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敬泽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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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与山丘试读：
第一辑
“伟大的中国小说”及其他
——答杨辉自“五四”（或晚清）以来，西学资源在极为广泛的意义上参与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建构，并构成了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潜在的“成规”，规约着作家及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偏好。这在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同时，其弊端也日渐显露。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接续已然“断裂”的文学与文化传统，成为理论家及批评家思考的重要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事到如今，我们在自己身上都已经没有办法清晰地区分出“中”和“西”。比如像现在这样谈论问题的方式：在全球化语境下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接续已然“断裂”的传统——可以说是无一字不“西”。
我的确谈过重新认识和勘探中国传统的小说资源的问题，也谈过希伯来的“灵魂”与“中国之心”的对比。但是，我现在觉得，“断裂”和“接续”这样的词很容易把人带到沟里去。“传统”本身就是个现代词，预设一种现代态度。我反正没见过古人把“传统”挂在嘴边上，古人讲“统”就是讲“道统”，但那个“统”恐怕已经彻底断掉了，它现在大概只能在书斋里推演运行。现代意义上的传统是一个活的过程，是认识、想象、发现和阐释，是一种自证。新文学运动以前，小说、戏曲、小品文等等皆不入流，胡适、鲁迅、周作人他们在建构现代文学的同时，也建构了传统，然后才有了四部古典，才有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个谱系，这是那一代人建构出来的，所以，当我们道听途说地指责“五四”割断传统时，我们所说的文学传统其实是“五四”的遗产。古代只有一个“统”，而且统就是归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是被“统”的。“传统”是现代的，你不是被统的，传统传统，不传不统，传什么怎么传取决于你，这是一种现代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从没有失去传统，我们失去的是“统”。当然失去“统”问题也很大，现代以来百年颠簸，就是为了重新解决“统”于“一”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现代性疑难，但这和文学上的传统还不是一个问题。
您认为现有的批评话语“范式”有待转变，需要在吸纳西方批评资源的基础上重启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价值，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这不是我认为的，是多年来很多人都谈到的，只是谈论甚多、进展甚少。很多事是说起来很爽，做起来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其实也没打算真的下手。传统文论中主要的一块是诗文评，假如你用这个来阐释现在的作品，你一定会发现，它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很难应对复杂的现代经验。重启传统文论的理论价值，我想主要是把传统文论作为对话对象，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参照，比如读金圣叹的批点，不是为了成为现代金圣叹，那很荒谬，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眼光、他的重点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有意思的是，有时这种不同是头脑的、理论的，而不是身体的、感觉的，批评家们按现代以来建构的一套批评话语去思考和写论文，但是，读者，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不按这个读，还是按金圣叹的读，也就是说，金圣叹常常比我们更及物、更贴心。我有时觉得，他也许比我更接近中国人对小说的内在期望，他指出的正好是中国人五百年前关注的和五百年后依然感兴趣的。这个差别就构成了一种颇具理论价值的空间，这里边有我们的批评范式漏掉的那些东西，那些对中国人来说是恒常默运、家常日用，因而不言自明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过时了，而是在我们的批评范式之外，他照亮的地方正是我们灯下黑的地方。
作为90年代以来文学现象的见证者和阐释者，相较于80年代的文学批评，您觉得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有何优势？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不太想。优势肯定有，局限也肯定有。我只是不太愿意拿它和80年代相比，这种比较很可能被我们关于特定年代的幻觉、偏见和利益所支配。
有学者援引鲍曼的“立法者”和“阐释者”的说法，指出在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中，批评家大多是以“立法者”的姿态，依据一定的标准（政治的或艺术的）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做出评判。而80年代之后，批评家逐渐成为文学现象的“阐释者”，缺乏为文学立法的能力，并将此视为批评滞后于创作的重要原因所在。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这种说法真能把鲍曼先生气死。这里所说的“立法者”并不是领先创作，而是规训创作，这些学者真的不知道这种规训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吗？这种滞后、领先的说法是词语的误用，创作和批评真的是在赛跑吗？它们是在一个跑道上吗？批评对创作的引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阐释本身就是重要的，如果阐释不重要，那么孔子也不重要了。社会和公众对文学的理解是在阐释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理解又会反过来影响作家。必须看到，批评在这个时代的境遇相比于十七年、“文革”，乃至80年代都要复杂得多，在60年代做一个批评家和在2013年做一个批评家简直是火星与地球之别，简单的比较又有什么意义？
