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逸梅美文类编.前尘旧梦.掌故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郑逸梅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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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逸梅美文类编.前尘旧梦.掌故编

郑逸梅美文类编.前尘旧梦.掌故编试读:

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

前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上海成立了一家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这是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该馆设在麦家圈(即现在的山东路)。它除备有大小英文铅字外,并刻有中文铅字大小两种,大的等于现在的二号字,小的等于现在的四号字。

五口通商以后,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带来两个教士,一名雒魏林,一名麦都思,作为随行人员。那时麦家圈一带,都是田陇河渠,没有市面。麦都思首先在那儿建造基督教堂。由于传教需要印圣经,他们就在附近创办墨海书馆,用铅字排印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小册子。印刷机器拙笨得很,长一丈数尺,宽三尺,旁置有齿重轮二只,由两人掌握,用一头牛旋转机轴。当时人们感觉到新奇,纷纷前来参观。有好事的作了一首竹枝词:“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接着他们又设立了华英书院,教授英文,把那儿的地皮逐渐圈了去,这就是麦家圈这一名称的由来。麦都思在墨海书馆旁边筑屋居住下来,作为终老之计。后来麦的儿子麦华佗任驻沪领事,麦都思又是工部局最早的董事之一,在文化侵略活动中,是个特殊人物。至于雒魏林也是不甘寂寞的,他创办了仁济医院,即现在的第三人民医院,当时规模没有这样大,是后来逐渐扩充的。

墨海书馆的编辑共两人,一个是外国人艾约瑟,另一个是中国人王韬。王韬很有才华,别署天南遁叟,著有《园文录》、《蘅华馆诗》等数十种,有“长毛状元”之称。实则太平天国的状元,另有其人,和王韬无关。他和艾约瑟合译《格致西学提要》,又翻译了《六合丛谈》,那是伟烈亚力原稿,内容涉及面很广,举凡天文地理,动植矿物都有,所以译称“六合”。“六合”指东西南北上下而言,是无所不包的意思。王韬供职墨海书馆先后十多年,他所著的《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就是由该馆铅字排印的。

夏瑞芳、鲍咸恩创办“商务”略记

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界的巨擘,刊行了许多图书,举凡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史地等等,可谓应有尽有。抗日战争前,它曾以“一日一书”为号召,即每天刊行新书一种,数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它创始时,没有意料到后来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商务印书馆”的名儿,望文生义,它原来主要无非想为商店印些招牌纸、发票、传单等等,梦想不到将来要出这许多图书,否则这局限性很大的“商务印书馆”的名儿,决不会取的。

我有一位老同学华吟水,他在商务印书馆服务数十年,掌握了许多史料。我曾经把他记载的关有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些珍贵资料加以整理,觉得颇有参考价值:原来该馆发起人只有夏瑞芳和鲍咸恩二人。瑞芳字粹方,江苏青浦人。咸恩,浙江鄞县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幼年同过学,以后又同事于上海《捷报》馆,为外国人排字。瑞芳精明果断,咸恩谨慎勤劳,两人虽性异殊情,可是颇能友好合作。后来瑞芳娶咸恩的胞妹为妻,更从友好而结为亲戚。《捷报》(ChinaGazette)是当时上海一家有名的英文报纸,经理兼编辑为英国人。他性情粗暴,视中国工人为奴隶,动辄辱骂。瑞芳、咸恩两人不甘屈服,毅然脱离《捷报》,自谋出路。那时适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奋发图强,从事文化教育的革新,印刷事业,大有前途。他们两人多年在报馆工作,精于印刷之道,于是打定主意,开始筹备印刷机构。当时他们预计每月可以接到几笔商店、行号的小生意,如传单招贴之类,还可以替圣书会、圣经会、广学会印一些印刷品。每月如有六七百元的收入,克勤克俭,也可以维持生活了。

最初开办的资本额,原定四千元,分为八股,每股五百元,由发起人认购,可是资金不够,未能如数凑足,只得邀请教友沈伯芬认二股,计一千元,其余的股份,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咸恩之弟)、徐桂生四人各认一股,计二千元,高翰卿、张蟾芬、郁厚坤三人各认半股,计七百五十元,总数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元,数目虽不大,但当时发起人都是职工,没有多少积蓄,筹集到这笔钱已很不容易了,且瑞芳的一股,还是由他的妻子向一个女同学处挪移来的。

正式创办商务印书馆的议约,订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三月初三日,在三洋泾桥(现在的延安东路江西路口)的一家小茶馆楼上。股金收到后,即着手购置机器。但由于资金不足,仅购得三号摇架二部,脚踏架三部,自来墨手扳架三部,手揿架一部,以及中西文铅字工具等,所有资金几乎耗尽,后由股东沈伯芬筹划了流动金二千元,才得以周转。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阴历正月初十日正式开业。最初的地址,是在江西路宁波路口德昌里末弄三号,为三幢房屋,租金每月五十余元。夏瑞芳、鲍咸恩、郁厚坤三人工作不分职位,通力合作。无奈流动金还感不足,临时添办些材料工具,如青铅、连史纸等,往往欠账,还要请高翰卿担保,那时高已升任美华书馆的中方经理,帮了他们不少的忙。后来营业日益有了起色,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翌年,因房屋倾塌,且不敷应用,于是迁至北京路庆顺里口,为六幢屋子,陆续添置了大阪铸字炉、花旗印书机等。还买了四匹马力火油引擎一只,又设立了木工部。从此,它的业务中心也由印刷转到出版,在管理上全用新法,与当时官办书局袭用的旧法不同。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日本人经营的上海修文印刷局,因故停办,所有机器工具全部贬价出让。“修文”原本投资约近十万,由于历年亏损,乃由印锡璋介绍,经过几度磋商,卒以一万元代价归商务收买,计有大小各号印刷机,二、三、四、五、六号铜模以及其他机件工具铅字材料等。商务购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业务便大加扩充,印书始用纸型,发展成为一家初具规模的出版机构。当时他们感到我国的印刷技术比较落后,便派鲍咸昌东渡日本进行考察。鲍咸昌归国后大力革新印刷技术,因此营业更加蒸蒸日上。同时推夏瑞芳为总经理,鲍咸恩为印刷所所长,其他发起人亦逐渐进馆办事,出版了好几种书籍,销路最好的,如《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二、三、四、五集(由胡洪赉译注),以及《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等。它的部分书籍改用有光纸印行,比原用毛边纸、连史纸印,便宜三分之二,因此销路益畅。

该馆在创办初期,不分官利和余利,所有盈余都并作营业资金,直到张菊生、印锡璋等投资加入时才重新估值。那时张菊生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他因印件关系,时常与该馆接洽业务。这时夏瑞芳正想扩充业务,准备设立编译所,拟聘张菊生主持,双方一淡,意见相合,同时印锡璋亦有意参加,就由原发起人邀请张、印二人在福州路书锦里口聚丰园菜馆商谈合资经营的办法。最后决定资本额为五万元,除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七倍升股外,余以新股招足,这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的事。

张菊生进馆后,先在北福建路西长康里设立编译所,请蔡元培担任编译所所长,又请了几位学者翻译外文书。为了继续发展,不久又将编译所迁至城内唐家衖,编著和翻译各种参考用书,创刊《外交报》(杂志性质),共出十卷,译印《帝国丛书》和《地理丛书》等,又印行《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两厚册。嗣后出版严复著的《英文汉诂》,第一次使用中文书横行排版,开始应用新式标点符号及著作权印花证。

