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医薪传(下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居适,沈钦荣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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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医薪传(下卷)试读：

钱氏女科为浙江世传女科之一。钱氏世居山阴（今绍兴市）石门槛，迄今历三十一代，原不为医，据《语肥堂钱家族谱》记载，钱氏第十一代先世始操女科业，为钱氏女科第一世医，有《大生秘旨》三卷为家传衣钵。据《嘉庆山阴县志》记载：“钱象坰，字承怀，以医名。钱氏自南宋以来，代有名家，至象坰而荟萃先世精蕴，声远播焉。”盖象坰（康熙乾隆年间人）系钱氏女科第十四代世医。钱氏又一部家藏秘本《胎产秘书》约成书于斯时。象坰之子名廷选，“精治胎产”，孙名登彀、曾孙琦璠“俱能绍先业”。钱氏女科第十八代者茹玉，“亦精女科”。清代绍兴名医钱宝灿与族弟宝楠为钱氏第十九代世医，宝灿之子振声，孙兆熊、兆辉及幼孙兆麟；宝楠之长子少堂，次子少楠及孙寿铭、寿祺（均为钱氏二十一代世医）皆精女科，于浙东素负盛名。向来钱氏女科秘不外传，前十八代世医外姓门人绝无。唯十九代世医钱宝灿先生始破禁锢，先后授外姓弟子二人。一为徐氏绍忠先生，绍兴人，再传子徐幼生，复传孙徐继抗，此外姓第一支脉；二为杭州何九香先生，再传子何稚香，复传孙何子淮、何少山。今杭州女科享盛誉者，此钱氏女科外姓之第二支脉也。钱氏女科后裔钱祖堂执业证书（民国）

女科在宋代以前只有产科专著，而妇女其他疾病都包括在“大方脉”内。直到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问世，才概括了女科之全部。绍兴钱氏女科的家传女科秘书《大生秘旨》、《胎产秘书》、《钱氏产科要诀》诸书，只言胎产，经带缺如，诚受时代之所限。钱氏女科有关经带之证治经验，则为学业时庭训室授。

钱氏女科医学得自家传，识症用药与平常者不同，自成一家言，但也博采诸家以集思广益，尤于金元期间，对丹溪学说颇为赞同。钱氏家藏秘本每有丹溪学说之渗透。

钱氏研习妇科，历来十分强调扎实的内科基础，对内科均有很深的造诣。钱氏女科第二十一代世医钱寿铭等，受家学之熏陶，早年毕业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以后，一面继承家业，一面从何廉臣、曹炳章先生游，兼习内科，而精于女科。弱冠悬壶，声誉日起，晚年曾深有体会地把女科医生研习内科比喻为：“能绣花者必会女红，会修表者必能修钟”。这种操女科业而主张同时研习内科的治学态度，无疑是有裨益的。

一、治经病自成一家言

1.调经善用风药

宋·陈良甫谓：“妇人月水不调，乃风冷乘虚客于胞中，伤冲任之脉。”《内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济阴纲目》释之云：“人有隐情曲意，难舒以其衷者，则气郁而不畅，不畅则心气不开，脾气不化，水谷日少，不能变化气血以入二阳，血海无余，所以不月也。”简明地阐述了六淫、七情可导致经候不调的机理。钱氏根据经病的成因，在熟习内科及深究奇经（尤其是督脉）的基础上，创造了独特风格的调经方，今录于下：川藁本、香白芷、青防风、珍珠母、川郁金、路路通、绿梅花、木蝴蝶、福泽泻、炙甘草。

钱氏调治月经的代表方，开风药调经之先河。方中以藁本引白芷、防风入督脉，驱散六淫之邪，开发阳和之气；取珍珠母（或白蛤壳）介类潜降以监制风药之香散；用绿梅花、木蝴蝶、路路通、香附调畅气机，稍佐川郁金入血分。综观全方，把走奇经、畅气机、活血脉三者熔于一炉，制方精当，轻灵可法。王肯堂氏《女科准绳》载有升阳举经汤，亦用藁本、羌活、防风、独活等风药于血分药中，主治经水不调，可互资印证。运用风药调经，此仅钱氏治月经病之一斑，对月经病的辨证论治，兹不赘述。

2.经前乳胀证治举要

大凡经前乳胀，良由肝气郁结，胃气失和所致。乳房属阳明胃经，乳头属厥阴肝经，故本病与肝、胃二经关系至重，为女性不孕症原因之一端。钱氏认为，本病轻者数剂可愈，重者非朝夕见功，应守药缓图。病多在气分，用药宜轻灵，切忌重浊。钱氏临床遣药，柴胡嫌其劫肝阴，当归动血，于症不宜，不主张逍遥散，而喜用木蝴蝶、砂仁、绿梅花、玳玳花、香附子、玫瑰花、甘松、广郁金等，肝火甚加左金丸。钱氏疏肝喜用诸花，谓花者，百草之精灵也，其性和平，轻清芬芳，善疏肝而兼快脾悦胃。临床应用药量宜轻，如绿梅花常用3g，玫瑰花、玳玳花常用1—1.5g。诸花疏肝理气而不伤正，有百益而无一弊，非学有家渊，难克臻此。

3.钱氏崩漏方研讨

钱氏治崩漏之家传方，由下列药物组成：鲜生地、冬桑叶、白菊花、焦山栀、淡子芩、东白薇、鲜藕节、肥知母、血见愁、生白芍、绿梅花、木蝴蝶。

钱氏云：血崩之因，多为喜怒劳役伤肝导致血热沸奔，顺肝经下行，暴则为崩，缓则为漏，斯症平肝清热凉血之品当为首选，故谓桑叶、菊花为治崩之功臣。《重庆堂随笔记》载：“桑叶治肝热妄行之崩漏及胎前诸病。”《本草从新》亦谓其能“滋燥、凉血、止血”。李时珍谓菊花曰：“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钱氏认为桑叶配菊花治崩漏相得益彰，临床建功卓著。

至于归、芎之类，钱氏以为，动而走窜，虽伍以寒凉之品，亦难制其彪悍之性，于血症多弊，皆宜慎用。

二、治带下传统出新意

钱氏诊治带下，虽无秘本家传，但以口授言示却相传不湮。据钱氏女科二十一代世医钱兆麟老先生介绍，钱氏对“带下皆责于脾”之说持不同看法，认为人是一个整体，“五脏皆可令带下”，且症状亦各不相同，推崇“五色带下”的理论。但脾虚与带下的关系，较之他脏也更为密切，因此无论何色带下均伍以健脾之品，兹将钱氏带下证治经验择录如下：

1.白带

白色带下，临证最为多见，斯症纯属肺脾两虚，其人少气懒言，带下如涕如唾，绵绵不断，多无秽气。此为脾虚及肺，失于固摄，气不足则水谷之精无以上腾而下陷，治以培土生金，益气举陷。方为：生黄芪、炒白术、炒白芍、薏苡仁、怀山药、川藁本、广陈皮、白蛤壳、炙甘草。

2.黄带

黄色带下，临证也不甚少见。此脾虚夹湿热之证，其人腹胀纳钝，带下黄稠，多为秽臭，治以健脾清热利湿法。方为：绵茵陈、赤白芍、茯苓、生黄芪、生白术、川黄柏、生甘草、车前子、海螵蛸。

3.青带

青色带下，临证固不多见，但医者不可不知。证属肝气郁结，横逆犯脾，以致脾湿夹肝气下行。治以健脾疏肝法。方为：白槿花、绿梅花、玳玳花、香白芷、苍白术、云茯苓、怀山药、六一散、莲蕊须、北芡实。

4.赤带

赤带属热属火，五脏之热乘克脾土，灼伤带脉，可见此证。其人心烦多怒，带下夹红，治法不外清火泄热。方为：细生地、焦山栀、紫丹参、川水连、杭白芍、川黄柏、碧玉散、生甘草、生白果。