您的批评思维、批评模式，被认为“是自觉地习得了中国古代诗文评的方法，特别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精神。”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如同意，选择这样一种批评方式是出自个人心性，还是有别的考虑？“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大概是中外批评的共同精神。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出乎其外的本事很大，入乎其内的能力很小。最近看了一批论文，感觉有些批评家，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材料功夫了得，理论素养也好，但就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他只看得到合于他的理论框架的景象，他很信他的理论，也就很信他的材料，但看这些论文，我常常感叹，他不知道，天下最应该怀疑的可能就是他那堆材料。理论之洞见是在光滑无疵的地方看出裂隙、矛盾、不协调，否则就是理论打滑，永远出乎其外，真实的世界也就永远出乎意料。文学批评是如此，其他学问也是如此，读有些文章，你能闻到入乎其内的气息，一看就是老狐狸，对真实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有一种直觉的和经验的把握。对文学批评来说，不知世道、不贴人心，无论如何都是致命的问题。
对我来说，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实呢，我自己很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反躬自问，我倒觉得我可能更近乎作家批评——也就是我和作家是站在一边的，倒不是帮着他说好话，而是，有点近似于脂砚斋，更多地贴着作家的、创作的角度去想问题，我没有那么多理论要用，不用就对不起我十年青灯黄卷，我觉得，作家的创作中包含着一些比理论更强大更辽阔的东西。
在为施战军《碎时光》所作的序言中，您写道：“战军当然批评人，但他的批评通常是文雅的，这种文雅与其说是对批评对象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审慎的认识论立场：战军相信并欣赏世界的复杂性。”“他清明地意识到他话的边界在哪儿，意识到他的话是对世界无可奈何的简化，意识到在他的话之外还有很多话，而他的话不太可能正好就是独一的真理。”这也是很久以来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如果认可并尊重这个世界和写作的复杂和多元，如何避免批评的“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绝对主义并不是把自己变成花岗岩脑袋，价值相对主义也不是变成一个无原则的滑头，更不是失去善之所善、恶之所恶的勇气。在这里，我的着重点是，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向着新鲜活跃的人类经验开放的能力，不要成为一个浅薄固执的陋儒，这个物种我们自古不缺，于今也不缺，他们抓住一点死理，就以为拿到了万事万物的尺子，一路比量过去，轻易而坚决地下判断。李国文先生曾说过，有些搞文学的人本来应该当会计。这个话我鹦鹉学舌，反复借用。本该当会计的搞了文学，当会计的却像小说家或诗人，这是文学的不幸也是财会业的不幸。古人说，上善若水，这话说得真好，为什么是若水而不是若石头若火腿？因为水有随物赋形的能力，水不执。善是艰难的，真正的善——善到了耶稣、佛陀，他们就是大水，包容、怜悯、承受然后涤净一切垢。你说这是绝对还是相对？
您觉得“新媒体时代”的来临，给文学批评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新媒体和自媒体，使得权威和文化权力面临极大的挑战。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做你刚才所说的“立法者”几乎就是痴人说梦。文化的权力和其他权力一样，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你能不能有效地垄断信息和在多大程度上垄断信息，这件事我知道你不知道，这件事我的知识比你多一些。但是现在，当自媒体降低发言的门槛，当网上社区把特定兴趣的人群集结在一起，你会发现，你常常真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知道得最多的那个人，个人的文化权威或许会被一种细分的、知识与喜好的社群所取代，这些社群的选择常常会更有力地影响更大范围内的公众风尚。
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文学批评，现在主要还是依托于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但如果这个行当还有未来的话，如果它不是完全退缩回学院，而依然能够成为公众文化生活中一种在场的力量，那么一定要思考和探索如何在新媒体条件下生存。这两天在刊物看了一个上海年轻人的批评文章，此人叫张定浩，才华横溢。甫跃辉告诉我，他其实在豆瓣上已经很活跃。我想，这样一些经过新媒体锤炼的批评家会把批评带进你所说的“新媒体时代”。
有论者认为，如果与同时期西方文学做横向比较，新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在了世界文学的前列。您是否认同这一说法？
我没想过这个“前列”问题。文学不是工业，很难有一个可信的衡量指标。不过有一点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前一段来了一群德语作家，其中有一个是瑞士的，他说他主要写传奇性的故事，通常发生在菲律宾、泰国之类的小岛上。现场就有人问：为什么你的写作不以瑞士为背景呢？我当时就想，他当然不能以瑞士为背景，因为那些传奇故事发生在瑞士就没人信了。西方文学，特别是老欧洲的文学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西线无战事，这里的生活没故事。我现在很怕读这些小说，真是“一个馒头的血案”啊，写来写去，常常根子就是童年时的一点小破事、小伤害。反过来看中国，作家们不是没得可写，而是天天哀叹生活比虚构更精彩，简直不知从何下手。在我们这里，历史远未终结，生活正如一往无前的洪流，如果写不出世界一流的小说，那真是不要抱怨社会，只能怪我们自己。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近年来在学界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您如何评价顾彬的说法？
顾彬先生就很适合做会计。所以我把这个争论看成会计界的争论，并没有特别注意。
作家哈金在2005年发表了题为《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文章，他对“伟大的中国小说”做了如下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哈金的定义包含着两个要点，一是“中国经验”（这个中国经验有可能并不是指以西方社会状况为参照的“中国的经验”）；二是“认同感”，这里所说的认同感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指文化认同，也就是说，是由本土文化所开显出的精神的空间。您觉得哈金的说法对我们创造“中国式小说”有无启发？
