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健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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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访谈节目主持艺术试读：
序言
尹鸿时下主持人流行出版自己的传记，为读者提供励志传奇和心灵鸡汤，而像鲁健这样撰写和出版“严肃”的学术性著作还属罕见。这本关于访谈节目主持的著作，一方面是作者对自己播音主持职业的理性认识、分析和思考，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用自己的职业经验对播音主持研究的检验、论证和丰富。鲁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科班出身，在经过多年成功的职业经历之后，将自己的实践心得与学术分析结合起来，应该说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和优势。
从体例上来看，本书似乎也很像一本主持人教科书。全书从定义分类开始，分别探讨了主持人在人物类访谈、事件类访谈、话题类访谈等不同类型节目中的功能、技巧的异同，最后对主持人访谈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清晰的归纳。全书风格似乎与作者主持风格一样，严谨、简洁、明晰，凸显了鲁健在播音主持的日常状态中，发现、归纳、思考、分析专业问题的追求和能力。同时，本书又与一般教科书不同，在条分缕析的框架中，更多地融入了各种播音主持的实例，有来自水均益、杨澜甚至国外同行的实例，也有来自自己的实例，从而使本书中的各种阐释获得了鲜活的支撑，读者也比较容易进入一种“实战”状态中去体验去体会主持人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误区、职业陷阱、职业瓶颈。古人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在鲁健这本书里，却更多地体现了言与真的融合，知与行的合一。
歌德在他的名著《浮士德》中说过一句话，“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放到主持人职业中来看也非常实用。作为观众，我们几乎都很习惯于对各种出现在屏幕上的主持人评头品足，但是只有试过这个行业，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特殊的各种喜怒哀乐。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开播不久，我曾客串了半年一个新办栏目《千秋史话》的主持人，才明白了这个一方面“带着镣铐跳舞”，一方面完全“不容错”的职业是多么不易。所以，这种由实践者自己来撰写的学术性著作，是有一种特殊意义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理论的“灰色”，解决读者从纯学院式教材中经常感叹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的不足。鲁健在书中写到，“访谈节目主持人更被看重的不是个人的容貌和仪表，而是学识、经验、价值观和现场表现、新闻敏感以及节目掌控，因为这些内在的素质和涵养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反而会使主持人魅力倍增。通过主持人娴熟的驾驭技巧，可以使节目变得丰富有趣，信息量大，使观众对访谈内容眼到、耳到、脑到、心到。”这些总结，没有自己的亲身体会，往往很难意识到，即便意识到也往往很难理解其中的“真意”。
本书还附了作者所做的节目文本和节目策划案，更是鲁健自己参与前期策划环节的记录。世界上绝大多数优秀的主持人，都一定不仅仅是编导策划文稿设计的“传声筒”，而是信息的建设性传播者。参与前期策划、前期准备是这种建设性的必然要求。从鲁健的这些策划案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个优秀的主持人，需要的不仅是口腔更是大脑，不仅是知道“怎么说”而且是知道“说什么”。
正因为对主持人定位有这样的思考，所以本书提供的远远不仅仅是一些主持人的访谈之“术”，其中还包含了某些更加形而上的思考。鲁健在书中说，“访谈节目不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以自由的语言姿态表达、沟通、交流的有效渠道，而且，在社会转型期间给文化多元、人心浮躁的社会充当了润滑剂，具有显著的社会功能和伦理力量”。这一提纲挈领的总结，将主持人访谈从技巧层面提升到了价值层面，更是体现了本书对于社会、对于人文关怀的特殊思考。主持人访谈，提供的是在大众媒介上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恰恰是社会各个不同层面沟通、理解、平衡、共存的前提，是社会的“润滑剂”，所以主持人的访谈姿态、立场、手段和技巧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从这些论述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主持人的境界和一本书的境界。
鲁健这本书带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的行业精英，不仅能够“秀”自己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也能够“秀”自己的职业思考和职业能力；也希望有更多的行业精英不仅把书送给社会，而且能够走进课堂，言传身教地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认同和理想。鲁健自己在这方面也做了表率，不仅常常回到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课堂，也与敬一丹、白岩松等著名主持人一起担任了我所在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指导老师，并且真正走进教室走进课堂，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爱戴。让更多的青年人分享他们的职业经历和经验，这体现了他们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
有人说过，一个人就像一本书需要一页一页慢慢阅读；其实，一本书也像一个人需要慢慢理解。人无完人，书无完书，所以，我也相信，不同的读者肯定会读出各自不同的感受。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年6月29日星期六（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绪论
在科技无孔不入的今天，人们在电视节目中渴盼和呼唤那些更加平易近人、更具人情味的东西，访谈节目便是电视在技术社会中对人本观念回归的典型之一。在进行电视访谈节目语言传播研究之初，我深切感受到的是：访谈节目不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以自由的语言姿态表达、沟通、交流的有效渠道，而且，在社会转型期间给文化多元、人心浮躁的社会充当了润滑剂，具有显著的社会服务功能和伦理力量。而在进一步的个案研究过程中，又更加认识到：优秀电视访谈节目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自觉完成了提供交流、承担社会服务功能的任务；另一方面，节目自身的定位、传播理念和制作环节的精心、精致和精巧成就了精品，成就了名牌。
近几年，电视访谈节目在我国的发展势头迅猛，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各类电视访谈节目相继出现，又不断大浪淘沙，更新换代，访谈节目制作的低成本高效率吸引很多电视台争相运作。应该说对于电视访谈节目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有很多，有的从语言学和语用学的角度出发对访谈中的对话文本进行研究，有的从电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节目样态、对话形式、互动方式、传播效果、接受心理等进行研究，有的从主持人的角度出发对主持人的个性、话语表达方式、知识背景和对节目的驾驭能力等进行研究。大家对访谈节目的认识，对电视主持人访谈节目的定义和分类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在这种背景下，对电视访谈节目进行深入研究，就有了一定的价值。电视访谈节目以轻松、亲切、真实的氛围展现在观众面前，主持人以朋友式的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极大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吸引，也满足了观众信息、娱乐、参与的心理需求。这样形式新颖的节目，一出现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成为各电视台的王牌节目，甚至标志性节目，可见电视访谈节目对于我国传媒业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巨大的。
一、研究内容
要研究电视访谈节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电视访谈节目。有人把访谈节目主持分为专访主持和谈话主持，并且认为专访节目主持人更像一个提问者，整个节目显示出比较强烈的真实性和思辨性的特点。谈话节目主持人更像是一场热闹聊天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整个节目显示出比较强烈的娱乐性和参与感。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经过对不同定义的分析和比较，结合访谈节目在实践中的潮起潮落，本书试图对电视访谈作出一个基本的定义：“电视访谈”是指由主持人邀请新闻人物、新闻当事人或者新闻评论人，围绕访谈对象本身或者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展开人物性、事件性或话题性的讨论的节目。一般是在正常谈话的情况下，以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方式，通过广播、电视媒介进行的一种大众传播活动。电视访谈节目的构成，一般以访谈对象讲述的故事或者新闻事件的述评以及舆论热点话题探讨和辩论为主线，面对各种人物、事件、话题，主持人除了通过访谈把新闻事实清楚地展现给观众，与访谈对象进行理性和感性交流以外，还要积极有效地控制话语交际过程。
电视访谈节目有不同的分类，有人根据录制现场和环境，分为演播室访谈和演播室外访谈。有人根据话语表现方式，分为访问类节目和谈话类节目。有人根据参与方式分为带现场观众和不带现场观众的访谈，甚至把不带现场观众的称为访谈节目，带现场观众的称为谈话节目。有的直接分为人物类访谈和观点类访谈。还有的认为谈话类节目就是“Talk Show”，甚至认为电视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新权威”。这些都说明对访谈节目观察角度的不同和认识上的分歧。结合当今电视主持人访谈节目实践发展变化的轨迹，以大量新兴的和衰落的以及停播的访谈节目作为样本，我试图对电视主持人访谈节目做出一个概念性的认识以及一个更趋向于和实践接轨的分类方式。比如我个人认为电视访谈节目可以分为三大类：人物类访谈节目（包括谈话秀），比如现存的《艺术人生》《杨澜访谈录》《高端访问》《鲁豫有约》以及停播的《半边天——张越访谈》《新闻会客厅》；事件类访谈节目，比如《今日关注》《新闻1+1》《环球视线》《时事开讲》《时事辩论会》；话题类访谈节目，比如现存的《一虎一席谈》以及停播的《实话实说》《央视论坛》等。这三类访谈节目基本构成了现今中国电视界电视访谈节目的总体样貌。它们从节目特征、传播规律、主持人风格、文化价值、现实意义等方面都互相关联却不尽相同。
此外，身为访谈节目主持人，本书也不可避免地会更多地从主持人的角度看待电视访谈节目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主持人的作用及访谈节目样本的话语分析。对于访谈节目来讲，主持人对于现场气氛的掌控和营造更为重要，而访谈主持人也是节目成熟的标志、风格的体现。因此，访谈节目主持人更被看重的不是个人的容貌和仪表，而是学识、经验、价值观和现场表现、新闻敏感以及节目掌控，因为这些内在的素质和涵养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反而会使主持人魅力倍增。通过主持人娴熟的驾驭技巧，可以使节目变得丰富有趣，信息量大，使观众对访谈内容眼到、耳到、脑到、心到。
电视节目是为广大电视观众服务的，能够为观众所喜爱是我们制作节目的动力之源，电视访谈节目当然也不例外。电视访谈节目融合了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的模式，也是一种人文和品位并重的节目形式。满足观众心理需求，是电视访谈节目的宗旨。目前我国电视访谈节目遭遇瓶颈，面临危机。从全国范围来看，优秀电视访谈节目并不多见，有许多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已经处于挣扎状态。近年来，许多电视访谈节目的口碑也是大不如前，开始走下坡路，许多节目遇到无话可说、无题可做的情况，并且内容雷同，形式老旧，甚至利用刻意制造煽情的手段来赢取收视率。我国如今的电视访谈节目存在着许多问题。存在问题是正常的，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国内电视访谈节目上升的空间是相当大的。目前我国的电视访谈节目存在的不足：一是选题范围有限。人物类访谈中嘉宾雷同，一些明星人物成为各个访谈节目的熟脸和常客。事件类和话题类访谈的选题由于要考虑社会影响经常会放弃一些过于激烈和冲突性强的选题。二是形式缺乏创新。随着电视访谈节目的增加，时间的累积，观众就会产生审美疲劳，访谈节目本来就是低成本的典型，如果在节目形态上没有创新，就很难吸引观众，所以对于网络媒体和新媒体的一些技术手段不妨吸收消化，增强互动表现力。三是主持人个性难觅。一些主持人缺乏背景知识储备、新闻敏感、情感沟通能力、文化发现能力，无法和访谈嘉宾进行平等互动的交流，冗余信息多，现场火花少，甚至还有主持人完全按照采访提纲和预备问题照本宣科，这又何谈主持人的个性魅力呢？
那么电视访谈节目的创新点又在哪里呢？
一是增强语言表现力。主持人和嘉宾语言丰富活跃有个性、对事件有看法、讲述有条理、沟通积极等。
二是增加可视性内容。电视毕竟是“视”媒体，丰富画面的补充对于访谈话题有很大的增益作用。
三是积极的互动因素。多种因素的多重互动，比如微博等新媒体互动方式的引入、主持人和嘉宾、观众和嘉宾、主持人和观众、场内和场外多层次的互动都要有所创新又相互协调。
