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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28 0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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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虞云国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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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的时代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的时代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虞云国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331-8

Ⅰ.①南… Ⅱ.①虞…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南宋 Ⅳ.①K24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7466号

书名: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作者:虞云国

排版:山东源齐数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5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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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info@wenjingbook.cn● 新版自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初版前言● 第一章 两朝内禅● 一 淳熙内禅● 二 绍熙初政● 三 “政治日昏,孝养日怠”● 四 又一幕内禅闹剧● 第二章 庆元党禁● 一 从风起青□到轩然大波● 二 伪学逆党之禁● 三 韩侂胄专政● 第三章 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 一 以“恢复”的名义● 二 开禧北伐● 三 诛韩与议和● 第四章 因循苟且的十七年● 一 嘉定更化● 二 在中原变局前束手无策● 三 史弥远专政下的嘉定政治● 四 宁宗的晚年● 附录1 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简表● 附录2 征引古籍版本(按四部排序)新版自序

古人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原指代际相继之意。北宋邵雍将其引入自家的宇宙历史演化论,作为最小的时段概念,提出“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撇除其周而复始的神秘色彩,显然也将三十年作为考察历史的基本时段。

西方年鉴学派主张综合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多种方式,多层级地构成对总体历史的全面研究。相对于以一个世纪乃至更久的长时段与以事件史为标志的短时段,中时段的研究阈限“涉及十年、二[1]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历史态势”,自有其特定价值。这种中时段,足以完整展现长时段历史中某个变化周期,身处其中者往往到该周期结束才能察觉其终始之间发生了多大的时代差异与历史变动。《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虽是旧著《宋光宗 宋宁宗》的改订新版,但当年撰著时因他们父子的个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心写一部时代史,这个初衷仍没有变。宋光宗即位于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宁宗去世在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两位皇帝在位跨36个年头,既符合“三十年为一世”的概念,也恰在中时段范围(如果不考虑以帝王为坐标的话,这一时段不妨下延至史弥远去世的1233年)。倘若将宋孝宗淳熙内禅时1189年与宋宁宗驾崩时1224年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作一对比的话,就能发现:经过三十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这次改版尽可能地做了修订,但总体结构未做改动,故拟就这一时段若干总体性问题略抒己见,以便加深对这段时代史的全局性把握。一

既然说这一时段是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的关键时代,当然必须以其前与其后的时代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这里,先说其前的宋孝宗时代。宋孝宗在位期间为1162年至1189年,共27年,大体也在中时段的阈限内。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借由“绍兴内禅”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动发起隆兴北伐,试图改变绍兴和议定下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受制于内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与反对,主事者张浚“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等等)与外部条件(金朝的实力),被迫与金朝再订隆兴和议,重归宋高宗确立的“绍兴体制”。其后,在内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绍兴体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调与腾挪。有鉴于秦桧擅权的前车之辙,他在位期间一方面频繁易相,以便皇纲独揽;一方面开放言路,以便“异论相搅”。隆兴和议后,南北政权间长期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作为南宋唯一欲有所为的君主,宋孝宗曾坦承短期内恢复中原已无可能,但仍寄望于君臣协力一改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尤其注重兴修水利,推动农业生产;同时关注财政与经济,制定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惟其如此,南宋社会在乾道、淳熙间(1165—1189)也进入了繁盛期。

宋孝宗时代(1163—1189),一方面在专制政体上继承了绍兴体制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在对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则有明显的调整,他还能容忍不同的政见与批评的声音,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较之宋高宗秦桧专权时期大有改善。他对道学尽管不持好感,却并未以一己好恶而推行整肃政策。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即便微调也效果明显。由于宋孝宗的政治统治相对宽松,致使这一时代在思想文化上颇有亮色。

在《中国转向内在》里,刘子健认为,北宋学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相对说来,南宋学术“都难免相对狭隘、受[2]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这一说法有其独到之见,但也不尽然,南宋浙东学派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学术成果与思想体系。这是由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建构,还有赖于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事功实践充实其思想资源,也与宋孝宗时代的环境改善有着内在关联。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相对优容的政治环境,朱熹才有力推动了道学派的扩容,完成了理学集大成进程;张栻也自成一派,张大了湖湘之学。继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时段以朱熹为领袖的程朱理学,以陆九渊为开山的心学,与吕祖谦、陈亮、叶适领军的浙东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涌现出自己时代的学术大师群体。无论思想上,还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时代,宋学进入了又一巅峰期。继北宋中叶的文学鼎盛期之后,这一时段陆游、辛弃疾、范成大与杨万里等各领风骚,宋代文学也形成了第二个高峰期(虽然比起欧阳修、苏轼父子与王安石等领军的北宋高峰来略见逊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长并活跃在这一时段。史学家李焘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当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纂,继司马光之后令宋贤史学再放异彩。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宋孝宗时代,显然绝非偶然现象。南宋曹彦约认为,南宋乾道、淳熙期间堪与北宋庆历、元祐时期相媲美:朝廷无事,四方宁谧;士浑厚而成风,民富饶而知义。负者

歌,行者乐,熙熙侃侃,相期于咸平、庆历、元祐之治。

本朝人赞美难免掺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维骐也有好评,说宋孝宗“有君人之度,其系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纵观宋孝宗时代,显然迥异于南宋理宗以降内有权臣叠相擅政、外有蒙元铁骑压境的高危期,确是政局相对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最好时段,堪称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对照,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的全面逆转就更显得触目惊心。二《朱熹的历史世界》堪称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巅峰之作,但著者认为,淳熙内禅前后,宋孝宗有一个扭转其晚年因循政策的重大构想,一是亲自选定“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相”,“有意建立一个以理学型士大夫为主体的执政团体”;二是刻意部署“理学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进入了权力核心”,试图以如此的执政团队与理学集[3]团相结合,支持理学家在“外王”领域革新政治,恢复北方。对宋孝宗是否确有这种构想与部署,学界颇有不同意见:“他的证据很有[4]意思,但却不很充分,因此远不具有决定性。”我只对其部署执政集团与理学集团之说,略说管见。

