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温斯顿·丘吉尔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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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2：铁幕试读：
致谢
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几卷的各位好友致谢，他们是：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已故的爱德华·马什爵士、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深表谢意。
我很感激空军上将盖伊·加罗德爵士在提供有关空军资料方面所给予我的帮助。
伊斯梅勋爵一直都在给予我帮助，我的其他朋友也是随时准备给我提供帮助。
承蒙女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版权属于女王陛下政府文书局，特此致谢。遵照女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
罗斯福财物保管理事会允许在本卷中引用总统的一些电文，还有其他好友同意发表其私人信件，在此一并深表谢意。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序言
本书结束了这部我独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叙述的著作。1944年6月6日，英美部队登陆诺曼底，十四个月后我们的全部敌人投降。在此期间，一些重大事件震撼了文明世界。纳粹德国被击溃了并遭到瓜分和占领；苏俄打进西欧的心脏；日本也被击败；两颗原子弹投了下来。
在本书里，也像在前几本书里一样，我以大不列颠首相和国防大臣的身份，就我所知道的和切身经历过的事件加以叙述。同以往一样，我的著作所依据的是当年在时刻受到严酷考验的条件下写成的文件和发表的讲稿。因为我相信，它们所描绘出来的当时发生的事件，较诸事后任何的追忆都更为逼真。本书是在大约两年前脱稿的。从那时起，由于其他公务缠身，我只能泛泛地对本书中所述事实作一般查证，同时，也要征得相关部门对发表这些原始文件的同意。
我之所以把本书称为“胜利与悲剧”[1]，是因为我们的伟大盟国势如破竹的胜利，迄今未给我们这个令人忧心忡忡的世界带来普遍的和平。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于肯特郡，韦斯特汉，恰特韦尔庄园1953年9月30日
注释：
[1]英文原书卷名——编者注。
各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取得胜利了，
因此又可以再去做那些蠢事了，
须知这类蠢事几乎断送掉他们自己的生命。第一章一个新的会议的准备
红军的进展——在意大利的战斗——东欧的政治问题——总统和斯大林之间关于波兰的通信——需要召开三大国会议——我同意这个倡议——1月1日我给罗斯福先生的电报和他的复电——我努力安排一个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1月21日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对雅尔塔地点的疑惧——1月29日我飞到马耳他——2月2日瓦莱塔港的情景——英美两国参谋长们的讨论——到萨基去的寒冬飞行——驱车直奔雅尔塔
前面几章已经叙述了苏军进军到波兰和匈牙利的边境。俄国人自从10月20日占领贝尔格莱德以后，重又插进了多瑙河流域，但是当他们向匈牙利平原深入推进时，便遭到顽强的抵抗。11月29日他们在布达佩斯南面八十英里的地方进逼多瑙河上的一个桥头堡，并且向北进袭，12月底这个首都已被完全包围，并且经受了六个星期之久的若干极其残酷的巷战。在巴拉顿湖的沿岸德国人顽强的抵抗和猛烈的反攻，也使俄国人在第二年春天到来之前只好停止前进。
俄国人在波兰经过夏季大举进军后，把秋季的几个月用于重新集结军队。到了1月他们准备就绪了。从散多梅尔的前沿阵地向西出击，月底他们已经越过边境深深插入到上西里西亚的大工业盆地，再往北进，渡过华沙两旁的维斯杜拉河，他们在1月17日攻克了那个城市，并且在围攻波森的同时，以扇形阵势向奥得河下游前进，直趋什切青和但泽。他们同时从东、南两面攻进了东普鲁士。到1月底，除了敌人以重兵守卫的哥尼希斯贝格要塞以外，他们已经占领了全境。这里的守军像但泽的一样，继续作顽强而无望的抵抗，直到4月为止。被切断于库尔兰德的德国军队，在德国投降以前，仍旧留在那里，因为希特勒不许他们撤走。
苏军最高统帅部以可能是三与一之比占优势的陆军兵力和占上风的空军力量，运用一种战略。使人回忆起1918年福煦的最后胜利。一系列的战斗，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沿着一条宽广的战线打出许多连续的缺口，到后来使敌人的全线被迫退缩。
我们自己在西线的战役，虽然规模较小，也同样把我们带到了德国的边境。所以到1945年1月底，希特勒的军队，除了在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仅有的一点脆弱的据点以外，实际上已被压缩到其国境以内。在意大利，像前面已经叙述过的，亚历山大的尽管巧妙但已被切断的无望的攻势，已经停止了。在11月间，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开始了对从德国到意大利的铁路线六个月的空袭战役。由于变压站被摧毁，勃伦纳线的大部分不得不停用电气而改用蒸汽来曳引，而其他地方敌人增援和补给的活动也受到严重的阻碍。关于美国空军总司令埃克将军手下坎农将军所指挥的盟军战术空军逐日的紧张作战情况，无法一一记录。他们冒着恶劣的天气压制住敌人，对于秋季战役大有帮助，所以，值得亚历山大将军在电报中予以表扬：
我对于坎农将军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天赋，以及由于他的经常帮助和支持而使我得到的鼓舞，我怎么称赞也不为过。要衡量他的功绩，只要看我们已经完全不受敌人的空袭，以及地面部队所得到的密切和有力的支援就行了。当我们的军队进入敌境的时候，随处可以看到一连串一连串遭受毁坏的敌人的车辆、炸毁的桥梁和瘫痪的铁路。
不过，意大利的解放要等到明春才能完成。
以上就是即将举行的三国会议前夕的军事形势。
政治局势，至少是在东欧方面，绝不是那样令人满意的。希腊只达到了不稳定的平静，似乎在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在一个适当的时间以内可以成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政府。但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已落入苏联军事占领的掌握之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已笼罩在战场的阴影里。波兰虽然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也不过是把一个征服者改换成另一个征服者。这广阔地区的前途，在德国一旦被击败之后，也不能受10月间我访问莫斯科时跟斯大林商定的非正式的、暂时的安排的支配或影响。而且就我来说，原意也从来不是要这样的。
战后欧洲的整个模式和结构急需重新加以讨论。一旦纳粹被击败，应该怎样对待德国？在最后击败日本的战争中，我们估计能从苏联方面得到什么帮助？军事目的一旦达到后，为了世界将来的和平和有效的管理，三大同盟国能提供什么样的措施和组织？敦巴顿橡树园的讨论，有一部分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而告结束。在苏联所赞助的“卢布林波兰人”同从伦敦去的他们的同胞之间的谈判，是由艾登先生和我在1944年10月访问克里姆林宫时克服许多困难所促成的。这个谈判范围虽小重要性却不小，但结果和敦巴顿谈判相同。随着米科莱契克跟他的伦敦的同事们脱离关系以后，总统和斯大林之间曾有过枯燥无味的通信往来（罗斯福先生一直把情况告诉我），而1月5日苏联人竟然违背英美两国的愿望，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的临时政府。
总统已经告诉我他跟斯大林交换过如下一些电报：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2月27日