需要思考的是，嘉宾人数的多少和有无现场观众不是辨析属于哪一种访谈节目的必然标准。而嘉宾是否是名人也不是划分不同类型访谈的标准。比如同样是名人嘉宾，可能参与事件类访谈，也可能参与人物类访谈或话题类访谈。那么依据什么划分不同类型？如何看待主持人在不同类型访谈中的作用？有没有共同的规律？优秀的主持人有没有可能在不同类型的访谈中游刃有余？事件类访谈和话题类访谈是逐渐走向不同道路，还是趋于融合？逐渐增加的突发事件报道是不是打开了事件类访谈未来大力发展的大门？总而言之，本书共分九章，分别对中外电视访谈节目的发展，电视访谈节目的定义与分类，人物类访谈、事件类访谈、话题类访谈的区别性研究以及访谈节目的创作规律，主持人的策划和能力建设，电视访谈节目的受众研究，新媒体语境下的访谈节目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二、研究目的
电视访谈节目的研究目的是探索电视访谈节目人文传播的本质。电视访谈节目，作为大众传播领域影响最广泛的人文性节目，积极倡导人文精神，推动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弘扬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观。人文精神存在于古今中外，人们对它的内涵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有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关怀人类，弘扬人性。其表现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需求的关注。其二，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彰显。人文精神随着地域、时代、媒介的不同而有不同特点，从当前电视访谈节目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它的人文精神表现出以下特点。（一）弘扬时代精神
1.创新精神
通过访谈节目展现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开拓进取已成为最富时代精神的价值取向，努力创新成为新的价值标准。如人物类访谈节目《对话》《人物》《大家》《杨澜访谈录》所访谈的许多人物具备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积极适应时代要求，在各自的工作中进行开拓创新，取得了显著成绩，而在创造业绩的过程中，人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人的价值进一步实现。
2.人性光辉
通过访谈节目体现动人的生命光彩。比如危难时刻的浩然正气，面对困境的坚定不移，对弱势群体的无私关爱。电视传播一直重视崇高人格的宣传，注意树立见贤思齐的正面典型。像《感动中国》所展示的人物，有勇斗歹徒、见义勇为的英雄，有坚持自己的人生信念默默奉献的老人。这些节目捕捉到普通人身上闪耀着的人性光辉和生命活力，艰难中的努力，困顿中的乐观，对理想的追求，对道德的维护，显示了平淡中的伟大，琐碎中的崇高。总之，访谈中播出的这些人物与弘扬人间正气的时代精神是吻合的，体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二）弘扬传统文化
电视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大众传播媒介，必然反映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渗透其中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仁德思想是儒家道德理性的具体落实。“仁”是儒家人格形象的核心，“天下归仁”是其群体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仁”最基本的思想即孟子概括的“仁者爱人”，它主要体现为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那种深厚和睦的情感意识。电视访谈节目要注意揭示人物的情感因素，努力表现各种各样的爱：天伦之乐、夫妻之爱、手足之情、朋友之谊。
用以下几句话可以概括我们今天需要倡导的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精髓。儒家思想：（1）仁者爱人。（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道家思想：（1）夫唯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2）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3）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心，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4）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三）倡导民主和法制观念
1.民主观念
民主观念是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在中国也开始得到重视，民主是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要求公平、公正、公开，反对独断专行。近年来电视中所报道的选举干部、大学生就业、火车票价格听证会等内容都体现了科学、民主和公正的思想。比如《新闻调查》的一期节目《大官村里选村官》报道一个边远村庄选举村长的过程，从提名到演讲到唱票都作了充分报道，从中看出村民民主意识的萌芽。民主意识还直接体现在谈话节目和对话节目中，主持人提出话题后，让嘉宾和观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经常出现不同意见的碰撞、争论，营造出民主、活跃的气氛。
2.法制观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出现，人们的法制意识得到增强，对法律问题的关切度、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度不断提高，于是，出现了《今日说法》《大家看“法”》等法制类访谈节目。这些节目，不仅满足了观众的知晓权，而且以案说法，从法律层面为观众解疑释惑，弘扬法理，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节目中显示出人们的法律意识已经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拓展。如果说，过去人们对法律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刑事案例方面，那么，如今，人们的法律意识已经渗透到生产、流通、工作、生活、伦理、精神等方方面面。在法律意识的背后，则是人的觉醒，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体现了自尊自强的精神。比如2008年《今日说法》“被‘克隆’的身份证”这期节目，说的是成都市的一位叫陈刚莉的女士不会开车，却涉嫌一个交通事故，原因是肇事现场遗留的小灵通的机主是她的名字。陈刚莉和家人从未使用过小灵通，陈刚莉带着疑问拿着身份证到电信营业厅查询，查询结果让陈刚莉目瞪口呆，电信营业厅的记录显示，用陈刚莉身份证登记的竟然有300多部小灵通电话，其中100多部因欠费造成停机，现在仍然使用的小灵通将近200个。通过这样一个案例，专家层层解读，评述身份证被盗用的情况之严重，并从法律的角度告诉大家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的访谈节目，对于培养大家的法制观念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四）倡导平民意识
1.民生的角度和内容
中国电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访谈节目从选题到内容关注了百姓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比如2012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的《泉灵三问》，就贫困问题、住房问题、疾病问题、失学问题、下岗问题等专访各分管部门的领导，比如卫生部长、教育部长、民政部长等。电视传播理念从传者中心转向受者中心，受众本位思想得以确立。从电视的栏目定位、节目选题、角度选择、采访方式、表现手段等方面注意以受众需要和爱好为出发点，进行各种合理有效的活动，使受众获得满足，体现出对受众的关怀、理解和尊重，体现出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
2.民众的需求和参与
随着电视的发展，民众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他们要亲自到屏幕上一显身手。电视访谈节目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让大家在屏幕上各抒己见，充分交流。这种交流，与日常的交流十分相似。这种传播方式更富于人性化，更能体现电视传播的人文精神。这是因为，对于直接上屏幕参与谈话的观众来说，他们在屏幕上侃侃而谈，他们的个性、智慧、兴趣、见识得到充分展示。尤其是在相互的交流和碰撞中，激发出人们心灵深处的思想和情感，使人们迸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每个人因自我价值得以体现而兴高采烈，整个节目焕发出人性的光辉。而对于屏幕下的观众来说，他们看到上屏幕的不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而是与他们一样的普通人，就会感到亲切，于是，他们把屏幕上的观众当作自己的代表，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屏幕上观众的发言会带动他们进行思考，他们不知不觉地卷进屏幕上的讨论，好像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思维、情感也被调动起来，于是，屏幕前的观众也因间接参与节目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而且，因谈话节目完整保留现场的人际互动氛围，对谈话者的语言、性格、心态进行全方位展示，形成信息场。在这种全方位的场的传播中，由于信息的完整和势态的延伸，而让人获得诸多超越言语的感知，因而得到全方位的满足，他们的参与感也更加强烈。（五）倡导批判精神
对于人文精神，一方面是对人性真善美的赞扬，另一方面是对人性假恶丑的批判和揭露。人性是一个矛盾体，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为了修正恶，就要动用批判的武器。只有在与恶的搏击中，才能显示出善的光辉。假恶丑是反人文精神的，对于假恶丑无情的揭露，正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真善美的人文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在当前更加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现代化建设成绩辉煌，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充分暴露：道德滑坡，价值失落，金钱至上，腐败丛生……这些问题归根结蒂是人的异化所造成的。
德国精神分析学派的人物弗罗姆在他的著作《占有还是生存》中对这种问题有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很切合现实，值得一读，正如书名，弗罗姆区分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个人体验、生存方式、社会性格：占有（tohave）和生存（tobe）。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基础是以利润为取向的社会，而占有观念的实质是：物物，也物于物——占有者和占有物都成为了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死的、没有生命力的。弗洛姆说：“看起来，我好像拥有一切，实际上一无所有，因为我所有的、所占有的和所统治的对象都是生命过程中暂时的瞬间。”
而重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的理性，特征是积极主动地生存。“这种主动性说的不是那种外在的、身体的活动，不是忙忙碌碌，而是内心的活动，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在奉献与分享中，在发挥主动权与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创造性活动中，快乐就随之产生了。就像弗洛姆所说：“现代意义上的主动（活动）没有区分什么是积极主动，什么是忙碌。这两种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说，这种区别就像‘异化’和‘没有异化’的活动之间那种区别一样。在异化的活动中，我并没有体验到我是自己行动的主体，我体验到的是我的活动的结果，某种与我相脱离、超乎于我之上或与我相对立的‘彼岸’的东西。从根本上说，行动的不是我，而是内在或外在力量通过我来行动”。市场经济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一部分人却被他所创造的物所统治，成为物化的人，导致金钱崇拜，物欲至上，乃至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复归。
电视访谈节目中曾经深受欢迎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集中体现了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如《焦点访谈》曾经对农村滥建豪华坟墓、滥建寺庙的批判，还有对于公路乱收费、非法传销活动、毁坏文物的揭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行为的揭露。《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的创作理念，在2000年前后诞生了一大批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批判性节目，比如《行贿日记》《少女董书君》《黑色交易》《温岭黑帮真相》《绛县的经验》《海登神话》《行贿大公家》《范李之死》《远华大案》《艾滋病人小路》《南丹矿难内幕》《黑哨内幕》《药品回扣内幕》《向农民道歉》《与神话较量的人》《揭秘东突恐怖势力》等等。
通过访谈节目寻找人物和事件中的真善美，对社会不良现象和腐败行为进行批判、揭露，是符合民心的理性批判精神的体现。社会上的腐败分子和不法分子坑蒙拐骗，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害国害民，人民群众对之深恶痛绝；而蔓延甚广的不正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令人愤慨。对这些行为进行批判、揭露，大快民心，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百姓的利益，人民群众由此看到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力量。通过对丑恶行为的揭示，将人性上升到普遍性、抽象性、哲理性的角度来认识，挖掘根源，警示他人，扬弃人的异化，达成人性的复归，这样就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人文精神。因此，如何利用电视访谈节目，更好地为受众服务，成为电视人文精神的独特话题。