为什么“中国小说”会成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使哈金的这个说法被很多人关注？一个中国人写的小说难道会成为“美国小说”吗？这原本是近于不言自明的问题。但现在确实成了问题，包括哈金先生本人，他的小说可能就是“美国小说”。有些小说家的作品不仅是按美国小说被阐释，而且大概也是按照如此这般的阐释方向去创作的。有一点大家很少谈到，现在的作家与80年代、“十七年”乃至现代的作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一百年来，这是第一批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实实在在地面对着国际市场和国际读者的作家。这还不仅是说中国作家在外面卖了多少书、挣了多少钱，而是，你可能一本书还没卖出去，但你的预设读者已经不止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甚至对有的人来说主要是外国人。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写作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受着跨文化的阅读和理解，也同时参与着复杂的国际文化政治博弈。所以，“中国小说”才成了问题，“认同”才构成了极具争议性的空间，比如有的人，只要外国人一骂中国文学他就兴高采烈，跟中了彩似的；另外有的人只要外国人一说好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回头狠打中国作家的屁股，这都是很拧巴的心态。我觉得，中国小说肯定不应该是不给外国人看或外国人看了就不理解不喜欢的小说，这有时表述得很自尊，但骨子里是文化上的自轻自贱、缺乏自信，怎么我们看了那么多法国小说、俄国小说，就没信心让法国人、俄国人看我们的小说？一个小说家没有信心面对人类说话？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作家把他寻求认可的对象完全放到国外去，那当然也是致命的问题，这会从根本上决定你写什么和怎么写。总之，这不是个简单的艺术问题、文化问题，中国作家身处全球化文化政治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处境，我们需要在这种复杂性中领会和探索“中国小说”。
如何在作品中切近当下的社会生活，是近年来批评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您觉得当下生活进入文学世界的“难度”究竟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限制了作家理解和把握生活本质的深度和广度？
当我们考虑如何在作品中切近当下的社会生活这类问题时，我们常常忘了这里边还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你这个“作品”不是新闻，也不是政论，而是“文学”。文学面对世界有它独有的认识途径和表现方式，它也能够提供其他文本比如新闻和政论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意义上的“真实”和“真理”。如果在这个前提上想不清楚，如果文学家们天天都在焦虑如何与网络、微博和报纸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那么我想我们注定会一直被失败感折磨着，直到对文学、对写作的信心丧失殆尽。很多作家都在慨叹：生活大于想象，网络上的新闻远远超过作家的虚构能力。这种慨叹显然就是忽略了刚才所说的那个前提。你是个小说家，难道你真的认为，除了每天微博上告诉你的关于世界的一切之外你再也无话可说了吗？如果真的那样，那你不如改行算了，小说至少是在你身上死亡了。我坚信，网上、微博上那些把我们的作家忽悠得六神无主的信息绝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依然有很多很多东西留在沉默的区域，等待着作家去写它。我甚至认为，那些让我们如此惊慌惶恐的东西可能恰恰是幻觉，它本身就应该是审视和观照的对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小说（乡土小说）由废名、沈从文以来的诗性写作传统已日渐式微，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大多是日渐崩溃的乡村世界和生活在乡村的“无望”的人们，他们或固守乡土，或选择逃离。您认为，这一传统在新世纪有无“回归”的可能？
这个传统也不是那么简单。沈从文也是明确地意识到有些东西必将消失，他的“诗意”也正是由此而来。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个传统脉络里打转，恐怕转不出什么结果来。刚才你谈到理解和把握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两个“度”从哪里来？恐怕需要眼光和范式的某种根本性调整。两三亿的农业人口正在和将要转化为城市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它推动和裹挟着极为复杂极为独特的人类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观察者站到一个简单的立场上去是容易的，但也是无效的。发一点浪漫主义幽情，下一些简单的道德或审美判断，这何其容易又何其轻浮。这个过程不仅是冷漠的“历史”意志，也不仅是政府的顶层决定，而是亿万人、浩大的人群怀着复杂的动机在梦想和行动。这里所包含的人类生活内容和人性内容已经远远溢出了我们那点可怜的“传统”，“回归”不“回归”有什么要紧吗？
您在《〈红楼梦〉影响纵横谈》一文中从文体特征、虚实叙事手法、悲感与冲突等方面论说了《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的典范意义，同时指出，《红楼梦》的传统与中国现代以降的小说写作之间存在着裂隙。这里是否暗含着您对“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解？您觉得对当代小说家而言，接续《红楼梦》传统的意义和困难在哪里？
传统的中国小说中，确实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放在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是非常独特的。刚才讲到，五四时对这些小说做了一次经典化，把它们从边缘一下子抬到了“正典”位置，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经典化是以建设白话文学、现代文学为方向的，是对它们做了一次现代性收编，比如《红楼梦》，很长的时间里是按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逻辑、西方小说的逻辑去解读。也就是说，这种经典化实际上是把它“化”没了，是以遮蔽和消弭中国小说的特点为代价的。所以，就有这个裂隙：我们把《红楼梦》抬得很高，但我们其实没有从《红楼梦》学到什么。这不仅是一个文学观念问题，《红楼梦》也好、《金瓶梅》也好，它们都是在现代性意义上的“历史”不在场的情况下写的小说，所以，它们的整体的看世界看人生的眼光和我们现代以来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这里边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人，时至今日，真的离《金》《红》很远了吗？我最近读《金瓶梅》，常常觉得那就是眼前事，而且我们的内在态度、生命感也并没有多大改变。这些东西，在我们现代以来的观念中是没有位置的，但观念上没有不等于它就真的没有，它一直就在的，在每一个人身上，它是一个被现代性话语屏蔽的区域。所以，要害不在我们是不是要学《红楼梦》，要害在于，我们的话语是不是很闹腾地走得太远以至于把身和心留在一个幽暗无声的地方？古典小说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参照。