5.黑带

带下清澈或带黑色者，为肾阳至亏，虚极之症。“阳虚则寒”，其症势必一派寒象，治宜补命门之火，即温肾中之阳也。方为：肉桂、淡附子、鹿茸片、川杜仲、怀山药、川断肉、甘杞子、云茯苓、潞党参、海螵蛸、青防风。

上述乃钱氏治带下之大略，然临床证候变化无穷，临证处方唯能灵活变通，方为钱氏之本旨。

三、胎前宜调养为贵

1.孕后宜补母寿子安胎

钱氏女科认为，孕妇脾胃旺盛，胎安正产，则不必服药，若因母血弱不能令分荫其胎，则应“借药补以培胎元”，当先服补母寿子安胎饮，以补先天之不足。对“屡产子无气或育而不寿”者，此方胎前即宜服，若孕成之后，更“宜多服以全胎元”。

补母寿子安胎饮为：人参、熟地、归身、白术各6g，黄芩3g，川芎2.4g，紫苏、炙草、陈皮各1.2g。

气血虚弱之妇，“孕成不安或得数坠，照方每月服十五贴，弱甚者日服一贴，大益胎元而易于分娩，又生子精神而寿。”钱氏女科于此自云：“经验多，故录以示人。”《钱氏产科要诀》又云：“参、术、黄芩乃安胎之圣药，芎、归、熟地实补血之良剂，佐苏叶、陈皮可为常服之方。”补母寿子安胎饮兼和平之性，有调补之功，而无损胎之弊。钱氏对孕妇的药物调理，在药品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比如黄芪甘温，善于补气；茯苓甘淡，长于健脾。但钱氏认为“六月之前，其胎尚未转运，茯苓性降，不宜多服。黄芪肥胎，岂可常加。香附虽胎喘宜用，欲补则虚人反害。砂仁可止呕定痛，多加则动血行胎”。主张这些药物于胎前宜慎用、少用或不用，这是钱氏女科世传之经验，值得重视。

钱氏女科对时医为达到易产之目的而妄用枳壳、香附等耗气之品，很不赞成。认为古方士给湖阳公主服枳壳瘦胎方，是因为公主居养厚而恐胎肥难产耳，故进彼方，但“亦幸中耳，其胎之损元不寿，不贲咎也”。在《瘦胎方不可服辨》篇中，钱氏指出：“一母之气，分荫其胎，业已两用，正宜大补母弱”，若反用耗气药，“则母救已不暇，奚有余血分荫其胎，是以亏损胎元，日渐伶丁瘦弱焉。”所谓敛胎瘦胎法，实是一种亏元损寿的作法。秉着这种认识，钱氏认为：“《妇人良方》所载无忧散、神寝丸俱不可服。”孕妇到九十月时，可服滋养易产方：药用人参3g（弱者用6—9g），川芎3g，当归8g，白茯苓2.4g，益母草，大腹皮、黄芩、生地、白术各6g，甘草、陈皮各1.2g。

2.胎前宜调肝脾，补气血

胎前病以肝脾二脏失调为多，故《金匮》治妊娠病，以当归散调肝及白术散理脾为主。钱氏女科宗法《金匮》，其证治胎前病常用归、芎、术、芩为主。如偏肝血虚不能养胎者，则每加阿胶、熟地、河车、龙眼之类；如偏脾胃弱而气虚食少者，则加人参、大枣、陈皮、藿香之类，并弃黏腻之药不用。如补母寿子安胎饮具有调肝脾、补气血之功用；偏于补肝血的加减河车大造丸由参、熟、归加河车、五味、麦冬所组成；偏于补脾气的加味参橘饮由参、术、归、芎、草加半夏、竹茹、藿香、橘红、砂仁所组成。其他如加味安胎饮、顺气安胎饮、补中安胎饮、胶艾安胎饮、竹叶安胎饮等方，也均从补母寿子安胎饮加减而来。

一般认为胎前病多实，产后病多虚，但钱氏女科不赞同此说，认为“孕妇脾胃旺，气血充则胎安正产，且子精神而寿”。“若禀气不足而气血衰，脾胃弱而气血少，则虚证百出，孕虽成而易坠，生子或不寿，是必资药力以助母安胎寿子也。”钱氏常用补气血法以治胎前病者，是汲取了丹溪学说补气血以助母气达到安胎却病的精华。《钱氏产科要诀·耗气种子方不可服辨》说：“得孕数坠者，孕成后每月必服丹溪安胎饮十数贴，加味大造丸治气血弱人不能摄之成孕，或数坠胎及生子不寿。或孕后虚热盗汗、少食、带多，并宜服。”又说：“丹溪先生删定安胎饮，至良之方，治孕女妇元气虚弱，胎元不安，饮食无味，腹疼腰痛，随证加减皆治。”如弱人呕吐，稍加橘、半；禀厚吐逆，再加竹沥、姜汁；胎漏宜凉，加生熟地；胎痛宜温，少加带壳砂仁；顿仆动胎下血加胶、艾；怒气胎冲上逆加木香；以及用逍遥散加山栀，治子淋带血；用天仙藤散治子气；用参术羚角散治疗子等。辨证施治，方法细腻，处方可师可法。

四、产后以通补为常

1.宜补慎攻

钱氏女科认为“产后忧惊动倦，气血暴虚”，治疗大法“必以大补气血为主，虽有他症，以末治之”。钱氏女科“援治验为据”，认为产后病变虽多，统以气血之虚为本，外邪滞血为标，用药强调守调补之常，慎攻击伤正。认为苏木、山栀、莪术之类，虽似可用于血块，但大能破血，不宜于血虚之体。青皮、枳壳、香附之类，虽可治胀满，但大能耗气，不利于产后气虚之质。故此类药物乃为产后忌用之品。《大生秘旨》“有气滞毋专耗散，有食滞毋专消导”云云，均是防其伤正之论。产后气血虚衰之际，外邪很易乘隙侵袭，但虚中外感，标证明显时，也不宜选用性味峻烈之品。提出见似可汗之证而用麻黄，则重竭其阳；见似可下之证而用承气，则重乏其阴。如有血块积痛之标实，亦“慎不可用苏木、棱、蓬、赤芍、山楂等药，恐虚弱之人受害多矣”。对产后病的治疗时时虑正气之虚，同时认为：“耳聋肋痛，乃肾虚；恶露之停，休用柴胡；谵语汗出，乃元气弱似邪之证，毋同胃实。”产后大便燥结，为津血之亏，宜用苁蓉、生地、当归之类润导；小便短涩为气化不足，宜六君子倍用参、芪，以助气化而利水；此外，诸如“厥由阳气之衰，难分寒热，非大补不能回阳而起弱；瘥因阴血之亏，毋论刚柔，非滋荣不能舒筋而活络”，无论在辨证之时，抑或遣药之际，都注意到气血之虚为本，而应以守补常。“如乍寒乍热，发热依时，症类疟也，若以疟治，迁延难愈。神不守舍，言语无论，病似邪也，若以邪治，危亡立待。”指出产后气血亏虚之本，而枉伐无故，终成虚者益虚之势。

钱氏女科对时医视济坤丹为良方，泛用于催生、下胞、消血块颇不赞同。认为此方下胞落胎定痛之功虽捷，但唯产妇之少壮者尚可，然总属“藁苗继暴秋阳”，使新生之血不得安宁。提出济坤丹一类彪悍之剂，“胎产并宜大禁”。“一切耗血气之剂，汗吐宣下之策，只可施于少壮，岂可用于胎产。”反复叮嘱“产后勿用姜以消血块”，“勿食橙丁橘干枳实香砂等丸”，“身热毋用芩连栀柏以损胃”等，都体现了治产后病宜补慎攻的学术观点。

