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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秀玲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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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

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试读:

前言

本著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并获良好结题。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带动了我国东部沿海产业集群的形成,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又吸引了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来了资本和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整合机制,更主要的是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实施开放和逐步市场化的政策与机制。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原因,地处西部的民族地区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这样的不平衡需要加大吸引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外部资本进入民族地区,牵动和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的竞争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本著作是在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东部产业转移、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大量理论和实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外商直接投资嵌入民族地区产业和东西联动这两个全新的视角,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对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实际情况、现实选择、未来发展和对策措施进行细致、深入、系统而辩证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青海和贵州这八个民族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历史与现状,论述如何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投资,探索发展面向海内外的符合本地区域特点和长远发展需要的特色产业集群,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竞争力。希望本著作能够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实践和政策与管理上的参考。

本著作由15章组成。

导论,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基本思路、研究内容和重点与主要创新点,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直接投资、嵌入性、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东西联动”、“嵌入性”与产业集群、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等关键词给出解释和辨析。

第一篇,综合分析与理论研究,包括第一至第六章。

第一章,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综合分析。以大量数据、图表和对比分析阐明了民族地区利用FDI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民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仍处在发展阶段、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占比很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较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与全国趋于一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与全国有别等特点。通过计算民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穿透度与潜力指数来分析现存状况,阐明民族地区有着巨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力。

第二章,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述评。在从宏观因素——国家或地区层面、中观因素——行业层面、微观因素——公司的特点剖析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分析后,以发达国家投资方、发展中国家投资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相对贫困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等新的分类视角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清晰的分类。首先,就国外经济学家的市场不完全性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周期理论、跨国公司的区位理论、寡头垄断竞争反应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等投资方角度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进行述评。其次,对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方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本地化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等FDI理论进行述评。然后,针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发展的外国学者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和国内学者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发展研究所提出的理论主张给出了述评。指出作为相对贫困的我国民族地区,需要依据相关理论,尤其是“两缺口”理论和“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借助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和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这两个理论也成了民族地区作为后进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最后,从辩证的观点出发,给出了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正负效应分析。

第三章,“一带一路”与民族地区的投资环境。阐明了“一带一路”不仅提升民族地区的自然区位,改善基础设施,同时将极大地推动民族地区软环境的建设与完善。由于民族地区处在“一带一路”的核心和重要区域,需要加速推进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点轴上的重要功能,提出采取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通过提升投资环境的基础性因素的引力、投资环境的激励性因素和投资环境的创新性因素,加速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下投资环境的改善。

第四章,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论述了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提供的机遇等相对优势,深入剖析了市场发育较差、经济成分单一、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容量小、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科技和教育状况的制约和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等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指出民族地区制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应从有利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改善民族省区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东西部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资源和知识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发展的战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与实施东西联动战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和完善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等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

第五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提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力。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和发挥区域后发优势、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观念的不断更新等方面剖析了民族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战略意义,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东部产业转移的动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民族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从培育完整产业链入手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以产业园区为集聚地逐步形成优势产业链、东西共建产业园区和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等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路径。

第六章,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在对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从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外商直接投资嵌入并重塑了我国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与溢出提升了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针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提出了加强民族地区投资软环境建设、选择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吸引力的增长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和着力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等四个战略。

第二篇,实证研究,包括第七至第十四章。分别对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青海和贵州等八个民族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从实证的角度,用数据、图表和大量实际资料阐释了各个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了八个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作用和潜力,针对各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和特点,结合各地资源和优势,从各个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符合当地情况并力求具有前瞻性和切实可行的促进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本著作由项目负责人刘秀玲负责著作的整体设计和总撰,并撰写导论及第一、二、三、四、五、六、九、十、十三章;苗芳撰写第七章;孙险峰撰写第八章;朱瑞雪撰写第十一章;肖杨撰写第十二章;蔡莉撰写第十四章。导论第一节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一、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在民族省区本身资本形成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有利于民族地区增加建设资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改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对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区域经济复杂度,这被认为是当今复杂经济环境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区域持续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最新(1)研究表明,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经济复杂度越大,生产多元化程度越深,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越强。具体来说,经济复杂度取决于产业多样性、资本所有者多样性、商品多样性、技术多样性、竞争多样性等,而外商直接投资是促成经济复杂度的重要因素。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跨国公司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带动了我国东部沿海产业集群的形成,并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2010年4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投资,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累计吸收FDI实际额达16559.5亿美元,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达128953家。

