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01卷 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金强,赵立彬,谷小水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01卷 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01卷 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试读:

总序

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4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共18卷,800多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本在两地出版。这套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学者经过五年共同努力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坚持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定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理想,奋斗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二十多年间经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过程,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移往台湾。

1949年以后,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时间,国共两党依然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态,民间没有往来,官方更无接触。由于双方对历史资料采取封锁政策,并以“特藏”对待对方史料,广大民众对真实历史无以了解,加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些人的历史观念和认知,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

20世纪70—80年代,终于迎来曙光。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深入各个领域,学术界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学者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重新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而在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等政策推动下,台湾许多老兵、学者等,重返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和交流学术。1990年,台湾学者以30余人的规模第一次赴广东翠亨村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国史方面的研讨会。台湾学者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史档案,更是络绎不绝。而中国大陆学者于1994年、1995年曾组成10人至30人的学术团队,赴台北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也深入台湾的学术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各类珍稀史料。开始时,双方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和争论。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孙中山是否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诸多问题,都有多角度的讨论。

三十年来,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断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对方的学术研讨会,相互踏上彼岸查阅各类史料和档案文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学者们的观点和对众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这是两岸实施开放、交流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它体现了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品质,对两岸共同构筑新型的历史学科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向发扬传统美德和为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两岸历史学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了向国人展示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共同研究和重构民国历史所作的努力,也为了使国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过、现已有所改变并恢复了其真实面貌的民国历史,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设计了18个专题,以两岸四地学者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方式,开展共同研究。这一做法在两岸分隔以来是无先例的。我们期望这一合作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中华民国专题史》的18个专题

目录

如下:

1.《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

2.《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

3.《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

4.《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5.《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

6.《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7.《中共农村道路探索》

8.《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9.《城市化进程研究》

10.《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11.《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

12.《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13.《边疆与少数民族》

14.《华侨与国家建设》

15.《台湾光复研究》

16.《国共内战》

17.《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

18.《革命、战争与澳门》

参与《中华民国专题史》合作研究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排名不分先后)为:

大陆地区

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曹大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 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 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叶美兰(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张玉龙(赣南师范学院教授)

刘慧宇(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张俊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田 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张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蒋 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 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乔萍(扬州大学副教授)

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徐保安(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晖(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

秦 熠(中南民族大学博士)

牛 力(南京大学博士)

吕 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

台湾地区

张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启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钟淑敏(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唐启华(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蓝美华(政治大学民族系副教授)

张瑞德(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陈立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卓遵宏(前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孙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教授)

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纯淑(辅仁大学兼任副教授)

刘文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李盈慧(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翎君(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淑凤(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副教授)

杨明哲(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李君山(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管美蓉(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研究员)

陈英杰(德霖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欧素瑛(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

王文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林正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简明海(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

陈佑慎(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香港澳门地区

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何伟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两岸四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本专题史各部书稿进行了匿名评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尽辛劳。特别是一些部门和人士对本课题组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是:

南京大学改革项目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

澳门基金会

台北联电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

对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两岸四地历史学者是第一次进行大型的学术合作,其中不当或不完善之处,尚请各方朋友给予批评指正。张宪文 张玉法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目录

总序

绪论

第一节 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局的研究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 近代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变革 第一节 世变序幕第二节 帝制下的新社会——通商口岸第三节 从洋务到变法第四节 清末十年新政

第二章 从省港澳观察晚清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省港澳地域及其示范第二节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缘起第三节 省港澳华人的觉醒

第三章 晚清的革命团体及其分布 第一节 兴中会第二节 华兴会与光复会第三节 同盟会

第四章 清季革命党人的活动 第一节 武装起义第二节 暗杀活动第三节 香港及海外革命基地

第五章 武昌起义前各省的活动 第一节 清廷的统治危机第二节 南部革命党人的活动第三节 中部革命党人的活动第四节 北部革命党人的活动

第六章 武昌起义及各省的独立 第一节 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及文学社第二节 武昌起义第三节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第四节 各省的光复活动及其革命政府的建立第五节 各省独立类型的分析

第七章 南京临时政府与共和政治的尝试 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第二节 新政权面临的困境与应对第三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与遗产

第八章 辛亥前后的社会思潮与民众心理 第一节 革命党人的革命观和革命心理第二节 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第三节 建设共和新国家的民众期望第四节 精英观念的广泛传播

第九章 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 第一节 从“国民之母”到“女国民”第二节 辛亥革命中女性的“军事”参与第三节 民元女子参政运动第四节 女子军与女子参政运动的结局

第十章 孙中山对民国体制的新思考 第一节 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的政治考量第二节 孙中山维护共和的斗争第三节 孙中山对维护共和体制的新思考第四节 从“社”、“会”到社会建设