三、个案研究
电视访谈节目主持研究以具体节目主持实践为依据，着重进行个案研究。（一）个案选取
在个案的选取上，按照对访谈节目的分类选择了几个电视节目为主要的研究样本，它们是：人物类访谈节目：Larry KingLive、Hardtalk、《面对面》、《艺术人生》、《鲁豫有约》、《半边天——张越访谈》；事件类访谈节目：《今日关注》、《新闻1+1》、央视重大新闻事件直播访谈；话题类访谈节目：《一虎一席谈》、《实话实说》、《对话》。之所以选择这些节目样本，是因为：（1）有权威性和知名度。（2）传播效果好，具备研究价值。（3）取得样本具备一定的便利条件。（4）笔者是这些节目的忠实观众，有研究兴趣。（二）资料收集
1.资料内容
节目的定位：如节目形态、话语形态、演播室环境、受众定位等。
主持人的信息：如性别、年龄、主持风格、外形特征、性格、成长经历等。
栏目发展史：如创办的时间、在何种情况下创办、当时的背景事件、有影响力的重要节目。
节目方案：各栏目策划文案样本和最终形成的节目文本。
2.资料收集的方法
文本法：主要通过向各栏目借阅和复制节目文本、策划方案来实现。
调查法：参阅相关的调查报告，主要是关于节目收视率的调查、受众定位的调查等。
访谈法：通过与主创人员谈话获得所需的资料，有节目主创人员的第一手材料。（三）文本分析
对收集来的样本进行分析，深入了解节目的内容架构以及主持人台前幕后的工作和感受。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分析：（1）节目文本中传递的节目品质。（2）节目文本中传递的人文价值。（3）节目文本中传递的主持人话语风格。（4）节目文本中话语样本部分的语言学研究。（5）节目文本中话语样本的比较分析。（6）节目文本中话语样本的定性分析。
第一章 电视访谈节目的定义与分类
第一节 中外电视访谈节目概览
电视访谈节目的开端可以看作是爱德华·默罗的《面对面》。1953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开始主持访问节目《面对面》。默罗在演播室里同美国各种人物讨论不同话题，从开播到1959年6月26日停办，先后有500多位来宾成为默罗的访谈对象，该节目是当时美国收视率最高的十大节目之一。1968年9月24日开播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更是访谈节目发展的里程碑。时年50岁的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出现在主播台上，此后，他以针砭时事、不按常规出牌、讯问式的采访为世人所知。甚至《60分钟》曾推出一个宣传片，宣传片中问道“哪四个单词令骗子和无赖最为闻风丧胆？”，答案就是“Mike Wallace is here”（迈克华·莱士来了）。
电视史学家一般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954年推出的《今夜》看作是第一个电视谈话栏目。所以国外的访谈节目和国内的访谈节目概念并不一致，国外用一个词“interview”涵盖了访谈和专访，甚至包括记者的采访，而把谈话节目称作“talkshow”，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国内对于访谈节目的认识。
笔者认为，访谈节目不等同于专访，而是涵盖了专访和谈话，涵盖了“interview”和“talkshow”等不同类型。从国外的谈话节目发展来看，其实国外的很多谈话类节目，在我国也被统称为访谈节目。在美国，随着电视的成熟，晚间新闻节目和新闻主播主持的专访节目一度抢了谈话秀节目的风头，谈话秀类型的节目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视界才再度兴起谈话节目热，这种节目开始成为许多电视台的重头戏，脱口秀（talkshow）主持人成了西方社会的明星。比如著名主持人拉里·金，他1959年首次涉足电视界，但主要仍以主持电台脱口秀著称。1978年他接手“相互电台网”的晚间脱口秀的主持，听众范围从此扩大到全美。1985年，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聘请他担任节目主持人，开播了《拉里·金现场》（Larry King Live）节目。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没多久，就成为CNN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而拉里·金也成为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2010年6月，拉里·金宣布于当年秋天退出CNN；2012年2月，拉里·金正式结束CNN任职。从拉里·金现场呈现的节目形态看，虽然也被称作谈话秀节目，但其实和专访节目的形态基本类似。《奥普拉秀》（Oprah Winfrey Show）也是美国最成功的脱口秀节目之一，由著名黑人女性主持人奥普拉主持，是在美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脱口秀节目，也是美国历史上播映时间最长的日间电视脱口秀节目，1986年9月8日至2007年9月10日已制作超过3000期，节目一直延长到2011年。奥普拉的节目极具影响力，其主题渗透到美国流行文化意识包括社会问题的探索。当然，还有其他的热门时事访谈类节目，如NBC《会见媒体》、ABC《本周》、CBS《面对国家》和FOX《周日》，还有谈话秀类型的节目《今夜谈话节目》《大卫·莱特曼深夜秀》《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狂热周末》也一度在美国非常流行。
再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招牌节目Hardtalk，每周一到周四在《BBC全球》和《BBC新闻24小时》中播出。在2005年之前，主持人一直是蒂姆·塞巴斯蒂安（TimSebastian，简称TS），他以喜欢提些很难回答有时还有争议的问题闻名，并借此吸引了全世界大批的观众和听众。一些世界级的名人先后经受了TS的“严刑拷问”，包括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前南斯拉夫第一夫人米拉·米罗塞维奇等。
发展到今天，访谈节目在国外的电视屏幕上已经占据了全部电视节目播出的近三分之一，这一现象也为我国的电视人所关注。那么中国的访谈节目从何时发轫呢？一种说法是：“电视谈话节目的开端以1993年1月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的《东方直播室》为标志，而真正在全国掀起谈话节目热潮的则以《实话实说》（1996年）为标志。”概括说来，我国电视访谈节目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直播室》的创办到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创办，属于开创期。第二阶段从《实话实说》的创办发展至今，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访谈节目，属于飞速发展期。
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推出的《东方直播室》，是我国内地最早的谈话节目，而且采取相当先进的直播方式，在上海地区的影响十分广泛。199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推出的《实话实说》一炮走红，从此一股强劲的谈话风抢滩电视黄金档，各种各样的电视访谈节目相继推出，时至今日，出现如中央电视台的《对话》《面对面》《艺术人生》《新闻1+1》《今日关注》等，还有从荧屏消失的《央视论坛》《今晚》《五环夜话》《国际观察》《新闻会客厅》等，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五星夜话》等，东方电视台的《东方直播室》《可凡倾听》等，湖南电视台的《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等，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鲁豫有约》《锵锵三人行》《一虎一席谈》等。此外，由于有些访谈类节目的时效型和时政性不强，适合独立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即内容提供商）以制播分离的运营方式制作和发行，不少节目制作公司也推出了各色电视访谈节目，如《杨澜访谈录》《超级访问》《女人百分百》《天下女人》《非常接触》等。
对于中国的访谈节目或者谈话节目与西方的不同，著名媒体人杨澜曾经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杨澜：美国脱口秀是千种百样的，David Letterman（大卫·莱特曼）的节目和奥普拉的不一样。中国的谈话类节目尤其是晚间播出的，很难达到那种嬉笑怒骂的程度，主要是因为题材的限制。其次，奥普拉的节目属于日间脱口秀，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有日间家庭主妇的收视群体，所以我们没有日间脱口秀。中国的脱口秀切中现实的少，在明星之间钻来钻去的多，我自己也不能免俗。我能理解同行，并不是大家不想做，只是有的时候做不了，就做一些方便的吧。
记者：除了题材上的限制，还有没有其他的困难？
杨澜：在公众参与表达的能力方面我们和美国也很不一样。美国有一种说的文化，不管受教育程度高低，普罗大众起码能比较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有很多人上节目讲自己的故事，哪怕是一个非常复杂或难以启齿的人生故事，（他们）表达能力都不错。中国的公众参与有几类。一类是政治人物，他们普遍表达能力并不好。在美国，比如奥巴马上奥普拉的节目，他可以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来谈自己，但中国的官员宁可不要犯错误，也不愿意多说，所以中国政治人物的语言普遍是不生动的。其二是学者们，他们的语言近些年有很大改变，但真正好的也是凤毛麟角。再者就是普罗大众，因为受到口音、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百姓情感类谈话节目里，当事人要把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说清楚特别困难。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文化上的含蓄，比如做一个宫颈癌或者乳腺癌的话题，在美国找一个人说这方面的经历并不难，在中国却很难。我们的语言环境不是那么成熟和到位。
总而言之，从目前中西方访谈节目的总体样态来看，确实存在几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访谈对象选择不同。西方访谈节目的访谈对象从总统和各国领导人到明星、百姓，甚至边缘人群如同性恋、吸毒者、妓女等等。而国内节目人物类访谈以明星为主，事件类访谈以专家学者的第三方评论为主。第二，讨论话题开放程度不同。西方访谈节目的话题从时政大事、国际风云、种族冲突到家庭纠纷、社会问题等，而中国的访谈节目在敏感的国内突发事件和敏感社会事件的关注上明显乏力。第三，受众参与性和互动性不同。西方的访谈节目无论是现场观众的参与还是场外观众的电话热线都非常热烈，极端的情况甚至有现场观众严词攻击嘉宾以及场外观众电话热线辱骂嘉宾的情况，这些在访谈节目中都能包容，但类似于callin这种直播中的场外参与等方式在国内的节目中还很少出现。
第二节 电视访谈节目的概念辨析
吴郁教授在《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一书中论述：“可能受国外相应节目翻译的影响，人们通常也给专访冠以宽泛的概念‘访谈’，不过从更规范、更严谨的角度看，从分类研究的角度看，‘访谈’是个大概念，它包括了主持人专访和主持人谈话两种节目形态。”同时她还谈到：“电视谈话节目是指：由主持人邀集有关人士及受众，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随着谈话类节目的不断发展，电视谈话的话题也不断丰富，除了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各类以人物为核心的谈话节目也不断推出，但谈话节目的最重要的特点——群言式并未改变，这一特点也是它与专访节目相区别的主要特征。”
我赞同吴郁教授的看法，访谈分为专访和谈话。当然，这是从采访的形态表现上所做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是“群言”和“非群言”，而我则试图把包括专访和谈话的所有访谈节目，依据主体要素的构成关系做出分类，期望能够把现有的访谈类节目容纳进去，并进行一个新的分类。主要也是因为，在实践中，专访这种形态由于对电视的传播规律的游离，已经显示出式微的态势。在电视专访节目中，屏幕上出现记者（或主持人）与采访对象的问答对话，问题由记者（或主持人）提出，谈话的中心和谈话的主角是专访对象，在整个访问过程中，采访者和受访对象相对单一，谈话环境较为固定，谈话方式较为简单，话题也相对单一，谈话的话轮转换主要在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进行，其呈现出的特点使得视听感受出现持续性的“审美疲劳”，而且电视传播本身是不擅长传播理性对话的内容的，而是逐渐被互动积极的、参与感强的、有观点争论的电视访谈节目形态所取代。即便不是“群言式”的访谈，专访本身也在追求话题的挑战性，在“访”的语态中，访问者也经常融之以质疑、探讨、甚至场外观点的引入，所以电视的访谈，即便是专访，在实践中也呈现一个话语场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提问回答，甚至为了可视性的提高，即便是专访性的电视栏目，也会越来越多地运用互动性的手段，这也是电视访谈节目即便是专访性的节目也不同于传统的记者专访的形态。
只要是作为访谈性的电视形态出现，就一定会在“访”和“问”的语态中兼容“谈”和“辩”的语态，从这个角度讲，访谈节目本身就包含了“访”和“谈”两种因素，或者说，在电视传播的语境中，不存在只访而不谈的专门栏目。专访将成为一种语态而不是一种节目形态。所以笔者希望能够从访谈的概念入手而不是从专访和谈话的概念入手，对访谈节目下一个定义，并力求在形态的重新划分中，把专访和谈话类型也容纳进去，比如在人物类访谈中，有专访也有谈话，在事件类和话题类访谈中也是这样，访和谈在电视访谈类节目的实践发展中已经不再有明显的分野，而是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专访与谈话结合的特点，这也是电视表现手段多样化和受众接受心理的需要。随着突发性事件和社会热点事件的频发以及人们对公共事务话题参与的热情，访与谈结合的访谈节目会越来越多地占据荧屏并重新焕发生机。
笔者认为，所谓访谈节目，就是主持人与一个或多个嘉宾在一定的媒体时空环境中进行谈话、讨论、交流、沟通、评价、质疑甚至争辩，从而营造某种适合交流的话语场，通过有效的沟通、深入的探询，以达到或是分析新闻事件发展脉络，或是展示人物人生经历揭示其内心世界，或是探究某些人或整个社会对于某一问题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为目的的节目。
