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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建勋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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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流风

长夜流风试读:

故国风流

那美丽的长庚

在宋应星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天工开物》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有个叫儒莲的学者,将中国的蚕桑技术翻译介绍后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轰动。这部译著所引用的核心资料,就源自被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为权威性著作的《天工开物》,儒莲也由此奠定了他本人在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地位。

宋应星是明朝末年奉新牌楼村人。其曾祖宋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明代中期的重要阁臣,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诰封资政大夫。宋景的父亲与祖父也一并被追封为尚书。于是,村头矗立起了一座巍峨的“三代尚书第”牌坊,据说牌楼村由此而名,极尽哀荣。这里地势较为平坦,清澈透底的潦河水经此往东北方向汇至鄱阳湖再注入长江,是个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因为奉新盛产毛竹,当地许多农民都有一手从祖上传下来的造纸技术。早些年我到宋应星的故居考察时,还看到村庄周围有许多废弃的纸坊、酒坊和榨油坊,工艺流程和生产工具与《天工开物》所记载的几乎一样。

宋家到了宋应星这一辈已是家道中落。曾祖宋景的成功范例,对宋应星一直是一种巨大的鼓励。父亲让他发愤读书,希望他今后像宋景那样得科联第,身居显宦。他自己也立下鸿鹄大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通过科举入仕实现其抱负,为国家效力,亦使家道中兴。科举是隋朝之后的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到了明朝这种制度日臻完备,考试等级更为严格,院试、乡试、会试与殿试,必须按部就班,不允许越级。而在这些一级一级的考试中,会试最为紧要,凡中举的人一般都会参加,以求得最高的科举功名。宋应星亦不例外,求取科举功名,走宋景的路,就是他这一代人希望实现的人生价值和最高追求目标。那时的宋应星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就像爬上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义无反顾地在科举路上坚韧前行,奋发向上。

我看到一个资料介绍说,宋应星第一次告别家人,踏上前往京师会试的万里征程时已经年近三十了。他头年秋天即上路进京赶考,今天我们搭航班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在他那个年代却走了五个多月,待他到京已是次年二月的会试之期,连春节都是在赶考途中度过的。宋应星进京走的是水路,从家乡奉新出发,路径南昌乘船入鄱阳湖至九江的湖口,转船沿长江顺流东行至金陵、扬州,沿运河北上京城,这在当时来说是一条花费少、省时间的路线,之后的几次赶考,他走的基本也是这条路线。且沿途许多州府又是当时工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方,这为后来他的著述客观地提供了一次次实地考察的机会。但水路船行颠簸,尤其是鄱阳湖及长江水面上的风浪反复无常,旅途劳顿不说,还有不少危险。我们今天在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相关章节中读到的他对航运技术生动而精彩的描述,我想大概就是当年作者在历次乘船进京时,看到的船上水手运用娴熟技术搏击风浪时的情景。自幼爱好游历的宋应星,沿长江顺流而下,结交朋友,欣赏风光,大开眼界。过去在舆图上看到的古都南京、富甲天下的扬州,波光潋滟的瘦西湖以及那“二十四桥明月夜”,令他流连忘返,身临其境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沿大运河北上,古老的河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到了齐鲁大地,展现在宋应星眼前的则又是一番风景了,观泰山日出壮丽,看黄河巨浪滔天。之后,体会燕赵雄风,感受津门沧桑……北方的粗犷与豪放,让正在走往京师考场的他热血沸腾。如今我们都还能想象得到当年他身背行囊,头顶葛巾站在赶考船头回望家乡,憧憬衣锦还乡的那一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仿佛已是身披大红花,打马御街前,胸中该是何等的豪情万丈!

但此时的学政腐败不堪,弊端丛生,科场作弊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宋应星初次会试,就遇到主考官串通下属及考生舞弊,当然他无法及第。更令人遗憾的是,像他这样饱读诗书、博学多才且又胸怀大志的人竟然是六次进京会试而不第。这是让宋应星始料不及,扼腕长叹的。残酷的现实使他最后没有再参加会试了,但做大事的志向并没有磨灭,他坚信只有经受得起挫折和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今天我们当然很难想象他当时的心境了,落第之后的宋应星也许想起了古代圣贤发愤而作的事例,想起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古训,想起了那屈原被流放后创作出《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国语》、孙膑膝盖骨被砍后编著出《孙膑兵法》……当然那时的宋应星也许除了十二万分的沮丧外,什么也没有想。但北上会试的长途跋涉,水陆兼程,使他见闻大增。虽然每次会试宋应星都是落第而返,行囊里的科学考察笔记却使他满载而归;他一次次失去求取功名的机会,却又一次次增加了对工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了解。明朝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的又一个巅峰时期,我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许多优秀成果,就是由当时的一大批巨匠铸就的,像中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戏剧大师汤显祖的《牡丹亭》,还有那记载中国各地名山大川、岩溶地貌的地学杰作《徐霞客游记》,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农政全书》,汇聚中外科技成果的《物理小识》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功而返的宋应星将带有消极颓废色彩的“感愤伤激”情绪,生化出了一种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激情,决心以他的才情与见识对明代中叶以前中国传统工农业生产技术作一次系统的总结。

历史是以往社会的一切现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军事斗争,可以看到斗智斗勇、王朝变幻的政治较量,可以看到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却很少看到为工农业生产技术作总结的著述篇章。宋应星对工农业生产技术作系统总结的美好愿望,终于在他任县学教谕时通过《天工开物》实现了。教谕是明代九品以下未入流的文职教官,没有品阶,且俸禄很低。当时的官立学校在地方依据行政区划分别设有府学、州学和县学。县学教谕主持学校,因为掌握了学生的学习及考核,再加上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宋应星出任这个职位在当地还是很受人尊敬的。他任县学教谕时五十岁左右,年富力强,正是一个人从事著述活动的最佳年龄,事实上这个时候也是他一生中最忙碌、最辛苦的时期。