第十一章 帝制复辟及其失败 第一节 宗社党的活动第二节 帝制派与洪宪帝制第三节 复辟派与宣统复辟

结论 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绪论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史的开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是中华民国历史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历史内容丰富复杂。从总体上看,它的主导性趋向,是帝制的被推翻、共和制度的建立,以及共和制度在与帝制的反复斗争中得以确立。这个过程,涵盖了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等各个方面。

中华民国的建立,并不是1911年至1912年上半年间发生的偶然事件,它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国家与社会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产生深刻变革的结果,主要是在外力冲击、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逐渐由传统过渡至现代的发展。中华民国的建立,不仅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倡导革命的成果,也是19世纪末以来,海内外的官绅、新知识分子、华侨、新式商人、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这一变革的成果。清廷最后的改革运动——晚清十年新政,也从另一方向间接推动了革命的发生。可以说,共和制度的建立,是近代中国大变局下各方合力的结果。

然而辛亥革命并未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共和制度。及至民国建立后,反对共和的势力进行了多次反扑,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及宣统的帝制复辟,可见民国初年的政治即在专制与民主互不兼容的状态下推移。此即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民国初期,持续开展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斗争的因由。他们谋求维护共和制度,探索在中国实现真正民主共和的有效路径。伴随着民初政治上的复杂格局,社会思潮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促成20世纪的中国进入革命时代,难怪有论者谓:一部(1)中国近、现代史,即为一部中国革命史。而百年革命触动了中国的(2)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的变革,意义尤大。此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历经百年后仍具有其学术生命力之因由。

本卷撰述“从帝制到共和”的历史过程,构成了中华民国开国和早期历史的主要内容。第一节 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局的研究一、两岸学者的研究

就辛亥革命史及民初政局历史研究而言,最初的著述始于革命党人之撰述。当中较著者,有章士钊翻译宫崎滔天之《三十三年之梦》下半部而成的《孙逸仙》一书,孙中山自述兴中会、同盟会时期革命经历的《伦敦被难记》、《革命缘起》、《中国革命史》,陈少白记述兴中会时期之革命经历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记述其时之革命人物、团体、宣传及其活动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冯氏之一手记录,使其获取革命“百科全书”的称誉。此外,尚有光复会陶成章记述光复会在浙江的革命活动的《浙案纪略》,(3)宋教仁记述同盟会成立及华兴会之活动的《我的历史》。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动,相关的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的著述,出现了不同立场的研究观点。谢文孙搜罗1902至1972年出版的相关中文论著,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以正统学派(Orthodox)及新正统学派(Neo-Orthodox)分别标签国民党及共产党统治下之辛亥革命研究著述。前者以孙中山缔造及领导国民革命为核心之观点撰述。后者则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理论为指导,剖析近代中国革命历程,指出近代中国革命为反帝、反封建,以农民、工人为主体,而以民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为同盟所发动之革命,从而促成社会变革,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的革命过程是,由孙中山领导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而由中国共产党继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基于上述分析,孙中山首起倡导革命,乃革命之“先(4)行者”,而辛亥革命则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岸的辛亥革命研究,即由此而起。1949年后随着两岸政治的分离,台湾与大陆的学者分别以“正统”及“新正统”的观点对辛亥革命史进行论述。期间随着学术与文化之开放与交流,相关研究与著述的观点逐渐出现新的变化,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日益多元化,从而丰富(5)了此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以下分述台湾及大陆相关研究的成绩。

在台湾史学界,自1950年以降,郭廷以创设近代史研究所(简称近史所),推动中国近代史之研究,以辛亥革命为首之民国史即为(6)研究对象之一。台湾史政机关——党史委员会及“国史馆”典藏了大量的革命及开国史料,为辛亥革命史及民国初期历史研究之蓬勃(7)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时之研究乃以革命及其开国人物为对象,包括同盟会重要领袖如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宋教仁,及开国领袖黎元洪,均为学者所关注,而孙中山的生平、事业和思想,更为学者研究(8)的焦点。正当正统学派史学观念仍具影响,人物研究仍为主流之际,近史所张朋园首先出版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及《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二书,另辟蹊径。前书研究梁启超于1894年至1911年间的政治思想与行为,指陈梁氏为清季革命运动的间接助长者。后书探讨立宪派于咨议局、资政院之活动及参与辛亥革命之史实,从而肯定立宪派对清季革命的贡献。稍后同所之张玉法,先后发表《清季的立宪团体》(1972)及《清季的革命团体》(1975),为继张朋园后另一位研究辛亥革命之重要学者。前书重点讨论清季推动立宪运动的各种民间组织,并给予立宪运动高度评价。后书对清季革命运动中不同革命团体派系之分合大势进行研究,进而重建辛亥革命发展之全貌。其后张玉法以此一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提出辛亥革命性质为“全民革命”之理论,并于1982年出席芝加哥亚洲学会时发表论文,与出席会议的持辛亥革命为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的大陆著名学者章开沅进行论辩,是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张、章论战”,从而(9)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即在上述二张四书出版之后,不但突破了正统派的研究观点,并且带动对清季立宪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创立新猷。此后张玉法对民初政党也进行了研究,出版了《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

