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读本(大众儒学经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晓晶 编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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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读本(大众儒学经典)

《曾国藩家书》读本(大众儒学经典)试读:

前言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今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父曾玉屏,普通耕读之人;父亲曾麟书,是秀才塾师。曾国藩二十八岁考取进士,三十岁授翰林院检讨,三十七岁任礼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为母亲江氏守孝期间,临危受命组建湘军,抗击太平天国。历时十三年,为清廷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追缴捻军。此后数年,办理洋务、回任两江,在军事、洋务、文化、政治等方面均功绩显赫,成为清代中兴名臣,与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同治十一年(1872)去世,谥号文正。

曾国藩是清世由文人而入武侯的第一人,虽身处乱世,却中正庄严、克己复礼,严格以理学精神修养自身,劝谕家人。自道光二十年(1840)入京任官至同治十年(1871)三十一年间,笔耕不辍,无论顺境、逆境,都坚持与家人通信,写下家书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曾国藩家书》以儒家理学精神为根底,充分体现了儒学的道德追求与现实抱负,堪称儒者安身立命之范本。

1872年,曾国藩因病逝世。三年后,光绪帝亲下诏书,命其门人李瀚章、李鸿章等三十余位儒生编撰其生前著述。光绪五年(1879),传忠书局刊刻出版《曾文正公家书》。该版本由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对,二人不仅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历经晚清政治风云历练的重臣,对《家书》的编排、裁断颇有深度。2011年中国致公出版社再次整理出版了传忠书局的《曾国藩家书》,全书以原书编年体例为准,另加了目录;由繁体竖排转化为简体横排,并重新句读。本书以传忠书局刊刻的《曾文正公家书》为底本,参考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简体《曾国藩家书》和我国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繁体版本,精选其中的重要篇章,重新编辑分类,以修身、劝学、孝悌、处世、为政、治军为大类,根据文中主旨另拟标题,在基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对文中核心意义加以延伸和阐述,以方便当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曾国藩在清代政治风云变幻之下,所写家书的意义和价值。湘军中后期,曾国藩的家书多集中在军事上,而其核心思想在早期已多有阐明。故选编家书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曾国藩京官时期和湘军早期。鉴于编著者才疏学浅,文中疏漏,还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修身卷

题解

修身,是儒家文化中对君子行为最基本的要求。《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是贵为天子,还是普通百姓,一世都应坚持以涵养自身道德、品行为本。修身,不仅要在行为上做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以规范约束自己,更要从心理上做到“正心诚意”。在《大学》中就有“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之说。儒学中的修身与修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修心又与佛家所说的打坐、禅定不同,儒学的修心与修身一样,都是要在与外物的互动中完成的。只有与世界、人群有了紧密的交往,才可能在认识外界事物、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强大自己的内心,修正自己的行为。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与人谋”、“与朋友交”是与人的交往;“传而习”是与事、物的交往。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在一个人与世间万物的交往过程中,塑造自身道德修养、规范个体行为的“入世”之道。

曾国藩以“立功、立德、立言”而享誉清代,成为一代名臣。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不少自省、督促他人的修身之道,通过这些家书,更能体会到曾国藩服膺理学、以修身为本的做人之道。第一篇 反身而诚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岁

九月十五日[1](1841)

原文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内系得父亲信一,叔父信一,丹阁叔信一。十八日男发家信第十二号,不知已收到否?

男等在京,身体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归,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间即言欲归,男始闻骇异,再四就询,终不明言。不知男何处不友,遂尔开罪于弟,使弟不愿同居。男劝其明白陈辞,万不可蕴藏于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责之,婉言导之,使男改过自赎。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如男全无过愆,弟愿归侍定省,亦宜写信先告知父亲。待回信到时,家中谕令南归,然后择伴束装,尚未为晚。男因弟归志已决,百计阻留,劝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愿,欲与彭山屺同归。彭会试罢屈,拟九月底南旋,现在尚少途费,待渠家寄银来京。男目下已告匮,九弟若归,途费甚难措办。