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工开物》,共三卷十八章,包括了明代中叶以前我国工农业生产领域中的近三十种主要技术。这是宋应星当年北上会试行万里路、会四方友的知识结晶。在书中他不但逐一阐述了这些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具体知识,而且还将这些技术系统地纳入到了他所构筑的体系之中,涉猎之广,阐述之翔实为明代所仅有,在中国科技史上也开了先河。如果说这本书所介绍的知识还有什么遗漏的话,那就是建筑、水利工程和印刷方面的技术了。但宋应星并没忘记讨论建筑技术中使用的砖瓦及金属工具刀、斧、锯、凿,农田水利灌溉技术中使用的各种水车以及印刷业中纸张和墨的制造。怪不得人们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外国学者将它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据说宋应星同时还写出了《观象》与《乐律》两章,前者与天文学有关,后者是讨论音乐理论的作品(宋应星业余爱好音乐,喜欢吹拉弹唱)。只是在出版的时候感觉放这两章在里面与其余各章内容不协调,体例不一致,临时把这两章撤下来。令人遗憾的是,被撤下来的这两章后来便散佚了。要不,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包括了《观象》《乐律》内容在内的二十章的《天工开物》了。

三百多年前宋应星走访城乡街巷、农田作坊,考察各种生产技术,记录并描绘所见所闻,翻山涉水,日晒雨淋。据说为了观察生产竹纸的全过程,他在纸坊内至少要停留两三天。今天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可以体会到当年作者在南北各地收集资料过程的艰辛。这里还要特别说到的是,宋应星在书中对工农业生产领域的许多技术作了真实而细致的写照,除文字叙述外,还有许多用素描写实的方式,真实反映当时人们生产操作和使用设备的插图。细心人做过统计,插图中仅人物就有两百多个。这些人物有的出现在汹涌澎湃的波涛中,有的劳动在烈焰熊熊的洪炉旁,有的在井下,有的在水底,但更多的人是在田野或露天作坊里劳动,他们姿态不同,神情各异,生动传神,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三百多年前,人们在田间或作坊里从事不同行业劳动的形象及其操作实态。在人物最多的一幅画当中,共有十几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共同劳动。古往今来,我们的美术作品何止万千,但真正用图画从技术层面上反映这么多人劳动的画面,还只能在《天工开物》这本书中看到。

我一直以为,《天工开物》中那些记录当时技术操作的插图是很宝贵的。这是宋应星技术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技术与文艺的完美结合。文学语言的特点是夸张、形象和含蓄,而科技语言的特点是真实、概括和直白。人们在读它的文字时,可以在形象、具体的文字氛围里真切地感受历史的苍凉与凄美;读图画,则又可以在历史抽象的王国中体会出一种科技的严谨与深沉。在这里,宋应星对文学和科技两者的结合作了一次有益尝试,使之在中国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相得益彰,独树一帜。今天我们读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不但可以了解到古代工农业的生产技术,还可以获得一种艺术上的享受,这种精神上的感受与欣赏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人物画不无相似之处。由此我想到,作为美术作品,古代科技插图到目前为止还鲜有被收入美术著作的,反之,一些反映其他方面的画却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这是有失公允的。

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像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传到西方后,对西方的文明发展起到了一个特殊的推动作用。印刷技术的传入,被欧洲人借鉴造出了活字印刷机,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欧洲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在我们的造纸技术传入欧洲前,西方人都是在兽皮上书写文字,经过阿拉伯人将造纸技术传入欧洲以后,价廉物美的纸张很快便取代了昂贵的羊皮和小牛皮,大大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复兴与发展;还有那威猛无比的火药,传入欧洲后更是立竿见影,很快便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迅猛发展,使封建城堡不堪一击,骑士阶层日益衰弱;指南针的传入,使得西方的那些探险家、航海家如获至宝,如虎添翼,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航海技术,迎来了人类历史上地理大发现的新时代……后来的儒莲也是如此,他将宋应星《天工开物》介绍中国蚕桑技术的篇章翻译到欧洲,对有效防治当时蔓延在整个欧洲的蚕桑病虫害,扭转重要工业原材料生丝减产的大趋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宋应星还是一位多产的著作家。他在研究生产技术时,还注重将生产技术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及艺术密切结合起来,使它们在头脑中相互交织与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思想观点。在他的著作中,除了综合性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外,还有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谈天》《论气》《观象》,关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政论《野议》和反映人生哲学的文艺作品《思怜诗》《美利笺》。他的史学专著有《春秋戎狄解》,在音韵和乐律方面著有《画音归正》《乐律》。他还写下了多卷本丛书《卮言十种》,以及介于政论与科技之间的杂文集《杂色文》《原耗》等。明末国势急剧衰退,社会处于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全面危机之中,面对国家危难,宋应星像其他仁人志士一样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要化解社会危机必须革新政治,在体制上作出调整,在政策上作出变通,在吏治上作出改革。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宋应星不顾教学工作的繁重,挑灯具草,夜以继日,写出了一系列希望朝廷变法图强的政论性文章,十分难能可贵。《野议》是宋应星在心情十分激动的情况下写就的一部重要的政论集,集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问题,是作者想要上奏给皇帝的变法奏议,旨在化解明末的社会危机。他认识到,要改变民穷财尽的经济恶化状况,不能只靠向百姓无限度的搜刮,必须从根本上大力发展农工商业,扩大生产以增加财源。宋应星认为财富不是钱币,而是工农业百货,是由劳动者具体创造出来的。宋应星的这个财富观,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提出关于财富的类似概念早一百多年,比我国古代管仲和同时代徐光启的观点更为周全,更为科学。这是宋应星对经济学原理的一项重大贡献。

明朝科场舞弊,使得皇榜上少了一个宋应星,历史舞台上却多了一位科学家兼思想家。宋应星在官场上虽是一位未入流的县学教谕,却在中国科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宋应星科举受阻后转向实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我心态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调整。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但处境、际遇乃至挫折却是难以预料,难以选择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人发出生不逢时的慨叹,看到一些人常常抱怨自己没有发展机会的同时,又不善于审时度势,创造条件,把握机会。其实每个人的路都在自己的脚下,更在心中。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那样,心随路转,心路常宽。

比起他的前辈来,宋应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他出生时,正值明王朝社会政治及经济全面衰败的晚期。多年来他想走宋景的路,结果走的正好与宋景相反。宋景以阁臣高位名垂族史,宋应星虽未进士及第,但他的一部《天工开物》却远远超过了殿试的一甲登科水平,数百年来在海内外为人们所称道。