与此同时,近史所李国祁及张朋园主持“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1860—1916年”,利用西方现代化观念研究清末民初沿江、沿海十个省区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变迁。这项研究的成果是,先后出版了苏云峰的湖北省、李国祁的闽浙台、张玉法的山东、张朋园的湖南及王树槐的江苏五书,从而带动了辛亥革命省区的研究。该所的李国祁、吕实强、赵中孚、苏云峰、张朋园、陈三井、林明德等发表了不少相关(10)的专题研究成果,并引致林能士研究华北的革命活动,其日后出版了《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一书。

在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立宪运动及省区研究,成为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之两大标志,此后相关课题研究日多,包括妇女与辛亥革命

(11)(12)研究,英、法、俄、美、日等列强与辛亥革命之外交关系研究,(13)(14)华侨与辛亥革命研究,同盟会革命宣传研究,南北议和与南京(15)政府研究等。由此可见,台湾一地之辛亥革命研究,就其课题观之,乃由以人物研究为主,转为对立宪派、革命团体之研究,继而注(16)意省区、社会阶层及外交关系研究,研究日趋多元化。然而随着台湾于1987年解除“戒严令”,政治日渐民主化,促成台湾本土主义之抬头。史学研究亦受影响,台湾新一代史学研究工作者,其研究兴趣日渐转向台湾本土历史之研究,而辛亥革命及民国史研究,则转趋淡薄。

就大陆而言,由于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革命史地位的肯定,并且明言为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兼且自上世纪80年代期盼结束国家分裂,完成两岸统一,故自1951年起,每逢辛亥革命10周年,起而举办纪念研讨会,先后举办了50周年、70周年、80周年、90周年及100周年的纪念研讨会,藉以缅怀及保存先贤振兴中(17)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记忆。并相继出版大量文史资料及会议论文集,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此一领域的成果,从而构成辛亥革命研究史中之“纪念史学”。每十周年纪念的研究及出版活动,无疑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史料及研究成果,并整理出一条研究发(18)展之理路,深值吾人关注。

就此而论,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先后出版吴玉章之《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实为马列毛理论与辛亥革命史实结合的研究成果,堪称新正统学派的代表作。又据章开沅之不完全统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出版相关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余篇,自此奠基中国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可惜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1976),史学研究沦为政治工具,研究无由发展,幸好打倒“四人帮”,结束政治斗争。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实行改革与开放政策,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辛亥革命史研究,犹如“火凤凰之再生”,从此开展,集中于北京、上海、武汉及广州四地之研究机关及大专院校,重新开拓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研究,召开一系列孙中山及辛亥革命之研讨会,加强与海内外学者之交流。其中两岸以章开沅及张玉法同时出席芝加哥亚洲学会,分别提出辛亥革命究属“资产阶级革命”,抑或“全民革命”,将两岸之辛亥革命研究对话活动,推向高潮。此后大陆以华中武汉为首,先后刊行《辛亥革命研究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等期刊,吸纳国外包括日本及西方之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日开,著作日多,出现了新的动向,包括:(1)出版辛亥革命通史著述,此即章开沅、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史》三册,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2)编纂及翻译中外档案史料,如《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979),《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各省、市、地区,由政协出版相关的《文史资料》,提供大量辛亥革命区域研究的史料。(3)研究课题之持续与更新,包括孙中山研究之加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立宪派及立宪运动的研究,以及清季十年新政改革之研究。大陆之辛亥革命研究,渐由革命派,转向至立宪派,再转向晚清新政导致革命之研究。其研究动向(19)渐与港台及海外研究步伐一致。二、近年来台湾学术界的研究

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的研究在海峡两岸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陆和台湾、香港学者,对相关成果有过多次全面的综述。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岸学者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现象,在一些重大课题的观点上有了更多的沟通和理解,具体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共同的特点,研究方法和学术评价的标准趋于一致。

