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卫明,陈建兵,任培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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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试读：
前言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中国发展不仅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当代中国发展研究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因此，提炼、概括、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深刻阐述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和世界影响，对于中国当前阶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定名为《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以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对象，与同类专著相比，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特点之一是运用现代化理论审视和考察当代中国发展。科学的理论视角是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现代化理论作为产生于20世纪中叶以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发展理论，其本身也随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发展。探索和实现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主题，现代化理论是分析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本书从现代化理论视角，对当代中国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
特点之二是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纵向科学梳理当代中国发展探索的历史进程。认识的深化、理论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实践的推进，在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逐步自觉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到20世纪80年代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提出，以及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提出。本书遵循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实践，以及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逻辑，科学梳理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探索的历史进程，这对当前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特点之三是按照中共十八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要求对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横向展开研究。十八大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目标。现代化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领域的全局性变迁过程，中国现代化发展也必将是一个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过程。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和具体内容体现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之中，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也将在这些方面展现出来。“五位一体”总布局是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展开。本书选取“五位一体”总布局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
特点之四是借助于多学科理论来拓展和深化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当代中国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多个领域，而对这些领域问题的研究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除此之外还需要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本书在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借鉴和吸收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其他学科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拓展了当代中国发展研究的视野，加深了当代中国发展研究的深度，提升了当代中国发展研究的学术含量。
总之，本书以现代化理论审视和考察当代中国发展，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角度和深度，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研究上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性、理论性和学术性。第一章毛泽东个性魅力与权威领导以往我国的历史学、政治学研究并不注重领导者的个性因素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诚然，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社会历史的确是人类创生性活动的产物，尤其是在巨人迈进的脚步声中，可以听到历史的隆隆惊雷。作为一个时代巨人，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革命密不可分，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他也留下了艰辛的创业足迹。无论如何，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终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资源与财富。结合政治学与历史学、历史心理学等学科，主要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从毛泽东个性因素出发，对他的权威领导的形成、类型及其对中国社会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一具体的阐释，对现实不无启迪意义。第一节巨人的诞生
目前，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在党中央与红军的领导地位”，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如果说这是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来说的，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但是，如果从他的权威领导的形成来说，则不尽确切。这是因为，权力与权威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有所区别。权力是主体对客体合法的制约力，主要表现为一种强制力，权威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仅是合法化的权力，更是由于个人的特殊才能、专长、品格或做出的贡献而形成的一种威望和影响，主要体现为一种影响力。“当领袖的影响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时，通常就被称作为权威”，它是“高度有效[1]的影响力形式”，比赤裸裸的权力强制可靠、有效、持久。因此，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应十分注重把权力转化为权威。毛泽东的[2]“巨大威望和影响更主要的并不靠权力建立起来的”，而主要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从其人格品质中自然渗透出来的。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会上，毛泽东虽然只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3]心的负责者”，但此后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彭德怀回忆说：“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4]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领导”。然而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岁月中，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稳固，遭受过多次挑战。红军在长征四渡赤水之战中，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长林彪还掀起过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小小的浪潮”；后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遭到了张国焘的挑战。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再一次遭受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王明的挑战。直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解决了王明问题，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对此，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5]的。”至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领导才真正得到全党的高度体认。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由他担任书记处书记，“书记处会议中所讨[6]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巨人的诞生客观上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主观上则有赖于个性特质。
马克思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