如今,为宋景在老家所立的“三代尚书第”牌坊早已荡然无存,但当地政府在县城却建起了一座气势恢弘的宋应星纪念馆。从宋应星的故里归来,除了对这位伟大科学家、思想家的景仰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那残存在故居石门楣上“瑞吸长庚”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长庚是太空中金星的别名,是太阳月亮之外最明亮的星。每当夜幕降临,它就像一颗晶莹剔透的钻石挂在天际。宋应星,字长庚。尽管人们告诉我此长庚非彼长庚,但我依然愿意相信“瑞吸长庚”指的就是宋应星。这是因为,三百多年来,《天工开物》连同作者本人就像挂在那高高天空上的长庚星,耀眼璀璨,美丽无比,名垂青史。

天高秋月明

在湮灭于风尘的岁月里,中国文学史就像一条横亘古今、铺满了鲜花的河流,缓缓流淌,奔流入海。那些在长河岸边低吟浅唱、忧郁风骚的诗人词家,千百年来或因时代相近,或因同乡好友,或因父子师生而被人们归入不同的风格流派。南朝刘宋时期山水诗人谢灵运,以他那刻画生动、贴切自然的诗歌将明山秀水描绘成一幅幅诗的画卷,平和恬淡,充满生机,在诗坛开创一代新风,使得这条历史长河愈发显得波澜壮阔。

谢灵运描写山水形象有他的独到之处,可以说是写山写尽了山姿,描水描尽了水态。他用“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描述春天,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铺陈秋色,借“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展示寒冬。这些垂范后世的佳句,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一种鲜丽清新、自然可爱的感觉。他的诗歌,不但为时人所推崇,而且还是后人创作的典范。李白和杜甫是盛唐的两位大诗人,一位被称作诗仙,一位被誉为诗圣,他们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水准在中国诗史上分别代表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尽管两者创作风格不同,但都非常推崇谢灵运的诗艺,且在创作实践中深受影响。在谢灵运之前,中国的诗歌主要是写意。祖籍宜丰澄塘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高手,他常常采用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白描手法,将内心深处的炽热情感和对生活的无限向往蕴含其中,他笔下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等意象,淡淡几笔,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性情与人格,甚至成为他个人的化身和象征。陶渊明和谢灵运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诗史上诗运转关的重要时期。我看到文学史介绍说,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那么谢灵运就是一代新诗风的开创者,怪不得诗歌史上有一种说法叫“陶谢”。

谢灵运出身名门,他的祖父谢玄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康乐公,食邑万载。作为谢玄的嫡孙,谢灵运从此和万载县结下了不解之缘。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乌衣巷》里有一句千载传诵、脍炙人口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所说的“谢”指的就是谢灵运家族。乌衣巷在南京市区内的秦淮河岸边,东晋时谢灵运的祖上谢安为宰相,权倾一时,其显赫的家族宅第就在这条巷内,盛极一时。几百年后诗人刘禹锡到此凭吊,昔日繁华鼎盛的乌衣巷野草丛生,夕阳残照,物是人非,诗人触景生情,不禁发出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青少年时期,谢灵运在这里与“王谢”子弟共乌衣之游,“左牵黄、右擎苍”,文义相赏,锦衣玉食,度过了一段他作为世家子弟的富贵风流生活,这也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谢灵运才学出众,年少才高,曾以“天下才共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名人共分”自勉。他自幼就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期望在仕途中一帆风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谢灵运少年得志,二十一岁出仕,先后任司马参军、中书侍郎,之后时运不济,不久便被贬为永嘉太守,再贬为临川内史。但不管仕途如何坎坷,谢灵运却始终牢记自己的本职。作为地方父母官,他勤政亲民,体恤百姓。初到临川上任,看到城外沿河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庄稼茂盛,他本以为临川是“鱼米之乡”,走进村子却发现村民们房屋破旧低矮,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打听后才得知当地水利设施十分落后,一年温饱全靠老天恩赐,倘遇大水或大旱,百姓颗粒无收。为此,谢灵运在积极救济贫困百姓的同时,实地勘察地形,大兴水利。随着各项工程的顺利建成,当地的旱情和洪涝灾害大为减少,农作物年年丰收,老百姓笑逐颜开。史书上介绍的中洲围,就是谢灵运当年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中洲围竣工的那天是农历七月廿三。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到了每年的这一天当地百姓都要祭拜康公,并由此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延续千年的“康公庙会”。

这样一位自幼就有经国济民之志的青年才俊,为什么到了后来会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山水,最后将山水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取决于他忘情山水的外在原因和面对生活的积极心态。谢灵运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谢灵运进入仕途后,他一次次地对朝廷寄予厚望,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一展襟抱。他自幼精于文墨,又是纯粹的“将门之后”,因此不论在诗书文章还是治国安邦方面,都具备了大展宏图的条件,然而最终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人们也许会想,像谢灵运这样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千百年来让人们景仰的大文豪,应该是他那个时代的无上骄傲,周围的人一定会虔诚仰望他,百般呵护他。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希冀进取,现实却不允许;消极自沉,又有悖于心志。谢灵运需要求得心理平衡,找到继续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的谢灵运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了一个痛苦抉择—放情山水,弃政从文。此后他不惜用许多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构造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诗文佳作。在挫折面前的华丽转身,使得谢灵运迎来了精彩的别样人生。“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我和许多人一样非常喜欢读谢灵运这些富有高超描摹技巧的传世佳句,因为这些山水诗作在诗人的笔下显得是那样的优美和宁静,读来令人感到格外亲切,让人自觉不自觉地被它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总以为这是作者在良好境遇和心态下的神来之笔。其实,就我所知,谢灵运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到终日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境地,但生活也还是很凄苦的。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远逝的古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美的山水诗文是谢灵运对凄苦境遇的挣扎和超越。这种仕途上的不得意,这种寄情山水以求精神解脱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面对生活挫折的一种积极态度。生活中,面对挫折和打击有时会让人失去自信,会让人感到迷茫沮丧,但是如果能在挫折面前积极奋进,把挫折化作动力,就能从挫折走向成功,迎来的依然是精彩人生。就像我们平常所说无名小花也能开出绝地风景,卑微小草亦可铺出盎然绿色那样,谢灵运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地感受自然山水,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升华,精神上实现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这种脱胎换骨和艺术升华在他身上凝结出一种光辉,明亮而不耀眼;汇聚成一种音响,圆润而不腻耳。这是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完全不理会周围哄闹的微笑,更是生活状态中的一种气度。