……自米科莱契克上次访问莫斯科以来所发生的几件事情，特别是我们从波兰逮捕的恐怖分子——波兰流亡政府的秘密代理人——那里所截获的他们跟米科莱契克政府的无线电通信，显然证明米科莱契克同波兰民族委员会的谈判被当做一种烟幕，以便那些人在米科莱契克的背后指挥对波兰境内的苏联军官和士兵们搞罪恶的恐怖活动。恐怖分子受波兰流亡者的指使，在波兰杀害红军的官兵，领导一场罪恶的斗争来反对解放波兰的苏军，并且直接帮助我们的敌人。他们实际上就是敌人的盟友，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情况。阿尔齐谢弗斯基接替了米科莱契克，以及波兰流亡政府部长的总的调换，已经使情况更加恶化，并且对波兰和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种危机。在此期间，波兰民族委员会已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就，如加强波兰国家以及波兰境内的政府权力机构、扩大和加强波兰的军队、实施许多重要的行政措施，而首先是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改革。这一切已经导致波兰的民主力量的巩固，并使民族委员会在波兰的广大群众之间和国外广泛的波兰社会各界之间大大提高了威信。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支持波兰民族委员会和一切愿意并有能力跟它合作的人们，这对于盟国和对于我们共同任务——加快击败希特勒德国——的解决尤为重要。就苏联来说，它既已负起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波兰的全部责任，那么，它跟波兰的关系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就在于同波兰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政权经常保持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这个政权已经壮大起来，有了它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正在同红军并肩作战，一起对付德国人。
我应该坦白地说，如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自行改为波兰临时政府，那么，根据上述情况，苏联政府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理由来推迟对它的承认。必须记住，苏联比之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关心加强一个亲盟国的和民主的波兰，这不仅因为苏联主要承担解放波兰的战争，也因为波兰是苏联的近邻，因此，波兰问题跟苏联的安全问题是分不开的。我应当补充说，红军在波兰境内对德国作战的胜利，多半要靠在波兰有一个和平而可靠的后方。波兰民族委员会能充分注意到这种情况，而流亡政府和它的秘密代理人正用恐怖的行动，在红军的后方制造内战的威胁来抵消红军的胜利。
另一方面，在波兰目前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要继续采取支持流亡政府的政策。它已完全失去波兰国内人民的信任，而且又在红军的后方制造内战的威胁，从而损害了我们战胜德国的共同利益。我认为，如果各盟国的政府协议，作为第一步立即与波兰民族委员会互派代表，以便民族委员会改变为波兰临时政府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即可承认其为波兰的合法政府，这样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将是既自然，又公正而有利的。否则，我恐怕波兰人民对盟国的信任将会削弱。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波兰人民指责我们为了一小撮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的利益而牺牲波兰的利益。
罗斯福先生在给我的电报中阐明了他对此所作的答复。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12月30日
我今天已将给斯大林的下列信件发出。你会看到我们是步调一致的。“我对你12月27日有关波兰的来电感到不安，并且深为失望。
你在来电中告诉我，你无法把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暂且搁置，等到我们有机会举行会议时再就这一整个问题作彻底的讨论。如果你能够把纯属法律上的承认行为推迟一个月，即在我们见面之前的这一短时期，我想这并不会对你们的政府和军队造成严重的不便。“在我的请求中我并没提出要你跟卢布林委员会减少实际上的关系，也无意要你非跟目前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打交道或照它现有的结构予以承认不可。我所以极力主张你推迟一步的理由是，因为觉得你会体会到，如果你们的政府正式承认波兰的另一个政府，而联合国里的大多数成员国，包括美、英两国在内，却继续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并且和它保持外交关系，在战争的现阶段，这将对世界舆论和敌人的士气产生多么极端不幸，甚至极端严重的后果。“我必须跟你一样坦率地告诉你，我国政府不会追随你们丢开现在所承认的伦敦波兰政府而去承认处于目前状态中的卢布林委员会。这并不是因为对伦敦〔波兰〕政府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或感情。事实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无论是从卢布林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还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都找不到什么根据来断定按照目前那样构成的卢布林委员会是理所当然地代表着波兰人民的。我不能无视那个事实，就是到现在为止，波兰本部只有在寇松线以西的一小部分已经从德国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所以波兰人民对卢布林委员会不曾有表示意见的机会，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实际情况。“如果将来有一天当波兰解放以后，有一个得到人民拥护的波兰临时政府建立起来，我国政府的态度当然以波兰人民的决定为转移。“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就是米科莱契克离开了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后已使局势恶化。我确信米科莱契克是真诚愿意解决苏联同波兰之间一切争议问题的。我一直觉得他是目前似乎有可能使困难而危险的波兰问题得到真正解决的波兰的唯一领袖。据我个人对米科莱契克的认识和他在华盛顿时我跟他的谈话，以及后来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所作的努力和政策，使我极难相信他对任何恐怖分子的指使会有所知情。“我现在给你这封信，是要让你知道我国政府关于目前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临时政府的立场。我比以前更加确信，当我们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对波兰问题作出解决。所以我仍然希望你们在这之前能暂缓正式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的政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推迟一个月不会有多大的妨碍。”
斯大林作了如下的答复：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1月1日
我已经收到你12月30日的来电。
我深感遗憾未能使你确信苏联政府对波兰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我希望事态的发展会使你相信，波兰民族委员会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过去一向而且今后继续会对盟国，尤其对红军，提供重大的帮助，而伦敦的流亡政府却在战争中制造分裂来帮助德国人。