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时,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地区,狂轰滥炸,使上海遭到空前浩劫。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惨遭炸毁,烧了三天三夜,纸灰飘扬,甚至南市和徐家汇一带,上空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这是我国文化上无法弥补的损失。

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虽在一九二六年,但图书的收藏,于前清光绪年间商务印书馆建成新屋于宝山路后,就已开始,时为一九○四年。

据闻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出让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索得陆氏书目,请示于该馆经理夏瑞芳。那时该馆的资产仅数十万元,夏瑞芳慨然拨现金八万元收购,以备编辑所参考之用,事虽未成,也可见他致力于文化事业决心之大。此后陆续收进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闻斋散出的藏书,辟涵芬楼以储藏。未几,辛亥革命成功,清宗室盛昱意园、丰顺丁日昌持静斋、江阴缪荃孙艺风堂藏书散出,商务又各购得数千百种。凡二十年间,广事搜罗新旧图书,已达数十万册之多。

一九二四年,该馆出其历年盈余中所提存的款项,计规银十一万余两,在总厂对面宝山路西兴建五层钢骨水泥大厦,移涵芬楼所藏图书,充实其中,名为东方图书馆,一九二六年对外开放。一九二九年,添设儿童图书馆,一九三一年,复设流通部,以贯彻服务社会的初旨。

东方图书馆的五层大厦,最上层为杂志报章保存室,及商务历年出版图书保存室。四层为普通书库,占地四千六百方尺,置书架五十六排,共三百七十余架,统长一万四千八百余尺,可藏书四十余万册。四层一部分及三层为善本室,内藏涵芬楼善本书及全国地方志。二层为阅览室、杂志陈列室及事务室等。下层为流通部藏书室及事务室。馆南空场为花圃,南面建西式平房五间,为儿童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之前,藏书五十一万八千余册,图表照片五千余种,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据杨家骆的《图书年鉴》上载,当时北京图书馆藏书仅四十余万册)。其中除普通书籍外,善本书中,有宋版一百二十九种,二千五百一十四册。元版一百七十九种,三千一百二十四册。明版一千四百一十九种,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三册。清代较精版一百三十八种,三千零三十七册。抄本一千四百六十种,七千七百十二册,名人批校本二百八十八种,二千一百二十六册。稿本七十一种,三百五十四册。杂本三十一种,三百八十三册。如以旧四部分类而言,计经部三百五十四种,二千九百七十三册。史部一千一百一十七种,一万一千八百二十册。子部一千种,九千五百五十五册。集部一千二百七十四种,一万零七百三十五册。此外一九三一年,还收进扬州何氏藏书四万余册,部分版本正在整理,尚未计算在内。全国地方志约二千六百六十五种,二万五千八百三十八册,内元代纂修者二种,明代纂修者三十九种,清代及民国时期纂修者二千五百二十四种,册数更多。其中有很多孤本,如万历年《吴县志》五十四卷、《旌德县志》十卷、《临江府志》十四卷、《荆州府志》五卷、《黄冈县志》十卷、《大昌县志》六卷、《建阳县志》八卷、《南皮县志》十七卷、《宝鸡县志》三卷。还有,仅有的抄本和原稿如李钟峨的《通江县志》、张凤孙的《泰宁县志》,魏嵉的《长泰县志》,周的《信宜县志》、宋锦的《崖州志》,胡勋裕的《始兴县志》、周叙彝的《安南县志》、孔尚标的《同官县志》、端方的《砖坪厅志》、武全文的《崇信县志》、德俊的《两当县志》、杨镳的《复州乡土志》等,以及仅国外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的罗定权《资县志》、北京图书馆所藏尚缺卷五的苏佳嗣《长沙府志》全部,科学院所藏尚缺一至四卷的呈麟《南溪县志》全部。至于稀少珍本,更不及备录。外文图书二万余册,其中有十五世纪前出版的西洋古籍多种。

外国杂志报章,也极完备,著名的有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化协会所出版的《学报》,德国出版的《大亚洲及中国》等杂志,都是研究我国国故的参考书,且属全份,尤为珍贵。此外还有福州及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及公元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五一年间香港出版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全份,尤为难得。该馆所藏的科学杂志,也很珍贵,如出版已达一百多年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的初版全套,就是远东唯一孤本。

至于我国出版的日报,如上海的《时报》、《神州日报》、《民国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以及清末光绪、宣统之间与《京报》并行的《谕折汇存》,均藏有全份。上海的《申报》、《新闻报》,该馆所藏,也都达三十年以上。我国杂志之备有全份者,为数更多,如《新民丛报》、《国闻周报》,以及该馆出版的《外交报》、《东方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等等,都是不易搜集的。

赛铜字模的发明

我们读了《梦溪笔》,谈知道隋代已有木版印刷。毕昇在一○四一年,即创始用活字印书。德国人戈敦保于一四四○年开始用活字版,比我国落后了四百年。这是我们足以自豪的。

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举凡凸版、平版、凹版,都是很完备的。铅印书册,是利用凸版的,这种印刷,必先浇铸铅字,而浇铸必先有字模。我国文字繁多,《康熙字典》有四万七千多字,《中华大字典》四万八千多字,即通常用的,也有几千个字。如果每个字制一个字模,工作就很不简单,且代价很大、加之字有头号、二号、三号、四号、小四号、五号、小五号、六号、七号等九种,字体有仿宋、楷书、扁字等等,又有长形、方形的区别,要备齐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至于电镀铜模,那是美国长老会派姜别利(Gambie)来华主持宁波美华书馆印刷教会书报时传来的,先以黄杨刻阳文字,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于是制成大小铅字七种。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商务印书馆请字学家把姜氏字体加以釐正,然后如法炮制。奈制造非咄嗟可以立办,且镀制字模,通常用直流发电机来发电,电压在1.5伏特以内,也有用隔膜电池来制字模的。备着一缸,缸的外围,悬挂着预备镀制的铅字,与饱和硫酸铜溶液;内围悬挂锌条和稀硫酸溶液。缸中电压在1伏特以内,经过二十天左右,字心才得成功。再经锯磨锉刨,把字心嵌入铜壳,每个字又须半小时。故每副字模制造时间,约一个月。

商务制版厂厂长唐凌阁及照相股股长张沾卿、工友林九龄,经过共同研究改革,于一九三五年发明了赛铜字模,又名培珀字模。这种字模有铜模的效用,却无铜模的缺点。且制成仅须一刻钟,成本也很低廉。从此大大地推动了商务印刷事业的发展。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创始经过

大家都知道,四角号码检字法,是商务印书馆创始的。当时正值王云五主持馆务,故有人认为这是王云五的智慧。实则,王云五是经人启发赞助而成的。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启发和赞助者,究属是谁呢?这是长乐高梦旦老先生。梦旦生于一八七〇年,虽应科举考试,但思想却是进步的。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林迪臣在杭州做官,推行新政,创办西湖蚕学馆,开中国实业教育的先声。当时帮助林迪臣计划的,就是高梦旦和他的哥哥高啸桐。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劳玉初(乃宣)把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聘高梦旦为总教习。次年大学堂选送学生赴日本,高梦旦任留学监督,率领学生东渡。他看到日本教育很发达,特别是普及小学,就有编辑小学教科书的动机。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冬回国,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聘他编辑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同参加者,尚有蒋维乔、庄俞等,当时商务资本有限,经理夏瑞芳担心耗资费时,势必亏本。没想到第一册出版后一销就是数万册。夏瑞芳喜出望外,决定续编。