2000年以前台湾学者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概况,李金强和张玉法已有比较全面的综述。这一时期台湾学术界先后受1949年前民国学术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影响,1980年代后也产生与大陆学界对(20)话的需求,取得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后,从总体上看,台湾学界辛亥革命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主要表现为:(1)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数量大幅减少。在台湾史、新文化史等新兴领域的论述数量急速增加的情况下,传统热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已有下降趋势。而近年来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学术期刊上,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已非常少,有的年份甚至难以检索到几篇。(2)在主流学术期刊上,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相关论文已经到了相当少的地步,如《新史学》及各大学《历史学报》上,专门的学术论文凤毛麟角,在《近代中国》和《国父纪念馆馆刊》中还保留一些领地,反映出当下的学术精英对这一领域已明显疏离。(3)在台湾地区的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的作者,大半已不是台湾本岛学者,而是大陆和海外学者。与此同时,台湾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大陆和香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4)许多论述无论题材还是研究方法、行文风格,仍很传统,有的论文较少新意。以下从可以寻见的研究成果中,大体展现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某些动向和趋势。

一些前辈学者对孙中山的思想以及辛亥革命的宏观和微观问题续有阐发。这些论文大多是作者在长期研究的背景下,对原来学术观点的进一步引申、深化或总结,也是在主题上较为紧扣辛亥革命的一批成果。如张玉法分别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意义、清末改革各派在革命中的表现和贡献、革命派与改革派的关系及民初的共治和理想的最终落

(21)空。胡春惠讨论了清末地方主义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对民初(22)政治的影响。刘凤翰对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袁世凯时(23)期的两次全国军事蜕变进行了分析。吕实强在对四川保路运动的(24)研究中,对大陆学者有关“资产阶级”的认识提出了讨论。陈三(25)井继续探讨了法国对孙中山的影响和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王尔(26)敏论述了孙中山在20世纪的历史地位。李国祁探讨了孙中山和革(27)命党人对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的认识。蒋永敬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变英雄革命为国民革命的革命,但仍难突破中(28)国历史上的革命的传统,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革命。这一批学者多数是上个世纪中从学术上将辛亥革命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层次的中坚力量,他们集一生精思的总结性论述,仍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中青年一代从新的视角来评价辛亥革命,是近年论文中值得注意的成果。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引起(29)了台湾学者的讨论,对于进一步的思考很有意义。朱浤源从制度层面,特别是从国体与政体结构的内涵和运作功能出发,来评价辛亥(30)革命的意义。进而从多角度分析了孙中山在革命中,试图引进海(31)国式民主体制,在实践中不能实现等种种因素。在一些专门的领域,也有新的研究,王纲领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唐启华探讨了中国外交官参与“保和会”的努力、意义及对国内立宪、(32)法制改革和革命的呼应关系。黄自进研究了孙中山反清革命与日(33)(34)本政府的关系。女权思想的研究也有新的成果。有的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如对湖南和四川保路运动的比较研究。(35)(36)洪喜美探讨了辛亥革命前语文大众化的发展。与台湾史研究的兴起相应,有学者研究了辛亥革命对日本治下反抗运动的冲击和影

(37)响。陈三井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未刊电文档案,从独特的角度解(38)读辛亥革命。

尽管在主要的学术期刊上,辛亥革命史的论文减少,但一些传统上特别注重革命历史和地方历史的期刊,发表了不少关于各地辛亥革命情况和地方性革命人物的研究论文。如《孙学研究》、各地的文献杂志,有对孙中山、居正、张謇、谭延闿等人物及许多名气远远小于(39)他们的地方性人物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有对各地的辛亥革命研究,(40)有的已经具体化到如台山等县一级区域。这对展现革命的全貌和各个地方革命的不同特点、相互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新政及(41)立宪方面的研究,有论者研究了新政时期满汉政争、江苏省的毁(42)(43)学风潮、外蒙古的新政、那桐对日本的考察与新政的关系(44)。关于民初的政治和思想,有对民初中央组织、新政治观念的探

(45)讨。

学位论文方面,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的,为数不多。关于革命派,(46)有对《民报》历史观及会党与革命关系的研究。对于新政方面,(47)(48)有对晚清教育新政的研究,以及对作为遗民的郑孝胥的研究。(49)关于妇女运动,有对妇女参政和秋瑾的研究。学位论文的选题和风格显然表现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视野的区别。三、近年来大陆学术界的研究

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兴盛起来,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研究成果多、研究水平高,而且相当大程度上带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91年、1999年、2001年、2011年前后,有过数次对既往研究总结(50)和综述的高潮。李金强也对大陆研究状况有过叙述和评论。(51)2001年以来,大陆虽然还保持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数量,但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与台湾学术界相似的变化是,政治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热度急降,相比社会史、经济史、现代化研究等新领域的兴起,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的研究中,政治史论述所占比例下降。但是因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力量强大、基础雄厚,并有相关的纪念性活动的激励,在某些年份还能掀起一次次小的高潮,如2001年的辛亥革命90周年、20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2006年孙中山诞辰140周年、20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年份,各地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专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领域,一些重要的课题仍然受到学者关注,继续取得进展。(52)