地处西部的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和新疆五个民族自治省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尽管最近几年发展较快,但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相对较低。这八个省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由1988年的1.20%,提高到2015年的7.63%。而八个省区的土地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69.52%和25.42%。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资金和技术是关键。在国家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和东部支援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提高利用的绩效可以加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并给予相关的优惠政策。表0-1 2015年民族地区FDI情况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网站、2016年各民族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我们认为,在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0多年后的今天,扩大西部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的规模和绩效须走两大战略:一是借鉴前期做得较好的东部经验,发挥外资拉长我国产业链的趋势,实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西联动战略;二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投资,实施外资嵌入性投资的引导战略,促进外资企业与地方产业的良性互动,使其在当地集聚、扎根、结网,促使当地产业纳入全球产业链,充分利用跨境区域的优势特色资源,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符合民族地区长期发展要求的产业集群是可能且可行的。二、本课题研究重点与主要创新

本研究有两个假设:一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嵌入性投资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持续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二是实施东西联动战略,可以盘活外商直接投资的全国投资环境网络,同时将会使我们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有有利的谈判地位。本课题将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产业集群这一经济现象,从新社会经济学的“嵌入性”这一新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外商直接投资战略演进过程机制和影响因素;在立足于从科学发展观角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八个民族省区经济发展上,研究如何实施和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嵌入性投资战略;在借鉴东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东西联动战略,促进东部优质外商直接投资对民族地区进行耦合性或联动性投资,充分发挥东西部各自生产要素的优势和互补性。这项研究将是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本课题研究重点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在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文献综述下,提炼出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理论。(2)在阐释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优势和制约因素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3)从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力视角,阐述民族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战略意义,分析“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投资环境的影响,东部产业转移的动因,指出民族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要问题、基本原则和路径选择。(4)在对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的研究综述基础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从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外商直接投资嵌入并重塑了我国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与溢出提升了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针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提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集群战略。(5)深入剖析八个民族地区所拥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和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分别对八个民族省区提高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诸如跨国公司等优质外资投资的招商引资、外资管理与服务、地方产业配套和相关政策的制定进行深入研究。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本研究从“嵌入”产业集群和“东西联动”两个视角研究民族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问题,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与理念。(2)以发达国家投资方、发展中国家投资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和相对贫困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等新的视角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清晰的分类,进而提炼出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理论。(3)剖析民族地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研究东西部生产要素的互补和吸引东部产业向民族地区转移的路径,推动实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东西联动战略,剖析了“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投资环境的提升及给予提高民族地区吸引力的机遇。(4)以大量实证资料数据,分析八个民族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历程、现状与特点,剖析各个民族地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和地方产业特色,研究民族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思路与对策,推动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第二节 关键词及其辨析

本课题成果的“民族地区”是指地处西部的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和新疆五个民族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共八个省区,不包括其他省份的民族自治州或县等区域。此外,本课题所涉及的其他基本概念的辨析如下: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2)并掌握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被称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依照东道国的有关规定,在东道国单独出资或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出资形成经营性资产,并按照东道国有关法规和与其他投资者签订的有关协议,获取该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收益或承担经营亏损的行为或过程。其中,资本输出国称为投资国;投资输入国称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有三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投资者在东道国境内单独出资或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投资创建新的企业;投资者增加资本,扩展自己在国外的原有企业;投资者收购或兼并东道国的现存企业。

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资本国际流动弥补和缓解了东道国的投资缺口,还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从而促进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等的提高,推动地区经济发(3)展。