高梦旦看到旧式字典详简失当,不切实际,便倡议编《新字典》,增补旧字典所没有的新字和旧字典所没有的新义,且根据《新字典》,刊行《辞源》。五四运动兴起之后,高梦旦觉得新文化已获得了群众基础,商务印书馆既为文化服务,就不能不走新的道路,于是把所发行的杂志大大地革新一番。他觉得《康熙字典》检查不便,便研究改进的方法,创为八十部首,先后共十多年,不知换了若干次的稿,才十成八九。这时王云五进入商务,高梦旦便把稿件交给王云五整理。王云五在高梦旦原稿的基础上才搞出了四角号码的检字法。商务当时的内部刊物《同舟》第四卷第十二期上刊有王云五写的《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一文,提到这事说:“高先生是多方面的研究家,又是许多研究家的赞助人。

高先生对于研究的兴趣很浓,而且是多方面的。在二十几年前,有改革部首的草案,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的二百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右的部居,此法较旧法已很便利,但高先生是一位彻底的改革家,自己认此方案还不算彻底,始终没有把它发表。他又抱成功不必在我的态度,当他把自己的检字方案搁置时,便留心到外间有没有热心研究改革检字方案的人,后来给他发见林语堂先生曾经发表一种首笔检字法,那时候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担任教席。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秋间,高先生因事到北平,辗转托人介绍,与林先生详谈,力劝林先生继续研究。后来回到上海,和我商量,我也赞成此举。因此便由商务编译所与林先生订一合作研究的契约,于一年期内,由商务按月资助林先生若干元,由林先生酌减教书的钟点,从事新检字法的研究。后来我对于检字法的研究,也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对高先生说起这事,他虽极力赞助他人从事这项研究,但因我日间职务很忙,不愿我过于劳苦,便把成功不必在我一语来相劝,但是我的兴趣已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便瞒着高先生,每晚在家里私下研究,过了约摸半年,我偶然发明号码检字法,欢喜到了不得,次日对高先生和盘托出,他也欢喜万状。其后我因为这号码检字法虽然易学,但对于笔画较多的字还觉不易检查,于是决计放弃此法,另行研究,又费了一年工夫,才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在这时期和以后继续研究修订四角检字法的一二年内,高先生无时不赞助我,并且给我许多有益的意见,及至四角检字法研究告一段落,高先生又认为一种新方法的成功,固由于本体的效用,但是宣传工作也有重大关系,于是他便把宣传四角检字法,引为己任。近年我因为职务特忙,简直没工夫顾到检字法,高先生却继续不断把这检字法热心推行……”

从这个记述看来,王云五不过因人成事,高梦旦的创造和改革精神是不可没的。自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以后,高梦旦就提倡应用于该馆所出版的字典编排,以及目录索引上。以后各地图书馆的编目和机关企业的档案编列,也普遍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

中华书局是怎样创始的

中华书局成立于民国元年元旦,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它的诞生,有那么一段小故事:

中华的创办人陆费伯鸿,他是编纂《四库全书》桐乡陆费墀的后人,名逵,以父名芷沧,因字少沧,任职文明书局。这时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常出席于书业商会,和文明书局的陆费伯鸿时常晤见。高梦旦发觉他不仅能掌握印刷发行业务,而且对于编辑工作也有相当经验,认为这样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于是和张元济商量,用优厚的薪金聘请他为出版部主任。高梦旦以后又把侄女嫁给他。岂知伯鸿别有雄心壮志,不受羁縻,颇思另创基业,图谋发展。

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潮流,奔腾澎湃,不可遏止。这时商务当局对于发行下学期的教科书大为踌躇。他们觉得,如果仍旧印那些“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的课文,深恐革命成功,数量很多的封建陈腐的教科书,就将成为废纸,这不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吗!但又觉得,要是编印革命教科书,却又不能公开,万一革命不成功,那就要触犯清廷,如何得了。考虑再三,均无妥善之计。商务当局想到了那个被称为“智多星”的陆费伯鸿,于是便找他来商量办法,他却很肯定地说:“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督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是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下学期的教科书,还是一仍其旧,毋需更动。”商务当局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决定印行旧本了。实际上,陆费伯鸿所说的话,不是由衷之言,他是有他的打算的。他自以为“蛟龙非池中物”,这正是别谋发展的大好时机。他目光锐利,看到清政府朝政日非,民情激昂,革命党人抱着牺牲精神,仆一起百,再接再厉,革命成功,即在眼前。所以他一方面若无其事地敷衍商务,一方面秘密地邀请了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事,如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等,每晚集合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他的家中,商讨编撰新教科书事宜。但编成了不能公开付印,因为一方面不给商务当局知道,一方面又须避清吏的耳目,普通印刷所也不敢承印这种所谓“大逆不道”的革命书册。不得已,托鸭绿江路日本人所经营的作新印刷所,付诸铅印,大都为二号字,图为木刻。伯鸿的三弟权辰亲往校对,进行迅速,到武昌起义时,书已十成八九。这时,伯鸿立辞商务职,商务愿月酬四百元挽留他,伯鸿以别有组织,和克敦、知方等毅然不顾,而自创基业,资本二万五千元,发行所设于福州路,为二层楼房,于民国元年元旦开幕,命名为中华书局,伯鸿为总经理,戴克敦为编辑长(直至一九二六年克敦逝世,编辑长由伯鸿兼任)。一套合于新时代的新课本称为《中华教科书》,赶印齐全,春季开学,各校都采用《中华教科书》,销数很好。商务所印的许多内容陈旧的春季课本,顿时成为废纸,欲另编新本,已措手不及了。这使高梦旦非常难堪。蒋维乔调笑高梦旦说;这一下,你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章太炎迁居苏州的曲折

章太炎逝世于一九三六年,距今已半个世纪了。我还珍藏他的书扇、尺牍,以及一瞑不视时的遗容,带着微笑,很为慈祥。据星社社友陶冷月见告,他和太炎相稔,太炎既捐馆,购一柩,索值甚巨,那寿器铺的小主人,恰为冷月学生,冷月为打交道,才得抑值,成其敛事。

太炎著作,我藏有当时上海右文社所刊的《章氏丛书》,如《文录》、《检论》、《国故论衡》,其他散见报章之作,刊入《别录》。此外尚有《书》、《驳康有为书》、《国学振起社讲义》等,都刊成单行本。太炎又擅作篆书,曾精心写了《篆书千字文》,商务印书馆一度拟为影印,未果。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刊《章太炎全集》,《篆书千字文》也已问世,为学篆的津梁。汤志钧更为辑成《章太炎年谱长编》,太炎有知,定必欣然泉下。

有—年夏天,霍乱盛行,患者颇多不治,太炎谙医术,在报上发表了《中国汤剂救治霍乱》一文,引起医学界的研讨。又有一年,他的亲戚沈和甫来沪,住在振华旅馆,忽然抱病,我与和甫为苏寓邻居,很早相识。我去探望,问:“请了医生没有?”和甫说:“方才章太炎来诊治过,开了个方剂在桌上。”我取来一看,墨沈尚没有尽干,可知太炎是刚才离去的,可谓缘悭一面。

太炎的医道,我友吴佐忻,在中医学院图书馆偶阅郑大鹤的《医诂》,发现是书有太炎的亲笔眉批按语,凡十二条、佐忻一一录存。内容是对古代几位医家,一些医籍的考证,与对《医诂》某些说法的批评。这书钤有“武进谢利恒校读之记”印,和“陈存仁”印,可见先后由谢陈二医师收藏过。据佐忻见告,中医学院图书馆尚藏有《章太炎先生手写古医方》和太炎手写之《金镜内台方议序》。陈存仁著有《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那所记是很详备的。