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咏芝前辈扶榇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九弟年少无知,又无大帮作伴,又无健仆,又无途费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谧[2]之际,兼此数者,男所以大不放心,万万不令弟归。即家中闻之,亦万万放心不下。男现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从,则读书如故,半月内男又有禀呈;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必不令其独行。

自从闰三月以来,弟未尝片语违忤,男亦从未加以词色,兄弟极为湛乐。兹忽欲归,男寝馈难安,展转思维,不解何故。男万难辞咎。父亲寄谕来京,先责男教书不尽职、待弟不友爱之罪,后责弟少年无知之罪,弟当翻然改寤。男教训不先,鞠爱不切,不胜战栗待罪之至。伏望父母亲俯赐惩责,俾知悛悔遵守,断不敢怙过饰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谨禀告家中,望无使外人闻知,疑男兄弟不睦。盖九弟不过坚执,实无丝毫怨男也。男谨禀

解读

曾国荃在家中所有子女中排行第九,故称“九弟”。他出生于道光四年(1824),小曾国藩十三岁。国荃十六岁随父上京,后住在曾国藩宅邸,与哥哥一家同住。此时的曾国藩恰值而立之年,又初为京官,家境并不富裕,但对于九弟的照顾则是体贴入微。然而,曾国荃在入京一段时间后,还是思乡情切,想回到湖南。这封信便是曾国藩向父亲陈情此事。

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家中长男,对自己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从兄弟友爱的角度来看,曾国藩对于九弟的生活起居、前程学业是极为关心的。然而,即便兄弟相处似平常,而九弟迫切归家的想法,依然让曾国藩内心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是一种自省的萌芽,当得知九弟要离开的决定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推卸责任或懊恼,而是考虑自己是否有不对之处。在信的一开始,曾国藩即向父亲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困惑与担忧,并禀明自己不断向九弟询问,甚至提出让弟弟对自己“正容责之,婉言导之”的要求。这不仅是兄长对于弟弟的爱护,更是兄长自身人格修养的体现。

在儒家看来,修身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即便没有学过什么知识,人也具备做善良之事的能力;即便没有经过复杂的思考,也可以对善与不善的事情做出基本的判断。就好像小孩子,虽然天真烂漫,毫无任何成人世界的处世经验,可是他也知道要亲爱自己的父母。到年长一点,便知道要尊敬自己的兄长。亲亲,这就是仁;敬长,这就是义。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这正是天底下最根本的人道所在。正因如此,儒家有着“反身而诚”的修身功夫。反身而诚,就是反思自身,去发现自己的本心。曾子说,自己每天都要反省一天的行为是否恰当。在待人接物时,是否怀着一颗真诚之心。在与人协同做事时,是否忠诚踏实。每天学到的东西,是否有认真实践。“三省吾身”就是要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以达到心与行的统一。

曾国藩客居北京,事业和生活都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作为兄长,对于弟弟赴京学习、日常起居却给予了加倍的关怀。奈何国荃一心要回乡,这时曾国藩的做法体现出儒家君子在修己上的功夫。他没有责备国荃,而是努力去与国荃沟通,在沟通不够顺畅的时候,则反身自省。

修身之始,在于能够自我反省,其境界则是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豁达。而在这封信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儒家君子修身的第一步:“反身而诚”。注释

[1]若无特别说明,书中所涉及的日期均为农历日期。

[2]恬:安静,坦然。谧:安宁,平静。恬谧:恬淡安谧。第二篇 保身为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正月十八日(1842)

原文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新正初七日,男发第一号家信,并鹿脯[1]一方,托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屺转寄,不知到否?去年腊月十九发家信,内共信十余封,想已到矣。初七日信,系男荃代书。

