我离开之后,万科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这说明万科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显示出在业内卓越的竞争力。”

同以上几位老总的闲适、从容相比,上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吴江却显出了一副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势。他凭着一股闯劲和悟出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闯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上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公司成立伊始,吴江就通过成功全案操盘豪柏国际公寓、后现代城两大楼盘,当年达到销售业绩8亿元,并借此跻身于北京10大代理行之列。2003年昆泰国际中心的崛起,让上古再次赢得了业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上古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北京建立了稳固的市场地位。吴江说,上古成功的法宝就是培养英雄主义信念和浪漫主义的理想。“作为公司的核心,我并没有将公司做大的能力,但我有将公司的所有员工笼罩在浪漫主义和革命精神之下的能力。我们当然不是靠每天晚上开会,然后大家不睡觉一起奋斗,而是给团队每一个成员独立发展的空间,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去接触项目、了解项目。”他说,“北京大概有1000多家代理公司,在他们中间成为前10名或前5名是比较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只有充分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而不是说非要坚持术业有专攻才能使自己最终胜出。”令很多人不解的是,上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从成立到现在,竟然还没订立一条规章管理制度。吴江从来不限制大家做什么不做什么,从来不过问大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只要把该做的事儿做完了,可以打游戏。”吴江说。吴江总结“无为”给他公司带来的几条好处:首先,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每个人就只能在销售现场工作,这样就能够对遇到的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其次,行政机制的简化,使公司运作的成本很低,于是利润相对很高,股东回报也就相对较高。再次,以诚相见,心无介蒂的办事作风,使员工很容易为一个项目去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最后,领导和员工容易相互沟通,不会产生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病。吴江说,他的公司是北京十大代理行中工作人员最少的一个。因为公司“小”,人员比较少,所以大家的关系都比较和谐,公司团队的构成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吴江说:“我们更多的是靠信任做事,所以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几年来基本没变,其他员工也都工作了两年以上。我们公司招人比较慎重,但只要进来就轻易没有人离去。在这里没人约束他们,他们是在一种充分的宽松氛围中工作和成长。”

从吴江的管理经营之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吴江的管理方法正是“无为而治”的生动体现。没有办公室、没有管理制度,看似“无为”,但是吴江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把办公场所设到楼盘一线,让员工“有为”,员工的有为,造成了上古公司的“无不为”,这就是上古公司创立之初就能跃升于北京十大代理行之列的秘诀。

法则二 治众如治寡——领导的高效能力

“治众如治寡”本是兵家统帅韬略,现代主要运用于领导的组织管理中,主张设立组织、严格执法、分级领导、系统战略,达到整体领导的统一性、协调性、阵式性和战斗性,将个体的力量组织成团队的强大战斗力,实现组织领导的高效性。孙子(约前551~约前479年)

孙武,字长卿,乐安(今山东惠民,另有博兴、广饶等说)人,以兵法13篇晋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军,辅助吴王经国治军,称霸诸侯,多所贡献。

孙武撰《孙子》,又称《孙子兵法》、《吴孙子》等,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它在《武经七书》中居于首位,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它总结了我国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普遍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它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上,都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许多著名的论断,至今仍是不可违背的军事规律。《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现存最早的“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在世界上流传甚广,早在唐代就已传入日本,18世纪又传到欧洲,至今有日、英、法、德、俄、朝、意、捷克、罗马尼亚、希伯来、希腊、阿拉伯、荷兰、西班牙、越南、丹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不同语种的译本传世。在世界军事理论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齐名,但成书却比《战争论》早两千多年。

在《孙子·兵势》中说:“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数”即指管理层次和幅度。孙武认为,管理人数众多的军队像管理人数很少的军队那样应付自如,这是由于军队的编制和组织合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

一、高超完备的组织技能

组织问题是构成企业或团队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说简单一点,组织工作就是人群的分工与合作:你我分工,你我合作,分工加合作;分工合作合理,就会优势互补,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则会劳而无功,内讧内耗。

1.设立组织,分级管理

“治众如治寡”一词出自于《孙子兵法》,吴子在《吴子·论将第四》也曾提及。《孙子·兵势》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治乱,数也。”

吴子在其“论将”中说:“理者,治众如治寡。”

曹操在注释孙子的话时说:“部曲为分,什伍为数。”“以部曲名分数为之,故不乱也。”杜牧作注说:“分者,分别也;数者,人数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别其人数多少,各任偏裨长伍训练升降,皆责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

上文的“部曲”、“什伍”、“行伍”为古时的各级编制;“偏裨”、“长伍”则为官名。孙子的话大意是说,通过把部队分为各级组织,治理众多的军队就可以通过管理那些组织的头目来达到目的。吴子的话则是指作为一个将帅,首先就要具备“理”的素质,他说,理是指治理众多的军队就像治理少数军队一样条理分明。

从上面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孙子那句话中的“分数”,实际上就是指各级组织。“治众如治寡”就是通过各级组织达到治理众人的目的。

运用“治众如治寡”的原则须注意如下事项:

第一,要建立组织。

为了使人群有效发挥作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即所谓“分数是也”,形成“部曲”,也就是形成一级一级的组织。

第二,分级设立领导。

为了管好队伍,要设领导以管其事,“训齐决断”、“授以方略”。“部曲”设置有大小层次区别,其所辖人数,或什或伍要得体(这里的“什”和“伍”都是数量词)。

第三,要建立制度。

队伍要有规章制度以统一人员的行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制度的队伍是不能打胜仗的。

第四,要有奖惩措施。

赏罚严明,奖惩得当,才能激发队伍的积极性,凝聚队伍的战斗力。“治众如治寡”的反面是“治寡如治众”,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人对存在的问题不调查,不分析,比如见到少数人工作消极,就认为所有人都消极。常常做出“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事。这样就把易事看成难事,解决起来就会不知所措。所以,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会运用“治众如治寡”方法的关键。

2.组织机构,合理设置

组织元素是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条件。而元素的存在是依赖于两个以上的人际关系的整体。单独一个元素若不与其他元素结合,就很难存在,人总是结群而存在的,管理总是需要借助组织的职能而发挥作用的,管理就是研究元素的组合问题。组织学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组合问题的科学。

第一,构建有效机构。

以军队为例,就需要有负责指挥作战的机构、负责军需供养的后勤机构、负责出谋划策的参谋机构及按层次分军、师、旅、团等的设置,所有这些都是有效机构。再如企业管理,企业负责生产经营活动,也有指挥问题、参谋问题、后勤问题,因此也得设置指挥、参谋、后勤等等机构;企业生产经营通过层层组织落实任务,因此,企业也得设有厂部、车间、班组层次机构;为了完成任务,企业要设置经营、销售、生产、供应等部门。车间还能细分铸造车间、金工车间、装配车间等。当今社会,有些术语军队和企业已能通用,如指挥、参谋等词。

第二,组织的素质及人数。

高素质的队伍是取胜的根本,也是保持一个组织稳定性的基础。因此,组织队伍要选择素质较高的人组成。

另外,组织多少人,以多少人作为组织的编制单位,这是组织队伍的又一个问题。一般来说,人数的多少要从有利于精简、统一、效能、实现组织目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孙子认为,兵力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善于使用,不轻敌冒进,并通过正确判断,集中制敌。

组织成员人数的多少,还要根据管理者有效管理被管理人员的人数来考虑。《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摩西带领一群以色列人出走埃及,在出征途中,摩西相当劳累,后来,摩西的岳父提出建议,要他改变花太多的时间去管理太多人的问题。要他从百姓中挑选出能人来,然后千人一长,百人一长, 50人一长和10人一长地进行组织,只要他管大事,小事则由那些千人长、百人长或50人长、10人长自己审理。摩西听从了岳父的建议,才把自己从繁琐的人事管理中解放出来。

第三,协调组织间的关系。

组织有效协同依赖多级管理者作出努力,如提高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素质,搞好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订立规章制度等。

一个好的组织,就在于要使人们在这个组织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处于最佳状态,使人们在行动中彼此协调和谐。

二、优化先进的管理手段

“治众如治寡”是通过借力来实现的,借力就是借组织之力,借组织的负责人之力。这就为管理者提出了一个用人的问题,各级组织用的人只有具备一定的素质,组织效能才能发挥出来,治众如治寡的目的才能实现。

1.层次分明,管理协调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兵书,而且还是一本管理经典。孙子把军队划分为“军、旅、卒、伍”,实际上就是划分出管理的层次,同时确定了管理的幅度。《孙子兵法》中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这里的“分数”是指组织;“形名”是指通讯、指挥的工具,如旌旗的信号、战鼓的声音等。“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意思是说,管理大部队同管理小部队一样,这属于军队的组织编制问题。“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意思是说,指挥大军如同指挥小部队一样,这属于通信联络问题。把这两句内容作一前一后说是有道理的。先有组织问题,后才有通讯联系等问题。其实,“治众如治寡”和“斗众如斗寡”的含义区别不大,都是说治理、指挥大部队如同治理、指挥小部队一样。孙子的话,内含着组织学的一些基本思想。

组织的产生,是因为有了确立的目标,但有了组织就需要处理好协调问题,《吴子·治兵》记载,在打仗中,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等,就是人与物的组织和结合问题,同时也内含着物与物、组织与结合的问题,比如矛戟与弓弩结合。

一个协调的组织能产生巨大的合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管理的问题,即人群的分工与合作。分工与合作合理,就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反之,则会一事无成。

2.系统战略,思想完备

孙子对战争的系统性战略思想有如下内容:

第一,战略的基本条件和原则。

孙子的如下论断:“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明确提出了“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战略领域的基本范畴,为人们进行战略规划及战略决策指明了方向。

相对于企业管理而言,“分数”是指企业组织的管理体制和市场的运作模式;“形名”是指指挥控制、监控体制;“奇正”是指出奇制胜;“虚实”是指以虚击实。“分数”和“形名”指出了战略达成的基本条件,“奇正”和“虚实”指出了战略达成的最基本的竞争原则。战略达成的基本条件是企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只有生存才能谈得上发展,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战略,只有发展到一定规模又迫切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迈上一个新台阶的企业,才会将企业的未来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对这种企业来说,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市场的运作模式是对未来规划必须考虑的问题;企业对没有把握做或没有实力做的事情不可强力而为。

鉴于上述原因,当我们已经确定要达成某个战略目标时,头脑一定不能过于简单,我们应把整体战略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竞争原则全部考虑进去。即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是否具备一切硬件或软件条件,我们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是否健全,市场运作模式是否能支撑整个目标战略的分解,有无一套适合于本企业的监控和反馈流程,执行能力是否强大等等。假若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假若我们管理和指挥一个企业就像管理一个人,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有恒心,不气馁,就一定能够达到目标。

第二,战略“五事”。

孙子说:“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面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意思是说能否达成战略目标,只要从自身和竞争对手五个方面对比就可以知道,“道”就是政治;“天”就是天时;“地”就是地利;“将”就是将领;“法”就是法治。

孙子所谓的“道”,我们可以理解为现代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反映了一个企业的精神风貌,当企业创造了一个组织和群体的时候就创造了文化。而文化又决定了组织和群体的价值观以及在此价值观之下的组织行为。企业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个人与团队或者企业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而此目标不仅反映了民众的物质需求,也反映了精神方面的追求,它还可以通过相同的利益、相同的情感和相同的理想将企业的员工结成生死与共的一个整体,从而通过时间和力量的转换,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

孙子所说的“天时”,只是指昼夜、晴天、温度和季节等天时气象等方面的情况。但在现代,我们应拓宽它的范围,因为时代在发展,前人的理论也应该逐步完善。所以这里的“天时”应理解为战略形势和战略时机。战略时机就是战略形势变化中在某一段出现的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形势,这一有利时机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关键条件发生了变化,或竞争对手发生了重大的战略失误。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战略时机,使我们的战略发生决定性的转机,从而迅速达成战略目标,如果错失战略转机,就可能失去战略的主动权,陷己于被动,那样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孙子所说的“地利”,则主要是指作战时的地形条件、距离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地域的广阔或狭窄等。同样,我们现在要讲的“地利”则要宽泛得多,它既指地理位置,还包括人文地理条件。“将”指将领、将军。我们所讨论的“将领”主要指经理人以下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从战略的整体来看,其可能只是战略某一方面的执行者,但这一方面战略的成败与这个管理者又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管理或执行战略各个方面的管理者组织起来,就可以称之为团队或者系统战略执行团队。我们所说的团队是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不断创造未来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可以带领自己的团队冲破重重难关,到达胜利的彼岸。

孙子所说的“法”是指军队的保障体系、管理方法等。就现代战略而言,我们倾向于理解为企业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一个组织不可缺少的管理手段,这种机制能极大地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

第三,战略统帅的素质要求。

战略统帅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军队的生死存亡。东汉末年,袁绍率70万大军攻打曹操,曹操却以7万军队轻易取胜。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作为统帅的袁绍多疑、寡断、不善用人造成的。如今的许多企业都有完美无缺的战略规划和营销计划,但总是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就在于企业的领导者素质低下。企业领导在整个企业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既是战略制定的参与者,又是战略的执行者。在市场环境急速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执行战略的统帅,必须时时准备面对一个又一个的竞争战,而要想在这些竞争中保持不败的战绩,就必须提高自己的修养,增强自己的应变能力。

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其实,今天经理人的素质要求也与此大致相同。“智”就是指智慧,一位优秀的经理人必须具有超人的智慧,而知识是智慧的源泉。作为优秀的将领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他的知识面应尽可能的宽,但并不一定要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只是需着重了解知识的本质部分。优秀经理人的智慧体现在他的远见卓识上,他比别人看得远,能够准确预测和善于把握机会。他还应具备高于常人的理性能力,这表现在面对竞争对手和市场机会时的冷静和克制,以及在重大问题上的果敢和坚决。“信”和下面的“仁”都是指为将者的道德范畴。“信”就是信义,就是诚信。为将者必须有坚定的理想追求和言行一致的德行,才能带出战必胜,攻必克的高素质队伍。“仁”是指仁义道德,为将者应该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宽泛的仁爱思想。当代企业家同样应该具备这样的品质。一个优秀的经理人只有通过道德的影响力获得部属心悦诚服的信任,才能与下属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沟通渠道和自然包容的心态,才能形成一种无形的内在凝聚力。“勇”是指勇敢精神。孙子的“勇”是指为将者的胆识,没有“泰山崩于前不变色”的胆识是不配作军队统帅的。当代企业家也需要这种胆识。一个企业家如果缺乏冒险精神,那么,他就不可能闯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严”是指严于律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个人的做人准则。能够严己宽人,以身作则,才能为人表率、凝聚人心,才能培养出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高素质队伍。