太炎的老家在杭州,另在上海赁庑同孚路。后来觉得上海尘嚣烦扰,乃有迁地为良之想。恰巧苏州的金鹤望、陈石遗、张一麐、李根源等组织“国学会”,由鹤望敦请太炎赴苏讲学,他欣然前往,寓于李根源的曲石精舍,觉得苏州水土清嘉,名胜古迹到处都是,认为是好地方,便贸然购了城中侍其巷双树草堂的屋宇。其夫人汤国梨来苏一看,发觉该屋虽小,却有园林之胜,但没有后门,万一发生火警,就很危险。且旁邻机织厂,机声轧轧,喧耳不宁,居息及治学都不相宜。结果,由汤夫人作主,让掉了该屋,别购锦帆路八号的住宅,门上挂着两块牌子,一是“章氏国学讲习会”,一是“制言半月刊社”。《制言》,是太炎所主持,而由他的弟子潘景郑、沈延国、孙世扬编辑的。

太炎在苏州,一方面治学,一方面还不忘政局。一九三三年,上海学生赴宁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出兵抗日,可是遭到当局的镇压。学生经过苏州车站时,太炎特地遣人携面包果品到站慰劳,并致电当局云:“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但问今日主张如何,无论其平素。”他又想把武昌起义以及共患难的革命志士,一一为之作传,但只完成了焦达峰、秦力山传,其他没有完成,实在精力已不济了。他患的是气喘,在逝世前十天还负病讲授《说文部首》,疲乏不堪。至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逝于苏寓。

太炎生前,很钦佩明代张苍水抗敌不屈的精神,深希将来自己死后埋于杭州张苍水墓旁。汤夫人欲竟其遗志,为之卜葬西子湖畔,不料日寇侵略,东南沦陷,故未能如愿。直至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夏,才得从苏州墓地起出,先期举行公祭,由金兆梓、汪旭初、范烟桥、谢孝思、周瘦鹃等,恭送灵柩赴杭安葬,典礼非常隆重。瘦鹃且撰一联挽之:“吴其沼乎,昔诵遗言惭后死;国已兴矣,今将喜讯告先生。”

按:太炎是学者章濬的儿子,本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他深慕前人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气节。炎武名绛,宗羲字太冲,因改名为绛,字太炎。至于西狩菿汉阁主,那是他的别署了。

王金发允武允文

王金发是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牺牲的。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却漏列其人。最近我在金发嫡孙王安生家里,发现了一部《敦伦堂家谱》,便是详述王金发家世的大好文献,是值得珍视的。从这家谱中,得知金发名逸,一名敬贤,字季高,号孑黎。金发是他的乳名,但乳名较著,名字反被晦掩了。他是浙江剡溪灵芝乡人,启孝的儿子。该家谱有蔡元培的《王君季高传》、褚辅成的《王季高墓志铭》、谢飞麟的《王季高行述》,分幼童时期、作秀才与游学毕业充教员时期、亡命与实行暗杀时期、终结时期,甚为详赡,计二十三页,足备史乘的参考。徐自华的《修宫公墓碣铭并叙》,这是为金发祖父修宫而撰的。其他如《族嫂商孺人传》、《允章行述》、《徐孺人行述》,都涉及金发。又《南社丛刻》第二十集,有陈巢南的《王逸姚勇忱合传》原来姚勇忱和金发是一同被杀害者。

金发自幼多膂力,常部勒邻童为行阵,俨具兵法,邻童称之为“大王”。既长,补博士弟子员,愤清政不纲,参加蔡元培发起的光复会。旋赴日本,以第一人毕业于大森体育学校,这时徐锡麟、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校,图谋反清,金发适在该校任体操教师。事败,秋瑾立促其行,才得脱祸,乃亡命至上海,与陈英士、姚勇忱规划起事。辛亥秋,武汉举义旗,他立谋光复浙江,夜率死士攻军装局及巡抚署,既下,主持绍兴军政府。及南北统一,他息隐上海,袁世凯忌惮之,施其笼络,委为总统府顾问,他不就。后刺宋案发生,初不知其内幕,他获得手下的情报,悉凶手为应桂馨,而指使武土英狙击的。探得某日,应在某妓院宴客,即亲率从者并武装警察,乘汽车往捕,应落网。复查抄其家,得密电及秘函,牵连诸要人,而以袁氏为首逆。他和孙中山、黄克强等策划二次革命,撰了一篇《讨袁檄》,载《民权报》。袁氏恨之切齿,密使其鹰犬朱某诱杀之,时为民国四年六月二日,年三十三,埋骨于西湖卧龙桥畔,后移龙井公墓,和姚勇忱墓并列。

他的嫡孙王安生见告:金发沪寓,在今延安中路,标之为“逸庐”,尚有遗迹可寻。当时陈巢南重过“逸庐”,有那么一首诗:“叹息斯人逝,空余燕子楼。饥鹰集未散,群鬼瞰难休。矧值南儿竞,犹勤北顾忧。鼓颦声渐急,枨触起牢愁。”巢南著有《莽男儿》说部,此书印数少,阅年久,很不易得,安生访觅若干年,近始获得一册,书中主人公即王金发,柳亚子为题一诗:“功罪何当论盖棺,纷纭谣诼总无端。秦人倘识符生枉,蜀老能为葛相宽。败寇成王谁定论,恩牛怨李此旁观。荒坟鬼哭鸱鸺叫,一卷丛残带泪看。”金发虽为武夫,却擅翰墨,《讨袁檄》即出其手笔。他还写了上孙中山《三难三可惜》呈文,洋洋万言,甚为畅达。秋瑾死,他有挽秋瑾词:“欲扫虏尘,反遭虏害,冤哉烈女子,喷残热血,随秋风吹散,化数万辈义勇同胞。”他的“逸庐”中有一联:“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为其自撰自书,书法是很洒脱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金发探得秋瑾之死,出于胡道南告密。胡是绍兴绅士。当中秋佳节,胡道南在家赏月,正优游自得,忽一农民模样的人,从外面来连喘带说:“外甥患了重病,肚痛满地乱滚,特地叫我撑着船来告急的。”胡道南很关心这个外甥,听了之后急忙拼挡一下,跟着这个农民乘船前去。走到冷僻的河边,农民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胡道南惊慌失措,向之叩头乞命,那农民对他说:“明人不做暗事,你道我是谁,我就是王金发,为鉴湖女侠报仇。”说罢,呯然一声,胡道南即死于枪下。一九一二年,金发和姚勇忱于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创办秋瑾纪念学校,名竞雄女学(今凤阳路风阳小学的故址),资金是金发拿出来的,延聘邵力子、叶楚伧、胡朴安、潘更生等任教。孙中山且亲书“勤敏朴诚”四字为校训。由秋瑾女儿灿芝主其事。

端午桥创办南洋劝业会

端午桥,名方,号陶斋,在肠肥脑满的清朝官吏中,他却风雅成性,可谓庸中佼佼者。他擅书法,又喜金石,所藏碑帖,充斥居邸,如入群玉之府。《翁松禅日记》谓:“其人读书多,与名流往还甚稔。”的确,他的幕僚中,人才济济,堪与秋帆、芸台相媲美。徐寄尘为鉴湖女侠秋瑾谋葬,几遭不测,幸由午桥为之疏解。金山陈道一,参加光复会被逮捕,午桥宽其罪状,温语示引用,道一虽未应命,然心殊感之,便改署道一为陶遗,以寓其生命为陶斋所遗。凡此种种,那小醇亦足以掩补其大疵于万一哩。