电视访谈节目是指由电视主持人邀请新闻人物、新闻当事人或者新闻评论人，围绕访谈对象本身或者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展开人物类、事件类或话题类讨论的节目。一般是在正常谈话的情况下，以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方式，通过电视媒介进行的一种大众传播活动。电视访谈节目的构成，一般以访谈对象讲述的故事或者新闻事件的述评以及舆论热点话题探讨和辩论为主线，面对各种人物、事件、话题，主持人除了通过访谈把新闻事实清楚地展现给观众，与访谈对象进行理性和感性交流以外，还要积极有效地控制话语交际过程。
第三节 电视访谈节目的分类
访谈节目是我国广播电视节目中盛行较早的主持人节目类型，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不同节目形态常常被杂糅在一起，很多人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都模糊了差异。笔者的观点是，访谈节目分为人物类访谈节目、话题类访谈节目、事件类访谈节目，三者是并列关系，三者属于不同的节目形态和节目类型。访谈是“访”与“谈”的结合，“访”有调查、探询之意，访谈强调了交流中探询的意味。而广播电视中的访谈，则大体可分为记者的采访和主持人的访问两种，在实践发展中，尤其是在主持人访谈节目中，往往是访中有谈，谈中有访，电视的访问为了避免形态表现的单一，也拒绝单纯的提问回答模式，而是更多地质疑、探讨甚至互动，比如Larry King Live节目对内贾德的专访就引入被扣押的美国人质的亲属的问题。
访谈节目正在由节目形态本身的区别性特征逐步向栏目类型特征不断明显的趋势发展。节目形态是节目所呈现的一种状态，虽然这种状态还不很稳定，但出现的频次已经不断增多，随之会形成一个栏目化的风格特征。比如曾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在开办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其选题糅杂了事件性报道、话题性报道、人物访谈，所以，当《新闻调查》在选题方向上日益廓清后，首先放弃了话题性的选题，随后放弃了人物访谈类型的节目。《新闻调查》中人物访谈节目分离出来后，成为另一个新闻人物栏目的基础，这就是《面对面》。体裁是节目形态发展的高级形式，节目体裁具有整体性、特定性、稳定性的特点。随着广播电视事业在我国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节目栏目化的不断成熟，不同类型的访谈节目已经越来越具有节目体裁的意义了。从这个层面上看，明确区分访谈节目的不同类型，找到访谈主持的创作规律，已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了。但是划分访谈节目的类型也不能仅仅依据栏目，因为在电视访谈节目的实践中，仍然存在同一栏目涉足人物专访、事件性访问和话题性谈话的情况，同样是人物访谈栏目，也会兼容影响力人物包括名人明星、新闻事件当事人、公众话题性人物。所以节目体裁也存在可变性的特点。不同类型访谈节目的划分，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主持人承担的功能
在事件类访谈节目中，主持人是一个理性的分析者、判断者，主要是根据经验对嘉宾的评论和分析做出理性的判断。而在话题类访谈节目中，主持人是“主人”，嘉宾和现场观众都是请来的“客人”。在节目的进程中，主持人更是要担当起组织者的角色，发挥协调、调度、控制的功能，努力保证节目有序并精彩地进行。在人物类访谈节目中，主持人与访谈人物之间有时像是朋友，主持人以关切的态度倾听他（她）的心声，并探询其内心世界，有时主持人又像是访谈人物的对手、揭秘者，既代表个人，更代表媒体，和受众通过不断的探询，甚至是深刻的质询，层层展示出他（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
正是由于主持人的角色和功能不同，不同类型访谈节目对主持人的能力和素养的要求是不同的。事件类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主要有深厚的新闻背景知识，熟悉新闻事件的横向和纵向脉络；话题类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主要应具有出色的表达能力、敏捷的应变能力和优秀的组织能力；人物类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则要具有有效沟通的能力。主持人要善于营造深入交流的氛围，消除访谈对象的心理隔阂，既要善于倾听，又要适时探询，从而充分地展示访谈对象丰富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
二、节目的表现形态
构成访谈节目的核心要素有三个：事件、话题和人物（主持人、嘉宾），主持人与嘉宾的活动围绕新闻事件或话题而展开，根据节目类型不同，侧重也不同。从央视节目来看，《新闻会客厅》《今日关注》《环球视线》属于事件类访谈节目，《新闻调查》偶尔也会采取主持人或记者访谈式调查的形态。《实话实说》《对话》《今日观察》《央视论坛》《夜线》是话题类访谈节目，《半边天——张越访谈》《面对面》《艺术人生》是人物类访谈节目。从其他媒体的节目看，凤凰台《新闻今日谈》是事件类访谈节目，《一虎一席谈》是话题类访谈节目，而地方台的《鲁豫有约》《超级访问》《天下女人》等是人物类访谈节目。从它们各自的特点看，事件类访谈节目着眼于新闻事件进行选材，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新闻背景做深度梳理，并加以形势发展的走向分析以及结合嘉宾内在储备的观点表达与评论。话题类访谈节目没有明显的主人公，而是多个嘉宾包括观众在节目中通过意见的交流、观点的表达，形成碰撞、共振和思辨，节目突显主题性、引导性和思辨性。人物类访谈节目或是新闻事件中的人物，或是在不同领域具备知名度或者具备新闻性的主题人物，从而展现每一个人物的现实经历、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
三、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
在事件类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有时是对立的，围绕事件进行观点的质疑和对抗，有时是合作的，共谋解开事件的迷局，引出嘉宾作为非新闻事件当事人的第三方评论。
在话题类访谈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是中立的，而持不同观点的嘉宾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主持中立、观点对立”成为话题类访谈节目中的关系图解。观点的对立和交锋成为话题类节目的一个看点。主持人一般不倾向任何一方，他掌控着节目的进程，让观点充分展示，由观众自己判断。
在人物类访谈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之间呈现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对立关系，访谈节目中的人物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主持人的工作就是要层层剥笋般地剥下嘉宾身上的“神秘外衣”，将其鲜为人知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展现出来。
四、话语的场
相对来说，话题类访谈节目的开放性体现在现场，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节目中邀请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嘉宾，有现场观众的参与，甚至通过电话和网络把现场内外连接起来，又表现在参与节目的观众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表达意见，甚至形成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形成“思辨式的话语场”。
人物类访谈节目的现场氛围是封闭式的，大多只邀请一位人物，没有现场观众的参与，形成了“一对一专访”的模式。即使有些访谈节目有现场观众的参与，他们主要是静静地倾听，与人物的思绪起伏共振、共鸣，比如《艺术人生》《超级访问》，即使偶尔有观众发言，或是表示关切，或是以熟人的身份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和细节，而没有观点的对立甚至对抗，形成“倾听式的话语场”。
事件类访谈节目的场是隐性的开放，体现在场外的信息。因为嘉宾虽然在封闭的演播室内，但是新闻现场的记者报道和前方通讯社的消息源的引入，使得演播室这个封闭的场所从屏幕体现的是开放的场，始终有新闻事件的现场画面和信息，形成“评论式的话语场。”
五、节目推进的目的
相比较而言，事件类访谈节目往往与事件同步进行分析评论，节目推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新闻事件本身的解读，帮助受众更好地了解事件背后的深度背景以及来龙去脉，澄清新闻事件当中的难解之谜，对事件走向发表评论和分析预测，并帮助受众分析事件本身与受众的切身关系以及应对之道。比如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对“朝鲜用银河三号火箭发射光明星三号卫星”事件的分析评论，就是通过这一事件的深度评说，帮助观众了解诸如“朝鲜发射的到底是卫星还是导弹？”“日本会对朝鲜的卫星进行拦截吗？”“美日韩借朝鲜卫星高调部署反导网是否针对中国？”“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对中国有何影响？”等等一系列的信息，由于涉及中国外交、军事等问题，自然和每个中国人切身相关，也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
话题类访谈节目推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焦点和热点话题的探讨，引发观众对某问题的深度思考，或者寻求对这一问题的可行性解决之道，或者形成话题热点，引发公众热议，从而形成舆论力量，引发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反思。比如从《实话实说》当年的小话题“夫妻需不需要一米线”到如今《一虎一席谈》的“活熊取胆应不应该停止”都是通过对一个话题的讨论甚至是辩论为大家呈现不同的观点和思考，从而引发看待问题的多元化角度。还有一些情感类的话题，则是通过对情感、伦理、道德话题的讨论和相关现象的展示，引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人物类访谈节目，非常明显的，推进的目的第一是通过故事展现人物的经历和个性，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第二是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剖析人物内在心理的成因和人格形成的复杂性；第三是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寻找人物与时代发展的脉动和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的合拍或错位、引领或失落，从而引发观众对人生况味的多层共鸣，激发观众内心世界的回响。
第二章 人物类访谈节目主持
人物类访谈节目所选的主体人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看点，他们要么是公众眼中耀眼的明星，要么是自身有着特殊故事，要么是历史中不可抹去的一笔，要么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要么是有人文特性的普通人。总之，他们本身就对观众有着较强的吸引力，而且节目本身也有着极强的人物塑造的意味。应该说，国内的电视媒体有不少人物类栏目，其中人物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比如一些主要的人物类访谈节目（见表2-1）表2-1 国内电视媒体部分人物类访谈节目
从这些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主人公自身的魅力和经历非常生动地呈现在节目中，通过人物的谈话来引起观众的共鸣。就近年来比较成功的人物类访谈节目《艺术人生》《鲁豫有约》来说，节目本身的卖点不是明星有多耀眼，而是访谈嘉宾的真情流露，使电视机前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主持人和嘉宾的一席倾谈，让平时光彩照人的明星还原到最朴实、最本真的状态，触动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使“真、善、美”得以很好地呈现。
第一节 人物类访谈的类型
从不同的人物访谈节目可以看到，电视人物访谈之所以可以从多角度找到“看点”，是因为它与人们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极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让人置身其中。为什么一些优秀的电视人物访谈节目成为历久不衰的名牌节目呢？因为这类节目的多视角“看点”效应。有时，观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财经节目来看，因为各类仁人志士商海沉浮的经历能够开启受众的经济智慧。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社会生活节目来看，因为节目所表现的内容触及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甚至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休闲类节目，因为其中讲述的一个个故事，表现的一幕幕人生的跌宕起伏，其情节之曲折，其感情之炽热，也许不亚于一部电视剧。根据访谈对象的不同、话语场的不同和访谈目的的不同又可以把人物类访谈分为影响力人物访谈、新闻当事人访谈和谈话秀。
一、影响力人物访谈节目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成功的人都想了解成功的人为什么能成功，是怎样成功的。因此，人物类访谈节目从各个角度探讨人物的成功要诀和制胜之道，激励那些正立志于创业的人，为他们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便是人物类访谈节目最大的看点。代表性的节目有水均益主持的《高端访问》、吴小莉主持的《问答神州》、许戈辉主持的《名人面对面》、曹可凡主持的《可凡倾听》、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袁鸣主持的《波士堂》、杨澜主持的《杨澜访谈录》等。