2.宜通忌滞

产后正气亏虚，气虚不足以运，则见气滞胀满，且因生化之机衰减，滞血易生，血块难化，故亦常有腹痛、恶露不尽诸症。所以钱氏女科认为，如新产之后，当“先问恶露如何，块痛未除，未可遽加参、芪”。若只知补而不知通，用药呆滞则不灵动，也为产后用药之大忌。四物汤虽善调血养血，但因其性偏于阴凝，不利产后。故钱氏云：“世以四物汤理产，误人多矣。”钱氏女科认为治产后病宜通补兼施，用药则不宜太偏一端，故曰“寒厥不可用四逆汤，热厥不可用白虎汤”。“热不用芩、连，寒不用桂、附；寒则血块滞凝，热则新血崩流。”钱氏根据产后病的病理特点，本着用药不宜过寒过热、须补宜通的原则，取中和平正之品，拟生化汤一方，从而确立了传世治产后病的良法。

钱氏还主张产后病宜用动药缓补，而反对静药蛮补。如“产后三日内，未曾用生化汤以消血块，而就用参、术、芪、熟以致块痛除。”假使是形体大虚，须用“倍参生化汤加黄芪、熟地”的时候，如血块痛未除，芪、地亦不可即用。而主张用动补，又谆谆告诫，“虽陈皮不可用至五分以上”。此种中和平正的稳妥手法调补产后病，确是用补于产妇之真谛。

3.用生化曲尽其妙（1）初产当用

生化汤治产后病，是钱氏女科起手第一常法，钱氏生化汤方：当归15g，川芎6g，炙甘草15g，干姜1g，桃仁10粒。钱氏认为，产后血块当消，新血宜生，若专以消削则新血不宁，专以生新则旧血多滞，唯芎、归、桃仁三品药，善破旧血、骤生新血，佐以干姜，引三药入于肝肺，以生血益气。该方能补能行，补而不滞，“行中又带补，方处万全，治无一失。”

生化汤主要用于新产后不久，一般在七天之内。钱氏谓：“大约因初产气血暴竭，必用生化汤加减。”《大生秘旨》又云，“凡产后必先服生化汤，块行痛止”，然后方可服他方。当然，产后虽时日稍久，但因血块未消，恶露未净，或未曾服过生化汤而尚有生化汤适应证的，仍可使用。而且，“少壮产妇及无病者，服几贴补血亦有益”。说明生化汤不但可用以治产后病，而且也是一张产后调补之良方。但钱氏治产后病，如产后日久，血崩不止，则用升举大补汤；产后脾泄不止，用参芪莲子饮；产后乳生痈，未成者用瓜蒌散，已成脓者，服排脓消毒散；产后胃气不和，呕吐不止，用安胃行血汤；血块去后，用人参养营汤；产后口渴，舌干咽痛，食不下，用麦门冬汤……凡此种种，又说明钱氏对新产妇虽盛赞生化汤之功，但也不是不抱时间，不论症状而一概泛用此方也。（2）虚实宜辨

钱氏女科用生化汤有一个特点，一般形体尚不大虚者，初产都以生化汤为基本方，酌情加减。如不兼外邪而只血块痛，或血晕，或胞衣不下，皆用原方（一方有益母草）；如感冒风寒，服生化汤不解，加葱白或桂枝；如感寒心下痞满，加陈皮、桔梗、木香；如感风寒咳嗽或身热，加杏仁、知母、天冬、桔梗；产后伤食，加神曲、麦芽或山楂、砂仁；产后忿怒，心膈闷满，加木香；大便不通加苁蓉；产后泄泻，加茯苓、泽泻；产后虚中感寒，加砂仁、生姜、茯苓、藿香等。《大生秘旨》及《产后要诀》论之甚详，殊难一一尽述。要言之，血块、外邪等标实证较为明显而形体尚未大虚者，则以生化汤加较为平和的祛邪药物除其实，但祛邪药量宜轻，如木香、沉香、桂枝之类，往往只用0.3—0.6g，桔梗、升麻、荆芥之类，只用1—1.2g。钱氏女科强调：“虽陈皮不可用至五分以上”，指出产后之实是虚中夹实，用祛邪药亦不可贸然用大量。当然，这仍是言其常而未及其变也。

如去血多而形虚明显者，急急扶正为要，用倍参生化汤为基本方，酌情加减。如形色脱或汗多脱，加参9—12g；如初生儿下即昏晕而脱，用倍参生化汤加荆芥穗；产后劳倦而脱，加黄芪、熟地；汗多神色脱，去炙草，加麻黄根、酸枣仁、黄芪、熟地、浮小麦；气促似喘，加沉香、陈皮、香附；头痛身热，自汗倦怠，加黄芪、麻黄根、地骨皮、白芷、防风、羌活。如此加减应用，亦十分详明。要言之，虚证明显应倍参为主，如“产后方娩儿下，或一二日内血块痛苦未止，其产妇气血虚脱，或晕厥，或汗多，或形色脱去，口气渐冷，或烦渴止，或气喘急，毋论血块，当从权治之，用参芪生化汤，以扶正气救危急。”而就一般如血块痛证，则芪、地、术、芍等静补药也不可贸然即进。

生化汤一方，一般认为出自《傅青主女科》，其实出自钱氏女科家传秘书。考明·张介宾《景岳全书》中已有生化汤载录，而张氏早傅山数百年。据已故名医杨则民先生考证，《傅青主女科》是后人抄袭清代名医陈士铎所撰《辨证录》第十一卷妇人门之全文而转附名于傅青主，本不是傅氏之作。结合钱氏家藏秘书《大生秘旨》和钱氏女科应用生化汤的纯熟程度分析，生化汤系绍兴钱氏家传秘方似无疑义。

五、胎产须注重宜忌

1.孕妇禁忌

对胎前产后的饮食宜忌，钱氏女科十分注重。《产科要诀》有“孕妇樽节饮食禁忌”等专文，专门讨论孕妇之食忌和药忌，如说孕妇“若误服降性药多，则胎坠小腹，误食苋菜则胎迫欲产”。钱氏女科认为，香附等药耗气，当忌；黄芪之类肥胎，亦不宜多服。此外，济坤丹易损气血，不可用以催生，瘦胎丸不利胎儿，不宜赖此利产，《产宝》峻药方亦不可服。至于大黄类的推荡药，水蛭类的破血药，当然更不在话下。

此外，《产科要诀》还指出：“须戒房事，方保正产。”

对服食不慎，“胎伤药食坠下者，少加升麻以提之。”如果胎痛欲坠，钱氏主张服补母瘦子安胎饮，一日二帖，不应拘守一日服一帖的常规，这些都是钱氏女科的经验之谈。

2.产妇禁忌《产科秘诀》中有“产妇宜戒”、“产妇禁药”、“产后忌物”等论述，《大生秘旨》中也有类似记载，约言之有：（1）产后三戒：戒怒气；戒勉强起居；戒七日内沐浴梳头。（2）服药六戒：气不顺亦须禁青皮、枳壳、厚朴类药以防耗气；伤饮食亦须禁枳实、大黄、蓬术、三棱类药以防伤正；身热亦须禁芩、连、柏、栀类药以防损胃；七日内血虚亦须禁地黄、芍药之类以防滞血；血块痛亦须禁牛膝、蓬术、三棱、苏木类以防破血；大便不通亦须禁大黄、芒硝以防耗津。

钱氏认为，“产后大便秘塞误用大黄方”、“产后忿怒误用耗气方”、“产后伤食误服耗气方”等，皆可以致成鼓胀，故必须禁用。（3）饮食四忌：果食类中如藕、橘、柑、柿、西瓜、绿豆、冷粥、冷面、生冷物、苋菜、浓茶之类，均能停块作痛，宜忌；肉食类中如猪头、鸡肉、鹅肉等不但停块作痛，并恐犯药，亦宜忌；独煎山楂汤以及砂糖酒能损新血，当忌；姜及胡椒、辣味之类，其性温散，易耗真气，多服恐动血致崩，宜忌。