在政治史方面,有对新政、立宪、革命关系的论述,对同盟(53)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研究,对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元南北议和的研(54)(55)究,对北洋军阀的形成、特点和历史评价以及军阀政治的研究。在民国初期的政治史方面,对民初政党政治问题的研究仍受重视。(56)(57)

在思想史方面,对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变迁及在近代的地位、(58)(59)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辛亥革命(60)时期的中西文化观等问题,也有进一步的探讨。学位论文中,也有少量地方性的革命和立宪运动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研究的水平有显著提升,特别是近年来对于清末新政、政治制度、知识分子、边疆和民族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比革命本身的研究要多得多的成果,不少成果代表了大陆近代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于制度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制度史研究偏弱,既往研究倾向于“西方”制度移植的观点,较少深入到“政”与“制”的不同层面,深究内外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影响。关晓红对科举停废、议修京师贡院、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督抚衙门行政体制的改革、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和运作等问题均有重要(61)的研究成果。刘增合考察了晚清西式税制与国地两税划分问题、外省财政机构改制问题,分析了新制移植过程中旧式制度、积习的排(62)异性作用,及因此形成的新制与旧规并存的局面。张建军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参谋机构从清末军咨处、军咨府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政府成立的参谋机构,再到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北京政府设(63)立参谋本部的设置过程。姬丽萍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三个方面对北京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64)功能与作用进行探讨。刘会军认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相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约法》所奠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一种反动和倒退,但这种反动和倒退并没有达到恢复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程度,在整体上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着根本(65)的区别。张玉龙探讨了政治精英集团之间、政治精英与国民之间、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新旧杂糅是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失败的原因,指出军人“强权政治”模式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以后(66)的政治走向。严泉从比较宪法与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剖析“联省自(67)治”运动中省宪制度的特色。周春生、孔祥来、魏光奇、丁海秀(68)分别考察了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省、县、乡行政制度。不过许多学者仍指出制度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还需要加强。

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于科举停废对乡村士人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废科举造成传统士子与儒家理想相离(69)异,促成其投向标榜民族、民权的革命。有学者通过考察民团,(70)论述了地方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关于舆论对革命的作用、城市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对政治鼎革的影响,也出现了从社会视角开展的(71)研究。有学者从地方权力重构的角度,探讨了在晚清地方社会秩序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权力之间的斗争,揭示了清(72)末民初地方权力重建过程中的复杂与冲突。有学者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展开研究,论述了革命党人与新旧社会控制系统的关系,及其在“二次革命”中失败的原因,揭示了民初广东乡村基层机构具有独立性,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73)权力。

研究领域的扩大成为超越前此阶段研究水平的主要推动力。除上述方面外,近期研究的进展还表现在对清末民初社会各方面问题的关(74)(75)注,如对新政时期新官制的研究,对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研究,(76)对各省代表会、临时参议院与民初国会、各省议会的研究,对各(77)(78)种教育团体的研究。知识分子的变化和表现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论述了留日学生对新政改革的重要作用和对近代化的贡献。(79)在革命中的少数民族问题方面,有对革命前的满汉关系、清政府(80)(81)“平满汉畛域”的研究,革命中杭州和成都旗人命运的研究等,并有专门的成果。边疆地区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对这一时期蒙古、新疆、西藏、川边等地推行新政的情形,辛亥革命与滇西少(82)数民族的民族观念,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因应等的研究。(83)对于妇女史,有学者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角色意识、女子(84)参政运动等。

在研究领域显著扩大的基础上,一些论者对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具有新意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时,已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发展无序化是一对矛(85)盾,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结局。近年来学者对辛亥革命的正面意义肯定更多,如论述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鸦片战(86)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或认为只有辛亥革命才实现了中(87)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有学者对立宪派提出新的评价,肯定他们(88)对于国民政治觉醒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国民党的革命情结在民(89)初阻碍了近代中国政治建设向议会民主转型。有学者将民初府院之争放在北京政治常态与异态的变局中加以考察,段祺瑞用武力压倒(90)了黎元洪,内阁由武人主导,又将北京政治导向另一重异态中。有学者指出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在事实上遭到否定,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91)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有学者探讨了1917年围绕着中国是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绝交宣战各方展开的争论,论述了中国决定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92)积极外交由此而发端。还有论文从市镇变迁的研究中对长期存在(93)的革命只在大中城市开展的偏见有所修正。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新论提出。如对于“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一说,有学者提出刺杀宋教仁一案是带有暴力色彩的会党实施的,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94)情只能存疑。有学者通过对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一文的内容和发表背景的研究,指出古德诺并未支持袁世凯称帝,反成为袁世凯(95)复辟帝制的工具。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引导下的新的选题,如对革命中“革命”、“共和”、“民主”等重要概念的研(96)究,专门探讨了这些概念的传播和普及。有论者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提出孙中山在革命后从“崇拜革命”转回清末(97)改良的旧道。对秋瑾革命形象历史建构进行的探讨,也显示了研(98)究者对于史实和历史建构力图做到多层次的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研究中出现了一批注重实证性的研究,研究呈现细化的趋势,利用档案、报刊、手稿等原始资料,进行考证辨析。如在新政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两种宪法草案稿本,对其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它们对当时立宪活动的实际影响,并且引发了不同的意见。(99)(100)有学者对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制定过程进行了探讨。在论述的细化方面,许多在原有认知框架中不太引起注意但却有研究价值的(101)问题得到了学者的研究,如清末官制改革中的官员俸禄问题,长(102)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的角色、互动、矛盾关系。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制度和事件,如清末的课吏馆、民初的巡阅史制度、一些较(103)小但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等等,也有初步的探讨。