3.治寡震众,严格执法

中国古代战乱频仍,由此产生了无数智勇双全的优秀将军。春秋时期齐国的司马穰苴就是其中的一个。司马穰苴在国家危难之时被齐景公破格从平民提升为将军,有很多人不服气。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以便令行禁止,司马穰苴亲自导演了一场“杀鸡儆猴”的好戏,以治寡震众的手段,在短期内就显现了其“治众如治寡”的军事才能。当时,燕国和晋国联合起来攻打齐国,齐国派出去阻击的军队都大败而归。齐景公为此深感忧虑。大夫晏婴便向齐景公推荐司马穰苴。于是,便封他为将军,指挥作战。司马穰苴叩谢了齐景公,谦逊地请求齐景公为他派一位大臣监军,齐景公答应了他的要求,派心腹大臣庄贾前往。司马穰苴辞别了齐景公,跟庄贾约定第二天在军营门口会面。第二天,司马穰苴率先赶到军营,置放了计时用的木表和漏壶,等待庄贾的到来。庄贾向来骄横傲慢,认为所统帅的是自己的军队,而自己又是监军,一点也不着急。亲戚朋友为他送行,留他喝酒。他都欣然应允,在酒桌上推杯换盏,毫不在意时间的流逝。到了中午,庄贾还没有来。司马穰苴就放倒木表,把漏壶里的水放掉,进入军营,检阅队伍,并宣布了军纪。部署完毕,直到傍晚,庄贾才姗姗来迟。司马穰苴说:“为什么超过了约定的时刻?”庄贾表示歉意说:“大臣和亲戚们为我送行,所以耽搁了。”司马穰苴严肃地说:“作为将帅,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天起,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来到军队,为严肃军纪,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父母;擂鼓进军的紧急时刻,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生命。为国效命之时,怎么能沉溺在酒桌之上呢?”说完,便把军中司法官召来,问道:“军法上,对于约定了时间而迟到的人该怎么办?”司法官回答说:“应当判处斩刑。”庄贾害怕了,派人飞马报告了齐景公,请求解救。但派去的人还没来得及返回来,司马穰苴就已将庄贾斩首,并向全军示众,全军的将士们都吓呆了。过了好一会儿,齐景公派遣使者才拿着符节,来赦免庄贾。使者的车骑径直冲入军营。司马穰苴说:“将帅在军队里,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又问司法官道:“驾着车骑突然闯入军营者,军法上怎样规定的?”司法官说:“应当判处斩刑。”使者大为恐惧。司马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可以处死。”便斩了使者的仆人,砍断使者乘坐的车子左边的车杆,杀了左边驾车的马,并在军队里示众。司马穰苴让使者回去报告,然后才宣布出发。部队在行军时,对于士兵的安营、掘井、立灶、饮水、伙食、疾病等各个方面,司马穰苴都要一一亲自过问,并且要布置妥当了才放心。有时,他还拿出自己将军名下全部的给养来款待士兵,自己则同士兵一样地分配粮食,他对那些身体瘦弱的士兵照顾的尤其周到。三天之后部队继续前进时,连那些生病的士兵都请求跟着大部队一起行动,争着去为他战斗。不久,穰苴率领的部队就打败了燕、晋两国的军队,凯旋而归。

为将者,要治理一支庞大的部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懂得了“治众如治寡”的道理,严以律己,治寡震众,严格执法,再分层管理,以治“寡”之道来治众,那么,就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治理的井井有条了。

三、企业组织的战略地位

企业组织,是实施企业总体目标及经济目标的基层单位,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企业组织的管理,是显示企业管理者水平的最直接标尺。能否用孙子的“治众如治寡”的治军思想来治理企业,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为此,每一个企业管理者都应该把企业组织工作提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实施,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

1.战略思维,领导必备

相对于企业整体,企业组织的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要想发挥企业组织的作用,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同普通思维有显著区别:

第一,领导者的战略思维,是一种“宏观性”全局思维和“前瞻性”的预测思维。它高屋建瓴,胸怀宽广,深谋远虑,兼收并蓄,是检验一个领导者素质的试金石。

第二,领导者的战略思维所触及的不应是表面的具体的东西,而应是一种深层的本质的东西。它是一种“内悟式”的抽象思维。这种思维的形式及培养,依靠战略决策者渊博的哲学和专业知识,同时也依靠战略决策者的天赋。

第三,战略思维是通过科学和艺术的互相渗透而结成的产物。它总结并反映了竞争的规律和特点,并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单纯依靠书本和逻辑推理,是无法产生战略思维的,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思维既是一种“严密”的逻辑思维,又是一种“超常”的形象思维。没有超常的想象力和科学的态度,是难以形成这种思维的。

领导者的战略思维,在千变万化的竞争世界,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能帮助战略家们自如快捷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并在看似迷雾般的现实世界中,为其属下指出一条光明灿烂的阳光大道。

2.信息战略,组织先导

信息战略就是孙子所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形名”是指通讯联络问题,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信息战略。“形名是也”实际是“分数是也”的一个内容。组织工作的正常活动需要依靠通讯联络作为手段才能进行。通讯联络是主将赖以指挥的工具,通讯联络不灵,信息不通,在战场上就是盲人瞎马,就会吃败仗。

正如孙武在《军争》篇中所说:“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他还说:“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意思是依靠金鼓旌旗统一众人的耳目为一人的耳目。军队的行动统一了,那么,勇敢的就不能贸然独进,怯弱的也不得一人退却,这是治理众人之法。当然,光有一个金鼓旌旗之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严格的制度,严明的纪律以及其他制约部队的方法。

吴子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他还说:“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向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吴子说,只有信息灵通,将士用命,才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在现代管理中,“形名”仍然在发挥着巨大作用。虽然现代的通讯设施已远非古代的金鼓旌旗可比,但其信息管理的实质是一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管理就是信息的管理,企业经营者只有将企业产生经营活动的各种信息管理好,使其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做到外情内达,内情外达,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才能使企业如虎添翼,良性发展。

四、现代企业的组织执行

企业组织是企业战略的执行单位,企业组织的执行情况如何,关系着企业战略的实施状况,也关系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1.借助组织,实现战略

在企业里,企业管理者若想使总体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就必须要使企业各级组织了解企业的总体战略及他们的任务。

企业组织则应该配合整个蓝图的层层分解及实施、执行。

如果企业管理人员在给组织和个人分配任务时,界限不明或模糊不清,就必然导致各级组织之间的矛盾。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丢失汽车市场的原因,就是因为其组织之间的任务划分不明确。通用汽车公司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在初创公司时,曾设想以不同的组织形式为特定市场生产一种特定的产品,如雪佛莱是专为那些刚刚工作的或普通的人制造的,而庞迪亚克、奥兹莫比尔、别克和凯迪拉克则是为那些在工作上已做出成绩并有一定地位的人定做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组织之间开始混淆各自的界限,他们都开始建立更广泛的汽车生产线。不同组织所生产的汽车几乎一模一样,每个部门都有如别克和凯迪拉克,每个部门同样有雪佛莱和奥兹莫比尔。公司总部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和对部门的控制。分工不明确,生产界限不清晰,每一个部门都试图生产所有车型,这种乱兵上阵的后果是通用公司的汽车市场占有率大幅度下跌。

通用汽车公司的教训告诉我们,组织之间必须要有明确的界定和目标,组织与组织之间应该各负其责,界限分明,以使自己的战略目标能够畅通地执行。

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一旦你已经确定了战略并分配了任务,就必须确保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而且要让各级组织都知道这个高水准的行动计划以及他们在其中的位置。不允许任何组织越权随意更改,因为只有将总体战略切实无误地执行,才能保证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

2.借助组织,分级管理

人是组织的基本单位,企业的用人战略应借鉴孙子的“治众如治寡”的军事思想,通过分级管理组织来达到管理全体员工的目的。

三国之吴主孙权可谓是“治众如治寡”的典型人物。孙策去世之初,北有曹操虎视眈眈,南有刘备垂涎觊觎,江东的形势危如累卵。孙权接过其父兄的权杖后,任用贤臣猛将,联刘备、击曹操,最后终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强盛局面。

相反,诸葛亮虽然自己才智过人,但他事无巨细,一概躬亲,以至于劳累过度,壮志未酬身先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一个现代企业管理者,也应该明白“治众如治寡”的道理。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要实现对一个较大规模的企业的众多员工的有效管理,必须通过多级组织来管理。仅靠自己的力量,想要样样兼顾,最后可能一件也管不好。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若管理一个大企业,只要管理几个部门负责人即可,其余的由这些部门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去分层管理。商社主管见到普通职工时,只需微笑点头说声‘谢谢’即可,也就是表示感谢员工对商社所作的服务。”松下可谓是一个深谙管理之道的经营者,难怪松下产品遍及世界各地。

人是复杂的动物。胡雪岩对此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以钱赚钱算不得真本事,以人赚钱才是真功夫”。因此,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关心人,重用人,最后终于闯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关心人为用人之本。一个管理者只有真正把心放在员工身上,嘘寒问暖,员工才会去除后顾之忧,尽心为你办事。

另外,用人还宜取人之长,不应求全责备,有些人才在平时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在关键时刻却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因此,用人时不能有明显的偏向,要一视同仁。只有像《中庸》所说的那样,“执两用中”,才能收获平衡,才能成就大事。

3.借助组织,令行禁止

企业组织能否实现其应有的效能,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一般说来,企业组织必须发挥如下作用:

第一,指令要明确。

孙子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己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孙子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组织,律法明确是最重要的。律法不明,出现失误,就是为将的过错;但如果律法已明却执行不力,那就是组织的错了。孙子要求各级组织必须指示明确,制度过硬,否则就失去了组织的作用。

第二,权力要下放。

孙子认为,要做到管理人数众多的军队就像管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这是组织编制的问题。治众就是治理、管理众人。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而杰出的管理者都具备有“管人”、“治众”之本领,亦都有善于利用“组织”这特殊资源的本领。作为一个管理者应该能够善用组织,应该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分层下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才能使自己摆脱繁琐的事物,专心致志地致力于企业战略的制定,才能将企业推向巅峰。

第三,知人善用。

知人善用是一个组织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能力。一个组织在任用人才时,应重视其对经营理念之认同程度,以及此人的发展潜力。

一个组织对于人才若不能善加运用,那不仅是人才的损失,亦是人力资源的浪费,组织的活性化及人力资源的差异化,是拉大组织间差距的主要因素。除了知人善用之外,各级组织在用人方面都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此才能发挥人才的才干,激发人才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

企业成败在于人,有效的选择与配置成员是企业发展的前提,作为一个组织者只有选贤任能,知人善用,才能走向成功的终点。

4.借助组织,开创大业

企业的发展,需要层层组织的共同努力,而组织的完善则需要企业管理者和各级组织共同付出心血。一个企业的兴旺与否能间接地折射出其组织环节的强弱,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兴旺发达的企业一定有无数健全的组织在支撑其运转。也就是孙子所说的“分数是也”。河南省一乡镇企业从一个家庭作坊成长为河南省最大的民营企业,其奥秘就是依托各级组织成就了宏图大业。科迪集团在创业之初,虽然人数不多,但其创始人张清海就注重组织的创建工作。他从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小打小闹,而是逐步扩大规模,层层设立组织。他以食品加工业为核心,内向农副产品种植和养殖领域延伸,外向食品的销售领域拓展,从而形成“农——工——贸”一体化的科迪产品生产经营体系。张清海的经营思想异常灵活,他从不局限于对某一产品的长期依赖。当各类罐头产品畅销时,他引进年产3万吨的方便面生产线,当方便面畅销时,他又拓宽领域,投产了年产万吨的冷饮和速冻食品生产线;在这些产品销路都看好时,他却又果断上马了5万头奶牛养殖项目——种植业、养殖业双管齐下,农村市场、城市市场两手齐抓。没过多久,科迪集团就成为一个下辖10个生产型、科技型企业,员工3000多人,年综合生产能力14亿元的现代化综合性食品企业集团。张清海依托多级组织创造的奇迹被媒体称之为“张清海效应”和“科迪模式”。此外,科迪公司还建立了以销售科迪食品为主的连锁店式的销售网络,在商丘、郑州、北京等地建立网点,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国内其他城市和城区辐射。张清海把他的战略蓝图定名为“大农业经济”,张清海认为,“大农业经济”是一种“龙”型经济,其龙头是企业,腰身是基地,龙尾则是千家万户的农民。科迪集团的根在农村,员工大部分是农民。为了使这些特殊的组织成员完成从普通农民向合格工人的转变,张清海制定了严格的培训制度:新人进厂先进行军训;上岗前再进企业自办的职工学校接受培训;上岗后还得参加专家、教授举办的各种培训班。为了吸引更高层次的社会人才,夯实组织根基,张清海还花巨资建成了一栋面积为120多平方米/套的公寓,以及数栋单套面积达320平方米的别墅。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张清海的优惠政策已吸引了全国各类管理人才200多人来科迪落户。

科迪从一个小打小闹的家庭作坊跃升为今天的综合性工农业产业集团,其主要原因是张清海重视组织建设,虽然在农村企业建立组织困难重重,但他通过培训员工,高薪聘请专家等措施,逐渐使组织工作得到落实,使企业在科学管理和传统文化精髓的熏陶下,逐步摆脱了乡镇企业的种种局限,一步一步走向辉煌。

法则三 择人任势——用人的超级艺术

“择人任势”属于军帅临战点将驭人之战术,现代主要运用在人才运用和人才管理上,主张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汇聚人势,知人善任,用人之长。并将人才与形势结合,因势用人,审时度势,采取借势、乘势、造势的战术方式,最终造成组织势不可挡的战斗气势。孙子(约前551~约前479年)

孙子不仅是一位天才的战略思想家和作战指挥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治军管理家,《孙子》的成书到今天已近2500年了,大凡有作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无不熟读《孙子》,深诸韬略。同样,在国外,《孙子》也受到广泛的欢迎。早在12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孙子》就流传到了日本。1772年,法语本《孙子》问世,1905年,英文《孙子》问世。此后,欧美各国相继出版了《孙子》的译本。尤其有趣的是,不少外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已把《孙子》列入管理学名著之列。一本叫《用兵法经营》的书在日本长盛不衰,同样,在港台、海外华人中,也受到广泛重视。《孙子·兵势》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这话是说,善于作战的人,寻求作战的有利势态,并选择合适的人才去利用这种有利势态,从而形成一种如圆木从山顶滚下那般的不可抵挡之势。

这里讲的主要是择人任势的问题,现在则说用人的艺术和策略而已,可以说,孙子的“择人任势”是世界上最早的超级用人艺术。

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将军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重将治兵”的原则及各种谋略思想来驱动装备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誉为“将星奇才”。

一、成就事业的人生态势

“择人任势”是指应适时而动。“择人”是个长期的过程,在时机未到,形势尚不明朗时,欲成大事者必须多方选拔人才,积极储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便厚积薄发,一泄千里,一举达到成功。

1.求之于势,择之于人

“择人任势”出自于《孙子兵法》,《孙子·兵势》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

孙子的意思是说,善于作战的人,谋求作战的有利态势,而不会责求于部将,所以才能择人选将去利用有利态势,从而造成如同圆木由高而下滚落的不可阻挡之势。“择人而任势”就是说要造就有利势态就要使用优秀人才。《吕氏春秋·审分览》说:“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明何良臣在《阵纪·众寡》中也说:“任力者劳,任人者逸。善任人者,总其纲则万目张,握其纪则万目起。虽治千百万众,何以劳为!”二者皆说了人才的重要性。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说过:“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离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惟在择任将相哉!”