六、结语

绍兴钱氏女科始自北宋，盛行于南宋以后，族中代有传人，迄今已近千载矣。其学术渊源得自先世，旁参丹溪诸家，日臻完善，辨证治疗自成一家，在浙东深孚众望。

本文的主要资料摘自钱氏家传秘本《大生秘旨》、《钱氏产科要旨》、《胎产秘书》，三者皆为胎产专书，而证治经带病资料承钱氏二十一代已故世医钱寿铭先生和族弟钱兆麟老中医介绍。本文在整理中还得到了钱兆麟老中医和葛绥、徐九星诸先生的帮助，谨此志谢！“三六九”伤科治伤成就概述沈钦荣　傅宏伟　孟永久　董军凌义龙　林武　胡松峰

绍兴“三六九”伤科，原名“下方寺里西房伤科”，自宋迄今，历八百余年，名噪江浙。有民谚为证：“清明时节雨潇潇，路上行人跌一跤，借问伤科何处有，牧童遥指下方桥。”为方便百姓就诊，自光绪年间起，下方寺僧医每逢农历三、六、九日在绍兴城宝珠桥观前，二、五、八日在萧山城凤堰桥，一、四、七在寺内坐诊，“三六九”伤科之名由此而来。“三六九”伤科出于寺僧，源于少林。其鼻祖稽幼域，原籍河南开封府，自幼随少林武师徐神翁习武学医，逢宋高宗被兀术攻逼，迁都南渡，域护驾至杭城；后转游江南，至山阴下方桥玉屏山麓，修“善风草堂”，定居修行，赘居符门，娶养长和女为妻，生一子名绍师。“三六九”伤科从幼域传子绍师，直至明清宏达祖师授业与南洲和尚，再传于张梅亭、王春亭两公。张梅亭传孙授徒张（张凤鸣、张瑞珠、张振初、徐永江）、王（王俊林、徐氏、王仲安、王素珍）、单（单庭奎、单金邦、单灿林、单国胜）、傅（傅长生、傅松樵、傅乃任；傅松春、傅庆儿）、吕（吕元瑞、吕柏泉、吕大陆）及在杭另一支（徐元）共六门，形成了“三六九”支派繁多、人术两旺局面，至今仍有后人传其术。下方寺西房伤科传人王俊林宣传单“三六九”伤科现存医籍主要有：鼻祖所传之《下方寺西房秘传伤科》，张梅亭著、王俊林修编之《下方寺西房跌打大成》，不著撰人之《下方寺里西房伤科秘本》、《里西房方药集》，其他尚有零星抄本。

一、开放性创伤的手术治疗

从“三六九”伤科所传医籍记载看，其骨外科手术技术已达相当水平。有对骨折断端修正的记载，“凡跌打损伤，骨入出内外，折断处两头必如锋刃，或长短不齐，不能复入者，用麻药麻定，方用挫之，或用小铜锯锯齐，然后按入敷药、膏药外用，棉纸数层，再用粉厘板夹好”（《伤科秘本》）；有植骨记载，“凡跌打肿，患处或不令人着摸，看又肿硕，难辨肉内骨之碎否，必先与麻药服之，后用手捺肿处，如骨内有声，便知骨碎，用刀割开，如有血来，再用止血散，并麻药住，然后取出碎骨，以别骨补好，狗骨可代，羊骨可代，再用膏药贴之，外用线包，即与淡盐汤服之一杯，待醒后服接骨丹”（同上）。柳枝接骨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钱秀昌《伤科补要》苏昌阿撰写的序言：“吾闻古医者，解颅理脑，破腹湔肠，后世不可复得。而余亲见折足者，医断其骨而齐之，中接以杨木，卧百日耳，步履不爽。”苏氏作序时间为嘉庆己巳季春（1809年）。本处记载“取出碎骨，以别骨补好，狗骨可代，羊骨可代”，虽无确切年份及疗效记载，但不失为古代医家以动物骨植骨的宝贵文献资料。其他尚有以银丝、桑皮作缝线补肠子、接气喉、缝阴囊等手术记载。“缝补肠裂及皮肉断裂，剥去新桑叶根枝皮，作线缝之，以陈皮汁涂之，再用陈皮裹好”（《里西房方药集》）。“凡腹破肠出者……即捏定肠口，用银丝或细线缝好，先用止血草药，后贴收口膏药。少顷，腹中作响，乃肠复旧位。……是线缝时不可露一毛针孔，如出露，亦不可治，慎之慎之”（同上）。以“腹中作响”作为“腹复旧位”的观察指标，与今天腹部手术后观察其有否矢气、大便通后方可进食相类似。“是线缝时不可露一毛针孔”，对缝线间距提出了具体要求。“凡喉断，当仔细看，若食喉伤者不治，气喉可治。急用一人扶住头，托凑喉管，捏紧勿令气出，用针穿银丝，隔寸许联好”（同上）。“阴囊皮破，睾丸跌出，血筋未断者，将手轻轻托入，用桑白皮取线，以针缝合其皮，用生肌散涂抹之”（同上）。在《秘传伤科》中有张梅亭的医案，可资佐证。据梅师医案记载：“有戒僧道与邻妇言，遇无赖谓其有奸情。僧愤甚，因自己将阴囊剪破并取出二子，血流昏聩，面无神色，村人抬至寺中，吾师为缝合敷药贴膏而愈。”

二、骨折、脱位的复位固定技术《跌打大成·手法论》曰：“盖跌打闪撞，肌肤未破，筋络受伤，得药可痊；若脱骱、骨节断碎、血流涌射、歪斜偏倚、筋缩挛急，非手法莫能疗。”其成就：

一是总结了正骨手法、要领、外固定器物、注意事项等经验。“三六九”伤科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拔、扯、摸、提、按、摩、推、拿八法。“或拔扯摸提，或按摩推拿，而使脱者复进，离者复合，血流者止，筋急者宽，伸屈长短归于旧，偏斜凸凹皆得平。”通过整复骨折来止血，而不是单纯依赖药物，很有新意。强调“骨折须按摩，筋伤脱臼宜推拿”（同上）。认为“老少宜轻柔，伤重宜轻柔，体弱宜轻柔，体实骨初断，宜刚健有力”（同上）。在整复前主张以药汤熏洗伤处，“用布巾袱蘸药汤熏洗伤处，令筋骨舒软”（《伤科秘本》，以下均同），易于复位。整复牵引时，主张近关节牵引，“大抵伸拔要近伤处，不可移在第二节骨上”。外固定物多采用杉皮，且“凡杉木皮，须用清尿浸过”。对手、足部损伤，以绵箬等柔软物作固定。“两手掌受伤，骨碎肉烂，……纸里用杉皮一大片，按于掌而作硬托，复将纸裹绵箬一大片盖于掌背，药用绢巾包缚如法，不服药。”对关节处要求随势固定，用杉皮打孔后折弯，“若曲折处，其势不可夹缚，恐好后不能伸屈”，要求“屈手无碍”。“伤两踝骨干、脱脚掌而若蹒跚者，其服罨如前法，用杉皮板两大片，自小腿起至脚底为则，其杉皮对踝骨一处剐一圆孔，要箍得踝骨过。”固定后须使“腕转屈伸”，防止关节僵硬。“两肘骨折断而碎者，要时常屈伸，肘腕不强，否则久而筋强，难以伸屈。”指出有些部位不必固定，“伤两胁筋骨折断者，不必夹缚，即服加减活血住痛散”。认为“凡伤骨一月内尚可整理，久则不治”。

其二是记录了一些复杂损伤的具体处理方法。如对下颌关节脱位复位的记载，辞虽不多，但正骨的方法、要领、如何固定都已一一交代清楚。“颌骨脱出，令患人坐定，揉脸百余下，令口张开，医者以大拇指入口中拿定，掇出，往下一伸，复往上一送，即入臼归正矣，仍用巾兜住。”