我当然十分理解你的建议，即苏联政府对波兰临时政府的承认应该推迟一个月。然而，这里有一个情况使我不可能满足你的愿望。情况是这样的，早在12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答复波兰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询问时，曾经通知他们，一俟波兰临时政府组织成立，它打算立即予以承认。这一情况使我不可能满足你的愿望。
让我向你祝贺新年并祝你身体健康和工作成功。
我现在收到斯大林关于波兰的直接来电。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1月4日
你当然已经知道在卢布林的波兰全国委员会的公告，它已经决定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成波兰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你也深知我们跟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关系。这个委员会，我们认为，已经在波兰享有很高的威信，并且是波兰民族意志的合法代表。把波兰民族委员会改成临时政府，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及时的，特别是由于米科莱契克已经不再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而流亡政府也因而不再像个政府了。我认为波兰不可能没有一个政府。因此，苏联政府已经同意承认波兰临时政府。
我深感遗憾，我完全没有能使你确信苏联政府对波兰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我希望以后事态的发展会证明我们承认在卢布林的波兰政府符合盟国共同事业的利益并且将有助于加速击败德国。
附上我致总统的两封有关波兰问题的电报，供你参考。
我知道，关于我们三个人将在本月底或二月初举行会议这件事总统已得到你的同意。我将高兴地在我们的国土上见到你和总统。希望我们的共同工作得到成功。
借此机会向你祝贺新年，并祝身体健康和工作成功。
据我看来，继续函电往来不会有多大益处，只有当面会晤才有希望。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1月5日
谢谢你给我附来两封你就波兰问题致总统的电报。我和我的战时内阁同僚们当然对于目前事态的发展趋势感到苦恼。我十分清楚，最好的办法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会晤，就这一切问题进行讨论，不只是把这些问题看做孤立的问题，而是联系到战争和过渡到和平的整个世界局势来讨论。在此期间，我们的态度像你所知道的，还是没有变更。
总统深信再度举行“三方”会议的必要，并且曾花了若干时间来讨论这个会议的安排。通常关于会议地点的辩论也跟着发生。总统说：“如果斯大林不能设法和我们在地中海会晤，我准备到克里米亚去，在雅尔塔开会。此地似乎是黑海上最适宜的地点，岸上有最好的登陆设施，而且飞行的条件也最为有利。我的随行人员和到德黑兰时一样，约三十五人。我仍然希望军事局势可以促使斯大林元帅愿意和我们妥协。”
我作如下答复：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2月29日
我送上海军部关于雅尔塔的报告。如果选定这个地点，最好有几艘驱逐舰，以便必要时供我们下榻之用。从卡塞塔的大空军基地和气象中心站启程，在飞行上是不会有困难的。我自己曾经乘着约克机在辛菲罗波尔降落。可是，我预料斯大林会在岸上作好安排。我们的随行人员将尽量压缩到最低限度。我考虑我们应该定在1月底。我一定带着安东尼和莱瑟斯同去。
30日，罗斯福先生来电说，一俟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后，他将立即乘战舰到地中海，然后，飞往雅尔塔。我对此立即表示同意，并且答应派一艘客轮到塞瓦斯托波尔以补我们岸上寓所之不足。我自己准备取道卡塞塔直接飞往。12月31日，我去电说：“这次行动，你给它个什么名称？如果还没有，我建议用‘阿果诺特’[1]，这个名称只有地方意义而没有推论上的联想。”
但是，总统周围的人士主张改从卡塞塔起飞。他的顾问、医生及其他人认为他不适宜在意大利和雅尔塔之间的山脉上作高空飞行。海军上将休伊特建议走海道去马耳他，然后，再从那里乘飞机前往。我也赞成。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1月1日
如果你到马耳他来，我们将感到很高兴。我将在码头上迎接你。你还会看到一年前你为马耳他写的精彩题词的镌刻。一切均可为你妥善安排。我们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就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吧！谁也不要变动了！
我把这意思雕琢成句，以供自娱：
让我们别再改动、动摇或含混。
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又从雅尔塔到马耳他。或许，我不发电报也是一样。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5年1月2日
我们预计2月2日午前早些时候乘船抵达马耳他，并希望立即乘飞机前往，不犹豫动摇了。在码头遇见你该是多么让人高兴啊！
对你所提出的“阿果诺特”的名称殊表欢迎。你我都是直接的后裔。
哈里法克斯勋爵从华盛顿报告说，他在前一天见到总统，他认为总统“看起来气色欠佳”。但是，罗斯福先生告诉他说他很好，并且很盼望和我们见面。他说他认为我们在希腊的行动有极大的价值，在这次行程中未能访问英国，他感到十分遗憾。对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自杀飞机，他极为关注，因为这意味着经常要牺牲四五十个美国人才换来一个日本人。他对随便哪一场战争的早日结束并不存多大希望。
这些话和其他的一些考虑使我很想安排一个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在和斯大林会面以前我们两人可以担任会议主席或出席会议。所以，我发出下列电报：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1月5日
1.你有没有可能在马耳他住上两三夜，并让参谋人员不引人注意地在一起谈一谈？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也都会在那里。我们认为对并不影响俄国人的事情作一些商谈是很重要的。例如，关于日本。又如，关于意大利军队将来的使用问题。只要你说一声，我们就能够做好一切安排。
2.我们觉得十分遗憾，你在这次旅程中将不能到我们岛上来。如果你在到达不列颠以前先去访问法国，我们将深感遗憾，并且将造成一种很不愉快的印象。实际上，这将被认为是对你们最亲密的盟国的轻视。但是，据我推测，你将只到地中海和黑海去。如果是这样，那不过是德黑兰之行的重复罢了。
3.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已经在凡尔赛的艾森豪威尔总部那里度过很有趣的两天。碰巧戴高乐也同时到达那里。他是为那件已有电报通知作为政府首脑的你我两人的事情而来的，即关于南部地区（斯特拉斯堡）的事情。我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就他来说，那件事情已经得到满意的调整。艾森豪威尔对他是十分慷慨的。
4.现在，我正坐着艾森豪威尔的火车前往探望蒙哥马利。天气不好，不能飞行。全国遍地是雪。我希望星期六回到英国。
祝你一切顺利。
起初，总统认为我们没有可能在马耳他开一个预备会议。他说如果海上天气好的话，他就能在2月2日到达那里，并且必须当天起飞，继续前进，以便不误和斯大林约定的日期。他来电说：“由于这次旅行的时间关系，我感到遗憾，在我们去作‘阿果诺特’之行以前，我们不可能接受你的建议而在马耳他开一个英美参谋长会议。我认为不在马耳他开会也不致在雅尔塔就失去任何时机。我羡慕你能到大前线去视察，我因路途遥远得不到这样的机会。”然而，我坚持我的提议。读者当还记得我在12月6日[2]致总统的电报中曾表示我对我们在西北欧方面军事行动的忧虑。我现在仍然在为这些问题担心。英美两国的参谋长在我们到达雅尔塔以前，大有商谈的必要。我还希望他们的主要成员可以比我们早两三天到达马耳他，并且一同视察战地。我又希望总统会邀请艾森豪威尔，如果他能够暂时离开战地的话。我要亚历山大也来。看来，外长方面也应该有一个相似的会议，这跟这个军事预备会议的用意是相一致的。我不知道总统会不会带着新近任命的斯退丁纽斯同来，也不知道莫洛托夫是否会来，但是，我希望在总统和我到达雅尔塔以前的一个星期左右，艾登、斯退丁纽斯和莫洛托夫能在亚历山大港或金字塔地区开一个会。