依据庆元党籍的后出名单,断言宋孝宗晚年部署的三相都“深得理学家集团的信任”,是值得斟酌的。首先,那张名单只是韩侂胄及其追随者出于打击政敌的需要编派的(据学界研究甚至还有后党禁时代道学传人追加的痕迹),列名者并非都与理学(或道学)有关。以留正而论,有研究表明,他虽未与道学派公开为敌,但在反道学派的前任左相王淮与倾向道学的前任右相周必大之党争中明显左袒,而王淮在内禅前一年罢相,便由“留正接过了反道学派之大旗,开始了新[5]一轮反击斗争”。在攻去周必大后,留正虽也起用了一些道学人士,但应是其独相秉政后出于协调各方政治势力的需要,道学家对他未见得有多大信任。

周必大自淳熙七年(1180)起即进入宰执圈而深受信用,作为守成辅政的宰相人选,宋孝宗命其辅佐新君借以遥控朝政,自在情理之中;但其任左相仅五个月,即遭御史中丞何澹攻击而不得不去位。其中留正与其“议论素不相合”而窥伺帝意大有作用,而宋光宗之授意默许,显然出于不愿受太上皇掣肘等微妙考量(由于周必大“密奏”,望眼欲穿的内禅继位至少推迟一年,无疑让新君大感不爽),而对周必大罢相与其后留正独相,也未见宋孝宗有进一步干预与部署,足见不宜过分夸大他作为太上皇对朝政控制的力度与效果。

赵汝愚迟至绍熙四年(1193)才以同知枢密院事初入宰执圈,宗室出任宰执有违于祖制,在这点上宋孝宗确实力挺过,但其时宋光宗精神病频频发作,一再闹出过宫闹剧,宋孝宗支持其执政,也未见有部署赵汝愚推行革新的史证,恐怕更多指望他能调护两宫父子、渡过朝局危机而已。

总之,将周必大、留正与赵汝愚这样颇有差异的三位宰相(何况赵汝愚任相更在宋孝宗已死的绍熙内禅后)拉在一起,推论宋孝宗晚[6]年刻意部署执政集团,以实行“规模颇大的长期性的革新构想”,显然缺乏坚强有效的证据链,以致“只好用心理史学来填补这个缺

[7]陷”,但心理史学犹如理校法,“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陈垣语)。

至于说淳熙内禅前宋孝宗“所亲自擢用的六人都出于理学集[8]团”,以及淳熙内禅后理学之士“进入中枢的便有十一人”,余英时认为,这是宋孝宗晚年刻意擢拔理学集团的另一部署。从这些客观现象倒推式论证宋孝宗曾有那种主观部署,依然存在着证据链脱节的困惑。我认为,首先,如前所述,宋孝宗的政治生态相对宽松,尽管他本人不好道学,但用人政策上却从未排斥具有道学倾向的士大夫官僚。其次,下文即将论及,正是有赖于这种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生态,朱学、陆学与浙学三派经过授徒讲学,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推动了新儒家的扩容,他们补充官僚队伍的比重自然大为提高,进入中枢也是理所当然的。余英时指出的现象,乃是宋孝宗朝宽松政策与新儒学自身发展势运相辅相成的结果,并非基于所谓革新构想而刻意为之的精心部署。实际上,包括留正独相以后转而启用道学人士,赵汝愚在宋宁宗初年拜相之后一度汲引“众贤盈庭”,试图重温“小元祐”之梦,都应作如此平实之观,而不宜过度诠释。三《宋史·光宗纪》认为,宋光宗自发病后,“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明确将光宗朝视为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的转捩点。此说似乎不无道理:正是宋光宗精神病犯浑,有力朝臣才在后宫支持下拥立新君,却为拥立有功者开启了专擅朝政的方便之门,最终导致权臣专政,朝政一发不可收拾。倘若如此上溯的话,那还必须追论宋孝宗立储问题。

在家国一体的君主专制政体下,选立储君事关国本,也逐渐形成了在诸皇子中立嫡长为主与选贤能为辅的立储原则。宋孝宗对此不可谓不用心。他即位以后之所以久不立储,也含有甄选接班人的良苦用心在,可惜供其备选的范围实在逼仄。及至发现三个皇子即便一奶同胞,在皇位继承权上也有明争暗斗,便不得不率先立嫡长。岂料皇太子刚立两年就去世,只剩下二选一的余地。继续考察之后,宋孝宗以所谓“英武类己”等理由(当然也仅在备选皇子中相比较而已),最终选定老三(即宋光宗),便毅然不循常规,越位建储,敲定其太子地位。但他发现老三家的独子不慧,而老二家的儿子却早慧,禅位不久,便以太上皇之尊隔代指定接班人,让老三做了再回传给老二家后代。对两代储君的连锁安排,也足见宋孝宗之煞费苦心。

然而,即便从宋光宗即位后至发病前的所作所为来看,宋孝宗也明显看走了眼。为了能够立为储君,为了最终顺利接班,在有意矫饰、承欢继位上,宋光宗做得还算不上恶例。这也反证,仅凭上代君主的个人审察与最终独断,在选接班人上难免出错,而一旦失误,往往殃及王朝命运,改变历史走向。对宋孝宗急切禅位,《宋论·光宗》多有抨击,一则说“子有愚蒙之质,而遽以天下委之,诚不知其何为者也”;再则说“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视其败”。在王夫之看来,宋孝宗应该“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即其功也”,言外之意即应另选接班人。然而,在君权世袭制下,宋孝宗以天下付宋光宗,是自然不过的常规选项,毕竟是自家子弟最可靠;在候选者精神病未显相前,也算差中选优的做法。

冥冥之中,南宋诸帝几乎都嗣君乏人。宋高宗断后,才不得不以太祖八世孙备选,宋孝宗经过考察入承大统,皇位从太宗系重回太祖系。宋孝宗仅三子,显然不愿将好不容易到手的皇位拱手相让,最终二选一,皇冠自然落到了宋光宗头上。宋光宗唯有独子宋宁宗,宫闱内虽都知其不慧,但绍熙内禅的拥立对象却非他莫属。宋宁宗再次绝后,权相史弥远得以上下其手,发动政变,拥立了旁支宗室宋理宗。宋理宗眼见又是无嗣,却把选储范围限定亲兄弟家(这与宋孝宗关照老三做了传回老二家类似,倒是有例可援的),尽管心知肚明这唯一亲侄(即宋度宗)“不任为君而足以亡宋”(《宋论·度宗》),还是肥水不外流,将其作为不二之选。宋度宗纵欲无度,虽留有三子,却均未成年,先后成为宣告南宋覆亡的末三帝。

在嗣君乏人的连环魔咒背后,凸显的却是君主世袭专制政体的无解困局。明清之际,黄宗羲已诊断出这一不治之症:一旦为君,便“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其私之也”;然而,“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与其同时代的王夫之,先是抨击宋孝宗没有“能得守所付畀者”,终而责备宋理宗未能“选于太祖之裔孙,岂无愈者,而必此是与”(《宋论·度宗》)。意思说,倘若选立太祖系其他后代,难道就没有合适人选,而非要私授度宗这样“足以亡宋者”呢!