综上可见,辛亥革命及民初开国的研究,在两岸学者努力研究及开拓下,成果日多,课题日新月异。然而除两岸学者研究以外,尚有香港一地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亦不容忽略。香港之辛亥革命史研究,始于罗香林、王德昭、左舜生、简又文、黄福銮等学者。其中以罗、王二人影响最大,均以研究孙中山的生平及思想见称。现时香港研究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之学者,大多受二人之影响。其中又以王德昭倡论辛亥革命为“知识分子”之革命最为突出,近日国内学者亦有首肯此(104)一“知识分子”革命论者。就罗香林而言,开拓孙中山革命及香港关系之研究,此一课题,引起本地学者吴伦霓霞、霍启昌、黄宇和、(105)周佳荣、李金强等之关注,其中后者先后出版《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及《中山先生与港澳》两书,从而为孙中山革命思想源于香港及辛亥革命摇篮在香港的论说,提供论证。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

从学术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关于辛亥革命和民初历史的研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在变化的同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种变化和进展主要体现在:研究立场从革命转向学术,摆脱革命史观和新旧“正统主义”,无论是观点还是叙述方式,都更趋于学术化和客观性。研究视野从政治转向社会多元,不再就革命论革命,而是将革命本身与革命环境、革命形势结合起来考察,将革命党人的活动与其他各种政治势力的作为结合起来考察,将政治与思潮、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研究对象从重大问题推广至丰富的各类课题,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具体过程给予了充分关注,对历史上一流人物以外的各种人物,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有了专门研究,对上海、武汉、广州、香港以外的非中心地区,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这些成果更为全面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和民初历史的整体面貌,更为全面地把握了这一时期历史在各个方面实际存在的各种关联,进而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

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循此指引,试图从若干有意义的专题入手,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宏观上达致对“从帝制到共和”这一段历史的重新认识。我们进行的思考主要有以下数端:

第一,走向共和的新的动机、观念和新的体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因素和新的社会力量发生发展的结果。共和制度在中国虽然诞生于20世纪,而追溯渊源,早在帝制时代中国所受西方影响、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尝试、清廷新政的实行,以及在这一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知识载体的出现,是从帝制到共和的基础性社会条件。本书将观察起点大大提前至西方对传统中国带来直接广泛影响的通商口岸开辟时期。

第二,中国的共和革命不是少数革命精英在少数中国城市开展的孤立行动,而是具有广泛世界性联系和海外动员的长期过程,其集中体现是以广东、香港、澳门为中心舞台,以海外中国知识精英和华侨为主角的早期革命运动的兴起。从这一区域来观察共和革命的发生,有助于把握早期革命的枢纽,反映共和革命的最初驱动过程。

第三,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不应囿于正统主义的观念来进行理解,除了兴中会、同盟会、武昌起义等重大革命史的内容外,其他革命组织、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海外革命基地的贡献,各地不同的革命类型,均不应被忽视。

第四,共和革命及其结果,与社会思潮密不可分。革命党人的革命心态、社会上的激进思潮,对于革命的特征和革命后的历史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民间社会对于革命观念的承接和利用,也反映了政治革命与社会观念的相互推动。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参政运动的失败,典型地反映了种种观念和思想的矛盾冲突。选取其中的重要方面,可以更具体地理解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促进和局限。

第五,从帝制到共和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民国初期历史因帝制与共和之间的反复争夺而显得繁复零乱,实则蕴藏重大转折。孙中山在维护共和的过程中,逐步走向重视人民、动员人民,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重建基础。孙中山对共和革命的新的思考,为下一阶段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发展作了理论预备。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