战国时期,齐威王与魏惠王在一次围猎中有这样一段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各国的资源中什么最重要。魏王问:“齐国有宝贝吗?”齐王答:“没有。”魏王说:“我国国土虽小,却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十颗。每颗可照亮车前车后的车辆十二辆。齐国是大国,就没有珍宝吗?”齐王说:“我认定的珍宝概念同你不一样。我有位大臣叫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人不敢入侵;我有位臣子叫盼子,派他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黄河来打鱼;我有位官吏叫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人对着徐州北门祭祀求福;我有位臣子叫种首,叫他防盗防贼,百姓可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像这样的珍宝,其光泽可远照千里,何止照亮十二辆车子呢。”

可以说,从古至今,大凡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莫不是择人任势所取得的。古人留下的惜才、爱才、用才的感人轶事很多,就连汉宣帝的麒麟阁、光武帝的云台十八将、唐太宗的凌烟阁,也以悬挂功臣肖像以资垂范。战国时燕昭王设“黄金台”以招贤,三国曹操、明代朱元璋均出“招贤榜”以招贤揽才。这些事例都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

2.以势造势,以势谋势

在“择人任势”里,孙子认为,“势”的作用也非常大。孙子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这话是说,汹涌奔腾的水能把石块漂浮起来,就是势。孙子在《形》中也讲了一句类似上述意思的话:“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这话是说,指挥者在指挥士卒作战时,强大之势像山巅冲下的溪流一样,积水一泻千里。孙子表达了势的巨大威力。《孙子·兵势》中关于造势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令人借鉴和发挥的论述。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意思是说,迅猛流水之速,能冲动石块,是依靠势的力量起作用;凶猛飞鸟搏击,能捕杀鸟兽,这是由于节奏掌握恰当所导致的。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他所造成的作战势态是势不可挡的,他所掌握的节奏是强烈的。这话告诫我们要造势和掌握节奏。

同篇还有这样的话:“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大意是说,示敌以乱,是建立在战前有严格的训练上;示敌以弱,是依靠在战前士兵有勇敢素质的培养;示敌弱小,是依仗在战前有强大的兵力作保证。治乱,是组织指挥方面的问题;勇怯,是态势优劣方面的问题;强弱,是军事力量的表现问题。孙子认为,在战事中,“治”、“勇”、“强”、“势”等因素异常重要。

孙子将,“势”与“形”分开论述,然而,二者是有一定关系的。“形”是物质运动中见之于外的东西,如战争表现出来的强弱,是物质的运动状态;“势”却是存在于物质运动内部的质,如战争中战士的勇与怯,是运动中物质之力。战争中因为有势在起作用,于是,产生了战局转圆石之形。

孙膑对谋势认识非常深刻,《吕代春秋·谋势》对孙膑有这样赞誉:“贵势”、“尚势”。孙膑对谋势有自己的理解,他主张,因势造势,根据不同的我情、敌情、天象、地候、阵法等各方面条件去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势”。

孙膑写有一篇叫《势备》的文章用来论述势。文中强调“阵”、“势”、“变”、“权”这四个字。这四个字说的都是因势而动问题。如关于“势”字,他用弩作比喻,要求造出来的“势”,其险峻像弓箭那样,“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道所至”,以给敌人猛烈攻击。

孙膑说的“势”与孙武说的“势”是相通的,讲的都是“善战”之理,“转木石”造势之理,只是孙膑着眼从战术运用去谋求总体的势,以势谋势,而孙武则是从军争总体关系上谋势。

3.乘势者胜,逆势者衰

东汉末年,曹操以5000步兵起家,诛董卓,破袁绍,降刘表,天下九州,已经吞并了十分之八。可以说是威震天下,势慑海外。当其打败张鲁,平定汉中后,谋士刘晔进言,请曹操乘势一鼓作气,收复蜀地。刘晔说:“今打下汉中,蜀人望风破胆,纷纷放弃守地逃走。如果抓住这个时机,向蜀中推进,只需送去一张檄文,蜀地就可以平定。如果行动略有迟疑缓慢,诸葛亮为蜀相,明于治理,关羽、张飞为其大将,勇冠三军,蜀国一旦安定下来,据险守要,就不容易进攻了。今天不攻取蜀地,以后必有后患。”但是,曹操未听其谏。过了七天,有蜀国的降卒说,蜀中当时形势是一日之内有数十次惊变,刘备杀了好几个人也禁止不住。曹操听此消息后,请教刘晔:“现在是否还能攻蜀?”刘晔说:“现在蜀中已初步安定,不能再进击了。”

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善于打仗的将领,常常求之于“势”。好形势到来了,曹操轻易就能打下汉中;形势一去,项羽就是有拔山之力,也只好泣别虞姬,刎颈自杀。

借“势”,可以使人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失势,则会斗志丧失,一败涂地。因此,只要造成势不可挡之“势”,即使柔弱如水,亦可冲飞顽石。

二、有利形势的正确把握

“择人任势”的“势”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而战“势”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势”,其实就是一种蕴藏的能量,一旦有外界条件推动时,这种能量就会表现出强大的威力,把这种威力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就会达到不同的事功。

1.势不可挡,因利制权

什么是“势”?如何界定它的涵义?在兵学文化中,“势”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诸子百家对抽象概念的描述,往往都是运用比喻的手法,试图揭示出它们的内涵,兵家也不例外。孙子以“湍急的流水能漂移石块”这一现象,用比喻的手法对“势”进行了形象的类比,以此来诠释“势”的本质。但是,现代人看到势,首先就想到了物理学上的“势能”,他们企图以科学的概念来阐述“势”的涵义。事实上,这是难以做到的。物理学上所谓的“势能”,是指物体在一定的高度上所具有的能量,是可计量的物理概念,与兵法上所谓的“势”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军事上,“势”是根据战场具体情况采取的“因利而制权”的手段;“势”是造成勇怯的因素;“势”是险峻之形;“势”是兵力的布筹;“势”是实力的运用。简言之,军事领域的“势”,就是敌我双方战争能量的释放。若由不同的将帅来实施强弱不同的战争态势,那么,其结果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将帅的施谋应强调“因利制权”,在战争中有利态势的取得,靠的是不断采取权变,掌握战争主动权,从而赢得胜利。

政治上,“势”就是时代潮流,而潮流就是一种强大的能量。政治家施政讲求顺应天下大势,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顺应时代潮流。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便能挟裹着各种各样的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进,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人们常说的社会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讲的“大势所趋”这一道理。

2.势之不同,因势决策

“势”的范畴较为宽泛,在实际运用中,人们一般将势分为时势和位势、变势和常势、气势和地势以及外势和内势。

第一,按时空标准分,“势”可分为“时势”和“位势”。

时势是指特定时代的社会潮流。我们平时所说的“时势造英雄”,说的就是时代赋予人的历史机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由于每个人的能力结构存在差异,这就决定了他的历史机遇也会各有不同。“顺应时势”,就是顺应时代潮流。当一个国家或个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合于时代潮流,就会处于强势,就应该有所作为;反之,就应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所谓位势是指在特定的空间里,事物所具有的强弱态势。位势又分为高位势和低位势,通常情况下,处于高位的事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态势;反之,处于低位的事物往往具有较弱的态势,因此,在制约关系上,“高位势制约低位势”。古代作战特别强调的“战隆无登”,以及现代战争所注重的“制空权”等,都是告诉我们在战场上创造和谋求“高位势”的重要性,其目的都是谋求在制约关系上获得主动,以收“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功。在政治上,一个人位高权重就是得势;一旦丧失了这种地位,就无“势”可言了,我们经常所说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就是此理。可见,一旦离开了“高位”,强势地位马上就会消失。

第二,以变化的角度分,“势”可分为“变势”和“常势”。

变势是指事物在一定时期内态势的强弱变化倾向,它是指事物态势的一种变化趋势。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变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事物的态势变化也像“五行”在四时中的变化一样,会表现出“旺、相、休、囚、死”等强弱不同的状态。所以说,决策者在制订方略时,不仅要分析“常势”,更应觉察“变势”。

常势则是指事物在正常状态下具有的态势,它是指事物的一种暂时的稳定状态。常势是从静态的角度考察的,一种态势不可能在短期内变化不定而表现出忽强忽弱。抗战时期的敌强我弱,就是人们分析特定的历史阶段敌我双方整体的强弱态势而得出的结论。认清了形势,我们就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避免出现战略上的错误。

第三,从用兵的角度分,“势”又可分为“气势”、“地势”和“因势”。《长短经》上说:将领勇猛轻蔑敌人,士卒奋力向前,三军上下,激荡云天,豪气如同飙风,声音如同雷霆,这就是所说的“气势”;关山苍茫,长路狭险,峰高涧深,弯曲如龙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是所说的“地势”;善于利用机会,因势攻击,这就是所说的“因势”。将帅若明此三势就能百战百胜!

第四,制约关系,多种势能。

从态势的制约关系上分,“势”又可分为外势、内势;一向势、多向势;轴承势、板块势;联网势、星点势;要穴势、线势和面势等等。

在这些关系中,外势制约内势、联网势制约星点势、一向势制约多向势、轴承势制约板块势、要穴势制约线势或面势。了解“势”的这些制约关系,我们就能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合理施谋,取得主动,赢得成功。

3.审时度势,因势借势

“势”的应用范围极其广大,凡是人类社会能够涉及到的事,都离不开“势”。上到帝王将帅,下至一介平民,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势”略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孙子兵法》中论述的“势”略涉及到了政略和战略两个方面,在政治领域应用“势”略治理国家就是政略的范畴,而“势”略用于战争领域就是战略的范畴。

曹操谋士荀彧认为,确定策略、决定胜负的要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形”,二是“势”,三是“情”。他所说的“形”,是指大致对成功与失败、优势与劣势等现实情况所进行的衡量对比,也就是审时度势;他所说的“势”,是指具体事件发生时当事者对进退时机的把握,也就是把握先机;他所说的“情”,是指当事者内心的情态,而情态因人而异,择人任势就理所当然。因此,我们谋划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考虑到这三个不同的要素,这是“势”略的具体要求。

第一,做到审时度势方能用势。《长短经》引孟子的话说:“虽有滋基,不如遇时;虽有智慧,不如逢代。”又引范蠡的话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前者强调的是“审时”,后者强调的则是“度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关键性、决定性的时刻或机会,得之则成,失之则败。这些论述讲的就是审时度势进而把握先机的重要性。不了解事物发展的态势,就无法把握事物的变化趋势,也就不能更好地用势,因此说,审时度势是运用势略的必要前提。

审时度势,就是对所处的时代、时局、时势、格局、时机等要明确地认识,知道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空点,要清楚各种关系,要明确竞争对手和对外行动的目标,能够进行各方面的力量对比,特别是敌我友力量对比,能够看到潜在的威胁,这样就可以把握最有利的时机,预先确定好应变之策,并能够了解事物发展的趋势,利于选择最佳的行动路线因势利导,关照好下一个发展阶段。

古之善战者,皆求之于势,可见,“势”略的根本,就是在于如何通过权变进而牢牢掌握事物的主动权。

其实,即使是圣人也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这就要求我们对具体事物的谋划,应当审时度势,审度事物发展的每一阶段的不同态势,明了自己所处时空的总趋势。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布局定策,运用势略,成就事功。

第二,用势最主要的是谋势、造势。

所谓谋势和造势,就是指通过自身努力,主动地制造有利于己方的环境、格局和态势。

在政治上,历代帝王在谋取天下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谋势和造势,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发展成不可遏止的势力,最终夺取天下。

若想在战争中击败敌方,就必须拥有实力强大的军队,并由此造就黑云压城的气势。勇敢与怯弱,彼此依存,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势”强者,“怯”可转化为“勇”,少能胜多、弱能胜强;“势”弱者,“勇”可以变成“怯”,虽有百万之众,也不堪一击。战略上要造就整体优势,战术上要造就气势、利用地势和因势。高明的将帅指挥作战,他所造就的态势是险峻的,他所掌握的节奏是短促而猛烈的。力量的布置在于“制其上”,使对方感到危险和不安;“扼其重”,以便能够以弱击强,以寡击众;“撤其恃”,击敌一营使其众营皆溃散。这就是“造势”的最终目的。