记得辛亥前一年,他在南京创办南洋劝业会,原来这时他任两江总督,竭力提倡实业,距今已七十多年,知道的恐怕很少了。这时我在苏州读书,学校例有春秋两季的旅行,由教师带领,我就和一班同学,随着教师到南京,参观大规模的南洋劝业会。

这个会场占地很广,特铺铁轨,驰行小火车,可以绕场一周,以助游客兴趣。这里每省辟一专馆,陈列各省的生产物资。各馆的布局和建筑各不相同,以符合地方特色。如湖北馆,因王禹偁有《黄冈竹楼记》传诵人口,所以该馆所筑材料,都以竹为主体,且复筑一竹楼。构造这座竹楼,曾请樊樊山(云门)为之设计,寄禅诗僧有《庚戌八月于南洋劝业会场观樊山督乡人摹构黄冈竹楼》一诗:“与可胸中几根作,樊山千竿万竿绿。仍呼此君造此楼,黄冈却在钟山麓。我欲借乘黄鹤游,还留鹤背负黄州。飘然直渡南溟外,砍竹谁能更作楼。”按樊云门,别署樊山,樊山乃湖北鄂城县的一个地名,宋苏东坡有《樊山记》,云门即生长该处,督摹竹楼,最为相宜,这也是一件文献哩。还有一个特殊的建筑,这个馆,往参观者不拾级而登楼,那是建成斜坡式,而斜度很微,使人行行重行行,不觉得由下而上,但凭窗一望。才知已更上一层楼了。此外有单独的教育馆,甄选各省各校的优秀作品,如书法、图画、作文、手工等,井井有条地陈列着,真可谓琳琅满目。尤使我欣羡的,是我的同学金芳雄(季鹤),他是吴江大名士金鹤望的儿子,家学渊源,写了一副对联,行书逸宕,高高地悬挂着使人有亲切之感。又一个什么馆,陈列的都是稀珍之物,最吸引人的,是七尺方床上铺着一条象牙片编成的席子,细致得无可再细致,中间的蟠龙纹,敛爪翘首,生动得很。据说这是乾隆皇帝的御用品。如此享受,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了。我师章伯寅先生的弟弟,当然是我的师叔了,他在这儿学陆军,就领我们参观陆军馆,当时的种种武器,应有尽有,师叔是很在行的,一一地讲给我们听。这时颜文梁同学对于陆军大感兴趣,愿从戎为国家守卫疆土,抗御外侮,充干城之选。还家后,坚决要投身军伍,经他父亲纯生的劝阻,才学美术,今为名驰中外的油画大家。会中附设有旅社、餐馆、戏院、游泳池,因为种种商品和工艺美术,标新立异,一天难以全部看完,备了膳宿,可以连续浏览,还可看戏、游泳,调剂一下生活,考虑可算周到的了。民国后,杭州的西湖博览会,那是步南洋劝业会的后尘。

劝业会有黄鹤楼旧迹模型,当时我没有注意到,顷阅高吹万前辈的年谱,却提到这个模型,有云:“到南京后,晤识者顺德蔡哲夫、淮阴周实丹及其同乡周人菊、曹书城等,在劝业会见黄鹤楼旧迹模型。楼于光绪九年毁于火,建筑形状,文献几不足征,有姜氏老人,年八十九,自云在楼煮茗二十余年,此时在火焰中,自二楼跃下,得不死。是楼形状,历历在目,造型者经其口授指点,历四阅月而成,与原迹毫发无异。”这也是一段掌故,录存于此,以充实我的纪录吧!

黄摩西撰长联

一代奇人黄摩西,生于海虞,不修边幅,蓄发很长,仿佛雨后丛生的乱草。他掌教苏州东吴大学。教室中,前三排学生都不敢坐,因为他不栉不浴,发出臭气,怪难闻的。可是他上课时滔滔汩汩,趣味横生,却颇有吸引力量,于是学生们纷纷带了香水精来解秽。

他为任课便利计,便在附近严衙前赁一楼屋居住。这屋是小山的故宇,很是宽敞,他就辟一室,称为“揖陶梦梨拜石耕烟室”。原来他深慕石斋梨洲陶庵九烟之为人,所以有这累累赘赘的榜额。其中并悬一联云:

黑铁脔神州,盘古留魂三百里,

黄金开鬼市,尊卢作祟五千年,

少骛道家言,日啖朱砂,又习剑法及诸异术,常尽月不寐,数日不食。独游山中,往往入夜,趺坐宿岩树下,友朋促席,剧谈累宵尽,客倦仆,他却滔滔忘日时。他与章太炎先生善,而议论多相左,然与人言,未尝不称太炎也。

自武汉兴师,他奋然欲有树立,一日出门乘火车,至车站,则两足忽蹙,大哭而归。继政府北移,当涂毒,海内骚然,益愤闷不自聊,笑詈无恒,数月而卒。其时为民国二年癸丑夏历九月十六日,金鹤望为作一传。

他的著作,有《中国文学史》,充东吴大学课本,复由国学扶轮社印行,惜乎该书只写至明季止,清代没有续成。又《摩西词》八卷、《蛮语摭残》一种、《小说小话》一种,都是载在《小说林》上,署名“野蛮”的,便是他老人家。又《银山女王》小说、《石陶梨烟室集》两卷。所谓《摩西遗稿》,是庞檗子代他搜集的,不料没有印成,檗子病殁,遗稿不能刊印;后来凌敬言代为征集,得文二十七篇、诗八百三十五首、词二百三十六阕,谋刊印也没有结果。

他生前有一恋人程稚侬,遇人不淑,常以《石头记》晴雯自况,奉母居紫兰巷,他就移居其家。稚侬爱他才,常以诗词请他指导,后来她的夫家强要把她卖入平康中,她惊骇逃匿,不久郁郁而死。他制一长联哀挽她,长四百多字,为从来挽联所未有。

他和王均卿也是友谊很深的,其时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外间尚没有刊布,均卿忽得了手抄本,给摩西瞧阅,摩西大为赏识,把它逐期发排在东吴大学所作的杂志《雁来红》上,从此轰动一时。均卿又把六记搜罗在他所编的《说库》中,外间才纷纷翻印,直至今日,这书已很普遍的流传,可是那最初来历,知道的尚不多哩。

他原名振元,字慕韩,又常自称“黄人”。

行刺宋教仁的凶手暴卒原因

宋案在民初轰动一时,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线,历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宋教仁,字钝初,湖南桃源人。从小没有父亲,长大了游学日本,十多年不归。他的老母想念儿子很是殷切,亲自写信催他回来,说他“知有国不知有家,知有亲爱的同胞,而不知有生身的老母。”宋捧书哭泣,便摒挡一切,作归国之计。

宋的参预朝政,是黄克强引进的。他和黄克强初不相识,一天,克强访友,友人家宾客满座,议论风生,只有一位坐着默不作声,可是英爽之气,自然充溢着。克强私问友人,这位是谁?友人告诉他这是宋钝初,便代为介绍,彼此一谈,很是投契,从此两人往还很密。