[7]物”。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1840～1949年），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陷入了空前的动荡和灾难深渊。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呼唤巨人并且诞生巨人的时代。但是，时代的需要与巨人的诞生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偶然因素——个性因素。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讲演《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中说道：有资格将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必须具备三种素质：一是对事业炽烈的热情，二是对实现目标的神圣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三是冷静理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只有这种将情、意、知三者平衡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才有资格做政治家。而作为一定政治体系中的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卓越的才能、崇高的理想等个性特质。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均未能胜任历史重任，都是由于他们身上缺乏作为卓越的政治领袖的诸多特质。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政治领袖，这绝非偶然，同样取决于他所具备的独特的个性因素。（一）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两大美德：负有使命感，注重实践理性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具有深厚国学根底，深受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关心国事民瘼、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历来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十分欣赏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格言，终身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受中国经世传统，尤其是湘学务实传统的影响，他一贯奉行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信条与作风。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即十分注重“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并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8]物而学之”，“务实求实的精神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中到处[9]可见”。无疑，毛泽东这种思维图式是传统赋予的，但他的伟大并非在于对传统的简单因袭，而在于他赋予这种实践理性传统以创造性的活力和新的生命力，这对他的一生影响至为深远。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实践理性与马列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综合与升华。（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
任何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必须洞察本国的国情，并据此制定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也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出身农家，深通国学，加上十分注重对现实社会（“无字天书”）的调查考察，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特殊的国情）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一生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十分羡慕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的经历。1917年夏，他与萧子舁一起在湖南作游学式的徒步考察，“没花一个铜板”，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进行实地考察。1918年，他组织一批湖南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但他本人并未去，主要是觉得“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10]“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20世纪30年代初，针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倾向，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振聋发聩的著名口号，并躬行实践，切实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他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度与广度远非他人所能企及，并据此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者、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坦途。（三）渊博的学识
渊博的学识是毛泽东成为杰出政治领袖又一得天独厚的素质。他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战略眼光更宽广，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毛泽东的学识主要来自中国传统国学、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对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的经验总结。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无所不读，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善于从中国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有着密切关联。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学习毛泽东》的讲话说：“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11]伟大。”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吸收了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文化遗产。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是毛泽东学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时期，他集中精力，发奋攻读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研究马列主义同样受实践理性的影响，学以致用。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以马列主义的“矢”来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的。他为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到马列著作中去找立场、观点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国情及革命实践经验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尤其是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更是十分宝贵。这些都是他渊博学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经多次强调：“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12]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学风。”“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13]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四）卓越的军事才干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军事家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则往往同时又是军事家。战争年代的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能在革命舞台上导演威武雄壮话剧的军事才能。毛泽东首先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策略家，不断地在战争中战胜敌人，逐渐获得威信和地位。他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全党的体认，出色的军事才干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后，毛泽东创立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理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日臻完善、辉煌夺目，这些理论助其取得赫赫战功，奠定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的地位。（五）出众的组织与领导才能
杰出的政治领袖必须具备出色的领导组织能力和斗争策略手段。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摒弃了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刚柔相济的方式；在对敌斗争中则采用刚强与灵活、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手段；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一整套工作方法与作风，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与驾驭能力，并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思想。（六）坚强的意志力
坚强的意志力与当机立断的魄力也是一个卓越政治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意志极其坚强的政治领袖。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体育之大效尤在“足以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这也就是他酷爱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等体育活动的根由。斯诺观察到，毛泽东的“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
[14]力”。越是艰难困苦的岁月，就越能激发毛泽东激越的诗情与奋斗的豪情，他豪迈的诗词风格便是坚强意志力的集中体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伟人的超凡魅力一般都在遭受严峻挑战的危机时期才会得到呈现。斯诺曾经这样描述毛泽东：他“是一个精通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与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15]。毛泽东所具备的这些特殊的个性品质，远非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所能比拟。所有这一切均使他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阵地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纵横自如，胜任愉快，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个具有渊博学识的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第二节超凡型权威
按照韦伯的经典理论，权威的合法性具有三种类型，即传统的、法理的和个性魅力型的权威。但纯粹的典型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各种类型具有不稳定性及相互转变的趋势。自然，作为一个造反者、革命家，毛泽东的权威不可能是传统赋予的，但他的确兼具法理型和个性魅力型两种类型的权威，后者则更为突出，形成了一种“超凡的权威”。尼克松说，毛泽东的确“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16]物的超人魅力”。没有哪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不为他的巨大魅力所折服。