所以，我在1月8日又发一通电报，在提出这个建议以后，我接着说：
我仍然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在我们到达雅尔塔以前，我们的军事人员应该有几天工夫在一起开会。毫无疑问，在我们商讨涉及政治而不需要咨询军事技术专家意见的日子里，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将有机会在一起会谈。尽管如此，还有大量的问题必须事前研究，就是我们的议事日程的确也应该加以考虑。
我们在雅尔塔应该逗留多久，你的意见如何？这很可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会议，它是正当大盟国意见发生分歧，而战争的阴影在我们面前拉长了的时刻来临的。目前，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能要比上一次更加令人失望。
总统回答说，他已经指令马歇尔、金和阿诺德偕同他们的助理人员及时抵达马耳他，以便在1月30日上午跟英国参谋人员在一起开会，但解释说他不能让斯退丁纽斯去开外长预备会议。他本人既需出国远航，他的国务卿就不能同时长久离开本国。他本人则将在马耳他和我们会合，并一起前往参加三国会议。
末了，他说：“在雅尔塔逗留多久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应超过五天或六天。如果可能办到的话，我非常渴望遵守跟约大叔约定的日期。”
这样比没有这个会好些，但是，据我看来，恐怕时间不够，所以，我坚持我的意见。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1月10日
1.关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预备会议一事，我对你表示十分感谢。
2.艾登曾经特地请求我向你建议希望斯退丁纽斯能和美国参谋长们提前四十八小时到马耳他来，以便艾登能够事先和他在一起约略商量一下议事日程。即使没有邀请莫洛托夫，我确信这也将有很大的用处。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在五六天内实现我们关于世界组织的希望。就是全能的上帝也需要用七天工夫。请你宽恕我的固执。
3.我现在已经仔细阅读了你给国会的咨文。请允许我说，那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文件。
祝你一切顺利。
但是，总统回答说斯退丁纽斯因为华盛顿的公务太忙，所以，不能在1月31日以前抵达马耳他。可是，他答应派哈里·霍普金斯到英国跟艾登和我共同商谈。1月21日，霍普金斯飞到伦敦商量我们在三国会议中可能面临的几个问题，以及我们之间在上月中关于希腊、波兰和意大利所发生的分歧。在这三天里，我们有过许多极其坦率的交谈。霍普金斯在记录中说，我的言论是“很激烈的”。但是，这次访问令人“极为满意”。据他说，我曾经告诉他，根据我所得到的一切关于雅尔塔的情况的报告，即使我们花上十年工夫去找，也找不到比它更坏的一个会议地点。无论如何，似乎总统的顾问们并不是没有顾虑的，因为我在动身的那一天接到下面一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5年1月29日
走向“阿果诺特”似乎要比当初所介绍的情况艰难得多。我将向我的先遣人员征询意见，在我离开马耳他以后，应该怎么个走法。
我同意，根据目前的情报，在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的日程时，就应立即通知约大叔。
罗斯福先生现已在海上，谁也不能有所作为，但是，他的预感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1月29日，我乘了阿诺德将军给我的“空中霸王”式飞机离开诺索尔特。我的女儿萨拉和正式的随行人员以及我的私人秘书马丁先生和罗恩先生，还有海军中校汤普森都跟我一起走。我个人的其余随员和各部一些官员则另外分乘两架飞机。我们在1月30日快要天亮时抵达马耳他。我在那里得知这两架飞机里有一架在班泰雷利亚岛附近坠毁。飞机上三名空勤人员和两名乘客保全了生命。这就是命运的不可思议。
在旅途中，我忽发高烧。在莫兰勋爵的嘱咐下，我躺在飞机里的床上直到中午。然后，我移住到“猎户星座”号军舰上，在那里休息了一整天。晚上，我感觉好一些。马耳他总督和哈里曼先生和我一起用膳。
2月2日早晨，总统一行坐了美国军舰“昆西”号驶进瓦莱塔港。那天天气温暖。天空万里无云，我在“猎户星座”号的甲板上展望面前的景色。当美国巡洋舰徐徐驶过我们而向码头旁边的停泊处靠拢的时候，我看到了坐在舰桥上的总统的轮廓，于是，我们互相挥手致意。天空中有“喷火”式战斗机护航，加上礼炮声和港口轮船公司乐队奏着美国国歌，真是一个壮丽的场面。我以为我已经好多了，可以在“昆西”号上进餐了。到了那天晚上六点钟，我们在总统的官舱里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在这里，我们审阅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以及前三天在马耳他所进行的军事讨论的汇报。我们的参谋人员做了一件非常好的工作。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即：把他的军队推进到莱茵河并且渡过莱茵河。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当在另一章中加以叙述。[3]这个机会，当然是要用来检查整个作战的过程，包括对德国潜水艇的作战、将来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战役以及地中海的局势。我们勉强同意一旦可以从希腊撤出两个师，便立刻将其抽调出来。但是，我明白地指出，非等到希腊政府建立了它自己的军队，我们不能这样做。意大利方面也要撤出三个师以增援西北欧。但是，我着重说明，如果把两栖部队大量撤出是不明智的。德国人在意大利的任何地方投降，我们都应该紧跟上去，这是极为重要的。我还告诉总统，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占领奥地利，因为“西欧方面，除必要外，被俄国人占领得过多是不适宜的”。在这些军事问题上，我们大都取得了一致意见，而且这些讨论卓有成效，就是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跟他们的俄国对手会谈以前，明确了他们各自的立场。
那天晚上，我们在“昆西”号上聚餐，非正式地讨论前几天艾登和斯退丁纽斯之间所举行的有关政治问题的会谈。这些问题还应在雅尔塔提出来。那天夜里，我们开始动身了。总统原来打算带三十五名随员，后来我们双方都增加到十倍之多。运输机每十分钟起飞一次，以便把组成英美两国代表团的大约七百人，经过一千四百英里，送到克里米亚的萨基飞机场。两个月以前英国空军的分遣队已经到了那里驻屯，以便进行技术上的准备工作。
吃过晚饭，我登上我的飞机后便去睡觉。经过一段漫长而寒冷的飞行之后，我们在深雪掩盖着的机场上降落。我的飞机比总统的先到，因此，我们站了一会儿等他。他从“圣牛”号的梯子上被扶下来的时候，看起来很虚弱。我们一同检阅仪仗队，总统坐在敞篷汽车里，我在他旁边走着。然后，我们的代表团跟着来迎接我们的莫洛托夫和俄国代表团一起进入一个大帐篷去吃点心。
不久，我们乘车从萨基经过一大段路到雅尔塔去。莫兰勋爵、马丁先生和我同车。我们曾小心地带着夹肉面包，但是我们刚吃过以后，便来到一所房子。那里有人告诉我们说，莫洛托夫等候着我们。我们应邀参加大约为十个人预备的丰盛午餐。总统一行显然未被发现已开过去了，因此只有莫洛托夫本人和他的两个官员。莫洛托夫非常高兴，把俄国筵席上的一切佳肴都拿来款待客人。我们尽力不让对方看出我们已经吃过饭，所以现在胃口不大了。
我们在途中花了差不多八个小时，路上常有俄国兵排列着，其中有些是妇女，并肩站在村子里的街道上。也有站在主要桥梁上和山径上的，还有分布在其他各点上的一些独立的分遣队。我们越过山岭，向黑海海滨走下来时，我们突然沐浴在温暖而灿烂的阳光和极为温和的气候之中了。
注释：
[1]古希腊传说中，有一帮约五十人的勇士在贾森带领下从塞萨利的约尔库斯乘“阿果”号船驶往科耳奇斯（在高加索和亚美尼亚之间）去寻找金羊毛。“阿果诺特”即指这些勇士。——译者
[2]第十七章，第234-236页（原书页码——译者）。
[3]本书第五章《渡过莱茵河》。——译者第二章雅尔塔：世界和平计划