比如，《高端访问》是央视最有影响的以专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各界知名人士为主的人物访谈节目。它的创立为中国电视观众深入了解国际风云人物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国际风云人物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提供了一个平台。《高端访问》中所出现的人物的高端性、权威性和唯一性打造了这个栏目独特的高品质，它吸引的收视群体是一大批文化水平高、素质高的观众，如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和国际时事的爱好者。2004年，主持人水均益访问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主持人：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个过去两三年人们一直在讨论的话题：“9·11”。您认为“9·11”是不可避免的吗？
基辛格：如果你在2001年的9月10日问我这个问题，我不会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大规模的袭击。现在你问我一个我已经知道的问题，我认为这确实是必然的。现在回头看这个问题，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之前发生的那么多事情，像对美国使馆的袭击，对沙特美国民居的袭击，对美国战舰的袭击，为什么我们就不会想到会有人来袭击美国本土呢？所以说这些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行动是非常有连续性的。
主持人：“9·11”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您怎么理解“9·11”的影响？
基辛格：对于普通美国民众来说，这是一次不知道敌人是谁的袭击，所以人们感到很吃惊。对我来说，这标志着国际事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所以说这是个新阶段，是因为个体组织现在获得了拥有武器或者说其他破坏方式的途径，获得了最新的通讯方式，这些都让他们能做到以前国家才能做到的事情。这就给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内涵。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务。现在的情况是个体组织针对某个国
家的领土进行袭击，但是却不一定对这个国家的政策进行攻击。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主持人：您当时被布什总统任命为“9·11”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但是后来您辞去了这个职务。为什么？
基辛格：我辞职是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时间是15个月，很多以前政策的反对者，包括《纽约时报》都用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来打扰我的工作，我想跟他们争辩就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为了息事宁人，我选择了辞职。
主持人：这是唯一的原因？
基辛格：唯一的原因。
主持人：说到“9·11”的调查，最后的调查结果也快出来了。您认为美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和预防类似“9·11”事件方面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基辛格：我认为，首先，美国政府是犯了很多的错误。最初的错误始于90年代初期，当时是第一任布什政府的错误，然后延续到后来的克林顿政府，就是把恐怖主义看成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不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他们总是把目光放在是谁干了这些事，而不是谁策划了这些事，更不要说这些人准备攻击哪国的领土了。第二个问题是当新的一届美国政府上台的时候，有那么几个月的空档期，因为新一届政府需要继续执行上一届政府的政策。差不多有4000个政府各层的职位因为换届而发生调整，所有这些4000人都要经过政治和经济上的调查。所以当新政府在1月20日上台，所有人员到位的时候可能已经是9月了，很大程度上是原来的一些人在工作，所以新的政策并不能马上得到执行。所以说当时布
什政府还在大部分沿用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我认为这就是深层的原因。
主持人：很多分析家认为“9·11”在很大程度上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一些人认为，“9·11”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在全球输出它的价值观和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您怎样评价这种观点？
基辛格：如果说一些美国人很感激有这个机会来输出美国的价值观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我认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恐怖主义迫使我们去思考全球可能会出现哪些危险。美国其实不想征服全世界。在美国人里，可能会有一些人叫嚷着征服全球，但是这样的征服代价是极为高昂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美国人民是不想征服全球的。为了对抗恐怖主义必须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因为恐怖分子分布在世界的各个地方，而且他们不是国家，所以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问题。美国的有识之士知道，如果你要征服全世界，你首先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帝国，而每个帝国迟早都会从内部瓦解，所以这种征服论调并没有在美国流行。
通过对“9·11”问题的提问和回答，既体现了主持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了解，也通过基辛格博士的回答反映了一位资深政治家对这一事件背后的美国政治和国际问题的价值判断，让我们多了一个思考的角度。从中可以看到，影响力人物访谈主要有以下特点：（一）话题突出时代性
新闻人物和时代精神相结合会更有意义。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体现着时代精神的人物主宰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视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新的人物再用新的更合乎时代精神的武器占领他们的宝座。所以影响力人物的访谈，影响力人物的表达，影响力人物的精神气质应该能够折射出社会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时代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比如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采访考古学家徐秉琨、临床肿瘤学家孙燕、物理学家闵乃本、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专家谢家麟等大家，引出他们对于人生、对于事业等的看法，表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的那一份执着，体现时代精神，也表现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文明创建过程中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这是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图强、振兴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构成同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时代精神的内涵以及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可以透视其国民的理性程度与成熟水平，因而成为衡量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二）人物注重人文性
人物类访谈节目的主体是人物，而不是事件，因此要强化它的感情力量，它不是在客观地报道新闻，它的主观意念很强。而去掉光环后的新闻人物，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会表现出一种真善美的人性光芒和人文关怀背后人类的理性和良知。作为一个本身有影响力的人物节目，在人物的选择上，切忌为了追求娱乐性和高收视率而造成嘉宾选择的窄化，比如人物定位过于简单化、脸谱化。举个例子，由于大多数影响力人物访谈节目嘉宾涉及影视娱乐界、商界和政界的成功人士，民间称为“三大”：大腕、大款、大官。如果人物定位真的只看到“三大”，而不能着眼于那些负载中华文化传播价值的人物，就会流于简单娱乐，丧失影响力人物节目的文化传播的价值。如果想要从人物访谈中传递文化和思想，并在情感和认知中求得认同，就要注重人性化与艺术性的传播。人物传播不是琐碎的材料、数字、符号的随意组合，如果选择不当，人物传播的内容就成了一堆没有骨头的肉，有人的影子，但没有人的形象，有人的骨架，但没有人的灵魂。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创新传播模式，注意传播材料和角度的选择，细节和非语言符号的运用，还要突出人物传播语言的个性化、人性化、生活化、平民化，增强人物的亲和力和独特性，增强人物传播的感召力、感染力。要从被访人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来观察他，研究他怎样与众不同。要对他有足够的了解，节目最终要提供一种思想、一个判断。此外，还要善于从被采访对象身上发现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发现同行所未曾报道过的东西，提供观众所不知道的东西和所期待的东西。从被访对象的讲述中，发现一些未曾被报道过，或者别人未曾太注意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可以说是我们独到的人文发现，或者说是独到的判断。一个人物访谈节目有了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一般的评价，就一定能感动人。
二、新闻当事人访谈节目
这一类人物访谈，虽然也是把嘉宾当成节目的主人公，但对话紧紧围绕新闻事件，通过新闻事件折射新闻当事人在事件中的角色，展现人物在事件中的命运走向。所有新闻当中，“人”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因素，任何新闻归根到底都和人有关，关注新闻事件中人物的内心、经历、感受和命运，应该是新闻当事人访谈节目的内在追求。应该做到两个方面：（1）客观性，通过对新闻知识性、故事性的展示，让观众得到更多的、更进一步的信息，不提供结论。（2）平民化，通过谈话场营造一种讲述气氛，拉近硬新闻与普通人的距离，增强可视性和传播的有效性。它的风格应该是亲切的、平和的，关注当日或近期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中的人，强调开掘新闻事件中当事人和关联人的亲历、亲为和亲感，突出新闻中人性和新闻性的结合。中央电视台停播的《新闻会客厅》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大型新闻访谈节目。节目内容定位是：关注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节目形式定位是：“会见新闻当事人”，尤其是受关注度很高的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节目表现手法是通过“会见新闻当事人”来展示重大新闻事件中相关人物的内心感受与所见所闻。“会见”的方式、方法不拘一格，场外连线与各种道具均可灵活运用。
比如《新闻会客厅》2005年采访从事矿山抢险工作将近20年，参加过近两百次的矿山抢险工作的山西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的救护大队中队长李廷军，就是典型的对新闻当事人的访谈。
主持人：这个600米你们爬了多长时间？
李廷军：哎呀，爬了40多分钟，
主持人：算是死里逃生。
李廷军：死里逃生，那个心情，不管怎么说，说咱们回吧。这个事情好在有惊无险，回来洗个澡，到了澡堂我就洗澡，洗澡这个煤面冲得脸刺得，拿那个毛巾带肥皂还有洗衣膏蹭，蹭得这儿都蹭红了也蹭不下黑的。眼窝就像两个黑眼窝。
主持人：就是因为冲击波太大了，烟尘全部刺进去了。
李廷军：皮都搓得红了，不敢搓了，搓得疼，不搓发黑，搓又疼，说黑去黑了吧，逃了命了，慢慢就掉了。
解说：天快黑的时候，李廷军回到了家。那一天是正月初六，串门的亲戚挤满了李廷军的家，老母亲、哥哥、姐姐、侄子、外甥，这边是做饭的，那边是说笑的，孩子们更不用说了。用李廷军的话说，是那叫一个红火。
李廷军：我心里头就矛盾，说又不能说，就是顺便我见了家人，我哥说你怎么脸这么黑呢，一看我就不好看，我就往里头走，我还冒充没事儿，然后我姐就看见了，老四，你这咋了，成这样了，我当时就，我心里头确实控制不住那种感
情。我说我担心命都没有了，当时我控制不住，我一下就哭了。我妈就骂我哥，说你看看让你，你看看让你，把四儿的命都卖了，这个事情就不说它了。
主持人：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们说呢？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在井下遇到什么？
李廷军：当时家里请人，我害怕扫了他们的兴。
主持人：实际上每次下去救险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李廷军：救护队本身就得三分险在那儿，本身就得三分险，只要一下井抢险的时候肯定得危险。
同样一位新闻当事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进行访谈。同样的一位嘉宾，出现在不同形态的访谈节目中，承担的任务不同，完成的使命不同，甚至呈现出的话语样态也不同。比如“非典”事件中，主持人王志在《面对面》节目中对临危受命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的采访就是对新闻当事人的采访：
主持人：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
王岐山：这个传染病它有一个规律吧，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谁去预测这个数字？在当前这个条件下，谁都近乎于是一种赌博，是危险的。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也在分析，并不是完全没底数的。