当代国际间资本的运动日趋频繁、不断扩大,超过了商品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资本在国际间的移动形成了国际资本。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于19世纪末,之后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本移动中国际直接投资占主导地位,这与“二战”前形成鲜明的对照。如1914年,国际资本移动中90%是以国际间接投资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移动的75%左右是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惊人,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和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如1973—1979年,发达国家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2%,而同期的国际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18%。20世纪80年代这一特征表现更为突出。1985—1988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81%,其中最高年份1987年达30.5%。同期发达国家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仅6%左右。与此同时,投资规模逐年增大,进入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200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达到1240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43.2%。进入21世纪后持续发展,2007年国际直接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2.1万亿美元,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该数字下降16%之后,2009年的跌幅更是高达37%,全年总投资额仅为1.1万亿美元。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对比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23%,达1.43万亿美元,并预测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出现小幅增长。二、“嵌入性”“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1994年,波拉尼(Polanyi)在《大变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将此概念用于经济理论分析。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4)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波拉尼区分了经济活动的三种方式:互惠、再分配和交换。互惠是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特征。再分配意味着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机构收集和分配物品。交换是把经济结合到价格制定市场中的手段。波拉尼对经济活动三种形式的划分,对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人们还在采用他的分析框架研究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过渡。

1985年,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发表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把嵌入性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扩展和丰富了嵌入性的概念,建立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嵌入性”一词得以普遍应用。据统计,这篇文章已经被引用了超过5000次,成为《美国社会学杂志》历史上引用最多的文章。“嵌入性”概念的提出对后来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要理解市场问题、克服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约束就必须深入研究人和组织所处的社会关系。

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的观点与波拉尼有所不同。波拉尼强调,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存在嵌入式的,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而格兰诺维特认为,所有社会都具有嵌入式,但可能弱于波拉尼所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复活了源自波拉尼的嵌入性概念,并将其重新解释,确立了嵌入性理论基础;二是建立经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假定,即处于社会网络之中的自利行动者;三是提出了把网络分析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格兰诺维特的嵌入式理论提出了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行为的可能性,在社会关系和“市场过程”之间有可能存在丰富的因果关系。这为社会(5)学家分析经济行为开辟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三、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

西方的“嵌入性”理论研究是伴随着产业集聚过程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实践而逐步深入的。纵观目前国际上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在定义方面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与产业集聚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关。一般来说,产业集聚(Industrial Complexes)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产生于19世纪末,马歇尔在1890年就开始关注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马歇尔之后,产业集聚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流派。比较有影响的有:韦伯的区位集聚论、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E.M.胡佛的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波特的企业竞争优势与钻石模型等。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产业集聚的结果,它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可以称为网络组织,其兼有企业和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建立产业组织间柔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在地理接近、相互依赖、持续交互作用,实现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生产网络、知识网络或社会网络,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不仅包括相同产业的众多企业的集聚,而且还向上、下延伸包括相关产业的企业,并包括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咨询公司、研究机构和政府等,各单位通过“扎堆”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

1990年,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用产(6)业集群一词对集群现象的分析。区域的竞争力对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波特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是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产业集群是特定的企业集聚现象。特定企业的集聚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任何企业集聚都能发展成为一个产业集群。企业集聚是因为某产业的有关企业集聚于某一经济区域,而形成的一种聚集效应,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当这些企业之间发生某些有目的的合作时,则产生联合行动效应。当政府有意识地参与其间时,就会出现制度效应。而这三种效应都是产业集群的效应。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的最大差别是:企业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广泛存在的,未形成长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网络,这些产业在该地区是不稳定的、易移动的,是一种松散型产业;而产业集群内文化特征的根植性可以促进产业的加速黏合,加深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获得更强有力的竞争优势。(7)

产业集群的基本属性及本质特征有如下几点:第一,企业、专业机构在地理空间上集聚,这是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第二,集聚在一起的是围绕同一产品的同行企业和相关机构;第三,聚集在一起的企业之间存在分工协作关系和同行竞争关系,这是决定集群效率和本质的主要特征;第四,企业间分工,集群企业内部一体化程度很低;第五,复杂稠密的社会网络,频繁的互动和知识交流。

产业集群的概念不仅仅包括相关企业及其支撑性机构在地理上的集聚,还意味着一种由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和技术链共同构成的(8)价值链以及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独特现象和运作机制。四、“东西联动”“东西联动”一词是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而产生的,提出了“东西联动——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理念。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于2000年9月6—8日在重庆联合召开“全国党校系统‘西部大开发——东西联动’理论研讨会”,会上诠(9)释了“东西联动”的概念。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区域协调角度,提倡“东西联动、协调发展”。也就是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其实质是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从战略上,没有西部的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西部不发展,或发展速度很慢,东部以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很难上去。二是从合作角度,提倡“东西联动、共同发展”。这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必须遵循市场原则,从经济合理布局和发挥整体优势出发,寻找和实施新的最佳的东西联动合作模式,从而增强东西联动协调发展的绩效。