沃隆佐夫宫——俄国人的殷勤招待——2月4日斯大林来访——奥得河与阿登——2月5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德国的未来——肢解与赔偿——罗斯福先生的重要发言——2月6日第二次会议——在德国境内必须有一个法国占领区——关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讨论——斯大林的看法——世界组织与大国一致——莫洛托夫接受新计划——俄国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与世界组织——2月8日我致电战时内阁——2月8日第四次会议的协议——在约索波夫宫出席斯大林的宴会——认真而友好的谈话——斯大林谈过去的事
苏联在雅尔塔的总部设在约索波夫宫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及其将军们就在这里处理俄国的政务并指挥正在剧烈进行着的广大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罗斯福总统被安顿在附近一个更为宏丽的利瓦吉亚宫里，为照顾他的行动不便，我们的全体大会都在这里举行。这样一来就把雅尔塔未受损坏的住房全都占用了。我和英国代表团的主要人员被指定住在约五英里外的一幢很大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在十九世纪初由一个英国建筑师为一个俄国亲王沃隆佐夫建造的，这个亲王曾一度出任过驻圣詹姆斯朝廷的帝国大使。
我的女儿萨拉、艾登先生、卡多根爵士、布鲁克爵士、坎宁安爵士、波特尔爵士、亚历山大元帅、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伊斯梅将军和莫兰勋爵以及另外一些人和我同住。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则安顿在离我们大约二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两个招待所内。他们每五六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高级官员也是这样，但是，所有的人似乎对此都不介意。德国人从邻近地区撤退不过才十个月，周围的建筑物都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曾得到警告说，这个地区的地雷，除了别墅周围的园地之外，还没有完全清除。别墅像往常一样，有俄国卫兵严密巡逻。在我们来到之前，曾有一千多人在这里干活，门窗户扇已经修好，家具和用品都是从莫斯科运来的。
我们住所的环境引人入胜。别墅是半哥特式半摩尔式的，背倚着崛起的积雪山岭，山的顶峰就是克里米亚的最高峰。在我们的前面，敞开着黝黑而浩瀚的黑海，在这个季节虽令人感到凛冽，但仍然有着温暖与舒适之感。大门口有几尊白玉雕成的狮子守卫着，院子外面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园内种有亚热带植物和松柏之类。餐厅里的壁炉两旁挂着两幅画，我认得出是赫伯特一家在威尔顿的家庭画复本。看起来沃隆佐夫亲王曾经和这一家人的一个女儿结婚，所以，把这些画像从英国带了过来。
我们的东道主尽一切努力来使我们住得舒适，甚至我们无意中脱口而出的每句话都受到亲切的关注。有一次，波特尔在欣赏一个长着植物的大玻璃缸，说可惜里面没有鱼。两天以后，居然运来了一批金鱼。又有一次，有人偶然说到鸡尾酒里没有柠檬片，第二天大厅里就有了一棵果实累累的柠檬树。这一切一定是用飞机从远地运来的。
2月4日，就是我们到达后的次日，下午三点钟，斯大林来看我。我们畅谈了对德战争问题。他是乐观的。德国缺乏面包和煤，而且运输方面也受到严重破坏。我问他如果希特勒向南移动——譬如向德累斯顿移动的话，俄国将怎么办。“我们追他。”他接着说奥得河已不再是一个障碍了，因为红军在对岸已经有几个桥头堡，而德国人正在用未经训练、组织松散和配备不良的人民冲锋队担任防御。他们曾打算从维斯杜拉河撤出经过训练的部队来保卫这条河，但俄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绕过了他们。现在他们只有二三十个训练不良的师作为机动的或战略性的后备军。他们有几个精良的师在丹麦、挪威、意大利和西线，但总的情况是，他们的战线已被突破，而他们只打算堵住这些缺口。
我问斯大林对龙德施泰特对美国人发动的反攻有什么看法。他把它称为一个愚蠢的调度，已经使德国受损，说是为了挽回威信才这样干的。德国的军事机体出了毛病，可是，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救治。他们最优秀的将领全都完蛋了，只剩下个古德里安，然而他是一个冒险家。如果德国在东普鲁士被切断的那几个师能够及时撤出，或许这些部队就可以用来保卫柏林。但是，德国人太愚蠢了。他们还有十一个装甲师在布达佩斯，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已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了，已不能到处随意取得兵力了。时候一到他们自会明白，但已为时太晚了。
接着我给他看我的地图室，这里已由皮姆上校完全张挂好了。我在描述我们在西线的阵势之后，就请亚历山大元帅解释意大利的局势。斯大林的看法饶有风趣：德国人是未必会来攻击我们的。我们能不能留几个师的英军在前线而把其余的部队调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便直捣维也纳呢？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里与红军会师包抄阿尔卑斯以南的德军侧翼。他还说，我们可能需要一支相当大的兵力。他当时是随便讲讲，而我也没有责怪他。我回答说：“红军可能不给我们时间来完成这个行动。”
到了五点钟，总统、斯大林和我在一起审查军事形势，特别是俄国在东线的攻势。我们听到了关于俄国军队进展的详细情况，同时，也为我们各自的参谋长之间下次讨论制定了范围。我说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是敌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从意大利调动八个师到对俄作战的前线，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也许我们应从意大利北部调几个师去加强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攻击力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否试图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进攻，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与俄军的左翼会师。
会议的气氛是非常融洽诚恳的。马歇尔将军给我们作了关于英美在西线作战的卓越的简明介绍。斯大林说俄国在1月份发动的攻势是出于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这跟德黑兰所作出的决定没有丝毫关系。这时，他还问到他应如何继续提供帮助。我回答说，现在三国参谋人员会集在一起，正是审查盟国之间整个军事协调问题的时机。
这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2月5日下午四时一刻开始的。我们会聚在利瓦吉亚宫，在一张圆桌旁边就座。连同三个译员在内，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一起的有维辛斯基、麦斯基、俄国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以及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巴甫洛夫当译员。美国代表团以罗斯福总统和斯退丁纽斯先生为首，成员有海军上将李海和贝尔纳斯、哈里曼、霍普金斯、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马修斯，还有国务院特别助理兼译员波伦。艾登坐在我身旁，我的代表团包括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我们的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伯尔斯少校当我们的翻译，自从1942年我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以来，他一直是担任翻译的。