贾平凹被认为是当代文坛为数不多的“以中国人的头脑（思维）写中国人”（穆涛语）的作家。在《庄之蝶论》中，您写道：“当我说贾平凹有志于《红楼》，并且为此重建语境时，当我说贾平凹的‘恒常’是一个文化和意义空间时，我所指的正是此等处：他复活了中国传统中一系列基本的人生情景、基本的情感模式，复活了传统中人感受世界与人生的眼光和修辞。”“这一切是构成传统中国生活世界的基本的精神框架，这即是中国之心，其实一直都在，但现代以来被历史和生活抑制着，被现代性的文化过程排抑于‘人’的文学之外。”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现有的文学批评话语无法完成对他的作品的阐释？他的这种写作路向，是否最为接近“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论构想？
对一部足够好的小说而言，任何一种阐释都不能说是“完成”了阐释，“伟大的中国小说”也谈不上什么理论构想。老贾自《废都》到现在的创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打开了刚才所说的某些区域，这些区域是我们的身心所在但话语不在，是沉默的。这确实是新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隐蔽的方向，除了贾平凹，像刘震云的写作，还有今年的《繁花》，从中你都能看出向着这个方向的努力。2014年1月13日晚
知命问答
——为《精英》杂志答曹飞跃中国几个知名的文学奖项，你都有担任评委。在你看来，纯粹的文学奖是否存在？这些年在文学奖评判的过程中，有什么因素影响着评委的眼光和标准？
当你谈到“纯粹”时，你的眼里有理想的光芒。好吧，我愿意想象这个世界纯粹地运行，但为了达到纯粹，我得变成纳粹才行。我想，我们还是承认世界不完美，然后努力做事去改善它。
至于说什么因素影响评委，我真的说不出来。每个评委都是不同的，每个不同的评委会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评委会如果是民主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知道，在文学艺术上，民主不是抵达完美的好途径，民主可能更容易抵达平庸，因为大家要寻求共识，结果一定要妥协，要少数服从多数。可是在文学艺术上，多数的意义是什么呢？你要寻求简单多数，何必依靠评奖，直接看销量看票房不就行了？
外界称呼你为“青年作家教父”“新生代文学教父”，对此你怎么看？你是如何挖掘一个好苗子的？
我做了二十七年编辑，做批评也很多年了，我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永远不要把那些作家的成长归功于自己。我认为最不体面的事就是弄一个小账本，记住我曾经帮过谁、谁应该感谢我。我不是因为和他有交情才帮他，他也不必感谢我。又不是黑社会，哪有什么“教父”！从根本上说，这只是我的工作，我不会把它弄得那么煽情。当然，无论作为编辑还是作为批评家，我都对发现真正的才华感到兴奋和庆幸，我会尽我的全力为他说话。但很多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这一切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在做一件有意思的或者有意义的事。
听说你喜欢喝酒，一般和什么样的人喝酒喝得最投机？说说最让你难忘的一次酒局吧。
不是喜欢喝酒，而是，一度酒名比较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在家顶多是冬天晚饭时喝个一两，平时想不起来喝酒的，所以也没什么酒友。
你觉得如今的文化人，和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文化人，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我从来就厌烦那种文学青年式的历史浪漫主义，天天哀叹今天的文人不如民国、不如清朝。清朝的文人有什么好？他们的风雅甚至风骨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人的非人生活之上的，你到江南那些园子看看，园子很美，但一个文人，当了个局处级干部就敢修那么大园子，在当时的一般生活状况中，这是现在难以想象的狂妄。
微信上还流行为地主乡绅鸣冤——乡绅的消亡确实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大变，由此造成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但这不是为地主乡绅鸣冤叫屈的理由，历史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晚清给了他们很大的机会，但你只要和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比一下就知道，中国的乡绅地主挥霍掉了他们的机会。尽管我的祖父也是地主乡绅，但我还是认为，从整体上，他们不配得到更好的历史命运，他们是自己把自己葬送掉的，顺便还给中国留下了长久的结构性内伤。
所以，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今昔对比，如果是审美意义上、个体人格意义上倒也罢了，如果是在严肃的历史观上去谈，那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是把历史审美化了。我看，现在有意义的，不是津津有味地慨叹种种差异，而是反过来，看看我们和晚清和民国的文化人在哪些地方是相近的、哪些毛病没有改。
目前市面上的作家，你认为有谁是你非常欣赏，但还没有得到读者的公正对待的？
我有一次看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硕士、博士论文选题的目录，发现学院里着力研究的当代作家就是那么几个。不是说那几个作家不好，都很重要，但是，就学术界而言，确实有一个眼界、见识问题。比如张承志，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很复杂的作家，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极具挑战性。但是，很少有人回应他、研究他。比如80年代的张贤亮，现在重读依然是有力量的，但也近乎被遗忘了。我们的文学其实是丰富的，但我们缺乏领会和认识这种丰富性的自觉和能力。
刚才说的是张承志、张贤亮，都是庞然大物，现在的作家，写得好但大家注意不够的就更多，比如小说家里，我喜欢上海的小白，我如果改行做一个小说家，就想做小白那样的，不知道他算不算得到了公正对待？
接下来有什么文学方面的计划吗？生活上的呢？比如旅行什么的。
写作上倒是有些计划，但我也不敢保证完成，还是不说为好。以后当代文学的评论应该会越来越少，至少这是我的愿望。旅行？现在出国的机会很少了，出差也是下了飞机直接去办事开会，然后掉头回去。好在我对游山玩水也没多大兴趣，很怕去看那些景点，能在酒店里一个人安静呆一天就谢天谢地了，看看闲书，如果在海边，就独自去游泳。
你近来在练书法？喜欢哪位书画大家？有固定练习时间吗？书法也是用来修身养性？
哈哈，朋友一见就要问：练得怎样了？求字求字！写字对我来说近于隐私，羞于示人。在练隶书，和我原来的字比较合。最伟大的隶书是《礼器碑》，有段时间临《礼器》，结果每次写两行就累趴下了。《礼器》就是高山，森严壁立、茫茫苍苍，你顶着石头向上爬，时刻知道自己的力气不济，所以废然而止。现在练《曹全》，《曹全》可爱多了，小家碧玉。但我觉得，有朝一日能临下《礼器》，那才是到了境界。前些天荆歌在微信上说了句：隶书易俗。他说得很对，练到《礼器》方为不俗。