孙子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创造出于己有利、于敌不利的战争态势,才能取得最终之胜利。只要我们能够通过各种手段造成对我有利之势,就能抑敌之长,避我之短,从而弥补武器装备等方面之缺陷,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古今中外的任何一场战争,双方统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造势,也就是孙子所谓“求之于势”。

造势的基本要求是:柔性、韧性、弹性、潜藏、扼要、灵活。此六大特点应尽可能寓于谋势、布局之过程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要时变时移,乘机变势,驾驭态势,牢牢掌握主动权,使自己常处于一种旺相的态势之中。善于用兵作战和竞争的人,他们的成功都是由于运用“神势”,即运用神机莫测的计谋。

第三,用势就要择人任势。

用势的前提就是谋势、造势,而用势的主要内容就是择人任势。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这就是说,根据形势和任务的不同,需要选择恰当的人才。任势之人如果能够运用有利的态势,下属就会信心倍增,勇猛无比,极大地发挥出他的才能。孙子告诫人们,注意力要放在“任势”上,不要苛求下属,这样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充分利用有利的形势。这就是“择人任势”方略的总要求。

虽然择人任势的关键在任势,但是,用人不当也会贻害无穷。造器尽其材,用人适其能。用一种人才,便成就一种事业。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谡而前功尽弃,这些血的教训足以提醒我们对用人的重视。孙子认为,在战争中如果用人不当,就会覆军杀将。这也说明,领袖、主帅或主管的用人准则直接决定了他的成功与失败。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4.汇聚人势,尊重人才

古人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势、地势、人势三者中,人势最为重要。对于一个组织而言,人是主体,客体的优势只有在人的参与下才能发挥作用。

所谓“人势”指的是人为的力量趋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力量趋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势能。“人势”的大小取决于人才,俗语有云:“得一士子之心,可安一方百姓;得万民之心,可安一方国土。”可见,人才的势能大于普通人的势能,但要成就更大的事业须得士子之心,还要得万人之心。得一人之心,则一人为我所用,得万人之心则万人为我所用。然而不管一个人如何的有才能,其力量毕竟有限,反之,万人之心力量再小,形成合力其势也大。“人势”又有“内势”和“外势”之分。事实上,要借用或应用这两种“人势”,都有一个条件,就是人心所向,是向我?还是向他?向我则聚,聚则能为我所用;向他则散,散则对我有破坏作用。因此,“人势”聚则强,散则弱。

古人对“人势”有很深刻的理解。古代兵家黄石公认为,领导的方法,务必收揽英雄的心,赏赐禄位给有功的人,将自己的意志贯通于众。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与众人同心同力就万事可成,与众人同心同力就可无敌于天下。得到了人才则国安邦宁;失去了人才则国破家亡。人都愿意与有同样理想的人去实现自己的志向。黄石公的收揽英雄之心或者合众人之心,就是为了整合“人势”。那么,整合人势有哪些具体做法呢?

第一,整合人势,给其所需。“人势”大小靠整合,“聚”则大,“散”则小。整合“人势”的方法很多,要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用人的角度看,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为理想而献身者,另一种是为钱财而卖命者。势因何而聚,是有一定方法的。

黄石公认为,若想整合人势,就要用封爵来尊重他,用财物来供养他,人才就会自行到来;用礼节来接待他,用大义来激励他,士卒就会以死相报。当将帅的,必须与士兵同甘共苦,共安危,才可以打败敌人,这样的军队将是战无不胜的。而清廉纯洁之人,不能用爵位和俸禄收买到;有节操有正义之人,不能用权势和刑罚胁迫。对待清廉之人,要靠建立礼节;对待有节操有正义的人,要靠建立道义。

任何人为你效命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也许是理想也许是钱财。如果是为了理想而为你效命的,就应该用礼义来尊敬他,并给与他实现理想的机会和环境。如果是因为钱财而效命的,则应该设立激励机制,按劳分配。

黄石公《三略》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黄石公认为,军队没有资财,士兵就不会来;军队没有奖赏,士兵就不会勇往直前。拿香饵去钓鱼,鱼必然上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礼待之,是人才归附的原因;奖赏是众人效命的原因。用权利制约人才,用信誉结交人才,用奖赏激励人才。没有信誉,人才就会疏远你,奖赏太少就起不到激励的作用,众人也就不会效命。

第二,整合人势,用其所长。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关键是要用其长避其短,智者用其长,容其短。只要是人才,就应量才施用。

在曹操的戎马生涯中,有许多次他都败得很惨,但他总是能东山再起,且没过多久又战将如云,谋士如雨,其原因就在于他能知人善任,唯才是举。

第三,整合人势须任人唯“贤”,唯才是举。

用人者须胸怀全局,一切因时因势而变,容人之短,用其所长,用人是为了“成事”,只要事成,可不拘小节。而管理就是为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第四,整合人势也须择人任势。

要任势先知势,认知势的源头、趋向、变化、时机、条件等,只有知道这些,才能去任势。任,即任用、放任、驾驭的意思。任势就是驾驭势能,把握势能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是要善于运用各种力量,因势施策,借势成事。孙武曰:“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如孙武所说,要效法自然,巧借、巧用自然力量。圆石不能自转,借山险而成不可遏止之势;物难于自举,乘水之疾令其漂流而去;矢不能自射,托驽之力而劲发。这些都是利用已经存在的自然力量,以势取利,以利积势,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论是有知识还是有智慧,若做不到知势、借势、用势,还是无法成事。所以有人说,虽有智慧,不如谋势。

第五,整合人势,要用真情与真诚。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孙武、吴起爱护士兵如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势聚”,为了军心如一,为了上下“同欲”;主圣将贤,三军用命,上下协力齐心,众志成城,是一种最理想的整合“人势”之道。其实,整合人势的要点就一条,那就是对部下如子,若做到这一点,部下就会舍生忘死为你效劳。

凡是人才,要尽最大努力去招徕,使其为己所用,否则其必会被对手招去。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就是用真情感动诸葛亮,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

真情可换人心聚,人心聚则人势聚,人势聚则战无不胜。

第六,整合人势要降服其心。《孙子·行军》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武的文是指通过恩惠、怀柔等手段使士卒亲附而听令效命;武是指以威罚、严纪等策略使士卒服从而并力赴死。文武结合、恩威并施其目的就是使部下“势聚”,使部下听号施令,生死同往。正所谓文武之道刚柔并济。

每个人都清楚人多势众的道理,但是,它还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些“人势”必须形成合力,否则,人多也是枉然。

兵势贵一,势贵一心,势聚则强,古人在治理国家或行兵打仗时都非常重视这一点。聚众势于一处,借万势于我用,这样的竞争将出现敌我之间明显的势差,势差越大,则势更不可挡。

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能人志士只有为了解自己的人,才愿意去效命;美女则是为欣赏自己的人而妆扮。为了“势聚”,管理者要了解部下的所思所想,要赏罚分明,对成绩突出者要施之以恩,给予奖赏,对违规违纪者要施之以威,给予惩罚,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众势聚于一处。

三、唯才是举的用人艺术

人才,历来都是成就功业的关键因素。善用人者,无论是驰骋疆场,亦或是纵横尘世,都能够取得骄人的功绩;反之,不善用人,自以为是者,伴随其身的往往是失败和屈辱。

1.用人有术,不拘一格

被誉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乱世枭雄,他之所以能治乱世,铲诸侯统一北方,就在于其择人任势的用人战略。曹操起兵之始,就采取择人任势的用人策略,他认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的“智”泛指谋略、智慧,“力”是指武将,泛指军事力量。可见,初露头角的曹操就把人才作为自己翦灭群雄的保证,而且他对人力资源的认识也非常人所能比拟。曹操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被众多的人奉为古代爱才的范例,常常使后世怀才不遇者自恨生不逢时,不得其主。当初,攻克冀州后,他令人遍访冀州贤士,求贤若渴;他不仅对主动投靠自己的人高薪聘请、尊重有加,而且对敌营中的人才也梦寐以求。比如,他见许褚“威风凛凛”,心中暗喜,见贾诩“应对如流,甚爱之”,然后想方设法争取过来为己所用。事实上,这些人后来都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在建安十五年春天发布的《求贤令》中,他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具体实践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用人唯才、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向了顶峰,充分表现了他那超凡的胸怀和胆魄。

经过不断的招贤纳才,其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这些人成为其日后纵横疆场的得力干将。

2.待之以礼,求之以诚

纵览古人的择人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

第一,筑“黄金台”择人。

据《战国策·燕策》记载,战国时燕国燕昭王问郭隗,怎样才能招得贤士报齐国灭燕之仇。郭隗说,你要纳士,先要纳我郭隗,像我这样没什么本事的人尚能被君采用,那些比我本事更强的人,必然会闻风而来。燕昭王采纳了郭的建议,搭黄金台,置千金于上广揽人才,结果造成了“士争凑燕”的局面。投奔而来的有魏国的军事家乐毅,有齐国的阴阳家邹衍等等,正是这位投燕而来的一代名将乐毅帮助燕国报了齐灭燕之仇。这就是“黄金台”招士的典故。所谓黄金台,也称招贤台,即是以名、利、财等手段广纳天下之才为己所用。

孙子认为择人必定经过一定的形式,而筑黄金台只是其中一法,与此类似的方法还有贴招贤榜。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张贴过“招贤榜”,结果成就了朱家王朝数百年的基业。

第二,通过礼贤下士择人。

礼贤下士就是指领导者对有德有才者以礼相待,并以礼宾之。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所谓下,就是指待人要谦卑有礼,它也是发掘人才的一种有效之举。上“礼贤”,“下”才会簇拥来各展其能,“上”的事业才会兴盛。

第三,通过自荐而择人。

令贤才自荐,此种择人方式不异平常,首先自荐者一定要有自信和勇气,没有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没有一定的才与能,没有敢冒风险与世俗偏见斗争的勇气,是不敢自荐此身的。作为领导者要开辟自荐渠道,允许自荐者显示才华,允许自荐者作非凡之想。当人们对其流短蜚长嫉恨之时,领导务必要保护其自荐精神,否则以后就少了一条择才之路。

第四,通过“他荐”而择人。“他荐”,就是请他人推荐人才然后用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伯乐识才,然后推荐而用之。

当然,择人的方式并非以上四种,总而言之,不论是何种择人方式,关键是要择到真正的贤才。

3.避之其短,用之于长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有善用人之长,方可成就大业。春秋时的管仲就有识人之才。管仲认为自己在升降、揖让、进退等礼节方面不如隰朋,请任命他做大行(司礼官)职位;开垦土地,聚集粮粟,使地利完全发挥,这方面不如甯戚,请让他担任司田(管理土地的官员);在平原牧场上能让战车驰骋而不乱,战士勇往直前而不退,擂鼓进军后,三军将士视死如归,这方面不如城父,请授予他大司马(最高的军事长官)之职;审理刑事案件,能不杀害无辜,不诬陷无罪之人,这方面不如宾胥无,请授予他大理(最高司法长官)之职;敢于冒犯君颜,忠言直谏,不怕砍头,不在富贵权势面前低头,这方面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担任大谏(谏官)之职。君王若仅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足可运用了。若想在诸侯中称王称霸,则还需有他管仲才行。

黄石公说:“兵法可以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于建立功勋,勇者好依己意行事,贪者好取利益,愚者不贪生怕死。可顺着他们的性情来使用。这是用兵精妙权变的地方。”

曹操说:“进取之士,未必有德行;有德行之士,未必有进取。陈平未必是德行敦厚之人,苏秦未必是守信之人,然而陈平安定了汉朝的基业,苏秦使弱小的燕国强大起来。这就是用人任其所长的缘故。”

人的能力参差有别,大小不同。犹如量器,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外溢,溢则丢弃。用人也是这样的。如果不量才使用,或用非所人,就达不到使用人才的初衷了。

周朝丞相姜尚有一套完整的用人理论。他说:“平时多言多语,恶言满口,叨叨不休,行卧随便,为众人所憎恶。这样的人可使他在闾巷间拦截行人,察奸举祸。这类人又喜弄权术,特别好事,晚睡早起,虽劳无怨,因此只配做‘妻子之将’。“胸无机密,预先告诉别人要检察之事,心肠软善,劝人改过而勉加餐饭。为人老实长厚,寡言少语,分配财物平均,这样的人只能做‘十人之将’。“对上善于巧辩,虚心恭敬,对下不听劝告,动辄对下级施行刑罚,刑必见血,对亲戚也不留情面,这种人可当‘百人之将’。“在讼辩中争强好胜,对对手嫉之如仇,斥人以刑,可使众人整齐如一,听从命令,这样的人可任为‘千人之将’。“外貌谨小慎微,言语不多,关心士卒饥饱,了解下级的甘苦和困难,这样的人足可做‘万人之将’。“战战栗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日比一日谨慎,能够亲近贤士,听从采纳众人计谋和意见,使用人有节制,对人言词平和,使下属能对他忠心耿耿,竭诚尽力,这样的人堪为‘十万人之将’。“为人温良厚道,一心一意,见贤思荐,执法如山,正直不枉,这样的人,可以做‘百万人之将’。“功名赫赫,邻国皆闻,出入于豪宅华屋,百姓们却能亲附;对人诚信,宽缓大度,明于领导驭人之术,既能卓有成效地完成易成之事,对不易之事又能够反败为胜。上能知天文,下能知地理,让四海之内的人民,皆如妻子对丈夫一样地臣服于自己,这样的人才是英雄楷模,天下之英主。”

要知一国之兴亡,只要观其所用何人就可明了。因此,明眼人与明眼人,才可以相互看得清;耳聪人与耳聪人,才会互相知音;志同道合的人,才能相过相从。君主不贤,则不能用贤。

因此,君王择人之道关系着国家政权的得失存亡。

与此同理,在现今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领导者选择什么样的人做他的下属及各部门领导,同样关系着企业的兴衰成败。

4.察之于色,观之于心

世事险恶,人心复杂。因此,知人不可看其表,要观其本质心性,士人有外表严正而其实不肖者,有外表温和善良而心中却男盗女娼者,有外貌恭敬而内心傲慢自大者,有外貌似有情而其实无情者,有仪表威风而其实一事无成者,有貌似果断而内心优柔寡断者,有外表似游移不定、三心二意,却反而对人忠实如一者,有表面拖拖拉拉而实际工作卓有成效者,有外貌勇狠而内心胆怯者,有貌似糊涂而内心明白者。事情常常令人料想不到,为此,察人知人之术就显得非常重要。