介绍了肩关节脱位的两种复位方法。“凡肩背脱臼，令患者低处坐定，自用两手抱膝上，将借力一推，其手臂随手直前，轻轻放两手，就入故臼。”“凡肩损出，用椅当圈住胁，又用软衣棉被铺好，再使人挺定。两人伸拔，却坠下手腕，又曲手着腕，绢片缚之。”整复时“令患者低处坐定”，确是经验之谈，笔者试之临床多应验，但亦常为人忽略。其验证是否复位的方法，也很简便实用。“其肩腕务要摺专，诚其手上到脑后，又过胸前，反手于臂，方是归原”，有如今天的搭户试验。

对髋关节脱位分前脱位（足长者）、后脱位（足短者），前脱位较后脱位更难治。“伤两足臀环跳骨脱出者，此伤最难治之症也；若患足短者易治，脱出腕下足长者难治。”

用抱膝圈治疗髌骨骨折。“两足膝盖骨受伤，或碎断，或干脱者，服罨如前，须篾圈子一个，大要箍得膝盖骨住，其旁安两带，令患人仰卧，直伸其足，医者揣扪相接，居位用圈子箍住膝盖骨，缚定不解，后用圣神散敷于圈之外。”

对颈椎损伤的处理，“颈顶从高跳下跌仆损伤顿缩者，先用消风散或住痛散加痹药服之，令伤人仰卧，用绢带兜其下颈直上，解伸头发，同带拿作一把，令其头平，医者两足踏其肩，用力徐徐拨伸归原。”

对屈曲性腰椎损伤的处理，“伤腰骨背脊折断，令伤人覆卧，凳上用大黄研末，推置腹下，用绢带缚其两肩甲于凳脑，又缚其两足于凳脑下，脚横木上，如此则屈曲，腰折骨自起而易人也。用曲扁担一条，从背脊起直压其断，徐徐接入归原，然后用圣神散贴之，后用纸里裹杉皮一大片，掩腰上，以软带紧紧缚之，再服加减活血住痛散，立愈。”

三、创伤的方药治疗“三六九”伤科的用药除遵循少林寺伤科重气血、按穴位分治，设上肢损伤汤、下肢损伤汤、上伤汤、中伤汤、下伤汤、三十六致命穴方外，其辨证用药多有发展。其成就：

一是重视损伤与内脏、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跌打大成》指出，治伤应“内治与外治相结合，内治调气扶正，外治活血散瘀，接骨愈伤”。认为损伤易致气血瘀滞，骨折必殃及肝肾，“伤骨必亦伤筋，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筋伤则内动于肝，骨伤必及于肾”。提出“治损伤以调气血为佳，疗骨折须补肝肾为法”。重视外伤与五脏的关系，认为相斗则发怒，大怒则肝伤，缓肝则甘草、当归，散肝则川芎。受杖发喊，气逆肺伤，顺气以阿胶、沙参，泻肺邪以陈皮，收敛以白芍。惊触则伤心，以天竺黄、人参、远志、石菖蒲宁其神，再治其伤肾。跌扑则恐吓，恐吓则伤神，伤神则失志矣。凡治必先安其神，以补骨脂、杜仲补其气，熟地、阿胶补其血，然后治伤。脾脏所赅甚广，如大饥大饱，醉饱行房，皆能损伤成病，虽四脏各分疗理，未有不由中气不调而成患者。故曰：调理脾胃，医中王道；节戒饮食，却病良方。医在明理，以平为贵，调理脾胃，以四君、八珍、十全大补等剂。

其二，“三六九”伤科所载方剂剂型完备，有汤剂（内服、外洗）、丹、丸、膏剂（内服、外用）、酒剂、散剂等，使用亦十分讲究。如散剂的送服方法各不相同，有用酒送服者（接骨丹、玉龙散），童便、老酒各半送服者（箭头入骨方），姜汁调服者（活血住痛散）；清茶调服者（安髓散），姜汁和酒调服者（淮乌散），米汤调服者（护心丹），藕汁调酒服者（拾灰散）。汤剂煎服有水煎，入盐一撮（辛香散）；水酒煎服，加童便冲服（活血止痛散、桃仁桔梗汤）；老酒煎，加童便冲服（阴红汤）。外敷有醋调（外敷麻药），姜汁拌（乌龙散），唾调搽（续骨丹），水调蜜敷（跌打损伤及金银所伤）；生姜汁同热醋调敷（敷药方），浓茶调搽（济阴丹），清油调（黑神散、白金散），生蜜调敷（杖伤膏），陈糟调敷（敷药方）等。服药时间：鸡鸣时服（鸡鸣散）；酒调食后服（上部末药）；酒调空心服（下部末药，远年内伤）；水酒煎，空心服（宽筋汤）等。

其三，招牌制剂有三：一是麻醉方，包括麻药内服方（川乌、草乌各二钱，大半夏七钱，南星七钱，黄麻花一钱，闹阳花九分，酒浸七次，蟾酥酒化，芋艿叶取汁，晒干，共为细末，酒服八厘）和外敷麻药（天南星二钱，川草乌一钱，闹阳花三钱，半夏二钱，黄麻根捣汁，芋艿叶捣汁，用麻根汁三匙拌药，晒干，共七次，为末，醋调，敷割肉处，或加蟾酥七分，雄黄少许）。麻药是施行手术的基础，在临床十分重要。二是止痛方。五色救苦丹，谓能立刻止痛（黄末药：姜黄一两为末，另听取用。红末药：紫金皮醋炒为末，另听收用。黑末药：黄荆子，香油炒为末，另听收用。白末药：人中白，醋炙七次为末，另听收用。桃花末药：乳香、没药、血竭，共为细末，另听收用。跌打不甚伤，骨亦不断者，用黄末药八分，红末药七分，黑末药八分，白末药二分，桃花末药五分，共和匀，用姜五钱、葱白五个取汁，入黄酒内，加麻油二匙调末药，初服用。以后不用，只用酒调送）。下方寺西房末药方（五灵脂一两五钱，枳实一两，元胡二两，香附，丹参各四钱，蒲黄三钱，小茴香钱半。上药晒干为末，用葱头七个煎汤，加砂糖送服，专治跌打损伤症通用）。三是膏药方。跌打损伤膏药药物组成：生地、川芎、丹参、当归、米仁、薄荷、羌活、玄胡各300g，秦艽、香附、海桐皮各240g，山柰、苏梗、木瓜、川断、赤芍、玄参、莪术、三棱、桃仁、红花、甘草、细辛、白芷、枳壳、丹皮、连翘、防风、枳实、桑皮、黄柏、黄芪、木通、荆芥、独活、甘松、牛膝、杜仲、白及、厚朴、青皮、五加皮、白鲜皮、刘寄奴各180g。制作法：上药分八料，每料用麻油8公斤，春浸七日，夏浸三日，秋浸五日，冬浸十日。将药与油煎熬至滴水成珠，去渣，加炒黄丹粉2公斤，用桑枝搅匀，扇至烟尽，候冷，浸入水中，越陈越好。用时在勺内烊化，摊帖补布上，因伤之新旧适当加入“新伤膏药粉”或“陈伤膏药粉”等。功效：续筋接骨，活血定痛。适应证：一切跌打损伤，无论新旧远伤皆宜。新伤膏药粉方药物组成：狗皮没药（炒去油）、滴乳香（炒去油）、血竭、白龙骨各500g。制作法：上四药共研细末，用时拌入膏内摊贴。和入陈伤膏药粉，即陈伤膏药。陈伤膏药粉方药物组成：广木香1000g，青木香1000g，紫丁香500g，紫瑶桂500g。“三六九”伤科的膏药一直沿用至今。

综上所述，“三六九”伤科治伤成就已达相当水平，是古代伤科流派的重要代表，其经验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推广。参　考　文　献

[1]陆晓东．绍兴三六九伤科用药特色．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8，12（5）：9-10.