由于时代的局限,即便启蒙思想家也提不出破解困局的最佳方案,王夫之只是主张选嗣范围推广到太祖系其他后裔,无非像宋高宗当年选立宋孝宗那样。也难怪《宋史·孝宗纪》对宋高宗不吝赞词,称之为“公天下之心”。令人惊诧的是,今人居然也将宋孝宗与宋理宗之入承皇位引为宋朝“皇权开放”的论据。宋高宗之立宋孝宗,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更谈不上所谓“最高权力对全社会开

[9]放”,至高的君权仍在赵家门墙内传递。关键在于,即便如此,魔咒是否就能破局?宋孝宗号称“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在接班人问题上不是同样犯下王夫之叱责的低级错误吗!总之,从宋光宗发病以后的昏懦愚顽而上溯追究宋孝宗的决策失误,远未击中问题要害。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的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四

南渡之初,在绍兴体制确立以前,战争状态尚未结束,思想学术也难以继续北宋的路径。在独相秦桧以前,宋高宗一度采取过调和折衷的方针,宣布程氏之学与荆公新学各有可取之处,也容忍了赵鼎对王学的抨击与对程学传人的引荐。但随着赵鼎在与秦桧的政争中落败,程学也相应失势,越来越边缘化。所幸绍兴体制并未制裁民间的书院,程学虽在官学系统内未获认可,却在民间书院的夹缝中顽强传承与逐渐壮大。在宋孝宗朝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下,经过第二代宋学大家朱熹、陆九渊、张栻与吕祖谦等不懈努力,广开书院,授徒讲学,他们及其弟子们或进入官僚系统,或成为后备梯队,到宋孝宗晚年已然构成了国家权力不容忽视的特定群体。其时,朱熹正在完成程朱理学的集大成工作,以他为领袖的道学派作为程学传人,其思想倾向也渐趋独断,对与自己并存却有分歧的其他宋学派别往往持不假宽贷的批判态度,相对缺乏一种取长补短的宽容精神。这样,不仅导致朱熹道学派与其他学派间的门户之争,也激化了与非道学派那部分官僚士大夫的矛盾。看似突如其来的庆元党禁置于这一大背景下去考察,才能有更深切的把握。

韩侂胄发动庆元党禁,初衷仅出于政争的需要,却习惯性地蹈袭了绍兴体制开启的思想整肃手段。这一做法的严重后果,“则非祸中于国家,而且害延于学术矣”(《宋论·徽宗》)。此举产生了两方面的恶劣影响,一方面彻底终结了宋孝宗主导的宽松局面,继绍兴文字狱后再次恶化了思想学术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导致“宋代儒家的政治[10]文化至此也耗尽了它的全部活力”。

随着韩侂胄倒台,史弥远取而代之。史弥远自幼接受道学教育(道学追随者孙应时曾是其家庭教师;他也从学于道学家杨简),又亲眼目睹韩侂胄高压整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不仅不可能凭借国家权力将秉持道学价值观的士人连根拔除,反而留下自损形象的负面记录。为了稳固权力统治,消解反对势力,史弥远感到与其采取阻遏打击的手法,还不如通过国家政权的巧妙运作与适度调和,将新儒学的理论整合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新资源予以承认与表彰,将在世的新儒学领袖人物吸纳进官僚系统。于是,他对已成主流的新儒学及其代表人物实行收编接纳的政策:从嘉定元年(1208)着手拟议,到嘉定十三年,朱熹、张栻、吕祖谦、周敦颐与二程先后获得了追谥,朱熹的《论语》与《孟子》集注也定为太学官定教材。嘉定年间的这些举措,启动了理学官学化的进程。进入理宗朝,权相史弥远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在其继承人手里新儒学定于一尊终告完成。

与韩侂胄专权下的伪学之禁相比,在史弥远时期,崇奉道学的士大夫官僚在朝廷上取得了地位,在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反差后,新儒家们不禁沉醉在期待已久的胜利之中,寄希望由此实现内圣向外王的转化。然而正如刘子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胜利却得不偿失,因为专制政体从未真心诚意地要把新儒

家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新正统本身反

而成了专制政体的一种新的附和依从,压抑了成长的动力和多元[11]

化的发展。

也就是说,新儒学在南宋尊为官学之后,已然丧失了北宋中期新儒学创辟期那种兼容思想、批判精神与原创活力,也标志其开始全面内转。新儒学原来就具有内省性与收敛性那一面,面对着宋宁宗时期内外交困的形势,在专制政体前不能不取退守之势。尽管在朱熹理学集大成的义理建构上,“内圣”之学仍以“外王”之政为其诉求,仍致力于回归君臣“共治”的理想,但这种形而上的新儒家理想一旦遭遇形而下的政治生态,就暴露出其软弱无力的另一面。新儒学尊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其原先设计的“内圣外王”经世路径,随即发生了由外向内的转折与断裂,鉴于“外王”空间在专制君权(在南宋中后期首先表现为权相专政的面相)的打压与拒斥下几乎为零,致使“外王”之道淡出,“内圣”之学凸显。而无论南宋当时还是其后王朝的专制政权,尽管一脉相承地都将新儒家(实际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学)尊为国家统治思想,却绝对不会真正推行新儒学的理想架构(不过仅仅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系统而已),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安顿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内涵。当理想建构的政治主张在专制君权下不可能“得君行道”时,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来;但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的变革要求,在独裁体制那里却是绝无可能的。于是,南宋以后就始终呈现刘子健论述的局面: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

终不敢对皇朝作正面的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12]