但就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实施“东西联动”尚未见到相关论述。本课题的“东西联动”战略,沿用了上述含义而又增加了以我国东西部作为整体又各有优势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力,提高地处西部的八个民族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与绩效的新诠释。具体就是,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实施东西联动战略,可以盘活外商直接投资的全国投资环境网络,同时将会使我们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有有利的谈判地位。在借鉴利用外资取得优异成绩的东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东西联动战略,促进东部优质外商直接投资对民族地区进行耦合性或联动性投资,充分发挥东西部各自生产要素的优势和互补性,建立吸引东部外商直接投资对民族地区投资机制,提高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五、“嵌入性”与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嵌入性是指内在于产业集群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嵌入性既是产业集群的特征,又能明显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产业集群的嵌入性按其形成因素,分为经(10)济嵌入性、体制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

经济嵌入性是指在产业集群中某一企业在生产、销售等经营的各(11)个环节中与他企业的联系程度,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经济嵌入性有助于产业集群中各经济主体间建立相互协调的关系,提高投入的运营效率,在不减少弹性的同时实现规模经济,缩短信息反馈时间和提升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提高企业和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由于其基础性特点,经济嵌入性的研究被视为产业集群理论发展的主线。早期的区位理论在讨论集群和嵌入相关的问题,如企业选址问题,主要(12)是在有限空间上对包括运输、劳力和材料等供给因素的考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主要从规模经济、节约交易成本、企业结构和弹性专业化、竞争与合作、创新能力、产业链的作用等六个角度,研究了经济嵌入性形成的现实因素。

体制嵌入性指的是存在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体制性联系,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体制保证,主要是指企业与当地其他社会机构的联系程度,如企业同产业协会、工会、培训系统、银行体系、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的联系以及政策运用、法律框架、社会风俗、传统规范和社会道德④标准等。在这些体制嵌入性的因素中,政府和科研机构的作用特别重要。政府既是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又可以根据需要对产业加以扶持和进行公共投资。科研机构在提升产业集群研发能力的同时,围绕当地的产业需求进行培训,其对体制嵌入性的形成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体制嵌入性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体制保障和有效途径,加强了企业间的网络联系,从而促使产业群竞争力的提高。

社会嵌入性是指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联系的密切(13)程度,这是产业群的社会基础。诚信的社会交往是经济组织成功的重要基础,而人际关系能在不确定条件下,减少经济交易的阻力与成本。六、FDI与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首先是生产要素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以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要素形成的产业集聚,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外生产业集聚。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产业集聚必然涉及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集聚有着什么样的关联。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可以看出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商直接投资母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二是集聚经济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不仅充当了集聚经济的组成角色,而且通过自身的垄断优势为集聚区域架起了一座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桥梁,成为推动集聚经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跨国公司参与产业集聚的现象已非常普遍,无论是在硅谷、纽约金融区,还是跨国公司贴牌生产的传统产业集聚,这支力量都应该被纳入产业集聚研究的视野之内。在对产业集聚进行分类时,Hayter(1997)指出,以大企业或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中小企(14)业集聚应该区别于一般的中小企业集聚。

在分析跨国公司投资行为对东道国产业集聚的作用时,更多的文献涉及垂直专业化生产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联。按照Hummels(2000)的看法,跨国公司是推动垂直专业化过程的主导力量,垂直专业化意味着延展到许多国家的相互关联的产业链,设在(15)每个国家的子公司以专业化生产方式完成商品的特定阶段。目前文献中与此相近的称法还包括“价值链切片”“外部资源化”“非一体化生产”“碎片化生产”等,Krugman(1995)、Feenstra、Hanson等都对此给予了关注。这种专业化方式涉及国际产业转移,而这种转移不是简单地购买原材料或中间投入品,而是在寻找一个合作伙伴,进(16)行关系型投资,从而满足大企业或跨国公司的特定需求。这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垂直专业化生产将在东道国引致产业集聚的可能。根据波特(2000)的看法,一个区域之所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可以得到特定的服务设施和熟练劳动(17)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以及大量产业的集中等。这一看法可以代表目前大部分研究者对集聚与区位相互关系的共识。