虽然知人十分困难,但要识别一个人的真实情况还是有一定方法的。

第一,观诚法。

观诚法就是观察人心与外表是否相符的方法。

对他详细察问,听其所言,穷究其辞,以观察他的应变能力;略施小计,试探他是否诚实;在大庭广众中,公开征求意见,看他在群众中是否有德行威信;可使他到远方去管理财政,以考验他是否清廉;用美色诱试他,以考验他作风是否清白;将他置于危险的境地中,以观察他是否勇敢;让他喝醉酒,以观察他是否会酒后失态。

要他到远处,观察他的忠诚;让他在身旁,观察他的敬慎;让他做繁难之事,观察他的办事才能;突然向他提出问题,观察他的机智,仓促约定会面的时间,观察他的信用;在众人中相杂而处,观察他为人处事的态度。

看一个人,通达时观察他是否骄矜失礼,显贵时观察他举荐是否得人,富有时观察他对门客与下人的态度,听其言而观其行,与他接近则观察他的爱好,与他交游就观察他的言行,穷困时观察他所不取的是哪些,贫贱时观察他不屑于做哪些事,喜悦时检视他能否坚持操守,玩乐时察看他有没有怪僻的习惯,愤怒时检视他能否节制,哀伤时检视他有没有仁人之心,困苦时检视他有没有安贫之志。

外表柔顺而内骨强毅的,称之谓“弘毅”,弘毅是仁的本质体现。辞气清朗的谓之“文理”,文理是礼的根本。身体端正而结实的谓之“贞固”,贞固是信的基础。筋力强劲而有精神的谓之“勇敢”,勇敢是义的根源。气色平和畅达谓之“通微”,通微是智的源泉。这五种品质称之谓“五常”。所以说,虽正直而不刚强,就会像木质一样易折,强劲而无精神就会显得鲁笨,固执而不端就显得愚憨,辞气不清顺就会越发无成,气畅而不平就会失于放荡。

然而,平与不平根本原因在于“神”,明暗的根本原因在于“精”,勇、怯之势决定于“筋”,强、弱的根本决定于“骨”,躁、静的分别决定于“气”,惨、悦的情感表现于“色”。形貌的衰壮表现于“仪表”上,态度的变化显现在“容颜”上,缓、急之情状表现在“言语”上。若本质素朴平淡,内心聪慧,外貌开朗,筋健骨强,声音清亮,面色和悦,仪容高尚端直,则是道德纯粹的表现。

第二,察色法。

所谓察色,就是以气色观人。

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于慑服之色,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洁必有难于玷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本色浩然稳固不变,伪色蔓然纷乱烦杂。这就是“察色”的方法。

第三,考志法。

所谓考志,就是与被考察者谈话,以察其志。

若在人面前趾高气昂,高言大语,盛气凌人,对自己的缺点遮遮掩掩,对自己所不能的,也不能虚心学习,这样的人是不能接受意见、不长进的人。

若其外貌刚直而不可侮,说话正直无私,不美化自己,不隐瞒错误,不掩盖过失的人,是质实纯朴之人。

若因外物喜怒变化而内心随之变易,因外部事物的干扰而心志不守,因利益的诱惑而心迷意迁,因威势的压迫而心生畏惧,这样的人是私心很重、志气不坚的人。

若其貌曲婉媚人,说话阿谀乖巧,巧饰事物,故意显示表现自己的人,是无纯朴品德的人。

若不以外物之喜怒而现形于色,也不因外物的繁乱变化而心惑意乱;诱之以利而其心不移,在威势的胁迫下也不低首下气,这样的人是正直而有操守的人。

若其脾气宽厚柔和,其面色拘谨而不谗谄,对人彬彬有礼,让人说完话自己才启齿,常主动向人说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样的人是虚心接受意见、有长进的人。

若私下议论而无所顾及,自私自利而不知爱护他人,明知错误而坚持不改,这样的人是诬罔嫉妒之人。

为外物所阻而屡能设法解决,突然被惊吓而屡能应变,说话虽不加文饰,却非常聪明,这是有心智、肯动脑筋的人。

若示之以物也难以启发他的智思,明之以言也难以使他明白道理,守一而不知变通,固执而不知改正,这样的人是愚鲁固执之人。

第四,测隐法。

有的人虽侍奉过君主和父母双亲,但却以此向人夸耀,行为虚饰而内心不诚,名义是为君亲着想,而实际上是为自身捞取名誉,这种情形就叫做“隐于忠孝”。

有的人别人问他问题,难以回答的,则佯装不屑于回答,易答的问题则滔滔不绝,言不及义,表现出学问有余、道义在身的样子。若被问题所困,穷问不舍,则托育高深。这种情况就叫做“隐于艺文”。

有的人施小惠而图大利,小让而大争,说话装作老实的样子,伪装仁爱,貌似忠诚,装出行为高尚的样子,以邀名声,这就叫做“隐于仁贤”。

有的人故意说清高的话装作廉洁,故作厉害的样子装作勇敢,内心恐惧而外表夸张,吹牛说大话在大众面前装英雄。这种情形叫做“隐于廉勇”。

第五,验德法。

所谓验德法就是检验德行的方法。

那些办事灵活而有成效,能够化困境为坦途,捐身立功而皆能如愿的,是有智慧的人。

那些事君恭敬有礼,事亲恩爱情深,即使君王性情乖戾也不会改变忠心,奉养双亲竭尽心力,也不会违父母之心的,是忠孝之人。

那些身处富贵而能勤俭恭敬,虽有威严而能有礼不骄的,是有德行之人。

那些说话中肯,行为坦荡,秉志无私,施恩不图报,情性忠厚可察,外貌拙朴安详的,是有仁心的人。

那些隐退出世而不畏权势,身处安乐而不奢侈腐化,有功劳而无骄色,喜怒之情皆有节制的,可称为有操守之人。

作为管理者,最大的长处在知人。能够知人识智,才能使众多的人才各得其应有的位置,才能使自己的事业兴旺发达。

5.唯才是举,知人善用

“择人而任势”,据《十一家注孙子》说:“一作故能择人而任之。”由此看来,择人而任势与择人而任之是有区别的。但是,无论是择人任势,还是择人任之,都是讲求利用有利态势来选择合适的人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古代明君唐太宗曾经在一份诏书中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大意是说,依据职位来使用人才则可实现大治,反之,若依据人来设置职位则必会乱事,他主张选用人才要依事业的需要。

显然,为人择官与为官择人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用人观点。孙子的择人任势,其实就是为官择人。为官择人的前提是“官”即事业,也就是说为事业而择人。为人择官的出发点是,为满足人当官的欲望而设事。“为官择人”,用人的标准是德和才,是具备德才条件,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为人择官”,实际是无所谓德才标准了,如果说有标准的话,那就是,任人唯亲、任人唯资(资历)、任人唯顺(顺诺),如此等等。任人唯亲、唯资、唯顺乃是用人的大忌。这样做,使贤人不举,还有可能使庸才掌事,如此一来,大事必将不成。

富而不越礼是仁,显而不露是义,肩负重任而尽力是忠,办事诚实不诿过是信,险而不惧并能取胜是勇,随机应变掌握主动是谋。这六条是领导识别人才,唯才是举的重要方法。成就事业,必用贤才。作为现代管理者,要勇于鼓励有才之士,大胆使用人才,知人善用,如此才可成就功业。

四、现代企业的人才大势

企业经营的致胜之道千条万条,“择人任势”是首要的一条。“择人”是企业生存的唯一条件,“任势”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不能很好的“择人”,企业的根基就不稳;不会顺应时势,企业则不能飞跃发展。“善战者求之于势”,一个好的企业经营者也必定会借助“势”的能量,跨入发展的快车道。

1.管理之势,据势而动

在军事上,若想争胜则必须靠势;同理,在市场经营中,若想成功也必须要靠“势”。

尚势,就是要谋军事中强大的抗争之势。这种思想用之于经营,就是在竞争中造就一个强大的组织势态,致人而不致于人。

谋势,要根据事物运动规律去谋。

古代大商人范蠡、白圭提出了“择人而任时”的问题。所谓择人而任时,就是通过企业家谋求强大的企业管理之势。

在我国,企业管理比较注重提升企业素质。提高企业素质就是造势,提高企业屈人而不屈于人之力,造就胜人而不胜于人之势,经得起宏观和微观形势变化及时间的考验。

第一,提高企业素质,要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规律行事。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要像孙子所言转木石需据木石之性办事那样,企业也应根据生产活动规律和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办事,从而提高企业及社会的经济效益。

第二,提高企业素质,还要据势而动。

所谓“善战者求之于势”,就是要据势择人,择人任势,据势造势,企业管理要在现有的有利势态下去谋求新的有利势态。

第三,提高企业素质,还要从搞好内部管理入手。

企业的外部环境虽然不易控制,但其内部却可加以调节。当然,最好是以企业可控制之力去适应外部变化之势,甚而去影响外部环境,使其适于企业的发展。一味说外部环境如何如何困难而不作自我努力,则外部环境永远也搞不好。例如,“满负荷工作法”就是一种通过企业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企业人财物诸因素应有的性能,并使之有机结合,从而达到“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的目标,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四,提高企业素质,要搞好总体规划。

提高企业素质,还要根据企业外部形势的现状及趋势预测,就内部工作作出总体谋划,从多方面去提高企业素质。

古语有云:“得鸟者,罗之一目,一目之罗,不可得鸟。”在为提高企业素质做出努力时,千万不要去做以为强化一目就可以得鸟的蠢事,只有优化众目,优化那张罗鸟的网,才能得鸟。所谓提高企业素质,并非是强化其某方面,而是要设法提高企业管理的总体素质。

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素质的高低。外部环境条件好一些,滋育企业内在之力作用就大一些,反之就小一些,企业外部要为企业提高素质创造有利条件。

企业素质是随着企业的运动而运动、变化而变化的。企业素质在一个时期中不错,但不见得永远不错。满足于一时得“势”,而不顾及今后的发展,则必然会被社会淘汰。

2.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古今中外的商业大贾,他们之所以富甲一方,事业有成,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人才观念,即择人任势,人尽其才。作为一个商人,如果用人不当的话,纵然有万贯家财,也会在旦夕之间灰飞烟灭。商业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商业经营的成败。

在我国古代享有盛名、红极一时的徽商和晋商,在用人时大多遵循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尽量促使他们各尽其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自身的才能。

有的管理者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眼里,人人有其短,所以,人人不可信,不可用。于是,我们看到今日许多公司,或者任人唯亲,或者老板事必躬亲,其结局往往是管理混乱或者老板累死,手下闲死,事情办死。如此看来,一个企业是否兴旺发达,管理者的眼光——识人、用人的标准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个好的管理者通常都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而是请副手代替自己经营,自己则统管全局,制定总体经营策略。而主持经营的代理人或副手,在具体的商业经营活动上一般不受其限制,有着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清华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常对集团各级管理人员说:“公司里凡是你们能解决的事,我张本正绝不去干预。企业家是要'抓大放小'的,不可能什么都管死,因为很多事情可能员工的决策比你的决策会好得多。所以,我是个既忙又不忙的总裁,我只管原则问题,不管一般问题;要说我忙,我一天到晚没事干;要说我闲,我一刻不停在想着那些大事:抓大紫光,谋大战略,求大发展。”在张本正看来,他最担心的是集团里总裁干副总裁的活,副总裁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干经理的活,经理干普通员工的活,如此一来,普通员工就没活可干了。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一级都发挥潜力,经理能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能干总裁的活,这样往上走,企业才会有大发展。

一个企业的成败兴衰关键取决于其用人策略的高低。只有“分工放权”,企业的管理才会“纲举目张”,事业也才能蒸蒸日上。领导者是元帅,不需要去冲锋陷阵,但要学会选好兵,用好将。这样的兵和将在你身边越多,那么,你的发展就越没有限制。事业要发展,必须要用人得当,没有人才的保障,就不可能使事业发展壮大。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而言,若想发展壮大,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做后盾。当然,最关键的是要做到知人善用。所谓善用首先就是要了解人才;使其人适其岗。假如不把各人的才能用到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去,那对人才是一种浪费,对事业也是一种极大的损害。不了解一个人,就不能用好一个人。如若不能使其人尽其才,人适其岗,那么,这样的公司必无前途可言。

孙子认为,作为“善战者”,一定要择人任势,这样可以使其利用有利的态势,确保战争的胜利。这种战略思想既重视客观特质条件,又重视人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其实,所有的“势”都要靠人去掌握、利用,因而,只有选择适当的人才,才能发现和利用有利的态势,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择人”是“任势”的基础和前提。

在战争史上,许多失败者的失利,大都是由于用人失策,进而“失势”造成兵败的。古之赵王以赵括代廉颇,终致长平战败;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致使蜀军无功而返。

反之,慧眼识人,取得最后胜利的战例比比皆是。

在现代社会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造势”与“任势”运用十分广泛。比如在广州举办“广交会”,在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在海南举办“国际椰子节”,在大连举办“国际时装节”;在哈尔滨举办“冰雪节”、在吐鲁番举办“葡萄节”等等。都可以说是一种“造势”,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投资环境,吸引海内外投资者,促进经贸活动。这样做既提高了举办地区的知名度,又增加了地方收入,同时吸引了海内外投资,可谓一举数得。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作为领导者,一定要在“任势”的基础上“择人”。而择人的前提就是要确定此类人善于“任势”。同时,各类人才要因才施用,头脑灵活,经验丰富者,可用于采购;善于交往,通权达变者,可用于推销;年轻温柔,礼貌周到者,可用于售货;年轻潇洒,机智敏捷,善于交际者,可用于公关;精打细算,一丝不苟,长于计算者,可用于理财;管理严格,不徇私情者,可用于企业管理;老成持重,任劳任怨者,可用于仓储管理……

总而言之,人才的素质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企业管理者只有充分发掘人才,千方百计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针对不同性格人的特点和偏好,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才能使自己的经营获得最大的成功。