后来宋任农林部长,谒见袁慰亭,袁见他西服破旧,因问他这身衣服,穿着几年了?宋道,“留学日本时所制,穿了十多年了。”袁称叹了一回,赠他银折一扣,说:“为数无多,可置新衣。”宋婉辞不受,袁问他什么缘故,宋答道:“贫是读书人的本分,今虽居官,岂能忘本,衣服稍旧,还能蔽体,何必注意形式呢!”过了几时,袁帝制自为,深忌宋的才干,不受拉拢,示意给总理赵秉钧。结果,由应桂馨招了一个亡命之徒吴福铭来,许他一千元的酬报,把宋打死。先给他二十元和手枪一支。吴花了十块钱买了一件大衣,吃了一顿较丰盛的晚饭,便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次天(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到火车站去行刺,身边已所剩不多了。吴眼力很好,居然给他射中要害。宋受伤后,送到车站附近老靶子路的铁路医院医治。那铁路医院专为铁路员工而设,规模并不大,办公时间一过,那主任医师便离去了,宋氏送来,由护士随便替他洗涤包扎一番就算了事。隔了一天,主任医师来诊察,设法剖治,可是流血过多,不治而死。吴福铭当场受擒,托名武士英,关在牢狱中,预备开庭审问。这一来,却急坏了和宋案有关的许多人,尤其应桂馨,一定要被武士英招出来。应是在上海替袁做特工的共进会会长,头脑是很灵敏的,这时情急智生,向狱卒行贿,夜间把武士英绑住,然后用许多层的豆腐衣蒙在他的脸上,武竟窒息丧命。死后检验,验不出伤痕,算是暴卒。这是剡曲灌叟告诉我的。叟在民国元年曾和应桂馨同事沪军都督府。事后,应的党羽把这秘密泄漏出来,所以是很真实可靠的。

《大共和日报》受袁项城津贴

《大共和日报》,在民初是很有声誉的,担任编撰的,有张丹斧、汪旭初、黄季刚、钱芥尘、谈善吾等。副刊称为《报余》,很多可诵之作。

这时扬州李涵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过渡镜》,清末载汉口《公论新报》,不久武汉起义便停刊了。涵秋拟把该稿卖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小说的王莼农认为没有多大意义,拒不收用。结果,《大共和日报》把它登载在《报余》栏内,改名《广陵潮》,居然大受读者欢迎;后来《新闻报》也载他的《侠凤奇缘》,涵秋的名便大红大紫起来。

钱芥尘不知从哪里获得了一部手抄秘本小说《玉桥李》,这书没有写作者姓名,记金兀术南下,胡兵四出骚扰,掠妇女置营中,以供淫乐。描写渲染,未免涉于秽亵,钱拟把这部小说发表该报上,当时汪旭初、黄季刚大不赞成,认为此等淫词小说,不但有关风化,而且也干禁例。钱以为秽亵处不妨删去,代以方框,结果刊载了一年多才登完。此后有人把这书加以删改,割裂原文,印成单行本问世,不是本来面目了。

该报一度受袁世凯津贴,言论丧失立场,但袁尚以为不够为帝制张目,拟改组为《大中华日报》,《大共和日报》诸人便停止发行,纷纷入《神州日报》供职。袁又派遣一姓亢的带了巨款到上海来,想收买神州。这姓亢的肥硕似弥勒佛,坐定即打瞌睡,而肤体又很洁白,黄季刚称他为:“羊脂白玉,行尸走肉。”但这人并不糊涂,知道南方舆论的激昂,不易应付,也就以“干不了”复命。因此袁别设《亚细亚报》,连吃两次炸弹,姓亢的却有先见之明哩。

齐燮元给上海人的印象

辛亥革命后,以窃国大盗袁世凯为首的一班军阀,争权夺利,造成混战局面,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军阀的罪恶,真是擢发难数呢!不过当时的战乱,大都在北方和湘鄂一带,江浙没有转入漩涡。自从甲子年江苏的齐燮元和浙江的卢永祥争夺地盘,双方大动干戈,那上比天堂的苏杭,也成为恐怖之区。

当战争行将爆发时,两省名流绅士奔走调停,尤其上海舆论界,天天作和平的呼吁。但齐燮元不顾一切,和浙卢开起火来,兵连祸结,人民纷纷逃难,弄得家破人亡。上海这时,尚有租界,租界上军阀势力是达不到的,依然“太平景象”,嗅不到一些火药气,有投机分子在这时发行一种“江浙战争预卜彩票”,有红的,也有绿的。红的是代表齐燮元,绿的代表卢永祥。每一张彩票,标价一元,任人购买,等到战争结束,如果卢永祥胜利了,那买绿色彩票的就是赢家,红的彩票是输了;齐燮元胜利,那就绿的输红的赢。结果绿的彩票销售一空,红的剩余很多。由这一点,可以看出上海人对于齐燮元的印象,非常恶劣,自然地成了这种趋势,并不是卢的力量一定比齐的强。

后来果然齐燮元失败,他的败兵沿路抢劫,他自己逃往日本,人民恨得他牙痒痒地,把齐铸成铁像若干具,预备在遭过他灾害的地方列置起来,借此泄恨。这时袁叔畬老先生在上海,督管其事。

隔了若干年,日军侵华,齐做了汉奸,他的铁像,都给日军搬走。抗战胜利,齐被逮受审,枪决在南京雨花台下。谈到这事,却又有一段小掌故,那个雨花台相传梁武帝时有法师在这儿讲经,天花降落下来,是南京名胜之地。把雨花台作为刑场这种煞风景的事,是齐做苏督时所主张的。岂知他自己也就在他所主张的地点结果了生命。他字抚万,河北宁河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的。

末代皇帝的伙食账

从前皇帝的生活,尤其是膳食,究属不知怎样的,这是大家都想知道一些。最近瞧到潘际垌和溥仪谈话,写着《末代皇帝秘闻》一文,有一段谈到皇帝吃饭问题,如云:“溥仪说:‘我记得当年在皇宫里每天只吃两顿饭,虽然有好几十样菜,可是真不好吃,千篇一律,味道也不好,简直像给死人上供的一样。当时不叫开饭,照规矩应叫“传膳”。一声传膳,从我住的养心殿到御膳房的路上,站着好几十个太监,非常快地就把一样样莱进上来了,莱都是老早准备好的。盛莱的盆子并不大,就是样数多。每天吃饭的时间大约在上午九点钟,下午四点钟光景,另外还有果盒,那是随时可以吃的。’”

巧得很,我的朋友钱玉斋,他藏着一本宣统二年七月份《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那就是末代皇帝的伙食账,我就向他借来录一副本。

那本清册封面签条上宣统的“统”字上加一朱点,大约给溥仪过目,朱点还是御笔(这时溥仪尚幼,当然是摄政王所代)。这册子是连史纸本,每页有满文印章,小楷记录,字迹很工秀,末有“总理茶膳房事务大臣继”、“总理茶膳房事务大臣增”、“二品顶戴头等侍卫尚膳正维康”、“值年尚膳正永福”、“三等侍卫永顺”“三等侍卫福泰”、“领班侍卫全海”、“蓝翎侍卫景盛”画押。册中分“皇上前分例菜肉”、“皇太后前分例盘肉”、“瑾贵妃分例盘肉”,以及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上书房师傅、南书房翰林、懋勤殿翰林、御前太监,内殿总管首领、小太监、如意馆官员书画人等、敬事房写字人等、勾字匠役,名目很多。