晚上有时间就写一会儿。也没想着修身养性，修身不如暴走、练平板，养性我看也养不成，如今写字就是一大俗，很多人提起笔来就红尘滚滚想着怎么吆喝卖钱。笔墨之趣，好玩而已。
据你的朋友说，你是个非常注意生活细节的人，穿衣打扮都还比较潮，特别喜欢系围巾作为搭配，你平时是什么样的穿衣风格？
我的围巾广受嘲讽，我也确实是“围巾控”，脖子上没有围巾就总觉得缺点什么，现在天这么热也只好罢了。一个人出门见人，总要像点样子吧。其实也不仅是嘚瑟臭美，也是一个“敬”字。这个“敬”，是对自己、对人世、对事情都有一份敬重，现在谈传统很少谈到，据我看其实是传统的精髓所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多的、所重的都是“敬”的反面，是不敬、粗率、轻浮、潦草等等。我是个文人，过去的文人，他们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现在，我们本就没这个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话扯远了，本来是说衣服，我的衣服都是自己买，平时在北京难得有闲心去逛街，出差到了上海广州乃至小县城，有时间都要逛。我逛街是摩羯座，一定要一家店一家店仔细逛过去，漏过一家就心有不安，所以宁可一个人逛，免得把别人搞崩溃。
在你看来，文字或者文学，真的能安顿自己的心灵吗？
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安顿”。有时当人们谈论文学，你会觉得它不是在谈文学，而是在谈宗教。但如果你把文学当成宗教，那么你注定会拧巴和失望。我看电视上的《非诚勿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上来一个男嘉宾，声称热爱文学，那么十有八九最后要被灭灯，一个人上来一个人下去。也不是女士们对文学有什么偏见，这些人确实有毛病，我是老丈人我也不会选他。热爱文学没有使他的情商更高，反而使他的情商降到了常人水平以下。
文学无法让你超越，文学也不是让你与世界注定为敌，更不是让你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全球只有你高明，并因此对人世满怀愤怒。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说明文学对我个人意味着什么，我宁可选择“自由”，想象和感受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宗教、哲学和其他一切知识不能给我的。当然有人搞了半天文学把自己搞成乏味透顶的花岗岩脑袋，那我只能说他的文学和我的不是一种文学。至于有了这种自由是否能安顿心灵，那也取决于你怎么理解安顿，花岗岩也是安顿，而我真的不太在意是否安顿，人生何其短，安顿了等死吗？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有中年危机吗？最大的危机感来自哪里？
应该危机一下是吧？不过确实没有。生日那一天喝了几杯小酒，看着书柜里多年存下的几十瓶酒，忽然想到得抓紧喝，要不然哪一天医生不让喝了，就不知便宜了哪个王八蛋。这是个大危机。
我是怎样的人？摩羯座啊，据说，上升星座是射手，金星和土星在水瓶相遇。人家告诉我，我是典型的摩羯座，我想我至少是个认真的人，自己也知道是偏执，一件事在手上，一定要从头盯到脚，最恨失控、最恨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最看不上的是不认真、凑合。我不是球迷，但每次世界杯都坚决支持德国队，最近正打听哪能买到德国队的衬衫——深蓝色的那种，HUGO BOSS的。我当《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每期稿子一定要从头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改得满篇花。我倒不觉得累，精确、完美，乐在其中。但我确实常常比较同情跟着我工作的人，他们不幸碰上这么一个吹毛求疵的疯子，经常忍受挑剔和奚落。
当然我知道我还是个傲慢的人——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真是觉得冤啊，我这个人既不愤世也不嫉俗，从无傲人之心，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给大家这么个印象？有时照照镜子，觉得可能是这个脸比较冷感，不亲和，让人觉得气盛。过去是年轻气盛，现在中年了，自己也希望别再气盛，慈祥一点，平和一些，前两年出了本集子名字就叫《平心》。
你是幕天讲坛发起人，您如何看待乡村中学和乡村教育的情况？在讲坛上，你会想和孩子们分享什么？
非常惭愧的是，我至今也还没有尽义务。当初组织者一说，我是很积极的。忙忙碌碌，要紧的事倒荒芜了。它的意义是不用多说的，但老实说，我想的主要不是我能给人家什么，而是，我自己会从中得到很多。现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生活在大城市，天天高谈阔论，我常常怀疑我们其实是没有现实感的，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无数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不是想去教育人家，我想去受教育。我真的想不清我能给孩子们说什么。告诉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吧走吧，意义在远方？或者反过来，告诉他们，意义就在这里？我真的很困惑。
五十知天命。你今年正好五十周岁。都说天命之年，就是到了不再逆天而行，要一心一意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年纪。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是这样吗？对于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
孔子说五十知天命，那是春秋时代，那时平均寿命大概超不过三十，你都活到五十高寿了，还没有活明白？现在五十离知天命还远着呢。就我来说，我没觉得自己曾经逆天而行，我想我至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并没有很执着地去选择什么，去成为什么。当年在大学，全班都是文青，只有我不是，连一首诗也没写过。结果呢，三十年后相遇，还搞文学的，我们班也就剩下我了。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毕业分配时给了两个去向，一是作协，一是军队，在军队不能睡懒觉是个大问题，于是去了作协搞了文学，去了就从没想过改变。我想如果当初让我当会计，我也会好好干的。所以现在，人到中年，依然是随遇而安，行当行止当止，随便着，同时把手上的事做好。
至于生命的终极意义等等，我不太深想。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我并不怕老，有一年在伦敦，有时会在街上看见一位老先生，很老了，快走不动了，但穿着笔挺的西装，别着一朵鲜花，就那样从街上走过。我看到他们，总是无端地觉得好，就这么洁净、体面、从容地老去。2014年
世界、传统与工作伦理
——答张英您的新书名为《致理想读者》，在互联网时代，您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标准有哪些变化？