毛泽东这种“超凡型权威”的构成要素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旷世巨人
毛泽东是一代巨人，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巨大人物。他是一位睿智远虑、足智多谋而又气度恢宏、谈笑风生的政治家、革命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家、战略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理论家、哲人兼诗人。这样一位“三位一体”的巨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冯友兰评价他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人”。作为一代“旷世巨人”，在一个以农民为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与“天下定于一尊”的传统气氛相呼应，毛泽东的特殊才能与神奇力量就构成了一种“人间神”效应。斯诺发现，在革命者眼中，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17]的根本活力”。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了《沁园春·雪》，轰动了整个山城的知识界，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才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风流人物”；同时，也使蒋介石的“领袖形象”相形见绌。（二）实践贡献
具有特殊的品质与非凡的才能，使毛泽东超出一般人，卓尔不群。当他的这些特殊才能被体认后，人们就开始带着崇敬的心情自觉地服从他的领导。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领导人。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同国民党蒋介石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同时，他也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扭转危局。因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诚心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彭德怀在延安整风时逢人便说他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在井冈山时期，他只是把毛泽东当作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大哥；长征时期，则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老师；直到延安时期，他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权威领导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岁月里，毛泽东几乎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他代表着正确、代表着胜利；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革命避免了很多曲折和弯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在以后取得的一系列近乎不可思议的胜利中不断得到强化。（三）理论权威
一个政治领袖要具有非凡权威，必须树立自己的理论权威，即通过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感召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理论一旦为群众掌握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能量。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他在全党最早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并且身体力行，集中全党集体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纲领性文章的发表，奠定了他在党内无可置辩的杰出的理论家的地位，强烈吸引着广大爱国者献身神圣的事业。第三节非常的作用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疑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如磐石般的团结与统一，对旧的统治体系与秩序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巨大作用。
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那场关涉中国前途命运的激烈较量中，诚然斗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国共双方政治力量的对比状况，但是其中的确始终蕴含着政治领袖之间个性力量的抗衡。国民党统治垮台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固然是国共双方政治、经济、人心、军事等各方面综合较量的结果，但其中的确包含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个性较量。与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形成的超凡权威相对照，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推行军事独裁，谈不上权威，使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自相消耗。此外，毛泽东的创新灵活与蒋介石的刻板守旧、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与蒋介石的两面三刀……这一切确乎不可同日而语。对此，尼克松曾对蒋介石与毛泽东作过十分有趣的比较，结论指出：由于蒋介石“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18]这种人”。
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毛泽东的权威领导确乎是中国革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的一个关键因素。尼克松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19]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
邓小平也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20]摸索更长的时间。”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毛泽东的巨大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
毛泽东是特定时代的巨人，在这个历史的转型期，毛泽东独特的才能、学识、意志、气质与性格使他出色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骤然而至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的欠缺也逐渐暴露。从他的读书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广博的知识结构中欠缺现代化大生产和社会化管理方面的知识。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的书读得更少。这一情况，[21]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坦承：“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22]面，我的知识很少。”
因而，他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中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虽然他一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及至1961年他还一再告诫：“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23]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力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是他晚年的失误正在于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尽管如此，由革命年代历史形成的毛泽东的超凡权威不仅未曾动摇，反而逐渐向“个人崇拜”方向发展。毛泽东也一再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1958年3月，毛泽东在《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24]对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持一定的保留态度。1965年1月9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承认说，个人迷信“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25]1970年12月8日，他在《会见斯诺谈话记录》中又说：“比如说我[26]个人崇拜。……总要有人崇拜嘛！”
不管他内心对个人崇拜态度如何，毛泽东在晚年多少有点自觉不自觉地去扮演“人间神”的角色，并逐渐抛弃了战争年代党内良好的民主集中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他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终酿成国家民族的灾难性厄运，也导致了他晚年的悲剧。
通过对毛泽东权威领导及其影响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对毛泽东权威领导的评价
国内外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大概有五种观点：第一，全盘肯定；第二，全盘否定；第三，功大于过；第四，过大于功；第五，功过相当。我们认为功大于过是没有问题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从时间来看，在1921～1976年这一段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生涯当中，1957年以前是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问题主要出在1957年以后，而且在1957年以后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从作用来看，毛泽东一生主要完成了三项历史使命，一是领导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条件，二是接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三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还取得了初步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的成就。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毛泽东有一个完整的评价，总体上讲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这个结论是经受住历史考验的。（二）一定的政治体系需要政治权威