我国的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外生性。我国外生性产业集聚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廉价的劳动力等,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形成产业集聚。由于历史与偶然因素使外商直接投资驻留于某一地区,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开始形成产业集聚,并引致本地与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入,导致产业集群形成。在产业集聚效应的示范与带动下,使东部形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因此,我国的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利用绩效,进入良性循环。(1)Hidalgo and Hausmann. The Building Blocks of Economic Complexity[J]. Partha Sarathi Dasgupta, 2009, 106(26): 10570-10575.(2)刘秀玲.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3)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4)Polanyi, K. The Greet Transformation[M]. New York: Farra, 1944.(5)刘育新.嵌入性与产业集群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25(10):104-107.(6)Port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0.(7)刘恒江,陈继祥,周莉娜.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研究的最新动态[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26(7):5.(8)吴利学,魏后凯.产业集群研究的最新进展及理论前沿[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5(3):58.(9)钟晓柯.东西联动——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探索[J].2000(6):98-102.(10)赵蓓.嵌入性与产业群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分析框架[J].东南学术,2004(6):138-145.(11)沈阳松,等.基于产业集群导向的跨区域群体投资嵌入性形成机制研究[J].经济论坛,2006(20).(12)Hoover E M. Location Theory and the Shoe and Leader Industri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ersity Press, 1937.(13)朱华晟.基于FDI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以浙江嘉善木业集群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4(3):106-102.(14)Hayter. R.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Location, The Factory, the Firm and the Production System[M]. John Wiley, Chichester, 1997.(15)Hummels. D., Ishii. J, and Yi. K. M.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54(1): 75-96.(16)Grossman, G. M., Helpman, E..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17)Peter E. Hood N. Implementing the Cluster Approach: Some Lessons from the Scottish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Organization, 2000, 30(2): 68-94.第一篇 综合分析与理论研究第一章 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综合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地方自身的努力下,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上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我国东部发达省市相比,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着资金不足、生产经营方式与组织方式落后的问题,致使其所拥有的丰富自然与人文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瓶颈,而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国家政策与资金上的扶持,也需要民族地区自身的改革与创新,尤其需要大量企业经营资本的注入。这就需要从区域外引进资金,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既能够弥补资金缺口,又可以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按世界市场的格局和全球产业链更有效地配置民族地区的资源,从而改善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提高效率。因此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然的选择。本章对民族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综合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为采取措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提高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依据。第一节 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民族地区具有优良的自然禀赋,各省区的特色资源开发潜力极大,这些可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然而,与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和地区相比,民族地区过去离资本输出国和国际市场都比较遥远,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市场组织与经济体制的演进程度也都比较低,开放程度不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程度也较低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劣势。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且发展很不平衡。

伴随着改革开放,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起步并不断发展,但其发展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呈现出阶段性。一、民族地区FDI仍处在发展阶段

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历程呈现出阶段性,且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如图1-1所示。图1-1 1991—2016年民族地区实际FDI变动情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至2001年,为初步阶段。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始终徘徊在较低水平,八个民族省区实际利用额长期较低,合计金额不足1亿美元到12.5亿美元之间,如表1-1所示。最少的西藏都没有统计数据,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广西,实际利用金额最多,长期占到约60%以上。在这一阶段,广西每年的实际额从零达到8亿多美元。如表1-2所示,1991—1995年间,广西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合计为25.8亿美元,为民族地区合计的64.8%;1996—2000年间,广西共吸收35.9亿美元,占民族地区合计的66.8%。表1-1 1991—2016年民族地区实际FDI情况续表资料来源:根据各民族地区历年《统计年鉴》整理。表1-2 1991—2015年民族地区每五年实际利用FDI合计情况资料来源:根据各民族地区历年《统计年鉴》整理。

第二阶段,2002年至至今,为发展阶段。尽管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提出“西部大开发”,并于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地处西部的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就从2002年启动加速发展,由2001年同比下降22.4%,一跃变为2002年同比提高43.4%。从此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才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内蒙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迅速提高,该区实际利用额由2001年的1.0876亿美元,同比下降3.2%,提高为2002年的2.28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2005年更是由2004年的6.27亿美元提高到11.86亿美元,几乎翻了一倍。如表1-2所示,内蒙古在2001—2005年期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5.18亿美元,占民族地区合计的37.8%,远超过同期的广西(为19.32亿美元,占29%)。2006—2010年间,内蒙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29.1亿美元,占民族地区合计的53.6%,超过一半。2011—2015年期间有所下降,共吸收197.7亿美元,在民族地区合计中占比为46.7%。2013年内蒙古吸收FDI实际额达到了历史最高的46.45亿美元,之后两年有所下降,2015年为33.7亿美元。