我很后悔起这么一个书名。以前当编辑，常给别人起书名，有时很是得意，觉得是神来之笔。但给自己起书名，就从来没好过。这个书名也是山穷水尽凑合出来的。书出版时，正好赶上世界读书日，于是这些天老被人追着逼问：你说什么是理想读者？你是不是理想读者？等等等等。“理想读者”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关于什么是理想读者，我也说不清楚。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借用这句话，我觉得不理想的读者都是相似的，理想读者其实各有各的不同。不理想的读者压根儿就不读书——我这里指的是文学书——如果有的人突发奇想一定要读，或者竟然读了、竟然还有高见要发表，这时你就忍不住想劝他别再读了，你还是读励志书或者教科书更合适。
但理想读者是有的，纸媒时代有，互联网时代也有。你拿着刀一定要我描述一下他是什么样的，那么我愿意把他想象为对他人和自我、对生命的可能和不可能怀有专注的好奇心，同时又有敏锐的感受和思考能力的读者。
时代变了，某些阅读习惯也变了。纸媒时代，读书人会在书上加圈画线做批注，有的还有一个小本子，摘要摘抄，写写读后感什么的。现在KINDLE上也有这些功能，不知你用不用，反正我不太用，信不过它。前些日子丢了一个KINDLE，颇为庆幸，幸亏没用，否则更心疼。当然，也许有办法把批注什么的在云端存起来？但我宁可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床下而不是云端。
但是互联网也扩展了人的阅读体验，读者可以便捷地发表和交流阅读感受，网上有大大小小的阅读社区，你到里面逛一逛，就会发现高人很多——理想读者到处都是。在互联网提供的诸多可能性中，有一种就是，评论家死掉了。众多理想的、好的读者阅读并且发声，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评论家的文化功能，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阅读和流传的，在广泛参与的公共空间里自行形成判断。
经过了过去二十多年与世界全面接轨的磨合过程，您觉得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自信心会不会增强一点？
我前些日子还谈到，现在正在写作、开始写作的这些中国作家，是现代以来的作家中很特殊的一代。这一代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坐在家里，面对电脑，他心中预想的那个读者，既包括中国读者，也包括外国读者。
他们是第一代身处这种情境的作家。现代作家像鲁迅、沈从文他们是不会考虑这个的。当然从理念上说文学是面向全人类的，但是就具体的创作状态来说，恐怕鲁迅他们很少会想到我这个小说的读者除了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欧洲人、柬埔寨人或者埃及人，他不会想这些问题的。当代文学中，“十七年”的时候也不会想这些问题。
但是现在，很多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他预想的读者就不仅仅是国内读者，他可能就会想到，我这个作品还要卖到纽约去、卖到伦敦去，这其实是中国文学现当代以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80年代乃至90年代早期，有人翻译咱们的东西，咱们常常是受宠若惊，承您看得起，意外之喜。现在，大家的心态比较正常，面对世界文学、面对外国读者，我觉得我们的作家都是越来越自信了。过去和洋大人打交道我们总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文化上的自卑感，有一种学生见老师的怯意。
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牢固地认为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都很文明，连外国的黑社会都彬彬有礼，像个绅士——你踩了黑社会的脚，黑社会都要说一句没关系。这至少有一部分是翻译造成的，翻译和我们的编辑共同造成这么一种错觉。严复讲信达雅，但如果他本来不雅，你非要让他雅起来，这就有问题。你以为外国人不骂大街，不说粗话？一样说。但是到了我们的翻译家笔下，又经过编辑，就全变成了文雅的书面语，白衣胜雪。可见，外国的月亮有时是被翻译圆的。我比较赞同鲁迅的直译，现在的美剧，好多是直译，观众总算知道外国人也不是个个饱读诗书。
所以有一个正常的态度不容易，包括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现在我们也算见多识广，一个中国作家，他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大概远远超过一个美国作家，美国人是不大看外国文学的，我们看了那么多，也长了些见识，中国自80年代以来到现在，十个、十几个现在还活跃着的好作家，放到世界文学中是一流的、毫不逊色的。
我想到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的年度新锐作家徐则臣刚出的《耶路撒冷》，从名字和架构来看也有着走向世界的心思，您如何评价？《耶路撒冷》首先是给中国读者写的。但是我估计作者是考虑到外国读者了。这个没什么不好，是自信的表现。现在好莱坞拍个电影还要考虑到中国观众，它还要加一些中国元素，出一个“中国特供版”，好莱坞能这么干，我们就不能这么干吗？当然，如果只盯着外国读者，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这一代作家在他们的创作态度中包含着一种自觉的世界眼光，他们也有充分的信心把作品放到世界上同时代人的写作中去比较。我们讲中国经验，其中就包含着开放的向度，不是封闭的。现在一个70后、80后、90后，他和世界上的同龄人之间可能有很多共享的经验，同样地，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中国作家，与同代的美国作家、法国作家或者哥伦比亚作家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和竞争。《致理想读者》开篇提到了《新文学大系》，回到五四，那一代人他们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年龄有的也不大，但不过二十年时间，等到《新文学大系》出来之后就完成了经典化过程。站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您怎么评价中国文学这三十年的成就？
五四那一代人很伟大，也很幸运。幸运在哪里？他们是在开天辟地。比如新诗，以前从来都是旧体诗，现在你揭竿而起，说咱们应该写新诗，应该用口语写诗，你可能一开始写得不好，但是你就是新诗的开创者，就像胡适写《尝试集》，我们现在看那个《尝试集》真的是不怎么样。
当然，他们的伟大就在于，当时聪明脑袋那么多，这件事却没有人敢想，胡适想起来了。草创时期难免简陋，但我们确实要考虑到这是个开天辟地的工作，以文言文为基础的诗学传统已经那么成熟、那么精深，而白话文、口语，这本来是未经充分诗化的语言，一直是用来做买卖吵架的，现在我们要用它来写诗了，这个过程不像我们后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那一代人他们的伟大与幸运都在于“开天辟地”。他们的很多作品迅速完成经典化也是正常的，因为前面没东西，新的文学形式在他们手里创生。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中国文学还是在他们建立的基本范式之中。所以拿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比较，其实意义不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条件和自己的命运、使命，后人站在前人的肩头上，跳得高一点也很正常。五四到现在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以1949年分界，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和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我觉得当代文学的成就是绝不逊色于现代文学的。