[2]竹剑平．绍兴下方桥伤科．中国民间疗法，2008，16（10）：64.绍兴“三六九”伤科发展轨迹思考沈钦荣

绍兴“三六九”伤科，原名“下方寺里西房伤科”，为浙江世传著名伤科之一，其发展轨迹具有一定代表性，现简述如下：

一、“三六九”伤科的发展脉络“三六九”伤科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渊源。“三六九”伤科出于寺僧，源于河南嵩山少林。据《下方西房秘传伤科》抄本载，其鼻祖稽幼域，表字霞坡，原籍河南开封府。域年十三岁之时，父母因疾相继俱亡，身无倚靠。后被少林武师徐神翁收养，学艺三十二年，朝暮谈授，除习武之外，学接骨内外杂病等方。后师访蓬莱，域守草庵。适逢高宗圣帝被兀术攻逼迁都南渡，域投护驾到杭城，于玉屏山麓筑善风草堂，号南通大和尚，定居修行，为民治伤。域赘居符门娶养长和女为妻，生一子名绍师。后域染疾，虑恐命亡，将秘术悉授绍师。明清时，由宏达祖师授业于南洲和尚，再传于张梅亭、春亭两公。张梅亭传子授徒张、王、单、傅、吕及在杭另一支共六门。

清末民初是“三六九”伤科的鼎盛时期。以张梅亭为代表人物，授子传徒六门，支派繁多，人术两旺。梅亭之后，梅亭孙凤鸣、徒王俊林继之。为方便百姓就诊，自光绪年间起，每逢农历三、六、九日在绍兴城宝珠桥观前坐诊，二、五、八日在萧山城凤堰桥坐诊，一、四、七在寺内坐诊，并设流动船诊，即“三六九”伤科僧医坐在船上，每日行于周边地区，船上配有特殊标志，并鸣锣以行，闻其锣声，见其标志，即知“三六九”伤科的诊疗船来了。需医治的患者，只要在岸上招手即停，似现在的流动车医院，但更为定期。所以，不少患者会在其船航行的线路上等。“三、六、九”在绍城、“二、五、八”在萧城的定时应诊以及流动诊疗船的开设，大大方便了百姓就医，也极大地提高了“三六九”伤科的知名度。有民谚为证：“清明时节雨潇潇，路上行人跌一跤；借问伤科何处有，牧童遥指下方桥。”“三六九”伤科之名真是家喻户晓，妇幼皆知。

民国时期，“三六九”伤科逐渐步于低谷期。原因有：民国时期，“三六九”伤科各门户之间由于自身利益，争执时有发生，这是一；其时，下方寺内僧俗混杂，矛盾日益凸显出来，这是二；由于“三六九”伤科名气大，社会上冒牌者大增，让“三六九”伤科的声誉大受其损，这是三；这期间，还连续出了几桩大的医患纠纷，更是雪上加霜。其中有一桩纠纷是一老者因小腿骨折来寺内诊治，但花费了钱财，伤不见好。其儿子背着老人来寺内论理。争执中其儿子被推倒，头部撞到墙上，当场死亡，由此引发人命官司。且正在这时，下方寺的外围墙及灶无故倒塌，更让迷信的老百姓认为“三六九”伤科气数已尽。

与此同时，源于上虞西化的顾氏伤科在绍兴城内经百余年的打拼，声誉鹊起，逐渐替代了“三六九”伤科，老百姓又将顾氏伤科称为“新三六九”伤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联合诊所，张凤明在塔山联合诊所，张瑞珠（张凤明之女）在府山联合诊所；顾氏伤科之代表人物顾仁瑞、顾敏（顾仁生之女）在上大路联合诊所，顾仁生（顾仁瑞之弟）、顾渭民（顾仁生之女）在塔山联合诊所，顾步卿（顾仁瑞之子）在府山联合诊所。“三六九”其余几支在齐贤、安昌等地行医。

二、“三六九”伤科兴衰原因分析

纵观“三六九”伤科发展轨迹，其兴盛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技术特色。“三六九”伤科享盛名八百余年，最根本的一条是医术过硬。据医案载，有织绸司机被师言责，用菜刀将其左臂砍落至河，血不止。他医无效，梅师予以敷药而血止伤愈。又，有一僧人与邻妇言，遇无赖谓其有奸情。僧愤甚，自己将阴囊剪破并取出二子，血流昏聩，面无神色。村人抬至寺中，梅师为其逢合敷药贴膏而愈。又，民国时有一嘉兴人因小腿骨断在当地屡医无效而责于医，该医曰若有人能愈之，则自砸医牌。后在下方桥傅氏伤科医愈，该患者能干活如初。患者将前医之语如实以告，傅医非但不以之显耀自己的医术，还诚劝患者不要为难原先经治的医生。后嘉兴某医专程来谢。“三六九”伤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伤药品牌，如“新伤膏药”、“陈伤膏药”、“跌打伤药末”、“金疮纸膏药”、“润肠保真丸”、“神妙接骨丹”、“玉肌玄英膏”、“血海五宝丹”、“立效定痛散”、“汤火伤药”等，形成了治养并重的诊疗风格，如王俊林（“三六九”伤科传人）专门印有“王俊林伤科食单”，告诫食物禁忌。

其二是行医方式很有特色。定期在绍城、萧城坐诊，开设流动诊疗船的方式，既方便百姓看病，也大大提高了“三六九”伤科的知名度；为防他医冒牌，由官府示谕禁止僧俗冒名行医，对品牌保护起到积极作用。据《浙绍下方寺西房僧授王俊林仝妻徐氏子仲安伤科》仿单载：“下方桥下方寺西房世传伤科行医济世，自宋迄清，历蒙各宪大人优赐匾额，曾奉宁绍台道罗、绍兴府徐、山阴县音、会稽县甘，给示谕禁僧俗冒名行医害人。”“三六九”伤科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内外因素，其内在因素是后期缺乏扛大旗的领军人物。张梅亭是“三六九”伤科的代表人物，其孙张凤鸣、徒王俊林是其中佼佼者，惜其后无人继之。其余各支传人虽都拥有一技之长，有一定的患者群，但总缺乏顶大梁者。进入民国，西医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亦有较大改变，“三六九”伤科的医术已渐渐不适应疾病谱改变以及人们的医疗需求。其外在因素是“三六九”伤科内部的门户之争、医患纠纷，顾氏伤科的崛起以及西医的普及与发展。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三六九”伤科开始走下坡路。这也是所有中医世家发展所面临的难题。过不了这道坎，走下坡路是迟早的事。

三、启示

任何事物都有盛衰变化，绍兴“三六九”伤科的发展轨迹也是如此，真如古人所言“富不过三代”，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得一些教训和启示，便是其意义所在了。

启示一：领军人物及重视培育后人的意义。从“三六九”伤科发展史来看，其鼻祖稽幼域高超的医术、护驾的显赫经历以及受业少林武师徐神翁不凡的身世，为“三六九”伤科日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宏达祖师、南洲和尚事迹不详，近代“三六九”伤科的领军人物、也是重要代表人物是张梅亭，其后影响较大的是梅亭的孙子张凤鸣及梅亭的徒弟王俊林，“三六九”伤科的六门中也有人物，但相对影响要小一些。据后人回忆，张梅亭在世时，有一家之主之威望，号令一致。其殁后群龙无首，各立门户，步调不一致，对维护、提高“三六九”伤科的整体形象及声誉是不利的。与河南洛阳白马寺平乐正骨相比较，从渊源来说，“三六九”伤科并不逊色。在近代，“三六九”伤科缺失像郭维淮这样的领军人物，没有平乐正骨学校、洛阳正骨医院这样培养人才的平台，是“三六九”伤科走向衰退的重要因素。假如新中国成立后，在绍兴也能建有以“三六九”伤科为主的学校和专科医院，今日的“三六九”伤科，定当别论。所以要使一个中医流派长盛不衰，人是决定因素，其中领军人物的主导、引领作用，培育后人的学校以及施展技术的舞台——专科医院是必不可少的。个别的师带徒、私人诊所的模式，已无法适应今天的需求，已推动不了一个流派学术的提高和向纵深发展。而这中间，领军人物的主导、引领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只有有了领军人物，才能使学校和专科医院变成现实。