讨论一开始就谈到德国的前途。我当然曾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月前就已函告过艾登先生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5年1月4日
1.战后德国的处理。现在要我们决定这些重大问题还为时太早。显然，当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之后，第一阶段将是一个严格的军事管制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经历好多个月，如果德国的地下工作还在活动的话，也许要一两年。
2.我们还得解决分割德国的一些实际问题，如鲁尔和萨尔区的工业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但是，我怀疑那时是否能够作出最后的决议。目前谁也无法预见欧洲会成为怎样的状态，或者大国之间的关系会怎样，或者他们人民的心情会怎样。可以肯定，德国在如此之多的国家里所激起的深仇大恨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对等的报应。
3.每当“重新扶助苦难德国”的政策引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我就处处受到打击。我很明白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主张，尽管目前有这么多的麻烦工作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不应把将来可能会变成十分严重的讨论和分裂的事预先说成一定会出现。我们将有一个新的议会来考虑问题，这个议会的见解我们无法预测。
4.我本人宁愿致力于研究今后两三年内要起作用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不去争论德国对欧洲的长期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战后我由于下院和全体选民的粗暴意见而感到震惊，还由于彭加勒派遣法国人进入鲁尔而感到愤慨。然而，几年之后议会和公众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亿万美元的金钱由美国借给了德国。我经历过对德国实施宽大政策的时期，一直到了洛迦诺公约和鲍德温政府的后半期，其理由是德国对我们已经无力为害了，但是，这以后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希特勒开始得势了。这以后我再度觉得自己对当时一般人的心情十分不表同情。
5.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无论是在斗争刚刚过去之后，还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冷静的时候，它那百感交集的情绪会是个什么样子，想要在小小的篇幅里全部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畏惧的感情浪潮会支配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波逐流的人往往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没有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得来，或者充其量也不过先走一两步而已。因此，明智的办法是，在目前所有那些将变为有效的事实和力量显示出来之前，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下来。也许我们即将召开的三国会议将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启发。
这时，斯大林问起关于怎样肢解德国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或几个政府，或者是只要有某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如果希特勒无条件投降，我们应当保存他的政府还是拒绝跟它打交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曾经建议把德国分成五个部分，斯大林也表示过同意，而我却反而踌躇不定，只希望把它分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巴伐利亚两个部分，而把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放在国际共管之下。他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我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德国应当肢解，但是，实施的办法过于复杂，不能在五六天之内解决。对历史方面的、人种研究方面的和经济方面的现实状况都需要作一番十分深入的考察，并且需要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来作长时间复查。该委员会要对各种建议进行研究，然后再提出意见。要考虑的事情是很多的。普鲁士该怎样处置？哪些领土应当归于波兰和苏联？莱茵河流域和鲁尔及萨尔大工业区应该由谁来管？这些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英国政府也将慎重考虑两个大盟国的态度。应该立即设立一个机构来研究这些事情，而且在我们作出最后决议之前应该先听取它的报告。
当时，我对未来作了一番思索。如果希特勒或希姆莱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十分清楚，我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不跟任何战犯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是德国人所能推举出来的唯一人选，那么，我们只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被杀掉或失踪，而另外一班子人会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三大国应当立即进行商讨，决定是否值得与他们打交道。如果值得，那就应该把已经准备好的投降条件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不值得，战争就要继续打下去，而且把全德国置于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
罗斯福先生建议由我们的外长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制定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制定出一个肢解德国的确切计划。事情到此暂告一个段落。
其他问题也予以讨论，但没有得到解决。总统问是否应该让法国人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占领区。我们都同意应当在英美占领区内划分一部分给他们，并由外长们考虑对这个地区应当如何管理。
随后，斯大林请麦斯基说明俄国所拟定的关于责成德国赔款和摧毁其军火工业的计划。我说上次战争的经验是令人十分失望的，因此，我不相信有可能从德国索取像麦斯基建议单独付给俄国的那样大的数目。英国也同样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建筑物遭到破坏。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外投资，并面临着如何大量增加出口以偿付我们所需的进口粮食的问题。我怀疑这些负担能否因德国赔款而得到切实的减轻。其他国家也受到损失，也应当予以考虑。如果德国陷于饥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可以存心袖手旁观，见危不救，甚至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吗？或者我们应当倡议赈济德国人，而如果这样做，由谁来付款？斯大林说这些问题总是要发生的。我回答说，要叫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最后我们同意将俄国的提案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审查，该委员会应在莫斯科秘密开会。