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说：“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27]威的，要算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作为一定政治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需要权威。党内缺乏一个领导核心和强有力的权威，并不利于党的团结与凝聚力的加强，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巩固，最终将会影响现代化的发展。毛泽东的权威领导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效应。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也十分强调中央政治局需要有一个核心，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中明确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中[28]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三）个性魅力型权威可能具有双重效应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主要属于个性魅力型权威，它是历史形成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必然性，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负面效应。冯友兰指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29]能犯的错误”。当然，历史地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四）个性魅力型权威需向法理型集体领导权威转换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30]出现不稳定。”因此，怎样防止权威领导向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轨道滑行，建立一个法理型的集体领导权威，对我国政治民主以及整个现代化事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1] 〔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77页。
[2] 萧延中：《巨人的诞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14页。
[3]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342～343页。
[4]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2，第195页。
[5]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231页。
[6] 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43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38页。
[8] 高菊村：《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第27页。
[9] 萧延中：《巨人的诞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44页。
[10] 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第42页。
[11]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33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7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3页。
[14] 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第75页。
[15] 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第74页。
[16] 尼克松：《领袖们》，刘湖等译，知识出版社，1985，第32页。
[17] 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第71页。
[18] 尼克松：《领袖们》，刘湖等译，知识出版社，1985，第335页。
[19] 尼克松：《领袖们》，刘湖等译，知识出版社，1985，第388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45页。
[21] 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11页。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32～33页。
[2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58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69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08页。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6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551、553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7页。
[29]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7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2页。第二章邓小平发展理论与历史伟业从发展理论的角度去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很有前程的研究领域。所谓发展指的是落后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指出：“发展就是落后[1]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从狭义上来说，所谓发展就是现代化，所谓的发展理论就是现代化理论。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实质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用的一个词，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研究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第一节历史抉择
邓小平发展理论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主观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中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他面临的全局性、紧迫性头等大事。具体有两件大事：一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要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可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发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一）国际背景
邓小平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他的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国际形势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国际形势与格局的新变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了两极格局，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尖锐对峙；50年代末以后，这两大阵营的对峙逐渐演变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基本上就是两极争霸的局面。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国际形势悄然发生了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在加速发展，二是世界多极化也开始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和平与发展逐渐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成了时代的潮流。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及时地做出了新的判断与决策。一些细心的世界观察家们发现，70年代末以后，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的认识有所变化。在这以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均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估计过于严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国际国内的战略重心就放在备战上，这在六七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70年代末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新改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中说：“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2]过分了。”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3]但防止新的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对战争的危险性认识有所变化，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打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具有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强大核武器，而核战争没有赢家，造成“核恐怖平衡”，反而是有利于和平的因素，加上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人民都是要求和平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也是和平发展的有利因素。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了时代主题”的著名论断。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谈话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4]略性的意义。”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工商会议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5]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创见。
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新判断，成了中国内外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国际上，中国的对外政策做了一系列调整，改变了以前奉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新政策与国际战略。在国内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上。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此有很高评价：邓小平、毛泽东都曾担心苏联可能发动战争，这种担心在80年代几乎消失，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今天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这对中国来讲是特别幸运的事情。