每天所开菜肴,无非鸡鸭猪肉普通之品。比较特殊的,有“苏造各达肉”、“尖供尾庄”、“他尔金肉”、“克食盘肉”、“做卷塞勒”,大概是满州菜,不知道用什么配制的,每天菜肴差不多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花样。下面总结,如莱肉一万七千零九十斤八两,合银二千七百三十四两四钱八分。猪油八百五十一斤,合银一百三十六两一钱六分。肥鸡一千零二十一只,合银一千八百三十七两八钱。鲜虾四百三十六斤八两,合银三百四十九两二钱。鲜鱼四百九十三斤八两,合银二百九十六两一钱。螃蟹三百七十七斤,合银一百二十二两六钱四分。鸽蛋一千四百四十个,合银一百两八钱。玉米片一百零九斤八两,合银一百九十七两一钱。其他如火腿、咸肉、荸荠、薏米仁等数量也很多,通共合计银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二两七分。一个月仅仅伙食,消耗如此,帝皇生活的豪奢,于此可见。

名片谈往

通姓名的单片,称为名片。汉时称为谒,汉末称为刺。《留青杂札》有这样一段记述:“古者削竹以书姓名,故曰刺。后以纸书,谓之名纸。”又《山堂肆考》:“名纸谓写名于纸上也,今呼名帖。”此外尚有所谓名刾,也是名片的别称。总之,旧社会崇虚文,讲俗套;名片成为交际点缀品,每逢岁时令节,以礼物投赠亲友,又往往附一名片,借以表示恭敬。写信给上级或长辈,信尾不署名,写“名正肃”三字,另备一名片,随信同呈,也算是恭敬的意思。那时的名片比较大,是木刻的,印在梅红纸上。现在一切尚简,都用白色的小片,梅红大片不易见到的了。

我喜集藏梅红大片,藏有叶德辉、缪荃孙、况周仪、沈景修、李瑞清、康有为、郑文焯、吴荫培等,都是一时名流。较早的有被贬为曾剃头的曾国藩片,字体似乎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又有谭嗣同一片,片隙附有谭亲笔的札语,后被友人易去。又友人见告,天南遁叟王韬,用特大的名片,背印四言的韵语八句,共三十八字,实为创格。如云:“望尘门外,灭字袖中。俯视千古,平揖三公。一刺轻投,半钱弗值。布衣独尊,秀才早刷。”

我所藏白色小名片中,也有累累赘赘附著许多字的,如蔡尔康片,是石印的,中为:“震旦江苏上海蔡尔康”。下缀细字:“字子,号紫黻,晚号支佛,外号铸铁庵主、缕馨仙史。清帝逊位后,改号采芝翁”。右上角,有“四品衔分部主事,奏保经济特科,六举优行恩贡生。历办《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广学会正翻译”。左下角,有“世居老北门内西穿星街九十九号。通讯处,老西门外敦润里二十五号”。背面又罗列着他的著作十余种。那位蔡尔康,的确是报界老前辈,但不知道的看见他这帧名片,还以为这人是有神经病的。又画家白蕉,他姓何,可是片上把姓去掉,片周加黑边,那是他丧服中用的。王一亭的王震片,袁寒云的袁克文片,都是自己手写而用锌版印的。包小蝶用素绢制片,胡朴安片上且钤印章。贺天健片,有“乾乾又号达屋”字样。贡少芹片,背面印有照相。吴湖帆片是集取米襄阳帖上的字,经过放大或缩小使成为一体而以锌版印的。姚雨平片,用小木刻,也很别致。最特殊的,是擅绘《万竿烟雨》的申石伽,片上只姓名三个字,却是用六号小铅字印。有一次,遇到一个初次会面的人,彼此交换名片,不料那人目短视,实在申石伽三个字太细小了,他看了半晌,尚未辨认出来,没有办法,只得循例说着应酬话:“久仰大名”,石伽却发觉那人把名片倒持着,为之匿笑不置。

最小的讣闻

旧社会繁文缛节,徒然消耗人力物力,真是无谓极了。即以举丧而言,人死了,便向亲友纷发报丧条,亲友接到了,例须备着纸镪锡箔到灵堂前叩拜。到了五七(死后第五个星期),设奠开吊,预先印发讣闻;讣闻上载着虚伪的具文,如什么“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等等。下面的称谓又是噜苏一大套,什么“不孝孤哀子泣血稽颡”、“齐衰期服孙泣稽颡”、“期服弟抆泪稽首”、“功服侄孙拭泪顿首”。这些却万不能搅错,否则便为失礼。原来这讣闻当时认为非常郑重的。往往地位愈高,讣闻也愈大,我看到爱俪园的主人哈同死了,用中国式的讣闻,展开来比八仙桌还要大些。军阀吴佩孚的讣闻,和哈同不相上下,且附哀启一本,无非儿子对老子的歌颂。又前清遗老罗振玉的讣闻,连得清帝赐他观剧,也列述在内,以为光宠。别开生面的要算吴兴周梦坡,他的讣闻一分装成四册,外用布套,一切书写,都出当代名人手笔,勒石再拓出来,同碑帖差不多,并把他生前收藏的东西,也制版刊印着,实在太考究了。很多平素和周梦坡不相识的,也都送两块钱奠仪,目的是取领一份讣闻,直到现在,旧书摊上仍把它居为奇货。

至于最小的讣闻,只有明信片那么一帧,这是黄克强死后所发的,上面文字也很简单,如云:“黄公讳兴,字克强。痛于民国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时疾终沪寓,享年四十有三,于十一月二日午前五时入殓,谨定十二月二十一、二日在福开森路本宅开吊。二十三日举殡长沙,哀此讣闻。子一欧、一中、一美、一球,女振华、文华、德华。负责友人孙文、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柏文蔚、谭人凤。”把一切虚伪具文,一扫而空,的确是很新颖得体的。

黄的寓所,在福开森路三百九十三号,是“世界社”的原址。当时某记者有那么一段文字记载着:

昨吊先生于福开森路寓庐。绿绒之毯,金镂之钟,依然在目。而尤令我泫然欲涕者,先生平昔坐卧与故人剧谈之藤椅,俨然未亡,而先生则已垂眉瞑目,弃故人而去矣。秋风入户,秋草绕篱,我将于何处招魂耶?

一自黄死,诸遗物随即散逸,那所谓金镂之钟,辗转为先谱弟赵眠云所购得;眠云已下世有年,此物又不知流落何处了。

胡雪岩死期及遗像

货殖名人胡雪岩,清季有活财神之称。我曾为某报写一篇《活财神胡雪岩之死》,引起石田写了《关于胡财神的死期》,孺子写《胡财神及其死期的异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遂有人请我再考证一下,作为定论。

胡雪岩,名光墉。《中国人名大辞典》载着一条云:“胡光墉,清杭州人,字雪岩,以商致富。纳赀为道员,捐输陕甘晋豫齐鲁吴越等省赈款甚巨。左宗棠西征,光墉购备军火,并筹运饷项有功,新疆平,特赐黄马褂。后负官私款项甚巨,被籍没。”雪岩是我老友胡亚光的曾祖父,我问过亚光,他说的和我《活财神胡雪岩之死》文中所提的相符合,那是死于一八八五乙酉十一月初一日,即清光绪十一年。亚光家备有列祖列宗的生辰死忌表,当然不会错的。最近我又看到一本雪岩手创的胡庆余堂药铺的《铺史》,也说雪岩死于乙酉十一月初一日,更是确切无疑的了。陈乃乾在《子曰丛刊》第二辑,撰有《胡雪岩与左宗棠》一文。说雪岩于光绪十二年九月逝世,相差一年又两个月,是不正确的。