史,政统也罢,道统也罢,绝大的失败。

尽管这种趋势要到宋理宗朝才逐渐明显,经宋元易代而在明清愈发变本加厉,但其发轫却在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五

反观绍熙初政,太上皇宋高宗与宋孝宗父子之间那种曾经的微妙复杂关系,在太上皇宋孝宗与宋光宗之间再次重现。不幸的是,其时宋孝宗尽管自觉地较少干预朝政,宋光宗的执政能力却远逊乃父,加上隐伏着精神病诱因,先是听任李皇后跋扈干政,继而疑忌太上皇而酿成“过宫风波”。为避免朝局全盘失控,太皇太后吴氏与有力朝臣联手,另立宋宁宗为新君,虽然渡过了皇位传承危机,却开启了由执政大臣与后宫合谋拥立皇位继承人的模式。其后,凭借这一模式而拥立有功的执政大臣也自然而然一再成为专断朝政的权臣,晚宋三大权相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莫不如此。

在这种情势下,继位的皇帝或者孱弱庸暗,听凭权臣摆布(例如宋宁宗与宋度宗);或者即欲有为,也无能为力(例如宋理宗前期)。然而,南宋的权相与前代已迥然有别,不可能对君权形成颠覆性危险。之所以如此,两方面因素不容忽略。首先,宋代家法对宰相权力已有制约性的顶层设计,无论其权势再大,也不可能一手操控整个士大夫官僚系统的运行程序与统治秩序;而新儒学的政治观也已深深植根于士大夫官僚群体之中,与祖宗家法共同形成强大的牵制之势,即便权臣也只能止步于权力的把持与利益的攫取,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觊觎至尊的君权而沦为身败名裂的名教罪人。关键还在于刘子健所指出:(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已经没有贵族大族豪族这种社

会背景和地方势力,也没有地区性军队。换言之,权尽管大,而[13]

仍旧在绝对君权的控制之下,没有篡位或割据的可能性。

后人提到宋代权相时,一般都列举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有时还追加史嵩之)。实际上,这张名单值得辨析。蔡京一生四次为相,赵翼说他还仅是“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廿二史劄记·秦桧史弥远之揽权》)。只是君主集权模式需要由其作为代理人来行使中央控制权,而其他官僚只能例行从旁赞助,所以尽管宋徽宗一再起用他,却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其罢免。严格说来,蔡京还不足以称为权相。

换言之,宋代权相都出在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专政(韩侂胄实专朝政始自1195年,正式任相迟至十年之后,严格说来应是权臣转为权相),按照刘子健的说法,秦桧以下的权相专政都是皇帝与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决策权的独裁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权相政治,其左右政局的累计时间长达70年,确为其他朝代所罕见。

倘若再加甄别,这四大权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秦桧的独相之权出于宋高宗打造绍兴和议体制之需而主动授予的,也就是说,秦桧的权相地位是宋高宗有意钦定的。而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擅政,都是他们专权之势已成,而由在位君主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无奈让渡的。

这样来讨论权相政治下君权与相权之强弱消长,也许更准确到位。显而易见,权相秦桧时期,宋高宗的君权丝毫没有削弱,君权与相权是高度统一的,秦桧之政就是宋高宗之政。而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专政,则与宋光宗以降诸帝庸暗或不作为有关,这三大权相下君权不张应是毫无疑问的,权相擅政径直取代了君主行政。具体地说,宋宁宗之于韩侂胄专权与史弥远专权,宋度宗之于贾似道专权,都是出于君主暗弱;而宋理宗亲政前之于史弥远,晚年之于贾似道,则都属于君主的有意不作为(前期基于感戴拥立之功与慑于专权之威的考量,晚年出于嗜欲怠政而委政权相)。总之,南宋权相政治的接踵出现,不妨说是君主对独裁权力的主动授与或无奈让渡造成的。当然,由于前述原因,无论何种类型的权相,都只是独裁模式下君权的代行者而已。即便南宋宁宗以下君权与权相之关系,也如刘子健所说:至于君权,从宁宗起,已经成为这政体的象征。无论谁做这

皇帝都差不多,不过非有这象征不可。对这象征,连权相也非尊[14]

敬不可。

权相政治关系到南宋政治结构、朝政运作乃至有关时段历史实相等诸多问题,而所谓四大权相,就其个人品性、专权手段、危害程度与历史影响而言,也人各其面而并不相同的。王夫之就曾主张,既不能把史弥远与其他三人一视同仁,也不能将韩侂胄、贾似道与秦桧等量齐观。他评论史弥远说:“自利之私与利国之情,交萦于衷,而利国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为小人。”(《宋论·宁宗》)近年以来,从秦桧到贾似道,包括这一时段的韩侂胄与史弥远,都不乏对这些权相的新研究与新论点,这是值得关注的,也有利于对历史实相的全貌

[15]还原。六

我将南宋光宗宁宗时代定为由治世折入衰世的转捩点,主要还是立足于政治史层面。尽管对政治与军事直接波及的社会经济(例如纸币危机)与思想学术(例如伪学党禁与理学官学化)也有所论述,但限于当初撰述的结构体例,未曾做深入细致的展开。而社会、经济与文化诸领域的运行轨迹,与政治上的折入衰世也未必那么同步与一律,它们仍有自己独特的路径,甚至在政治上折入衰世之后,在相当长时段内仍会惯性地前推或滑行。惟其如此,法国学者谢和耐才断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在13世纪,“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然而,他还是强调,“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16]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值得提醒的是,13世纪开端时当宋宁宗继位的第六年,庆元党禁尚在进行中。既然在传统中国时代,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政治史的转捩也或迟或早必然波及整个社会的其他层面。这种全局性影响在宋宁宗在位期间也业已显现。迄今认为,我在初版前言中那段结论性概括依然成立: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以政治史而论,

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

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

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

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

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

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南宋正是这样折入衰世,并最终走向覆灭的!