启示二：适时适地的意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的发展，必须适应当时、当地人们的需求。从“三六九”伤科发展轨迹看，其鼎盛时期采用的三个举措即很好地注意了适时、适地这个问题。到绍城、肖城定时、定点设诊，有如老字号设分店；设流动诊疗船，符合绍兴水乡的地理特点，既惠民又打品牌，具有很好的广告效应；“三六九”伤科推出的新旧伤膏药、跌打伤末药、神妙接骨丹以及玉肌玄英膏、汤火伤药都是百姓十分需要的，因此大受欢迎；而“三六九”伤科提出的饮食宜忌，更是深受百姓欢迎，因为绍兴人是很注重忌口的。“三六九”伤科通过宁绍台道、绍兴府、山阴县、会稽县示谕僧俗，禁冒“三六九”伤科之名，打击冒牌，保护自己，这种品牌保护意识及举动在当时是创举。

启示三：以和为贵。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矛盾是自然的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矛盾。中医流派在发展过程中分门立户是必然规律，如能处理好相互扬长避短的问题，就能水涨船高，提升本学派的地位和声誉。由于张梅亭之后“三六九”伤科缺乏领军人物，各门户之间的摩擦，无人出面沟通、协调，不能积极形成合力，“三六九”伤科犹似散沙。在医疗过程中出现医疗纠纷是难免的。若能积极化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时甚至坏事也能转变成好事。在出现医患纠纷时，由于“三六九”伤科各门户之间不能一致对外，甚至在背面抬高自己，排斥别人，不能及时、有效处理医患纠纷，导致“三六九”伤科声誉严重受损。

专科世家是中医的宝贵财富，保护、发展专科世家是我们的责任，愿大家都来关心这个问题，让老树开新花，为现代人服务。绍兴顾氏伤科学术经验概述顾仁瑞　顾仁生　顾步青　叶英鸿

绍兴顾氏伤科久负盛名，世操家业，已历八代。顾氏伤科原秘不外传，前六世无外姓门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始破禁锢，收门生以传其术。其医术有独特处，现择要简介如下：

一、顾氏伤科概略

顾氏伤科始于中清。顾士圣公为创业鼻祖，原籍上虞西化，后迁至绍兴。其早年承袭少林寺武派，兼收南北伤科之长，医武兼收，法药并蓄，学术上主张内外兼治，手法整复有其家传之秘，强调“功夫”，造诣较深，深孚众誉。据道光《会稽志》载：“顾士圣善伤科，调筋接骨，应手奏效，子孙世其业。”《顾氏医录》书影

顾氏伤科原医武兼习，代代相传，到第五代风来公，则传医弃武，故后世武术之功渐薄。医疗方面，随着现代骨科的发展，顾氏传技亦有所侧重，对创伤手术则有所偏废。如风来公时，创伤手术还能独树一帜。有患者腹部破损，肠流出尺余，风来公即以“青绢湿汤还纳，敷化痛散（麻药），以快速手法，小钢针穿油棉线缝合，后敷以金枪药，内服疏风理气汤、活血止痛散……”告愈后，送一匾额致谢，在匾额上记载治疗经过。顾氏家传本《顾氏医录》对创伤之症也有较详尽的记载，如“骨碎如黍米者可取，大则不可。患此症者，先以定痛止血散敷之，使其血不涌出，再敷化痛散，以刀割破，取出而即缝合。手术宜快速为第一，以金枪药敷治……”又损伤“亏缺之症，先用麻药敷之，以小钢针穿油棉线缝合，敷金枪药，口服活血止痛散……”“折伤出血者用止血散掺之，手揿其骨，敷金枪药，夹缚之。”六世顾二宝对于折损出血、金枪创伤之症，治愈累累。顾氏后世虽仍擅此术，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已渐避之，而在闭合性手法整复术、内服方药方面，则更有发展。《顾氏医录》笔于风来公，记述医术法药，虽无章节之分，根据凡例，可分五个部分。

1.周身骨节名目

阐述了骨骼、骨节部位及名称、经筋尺度，嵇查检骨骼。对人身三百六十五骨节合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王金坛先生一百六十五之说一一考核，指出检骨治验之法。顾二宝

2.病症之辨

阐述了穴道看法、受伤吉凶之辨、跌打损伤穴道要诀等，指出辨病辨证之要旨。

3.接骨入骱奇妙手法——“布式”

对整骨手法、脱臼整复术、小夹板的固定等，提出了较全面的治则和手法。

4.证药之辨

对辨证论治、诸方辨用，指出“不可不精”。强调“凡跌仆损伤，证药至要，须看的病真，验的脉确，然后用药为当”。

5.诸方目录

录载了家传之内服、外治秘方、经验方等。

总之，《顾氏医录》先明经义，后叙骨论，次述夹缚之法，再详论证治方药，为传授学业之本。

二、学术经验简介

顾氏伤科在学术上主张内外兼治，法药并蓄。手法诊断和治疗相结合、手法上强调功夫等，都是其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首重诊断，辨病明因

正骨之首务，必“知其体相，识其部位”，通过诊断手段，达到治疗的目的。顾氏伤科强调要抓住辨病与辨证，明确疾病的性质、骨折的类型、移位的情况、脱臼的方位、损伤的程度等，即明确诊断。《医录·症药之辨》篇指出，“摸触肌肤，察其体相，审理症脉，以明诊断”，以达到“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的目的。《顾氏医录》在《损伤篇》察穴道、辨吉凶之要诀中指出：“凡伤须验在何部位，明其脏腑经络，验其生死迟速，按其轻重缓急，然后用药为当。”《顾氏医录》强调详辨穴道，细察病象，且以四诊、八纲、脏腑、经络、气血为内容，辨病辨症，分清轻重缓急、寒热虚实、内伤外损、新陈之别，然后予以施治。

顾氏运用手法诊断，是以触摸、压挤、叩击、摇晃、转旋等法，以确诊其有无骨折脱臼、损伤程度或内损外伤。如用压挤之法诊断肋骨骨折、骨管裂折或劈性骨折等。以纵向叩击有远端传导性压痛，诊断脊柱实质性病变、胫骨骨折等。以轻度摇晃、轻旋之法诊断长骨骨折，或帮助确定其病变部位。“手摸心会”以达到明确的诊断。

顾氏认为，诊断是伤科医疗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在《顾氏医录》中或传技时，均首先强调通过仔细的检查以明确的诊断，达到治病的目的。诊断的正确与否，不但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也会影响到预后。

2.整体出发，辨证施治

伤科疾病虽系皮肉筋骨损伤为主，但与五脏六腑、气血营卫、经络血脉密切相关。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局部之损伤，也往往会影响到全身。故《顾氏医录》指出：“跌打损伤，虽损筋骨，而多累及全身。”又“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岂可纯任手法而不求之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哉。”以整体观念贯穿于诊断、治疗、手法、功能锻炼、预后等全过程的始终。直至今日，顾氏仍遵循从整体出发、辨证施治这一原则，以整体统率局部，从整体辨病施治，故在临床中取得较好的疗效。

顾氏伤科认为，肌肉筋骨的强弱盛衰或疾病、损伤，都与脏腑有密切的关系。《顾氏医录》指出：“伤胸者，伤后必嗽气满，血气内停之故也”；“伤胁痛者，肝火旺，实火盛之故也。……肝火乘其土位，胃脘连胁而痛，以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治之”；“凡跌踢打仆损伤，须看得痛真，验得脉确，辨明脏腑。医者宜斟酌，视病而施治，行之慎之。”顾氏遵循整体观念，确立了治疗伤科疾患消、和、补的基本大法，以健脾养肌、补肝强筋、补肾壮骨为原则，标本兼顾。整体观念，实包涵了辨证论治的概念。