需要强调的是,所择之人一定要会任势,否则再贤的人也是枉然。

3.用人艺术,重在任势

对于领导者而言,做到择人任势,是比较有难度的,它需要领导者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总结。择人艺术保证了企业有才可用,而人才管理艺术则可人尽其才,这两个方面互为前提、互为保证,缺一不可。在这个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时代,对于领导者而言,用人艺术已经成为改善经营、增强内部活力和外部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第一,“择人而任势”。

孙子认为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的主导思想应放在依靠、运用、把握和创造有利于自己取胜的形势上,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将吏,所以,他能从全局态势出发,使其人适其岗,从而使自己掌握主动,赢得胜利。这是孙子对领导艺术所做的一个高度精辟的概括和论述。

在孙子看来,“势”就是指由一方向另一方发起军事进攻并由此形成的使双方或多方面临的战争“形势”。把它引用到企业经营中,企业谋划的某一重大经营战略行动决策或是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所展现的某种竞争态势,由此会形成各种使经营者面临的“商势”。但不论是“战势”或是“商势”,都有一个作为“求之于势”的问题。按照孙子的思想,求势的根本出发点是“取势”,即在充分利用把握势态的发展变化中,以势酿势,实现克敌制胜的战略目的。而要能够“取势”,则必须先做到“识势”。“识势”有两层内涵,一方面是对形势的发展和趋向变化,要有超前认识的目光和谋断能力;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是否具有取势的条件和实力,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识之于势”,也就难以“取之于势”,因此,“识势”是“求势”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一个统帅虽有“识势”的战略远见,身边也有能够担任重任的人才,他却不能充分使用,最后还会落入“失势”的惨败境地。同理,这也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否经营成功的关键。所以说,择人而任决定着事业成败,当然,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对形势的把握下和利用中。因为择人任势不仅本质地体现了成事在人、人可创造时势的治业思想,同时也本质地体现了不同人才只有当其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并处在最适合于充分发挥的位置时,才能产生出最大创造能量的用人法则。善战者由于对人才善于量才而用,任势而使,所以才可以低势造势,贯彻战略意图,以奇胜取势,牢牢把握决胜权。

每个人都有长有短,若可扬其长,避其短,可成人才;抑其所长,用其所短,则成庸才。一个统帅者倘若埋没了一个人最有价值的长处,就是对人才的摧残和毁灭,同时也是对国家事业的摧残和毁灭,是最大的不仁、不道。因此,只有大德大才者才能识才用才,而缺德缺才者,即使有才他也无法或不愿去用才。领导者之所以不能在实际用人中择人任势,量才而用,除其品德素质因素之外,主要在于其对人才的效益思维不够明了。由于人的才能越大,特长越突出,其显露的缺点也往往越多、越明显,有些领导者的眼里只看缺点,不看优点,所以,常常抱怨无人才可用,实际上看,许多人才就从他的眼前一个个地走掉了。岂不知,一个人的长处可能只有一个,然而它产生的价值效益却可能是无穷的。管理学家杜拉克有一句名言:“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大凡优秀的领导者无不深明其意,千方百计地挖掘人才为己所用,最终赢得事业的成功。

第二,“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孙子说:“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其意是说,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军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体现了孙子文武兼施、德威并重的治军思想和治军原则。它不仅适于战场,同样也适用于商场。相对而言,孙子的“文”就是企业的“柔性”管理;孙子的“武”就是企业的“刚性”管理。企业管理是一个过程,是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过程,管理又是一种艺术。决定这一过程和艺术的本质对象是人,核心也是人。对人的管理和协调,既可以借制度约束、纪律监督直至惩处、强制等手段进行刚性管理,也可以依靠启发、感召、诱导和激励、奖惩等方法进行柔性管理。科学管理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的规范性和精确性,也就是将放任管理转变为规范管理,依靠规章制度等硬性措施来进行格式化、有序化的管理。

在孙子的“文治”思想中,有以下几点可供现今的领导者借鉴:

①施以仁爱,尊重人,关心人。这是他“文治”思想的本源。孙子在《地形篇》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为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种仁爱士卒的思想是古今名将治军成功的一个共同原因。今天,企业管理中仁爱士卒的思想已有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例如,为了强化企业特有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许多企业十分注重塑造“人和”、“人贵”的企业文化。当职工受雇于某个企业时,就像加入了一个家族一样,企业领导者好比家长,管理主管就是兄长,所有员工都是企业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在企业活动中,就像家庭成员一样,晚辈要听从长辈指导,长辈要关心和爱护晚辈。作为家庭中的成员,要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②善于激励下属实现其自我价值。管理最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激励,若对员工的业绩不表彰,赏罚不明,那么,员工就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精神动力。因此,及时而科学地表彰先进和激励优秀员工关系到组织活力环境的营造。在企业经营中,对有功者给予物质奖励固然重要,而注重精神激励更为重要。任何一个人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出卖给你,但却会为了一条彩色的绶带而把生命奉献给你。由此可见,精神激励在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方面所能收到的巨大效果。

③加强教育,统一思想。无论是军队还是企业,若想众志成城,统一思想,那就需要加强思想教育。孙子说,“兵众孰强?”“教戒为先”,“士不先教,不用也。”孙子“教戒为先”的思想,在今天的企业经营管理中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在,许多有战略眼光的企业领导者都把员工的思想教育放在企业发展规划的首位,其目的就在于培养一支思想统一,执行力强的高素质团队。

当前,职工教育已成为国内外企业发展竞争的一项重大战略,如果说现代企业家应成为知人善任的人才家,那么,他首先应成为善于施教于人、更懂得怎样营造人才的教育家。这是时代所需,更是企业发展所需。

企业管理的软管理与硬管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二者相辅相成。硬管理是软管理的依托和基础,对软管理的实施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失去硬管理的支撑,软管理则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软管理则是硬管理的“导向器”、“润滑油”和“催化剂”,能起到硬管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刚柔相济,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

第三,“上下同欲者胜”。

孙子说:知胜有五,其中之一是“上下同欲者胜”。就是说,官兵同心,上下齐心协力,就可以夺取战争的胜利。这是孙子提出的分析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孙子认为,若想使上下同欲,就要使民众与君王的意愿相一致,只有这样,民众在战争中才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在这里,孙子提出的“道”是使上下同欲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

孙子所讲的“道”是指政治。他强调国家一定要实行得民心、顺民意的政策、法令。在现代企业经营中,道的本质就是指企业发展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等。作为企业的发展因素,经营思想是贯穿企业一切经营活动中的基本纲领和指导思想。经营战略则是从企业现实条件出发,充分开发利用企业发展的一切可能确定的经营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战略经营决策。经营战略集中规划企业发展的长远方向。因此,一个企业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和决定性作用,关系到组织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企业如果在经营思想、经营理论上发生错误,就会使企业陷入困局,即使管理如何地科学,技术如何地先进,那也是毫无作用的。由此可见,企业领导者善于为企业制定正确的经营思想、经营方针、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就是最大地关心和体现了员工的根本利益,他就能够从根本方面调动被管理者的积极性,赢得员工的支持和信赖,做到“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许多跨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都把主要精力和智慧放在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经营理念和经营思想上,并始终把战略决策置于企业经营的首位上,以此保证企业不断走向兴旺和发达,以此去焕发全体员工忠于本职、与企业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献身精神和创业热忱。

4.营销造势,创赢创利

孙子指出,“知兵之将,民生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意思是说,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他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同理,在商业竞争中也要选择优秀的管理人才和营销人员,以才任势,以才造势,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决策有方,提高效益。“任势”就是利用形势,如在战争中占领制高点,利用水流、风向,选择有利时机出击等。孙子指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根据如何对己有利而采取适宜的措施,这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灵活运用多种方法进行“造势”,也可以推波助澜,提升商品的市场占有率。“造势”的方法多种多样:

第一,培育销售大户。

企业应长期用邀客选购、送货上门、定期联络、批量作价、现结优惠等措施吸引客户,特别是搞好与销售大户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占有份额不断扩大。

第二,建立国际销售网络。

大型企业集团应采取国际化与区域化相结合的市场营销策略,扩大销售渠道,开发国际销售网络,形成强大销售之“势”,促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

第三,用特价刺激消费。

许多超级市场每个休息日都在报上大做“特价周”的广告,用许多比市价便宜一二成的特价货吸引顾客。踏进店内,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店墙上到处贴满了不同颜色的商品削价标志,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通过特价“造势”,在顾客中造成广泛影响,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第四,实施多种形势的便民服务。

企业还可以实施网上购物、使用信用卡购物、电话订货以及设立转账业务等多种服务。

由上可知,在企业竞争中“择人而任势”,利用各种机会和采取多样方法,造成强劲的势头,就一定能提高经营效益,使企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5.求势借势,飞速发展

“择人任势”的军事思想,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有非常广泛运用。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生存,首先就要学会选拔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借助人才的非凡能力去借势、去抗争,去谋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湖北省三峡稻花香集团就是善于运用“择人任势”思想,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稻花香集团创办于1982年,短短20余年时间,该企业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酒厂,跃升为多种经营的企业集团,创造了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光辉典范。

纵观稻花香的发展历程,其成功关键在于将“择人任势”的兵法战略运用到了市场营销中。兵法营销是指运用军事理论、原则、策略进行的市场营销活动。稻花香集团发展的奇迹正是运用“择人任势”兵法战略营销的结果,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求之于势”,树立形象。

孙子认为,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努力创造有利的形势,而不是苛求部下。求之于势,关键要在“新”、“奇”、“巧”上下功夫,要善于创新,想别人之所未想,干别人之所未干,这样才能取得大众的关注、支持、理解,才能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提升销售额,收到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稻花香集团为了促进产品的销售,进行了一系列的“造势”活动。首先是流动性广告。在新一代稻花香酒推向市场之际,组织了“稻花香万里长征宣传队”。二是利用传统宣传媒介,进行商品促销。三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四是利用名人效应,扩大企业知名度。五是社会承诺,提高产品信誉度。这些“求之于势”的兵法营销手段使稻花香集团在消费者心目中树起了良好的形象,同时也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和信任。

第二,“借之于势”,创建品牌。

在战场上,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能够选择适当的人才,充分利用有利的形势,指挥士兵消灭敌人。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有才能的企业家总是能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从而使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纵观稻花香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稻花香所走的正是一条“择人任势”的创立品牌之路。1992年,厂里请来了五粮液集团高级酿酒工程师陈朗宣,并委以重任,聘陈朗宣为科技副厂长、总工程师,参与管理与决策,指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在名师陈朗宣的指导下,经过全厂的技术攻关,创造出了具有五粮液香型的高档酒——稻花香。稻花香品牌问世后,稻花香集团投巨资购进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质量检测设备,这样很快就把一个乡镇企业,装备成了宜昌市最具权威的白酒检测中心。随后,他们又投资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联合研制出了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这一填补国内行业空白的现代化装备,极大地提高了工效,确保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稻花香”的成功,首先是“择人”的成功,可以说,没有五粮液酒厂的陈朗宣,就不会有“稻花香”的发展;其次才是“任势”的成功。“求之于势”,使“稻花香”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由此,稻花香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在这里,“择人任势”的兵法营销策略为我们展示了其巨大的魅力。

法则四 内圣外王——王者的卓越素质

“内圣外王”是道家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儒家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现代主要用于领导者提升自我素质,主张从容行事、以仁治世、慎独其身、正身严己、拙诚信人和宽以待人等,达到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人生最高境界。庄子(约前369~约前286年)

庄子(约前369~约前286年),名周,是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庄子一生隐默无闻,却著述甚丰,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影响。老、庄与孔、孟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

庄子在《庄子·天下》中提出“内圣外王”的主张,但庄子对这个阐述还不够成熟,在运用到处理具体问题时还不够圆通。一直到晋朝的郭象时,这才得到了圆满的解释。“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人的最高生活境界。所谓的“内圣”,是指养神艺术,不管这个人在现实中正在做什么,只要能够做到“内圣”,他就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现实中的一切,在精神上达到逍遥自由的出世目的;“外王”是政治领导艺术,虽然这个人主观上无意于做事,但在客观现实中,他却把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得井井有条。这就是说,思想境界最高的人,能在入世中求出世之乐,在出世中得入世之利。

一、超凡入圣的人生之功

儒家把品德高尚,有道德觉悟的人称为“君子”,君子坚持仁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胸怀坦荡,谦虚和乐,自强不息。君子仁德人格的最高理想是“圣人”。圣人除了内在心性修养达到高峰之外,还要求外在事功上有相当大的成就,也即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圣人的修养并非只有帝王才能达到,“人皆可以为尧舜”,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路径,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

1.改造本性,成圣成贤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篇》:“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认为,“内圣外王”本应是修道者追求的修身立世之道,但因百家纷争、道术不行、天下大乱,而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这是很不幸的事。庄子感叹说,如果百家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那么,后世的学者就难以看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也就难以完整地流传下去。

相对于庄子感慨“道”的“暗而不明,郁而不发”,难以发扬光大,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却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在儒学中,孔子的思想中已包含有“圣王”观念,例如他把尧舜视为“圣王”,认为他们所行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而孔子的弟子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则说孔子比尧舜更好。孟子甚至说,昔者上圣列为天子,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所以说,孔子就是圣王。《荀子·解蔽》中为“圣王”下了一定义:“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

在儒家典籍中,“圣人”是人格品德最高的典范,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孔子尽管说他没有见到圣人,但他却被后人奉为至圣。《论语》中没有“圣王”的观念,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却奠基于孔子。其后孟、荀分别予以了发展。

孟子认为,“仁政”是内圣外王的核心,此种“仁政”的实行,有赖于先王的“不忍人之心”,孟子所说的圣王即是指那些能保持“仁义礼智”的先王。在圣与王的关系上,孟子侧重内圣。他在《孟子·离娄上》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圣人主要是指在德性上可作万民表率典范的人,只有道德修养达到一定修为的人,才堪称此誉。

荀子在《荀子·儒效》中说:“修百王之法,若辩白黑;有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运四肢;要是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强调的是圣人的“外王”。相对于孟子,荀子更加重视圣人外在事功(王)的一面。其实,荀子也比较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他讲:“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甚至认为心性修养比治国还重要。荀子对内圣外王的辩证理解为人们勾画了这样一幅理想人格图:在道德修养上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在外在事功上就达到了王的成就。

儒家的重要著作《大学》也表白了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其主张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个人内心修养的阶梯,这实际上就是“内圣”之道;而主张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个人内心修养完成后的自然发展,也就是“外王”之道。

宋朝张载追求的是这样一种人生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段话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的理想人生境界。它将“内圣外王”的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历代学者在“成圣”的信念追求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成圣的问题上却有着分歧,孟子倡性善,他认为所谓修养就是保存自身已有的“善端”并将其扩充出来,同时,他也注意到,因为追求过多的物质欲望会使人失去善性,因此,他提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的主张,把“寡欲”作为养心的主要内容,走的是一条内省的路子。荀子倡性恶,认为“善”是人们后天努力改造的结果,因此,他更加注重人们后天的学习,他说“圣可积也”,即是主张通过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道德而成为圣人,走的是一条向外学习不断改造本性的路子。这两种不同的修养方法在后世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儒家倡导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成圣,其次是成为君子。君子理想是儒家人生境界的另一重要内容。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义指君子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利指个人的私利私欲。孔子以重义还是重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他认为,君子理想人格的本质是重义轻利。这一传统被后世的儒者不断发扬光大。

如何成圣成贤或“超凡入圣”,再把“圣人”造就成“圣王”,而由“圣王”来实现社会政治理想,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2.出世入世,顺物而行

庄子“内圣外王”的思想,到了晋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晋郭象在《庄子注》里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其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者之不亏哉!”