最后,对书名略作交代。如前所述,本书旨在展现南宋王朝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史上长时段王朝几乎都有类似时段或事件,标志其折入衰世。为了凸显朝代的定位,含蓄呈现不由自主走向衰弱的曲折内涵,斟酌再三,书名定为《南宋行暮》。陆机《叹逝赋》云“世阅人而为世,不冉冉而行暮”,感叹人生行将进入暮年,或是“行暮”较早的出典,“行”即是“行将、将近”之意。及至唐宋,“行暮”既有用以形容一天行将日暮的,例如骆宾王《饯宋三之丰城序》说“白日将颓,青山行暮”;也有用以譬喻一季将近尾声的,王安石《春行》说“冉冉春行暮,菲菲物竞华”,秦观《宿参寥房》说“乡国秋行暮,房栊日已暝”,就分别指春季与秋季即将结束;还有用以比况一年行将岁暮的,例如苏轼《与顿起孙勉泛舟》说“萧条岁行暮,迨此霜雪未”。准此而论,“行暮”也可用于王朝即将进入季世。当然,“行”也不妨别解“行走”。回顾南宋光宗宁宗时代,不正是走着走着就踅入暮色的吗?2018年5月8日[1]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2]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7页。[3]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32、594页。[4]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第464页。[5] 张其凡:《留正与光宗之立》,见氏著《番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525页。[7]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第465页。[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579、597页。[9] 刘仰:《超越利益集团》,中国书店,2011年,第6页。[10]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685页。[11]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17页。[12]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282页。[13]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51—52页。[14]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57页。[15] 参见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载《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16]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初版前言

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人物传记因而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书界的欢迎。作为人物传记的一个门类,帝王传记具有一般人物传记的共性。在数以百计的中国帝王群像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等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帝王,成为这类传记的热点,且佳构迭出。这是值得欢迎的。帝王传记的传主选择,也有一种类似市场规律的东西在起作用,一般的史学工作者大概不会选择宋光宗、宋宁宗这样知名度平平的皇帝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然而,帝王传记还有其特殊性。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史书,其第一类即是帝王本纪。刘知几认为:“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屈细事。”(《史通·二体》)又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史通·本纪》)倘若撇开经传、国统等局限性,这一说法有其合理因素。在君主专制时代,每一个帝王都是一个公认的历史坐标点,这一坐标点对于相关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以纪传体史书做类比,少了某一人物的传记,至多是取舍失当,而少了某一帝王的本纪,无疑是义例不明。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君主专制下,有什么样的君主,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时代。一代雄主汉武帝与他统治的时代是浑然一体的,白痴晋惠帝与他在位时代的历史何尝没有内在的同一性呢?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

既然帝王具有历史的坐标和时代的缩影的双重意义,显然,不仅那些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王应该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即便是守成亡国之君、昏庸痿弱之主,也有必要列为传主,加以研究和描述,以便让后人通过帝王列传的系统阅读,就能把握整个历史发展嬗变的长链,理解不同时代治乱兴衰的轨迹。吉林文史出版社约我作“宋帝列传”中的《宋光宗 宋宁宗》,基于以上思路,我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去研究,把光宁父子作为南宋中期历史的取镜独特的缩影去表现。

光宁父子的统治时代共36年,上承孝宗,下接理宗。孝宗是南宋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但正如王夫之所指出:“孝宗欲有为而不克,嗣是日羸日苶,以抵于亡。”(《宋论·宁宗》)南宋历史是以孝宗禅位为分界线走向下坡路的,光宁父子正处在“欲有为”到“抵于亡”的历史转折期上。父子两人,父亲是精神病患者,发病前迫不及待地准备禅代皇位,发病后恋恋不舍地拒绝交出君权,以一个精神病者君临天下近三年;儿子则是一个智能庸弱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可非议处虽不多,作为一个君主却是绝对的不合格和不胜任,被拥立时尽管连呼“做不得”,却终于被赶鸭子上架。所有这些,最充分暴露了君主世袭制荒谬绝伦、缺乏理性的那一侧面。

君主世袭制把这样的两位君主放在南宋史的转捩上,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光宗的统治导致孝宗“乾、淳之业衰焉”(《宋史·光宗纪》)。宁宗的统治由韩侂胄和史弥远相继专政,最后连皇储国统“亦得遂其废立之私,他可知也”(《宋史·宁宗纪》)。王夫之指出:“自光宗以后,君皆昏痿,委国于权奸。”(《宋论·理宗》)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尽管复杂,但最终无不与在位君主的个人才略、识断息息相关。庸懦之君的治下虽未必都有权奸出现,但权奸却必定出在暗弱之君的治下。

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如果把宋宁宗后期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辽、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方面扼腕和忧心。明人张溥以为:南宋之亡,“积于理宗四十年,成于度宗十年”(《历代史论》卷十五)。实际上,在勃兴的蒙古马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

以帝王传记的形式勾勒出光宁时期的历史逆转,困难还是不少的。不仅现存宋代史料的分布,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详于南宋前期而略于南宋中后期;问题还在于,传记体的形式不容许过多地游离于传主活动之外去表现那一时代的历史。现存孝宗以前宋代列帝的个人史料足以描摹出传主生平,而光宁以后南宋诸帝的个人史料就相对匮乏,由于光宗的精神病,宁宗讷于言寡于行的个性特点,反映他们父子个性特点的史料更是显得寥落。研究南宋中晚期史,尤其是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在史料上缺少多金易贾、长袖善舞的优势。

为了弥补史料上先天的不足,只能在文集奏议和笔记野史中去发掘有关光宁父子的零散史料。这是用力多而收获少的艰苦工作,但对丰富传主的个人形象是有所补益的。在使用笔记野史时,我尽力做了比勘考订。这些考证,有的在注释中做了说明,更多的则直接将可信的结论写入正文,以简省篇幅。传记中所有史实性陈述,均有据可查。历史传记不同于文学传记,必须具有史学著作的科学性,它虽允许在史料若断若续、若有若无处做出入情合理的推断分析,却容不得一点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对这一原则,我是严格信守的。

自80年代初期师从程应镠先生研治宋史以来,倏忽已过了15个春秋。先生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有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和独具风格的实践,他所撰《谈历史人物研究》一文,所著《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二书,成为我研究光宁父子的指针和借鉴。遗憾的是,先生已于两年前逝世,再也不能在研究中当面请益了。令人一思至此,不禁黯然神伤。1996年4月30日第一章 两朝内禅一 淳熙内禅1. 越位为储

宋元之际,周密曾引述时人眼中临安(今浙江杭州)府城的大势胜景: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

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癸

辛杂识·西湖好处》)