2011年以来,另一个增长较快的民族地区为云南,其由2006年的3.02亿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13.29亿美元,到2015年达到29.9亿美元。2011—2015年,云南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合计为105.37亿美元,占同期民族地区的23.9%。同期,广西合计为51.86亿美元,占比为12.2%,不足云南的一半。

2016年,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同比大幅下降了21.2%,这与国际经济形势及服务业投资上升而制造业投资大幅下滑有直接关系。且各省区排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除了内蒙古仍处在第一位外,贵州上升为第二位,云南降为第四位。

2016年之后,经过前一时期的发展,即为新的发展阶段。可以预见,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民族地区由开放的大后方走到了前沿地带。地理区位的改变,互联互通的建设,各项相关政策的配套,将极大地提升民族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从而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推动产业优化,进一步提升吸引外资的水平。因此,可以说未来民族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个民族地区都将加快吸收外资的量与质。二、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占比很低

表1-3列出了1990—2016年八个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和同期全国的数据,图1-2给出了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民族地区的对比示意图。从表和图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虽然总体上是持续提高的,从1990年的不足1亿美元发展到2015年的96.35亿美元,但在全国的比重仅从1990年的不足1%提高到2015年的7.63%,最高年份的2013年也仅为7.86%。从图1-2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尽管2002年以来民族地区实际吸收额加速增长,但在全国的比重仍然很低。通过图1-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地区在全国实际利用额中所处的位置。表1-3 1990—2016年民族地区实际FDI在全国的比重变化情况续表资料来源:根据各民族省区历年《统计年鉴》整理。图1-2 1990—2016年全国和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比情况注:系列1为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系列2为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第二节 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和产业结构分析

民族地区尽管都处在西部,但在发展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点。一、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较高

民族地区的外资企业由早期的规模较小走向普遍较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如表1-4所示,2016年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的单个项目的平均水平为7933万美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52万美元,其他民族地区只有青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民族地区以资源开采或资源加工型(包括电力生产)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其投资规模较大。表1-4 2016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及其项目平均规模情况资料来源:根据各民族省区《统计年鉴(2017)》整理。二、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与全国趋于一致

从投资者结构来看,民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与全国趋于一致。以云南、广西、青海、宁夏为例,见表1-5所示,2016年港商在四省区投资分别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8.0%、60.1%、93.2%和45.1%,均处投资来源第一位。2016年,香港占内地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9.2%,而香港累计对内地投资9267.9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0.1%。说明香港对云南投资高于对内地整体水平,而对广西、青海和宁夏投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广西、青海、宁夏四省区外商直接投资第二来源地,除了广西为新加坡,与全国一致外,其他与全国不同。

表1-5 2016年云南、广西、青海、宁夏实际FDI来源地前两名情况资料来源:根据各民族省区《统计年鉴(2017)》整理。三、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与全国有别

从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看,民族地区虽然外商独资企业占比较大,但对比全国还是有一定差距。以民族地区2016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前四名的内蒙古、贵州、广西和云南为例,说明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见表1-6所示。贵州的外商独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度占比高于50%,但与全国还是有差距。而且,由于外商入股民族地区已有的资源企业,除了广西外,内蒙古、贵州、云南外商股份制企业占比较大,2016年分别达到36.4%、22.8%和28.4%,远远高于全国水平。表1-6 2016年内蒙古、贵州、广西、云南实际FDI方式续表资料来源:民族各地区的有关数据来自《统计年鉴(2017)》,全国的有关数据来自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16)》。四、民族地区利用FDI的地区结构分析

民族地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内蒙古、云南、广西一直占据前三位,且三省区合计占民族地区吸收的FDI总额的比重长期在80%以上,其余五个省区合计占比很低。且广西占比持续减少,内蒙古和云南占比不断扩大。