主持人：什么底数？
王岐山：就是说增长总有一个头，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要逐渐回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措施，这些人为的工作都不是白费的。
主持人：预期是多少？
王岐山：我现在不想做这种赌博式的预期回答，不想回答。因为什么？确实我不想预期，现在起码向市民做这种预期，是要严肃而负责任的。我没有相当把握的时候，我不会讲这种话。
主持人：你上任的时候，我看了这个数字是当时是300不到400。
王岐山：对！
主持人：昨天的数字是2705。
王岐山：对！
主持人：那跟你的严厉措施这是成反比的，说明什么问题？
王岐山：传染病有潜伏期，传染源是在我的措施中逐渐地被切断，隔离是一步一步地在被隔离，社区的卫生状况包括社区整个组织、有防的组织是刚刚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措施，要对今后的十天起作用，不能对当天。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一种措施，能够今天布置下去，当天就解决了，我们面临的就不是一场严峻的斗争。
主持人：那我能不能这样预期十天之后一定降下去？
王岐山：我相信十天之后，起码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这种访谈，也属于人物类访谈，但是应该纳入到人物类的新闻当事人一类，它与影响力人物访谈的区别就是，影响力人物访谈是关注人物本身的成长历程，而新闻当事人却是关注人物在新闻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当然也会触及一些他个人的新闻事件之外的历程，但却不是节目的主体。同样是王岐山，如果出现在《东方之子》节目中，那么访谈的方式、话题的展开、节目的要旨恐怕会有很大区别，所以人物类访谈的不同样态，虽然人物会有重合，但是由于访谈语境不同，就属于不同的人物类访谈样态，所呈现出的区别性特征也是明显的。新闻当事人的访谈所呈现出的特点是：（一）选题凸显新闻性
选题的把握上要突出新闻性，选择新闻当事人，不论他是影响力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大众，都要紧紧地贴近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新闻事件，或者和他有关的新闻话题，这样既可以增强公众的关注度，又可以满足观众对其内心世界的心理期待。（二）内容突出故事性
故事是电视节目中最重要的东西，有新闻事件发生，就有背后围绕事件中的人所发生的不为人知的故事。美国CBS《60分钟》制片人唐·休伊特说过，办一档好的电视节目只有四个字：“讲个故事”。新闻当事人的选择和出场必须有故事基础，有悬念，有情节，有冲突，这样才可以形成此类谈话节目暗藏的张力。每个新闻当事人背后都有和新闻事件同步发生的鲜为人知而深具传播价值的故事，而故事永远是吸引观众的利器。因此，新闻当事人访谈节目重点探询的内容应该是故事和细节。应该以事件的关系为主体，捕捉、挖掘到引人入胜的故事，探询主人公在事件中的行为、心态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探究人性的深层次因素。新闻当事人访谈节目展示的是每一个关键决策的思想脉络，这些都可以作为故事的冲突与起伏抓住观众。应该不断以冲突紧扣人物的命运和事件的本质，自然地挖掘出矛盾起伏所在，带领观众认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事件亲历者”。
三、谈话秀节目
由于电视媒体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手段（如大屏幕、特技画面、小乐队伴随、歌舞游戏表演穿插等），所以不少从业者总是不甘心使访谈节目保持朴素的状态，许多访谈节目以谈话秀的方式出现，虽然话语和情感本身的力量弱化了，但是增加了表演性、娱乐性和趣味性，迎合了当今观众的普遍收视心态。谈话秀这个词是来源于英文的talk show，它的含义就是谈话秀，也翻译做脱口秀。脱口秀是形容人的口才很好，说出的话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谈吐不俗，博得众人的喝彩。在西方，脱口秀可以是一个电视栏目，也可以是一种主持风格，含义比较广泛，我国的相声艺术就被西方国家认为是脱口秀。但是在西方具体的节目中，脱口秀也并不只是指单个人的口才展示和表演，也包括了访谈的形式，比如《奥普拉秀》（Oprah Winfrey Show）、《罗茜·欧丹尼秀》（RosieO’Donnell Show）和《杰瑞·斯普英哥秀》（Jerry Springer Show）等众多节目。在《简明广播电视词典》中，脱口秀被定义为“通过讨论，对新闻或社会问题进行评论、表达观点的一种形式”。这个定义现在看来不够全面，讨论，是和谁讨论？是单人的表达，还是群言式讨论？如果是单个人的脱口秀表演则不存在讨论。国外的脱口秀节目既包括个人脱口秀，也包括多人谈话秀，都用一个词“TalkShow”来容纳，群言式的脱口秀以交谈作为节目的内容与形式，而交谈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最基本、最常见也最直接的手段。而单人脱口秀节目则有点像是中国的“单口相声”，但是在媒体语境中，又不完全相同，西方的脱口秀主持人经常游走于单口相声和谈话式主持人两种角色，比如深夜脱口秀节目《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和《大卫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等已经播出了几十年，以名人访谈和幽默小品为主要内容。
中国目前一些媒体也在做个人脱口秀节目的尝试，典型代表就是《壹周立波秀》，有开场舞的共舞亮相，还有海派清口特征的脱口秀，也会有采访，比如2009年1月7日，准爸爸姚明做客《壹周立波秀》，这是姚明在受伤之后第一次脱离双拐出现在上海的电视节目中。
主持人：2009年你有什么收获？
姚明：2009年是一个先甜后苦的年份，球队能够突破季后赛首轮非常值得高兴，可惜的是自己在比赛中受伤，一直没有能够同队友们参加本赛季的比赛。
主持人：你会不会参加伦敦奥运会呢？你对你在火箭队的未来有什么想法？
姚明：现在考虑这些问题还为时尚早，不过参加奥运会是我的梦想，不管是在哪里，我想我都会参加的。对于在火箭队的未来，能否同詹姆斯联手现在还不宜透露。
主持人：在你接手上海东方男篮之后，你和你的好朋友刘炜还有恩师李秋平都进行过沟通，你认为上海队本赛季的表现怎么样，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姚明：刘炜是我们球队的队长，是上海男篮最依仗的队员。作为朋友，我们一直有很好的沟通。李指导是我的恩师，他为上海篮球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重新安排李指导的工作，是我到目前为止做出的最难下的决定。
主持人：你近些年来做了不少生意，你对自己的生意有何评价？
姚明：我根本不懂这个，做生意我是外行，这些问题一直都是我的管理团在处理。不过，你们要注意的是姚餐厅是我父母的朋友开的，我并没有参与。
这段采访虽然“秀”的成分少了点，比较接近于传统的访谈，但是并不影响周立波在节目中整体表现的幽默的风格。另外，从节目整体来看，由于话语空间的有限，脱口秀也只是停留在笑话重述的程度，还达不到嬉笑怒骂、抨击时事、即兴表达、热点评说的层面。但是这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一个是因为节约成本，另一个是新媒体技术和环境促使此类节目的大行其道，这一点我会在第九章新媒体语境下的访谈节目发展趋势里具体讲到。
首先，明确了什么是谈话秀和脱口秀节目，我们就可以把其中的单人脱口秀的部分暂时放在一边，而主要研究其中涉及访谈的这部分谈话秀。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下，也出现了一些这种类型的节目，同时包含了谈话秀和单人脱口秀的成分，但是还是可以把它分开来研究。那么，谈话秀节目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节目具有表演性
谈话秀节目，要素应该有主持人、嘉宾和谈话的“秀”，既然是谈话的秀，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娱乐的成分，它和比较正式的访谈就不太一样，典型的特征就是主持人和嘉宾都在谈话中承担重要的角色，主持人不仅仅是提问，嘉宾也不仅仅是回答提问，还有即兴的表达和表演，甚至是共同参与表演。带不带现场观众并不是衡量的主要因素。它也呈现出两点：
1.多层面的谈话结构
谈话本身是多层面的，可能是嘉宾的话语秀，也可能是主持人的话语秀，或者是观众的话语秀，有时是主持人与一个和多个访谈对象的互动谈话，有时是观众与嘉宾的互动谈话，有时是主持人与观众的互动谈话，有时是与场外嘉宾的互动谈话，总而言之，谈话本身就是“秀”的主要部分。比如中央电视台2003年7月5日推出的《小崔说事》节目，访谈嘉宾既有政府官员、文体名人，也有普通百姓、企业家和外国友人。现场观众充分互动，参与提问和讨论，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分享不同的人生体验、互相交流碰撞，从而得到不同的感悟。《小崔说事》整个节目表现为多主题或泛主题组合式谈话，用丰富多样的表演、展示、短片等将各个谈话板块进行分段，整体风格轻松、随意、信手拈来，含蓄、幽默、意味深远，成为新闻频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且崔永元本身的话语也是“秀”的一部分。再比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这个节目的一个特殊的角色就是乐嘉，由于乐嘉的适时点评和话题互动，使得节目呈现更加多元的话语场，而且乐嘉也有不少妙语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一个女人的品位在于她身边站着一个怎样品位的男人。女人一生最成功的事情之一，便是选了一个对的男人”；“一个男人爱你的时候，你往往会感动于细节，同样，一个男人不爱你了，你也可以从细节中来发现”。由于这些评论，乐嘉其实既扮演了访谈嘉宾的角色，又扮演了主持人的角色，他的话语本身就充满了“秀”的特征。
2.与访谈嘉宾的表演式互动
有些节目的主持人不止一个，可能是一个主持团队，像《天天向上》汪涵、欧弟等组成的主持团队。《天天向上》在节目形态上有所创新，增加了表演成分，甚至主持人和访谈嘉宾都承担了很多表演性的任务。虽然是以娱乐脱口秀为主导形态，但是融合了众多节目的表现元素，在形态设计上不拘一格：节目的开场如同大型晚会的开场歌舞，主持人与嘉宾载歌载舞，在全场观众的欢呼与尖叫声中出场，整体上营造出一种热闹、欢乐的氛围；节目进行过程中除了访谈之外，也会穿插着进行歌唱、舞蹈、情境表演、与场内观众互动等，着力彰显秀的特点；而体验化传播又在“沙画高手”“汉唐乐府”等部分单元中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主持人或亲自上阵，动手体验沙画的魅力并进行比拼，或穿上汉代的服饰，在虚拟的时空环境中体验着歌舞风华。总之，在一种节目形态中，融合了多种节目的类型与元素，集多种特点于一身。
3.谈话秀结合真人秀
我国一些新出现的谈话秀节目还兼具真人秀节目的特征。它不完全等同于真人秀节目，是谈话秀和真人秀的结合。国外真人秀节目非常活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真人秀节目在中国的媒体语境下无法实践，比如《荒岛求生》《谁将成为百万富翁》《谁能嫁给百万富翁》等。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嫁接谈话节目和真人秀节目元素的“谈话秀节目”，它和《超级女声》《中国达人秀》等真人选秀节目不同，而是以谈话和对话作为节目的主体，并且在主持人的调控当中进行，比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等节目，之所以称作“谈话秀节目”，就是因为，这种类型当中既包含了谈话的特征，即主持人的访和谈，又包含了秀的内容，秀其实就是表演和展示，包括真人形态和情感的展示或真实语言和行为的展示，可以称作具有真人秀特征的谈话秀。
各家电视台都把真实作为一个卖点，很多观众也热衷于看真实。电视上的纪实性节目，无非是过去一度很红的纪实文学的一种横向的、视觉化的移植。有两类观众，一类喜欢那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东西，一类则追捧“源于生活等于生活”的东西。前者注重艺术性，后者注重真实性。有时真实性的东西通过电视手段表现出来，是非常容易触及人物的内心的，由于真实，所以贴近观众。比如主持人崔永元在《小崔说事》节目中采访“中国赌王”马洪刚。
主持人：就是在洗牌的时候做了手脚，可以保证让任何一个人赢，还有什么？
马洪刚：洗牌、发牌、控牌。
主持人：发牌可能大家刚才见过了，演示一下这控牌是什么样？
马洪刚：控牌就是随便找三颗牌吧，三条A，黑桃红桃你看好了这三张牌。第一张是红桃，方片，这是草花，三张牌。这就是控牌，你看，你的一条A，这一条A，对吧？
主持人：对。
马洪刚：你看打开牌，A没有了，三条A都上我这来了，这就是控牌。
主持人：其实这就是赌博和魔术的不同，如果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表演的是魔术，现场的这个掌声会比这个热烈十倍，但因为是赌博，大家看到三个A就知道这里面可能
有三个人倾家荡产了，就不高兴，控牌。就是说可以控制这三张牌永远到自己手里？
马洪刚：对对对。
主持人：还有呢？
马洪刚：还有偷牌。随便拿三颗牌都可以，你看这是什么牌，这是两个A一个7，当这个牌拿来的时候，我这么一拿牌的时候这牌就换掉了，就是换牌，偷换牌，这个7就变成三条A。
主持人：大家特感兴趣？我觉得高兴之余还得想想这个事让多少人倾家荡产，是不是所有的赌场里都有出老千的？
马洪刚作为一个曾经的所谓“赌王”，在节目中真实地展现自身的经历并大秀牌技，不仅刺激了观众的外在感受，也刺激了观众的内心体验，通过真人的展示和现身说法，让观众在一睹秘密的所谓赌博技巧的同时，既满足了好奇心，又对人生多了些许感悟。
再比如《非诚勿扰》，从广义角度看，也属于访谈节目融合真人秀节目的类型，通过主持人孟非、男嘉宾与24位参加相亲秀的女嘉宾进行的多层次的对话秀，展示这些女性的外貌、情感、道德感、择偶观，通过访谈对人物所做的真人化的表演和展示是另辟蹊径的真人秀，是谈话秀融合真人秀的双重秀，赢得观众的青睐。
第二节 人物访谈节目的价值要素
一、情感共通
进入内心世界，通过故事和经历挖掘人物内在情感和心路历程，感受人生况味。比如《半边天——张越访谈》，在张越的节目中，没有名人，没有权威，谈话者只是一些普通人，他或她不会告诉你生活的路该怎么走，只是用朴素的语言谈着平凡而独特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可能在不经意之处已打动你，引起强烈的感情共鸣，让你为之潸然泪下。另外，谈话者是很看重这次聊天的，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上电视。就这一次，可能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张越在央视网在线访谈时说：“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最提心吊胆的一件事，我们特怕在大家互相的心理暗示之下，人为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制造戏剧化，人为地煽情。基本上我们是这么处理的：第一，我们确定这个内容是真实的，可以去采访，在采访现场，我作为主持人，尽可能给对方一个轻松的家常的心态，而不去激发她的戏剧性的情绪，假如对方的情绪非常激烈，例如哭得很厉害，我们会先停下来，到她情绪平复一点再继续谈；假如主持人自己也很激动，也哭了，那么在后期编辑的时候，一定会把主持人的眼泪删掉。”