经过多年对旧城的改造和扩建,临安的繁华已远超北宋词人柳永笔下“东南形胜、江吴都会”的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壮观最秀丽的城市。

皇宫,时人亦称“大内”,位于府城南部的凤凰山麓。方圆九里内,宫殿林立、楼阁层叠,都是朱户画栋、雕甍飞檐,镌镂着龙骧凤飞的饰物,更显出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非凡气派。作为大内的第一代主人,宋高宗自绍兴八年(1138)起“定都于杭”,已打定了长久偏安的主意,仅仅为了做些姿态,向臣民表白还未敢忘记沦陷的中原故土,才仍称为行在。

倘若从和宁门出大内,沿着御街北行至朝天门,再东折过望仙桥,便是一代权相秦桧的府第。绍兴十七年,他正处在权势的峰巅上,与其甲第鳞次栉比的规模与车马填咽的喧哗相比,毗邻秦府北界的普安郡王府顿然相形见绌。这年九月,郡王夫人郭氏生下了第三子,也就是后来成为南宋第三代皇帝的光宗赵惇。

普安郡王是宋太祖的七世孙,绍兴二年,宋高宗亲自将他选入大内收养,作为皇位后备人选加以考察。自建炎三年(1129)亲生的元懿太子夭折后,宋高宗自知生育功能丧失,不得已才做此选择。绍兴十二年,郡王依祖制行出阁就第之仪,宋代规定,直系皇族成年都须迁出大内,移居王府。次年,郡王的长子赵愭出世,绍兴十六年郡王夫人又生下次子赵恺。其后,郭氏还生了第四子,但没来得及命名就夭殇了。绍兴二十六年,年仅31岁的郡王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年光宗赵惇只有10岁。

绍兴三十年,普安郡王正式立为皇子。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仅隔12天,他便登上了父皇禅让的皇位,成为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他的三个儿子依次进封邓王、庆王和恭王,他们的母亲郭氏也被追册为皇后。

孝宗即位不久,宰相张浚建言:“人君即位,必早建太子。”当时,皇嫡长子赵愭正值及冠之年,按照君主世袭制传嫡长的原则,他完全有资格立即册封为皇太子。然而,孝宗却没让他入主东宫,仍让他一如普通皇子那样出阁就第。其原因也许有三:其一,孝宗系出太祖一脉,父皇高宗则是太宗后裔,如今孝宗虽位禅九五,却不便迫不及待地册立皇太子,以免引起太上皇的不快;其二,孝宗即位之初就措置北伐,锐意恢复,无暇顾及册立;其三,在一母所生的三个儿子中,孝宗自以为第三子赵惇“英武类己”,而对居长的赵愭性耽诗文,[1]则颇不以为然,故难免产生且将这事搁置的想法。

东宫虚位很快成为政治敏感点。乾道元年(1165)五月二十一日,邓王府申报皇长子生了皇嫡孙。而此前恭王夫人李氏早已生下皇孙赵挺,却迟迟不移文申报。就在邓王府申文当晚,恭王府才急匆匆补上这一手续。次日,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王淮携白札子去见参知政事钱端礼,说:“四月十五日恭王夫人李氏生皇长嫡孙,请讨论有关典礼。”

这时,因宰相虚位,钱端礼以首席执政代行相事,听了王淮的话十分恼怒,他的女儿就是邓王夫人,岂能坐视皇嫡长孙的名分归了恭王的儿子。第二天,端礼奏禀孝宗:“在皇嫡长孙问题上,王淮力主年均以长、义均择贤之说。请圣上会礼部太常寺检照应行典礼。”

孝宗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什么话,都不是他应该说的!”接着便明确表态:“朕知道了邓王府申文后,恭王府才申告的。不必再差礼官检照礼文了。”钱端礼瞅准机会打击王淮:“嫡庶名分,《礼》经上说得一清二楚,就是为了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的。讲官应该用正论开导。鼓吹这种启诱邪心之说,应该黜罢!”于是,孝宗免去了王淮的恭王府直讲,将他改放外任。王淮的上言是否出自恭王夫妇的指使,史无明文,但至少代表了他们的意向。而恭王夫妇之所以萌生在皇孙问题上争名分的念头,显然与东宫无主的局面有关。

也许为避免因储位不定而引起政局动荡,在皇嫡长孙之争的两个月后,孝宗正式册立皇长子赵愭为皇太子。第二年,在皇嫡长孙赵挻满周岁时,特封他为福建观察使、荣国公,而恭王之子赵挺仅封左千牛卫大将军,明示区别,为这场名分之争划上了句号。

乾道三年春季某日,皇太子赴原庙举行国忌上香仪式,回宫途中路经贡院。这天恰是补试的士子入院应考的日子,应试者云集,堵住了皇太子的队伍。执金吾举杖呵斥清道,激成了应试学生与太子卫队的冲突。无所顾忌的赴考士子群起折断了执金吾的梃杖,团团围住皇[2]太子的车驾吼声雷动,皇太子因此“惊愕得疾”。这年夏天,病体虚弱的皇太子又疰夏伤暑。因东宫医官误诊,他服药后病情急转直下。孝宗连忙将远在福州的名御医王继先宣召入宫,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也从退居的德寿宫过来探视。七月上旬,孝宗忧心如焚,颁诏大赦天下。病情却回天无力,三天以后,皇太子去世。

东宫再度虚位。但恭王夫妇对年前王淮免职冷暖自知,隐隐觉察到孝宗的不满,故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恭王的长子赵挺已死,而已故庄文太子的嫡长子赵挻还在。在历史上,皇嫡长孙直接继大位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关键取决于孝宗的抉择。

乾道四年十月十九日,恭王的次子赵扩出生。不久,宫禁之内一则奇谈不胫而走:恭王夫人李氏生赵扩以前,梦见太阳坠于庭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在君主世袭制下,太阳是人君的一种象征物。以《宋史》本纪为例,宋太宗据说就是杜太后梦见神人捧着太阳给她,才生下他的;而宋真宗也是其母李氏在梦中“以裾承日”才怀上的。恭王夫人这一白日梦的潜台词不言而喻:他们的这个儿子才是天命所在。这一梦话的出笼,与其说为儿子争天命,还不如说在为老子恭王争夺皇位继承权。恭王府就是孝宗位登九五前的普安郡王府,太阳落在潜邸的庭院,他自然不会产生反感,这一无稽之梦也堂而皇之载入了国史。