初八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寿。下半日荃弟患病,发热畏寒,遍身骨节痛,胁气疼痛。次早请小珊诊,系时疫症。连日服药,现已大愈。小珊云凡南人体素阴虚[2]者,入京多患此症。从前彭棣楼夫妇皆患此症,罗苏溪、劳辛阶、郑小珊、周华甫亦曾有此病。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其治法不外滋阴祛邪,二者兼顾。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郁,胃家有滞,故病势来得甚陡,自初八至十三,胁气疼痛,呻吟之声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惧,初九即请吴竹如医治。连日共请四医,总以竹如为主,小珊为辅。十四日胁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减日退。现在微有邪热在胃。小珊云再过数日,邪热祛尽,即可服补剂,本月尽当可复体还元。

男自己亥年进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孙儿病,今年九弟病,仰托祖父母、父母福荫,皆保万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男不获在家伏侍,至今尚觉心悸。九弟意欲于病起复体后归家,男不敢复留。待他全好时,当借途费,择良伴,令其南归。大约在三月起行。

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黄河决口,去岁动工,用银五百余万,业已告竣。腊底又复决口。湖北崇阳民变,现在调兵剿办,当易平息。

余容续禀。男谨呈

解读

这封信中,曾国藩向父母禀报了九弟国荃在京生病之事。作为一名深受理学思想熏陶的士大夫,生病虽属平常之事,但是身体上所发出的病痛信号,却是一种未能很好修身的体现。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修身”有着两个重要的指向。前一封信中,曾国藩讲“修身”,主要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反身而诚”,这是作为道德的自我的“修身”功夫。但是,儒家并非泛泛地讲道德修为,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儒家对于身体本身,也有着极具人文色彩的关爱,对生命表达了一种养护、珍惜的态度。

首先,身体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天命的载体。身体的疾忧与自然的变幻有很大的关系。《周易》中将人的身体视为阴阳二气氤氲而生,所以,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定是与周遭的环境间有了隔阂。现代人生活在都市,离自然越来越远,习惯了药物对疾病的控制,却忽略了身体自身有着一套与天地自然相合的系统。其实,很多时候,身体发出的信号,只是在说明,它与周遭的环境正在磨合之中。在信的第二段中,曾国藩讲到九弟国荃生病的情况时,便向父母说明了医生的诊断,九弟的症状恐怕是北上之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才会出现的状况,父母不必特别挂心。

其次,身体还是父母的馈赠,是父母之爱的承载。《论语》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孟武伯问孝,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汉代的马融将“其”理解为指代“子女”,这句话的意思是儿女不要做乖张之举,使父母在健康之外无须再为子女担心,这便是尽孝了。所以,从尽孝这一点上而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子女对父母最初的继承,是父母给予子女的生命礼物,因此必须要很好地爱惜它,才算是孝的发端。在信的第三段,曾国藩回忆了自己自入京以来,家人频有生病,也让他感到需要在外更好地照顾自己,以免父母牵挂。这种对自身的爱惜,就是对父母的疼惜。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儒家对于“身”有着很深厚的理解。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而言,“保身”是对于孝道的坚持。从更接近“道”的角度而言,“保身”则是天人合一观的表现。《易传·系辞上》中,谈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男女之道便是乾坤之道、阴阳之合,人的身体便是乾坤之道流行变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身体是“道”的实现,人道与天道实则是合一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早在《易》中就已出现了。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一说,认为“人”实际上是“天”的投射,人的身体是仿效天的形态而形成的。“人副天数”将人与天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天的灾异也意味着人间的祸乱兴衰。这种接近神秘主义的说法,也成为谶纬之说在汉代兴起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在天人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在中国古人眼中,绝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躯干那么简单。“身体”是“道”的一种呈现,因此“保身”意味着对道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修身”不只需要从道德上锤炼自身,在“身体”上也应注重阴阳调和、神清气爽,以“保身”为重。