之后，我们对下一天的会议作了安排，同时，对即将进行讨论的两个主题也作了考虑，就是有关世界安全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计划问题和波兰问题。
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美国将采取一切明智步骤来保持和平，但不能花很大费用来维持一大批驻在离本国三千英里的欧洲的军队上。因此，美国的占领将以两年为限。可怕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得单独占领整个西德。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
2月6日在我们第二次开会时，我为此而竭力主张法国人帮助挑起这样一个重担。划一个占领区给法国并不等于事情就此了结。德国肯定是要再次复兴的，总有一天美国人是要回老家去的，而法国人不得不跟德国人比邻而居。一个强大的法国不仅对欧洲是重要的，而且对英国也同样重要。只有法国才能取消在它海峡沿岸的火箭发射场，并且建立起一支军队来遏制德国人。
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到关于谋求和平的世界工具方面。总统说在美国舆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如有可能同意敦巴顿橡树园提议或与之相似的提议，他的国家似乎更有可能为维护全世界的和平而全力以赴，因为这样一个世界组织在美国是能够取得广泛支持的。然而，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述，敦巴顿会议结束时并没有对安全理事会里十分重要的表决权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协议。
1944年12月5日，总统曾向斯大林和我提过新的建议，具体内容如下：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应各有一票。任何一项决议都必须在十一个理事国中取得七国的赞同票方能付之实行。这在程序上看是够细致了。至于一切较大事情，如接纳新会员国进入组织或开除出组织，制止和解决争端，限制军备和提供武装力量等，均应取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换句话说，除非“四个大国”一致同意，否则安理会是没有实权的。如果美国、苏联、英国或中国不同意，那么，就可以拒绝同意和制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否决权。
罗斯福先生的建议含有另一个精辟独到之处。争端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解决。这样的话，也要取得七票，而且常任理事国——也就是说，“四个大国”——都得同意才行。但是，如果安理会的任何一个理事国（包括“四个大国”）牵涉在那个争端里面，该理事国只能有讨论权而不能有表决权。这个建议是斯退丁纽斯先生在2月6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斯大林说他将对这个建议予以研究，看看能否理解，因为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白。他说他担心的是，虽然三大国今天是同盟国，谁也不会进行侵略，但是，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后，这三个领导人会隐退消失，新的一代要起来掌权，他们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因此会忘记我们所经受的一切。他又说：“我们大家都愿意保持和平至少五十年之久。最大的危险就是在我们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如果我们保持团结，德国的威胁就不致十分严重。为此，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如何保持我们将来的团结，如何保证三大国（可能中国和法国也在内）能够维持一条统一的战线。必须制定出一种制度来防止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
接着，他表示遗憾，因为其他事务使他至今未能对美国的计划予以仔细研究。照他的理解，这个建议可以把一切冲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指那些必须加以制裁的，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制裁；第二类指那些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的。这两类都应予以充分的讨论。采取制裁手段只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见一致时方能行使。如果这些理事国之一本身就是争端的一方，那么，它既可参加讨论也可参加表决。另一方面，如果争端能够和平解决，那么，卷入这个争端的各方不能参加表决。他说，有人指责俄国人对表决权谈得太多。的确，他们认为那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都得由表决来决定，而他们对表决的结果是很关心的。比如说，假定中国是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它要求收回香港，或者埃及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他认为他们不会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在大会里或在安理会里是会有朋友或维护者的。
我说，据我的理解，如果不列颠没有被说服而且拒不同意，世界组织的权力就不能用来对它施压。
斯大林问是否真是如此，我告诉他的确是如此。
艾登先生接着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埃及可以提出控诉，但是，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就不得采取含有强制执行的决议。斯退丁纽斯先生也证实说，除非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否则不得加以制裁。和平解决的步骤——例如通过仲裁——也许还可予以推荐。
斯大林说他担心关于香港或苏伊士问题的争端可能会破坏三大国的团结。
我回答说，我已觉察到这个危险，但是，世界组织绝不会破坏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世界组织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各个会员国仍然可以商讨他们之间的事情，如果在世界组织里提出一些可能会破坏大国之间团结的问题，那将是愚蠢的。
斯大林说：“我在莫斯科的同僚们不会忘记1939年12月苏芬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英国人和法国人利用国际联盟来反对我们，并成功地把苏联孤立和开除出国联，他们后来还动员起来反对我们，大谈什么派出十字军来对付俄国。难道我们不该得到不让这类事情再度出现的保证吗？”
艾登先生指出美国的建议将使这个成为不可能。
斯大林问：“我们不能多创造出一些保障来吗？”
我说关于大国的一致问题已经有了专门的条款。
他回答说：“我们今天才第一次听到。”
我承认存在着一种煽动反对一个大国的危险性——就说对英国人吧——我只能说与此同时正常的外交还可以不断发挥它的作用。我不认为总统会挑动或支持对大不列颠的攻击，我肯定他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事情。我也同样深信斯大林元帅不至于不事先与我们打招呼并寻求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就对大英帝国发动一场攻击——当然，这里是指口头上的。