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审美对象,丰富了中国诗歌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产生。谢灵运在生活中全身心地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余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开创者和发展者,他的大部分山水诗精品都创作于他远离政坛、畅游山水之时。他的诗文是那个时代的标尺,因此后人称他为“山水诗开山之祖”。谢灵运受挫之余写下的那些富丽精工的绝妙好诗,不经意间成全了他的文学成就,为谢灵运在文坛上赢得了千秋美名。今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他的佳作时,会发现谢灵运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那些漂亮的诗文辞赋,更可贵的,还是他得以实现华丽转身的精神内核,一种超凡脱俗的浪漫性情和无与伦比的审美感悟,还有他面对挫折的积极态度。由此我想到,人生就像一条河流,如果没有大海梦想,遇到障碍阻隔就会停止前行,而从涓涓细流到大河奔流,它从来就没有因为障碍阻隔而停止向前。长江尽管有三峡阻隔,最终它以磅礴气势奔流入海;黄河虽然没有遇到三峡那样的天险相阻,但也历尽坎坷,最终凭借绕过九曲十八弯的智慧投入到了大海怀抱。它们不管经历怎样不同,奔向大海的目标是一致的,也正因为此,最后才都有了奔流入海的美好结局。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坎坷和挫折,面对坎坷,我们或许会长吁短叹;面对挫折,我们或许会烦躁焦虑。我们虽然不能事事顺利,但可以事事尽力;我们虽然不能改变容貌,但可以展现笑容;我们虽然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展它的宽度。“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挫折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调整心态积极面对,就能发掘出挫折当中所隐藏的美丽。就像朝霞满天固然美丽壮观,长河落日,也同样异彩纷呈。

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但由于门阀制度的禁锢和炼丹、谈玄、品评人物等消极风气的影响,那个时代在文坛上真正有资本活得真实、浪漫的,现在看来似乎只有谢灵运一个人。他的诗荡涤了笼罩在诗坛的玄学诗风,充满了道法自然的精神和清新自然的恬静韵味,一改魏晋以来的晦涩,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山水诗从此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谢灵运也当仁不让地被尊称为鼻祖。明山秀水因谢灵运的发现而名扬天下,而谢灵运又因山水孕育的诗情,奠定了他在诗史上的地位。除诗文外,他还工于书画。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他那不朽的名篇《滕王阁序》中写道:“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里的“临川之笔”,指的就是谢灵运。

带着对仕途跋涉的满身疲惫与失望,带着对封地山水的不尽眷恋与向往,谢灵运在身后归葬封地万载,人称康乐公。在万载,影响最大的历史文化名人就数康乐公谢灵运了,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今天的人们对他依然十分敬重,言谈举止间莫不以康乐公为荣。在这里,有一条河名叫康乐水,有座大桥被称为康乐桥,就连城关镇也被命名为康乐镇。万载境内曾建有康乐祠供当地百姓四时祭祀。为使文事昌盛,激励后人好好读书,金榜题名,历史上还建有谢灵运读书堂,时至今日,遗迹尚存。

一千五百多年后的一个清明时节,春雨霏霏,我随省城一些诗人来到修葺一新的谢灵运墓地公祭。绵绵春雨中我们抚今追昔,不禁为其唏嘘叹息。谢灵运一生大多数的时间生活在壮怀激烈而被抛弃的无奈中,他一直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当权者为他准备的却是锤炼思想和艺术的社会环境;他不准备当诗人,但历史却歪打正着地把他造就成了诗人。要是为谢灵运造像的话,我以为最贴切的题目莫过于他自己写的“天高秋月明”这句诗了,这是因为诗中不仅蕴含着一种平和简静和空旷渺远的意境,更是诗人自己顺势而为,飘逸洒脱的真实写照。

长夜流风

自汉代以来在苏州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有很多名垂青史的太守和知府,但多数是因为他们或诗词或歌赋有建树,真正以治理苏州成绩斐然而留名的,在我看到的资料中只有况钟一人。他任苏州知府期间除奸革弊、勤政廉政,堪称一代廉臣。数百年来,他的流风余韵在让人们长久景仰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不尽的思索。

后来我知道这位廉臣是我们靖安高湖人,知道了他在苏州三次离任三次被留任的故事。他在苏州为官十三年,替当地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在任上。再后来我又看到了以况钟为主人公的昆曲《十五贯》。剧中那委婉动人的唱腔,引人入胜的表演,使得我们这位乡贤严惩贪吏、扶助良善的形象在心目中愈发鲜活起来。时至今日,依然被它的艺术魅力所感染。

昆曲是一门古老剧种,代表了我国古典戏曲艺术曾经达到的最高艺术成就和品位。它那细腻的音乐线条,悠远的精美乐章,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走近古老文明的深切感受。后来兴起的任何一个戏曲剧种,包括被称为国粹的京剧无不以它为宗。文学史介绍说,我们中华民族在艺术文化充分成熟之后曾经有过几种群体性的痴迷现象:一是诗歌,二是书法,再就是昆曲了。诗歌和书法的群体痴迷现象虽然兴盛,但不会出现万人空巷的场面,而昆曲却做到了,因为它优雅、从容与高贵。它圆润柔媚的唱腔,悠扬徐缓的笛声,给人们留下一种淡定从容和清雅婉丽的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一样,中国诞生并成熟了昆曲。为了纪念况钟这位声誉卓著,将毕生精力、智慧和汗水播撒在苏州大地上的知府,苏州人在用传统形式祭祀的同时,还用这种代表着最高艺术成就的昆曲来颂扬他。剧本被译成了多国文字,这位品德高尚、操守稳健、智慧不凡的清官廉吏伴随着沉稳、浑厚而又悠扬的长笛余韵留在了人们心中,走向了世界。《十五贯》的剧情并不复杂,说的是赌棍娄阿鼠因偷盗十五贯钱而杀死肉店主人尤葫芦,无锡知县主观臆断尤的继女和同路人是凶手。时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在复查这起案件时发觉罪证不足,决意微服私访,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最终案情大白。全剧紧凑有趣,雅俗共赏。在剧中,艺术家们通过对人物性格塑造,将广大观众的思考和人物命运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传递出一种对济世安邦的政治理想的追求,对民本意识的坚守以及对腐败政治和无序社会痛恨的传统人文精神。