3.手法得当，运用灵活

整复手法是治疗筋骨折损、脱位的重要环节，顾氏在传技时往往强调手法的重要性，“手法者，诚正骨之首务哉”。整复手法的正确与否、熟练程度，是治疗筋骨折损成败和预后的关键。在《顾氏医录·接骨入骱奇妙手法布式》篇中指出，施术必须“心明”，即“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从心转，法从手出”，并强调一个“巧”字。“法使骤然任不觉，患者知也骨已拢。”要求严格掌握灵巧的整复术要领，切忌粗暴动作，强拉硬推。手法得当，复位满意，则预后良好，否则会造成畸形愈合，甚则致残。

综合顾氏的整复脱臼手法，可以四字概括之，即理、捺、端、入。“理”是术前的准备。若关节筋膜强直，则先以按摩、热敷等理疗法，柔其筋络，然后按其脱出的方向和部位，以刚柔相济的劲力，巧妙的技术，用拔伸、按捺、端托、旋转、屈曲等手法复其位。《顾氏医录》除了对整复手法的适应证、要领作阐述外，更在“活”字上下功夫。后世在临床中皆有体验。《顾氏医录》认为“法之所施，使患者不知其痛，方称为手法也”，“上骱不与接骨同，全凭手法及身功”等，这些在临床中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顾氏整骨手法，可归纳为四字八法。四字即柔、拔、捏、合。先柔其筋，缓解肌肉之紧张度，以分离嵌入骨折断端之肌筋，然后以“欲合先离，离而复合”的原则，择用伸牵拔、屈牵拉等不同拔拉手法（但切忌过度的牵拔），以捺压（捺正错位，按压隆实，使“突者复平”，是矫正侧方移位的重要手法），捏挤（挤压分离或粉碎之骨片，是处理锁骨骨折移位或捺平粉碎性骨折之法），推碰（用相对之力推送移位或分离之骨片，使其吻合，适用于髌骨骨折），提掣（将凹陷之断骨板提复平），分骨（夹挤并列两骨之断端靠拢之间隙，矫正移位，使间隙恢复正常），折旋（用加大成角度纠正呈锯齿形骨折的重叠畸形），或回旋（矫正斜形背侧错位畸形，施此术要敏捷，手法要谨慎，防止再度损伤周围组织）等术复合其位。概括起来为：捏挤压揿法、提掣复平法、对捺挤压法、拉颤压纳法、推送抱合法、屈伸牵捺法、挤捺分骨法、折旋矫正法。上述八法的运用，相互间有密切的联系，又需要几种手法配合。遇复杂骨折，必须仔细分析病情。脱臼合并骨折，先上骱后接骨；双骨折或多段骨折，先处理稳定性骨折，再行不稳定骨折之复位术；合并粉碎性骨折，先行单纯骨折对位，后处理粉碎性骨折；肿胀瘀血严重者，先消瘀退肿，再行整复术。术前“心明”，术时牵拉轻重得宜，手法刚柔相济，切忌再度损伤，但须把握住骨折整复的时机。

4.夹缚固定，动静结合

小夹板外固定治疗骨折，已有悠久的历史，是有效的固定方法之一。顾氏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认为对骨折部位的固定，必须从肢体功能活动的要求出发，活动又要以不影响骨折的固定为原则。有效的固定是肢体活动的条件，而合理的活动是骨折所必需的。选用合适的局部固定，与功能活动有机结合，可以促进骨折愈合，功能早日恢复。

对于夹板固定，在《顾氏医录·布式》篇中记述：“如断，方可绑缚，先贴接骨膏，棉布包裹，用杉板四片，按其患处，再将棉布三条与板均齐。”其方法可以归纳为“四要一原则”。四要，即包扎要平整、松紧要恰当、夹板要适中、复查要经常，一原则即“七上八落”。平整是外敷的伤膏药要平直，缠扎要平齐。即使为加强有效固定或矫正残余畸形而加以衬垫，亦要符合平齐的要求。松紧度在不影响气血循环的前提下，要尽量牢靠一点，原则是夹板略能移动即可，固定后肤色与健侧同，肌肤无凉感，肢体无麻木感，能测到脉动的部位，所测脉动正常。在不影响固定的原则下，夹板之类的固定器械尽量少绑缚，夹板之间应留有一定的空隙，而且要相对称。超关节固定尽量少用。在二至三周内要经常检查夹板的松紧度、肿胀消退情况和肤色肌温正常与否。“七上八落”是针对伤后手术整复与夹缚固定而言。七、八指时间限度，上、落指手术、夹缚的措施。“七上”阐明：①骨折在一周内必须复位。伤后肿胀，血肿较轻，则要求一次复位成功；若瘀肿严重，不宜即刻复位，则给予消肿祛瘀之内服、外治法，待瘀肿有消退，再行复位。但要把握住整复的时机，原则上不超过七天。②七天内的夹缚固定宜松不宜紧，以不引起再度移位为原则。因术后往往会增加瘀肿，过紧会加剧瘀肿的严重性，造成肢体过度受压，出现缺血性坏死而致残。③七天内要勤查体表，每日或隔日复查一次。若瘀肿增剧，则略松其夹缚；若瘀肿消减，则紧其夹缚，以防再度移位。④复位固定后，肿痛不加剧，无不良反应，则一周后复查，换药，再度固定之。“八落”阐述一周后瘀肿渐趋消退，则夹缚宜紧固，但亦要松紧适度，随时注意防止夹板松解，以保持骨位的正确，并随时检查肿胀、肤色、肌温等正常与否，原则上每周复查、换药一次。一周后方能开始功能锻炼（不稳定型骨折则应推迟活动）。在不影响骨折移位、愈合的前提下，固定时间要尽量短，一般固定2-6周可解除夹缚，股骨骨折、胫腓骨双骨折等固定八周左右，复杂骨折可适当延长固定时间。夹缚时间过长会造成肌肉萎缩、近端关节僵直等。上述观点也符合近代小夹板固定“牢、少、短”的精神。

顾氏祖传的小夹板是杉木片、藤制抱膝等器械，沿用至今，已改用竹片夹板。竹片具有一定的韧性，能起到坚固的固定作用而不易劈裂或断折；也有一定的弹性，能适应肢体肌肉舒缩变化的生理要求；质轻易于塑形，能适合体形的要求；夹板以竹片中间层为好，竹的内外层不宜制作夹板。

总之，顾氏在包扎固定与器械取材时，强调同整体、动静有机的联系。

5.法药并蓄，内外兼治

法药并蓄，内外兼治，是顾氏伤科的又一特色。祖传之用药，以四诊、八纲、脏腑、经络、气血进行辨病辨证，用传统的“取象比类”方法，分别轻重、缓急、虚实、新陈，采用“通郁阻”之法，调气活血之剂，结合其主症，辨证施治。同时掌握标本兼顾、急则治标等原则。如“损伤严重，昏迷不省人事者，以通关散喷鼻，用当归汤或薤白根汁和童便灌服，以吉利散用砂仁汤调服，次服清心和气汤。”上述系祖传方药应用于急症之救治，反映了顾氏用药的一个方面，后世沿用时则有所化裁。顾仁瑞开业许可证

按损伤的性质、新陈之别，外治膏药常用损伤膏、接骨膏、消瘀清凉膏、活血壮筋膏、陈伤膏、风湿膏等，也主张煎剂熏蒸外洗。

内服治疗，按损伤的虚实久暂、轻重缓急，采用攻下、消散或先攻后补，或攻补兼施、消补并用等法。大体初期以活血理气、化瘀消肿为主，分清寒热虚实，随症加减。应用活血理气之剂，在骨折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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