总之,中华民国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共和制度在建立之初,帝制和共和之间还存在着各种较量,共和制度本身也殊不完善,但自此之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共和制度成为国家的根本制度,民主思想至少在价值层面上得到公认。共和制度在中国,是在一个帝制传统十分牢固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从帝制走向共和本身,就不得不伴随着局限、妥协和变异。这些特征又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对于共和革命的新的认识,就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将其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将这一时期各种观念、意识和心理的变迁,各种制度的变化和尝试,各个阶层、各个地域、各种势力、各色人等的思想和活动,以及各种历史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尽量圆满地表现出来,客观地展现这一段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本书是由具有台湾和大陆学术背景的学者合作完成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学术界共同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呼声十分强烈,条件也已经具备。以前,两岸对于近现代史的分歧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兴趣、风格和针对性都存有差异。一般而言,开展“共同研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求同存异”。我们认为,倡导两岸共同研究,决不是意味着仅仅在立场和观点上的折衷。如果只是在观点上彼此贡献相近和可以协调的部分,实际对于学术的提高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在共同的讨论和研究中,尝试在全面总结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在学术的轨则中寻找共识。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的历史,具有从学术上共同探讨的基础,我们所希望的,是将各种问题和对象、各种联系和影响,不带偏见地展现出来,在学术的基础上,以学术为标准,达到学术上的提升。(1) 萧一山:《近代中国革命的源流》,《大陆杂志史学丛书》,台北,大陆杂志社,1962年,第304—307页。李新:《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页。(2) Joseph W.Esherick,“Ten Thesis i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Modern China,Vol.21,No.1(1995),pp.69-72.(3)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册,第1—84、90—132页;第二册,第209—216页;第三册,第3—111页。(4) Winston Hsieh(谢文孙),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5,pp.5-13,26-37。李金强:《新正统学派——中国建国以来辛亥革命研究之发展及其变化》,《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二辑,史著,台北,1996年,第9—23页。(5) 李金强:《辛亥革命的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1989年,第765—776页。章开沅:《辛亥革命史》,《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535—551页。并参见朱英《海峡两岸近3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书界观察》,http://www.cnki.net。(6) 郭廷以对台湾之中国近代史研究之贡献,参见李金强《南港学派的创始者——郭廷以的生平志业及其弟子》,《世变中的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194页。近史所由郭氏创立后,继任所长如王聿均、吕实强、张玉法、陈三井,以及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之李国祁、国立新加坡大学历史系任教之李恩涵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之王尔敏,皆为其门生,均先后发表大量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及民初政局的论著。(7) 张玉法:《台湾地区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1950—2000)》,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59—2260页。(8)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1969年。吴相湘:《孙逸仙先生》,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稿》,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稿》,《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三、四册,台北,正中书局,1960年。沈云龙:《黎元洪评传》,台北,1963年。(9) 章、张二人之论战,可参见Lee Kam Keung(李金强),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 in China's 1911 Revolution,Hong Kong: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1987,pp.14-15,28-34;并参见彭剑《辛亥革命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内地学界60年来的探讨与我们的思考》,麦劲生、李金强著《共和维新——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论文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7—51页。(10) 张朋园:《集体研究计划》,台北,1985年,各学者研究之论文目录,见第127—130页。(11) 林满红:《同盟会时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动》,《中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75年。(12) 相关学者研究书目,参见李金强《辛亥革命的研究》,第784—785页。(13) 见《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6年。(14) 朱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台北,1985年。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正中书局,1986年。(15) 如李守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清帝退位之交涉》,《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2卷第1期,1979年。刘凤翰:《袁世凯获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经过》,《近代中国》第86期(1991)。(16) 台湾之辛亥革命及民初政局研究的情况,尚可参见林正珍、刘瑞宽编著《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台北,2004年,第6册,中国近现代史,第215—238页。(17) 张海鹏:《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第8卷第6期(2001年),第6—12页。