我们现在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当时的苏州却被认为是明朝最难治理的一个地方,豪强污吏相互勾结,百姓赋税繁重,生活困苦,流离失所。况钟刚到苏州知府任上的时候,当地经济极度萧条,百废待兴。当时他面临着三种抉择:一是以保官为先,吟诗把酒逛花楼,做一个圆滑世故的官员;二是辞官归家,安守田园,免得“为五斗米折腰”;再就是身在朝堂,君子本色不改,殚精竭虑为苍生谋福利。他选择了后者。是植根于儒家文化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浸透了他的心灵,还是踌躇满志的况钟一时冲动,答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况钟已经把他的音容笑貌和身影深深地印在了苏州大地上。

出身贫寒的况钟,自幼就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内化于心,建功立业的价值观念更被他视为人生最大的追求。到任后他从整肃吏治、端正风气着手,清理冤狱,惩恶扬善。资料显示,况钟到苏州后,当地的官吏态度傲慢,巧言惑众,很看不起他。况钟佯装不懂,暗中访贤士、查隐情,把豪绅滑吏相互勾结之事摸清楚后即对不法官吏予以坚决打击,民众拍手称快。他上任伊始就排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情,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几个月下来,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据说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他在任苏州知府期间敢于担当,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其中他积极推行的赋役制度改革,在抑制豪强兼并和均平民众赋役、扩大货币流通领域、削弱人身依附关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他这项行之有效的改革,为后来张居正实施著名的“一条鞭法”提供了样板。晚于况钟一百多年的张居正是明朝内阁首辅,针对明朝积弊,张居正在朝廷上下极力推行“一条鞭法”,从一定意义上总结推广了况钟当年治理苏州时的经验。今天,我们以一种历史的视野来看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毋庸置疑,它在我国赋税制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而作为此项改革的先驱,况钟当之无愧。怪不得许多国外汉学家都把况钟列入改革家的行列,评价他是“干练的行政官和财政专家”。显然,这样的评价比仅仅从他个人的品德来评价更能体现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况钟在苏州还做过一件有影响的事,就是清理漕运。所谓“漕运”,是通过京杭大运河把江南生产的粮食运到京城,除食用外,当时朝廷官员薪俸和士兵供给也主要是靠这些粮食,因而又叫漕粮,这是历史上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当时京杭大运河是朝廷的交通命脉,而恰恰那时漕运管理状况十分混乱,民众负担十分沉重,漕运能否及时畅通事关朝廷大局。经过认真考察,况钟提出的应对方案使整个漕运很快进入了规范管理,由乱变治。此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兴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以其精敏干练的作风革除了当地时弊,促进了苏州社会经济向好发展。

况钟所处的时代,东西方文化开始交流和融合。出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使欧洲社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此时明朝的传统工商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新的经济因素已开始萌芽。况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苏州府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条,不仅粮食丰收,丝、棉等手工业也日益兴旺,进而带动了周边一些小城镇的逐步形成,促成了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发达。当时苏州所创造的财富总量远远超过了周边州府的规模,成为明朝经济最活跃、商业最繁华的经济文化大都会。在此期间,有一种最能体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富庶程度的私家园林建筑悄然兴起,遍布苏州古城内外。当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园林中,即有那个年代建造的。这些园林设计精巧别致且文化内涵丰富,曲径通幽,给人一种温婉与宁静的感觉,成为今天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靓丽名片。

况钟在众多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代表着一种清廉正直的道德力量,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中清官惩恶扬善的人格智慧和精神品质,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在明朝官场上先后有两位赣人很有名,一位是况钟,另一位是严嵩。况钟出身贫寒,虽然做官多年却没有添置过田产,死后财产也仅是书籍薄产而已。严嵩同样出生于寒士家庭,幼时聪慧,为官权倾一时,在被朝廷抄家时仅黄金就抄出3万多两。况钟、严嵩两人虽然都在朝为官,而形象却截然相反,一个清廉一生,流芳百世;一个享尽富贵,却令人不齿。两人一清一浊,一正一反。古往今来,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官员都是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皆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都充分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本思想和务实精神。他们或恪尽职守,廉俭自律;或敢于直谏,不计名利。虽然政绩各有不同,但他们的胸襟抱负、济世情怀和积极的人生态度都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与褒奖。作为一个正直清廉的封建官吏,况钟力图兴利除弊,力求百姓安居乐业,被老百姓称颂为“清官”。所以每当他任满离开苏州时,百姓都自发地攀辕卧辙。况钟病重期间,当地百姓为他祈祷,去世之日郡民罢市如哭私亲,灵柩归葬时苏州城里万人空巷,长歌当哭,百里相送。况钟身后,苏州的府县都先后建祠祭祀。

况钟不仅勤政爱民,而且生活俭朴,廉洁无私,不敛财、不聚财。那个时代的地方官进京朝见势宦权贵,都要带上当地的珍宝和特产,而况钟却是两袖清风。他的下属念及他一贯清廉,主动替他准备好土特产进京,况钟知道以后赋诗相拒,“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两袖清风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这里所说的“绵”是“丝绵”,苏州是丝绸之乡,绫罗绸缎和各色绢纱在当时的市场上随处可见。这里还有一种叫“云锦”的纺织品,绚丽多姿,灿若云霞,用于制作衣物极其高贵,是京城皇亲贵族喜欢的奢侈品。然而贵为知府的况钟却是一担行李,两袖清风进京城,这是一种何等的清廉与正气啊!寥寥数语,一股渗透于况钟性情、弥漫于他眉宇的凛然正气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况钟的后人全部在老家耕读为生。他坚守“非财不可取,勤俭用不竭”的信念,身后没有给儿孙留下什么物质财富,这些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似乎都蕴含着一缕凄怆。他曾以一首《勉子侄诗》来表明心迹:“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这首诗通俗易懂,言辞恳切,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一句类似的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给子孙留什么,的确是一门学问。“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那种对一餐饭、一杯茶的美感陶醉,对一炉香、一块玉的摩挲把玩,对内心欲念不屑于节制的逸乐,以及对自己弱点与缺陷的宽容等等,值得天下为父母者深思。爱子之心人皆有之,殊不知,把简朴、简单、简洁乃至简陋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让儿孙拥有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能力最重要,“造财不如造才”、“留钱莫若留贤”。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性格会决定他对事物的不同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遇到问题时谦虚的人会选择谨慎,冲动的人会选择感情,聪明的人会选择长远,不同性格的人处理问题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从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境遇,或精彩,或浪漫,或沮丧……