当然，主持人未必不能哭，关键还是要看什么样的节目定位，什么样的场景，只要是恰切的、有分寸的、真实的情感表露，观众都能够包容，比如，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央电视台记者李小萌在北川县采访时的一段画面和对话，深深打动了观众。（画面：在通往北川县城的路上，到处都是匆匆下撤的灾民。此时的北川县城已经成了一座孤城，不仅危机四伏，而且上游的堰塞湖随时都会垮塌，塌方、瘟疫和泥石流威胁着县城。在路上，李小萌碰到了一位逆流而上的老人。老人身材瘦小，用一根木条权当扁担，挑着两个油漆桶，正艰难地朝县城方向走去。挑担里是一些干粮和水，是这位68岁的老人的全部家当。老人告诉李小荫，他是从绵阳救助中心出来的，他身上还带着一张救助证）
李小萌：大爷，为什么还要回去？
大爷：我想回家看啥子。（这时候，公路上又来了一批下撤的村民，他们与老大爷相识，纷纷上来与老大爷打招呼）
村民：前面的路很危险，山上一直在垮石头。
大爷：回家看一下，看能不能挖到一些油菜籽和腊肉。
李小萌（不停地请旁边的老乡劝说老大爷，她自己一个劲地在旁边劝说）：别回去了，太危险了。（但是老人看起来很固执，坚持要回去）
李小萌：大爷！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见老大爷没有戴口罩，李小萌叮嘱他戴上。老大爷返身走到公路那一侧去挑起自己担子的时候，李小萌也跟了过去。她在身后帮他把担子扶上了肩。老大爷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艰难地旋转他那肩上的担子。但他没有吭声，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大爷：让你们操心了！
李小萌：大爷，路上小心，注意安全。（崎岖的公路上，老人家的身影越来越小，电视镜头久久地对准老大爷的背影。李小萌目送着老大爷，直到几乎看不到老人的身影，此时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感伤，在镜头前面痛哭失声……）
那么，这样的一段画面和对话为什么打动人，我的看法是：非常纪实性的一段采访，没有任何感情的渲染，也没有任何造作的情绪，完全是和以往的新闻采访不太一样的一段朴实的纪录，但是它恰恰表现了情感的多义性，产生了一种混合能量，每个人都会从中感受到各自不同的或几种感情掺杂在一起的情感力量。比如，有的人可能从画面看到老大爷离去时挑着担子，身影显得渺小、单薄，想起朱自清的《背影》，想起了自己老父亲的背影；有的人可能想到大自然不可抗衡的灾难面前，每一个普通人的脆弱；有的人可能想到、感受到中国底层百姓的那一份卑微和他面临的路上的危险，以及人生道路充满着的未知和不确定性；有的人从老大爷的话语间，感受到了老人的执着，他对家的那份挂念；有的人可能感受到在大灾面前，陌生人的那一份相互惦念，记者和老大爷之间似乎也有了一种亲情。总而言之，真正打动我们的情感不是被人为拔高的、渲染的、强加的情感，而是质朴的、自然的、自发的情感，只有这样的情感才能够求得共鸣，才能够情感互通，才是流动的和有活力的，才是感染人的和有力量的情感。
二、人文共识
人文共识最重要的是视点的转变——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以个人为镜面映射出社会的机理、自然的纹路，出色地反映人类的特性以及全人类基本相似的概念。主持人张越在谈到创办《张越访谈》的初衷时，曾说：“我采访一个深圳广播电台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叫胡晓梅……我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我跑到深圳的火车站，看那些人流，在火车站公共厕所里，看厕所墙和门上写的字，我发现我对那每一个写字的人可能更感兴趣，她经历了什么？我当时就觉得我被什么东西打动了。”所以我们在张越的节目中能看到她在践行着她的理念，那就是普通人身上打动人内心的质朴的、原生态的东西：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抗争、他们的纠结和他们的错位等等，能够产生平静但催人泪下、舒缓却震撼人心的效果，这是我对她节目的最大的印象和感受，可惜的是这个节目却从荧屏消失了。在《张越访谈》的一期节目《我叫刘小样》中，主持人张越以独有的方式践行她对人文的理解：
主持人：你在信里这样描述，你说你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
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你就会觉得无助、无望、孤独；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刘小样：我的身体在遵守，我的心却没有遵守。即使我不能出去，我得想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饭的时候我就光想着做饭啊！
主持人：可是你觉得，你这样会痛苦的，你的身体在过着一种日子，你的心里永远在想着另外一种东西，而你想的东西永远不敢跟别人说？
刘小样：这就是我的悲哀。
主持人：这儿的生活你觉得特别平静单调，你向往城市的生活。可是你知道吗？城市的生活压力特别大，节奏特别快？
刘小样：我觉得压力它也是一种快乐，压力就是他的一种追求啊，要不然他就会被淘汰，农村女人没有这个淘汰的压力。
主持人：你尽管向往远处的世界，可是那个世界跟你没关系？
刘小样：就是这样的，现在是看得见、摸不到，离得不远也不近。我觉得人总该有一点向往吧？人向往的时候眼睛会有光泽的。
主持人：这样一直把窗户关着不会痛苦吗？
刘小样：我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这样满足地过一辈子。（哽咽）
刘小样是八百里秦川的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在封闭的小山村里她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和丈夫感情很好，并有一儿一女。在乡亲们看来，她拥有一个农村妇女希望拥有的一切，生活幸福无可挑剔。然而，刘小样内心却时刻忍受着煎熬，她不满足于宁静而又单调的生活，想要一个更丰富、更广阔、充满热情与想象的生活。像刘小样一样，在《张越访谈》中，许多嘉宾的最大收获不是物质上的，而是极其珍贵的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在镜头前，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所谓“边缘群体”困窘的生活、辛酸的泪水和愁苦的脸，而更多的是尊严、爱、感动与希望，有了这些，生活本身的艰辛也变得不那么难以承受了。张越关注每个个体生命心理状态的真实改善，与许多访谈节目关注横向的社会热点不同，张越访谈节目关注的是在时代背景下每个普通个体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强调，使得普通个体的命运在其中不那么重要，他们的情感、思想、困惑、梦想经常被忽视，很少被倾听，还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和消解，真正关注普通人心灵和情感的谈话节目少之又少。从这点上来说，重视情感抚慰功能的个人化叙述和真诚倾听，是这档节目区别于其他同类节目的文化价值所在。
三、趣味共享（一）娱乐趣味
观众需要从电视中获得趣味，但是在传统的文艺领域，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对娱乐表现出来的感性狂欢和体验享受的外在形态有着片面的理解，缺乏对娱乐的全面认知，人们对高扬娱乐精神的文艺缺乏应有的宽容。目前的娱乐语境还受以下几种文化心态的制约：
1.传统文化中的的道德观念束缚娱乐心态
第一，把娱乐活动和“玩物丧志”联系起来，长期对以“声色”为外在形态的“娱乐”存在偏见与抵触。第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意识禁锢娱乐形态。文化的政治性的负载过重，造成对多元开放的文化形态难以包容。第三，西方的反思学派理论消解娱乐文化。后工业革命时代，一些西方的思想家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反思，比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娱乐不过是一种使人迷醉的快感，人们沉溺于这种快感中时也在不知不觉地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认知暴力。比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责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由于这一理论对大众文化的全方位批判，再加上改革开放后这些理论的流行，使得传播界深受影响，也使得社会进一步误解了娱乐的真实内涵。其实娱乐本无错，关键是什么样的娱乐不会让受众成为简单快感的俘虏。
长期的对“娱乐”的误解使人在文艺领域的自由自主的欲望受到压抑，于是“对肉体快感的由贬低到遗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狂欢的意义的忽视成为了评价艺术的最大遗憾”。这在中国电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传统理论话语的引导，中国电视长期以来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对电视的娱乐性缺乏应有的宽容。
所以，访谈节目，尤其是人物访谈，带给受众娱乐趣味性的满足很有必要。这种娱乐的心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以松弛的心态化解矛盾。激烈的竞争、不平等的生存状态等，使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失衡，而访谈节目比如影响力人物、新闻当事人的访谈节目带给人们的真相，以及对人们要求公平正义的心理诉求的满足，就像是一个解压阀帮助人们以轻松的心态释放压力。第二，以幽默的心态化解消极。人物性访谈节目传达的娱乐趣味、娱乐心态、积极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都会使不同层面的观众暂时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放松，是内心焦虑的现代人的有效“心理代偿”，有助于人们重新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投入生活。比如《天天向上》的人物谈话秀，经常充满笑声，也经常通过一些职业群体的谈话秀，带给人们丰富而有趣的人生体验。第三，以开放的心态促进个体自主性。访谈节目构造出一个表达群体需要的公共领域，增强受众个体的参与性。当然，在直播访谈的观众参与上，还应该进一步开放心态，容纳多元的观点表达，让观众能通过及时的互动、话题的参与满足娱乐趣味。
2.审美趣味
作为一个好的人物访谈节目，应该能帮助观众发现和辨别真善美，并在审美情趣上有所追求，尤其是对人物内在美的感受，对语言美的接受，对文化之美的追求，就是一个主持人的文化价值的基础和能力的体现。人物访谈应该帮助受众培养审美感受力，这也是人物访谈的价值追求。审美感受力指的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感知能力，具体到人物访谈节目中，就是对访谈人物的行为、外表、言语、性格、品味、作品以及人生经历、人生经验的感受、理解和领悟，是对隐含在对话之中的意义与情感的把握。感官触知与内心领悟是不可分离的。
由于审美活动“内在情感的体验、认识和积累往往是通过感官对外部自然形式和艺术形式的把握完成的”。所以，审美感受就成为整个审美活动的起点，自然，审美情趣就从观众的感受开始。一般地讲，感官的所知所觉是具体的、直接的、内心的领会，理解是间接的、抽象的，具体到不同的审美对象，有时感官把握的成分偏重一些，有时内心的体验、领悟多一些。如对访谈现场的布置、主持人和访谈嘉宾的衣着服饰、化妆发型的感受，比如说对对话的声音的听觉感受，这是偏重于感官。而对对话含义的理解，对访谈对象的话语的领悟，由被访谈者的故事和经历所引发的人生况味，则是偏重理性。但无论是哪一种审美，脱离对感性形式的把握就能体会到“弦外之音”“象外之旨”的情形是没有的。同样，单纯是感知到表面的感性形式，不深入到美的内在韵律、境韵中体味、琢磨的所谓审美，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肤浅的感觉并不等于审美”。所以在访谈中，一方面要注重节目各个环节的外在表现，更要注重对人物内在情感的挖掘，让观众从深层对话中获得语言美感、心灵美感、人生美感的多重冲击，获得高层次的审美享受，并发现访谈节目的审美情趣之所在，这也有利于引导电视文化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培养一批有较高审美能力和较高文化需求的受众群体。
第三节 人物类访谈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化要求
一、追问事实的能力（一）挖掘故事
人物类访谈，要期望对人物的故事有深层的触动，就要求主持人必须有追问事实的能力，嘉宾只言及浅层故事和经历，往往是因为主持人追问深度事实的条件并不具备。事实是对所有的追问敞开的，只有对人物事实背景的清晰掌握和触及人心的深度追问，人物故事的充分揭示才会成为可能。当然，主持人的深度访谈，包括之前充分的调查了解皆必不可少。同时，立场决定态度，主持人的立场越客观，对人物故事的揭示才会愈客观，真相才愈有可能水落石出。例如以英国BBC的Hardtalk节目（2001年5月24日播出）为例，主持人塞巴斯蒂安（Tim Sebastian）访问《哈利·波特》里饰演斯内普教授的阿兰·里克曼（Alan Rickman）。我们可以看到塞巴斯蒂安是如何通过挑战性的提问而获得想要的故事的。
主持人：但有些人说，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你对这部戏的创作方式感到不快。
里克曼：不，垃圾说法，绝对是垃圾。公演之后，我读到这样的报道，说什么我和女主角Helen Mirren关系不好。在舞台上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女演员关系好得像在那部戏中。在私底下我们也是最要好的朋友。那些报道根本就是垃圾！但是人们总想给演员在台上台下都制造些花边新闻。说到这部戏，我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了解它，但我们演的是两个统治世界的领袖人物在他们人生中的某个节点。我演的角色基本上就是一个酒鬼。我想当人们发觉所看到的不是一个伟大英雄时会很失望很不满。在我看来，这部戏的要点是两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现在却是那么小孩脾气，堕落到醉酒，争吵，相互扔东西——一些寻常家庭里发生的情节，比如在一场戏里她给他钉盔甲，他说，“不，不，不对不对，应该这样”。这是对两个伟人最不同寻常的解构（两只手做手势），他们的表现就像小孩子。