最后,曾国藩在感慨入京后家人的健康时,亦对祖父母、父母表达了感激之情,这是中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祖德”观念。中国人在对待祖德与福报这件事上,与其他民族非常不同。印度的宗教认为人活着即是“苦”,因此想要求个解脱,个人与自己的祖先除了种姓上的联系外,便是独立的。一个人的所为,只是为了求个解脱。基督教则认为,人在此生的生命,是为了到了末日审判,最终由上帝挑选是否可以进入天堂。唯独中国文化不一样,一个人的福报,除了个人所为,很多都是“祖宗庇护”。祖先因为做了很多善事,才能为一个家族积德,在世长辈的所作所为,也直接关系到子孙的福报。在传统信仰中,中国人的行为一定是与家族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民间信仰中的“中元节”等,都与祭祀、扫墓有关,这其中就有向祖先表达感恩“祖德”庇护的原因。所以,曾国藩在此会将身体的康复归结于祖父母、父母的庇护,这也是感念亲恩的一种表现。

总而言之,“保身”不仅体现出一种对生命之大本的敬重,也体现出君子对孝道的践行。所以,“保身”不是单纯地渴望身体健康,它更是“修身”的一个维度,是君子实现天人合德的重要途径。注释

[1]鹿脯:鹿肉干。《礼记·内则》中就记录有鹿脯,但限于君主所食,是一种相对贵重的食物。)

[2]阴虚:中医专业术语。中医认为人体内的所有器官、组织都有阴阳二表,阴虚者指阴液不足,不能滋润,不能制阳,从而产生一系列发热、盗汗等症状。此处言南人体素阴虚,即南方人体质中阴液较为虚弱。第三篇 格物功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十月二十六日(1842)

原文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日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1],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2],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3]则忧之,蛮夷猾夏[4]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5]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叶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6]。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叶,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兄国藩手具

解读“修身”既要养身,又要养心,做到身心兼备方可称为“修身”。然而,怎样的方式才可以做到修身呢?在曾国藩与弟弟们的这封信中,我们便可窥到儒家修身方法的一些精髓。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了“修身”与《大学》中“格物”“诚意”的关系,且在这之前谈到了君子立志与所忧的问题。

首先,立志与“所忧”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立下怎样的志向,便会对什么样的事情担忧。曾国藩虽肯定了四弟立志读书的决心,然而对其志向的坚定性则提出了质疑。他谈到若要真的立志读书,则哪里都是清净的读书场地,言外之意,真的志向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关键是看一个人是否要坚持这个志向的决心。在谈到六弟担忧自己命运坎坷时,曾国藩则表示因为一两次科举考试的失利,便担忧起自己的命运来,实在不是一个君子所忧之事。君子所忧心的事情应该是怎样才能养成君子品格,如何才能修德讲学。这是因为君子所立的志向,绝不是一个外在的功名,而是如张载在《西铭》中所谈到的那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地境界。当学者将其志向定在天地之间,专注于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于父母生养,无愧于做一个天地间大写的“人”时,他所担忧的事情才会有新的境界。这时人的目光是敞开的、高远的,人世间的文明开化、国家的兴衰存亡、政治的清正廉明、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是他所担忧的事情。这些事情与君子个人的名誉、荣华无甚相关,而君子却会忧心于此,这才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之人的境界。冯友兰说过人生有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作为君子就是要将自己从生存的、欲望的自然和功利境界中抽离出来,进入道德境界,从而最终达到天地境界。人生之志决定了人生之忧,因此,越高的志向越容易使人进入更高的境界。周敦颐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学者只有立下伊尹、颜子之志后,方可进修其道,以通达更高的境界。

其次,曾国藩谈到了“修身”与“格物”“诚意”的关系。《大学》自位列“四书”,程颐说它是“入德之门”。《大学》中的八条目是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修身的基本纲目。在这里曾国藩特别强调了“格物”与“诚意”,从而将修身落实到了实处。《大学》虽是儒者修身的纲目,然而它并不是道德规训;它代表着一种实践的品格。修身,不是禅坐,亦不是考据;修身首先源自对于“物理”的理解。理学家认为万物皆有其理,如同月映万川,这是天理在万物上的映射。物理不仅包含事物之理,也包括“事件”“事情”的理,所以朱子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正如曾国藩在此所列:人的身心、意志皆有其理;一家一国亦有其理;日常行为也有理。如何去认识了解这些理?首先要从最切近己身的事和物上入手,所以叫“格物而穷其理”,朱熹说这叫“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当我们认识了这些理,便是做到了“格物”。我们身边的物和事有哪些呢?曾国藩讲到侍奉双亲是事,为什么这样做(孝)便是此事的理;敬随兄长是事,为什么这样做(友)便是此事的理;心,是事,博学审问、慎独省察是养心之理;身是物,于行走坐立间都能保持恭敬便是养身的理;每日所读之书,句句都是物,可以做到深刻理解其意义便是读书之理。理解并做到这些物之理,便是“格物”。而格物还需要落实在“诚意”上,诚意就是不欺,不仅不欺骗他人,更重要的是不自欺。明白了道理而且能身体力行,才是真的不自欺,否则便非“诚意”。这就是曾国藩所谈的格物与诚意是修身最为关键的步骤。