您在《致理想读者》的开篇《1976年后的短篇小说：脉络辨》中，给了汪曾祺不小的篇幅，联系到前段时间马尔克斯逝世，想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两种写作类型对当下文学的影响？
80年代以后文学的影响来源一个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等。再有就是现代文学传统，其中包括鲁迅的传统、革命文学传统，也包括80年代夏志清影响下“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传统的重新勘探和确认，像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都被找了回来。
另外，从80年代开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有一个对中国古典传统的重新认识过程，这里边，汪曾祺是一个重要环节，最初正是通过他，人们忽然意识到古典传统、文人传统的现代意义，发现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艺术资源。
还有一个方面，大家谈得不多，就是网络文学兴起，通常这被看作一种全新的事物，但实际上它是呼应着通俗文学的传统，明清以来一直到现代，到金庸、琼瑶，这是一个被五四新文学压抑着的传统脉络，上世纪90年代末，农村包围城市，它在网络这个当初的边缘地带卷土重来。
说到汪曾祺，大家一直评价他为“最后一个传统文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文学传统。从他去世到现在的这十七年，您觉得这种文学传统在中国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
我相信汪曾祺不会是“最后一个传统文人”，当然这也要看你怎么定义传统文人。要按王国维的标准来衡量，那汪曾祺也不是什么传统文人，他完全是个现代文人。我们也可以说静安先生投了昆明湖，文人传统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个只能是相对而言。
当然，放在文学史的架构中看，汪老先生也很幸运。他正好在恰当的时间站在那里，于是变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通过他的写作，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一下子意识到还有那个方向，还有那么一片天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了不起之处不在于他是最后一个，他也是特定时间点上的第一个，由此，传统文人的感受方式、美学趣味、人生态度开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生。
您在论说《红楼梦》时说，“我们有一部伟大的小说，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读成流言蜚语。”似乎我们习惯于把一个纯文学作品解读出文本之外的好多意义。您觉得在互联网时代还适合去谈论纯文学吗？
其实“纯文学”就是一个没法说清的概念，这个词飘浮在空中，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雨。《红楼梦》当初可不是纯文学，是彻头彻尾的俗文学。在中国文学中认为是纯文学的东西，放在不同的文学视野里，比如欧洲或者美国那里，可能会被认为根本不纯。
所以，概念所能说明的东西和它带来的混乱相比可能混乱还大一点，我就不太喜欢用“纯文学”这样的说法，读书又不是喝水，何以纯就是好？
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去面对文学在这个时代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不必在纯不纯的问题上焦虑、争吵。比如现在的大众文化，其中蕴涵着巨大的创造力。包括青年亚文化，包括微博微信上那些一闪即逝的碎片，它们的创造力不低于所谓的纯文学。这对文学构成压迫，但同时也构成了巨大的资源。
我们选择喝纯净水是没办法，人真正该喝的还是江河中的水，文学我觉得就应该像江河一样，能够容纳一切，也能够在这种容纳中澄清一些东西以确立自身。
这就跟您一直提倡的非虚构的概念连贯起来了。
对，在这个时代，应该有一个面向现实的，也面向未来的开放姿态。非虚构，老是有人问我，那到底是什么呀？我说，这个我说不清楚，我也不想说清楚。一事当前，我们总是急着拿现成的概念去界定它，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从固有的观念和经验出发对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文化和文学的新鲜经验进行规训，能不能装到我这个抽屉里。其实也不妨先把我们的抽屉放在一边，不要急着把东西往抽屉里归纳，先让它自由自在地生长。我们就先这么写着，先这么干着，又能怎么样呢？也许真正的新东西就会出来了，也许你那个抽屉需要改装一下。
您觉得以后中国的非虚构能和国外的非虚构概念融合起来吗？
问题在于，我们的作家愿不愿意下这个功夫。非虚构的写作与其说是体裁问题，不如说是写作伦理和工作方法问题，这个坦率地说是中国作家的普遍弱项。
我们很少有作家说我写某个村庄前先花三年、四年、五年的工夫去周详地研究这个村庄。我们总是提到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卡波特为了写这个案件，从纽约跑到偏僻的堪萨斯蹲守采访，前前后后三四年。你可以想象一下，要是一个中国作家现在要写这么一个案子，他用得着搞三年吗？搞三个月算是勤劳负责的了，搞一两年大家都会觉得他傻，他自己也会觉得傻。
所谓非虚构，是一种奋力抓住、抵达真实的努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复杂艰难的认识过程，也不光是用脑子想，还要走进去，还要望闻问切，是采取行动去逼近如此难以言喻、如此难以把握的那个真实。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套严格、严密的工作伦理和工作方法。
我过去编非虚构作品时最厌烦的就是动不动抒情议论，事实不足、不清，只有靠抒情的高音和议论的高调。我觉得非虚构很重要的一条是作家面对真实的谦卑，没有这个谦卑，你就会觉得万物皆备于我，下车伊始哇哩哇啦。
我们也比较期待将来中国作家能用非虚构写法去写外国，就像美国记者何伟写《江城》。
还是先好好写中国的事吧。
刚才谈到五四，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但在文学上，赛先生也就是科学的影响并没有扎下根去。现代以来，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文人传统加欧洲浪漫主义，神秘的创造，才华、灵感等等。像福楼拜那样科学传统下的训练和实证，这个底子现代以来就没打好。