郭象的“内圣”是指在精神上要能超越现实中的一切,达到逍遥自由的出世目的;“外王”则是一种政治领导艺术,虽然这个人主观上无意于做事,但在客观现实中,他却把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得井井有条。这就是说,达到“内圣外王”境界的人,能在入世中求出世之乐,在出世中得入世之利。

据《逍遥游》记载:尧在当天子期间,看到著名隐士许由的道德比自己更高尚,他就主动地提出要把自己的帝位让给许由,而许由认为“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予无所用天下为!”表示自己习惯于闲云野鹤的生活,无意于去当帝王。

庄子的这段记载,称赞了许由的高洁品质。《史记·正义》中引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的许由的故事,却让人们认识了许由的沽名钓誉。《高士传》中说,许由听说尧要把天下让给他,他就隐居到颖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尧又召他做九洲长,许由觉得污了他的耳朵,于是,就在他隐居的颖水滨洗耳朵。当时有一个叫巢父的人牵了一头小牛想在此饮水。见许由洗耳,就问他缘故。许由回答说:“尧想让我做九洲长,我讨厌听到这种消息,所以在此洗耳。”巢父说:“你要是隐居到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看见你呢?你故意做出隐居的样子,实际上是想博得人们的赞誉。你玷污了我牛的口。”说完,把牛牵到上游饮水。

郭象认为许由的思想境界远远比不上尧的高,因为许由偏执于一端,不能做到顺其自然。

郭象这样评价许由:“夫自任者对物,而顺物者与物无对,故尧无对于天下,而许由与稷、契为匹矣。”

郭象所谓的“对物”,是指不能顺应客观环境而同客观环境对立起来。在郭象看来,尧是“内圣外王”的典范,他能够顺物而行,该做天子的时侯就做天子,该禅让的时侯就禅让,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同社会需要和客观环境对立起来;而许由与稷、契在具体行为上虽然不同,许由力主出世,博取虚名,而稷、契积极入世,求取实名,他们心中同样有私欲存在,而且没能做到顺物而行,因而也就没有达到尧的境界。

二、成功立业的自我修持

“内圣外王”不仅是儒家的修身治国之道,更是普通大众的为人处世指南。它告诫人们,只有个人修养达到了“内圣”的标准,才能够“王天下”。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要像鹰欲扑鸟、虎欲吃人之前一样,内敛不露,才华不逞,最后才能厚积薄发,实现自己的理想。

1.修身修德,齐家治国

若想真正理解“内圣外王”的内涵,必须要对我国的儒家经典著作《大学》有一个大概了解。在古代,《大学》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天子的长子,它是天子治国平天下的必读书目,也是“内圣外王”的动力和根源所在。《大学》是“四书”中的一种,出自《小戴礼记》,据说是孔子门生曾参所作。宋代朱熹解释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它是有关政治、哲理的高深广博学问。《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着重阐述提高个人道德品质修养(内圣)与治国平天下(外王)的辩证关系。

第一,“三纲领”。

所谓“三纲领”是指《大学》开篇即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①明明德。意即“使道德显明”。就是彰显人的善德,并使之发扬光大。

道德是立身之本,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潜在力量。那么,道德的力量是如何体现呢?一般说来,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深邃可怖、人人自危,就会出现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在封建社会,只有天子能做到让天下一统、让百姓安居乐业。明明德的目标,不仅要让天子自己明白建立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性,而且还要让这种王者之道(德)自上而下地传播开来。

②亲民。亲民有两种理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把“亲”当作“新”来理解,意为使人民经过教化,摆脱旧有的陋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地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最终达到天下太平。另一种理解即为亲近人民,以人民为自己的至亲。根据《大学》的整体内容来看,朱子将亲民解释为“新民”,似乎更符合作品的原意。“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已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亲民就是要将美好的德性,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散播,并通过除旧布新,达到天下大治的最终效果。天子应该以其为根本任务,时刻用心尽力,人民则应不断反省,力求从道德上完善自己。

③止于至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止于至善”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完美境界。

这里的“至善”,和孔子所说的“正名”、“中庸之道”有密切关联。因为“至善”可以理解为遵循不及不过的时中原则,专心做好自己这个角色和地位所赋予的事情,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极致效果。

第二,“八条目”。“三纲领”是《大学》给天子及庶民提出的宏观目标,“八条目”则是如何操作的具体措施。

①格物。格物的“格”,是“及”、“穷尽”的意思。这里的格物意思就是“及物穷理”,要求人们在读书中求知,在实践中求知,而后明辨事物,尽事物之理,增长见识。此外,“格”还有“区别”、“抵御”之意。所以“格物”还要求人们不为事物的表面现象或者世俗纷扰所干扰,做到透过表面看本质,不随波逐流,不为物欲所左右。

②致知。就是求得真知。所谓知,指道德意识而言,知能明是非、辨善恶,闻见所及,胸中了然。所有做学问的人都应该在已有认识的前提下破除约束,进一步探索万物的内在道理,达到认识的极点。

③诚意。就是要意念诚实。要做到意诚,必须要做好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都能意念真诚。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发于心之自然,非有所矫饰,自然能做到不欺人,亦不自欺。“所以,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对自己的真诚,就是不欺骗自己,不放纵自己,对虚伪、欺骗等不良的念头防微杜渐,洁身自好,特别是在独自一人时,更要谨慎,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④正心。就是心无杂念,不为物欲所蔽,保持心灵的安静。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心自正。心得其正,则公正诚明,不涉感情,无所偏倚。所以心诚、至善、摒弃杂念就能达到“正心”的境界。

⑤修身。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修身是“八条目”的中间环节,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功夫的落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始发点。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知其所贱恶而辟焉,知其所畏敬而辟焉,知其所哀矜而辟焉,知其所敖惰而辟焉。”人往往对其他的人或事物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或偏见。这就要求君子凡事先从自身做起,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修身得道者,不仅对自己有个客观准确的对待,对别人也能有客观公允的判断。

⑥齐家。就是以正心诚意,至善至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只有教育好自己的家庭成员,才能教化人民。齐其家才能治其国,“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能将一个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就能从中推理出治理大国的原则和要求;能在家中遵循伦理道德规范和家庭角色去行事,那么也可以领悟出在国家中应该如何定位自身。反之,如果连家庭关系都不能处理好的人,那就更不用提去治理一个错综复杂的国家了。

⑦治国。就是以德治国,布仁政于国中。君主要以至善之德教化人民,使人民除旧布新,“苟日新,日日新。”君主个人的品行好坏,直接影响家庭和国家的发展和命运。“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君子以身作则,自己拥有了美德,才去引导别人有美德;如果自己还没能拥有美德,就不可能教化别人,更谈不上去治理国家了。

⑧平天下。就是要布仁政于天下,使天下太平。平天下最重要的是要求君主把内圣充分展现、将“外王”发挥到极致,即通过布行仁政,任用贤臣,开源节流,发展生产,藏富于民等措施,最终达到国泰民安的治理效果。

2.内圣奠基,外王始成

《大学》第一章《孔经》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前面已经谈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项是指个人修养的内圣功夫,后三项则是推己及人的外王事业。个人修身与修养在“八条目”中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它说明没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作为人生的基石,一切的内圣与外王都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由此可见,内圣与外王的核心就是“修己”。“修己”就是自我修养,自我修持,就是修养个人身心受用的学问。孔子讲“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意思是说,“修己”既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没有完善的自我修持,不仅个体的成仁成圣将变为子虚乌有,而且对整个天下的责任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一个人的自我完善都谈不上,还谈什么对整个世界的责任与义务。

古人说:“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内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句话把“内圣”的涵义和作用阐释得异常形象。

从格物致知做起,直到治国平天下,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是内圣的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的学问。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外王通过内圣而不断充实自己,内圣则通过外王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达到“王天下”的目标。

三、德行兼备的王者风范

“内圣外王”主要是讲人的“修为”,即“内圣”;“修为”只要达到了圣人所要求的水平,那就一定能达到“外王”的境界,到那时,处理外界的各种事情就会无往而不胜,就能显示出一种王者风范。

1.从容行事,无往不胜

李白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诗,叫“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这句看似平淡的诗却揭示了一种“内圣”的处世方法。它指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龙沉潭那样的伸屈变化之胸怀,让人难以预测,而自己则可在此其间从容行事。

明太祖朱元璋在攻占了南京后,因为群雄并峙,为了避免因崭露头角而成为众矢之的,他采取了耆老朱升的建议,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赢得了各个击破的时间与力量,最后横扫群雄,当上了大明皇帝。

或许有人没有做皇帝的欲望,对此不以为然,其实,一般的普通人,古人也认为应该有“内圣”的包藏、凝重胸怀与气度。因为即使做一个平凡的人,生活中也要面对各种纷纭复杂的事情,而一旦具备了“内圣”的特质,在处理各种事情时,就会进展自如,张驰有度,优裕有加。“处世不必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作事不必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憎”,即是一个“内圣”达到一定程度的修身之道。

老子曾经对向他问礼的孔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意思是说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总是隐藏其宝货,不令人轻易见之;而品德高尚的君子容貌却显得愚笨。他告诫孔子,做人应该修德,不可张扬,要大智若愚,大直若屈,大巧若掘,大辩若讷。老子说:“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王。”老子的处世智慧为天下之首,难怪孔子说,我没见过龙,老子即是龙。他将老子尊为人人崇拜的“龙”。中国古代这样的大智若愚的内圣者是很多的。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著称,他遵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表面上是一个人人称道的“好好先生”,实质上他却是一个有胆有识的称职官员。担任入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是个奸邪之人,他反复无常,还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但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便说:“只要写出来,韩公一定有自己的说法。”随后,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说着韩琦拿出空头敕书填写上,便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韩琦贬谪奸臣,没有通过专职衙门中书省,也没有惊动皇上,等于是越权办理,但一向奸邪的任守忠却没有怀疑韩琦的做法是私人行为,因为他也相信一贯诚实的韩琦不会乱来。这样,韩倚轻易除去了奸臣,而仍然不失忠厚。这就是“内圣”的真正魅力。“内圣”除了强调自身道德的修养外,还要求人们注重对他人的理解。善于知人之心是“内圣”的基本功。“见形为容”、“闻声和音”讲的是要注意情境、语境,善于察色知人,听言知人。一般情况下,总是可以从一个人的形容、情貌、姿态等外部表现中,去知道其心理内涵;也可以从其语言外表中去知道其内在心思。要学会理解人,还要学会尊重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思想隐蔽得很深,可以暂作回避,这是对其隐情、隐私的尊重。与人言谈,也要避免“散”、“伤”、“丑”、“害”,如果言谈漫无边际,不了解人家心思,言不适度,出口伤人;或语言粗俗,吐辞不雅,以及言谈有害对方的感情、对方的利益、对方的自尊心,都是对对方的不尊重,这都是应该极力避免的。

仁义是为人的基本品德,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谨守仁义,才能真正从深层去获取人心、求得主客双方相合。只有自己以仁义相向,对方才会真心相随。

2.慎独其身,拙诚守信

《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内圣的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慎独”是“内圣”的重要修炼方法,人生在世,如果能独善其身,不允许有任何邪恶的念头萌生,就能防微杜渐,逐渐养成高尚的品质。

在大千世界,惟有真正“内圣”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惟倔强至诚才能收到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占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是要失败的。西汉丞相丙吉就因为“内圣外王”而成就了一生的事业。汉武帝末年,在朝廷内发生了“巫蛊之祸”,祸及后宫卫太子。汉武帝在盛怒之下命令追查卫太子全家及其党羽。卫太子被迫自杀,全家被抄斩,丙吉在奉诏查狱时,发现了卫太子的孙子,于是他就让有奶的女囚犯暗中轮流来喂养这个婴儿。不久后,他又派人将他给取名刘病已的小皇曾孙送到他的外婆家,使刘病已顺利长大成人。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可是汉昭帝在位时间不长,二十一岁就死了。汉昭帝无子,大将军霍光让丙吉迎昌邑王贺即位。贺即位没过多久因为行为荒淫无度而被废除,丙吉便向霍光推荐立刘病已为太子,继承帝位。这个从小在狱中长大的孩子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兴之主汉宣帝。按常理来说,丙吉对汉宣帝应该算是有再造之恩,这时候正是邀功行赏的最好机会。但丙吉为人仁厚,对皇曾孙的遭遇绝口不提,所以朝廷中没什么人知道他的功劳。汉宣帝即位后,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起用贤臣,却并没有怎么重用丙吉,只给他封了一个“关内侯”的爵位。尽管如此,丙吉依然毫无怨言地为国事尽心尽力。直到公元前66年,一位当年在狱中照顾过宣帝的宫女邀功,问及丙吉,丙吉才将当年汉宣帝在狱中的经历和真相说了出来,汉宣帝这才知道丙吉在自己危难之时的救命之恩。于是,下令封丙吉为博阳侯,邑三千户,升任丞相。