从格物、诚意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的修身需要长久而踏实地下功夫。怎么样才能做到?曾国藩因受到倭艮峰先生的启发,而意识到记录“日课”是极好的修身功夫。所谓日课,便是“日记”。日记的意义在于记录每日所为且进一步反省自身,如曾子所谓“三省吾身”即是这一道理。曾国藩谈到自己每日以楷书记录日记,并与友人相互督促,以此来修身。这一做法,是要从“一念一动”上做到“慎独”,是一种极为严格的修身功夫。人之情感极为复杂,很容易陷入妄念之中,因此,从念头上去下功夫,才能砥砺出坚毅的品性。曾国藩一生重修身,而他的修身正是从每日日课的念头上去下功夫。正因如此,即便刚开始做日课,曾国藩已有很大的进步,他在信尾写到与郑小珊化解误会的事,这正是他在每日日课的反省下所做的改进。儒家自孟子至王阳明,都谈到心的重要性。心,就是人的一念一思。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阳明说君子要“发明本心”,都是意识到人之心思的精微。只有从念头上下功夫,才可以将修身落至实处。注释

[1]负薪牧豕:背负着柴火、喂养着猪,形容学习的环境非常艰苦。

[2]自怨:自我埋怨。数:命运,运数。奇:不好。自怨数奇:指自我怨恨命运不好。

[3]梗化:顽固而不服从教化。

[4]猾夏:扰乱、侵犯华夏。

[5]牧猪奴:赌徒的鄙称,这里指无道德操守之人。

[6]符契:符合本义。第四篇 修身《五箴》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

三月初十日(1844)

原文

六弟、九弟左右:

三月八日接到两弟二月十五所发信,信面载第二号,则知第一号信未到。比去提塘追索,渠云并未到京,恐尚在省未发也。以后信宜交提塘挂号,不宜交折差手,反致差错。

来书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计共发信七八次。兄到京后,家人仅检出二次:一系五月二十二日发,一系十月十六日发。其余皆不见。远信难达,往往似此。

腊月信有糊涂字样,亦情之不能禁者。盖望眼欲穿之时,疑信杂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圜墙[1],望好音如万金之获,闻谣言如风声鹤唳;又加以堂上之悬思,重以严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2]者,情之至也。然为兄者观此二字,则虽曲谅其情,亦不能不责之;非责其情,责其字句之不检点耳。何芥蒂之有哉!

至于回京时有折弁[3]南还,则兄实不知。当到家之际,门几如市,诸务繁剧,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谓家中接榜后所发一信,则万事可以放心矣,岂尚有悬挂者哉?来书辨论详明,兄今不复辨,盖彼此之心虽隔万里,而赤诚不啻目见,本无纤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费唇舌!以后来信,万万不必提起可也。

所寄银两,以四百为馈赠族戚之用。来书云:“非有未经审量之处,即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语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内省者也。又云:“所识穷乏得我而为之,抑逆知家中必不为此慷慨,而姑为是言。”斯二语者,毋亦拟阿兄不伦乎?兄虽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于如此之甚!所以为此者,盖族戚中有断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余则牵连而及。

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4]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谓曰:“外甥做外官[5],则阿舅来作烧火夫[6]也。”南五舅送至长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妇来京。”余曰:“京城苦,舅勿来。”舅曰:“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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