不过,孝宗仍迟迟不新立皇太子。按照惯例,庆王、恭王同为嫡出,理应立长。但庆王秉性宽慈,虽因此颇受太上皇宠爱,但宽慈太过不利于宗社大计,在福相上似乎也差了点。相比之下,孝宗更欣赏恭王的英武劲儿,三个儿子中还数他阅经史、习艺业最多。但恭王排行在后,如果立他,于礼不顺。这样,立储之举便一拖再拖。

乾道六年新年刚过,竟是豪雨夹着惊雷,接着便是一场漫天大雪。左谏议大夫陈良翰上疏认为,天象反常与久不建东宫有关,孝宗嘉纳谏言。春夏之间,孝宗让庄文太子钱妃携皇嫡长孙赵挻从东宫徙居外第。此举意向不言自明:孝宗准备另立皇太子。七月下旬,太史奏称:星象主册太子,应该行大赦。

五天以后,右相虞允文退朝后请求独自留班。他对孝宗说:“陛下在位近十年,而东宫虚位。今日之事没有比这更大更急的了。愿陛下上顺天意,下从人心,早出圣断。”孝宗欣然回答:“久有此意。但只恐储位一定,人性骄逸,学问懈怠,渐有失德。故想让他练历世务,通古知今,庶几不会有后悔事。”允文说:“只要慎择宫官,使他日闻正言,日行正道,日久天长自然无不趋于正,怎么会有后悔?再说,储位一正,深居大内,常在陛下左右,日亲帝学,何愁不光明,日悉朝政,还怕不历练?以臣之见,早建东宫,其所成就一定远远超过外处潜邸。”孝宗说:“丞相所言极是。但这事还须找个日子与丞相单独商议。”

一个月后,一次朝殿结束,孝宗命虞允文留班议事。事毕,允文[3]旧事重提,孝宗道:“这事已定了。就在郊天的好日子降下指挥吧。”十一月五日,孝宗在郊坛祭天时单独召见允文,说:“立太子事,朕只想与丞相一人商议,怎么样?”至今为止,孝宗尽管一再强调主意已定,却从未向允文暗示过立谁,今天这番话,显然有意听取他的意见。

从立储上的一再迁延,允文看出了孝宗的犹豫与意向,然而处在独相的地位,他不能避而不答:“这是陛下的家事,臣不敢参预”,接着,他叙述了本朝太宗末年召见寇准问立东宫的故事,意味深长道:“太宗共八子,真宗为第三,体味寇准奏对曲折之间,其意只在由太宗亲自决定而已。我的惓惓忠诚也只是期待陛下圣裁!”孝宗似乎最终下了决心,说:“这事没什么可犹豫的了。立太子放在初春罢。”允文答道:“臣谨奉诏。希望到那时,陛下不再变动。”

立储之事在孝宗与允文数度密议中迟缓地推进。在夫人李氏梦日生子的鼓吹后,恭王不敢有更大的造次,但觊觎储位的那颗心却从未放下过。据《四朝闻见录·三王得》记载,有一天恭王外出,车乘遭到一个军汉的拦截,卫士上前扯开这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军汉,他却骂骂咧咧地口吐脏话,甚至捡起瓦砾抛掷围观的孩子们,嘴里诟骂不停。

恭王喝问:“你是谁?”那汉子连声自报姓名道:“三王得,三王得。”恭王素来热衷于算命、卜兆等迷信玩意儿,一听“三王得”,就悟出这是个大吉之兆:三王,我恭王不正是排行第三吗?三王得,也就是说,我三王将得到储位啊!于是,他下令正在拉拽的卫士放那军汉回去,自己也喜孜孜地怀着好兆头打道回府了。

册立皇太子之事终于明朗化了。乾道七年二月七日晚朝时,孝宗正式将立皇太子的御札颁示大臣,当夜由翰林学士锁院起草一系列相关的诏书。自称“闲人不管闲事”的太上皇帝高宗,也过问了这件大事。他与太上皇后吴氏在庆王、恭王之间“独导孝宗以光皇为储位”,在隔代继承人上表达了明确的导向。这天晚上,太上皇特意只召庆王进德寿宫。德寿宫由秦桧旧第扩建而成,颇有亭台楼榭之胜、湖山泉石之美,高宗禅位后就移居于此。当时人习惯上把位居临安城南的皇宫称为南内,把德寿宫叫做北内。若不是朝贺、圣节等特殊日子,一般的皇孙也不能随意出入德寿宫的。庆王听说太上皇召他宴宿北内,次日再回王府,自然十分乐意。

第二天,孝宗御文德殿,宣布立皇太子,诏书说:“储副,天下公器。朕岂敢有所私哉?第三子惇,仁孝严重,积有常德,学必以正,誊日以休,可立为皇太子。”接着,宣读了庆王赵恺进封魏王、出判宁国府(今安徽宣城)的诏书。这时,魏王还在北内陪着他那太上皇帝的翁翁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等他回到王府接到麻制,才明白了一切。

不久以后,魏王去德寿宫见太上皇,谈话间老大不高兴:“翁翁留我,却让三弟越位做了太子!”太上皇一时语塞,安抚他道:“儿道是官家好做?做时可烦恼呢!”三月下旬,两府宰执在玉津园为魏王出判外藩设馔饯行,宴罢登车,魏王对虞允文郑重而恳切地说:“还望相公保全。”他深知允文在立储中的作用与在朝廷上的影响,在入主东宫的竞争中,他成了失败者,但不希望有更大的政治漩涡将自己吞没。出判宁国府三年以后,他改判明州(今浙江宁波),在两地他都究心民事,颇有仁政。淳熙七年(1180),魏王病逝明州的讣闻传来,孝宗泫然泪下说:“过去之所以越位建储,就为这孩子福气稍薄,没料到这么早就过世了。”在潜意识里,他要为自己越位建储寻找站得住脚的解释。