比如你看法国文学，从巴尔扎克、福楼拜到自然主义甚至现代主义、新小说，具体的文学观点不说，都能看出科学精神的影响，作家的工作伦理、工作方法，是在科学精神的影响下确立起来的。
不是说才华、灵感不重要，但是小说也好、非虚构也好，需要在科学精神浸润下的工作伦理和工作方法的支持。乔伊斯写《尤利西斯》，据说你现在还可以拿这本书当都柏林的导游图，时间都掐着点儿的，从哪儿走到哪儿，实际时间和小说时间大致对得上。我以前当编辑的时候，很烦咱们的小说里动不动就A城B城，或者什么滨海市滨江市，你到底是哪个城？你是卡夫卡倒也罢了，但你不是，你那个A城B城就是为了省事，这和想象力一点关系没有，而是不负责任，心中无数，写到哪儿算哪儿。
懒，于是，托词于灵感和才华和想象，说得玄而又玄，其实就是懒而已。2014年5月3日
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
——答《华西都市报》张杰您在《致理想读者》自序中提到“理想读者”就是“深刻地理解文学之价值并且能够恰当贴切地领会文学之精义”。对此，您还有哪些补充？
书名里用这个词，也是因为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书名。没想到，好像大家对这个词很感兴趣。我倒不希望这是一个十分高大上的概念，也不希望它包含文化权力，好像你怎样读是对的，怎样读是不对的，没有人可以评判你是否“理想”。我只是觉得，可能确实存在不太理想的读者，他们从文学中没有得到应得的快乐和教益。这甚至和文学作品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和我们接受影响的方式有关。比如，我看到不少酷爱文学的读者，文学对他来说像宗教一样神圣，但是，文学却没有增进他对人性的感受力和对生活的理解力，他的心没有因此变得辽阔，相反，他比一般人更为狭窄无趣——我想你也很可能碰见过这样的朋友，他的世界里除了自己再装不下别的。每次碰到这样的先生或女士，我都会感到，文学这药是好药，只是他吃错了。中国古人对文学的态度就有点问题，我们习惯于以文学浇“块垒”，直接就把文学当成了牢骚，浇完块垒之后就宣布世人皆醉我独醒！文学对很多人的意义就仅限于三两白酒。文学确实抚慰着弱者、失意的人，但不是通过发牢骚，而是让我们即使在失意、脆弱的时候，也能和自己、和这个世界相亲相敬，兴致盎然。所以，我特别喜欢一个四川人，苏东坡，他一生坎坷，可是你看看他的文章诗词，没有气急败坏怨天尤人的酸气。苏东坡这样的文人在我们的传统中并不多见，比较多的倒是泡菜坛子，酸气冲天，好像不让他当宰相就是这世界对不起他。
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认为，态度严肃的、能启发人们思考而不仅仅是供人娱乐的文学，注定只是一部分人才有能力欣赏。那么，文学在大众世界里的寂寞，就是非常自然而无需介怀。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怎么看待文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至少，作家们没必要和影星或歌手去比热闹。文学和它的读者的关系说到底是一对一的关系，你独自打开一本书，独自面对作品。这就像两个寂寞的人相遇，可能心心相印，也可能完全无感，不管怎样，这根本上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自己其实很不喜欢和人谈论我正在读的书，我有时觉得这近乎隐私，精神上的隐私。当然，我同时是个批评家，有时不谈不行，这也是个矛盾。中国古人常常慨叹，千古知音难觅，一方面是难觅，另一方面，文学给我们的一大乐趣就是，真的碰上知音了！
文学在我们的社会精神建构当中，应该是怎样的位置或角色？
这个大家已经谈了很多，我不必重复。这十几年来经常会有人宣布，文学要完蛋、小说要完蛋，对此，你不必认真，他们自己也是不认真的。文学已伴随人类两三千年，经历无数风雨而一灯不灭，它是深刻地植根于人性的。热衷于宣布它的死亡和衰竭只不过证明我们自己的轻浮。有的朋友曾经宣布小说死了，但没过几年自己又写起来了，我说你这真是作法不自毙啊。
当下年轻人看美剧学瑜伽旅行健身，中年人为事业家庭子女奋斗，年老人跳广场舞。你认为，文学阅读在一个普通人、非专业读者那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美剧瑜伽旅行体育乃至广场舞都是好的，我想这个世界之美好就在于人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假设有人规定，你必须每天下班读一个小时小说，否则罚款。你一定会恨文学，觉得读文学是苦役。文学是文明的必需品，但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却不一定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它不是工作不是义务，但是，拿起一本书，它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远方、一次等待你的假期。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太多你觉得不得不做的事塞得太满，比如一到长假，所有人都知道出门是受罪，但是路上和景区的人一点也不会因此减少。怎么能不出门呢，这是假期啊，必须出门！你实际上是被强迫了。文学不会强迫你，恰恰相反，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停顿，一个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
我曾经看到你关于纯文学杂志的一个观点。大概就是说，纯文学杂志，只要有优质的内容，不要整天关心它会不会立马死亡。不过，作为读者，也看到，除了像《人民文学》《收获》这样的一线大刊之外，很多地方文学杂志，都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内容难寻亮点，图书装帧设计水平陈旧。这样的杂志，生存艰难，多少也有不思进取的原因。对此，您认可吗？你认为，一本好的文学杂志，应该是怎样的？
我最想做的事其实就是办杂志。当然我办过一本《人民文学》，但是，如果你明天再给我一本小小的文学杂志我会很快乐。我不会把它办成另一本《人民文学》，我想，我会把它变成特定人群和特定趣味的平台，和我的读者一起快乐。在这个时代，杂志越来越成为一种小众、分众的媒体，你必须设法成为你自己，并且找到同道。我想，很多杂志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想成为自己，而想成为《人民文学》或《收获》。
对四川作家及其作品，您有着怎样的总体评价？
当然，这里有我们最好的小说家和诗人。尤其是一批诗人。我很羡慕四川文人的态度，不那么着急，从容，当然反过来说，可能也不太勤奋。但文学这件事，也不是只靠勤奋就能解决问题的，李白就不勤奋，主要是忙着喝酒、旅行会朋友。四川的文人一向有这个传统，他们都活得很开阔，不是皓首穷经、急吼吼的样子。包括郭沫若，我也喜欢他早期的多姿多彩。文学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现在的四川文人也有这样的气象。文人不仅以他们的作品，而且以他们的行动教给我们怎么生活，苏东坡对中国人的馈赠不仅是他的诗词文章，还有那么多趣闻轶事，还有东坡肘子东坡肉，这是中国文化中特别有风致的一面，这一面在四川还保存着。
你怎么评价阿来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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