生活中,人们往往会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史料的繁杂,用往事如烟来感叹岁月的流逝,然而并非所有历史往事都会如此轻易地如烟消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代廉臣况钟的流风余韵就像昆曲中的胡笳长笛,既轻又柔且余音绕梁,不绝于耳,那似远似近的悠扬笛声伴随着时光的流淌,久久温暖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一榻高悬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天,意气风发的王勃路经洪州,恰逢主人在刚落成的滕王阁上以文会友。席间王勃以他的才情和灵秀,将赣鄱大地上的无数美景和人物注入笔端,洋洋洒洒,字字珠玑,句句生辉,为世人在《滕王阁序》中凝结成了许许多多经典的意象和意境,令满座皆惊。因了这篇极负盛名的序,因了序中的那句“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我们丰城隐溪村的徐孺子声名鹊起,闻名天下,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这篇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满目余霞、满口留香的传世美文,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座江南名楼,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也成就了一代高士徐孺子。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是由此才知道了徐孺子。徐孺子名叫徐稚,字孺子,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高士贤人。可惜他在史料上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生平记载。前些年我曾到过他的家乡—那个位于丰城株山脚下的隐溪村打听他的家世,同时也想找一点可凭吊的实物,然而除了在株山南麓还有被称为“孺子读书台”的遗迹外,其余踪迹全无。那天我们在他后人的引领下站在山上放眼看去,只见那里山水寂寂,林木葱茏,山上的溪流缓缓流经山下的村庄,“隐溪村”原来由此而名。

看似一篇偶然的文章让徐孺子青史留名,但真正了解其人其事后便觉不然。史料上说徐孺子受到祖先熏陶,少年好学,饱读诗书,风水、天文、星相、占卜、算术、历法、八卦等无所不通,后来更是成为朝廷太学生中知名度最高的人。他为人恭敬、勤俭、仁义、谦让,注重修养志节,矫正时尚风俗,其高尚品德得到了邻舍乡亲的一致称赞。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从政也是徐孺子人生的远大目标。然而他所生活的后汉已趋没落,宫廷纷争不止,尽管朝廷各派系屡屡有人想请他出山,但因为看清了当时朝廷腐败、时局混乱而不屑于参与其中,他均予以回绝。这时的徐孺子,隐居家乡,与长林丰草、山水田园为伴,虽然生活清苦,形容憔悴,但“早迎日出读经书,暮看晚霞咏高歌”的闲适生活,平淡祥和,使他进入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我国古代士人在生活中比较注重一种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就是精神生活上的自由和文化生活上的品位。因为怀才不遇转而寄情山水,寄情明月清风,或填词作对,或琴棋书画,或把酒问青天。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挤,或因个人奋斗受挫而又不甘沉沦、自暴自弃,便会像庄子那样,看惯了大小诸侯尔虞我诈,就只好到大自然中去逍遥;就会像陶渊明那样,在仕途上厌倦了,便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以这种无奈且超然的方式来抒发胸中块垒,寻找生活乐趣。徐孺子却不然,他以一种自尊和知足的态度面对生活,谦逊礼让而不落魄,淡泊名利而不低沉;他拒官不做后并没有放情山水,而是身体力行传播知识,济贫帮穷,给人一种平等不辱的旷达和波澜不惊的飘逸。他是个读书人,有才华,但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以为,有完善人格的人不但应该做有利于众人的事,而且还愿意去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应该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尽其所能地帮助别人,而不是去与人争名夺利。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到过一个高士磨镜的故事,就与徐孺子有关。故事说他的老师江夏黄公丧葬,徐孺子奔丧没钱,便沿途为人磨镜。他磨镜舍得用料,且做工精巧,磨的镜子出奇的好,既有正衣冠的实用价值,又有照历史的审美情趣,更有磨镜过程中的许多流风余韵为人们所乐道。

徐孺子几近完美的人格不胫而走,声名远播,慕名而来向他求学者数以千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教书重在育人,而且目的十分明确。他的学生问他:读书目的是为了当官,还是为了学艺?他回答,读书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当官,更是为了完善人格,学会做人。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当官能安贫乐道,为民能成家立业,这在学而优则仕的当时是十分难得的。他以为人格应该通过不断学习而完善,通过不断修养而提升。徐孺子就是在这样一种低调、简朴的平淡生活中不失进取,举手投足间尽显高士风范。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读书时,每每看到嵇康如何洒脱地手挥五弦,陶渊明怎样恬淡地采菊东篱下,以及李白“扶摇直上九万里”、苏轼“我欲乘风归去”的放旷飘逸时,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位被人们尊称为“南州高士”的徐孺子。怪不得明代模仿山东曲阜“祭孔”的范例,还在江西创立公祭徐孺子的“祭徐”制度,并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前不久我看到一个资料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名言表现的是鲁迅面对徐孺子这位历史人物的谦逊。对此我没作具体考证,但我以为,以徐孺子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以鲁迅的学识和人品,前者若果真能被后者所推崇赞赏,那真不失为一段文坛佳话。