不久,恭王夫人李氏立为皇太子妃,她庆幸于梦日生子的杜撰话头毕竟起了点作用。其后几天,皇太子一头扎进繁文缛礼中,朝谒景灵宫,拜祭太庙,赴德寿宫向太上皇帝、太上皇后称谢,忙得不亦乐乎。三月二十三日,孝宗在大庆殿正式行册封皇太子礼。繁琐复杂的全套立皇太子礼持续了三天,赵惇才入主东宫。2. 东宫生涯

东宫再建后,孝宗从为人与从政两方面加强对皇太子的教育和培养。首先,他亲自为皇太子配备了德行可风、学问有声的东宫僚属。在确定皇太子人选的同时,孝宗嘱咐宰辅们:“应该多设几个东宫官,博选忠良之士,使皇太子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他转而问虞允文:“历来东宫官设几人?”允文答道:“太子詹事两人,太子庶子、太子谕德各一人,或兼侍读,或兼侍讲。”孝宗关照:“应该再增两员”,并问他:“谁可以作为合适人选?”允文答道:“恭王府原有讲读官李彦颍、刘焞就很合适。”孝宗即表示:“刘焞有学问,李彦颍有操守,两人都可以。”他让宰执们再选几人,拟个名单送上来。

几天后,孝宗审阅名单时,见有王十朋和陈良翰,便说:“这两人都很好。王十朋原就是诸王宫小学教授,性格疏快,就是碰到有些事固执些。”虞允文奏道:“东宫宾僚以文学议论为职,固执些并不碍事。”于是,孝宗命王十朋以敷文阁直学士、陈良翰以敷文阁待制同时出任太子詹事。宋代官制,太子詹事例以他官兼任,孝宗却一改常制,明确指示王、陈“不兼他职”,其良苦用心无非要求他们在辅导皇太子时更尽心竭力,不负重托。

在东宫僚属配备到位后,为使其历练政务,在入主东宫次月,孝宗便让皇太子领临安府尹,御笔明示用意:“盖欲试以民事。”皇太子领尹治京是有例可循的,真宗曾以寿王任开封府尹,立为皇太子后仍判开封府如故。然而,在官制与职事的安排上却应作不少变动。知府事自然不设,通判也须废罢,别置少尹协助皇太子理政,首任临安府少尹就是大名鼎鼎的目录学家晁公武。皇太子就在东宫处理府事,并不需要赴府衙办公,因为相距太远。少尹与两名判官每两天赴东宫一次,汇报重大公事,听取裁夺,至于日常公务都由少尹代为处理。

皇太子领尹是从乾道七年四月下旬开始的。虽然孝宗规定:皇太子出入宫禁以及每年一次赴府衙接受少尹以下属官庭参礼上之日,如有马前投状应该接下,但在他尹京期间没有发生过这类马前递状的事情。孝宗颁降给临安府的御旨,必须先送东宫,但皇太子只须阅后封转少尹执行,就算完事。临安府界的训谕风俗、劝课农桑、宽恤赦免等,则以皇太子名义奉旨出榜。至于收籴军粮、招募兵士、命官犯罪等大事,他只消在东宫听取汇报,表示原则性意见,具体操办完全不用他劳神费心。皇太子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临安府和浙西安抚司的奏表上题上他与府尹的名衔。而实际上,临安府给二府及其他官衙的大量公文都由少尹代劳签发了,皇太子画押具衔的文书数量已大为减少。

对皇太子尹京,朝堂上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看法。太子詹事王十朋刚到任便上疏说:“大抵太子之职,问安视膳而已,抚军监国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三代之王教育嗣君,也不过教以礼乐,让他知道父子君臣之义。现在府事繁剧,命皇太子裁断,即使事事得当,也不显出太子的聪明,增加太子的盛德。倘有差失,就不是爱护太子了。”也有臣僚从另一角度反对:行在只是驻跸之地,如今以尹京典故让太子领治,天下百姓会误认为临安已作京师,岂非“绝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但孝宗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他坚持认为,太子尹京是培养其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环节。

一年以后,太子詹事李彦颍再向孝宗提出:“陛下虽想让皇太子更历民事,但领尹不是相宜之举,应让他专意向学。”改日,他把这一见解面告皇太子,劝他草拟奏稿,辞免尹事。皇太子上了三奏,在领尹整两年之际,辞免终获允准。

皇太子尹京两载,留下了不少由他具衔判押的案牍文移。宁宗在位时,将其编为70卷《光宗皇帝尹临安判押案牍》,还冠以御制序言,称颂他以太子尹京“治以简约为本,教以宥靖为先”。据说,皇太子领尹奏疏中曾有“讼简刑清,百姓和乐”等语,淳熙元年(1174),后任知府还请孝宗御书“简乐”的匾额,高悬府衙,歌功颂德。不过,剔除奉迎与过誉,在这两年间,皇太子究竟有多少政绩可以缕述,练历了多少世务,知悉了多少民情,对他君临天下以后的德与才究竟产生了多少作用,都是大可疑问的。

从乾道九年(1173)四月解除临安府尹以后,皇太子熬过了长达17年的东宫生涯。东宫在大内的东部,西傍馒头山布局,由旧宫殿稍事拾掇修缮而成。进太子宫门,从芙蓉相间、朱栏环护的垂杨夹道向北,便是正殿。后来在东宫创辟了射圃,作为太子的游艺处所,其间有荣观堂、凤山楼等景致。

讲习经书是东宫日课,有时一天要讲七八次。但进度却不快,三四年还讲不完一经,皇太子听讲读《尚书》居然用了四年。对皇太子的学业,孝宗是经常关心和询问的。淳熙元年,孝宗对大臣说:“太子资质还可以,就是还缺少学问。”太子詹事李彦颍奏道:“东宫讲读时,除讲官外,其他东宫官不过陪侍一边,不久便逡巡而退。希望让太子庶子或太子谕德也兼充讲官,为皇太子再选讲一经。”孝宗当即令庶子、谕德轮流为皇太子进讲《礼记》。淳熙三年,他把史学家袁枢刚编成的《通鉴纪事本末》颁赐东宫,让皇太子将这部史书与陆贽奏议一起熟读,并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治道尽于此矣!”平时,皇太子派人前去问安,带回的圣谕也总是“太子切须留意学问”。

淳熙六年三月的一天,孝宗带着皇太子游览佑圣观,就是原普安郡王府和恭王府改建的。孝宗来到潜邸的讲宫,环顾栋宇俨整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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