安东篱(Antionia Finnane):《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辛亥革命》,郑宇硕编《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8—106页。(18) 孙浑学:《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辛亥纪念原因及历史作用探析》,《社会科学》第9期(2011年),第156—157页。Lee Kam Keung,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 in China's 1911 Revolution,Hong Kong: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1987,pp.22-36。严昌洪:《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综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204—2011页。(19) 李金强:《新正统学派——中国建国以来辛亥革命研究之发展及其变化》,《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二辑第23—32页,史著,台北,1996年。(20) 李金强:《辛亥革命的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1989年。张玉法:《台湾地区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1950—2000)》,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21) 张玉法:《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历史回顾》,《传记文学》第79卷第4期,2001年10月;《晚清改革与革命的分际与互动》,《近代中国》(台北)第145期,2001年10月。(22) 胡春惠:《再论地方主义与辛亥革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23) 刘凤翰:《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军事蜕变》,《中华战略学刊》第90卷冬季号,2001年12月。(24) 吕实强:《四川保路运动的本质及其演进》,“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台北)论文。(25) 陈三井:《再论孙中山革命与法国》,“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台北)论文。(26) 王尔敏:《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之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台北)第156期,2004年3月。(27) 李国祁:《同盟会时期中山先生及革命党人对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误解》,《近代中国》(台北)第150期,2002年8月。(28) 蒋永敬:《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近代中国》(台北)第145期,2001年10月。《从三个名词的微观角度透视辛亥革命》,《亚洲研究》(香港)第24期,2002年。(29) 相关讨论见《台湾社会研究》第67期,2007年9月。(30) 朱浤源:《辛亥革命的制度性意义重观》,“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台北)论文。(31) 朱浤源:《跃向海洋:辛亥革命的困厄与顺境》,《近代中国》(台北)第145期,2001年10月。(32) 王纲领:《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特殊”与“不特殊”》,“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台北)论文。唐启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际化的努力——以清末民初对“保和会”的参与为例》,“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台北)论文。唐启华:《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的参与(1899—1917)》,台北,2005年5月。(33) 黄自进:《利用与被利用:孙中山反清革命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台北,2003年3月。(34) 柯惠铃:《从闺秀到女杰:晚清革命运动中女权思想的启蒙》,《近代中国》第151期,2002年。(35) 刘淮:《清季湘蜀保路运动的比较分析——以中国革命的进程为思考》,《思与言》第41卷第2期,2003年6月。(36) 洪喜美:《辛亥革命前语文大众化的发展》,“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台北)论文。(37) 蒋子骏:《辛亥革命与台湾早期抗日运动(1911—1915)》,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郑梓:《辛亥革命对日据台湾反抗运动及其路线影响的再省思》,“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台北)论文。(38) 陈三井:《另一只眼看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第145期,2001年10月。(39) 如黄人杰:《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内涵与政治学思想的融贯研究》,《政治学报》2004年第2期。谢蔚:《辛亥前孙中山司法改革思想初探》,《孙学研究》第8期,2010年。刘福洲:《居正在辛亥武昌首义中所起作用之研究》,《湖北文献》第174期,2010年1月。孙顺智:《张謇在辛亥革命后由君宪转为共和之研究》,《长荣学报》第5卷第1期,2001年6月。《张謇在南北议和中的角色》,《长荣学报》第14卷第1期,2010年6月。刘鹏佛:《谭延闿与辛亥革命》,《湖南文献》第34卷第2期,2006年。郑重光:《辛亥革命与海军名将黄钟瑛》,《中山学报》第27期,2006年。张茂霖:《辛亥革命期间湖北基本法的制定》,《思与言》第42卷第4期,2004年12月。(40) 黄亨俊:《上海辛亥革命与中华银行的创立》,台北,2001年7月。张兆兴:《孙中山先生领导又一举成功的辛亥腾越起义》,《近代中国》第163期,2005年。楼达人:《两浙文化与辛亥革命》,《浙江月刊》第8期,2003年。李南海:《河南志士与辛亥革命》,《中国历史学会历史集刊》第138期,2006年。刘玉遵、成露茜:《台山县的辛亥革命与华侨》,《传记文学》第79卷第5期,2001年11月。(41) 马铭德:《庙谟已是争孤注:清末新政中的满汉政争》,《传记文学》第91卷第2期,2007年8月。(42) 曾慧君:《清末新政期间的毁学风潮——以江苏省为讨论中心》,《史苑》第68期,2008年7月。(43) 陈维新:《清末新政在外蒙古》,《故宫文物月刊》第21卷第10期,2004年1月。(44) 许峰源:《清季那桐赴日考察与新政治的开展》,《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32期,2007年6月。(45) 蔡东杰:《由民主到帝制:民初中央政治组织之讨论与发展》,《博学》第1期,2003年12月。赵叔键:《共和的危机:民初政权更迭频繁原因的政治社会学理解》,《“中华行政”学报》第2期,2005年6月。桂宏城:《清末民初认知中的“议院”与“国会”》,台北,2008年4月。(46) 邱亚平:《〈民报〉历史观之研究》,中央大学2008年度硕士论文。王雅琪:《清末民初时期的会党与革命运动》,台湾师范大学2005年度硕士论文。(47) 黄士嘉:《晚清教育新政的研究(1862—1911)》,高雄师范大学2003年度博士论文。(48) 郑欣挺:《辛亥国变下的清遗民——以郑孝胥为讨论中心》,东海大学2007年度硕士论文。(49) 蒋婷薇:《1912年的女子参政运动》,台湾大学2000年度硕士论文。黄诗棻:《秋瑾女权思想之研究》,华梵大学2007年度硕士论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若在网站上没有找合适的书籍,可联系网站客服获取,各类电子版图书资料皆有。

客服微信:xzh432

登入/注册
卧槽~你还有脸回来
没有账号? 忘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