在徐孺子的影响下,株山一带民风淳朴,世俗清正,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与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徐孺子多次得到了地方官员的礼待和举荐。东汉桓帝时期,陈蕃任豫章太守,到任后遍访贤能,当他听说徐孺子满腹经纶且品德高尚后,十分钦佩,亲自前去拜访,并诚恳地请他到郡府为官。出仕为官对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人生奋斗的成功体现,是真正的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徐孺子婉辞后陈蕃便常常派人送去衣物,以示敬意,还经常约请他到郡府论学献计,秉烛长谈,并特意准备了一张卧榻,专供徐孺子享用。徐孺子一走,陈蕃就把卧榻悬挂起来,直到徐孺子再来,才又放下。王勃那句“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典故,就出于此。“榻”是一种狭长而低矮的坐卧用具,“坐榻”是古时人们的一种经典休憩方式,是古人接待尊贵客人的一种礼仪,表示对贤才的器重或对宾客的尊重。因为有了这个经典故事,后人才有了优贤榻、留宾榻、陈蕃榻、下榻见贤、陈蕃解榻等说法。后来陈蕃到朝廷当了尚书、太傅,又积极上书推荐徐孺子,对此他都婉言谢绝坚辞不就。陈蕃任豫章太守前是乐安太守,在乐安他曾为一位叫周璆的高士隐者专设了一张榻,使周璆深为感动。因而历史上的陈蕃至少是设有两张榻,一张是他任乐安太守时为周璆所设,一张是他任豫章太守时为徐孺子所设。只是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只告诉了人们这张徐榻而已。据说陈蕃设榻有两个标准:一是此人在当地必须有名气,高风亮节,为人典范;二是此人满腹经纶,治国理政有独到见解,且一般人招致不来。不具备这些条件,是没有资格享受专榻殊荣的。陈蕃在府上设专榻待客,客人走了居然还要劳神费力地把榻悬挂起来,颇有些历史上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风范,史书上说周公吃饭时如果来了客人,居然会把吃到嘴里的饭菜吐出来去迎客。人们以此格物致人,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周公一吐哺,天下皆归心。陈蕃饱读诗书,个中道理他自然是深晓的。当年齐桓公不记追杀之仇,拜管仲为相,争霸中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使得三分天下有其一。陈蕃在豫章府上将徐孺子坐过的榻“去则悬之”,让“陈蕃之榻”成了招贤纳士、优待贤才的代名词,意味深长。

我一直以为,考究陈蕃为官时设过几张榻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陈蕃之榻”在中国招贤史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陈蕃在形式上只是悬起了一张榻,实质上是通过这极端的方式,用非常尊重和礼貌的行为向世人宣告礼贤下士。一榻高悬,高悬的是求贤如渴,招贤纳士,希望有才华的人能够人尽其才;一榻高悬,高悬的是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渴求,对贤者的以礼相待。只有礼待贤才,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前来效力,领导者以礼待人,才能使天下人才心之向往,人才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大。曹操在《短歌行》中咏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咏叹的是一颗求贤若渴之心。刘邦打败项羽后大宴群臣,席间他指着张良、萧何、韩信对大家说:“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唐太宗也是求贤若渴、识人用人的典范,他不仅自己注意发现贤才,还要求群臣举贤。由于太宗能充分认识到用人对致治的关键作用,积极地发现人才,认真地考察人才,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这些人也各尽所能,从各个方面推动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我非常喜欢王勃的《滕王阁序》,前后读过多少遍已经记不清楚了。王勃的神来之笔,在描绘飘逸风雅的徐孺子时,也把他渲染得通体圣洁。时至今日,每每读起我都被其华丽的辞章所打动,为其超凡的想象而折服,更被其横溢的才华所震撼。然而透过这层华丽外衣去感悟其中的沉淀,便觉得它不仅是一篇文情并茂的骈俪文,更是一曲古代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悲歌。文中作者笔锋一转,一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将他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抑郁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禁不住令人生出学学陈蕃,善待“孺子”的感慨,引发了人们许多思考。

读陶渊明

晋代大诗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陶渊明是我们宜丰引以为豪的乡贤。作为中国田园诗的开山鼻祖,千百年来,他那些空灵自由的文字为后人带来了许多遐想,尤其是他笔下的桃花源:阳光普照,落英缤纷,屋舍俨然,欢乐融融。一个他心目中的缥缈理想竟然被渲染得如此令人心动,让人神往,遥不可及却叫人浮想联翩。

如今在他老家宜丰还有一批人热衷于“陶学”研究。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大致生活在东晋至南朝时期。他的曾祖父陶侃仕途通达,官至晋朝大司马,身后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父亲也都先后为官显赫。但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家庭衰微,幼年丧父的他和妹妹在母亲的带领下寄居外公家。所幸陶渊明外公家里有许多藏书,且衣食无忧,为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陶渊明幼时学习勤奋,意气风发,志向远大。因生逢乱世,他一生曲折坎坷,二十九岁方才步入仕途,历经沉浮,最终却在县令任上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挂印,归隐田间。

坐落在宜丰南屏公园的陶渊明纪念馆,青砖灰瓦,简洁朴实,是一座典型的赣派民居。在这里我们看到陶渊明早期的隐居生活似乎还是颇为惬意的,他躬耕,望山,作诗,喝酒……家中孩子天真、幼稚而又可爱,一家可谓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大火将陶渊明的家焚烧一空,由此家境每况愈下。尽管他终年辛劳,却仍然难以糊口。可贵的是在这样极为困难的境况中,陶渊明仍然能够坚持写他所钟情的自然和田园,写那些在晨曦雾霭中浮动的绿色、洁净的空气和悠然自在的流水。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使得陶渊明面对自己窘迫生活际遇而淡然处之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令许多后来者唏嘘不已,感慨万千。时至今日,我们每每读到这极具画面感的诗句时,眼前就仿佛看到了陶渊明在忙完农耕之后,漫步于篱墙之间,他那不经意间的一抬头,进入眼帘的就是那蔚蓝色的天空,以及静静矗立在蔚蓝色天空下的逶迤山峰,此刻的陶渊明似乎心如止水,完全融入了那毫无人间喧嚣的山水中。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公认的。前不久我偶然看到当代文学家余秋雨对他的评价,十分恰当。余秋雨说就中国的文脉而言,自秦汉至魏晋,司马迁之后的又一座时代最高峰就是陶渊明。能够成为高峰已经不简单了,更何况是“最高峰”,尽管是学者的一家之言,但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由此可见一斑。后来我又看到了一些资料介绍,评价他能够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后人称之为“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陶渊明用朴素语言和文学修辞上的白描手法,将平淡自然的田园风光、平凡的日常生活及其处于这种环境中的恬静心情娓娓道来,不仅仅使人们看到鸡鸣犬吠、街头村落、夕阳炊烟等山水田园画卷,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体会到了一种宁静安详、纯朴自然、淡雅深远的意境,表达出作者在这种环境中的生活情趣。