主持人：但是这种表现方式却遭受着口诛笔伐。你是否曾经希望自己从事其他的职业？那些犹如赢得比赛拿走奖品就可以的工作，而不是被每个人日复一日地在鸡蛋里挑骨头。
里克曼：嗯，我们的职业和作家、诗人或其他什么差不多——，嗯，其实还是有区别，因为我们是在解读而不是创造，但是……
主持人：你不看自己演的电影，是吗？
里克曼：嗯，如果我可以忍住的话。不，它不会让我很兴奋。（二）抓住细节
李斯的《谏逐客书》中说：“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表明要学会做好每一件小事，想好每一个细节，注重细节的连贯性，把细节做好。在访谈节目中，有时采访也是靠细节决定成败。能不能从人物的经历和故事中发现容易被人忽略的“细壤”和“细流”，是对主持人的考验，尤其在人物类访谈中，是对主持人本身的个性、阅历、经验等的考验。在人物的故事中，细节往往被忽视，而主持人应该关注嘉宾的每一个细节，比如对一些话题的情感的微反应，比如人物经历中一些看起来很小的容易被忽略的小事情，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事、这样的反应，可能能够体现被访谈者内心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抓住这样的细节深度挖掘，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访谈感受，也更能够接近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在塞巴斯蒂安采访里克曼的访谈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人物细节的把握。
主持人：你差点没赶上Harry Potter的首映式是吗？只看到最后半个小时是不是？
里克曼：是的，大约是最后四十分钟吧。因为我那时正在西区演周日场的PrivateLives。
主持人：在西区，Rickman正同时出现在两个演出里是吗？
里克曼：是的，那要看你的喜好！（笑）看你喜欢真人版或者是在电影胶片上放大的那个。
主持人：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你看到什么了？
里克曼：在我看来，拍得太好了。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每次有孩子进来参观，他们总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哇！和书里一模一样！”我想这就是Chris Columbus导演和制片人的目标吧：忠实于J.K.Rowling的想象世界。昨晚，影
片结束时，整个影院沸腾，观众们起立欢呼。我想，他们已经做到了。
如何抓住细节？从一些对细节把握较成功的访谈中我们可以总结以下几点：第一，细节是为主题服务的，所以我们在访谈时要对细节进行突出主题的筛选。第二，细节又是昙花一现的，很多细节，比如语言、情感、行为可能是转瞬即逝，所以主持人的反应必须是敏锐的、及时的。第三，细节是层次递进的，可以选用具有递进关系的细节反复加深印象，就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剖开。第四，细节是准确的，是可以经得起回味和核实的，所以你抓住的如果是一个不准确的细节，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访谈的可信度。
二、探究情感的能力
情感线索的推进可以通过沉默、停顿、共感、探究等方式来完成，继续以Hardtalk节目为例，从主持人塞巴斯蒂安访问《哈利·波特》里饰演斯内普教授的里克曼的访谈来看，所谓的硬访谈当中也有软性的、情感性的一面。（一）停顿
主持人：你自己曾是个颇爱做梦的孩子，是吧？
里克曼：人们是这么说的，是的，是的。成天心不在焉，活在梦中——但不管怎样，这两个男孩子全心全意地互相倾听。
在这里，塞巴斯蒂安停顿了一会，既表示在倾听对方的谈话，也代表在对对方的谈话进行感受和思考，同时也是控制一下话语的节奏。
主持人：和我说说你的童年。对一个要当演员的人来说那不算是个幸运的开始是吗？
里克曼：什么是幸运的开始？
主持人：就机会而言。
里克曼：我进了一所好学校——嗯，其实我念过的所有学校都有各种戏剧活动，尤其是我十一岁到十八岁的学校，Latymer中学——对想当演员的孩子来说那里对成长极为有利。（二）探究
下面这个段落塞巴斯蒂安通过提问其实是想要了解母亲对于嘉宾成长的影响，这也是对对方内心世界的探究。
主持人：哦？你从母亲那里也得到了很大的支持，是吗？
里克曼：对，我想至少我的母亲和家人都会说：“你觉得怎么开心就怎么做吧。”如果你儿子说，“我不做图形设计师了，我要去念戏剧学校”。那肯定看起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三）沉默
主持人：你的父亲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吧？
里克曼：（非常快）是的，在我八岁的时候。
这里，由于嘉宾里克曼提到自己的父亲去世，略显伤感，塞巴斯蒂安沉默了一会，没有连续发问，而是和嘉宾一起进入短暂的沉默，是希望嘉宾能够进入一种倾诉的心理状态和氛围，然后，访问继续。
主持人：一个很大的创痛。对这件事你谈得不少——这一心灵的伤口从未真正消逝，是不是？（四）共感
上一个提问本身既是探究，也是共感，一方面感受嘉宾回忆父亲离世的创痛，一方面探究这一事件给嘉宾留下的心理印记。
里克曼：是的，没有。你知道，我来自工人阶级的家庭，现在你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各种事件……在过去，我想是个人感情上有些什么东西被强行剥夺了，你知道。
主持人：你指参加葬礼吗？你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
里克曼：我们没有参加葬礼是因为，嗯，我现在觉得是因为母亲当时受的打击太大，她不能承受孩子们出席葬礼。但是不能参加自己父亲的葬礼很奇怪。没人给你解释为什么你不能在场。但是，你知道的，那时有“小孩子只该被看见而不该被听见”的观念。（很浅地笑了一下）
所以，主持人在人物类访谈中不是被动地提问，而是使思想感情处于积极而活跃的状态，通过停顿、探究、沉默、共感来深化和访谈对象的情感交流，使得访谈对象愿意倾诉，而且借助这种情感的表达，达到节目进程中情感流的推进。
第三章 事件类访谈节目主持
第一节 事件类访谈节目的分类
一、重大事件同步直播访谈
重大事件同步直播访谈节目，顾名思义就是结合正在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进行同步直播报道，并进行同步的观察、分析、评论的节目。这也是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后，中国内地电视台普遍出现的节目形态，这种节目形态是访谈节目的一种独特形态。独特的地方就是，它不单纯以访谈部分作为节目的主体，而是以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为核心，一切电视活动围绕事件展开，访谈部分是对事件进程中各方面信息的有力补充。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2003年“神五”飞天报道为例：中文国际频道在2003年10月15日推出《中国新闻》特别节目《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从15日上午9时开始连续直播。中央电视台在直播报道中充分发挥电视报道特色，采用口播新闻、专家访谈、滚动字幕新闻、最新图像新闻、新闻特写、新闻背景等多种报道手段，随时更新。这次报道大力宣传了党中央对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大量的背景报道宣传了我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意义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宣传了航天科技战线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在艰苦创业奋力攻关中体现出来的“载人航天”精神，充分展示了国家和民族形象。据统计，截至2003年10月16日11时，共有72个国家和地区的221家电视机构已经或正在转播CCTV-4和CCTV-9有关我国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的节目，其中172家转播CCTV-4，59家转播CCTV-9，103家全部转播，118家部分转播（其中有10家同时转播CCTV-4和CCTV-9节目），这中间包括了CNN,BBC,ABC,APTN等多家海外主流媒体。
电视直播访谈最大特点就是将现场的声音、画面同步播出，时效性、现场感强。它不仅使观众在第一时间耳闻目睹现场情况，还带给观众极强的现场感和参与感。它给予观众的不仅仅是结果，而且是过程。因此，现场直播已经成为电视优于其他传媒最突出和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今后电视区别于其他媒体的重要标志。重大事件同步直播访谈节目呈现如下特点。（一）同步性
随着新闻直播的常态化，新闻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陆定一给新闻下过一个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新闻已经不限于新近的事实，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甚至是即将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所以，重大新闻事件直播访谈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同步性，与事件同步探寻真相，与事件同步分析预测、与事件同步观点呈现，这也是重大事件直播访谈的魅力所在。
现场直播是指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把新闻事实的图像、声音及记者对事件的报道（包含现场采访、解释、评价）转化为电视信号并直接发射的报道方式，它是最能体现、发挥电视传播特点和优势的新闻报道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各种新型媒体（如网络、手机电视等）的出现和发展成熟，画面已经不再是电视媒体区别于其他媒体的重要方式。许多成功的电视报道案例证明，“谁在现场”谁就能夺得观众的关注，如今许多知名媒体因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而成名。现场的同步性从两方面体现：第一是时效，比如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9月15日9时整播出的特别节目《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中，“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中文国际频道在9：02便飞出了第一条字幕——“中国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9：03主持人口播了这一重大新闻，而现场卫星信号一连通，马上视频切换出现场画面，并保证现场画面的持续，尤其在发射、升空的这一过程中，第一时间同步直播现场的时效性无疑是最具价值的要素。第二是动态，核心要素是正在发生的事件。这种动态性还体现在时间要素的变化、地点要素的变化、场景要素的变化和人物要素的变化。（二）多样性
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包括访谈在内的多种电视化手段的运用。比如《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特别报道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的动态为主线，以相关重要新闻的记者专访、演播室嘉宾访谈、主持人的双视窗连线、新闻背景、新闻人物和反应性报道为支撑，将飞船运行的最新进展通过与在前方发射现场记者的连线报道、录像新闻、飞字幕、口播、精彩新闻片段回放、字幕标版等形式在第一时间向全球传播。同时，充分运用央视驻外记者站的力量，通过双视窗连线报道形式，对第一位华裔宇航员王赣骏，前苏联宇航员、太空旅游第一人丹尼斯等全球的宇航员、航天机构进行电话连线或双视窗报道，并将美国航天局、俄罗斯太空站的祝贺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反应性报道等以最快速度播出。此外，《杨利伟——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中国运载火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人类航天大事记》等69个专题片的穿插播出，使事件类直播报道内容扎实而又丰富，凸显出时效性和知识性强的特色。
二、社会事件调查访谈
对社会事件当事人进行现场访谈，但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人，而是为了还原事，也就是为了追寻真相。当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观众们都会十分关注，但无法直接进入对事件的调查。这时候记者就是有着强烈解开谜团欲望的观众们的得力代表，他们代表观众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冒着各种危险进入事实本身，逐步揭开真相。记者们的调查进程或对事件的理性分析往往成为调查性报道的叙事主线。优秀的调查记者总会很好地把握住观众们的心理需求，他们在有逻辑、有步骤地进行调查的同时，会不停地代表观众提问题，不停地寻找答案，使调查层层展现于观众面前。这让观众们在节目播出过程中有一种亲自参与的特权式体验，被牢牢地吸引在电视机前。在对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调查采访中，记者对社会问题敏感的洞察力、对相关问题的广泛了解往往让人钦佩，也引导观众对问题进行思考。他们在细心、耐心的调查中，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逐渐被发现；他们的善解人意、亲和力、对采访对象的理解和尊重得到了采访对象的信任，让他们说出了心里话，让观众们真正理解某一社会群体的处境。在《新闻调查·双城的创伤》中，记者柴静与小学生的有效沟通让孩子们说出了心中想法，表达出他们一直以来对大人们的不信任。在《新闻调查·以生命的名义》中，柴静又让同性恋者说出了心中对社会的强烈呼声，再加上对专家的采访，让我们对同性恋有了更多的认识，对同性恋者的处境给予更多的理解。调查记者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无畏、智慧、坚毅等职业精神让社会事件调查访谈在受众心中树立起权威，发挥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社会事件调查访谈有以下特点。（一）客观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