1991—1995年,民族地区总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五年合计也只有39.75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仅为2.47%,且地区分布不平衡。最少外资流入的西藏没有统计数据;最多的是广西为25.76亿美元,占民族地区总额的64.79%。这期间,云南占比为13.86%,处在第二位,内蒙古占7.80%,位列第三。广西、云南和内蒙古合计占民族地区总体利用FDI的86.45%,其余五个民族省区所占不足15%。

1996—2000年,民族地区实际流入总额虽然提高到53.82亿美元,但在全国占比却下降到1.86%。这一时期,广西仍处在第一位,且比重提高到66.79%,占一多半,可以说是一家独大的局面。云南处在第二位,吸收了7.73亿美元,占比14.36%。内蒙古位列第三,占8.11%。三省区合计占民族地区总额的89.26%,比之前的五年提高了2.81个百分点。

2001—2005年,总体实际流入为66.57亿美元,较前五年增加了近13亿美元,但在全国的占比仅为2.09%。但是,内部地区分布开始出现变化。内蒙古上升到第一位,吸收了25.18亿美元,占37.82%。广西降为第二,实际额为19.32亿美元,占比迅速下降为29.02%。云南仍为第三,流入6.59亿美元,但占比下降到9.90%。三省区合计占76.74%,对比之前五年有所下降,但仍占绝对优势。

2006—2010年,民族地区实际流入额总计突破百亿美元,且达到240.68亿美元,在全国占比提高到5.49%。说明这一时期,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加速,并超过了全国的增长速度。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内蒙古,该自治区共吸收了129.09亿美元,超过民族地区总和的一半,达到53.63%。广西仍位居第二,占比下降到16.83%。云南第三,占比接近广西,为15.43%。三省区合计占比再次提高到85.89%。

2011—2015年,民族地区合计流入量为441.28亿美元,在全国占比提高到7.46%。内蒙古仍处在第一位,流入197.77亿美元,占44.82%。云南上升为第二位,占23.88%,而广西降为第三位,占11.75%。说明内蒙古、云南发展很快,而广西相对下降了。三省区合计占80.45%。五、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析

民族地区不但引进外资的总量小,企业数量少,而且产业结构很不合理。FDI主要投向加工制造业,尤其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粗加工工业,即资源开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入到农业、基础产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外资很少。(见表1-7)表1-7 2016年内蒙古、贵州、广西、云南四省区实际FDI行业分布情况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云南、广西和新疆各自的《统计年鉴(2017)》整理。1.制造业比重偏大

以八个民族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内蒙古、贵州、广西和云南四个省区为例,2016年四省区分别有44.5%,新疆有43.3%、35.2%、49.6%和50.2%投向制造业,均处在第一位,均高于全国同期34%的水平。2016年云南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为50.2%,为绝对多数;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位的行业是采矿业,占27.3%。

而且,民族地区投向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都停留在农副产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低端制造业上,较少投向通信、交通和电气机械制造业等高端制造业上。2.服务业仍低于全国水平

去掉农、林、牧、渔业,减去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余下的为服务业来计算,2016年内蒙古、贵州、广西和云南投向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占比为14.7%、63.6%、40.1%和46.8%。内蒙古服务业显著低于全国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有64%投向服务业的水平,仅贵州接近全国水平。因此说,民族地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偏低,特别是生产服务业。3.农、林、牧、渔业占比高于全国水平

2016年,内蒙古、广西和云南投向农、林、牧、渔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分别为14.7%、10.3%和3%,高于同期全国1.3%的水平。而贵州投向农、林、牧、渔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为308万美元,占0.32%,远低于同期全国水平。第三节 民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穿透度与潜力指数分析

在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程度的度量上,不但要看一个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还应该看“外商直接投资穿透度”(1)(the degree of FDI penetrating)。国际学术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穿透度”一般采用两个指标:一个是“FDI与GDP的比率”,另一个是“FDI对投资总额的比率”。“FDI与GDP的比率”反映了一个区域内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的经济总量中占了多大分量。而“FDI对投资总额的比率”则可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该地区的国内投资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是为了发现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力,因此也称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力指数。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穿透度分析

2015年民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穿透度,即2015年民族地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见表1-8和图1-3所示。从各个民族省区2015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可以看出各个民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的穿透度。对比来看,2015年云南的GDP经济穿透度最高,达到1.35%;最低的是青海为0.14%;除了云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1%)外其他七个民族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低于广东的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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