第二，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亚洲崛起了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给邓小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时候邓小平就开始特别关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在思考怎样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在乘坐新干线高速列车上，有记者问：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邓小平则回答道：“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6]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第三，传统社会主义的危机。当时苏联模式被看作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模式，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就是这么流行的。苏联模式在历史上应该说起过重要作用，发挥过强大威力，这是因为苏联模式那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好处，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再一个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适应了当时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所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经济高速发展，到了60年代苏联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照搬了苏联模式，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与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但是50年代末以后苏联模式的弊端就逐渐暴露。特别是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在后来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比如说在朝鲜半岛，朝鲜和韩国差距就很大；在德国，东德和西德差距比较大；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差距也比较大；在世界，苏联与美国也存在较大的差距。非洲不少国家也搞社会主义，但结果越搞越穷。这样就促使邓小平思考苏联模式到底行不行，传统的社会主义这样发展下去是否有前景，苏联在列宁时代曾搞过“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给邓小平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引发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深沉思考。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成功，必须加以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釆取正确的政策，那就[7]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尔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8]策，但是后来的苏联模式僵化了。”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9]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类似的话很多。（二）国内背景
第一，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差距。1978年中国国门打开以后，中国跟世界的差距很大，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形成了极大反差。这个资料来自于国家统计局，197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GDP排在世界第10位，人均GDP在188个国家里面排175位，进出口总额排第29位。当时我们国家人均GDP还不到200美元，社会处于贫穷、僵化这么一种状态。“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0]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11]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就引发了邓小平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的思考。
第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总体来说是“两头好，中间差”，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教训，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都可以形成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
1949年～1957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发展形势相当好。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均加以肯定。“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增长每年分别约为3.8%和18.7%。……第一[12]个五年计划的特征是明显的加速度。”中国“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世界特别是苏联提供给它的一切。到1957年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13]最初的八年是一个大胆创新、成就斐然的时代。”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是这样看待的，他指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14]1949～1957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是以后就出了问题。主要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左”倾错误，这个“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政治上大搞政治运动，三是在经济上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规律。
1957～1976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总体来说是成功的经验少，曲折的教训多。邓小平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15]展和停滞状态。”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的谈话时坦承：“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16]可惜的。”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根源在于“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17]九六六年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是未来的钥匙，了解过去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更好地开拓未来。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18]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是在实践中一边摸索前进、一边总结经验。“现在我们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19]中摸索。”“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改革是有风险的。……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20]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邓小平发展理论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三）个人背景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与其主要创立者的独特经历、个性特质与领导风格紧密相连。邓小平发展理论也无不打上了他的个人烙印，其中尤其跟他“三下三上”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一位记者问及他的个人经历时，他幽默地回答说：“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21]牌。”他在回顾“三下三上”的经历时说：“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22]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这个“三下三上”给邓小平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启发了他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刻思索。
第一次落起发生在1933年3月到夏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江西大搞“罗明路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邓、毛、谢、古”事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邓小平因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了牵连，被撤销了江西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这个职务，并且给予他“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这个事件毛泽东也是记忆深刻的。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23]就是毛派的代表。”
第二次落起发生在1966～1973年。这跟“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很大的关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邓小平也作为所谓“党内走资派”的第二号代表人物再次被打倒了。在这期间他和国家、民族一样经历了巨大的磨难，特别是在1969～1971年，他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的拖拉机场劳动，这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形成有很深刻的影响。邓小平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他亲眼见到了民间的生活状况，在思考中国发展的出路。邓小平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讲到邓小平那个时候的读书情况。“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24]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可见，他当时读书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包括中国古代、国外的治国经验，尤其是系统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选集。他在读书过程中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园子中思考散步，渐渐地踏出了一条坚实的小道。后来人们亲切地把这条小道称作“小平小道”。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就是从这个小道衍生出来的。