厚德可载物,拙诚可信人。丙吉的这种忠诚朴素的真情感动了宣帝,也感动了大众,从而成就了他自己的人生。

3.正身严己,不令而行

《论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

这句话是孔子对为政者的鞭策和警示,实际上也是对“内圣外王”的另一种诠释。修身立德者,不怒而威,胡作非为者,既使暴跳如雷,别人也不怕你。唐太宗在治理国家时,就十分注意德性的修养。他说过:“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其实就像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虽然吃饱了,但是身体也糟蹋了。作为一个国君,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会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听说过内圣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他还说:“国家灭亡的原因大都是执政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造成的。整日吃山珍海味,沉溺于歌舞笙萧与美女之中,则欲望会越发膨胀,所需的费用也将随之增加,如此一来,不但无暇顾及政治,甚至会使人民陷于困苦的地狱之中。结果国君只要说出一点不合理的话,人民的心就马上起伏不定,谋反的人趁机出现。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极力压抑自己的欲望。”有一年夏天,大臣们提议给唐太宗建一座新宫殿,当时唐朝国富民强,建一座宫殿可谓区区小事,但是唐太宗却婉言拒绝了大臣们的好意,他说,自己现在住的宫殿虽然有些潮湿,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要相当于十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远远不及,但所需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大臣们百般请求,但唐太宗终究没有采纳他们的好意。

唐太宗这种勤政为民的精神,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若想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就必须要用坚强的意志力来贯彻自我节制的内圣决心。以民为本,励精图治,凝聚人脉,自强不息。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这样说道:“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胸。”有这样宽广的心胸,再加上仁德高尚的品德,就自然能做出“王天下”的事业。

4.以仁治世,宽以待人

在中国历史上,文韬武略、雄才盖世的英武皇帝很多,但真正能称为“内圣外王”的圣明天子,却难找出几个。宋太祖赵匡胤应该算一个达到此殊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后,没有像以前的皇帝那样,立即大开杀戒,将前朝文武大臣及皇族人员诛灭九族。相反,他不仅将前朝大臣悉数留用,还立下誓碑让子孙皇帝发下最恶毒的誓言来保障前朝皇族柴氏后代的绝对安全,赵匡胤还告诫他的子孙,即使柴氏后代谋反也只能在监狱里赐死,而不能斩杀于刑场。试问中国历史上能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皇帝吗?没有真正的慈悲心怀和仁义之心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外,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帝王将开国功臣谋害的事例举不胜举,然而,宋太祖却没有这样做。宋太祖建宋不久,就设立儒馆,请有学问的人办教育培养人才。赵匡胤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规定不论出身贫富都可以应举,他设立复试、殿试制度,杜绝舞弊和走后门行为。赵匡胤在选拔人才时,不看资历重看水平,只要有能力,则破格提拔。如中牟县令李鹤一步升为国子监丞;莱芜县令刘琪直接升任朝中拾遗;郑州防御判官升迁为中央监察御史等等。赵匡胤对过去有旧怨的武臣,也不打击报复。例如以前他曾去投靠王彦超、董遵海,他俩将赵匡胤拒之门外。赵匡胤做了皇帝,不计前嫌,仍将王彦超任命为中书令,对董遵海也进行了封赏。赵匡胤性格质朴而不事矫饰,他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宫中所用苇帘,以青布镶边,身上穿的衣服,都洗过很多次。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的美好品德。

赵匡胤的治国之策,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政策,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政策,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大宋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太祖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及宽待周朝皇族人员的誓碑,充分显示了他的博大胸怀和仁爱品德,他的这一政策,使宋朝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文明程序最高、言论最开放,各种学说、理论最成熟的时代。宋朝300年为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与赵匡胤的内圣外王精神分不开的。

四、现代企业的管理王道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完善的“内圣外王”思想,能够使企业在商海的惊涛骇浪之中险中求胜,一路凯歌。企业的“内圣”就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精益求精的产品品质的完美统一。企业的“外王”就是指企业的产品占领市场并带来利润,促进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机和成长,促进全民精神文明的发展和成熟。而其“内圣”主要是指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为企业创造效益,为职工谋求福利等。

1.经世济民,建功立业

“内圣外王”的思想对于现代企业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初,一大批企业家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应运而生,但由于这批企业家素质良莠不齐,导致他们经营的企业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有的发展成了大企业,前途辉煌;而有的则不久就烟消灰灭,无影无综了。那么,在现代社会,究竟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并塑造人生的辉煌呢?

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新型的企业家,除了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时代精神外,还必须善于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吸取思想营养。“内圣外王”之道,是古代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所谓“内圣”,即孟子所说的“圣人,人伦之至也”,要求在个人生命内完成最高的道德修养;所谓“外王”,要求人们不只是追求个人生命的道德完美,更要把这种“内圣”外化为道德实践和“经世济民”之策,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具体应从下列方法入手:

第一,善于从古代儒家的理想人格中吸取有益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道德思想。

依据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在企业经营上,尊重人的价值,推行“人格化管理”。所谓“人格化管理”,既要求管理者本身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也要求充分尊重被管理者人格。有些企业家推行的“爱的管理”和“人情味管理”,也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作为一个当代企业家,应该把儒家的“诚信”原则视为处理人际关系、塑造企业形象的“永恒法则”。当然,只是吸取儒家的传统美德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搏击中,逐步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

第二,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市场如战场,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有竞争就有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当代企业家必须树立风险意识。在市场竞争中,要取得成功,必须坚持效益和公平的道德原则。效益原则,即要求以功效或利益为道德标准,充分肯定人们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公平原则,即要求以公平竞争,合法经营为原则,反对不择手段牟取暴利。

第三,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经世济民”之策。

儒家提倡的“明道、稽政、志在天下”之学,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忧患意识。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都是儒家的经世意识和参与心态的真实写照。儒家还大力提倡献身精神和注重民族气节。要求君子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还要求君子具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的高尚品格。这种坚持节操、勇于献身的精神,也是现代企业家在经济大潮中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第四,关注科技动向,提高企业科技含量。

当代企业家应该时刻关注科技新动向,努力在企业中渗入各种科学因素,使企业永远保持活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振兴科技,努力发展前沿科学,才能繁荣经济。我们讲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既包括思想道德素质,也包括科学文化素质,二者缺一不可。企业家只有把二者融于一体,才能变成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现代企业家与以前企业家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高文化品位”。“高文化品位”,是指高文化气质、产业报国、为社会服务、与用户和其它社会公众共同发展、自觉地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的品格。只有具备“高文化品味”,又深谙企业经营之道的企业家,才能融入新世纪的滚滚大潮中。

2.修己以敬,提高素质

企业是社会的元素,人类一切的行为或活动诸如文化、科学、经济等都要依存企业来互通有无,获取平衡,企业家的任务则是通过企业这个载体来为社会、国家以及人类谋求最大利益——幸福、和谐。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企业家具备内圣外王之道。

企业家的“内圣”就是修身,逻辑顺序是“由内而外”,若想得心应手地领导别人,首先就要进行自我人格修炼。企业家的“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逻辑顺序是推己及人,领导别人其实是领导自己的外延,把自己能够做到的外延推及到去要求别人,能够与人进行团队合作,然后才能领导下属,最后达到管理一个组织或者部门。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一个领导者如果想领导好自己的下属,领导好周围的干部,首先要做的是修炼自己。只有修炼好了自己,才可以去领导别人,管理别人。“修己以敬”有三个原则,就是“知、仁、勇”。孔子在《论语》里大概有两、三次提出这三个字,都是对君子的定义,知就是“知者不惑”,仁就是“仁者不忧”,勇就是“勇者不惧”。这三个字就是自我修养的三个原则,也是领导者必备的三个条件。

领导艺术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存在既定的做法。不同性格、气质、能力的领导者,所表现出来的领导艺术也各不相同。领导的艺术,首先体现在领导者的自身魅力上,而这些魅力又是由领导者自身的素质所决定的。领导者是大家的表率,也是大家的楷模。高素质的领导者才可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从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达到领导活动的目的。领导者也是决策者,只有具备高素质,才可能对时局有着正确的把握,才能高瞻远瞩,作出正确的决策。

领导者内在的素质包括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心胸度量、处世哲学等等。这些内在的素质,只能通过不断的修炼来提高,它不是生来就有的,更不是你想有就能有的。

对于管理者来说,修身是成功的基础。中国儒家的传统要求人们“见利思义”,朱熹说:“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作为一个管理者,应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利益,绝不能做出趁人之危、祸害他人的事。

诚信,也是每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不讲诚信,不重然诺者,很难赢得人们的尊重,更不用说谁还敢和你做生意了。

一个好的领导者,还应讲究宽容。只有心胸开阔,不计较下属犯错的领导者,才会具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并在关键时刻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

除此之外,企业家的领导力还体现在其他方方面面中,如战略的艺术、决策的艺术、用权的艺术、执行的艺术、沟通的艺术、组织的艺术、用人的艺术、激励的艺术等等。领导力不仅仅是单纯的技巧、手段,或是处世之道,它更多的是取决于领导者的品德、智慧和经验,它是科学的、灵活的,具有创造性、时效性和综合性。随机应变、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握分寸,这些都是一个优秀领导者所必需的东西。

3.品牌建设,文化为先

企业品牌意识也涉及到“内圣外王”的思想,因为品牌具有外在与内在两方面的表现。品牌既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又是企业产品的灵魂;因此,如何进行企业品牌建设,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那么,怎样进行企业品牌建设呢?

第一,品牌特征要显著。

一个好的品牌,如果没有自己显著的特征,就无法同竞争产品进行区别,而不能同其他产品区别,就没有竞争力。要想使自己的品牌同其他产品有明显的区别,就必须使品牌的外部特征(品牌识别元素、产品的功能、质量、包装、价格、使用舒适性及方便性等)和内部特征(品牌规划、品牌定位、品牌核心价值、品牌个性等)的风格形成一致,使其易被消费者识别和记忆。

显著的品牌特征是以产品为基础、以名称标志为识别、以文化为核心、以独特风格为品牌形象而购成的特殊标记,只有这些标记深入人心,其品牌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

第二,品牌传播要久远。“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社会,好的品牌需要通过宣传传播达到被人认可的目的。在传播的过程中,企业要以品牌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产品特点为表现,以精神感召为目标,通过有影响、覆盖面广的媒介大规模的、持久的宣传活动,使自己的产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第三,品牌服务要周到。

一个产品品牌要想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还必须保证消费者无论是购买前还是购买后都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服务。

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售前、售中的服务质量,而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后所享受的服务质量成了消费者决定是否重复购买的一大前提。为此,周到的品牌服务是一个品牌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必须长抓不懈。

第四,品牌执行要有力度。

品牌的执行力度,也关系到它的生存死亡,再好的品牌规划如果不能不折不扣地实施,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许多品牌在初期都有着非常宏大的发展远景,也曾让众多品牌管理者热血沸腾,然而没过多久,就了无声息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执行不力,半途而废,造成计划的夭折。

所以,在品牌规划时就要考虑执行的问题,不做无法执行的规划。而规划一旦确定,就要排除一切困难,不折不扣地执行。

事实上,企业品牌的建设就是“内圣”,达到了上述条件,能够风行天下,带来滚滚财源,就是“外王”。内圣外王是检验一个企业品牌成功与否的试金石,也是检验一个企业管理者道德水准及管理水平的标杆。

4.铸造辉煌,回报社会

检验一个企业家是不是达到了“内圣外王”的境界,不能仅仅从其表面上看企业达到了多大规模,在商场上攻了多少城、掠了多少地。仅从这些方面衡量是不够的。一个“内圣外王”的企业家还应该有“仁者爱民”的道德规范及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

华达集团创始人李晓华就是“内圣外王”的典型人物,人们从他一次次地斥巨资回报社会中,看出了这个商界精英的崇高思想品质。当李晓华为亚运会慷慨解囊捐出100万元时,他的父母仍居住在生他养他的那个小胡同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甚至指责他博取名誉不孝敬父母。李晓华认为父母应该孝敬,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更应该为国分忧。他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赞赏。继为亚运会捐款100万元后,李晓华又为华东赈灾捐款100万元,为“希望工程”捐款100万元。成了亿万大亨的他,想到的不是用这些财富去享福,而是不断地造福于社会和人民。为了激励教师献身教育,他还为北京崇文小学捐献100万元,设立了“李晓华优秀教师奖励基金”。由于李晓华支持祖国建设尤其是在资助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联合国有关部门发起的“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中,中国组委会向他颁发了“国际科学与和平贡献奖”和“和平使者奖”。

李晓华凭着自己的智慧紧紧抓住机会,成就了人生的辉煌,可贵的是,他吃水不忘挖井人,又用巨额资金回报社会。李晓华的行动把“内圣外王”的涵义,诠释得淋漓尽致。

法则五 知彼知己——竞争的先赢智慧

“知彼知己”是兵家之胜经,在现代主要用于竞争的创赢战略。认为真知为上,先知为胜,重视策划、谋略、情报和信息,认为谁率先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也就掌握了决胜权,真可谓信息就是财富,竞争就是先赢。孙子(约前551~约前479年)

孙子兵法,蕴含了姜太公及管仲的韬略,老子的道,孔子的仁,以及司马穰苴的法。孙子探讨战争问题的观点与方法为后世研究战争以及军事辩证法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特别是他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精辟论述,揭示了战争指导中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成为整部《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也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解“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含义,特别是理解它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有助于在生活实践中正确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

企业经营竞争,也有一个如何认识彼己关系的问题,也有一个知天知地的问题,即经营环境问题。把竞争对象理解为彼,这是最一般的理解。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了解顾客,争夺顾客这个彼更显得重要。把顾客消费的需求服务好了,竞争取胜就有了充分保障,企业也就会基业长青。

一、百战百胜的兵家智慧

“知彼知己”是属于兵家胜经,但作为我们个人运用之,则是为人处事,建功立业的赢家智慧;作为我们团队运用之,则是凝聚士气、击破对手的制胜密码;作为我们企业运用之,则是经营管理、商业竞争的至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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