他回答说：“我同意。”
罗斯福先生说大国之间将来会有分歧的。人人都会知道这些分歧，而且将在大会上予以讨论。但是，把这些分歧提到安理会上加以讨论也不会造成不团结。相反，这将显示出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并相信我们有能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将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的团结。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而且答应研究这个计划，明天继续讨论。
第二天下午我们再次会谈时，莫洛托夫接受了这个新计划。他解释说，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俄国人曾尽其所能来保持战后三大国之间的团结，他们认为这个会议所提出的计划可以保障所有大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他们现在对新的表决程序和三大国必须一致的条款感到满意。只有一件事情还得加以解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否应该成为世界组织的会员国，在大会里也拥有表决权，这个问题曾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讨论过，可是，他现在另有一些要求。苏联代表团认为他们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或者至少其中的两个，能够成为创始会员国，这样他们就满意了。这几个加盟共和国都很重要，而且在战争中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是首先遭到侵犯而且经受了极大苦难的。英联邦的自治领已在逐步地、稳妥地取得独立，这对俄国是一个榜样。因此，他们决定作出这种规模狭小得多的提案。他结束他的话说：“我们完全同意总统关于表决权的建议，我们要求我们的加盟共和国要有三个，或者至少两个成为世界组织的创始会员国。”
这使我们大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罗斯福先生立即向莫洛托夫表示祝贺。
总统说，下一步是邀请各国都来开会。什么时候开，请谁来？苏联有许多加盟共和国，大英帝国也有许多大的独立团体，彼此相距很远，美国是单独的，只有一个外长，没有殖民地。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如巴西，这个国家的领土比俄国小，比美国大。另外还有许多很小的国家。我们能否在大会里坚决主张一国一票，或者较大的国家应该有一票以上的表决权？他建议把这一切问题交给三国的外长去研究。
我对斯大林迈开大步来接受总统的表决权方案也表示感谢，并说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将使全世界人民感到释怀与满意。莫洛托夫的建议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罗斯福总统说得对，在表决权这件事情上，美国的地位与英国是不同的。我们有四个自治领，他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曾在那个在1939年才垮台的国际和平组织中发挥过显著的作用。这四个自治领都曾为了和平与民主的进步出过力。当联合王国在1939年对德宣战时，他们全都奋起参战，尽管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当时无法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是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件事情的，而关于这件事情只能同他们进行非常有限的磋商。因此，我们绝不能同意任何制度把他们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业已取得的应得地位上排除出去。基于这些理由，我不得不怀着极大的同情来听取苏联政府的提案。我的心转向强大的俄国，尽管它的伤口还在淌血，然而，它却不断地把自己道路上的暴君一个个地清除掉。我意识到一个拥有一亿八千万人的国家很可能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英联邦宪法上的安排，因为这个宪法上的安排使我们在大会里取得不止一个的发言权，为此，我感到高兴的是罗斯福总统已经作出一个回答，对这个回答绝不能把它看做是对莫洛托夫先生的请求的拒绝。
不过我声明我绝不能超越我个人的权限。我希望有时间同艾登先生商讨莫洛托夫先生的提案，也许还要打个电报给内阁，因此，我请求原谅我不能在当天就作出最后的答复。所以，我们同意把整个事件交给我们的外长们。罗斯福先生又提议各国应在3月份开会，把世界组织建立起来。我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到那时候将是对德作战的高峰，但是，目前我不表异议。
那天深夜我给艾德礼先生打了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1945年2月8日（凌晨2点49分）
今天情况好多了。美国关于敦巴顿橡树园组织的提案已为俄国人全部接受。他们说主要是因为我们作了解释，他们才觉得应该由衷地接受这个计划。他们也把他们要求在大会里占有十六个席位的表决权减少到两个，提出的理由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这么严重的损失，又战斗得那么英勇，因此，必须考虑把这两个国家列入新的世界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中。总统并没有拒绝这个计划，虽然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有着明显的困难。他建议这个问题应该提交到联合国的会议上去，这个会议他打算3月份在美国召开。
在我看来，我们的地位似乎有些不同。我们有四五个席位，如果连印度在内就有六个，而俄国却只有一个，在这方面他对大会提出的要求是很多的。鉴于他们已经作了其他重要的让步，而且有些让步还悬而未决，我很想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对俄国作出友好的表示。他们除了主要席位以外还要两席，这不能算要求过多，而据我判断，我们将处于有力的地位，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将不再是唯一拥有多倍票数的投票国了。
当前我所要求的是内阁应当授权我们向俄国人保证，就是到了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在这里或是3月份在美国召开的会议上，我们将会赞同他们的意见。我相信内阁将给我们这种权力，用与不用这种权力当视情况而定。这个保证应该是君子协定式的，跟我们很久以前保证在寇松线问题上给他们的支持一样。
如果答应或实质上答应给俄国增加代表权，关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整个事务就以一致同意而得到解决，我想无论如何这是会成功的。这件事应当看做是一件大好事。这件好事美国人认为在政治上、控制地位上和宣传上都有很大的价值。它也将成为我们关于世界组织的总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有着令人沮丧的警告和预兆，雅尔塔会议至今为止进展相当顺利。这里一片浓荫掩映，有点像里维埃拉的淡抹宜人，科尼什式路径四下蜿蜒。一幢幢或多或少遭受损坏的别墅和行宫，都是一些帝政时代的贵族遗物。我们在这些房子里享用着花了很大力气才从莫斯科弄来的家具。我们的主人不惜代价在几天之内就把水管安好，把道路修好，其慷慨程度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所有的参谋长今天都休假去参观巴拉克拉瓦战场[1]。这件事我们在跟俄国朋友的交谈中并没有郑重提出来。
由于时间短促，除非我们得悉你们有异议，否则，我将按此电文的意见行事。
余下的细节问题很快就解决了。2月8日下午我们再次集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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