第三次落起发生在1976～1977年。这与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及天安门事件有关。邓小平在1975年大刀阔斧地搞全面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交通整顿、军队整顿，气象一新，但是按照邓小平这个搞法搞下去，势必要全面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思路，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实际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才干一直很欣赏，认为人才难得，但是对邓小平有一点不放心，那就是担心去世以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会不会被改变，所以有一次他要求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决定，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是被邓小平拒绝了，他说由我来主持做出这样的决议是不合适的，我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泽东当然不满意，1975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一场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把邓小平批了一下，后来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受了牵连，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这段时间不是很长，1977年以后邓小平又复出了。
这“三下三上”的经历，特别是三下的经历对邓小平的影响很大。例如，三下都跟“左”倾错误有关系，所以邓小平后来非常强调要反“左”，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25]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再如，他亲身经历了十年动乱，见证了社会动荡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就强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重要性。第二节发展理论
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在《邓小平文选》当中“发展”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一共1066次，第一卷191次，第二卷317次，第三卷558次。第三卷仅28.8万字，也就是说这卷里面每516个字就出现一个“发展”。邓小平非常强调发展，“我们要利用[26]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27][28]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把发展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明确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要发展，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展自己。后来他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概括为中国的发展路线。中国的发展路线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所以可以说发展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条红线。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内容比较多，也比较丰富，这里只阐述一个基本框架。（一）发展模式
对发展理论关注最早的应该是马克思。他指出：“产业革命同时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29]被认识清楚。”“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30]的，只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当时马克思比较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整体的变迁，这就是现代化的问题，马克思比较早地关注到西欧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以色列学者什洛莫·阿维内里在《马克思与现代化》文章里讲道：“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看法应当被看成为根据西方的经验为现代化各种条件和界限提供一幅相当[31]精致的图像。”当然，现代化的模式是多元的，西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并不是唯一的模式。马克思也同样注意到亚细亚社会的发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应该走一条独特的“亚细亚模式”。不过后来马克思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社会革命那儿去了，对现代化理论没有做深入的论述。到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后来到斯大林时期就形成了“苏联模式”。虽然“‘苏联模式’在历史上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也暴露了严重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即社会变迁理论、国家发展理论，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理论。当时，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为什么要研究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呢？主要是两极格局的对峙，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再加上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西方古典的现代化理论。这些发展理论虽然有很多分歧，但是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意旨：即所谓的发展或者说现代化，主要是以西方社会发展为基本蓝图和模板，也就是说所谓的发展、所谓的现代化主要就是西化，向西方学习。这些国家的一些学者还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整套发展的模式，在拉丁美洲，不少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尝试，但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却带来了动乱、灾难、倒退，使他们陷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西方国家这些社会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过程中都破绽百出，受到了诸多批判与责难。
针对这个情况，邓小平经过思考，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发展也必然是多元的。“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32]决”。“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英、美、法的模式是办不到[33]的”。而苏联模式也僵化了，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34]“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中国怎么办？逻辑的必然结论是：中国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说中国要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即被后来的人们称作的“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走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在现代化建设当中也必须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相结合，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即“中国式的现代化”。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的重要命题，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发展目标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当时邓小平讲“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富强、民主和文明三位一体的内容，其中发展经济是关键。邓小平所理解的现代化指的是社会全面发展，但是核心是经济发展，这就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邓小平特别强调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经济发展。
1979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35]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际上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一个是要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再一个是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还有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需要平衡发展，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非常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其他的任务都要服务于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认为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是全党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邓小平讲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发展。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有贡献的，这个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把发展生产力提升为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检验一切工作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把生产力提高到这样四个方面的高度，从而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三）发展战略
实现发展目标，需要有发展战略。邓小平发展理论中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步骤，二是发展重点。
首先，关于发展步骤。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个目标现在看起来有点高了，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把这个目标调低了一些。1979年邓小平考察了很多地方，带着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新鲜感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我们开了一个大口，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使我们国家走在国际前面。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不要定得那么高。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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