在陶渊明的笔下,人们感到似乎一切都那么平平淡淡,无新奇、无波澜,但底蕴却十分丰富,读来韵味隽永,真可以说是冲而不薄,淡而有味。这种朴实无华而又意蕴醇厚的自然之美,开创了田园诗的新题材。陶渊明在他的作品中特别喜欢描写青松、归鸟和秋菊,他借知倦而返的归鸟、经霜不凋的菊花、傲然挺立的青松来抒发自己对坚贞品德的赞美之情和结庐归隐的坚定之愿。虽然形象平凡普通,语言平实淡然,却能充分地传情达意。至今我还记得上学时读过的《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些诗读来,如同盛夏骤雨初歇后的窗外,给人一种无比清爽靓丽的心境:眼前皓月当空,诗人荷锄归来,乡村小路上的野露沾湿了诗人衣裳……他那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令人叹服。他长于诗文辞赋,作品大多是描写乡村的稼穑生活和自然景色。在他的笔下,乡村是那样的恬美、宁静。读他的诗,眼前往往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桃李榆柳的环绕中,几间茅舍,轻烟袅袅,从那幽深的小巷中传出几声鸡鸣狗吠……田园风光的纯洁和田园生活的淳朴在他的诗作中反复被歌咏,洋溢着一种浓郁的宁静氛围。陶渊明还和菊花有着不解之缘,他将菊花素雅、淡泊的形象与自己不同流俗的志趣联系在一起,贴切自然,形象逼真,以至人们常常将菊花视为君子的象征。其实,陶渊明咏菊的诗并不多,只是因为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实在是太有名了,于是菊花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上象征着高情远致的一种极致意象。

陶渊明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在生时却一直籍籍无名,因为他那清新淡雅的田园文字与当时文坛流行的玄言之风格格不入,直至生命走到尽头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诗文作品几乎亡失殆尽。直到他身后一百多年,因为萧统的出现,陶渊明诗文的文学价值才逐渐被世人推崇认可。萧统是后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历史上称之为昭明太子,他主编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今天我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昭明太子是陶渊明的伯乐,没有他的推崇,陶渊明大概会永远冷寂下去,直至彻底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陶渊明几近亡失的诗文经昭明太子收录后并为之作序,编辑成《陶渊明集》流传至今,从而使陶渊明植立于民族文学之林,成为我国一位伟大诗人且声名远播。早些年我到韩国的一所大学访问,席间好客的主人竟然与我谈起了陶渊明,谈起了在韩国有一位叫百结先生的居士与陶渊明几乎身处同一时代,因淡泊明志浑身静穆,在韩国为后人所景仰,被称为“韩国的陶渊明”。

走出他的纪念馆,我不禁在想,千百年来陶渊明之所以能被后人所推崇,除了他的文学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他能在坎坷辛酸、穷困潦倒的境遇中战胜自我,进而达到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以及面对人生苦难积极、健康、乐观的人生态度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人。许多来者经历挫折失意后不甘沉沦,纷纷仿效于他,其中包括许多名人志士。“诗仙”李白十分仰慕陶渊明的人格,他的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精神一脉相承;“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时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还有那位《琵琶行》里的江州司马白居易,非常景仰陶渊明的为人,曾专程去陶渊明故居凭吊,写下了许多高度概括和赞扬陶渊明人格精神的诗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人格;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也常常与陶渊明神交。

细读陶诗,他那朴素的哲学理念和特有的人生智慧总是给人以思考,他逃避了现实,但积极地面对了生活,给人一种正直和清高的感觉。当陶渊明经历了官场的黑暗辞去县令归隐田园时,当他南山种豆后在清冷的月色下荷锄归来时,当他一边赏玩自己采来的菊花一边饮酒赋诗时,这种独特的风景是孤独的,然而从中却焕发出一种从容与淡定!在漫漫人生路上,人们难免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甚至会有难以逾越的艰难与险阻。那么,如何去对待它呢?是感叹时运不济,还是不断进取?陶渊明将“采菊东篱下”的恬淡悠然生活酿成了一杯淡淡的酒,细细品尝,陶醉其中。生活中,人们遇到一些不愉快不如意的事,只要拥有一份平淡且平常的心境,恬适的快乐便无处不在。当然,这里说的平淡不是人生兴味的淡漠,也不是超然事外的冷淡,更不是生命之火的熄灭。平淡是种子萌芽前的孕育,是山花盛开前的含蓄;平淡是一场惊险搏击之后的小憩,是一次辉煌追求之后的回味;平淡也是告别无知炫耀之后的成熟,是终止了浅薄轻狂之后的沉思,平淡就是生活。由此使人想起了泰戈尔,想起了泰戈尔通过诗歌给人们的启示,这位近现代世界文学史上非常伟大的文学家告诉人们,不要因为错过了太阳而去流泪,错过了今天的太阳,只要你能正视黑夜,并执着于黑夜的追求,那么,闪烁在夜空中的群星,仍然会给你报答的,它会给你力量,给你信心,去勇敢地迎接或追逐明天的太阳。他接着告诉人们,如果你只是为感叹自己的命运而流泪,那么,你不仅得不到群星的启示,也会失去明天乃至更久远的太阳。

陶渊明渴望人生出彩,他在挫折面前的洒脱、平凡与淡定,说明一个人能否实现人生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地位的高低,身份的贵贱,而是取决于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在长满菊花的篱笆下饮酒,悠然远眺云雾之间的南山,感受石涧清泉的汩汩流淌,在一个很低微的位置上开启了中国古典田园诗的先河,创造出了永恒的价值。世人记住了陶渊明,记住了陶渊明笔下那晶莹而典雅、恬淡而素净、谦卑而矜持的菊花。纵然他的生活清贫,但他“采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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