亚光且藏有雪岩遗像,曾铸版登载大东书局所发行的《半月》杂志第二卷第十号中。翎顶辉煌,端坐手拈朝珠,貌清癯肃穆,蓄髭鬑鬑,所谓喜神像,子孙岁时供奉的便是。抗战期间,杭州沦陷,亚光举家避难来沪,仓皇中不及携带累赘物件,事平返里,检点所藏,大都遗失,并这喜神像也不知去向。可是过了若干年,这幅喜神像,忽然在某古董商人手里,亚光颇有购还珍藏之意,讵料该商人知道亚光是雪岩后人,迫切需求先人的遗容,就奇货可居,索价奇昂。亚光当时故意做出淡然的状态,似乎可购可不购,暗地里却托人向某商人议价购取,奈这商人不设店铺,是流动性的,兀是找不到,亚光只得引为遗憾了。仅存的遗物,亚光给我观玩,有一打簧表,阅年久,机件锈坏,无从修配,停止不能开动,又玉带一条,遗嘱一纸,那遗嘱字迹既拙劣、文理又不通顺,错别字很多,可见雪岩的文化程度是很低浅的。记得当左宗棠西征待发,雪岩上一条陈,洋洋数万言,有所谓:“欲破贼,不外炮火之精,欲购炮火,莫如西洋之利。”云云,笔墨极畅达可诵,实则出于他人之手,这遗嘱倒是他的亲笔。惜经过十年动乱遗嘱已被销毁了。

赛金花认识的名流

赛金花嫁洪文卿(钧)状元,这时常熟曾孟朴官内阁中书,常出入洪宅,因得与赛金花相见。后孟朴撰《孽海花》说部,把赛作为书中线索,凡数十年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地拉扯在这条线上(直至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还是拉扯赛的这条线)。赛向人说孟朴追求她不遂,所以在书上厚诬她。其时曾尚健在,有人以这事询问曾氏,曾立加辩白:“洪文卿为余父君表公之义兄,同时又为闱试师之师,谊属太老师,故余当时每称赛为小太师母。赛嫁文卿,年十六岁,时余仅十三岁,岂解恋爱为何物。及余官京师,常见赛于洪寓,觉得赛丰度甚好,双瞳灵活,纵不说话,而眼中传出像是一种说话之神气。譬如同席吃饭,一席十人,赛可以用手、用眼、用口,使十人俱极愉快而满意。总之,决不冷落任何人。”《孽海花》最初几回,出于金松岑之手(署名金一),那么赛氏应当认识金松岑了。讵知金始终没有和赛见过面。有一年,金在苏州,任太湖水利局局长,以水利事赴北京参加会议。有人邀金同访赛氏,这时赛已美人迟暮,无复风姿可言,金婉辞说:“只有老名士,哪有老美女,还是算了吧!”即束装回苏,没有几年,赛便香销玉殒了。张次溪拟在冢前树立一碑,请松岑撰文,松岑说:“我文恐有砭语,是否适合,请酌之。”结果,由杨云史(圻)撰写。

冒鹤亭曾任温州关监督,道出沪上,时赛在沪悬帜应客,冒在赛的妆阁,盘桓浃旬。况蕙风、朱古微、陈石遗等词人,也常来宴叙,厥后赛寄给鹤亭一封情致缠绵的信(曾登载《古今》杂志),实则这信出于蕙风手笔,故弄狡狯而已。陈石遗因金松岑没有见过赛氏,便告诉松岑:“赛极娟好,有福泽相,惟口腔稍大些。”

戊戌六君子之一侯官林旭,他对于赛颇有好感,李拔可藏有林旭致彼的信札,有一通云,“曹君小照,前留在尊处,想必收好千万记着带出来,至要至托(在至要至托四个字上加了几个圈),此人已成广陵散矣。拔兄足下。”信旁拔可附有识语:“曹君即曹梦兰,后改称为赛金花。”《晚翠轩集》中,如《和友人韵》、《与石遗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二首,即为赛氏而作,殆所谓本事诗了。《晚翠轩集》,即林旭的遗著,兹录其《和友人韵》云:“锦车使者归来晚,雾阁云窗又起家。楚岫梦回洵美矣,汉宫望久讵非邪。君王自失河南地,颜色能骄西海花。生不逢辰尚倾国,也将赎命托琵琶。”《与石遗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云:“往日矜夸一任谩,远来共醉事殊难。高楼罢酒天初雨,短榻挑灯夜向阑。流落倾城同一叹,忖量终岁得多欢。此怀恐逐晨钟尽,留遣回肠报答看。”大有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之概。

赛晚年在北京,生活艰苦,刘半农曾去慰问她,谈了许多过去的事,半农为她写了一个年谱,但赛自述,有失实处,这年谱也就不可靠了。那位以撰《性史》出名的张竞生,屡次馈赠她钱物,无非侧隐之心,补助她一些生活费罢了。

状元扇

在封建社会里,状元是人所艳羡的。送儿子上学读书,总希望他将来应考,状元及第,藉以显亲扬名。食品中有所谓状元糕,赌博方面有所谓掷状元红,肴菜馆的招牌有所谓状元楼等等,那是不胜枚举的。这种科举思想的毒素,深入人们的头脑中,有数百千年之久了。

状元的名称,始于唐代。《养新录》载:“进士第人称状元,起于唐。”《明代选举志》:“规定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清代是沿袭明代制度的,自顺治至光绪,状元凡一百十余人,苏州便有二十四名之多,且有父子状元、祖孙状元,旧社会人士传播着,作为佳话。

名画家吴湖帆,他生长于状元渊薮的苏州,平素复有集藏癖,他就动了脑筋,搜集清代的状元写扇。湖帆是收藏家吴愙斋(大澂)的文孙,家里原已蓄着状元扇若干柄,在这基础上再事扩展,较为便易。且知道每一科的新状元,例须写些扇面赠送亲朋,在新状元方面一纸人情,只须挥洒一下,不费什么;在亲朋方面,一扇在握,引为无上光宠,视若至宝。因此状元扇流传较多。湖帆满拟把前清一代凡《词林辑略》(这书是清远朱汝珍所辑的,共五册,列各科翰林,而以状元冠首)所录的状元,只须稍事物色,人各一扇,不难成为全璧。岂知实际不是他所想的那样简单,往往有许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有些状元的后代,和吴家有世谊,总认为向他后人商量,一定有把握,不料后人对于先人手泽,并不重视,鼠牙虫蚀,寸缣无存,加之扇是写给人家的,不可能写了自留,这样的按索,徒然失望的了。但湖帆具有信心和毅力,还是千方百计,梦寐求之。有的出了很重的代价,有的把珍贵的书画和人家交换。又王敬铭喜作画,书扇极少,湖帆煞费经营,始终未得,后由钱镜塘代为觅到。大约耗费二十余年的精力和资力,才获得七十二柄。顺治间的有孙承恩、徐元文。康熙间较多,如缪彤、韩菼、彭定求,归元肃,陆肯堂,汪绎、王世琛、徐陶璋、汪应铨等。雍正间的只彭启丰一人。乾隆间的有张书勋、陈初哲、钱、石韫玉,潘世恩凡五人。嘉庆间的有吴廷琛、吴信中等。道光间的有吴钟骏。其他如咸丰间的翁同龢,同治间的翁曾源、洪钧、陆润庠等。至于末代状元,那是肃宁刘春霖,春霖字润琴,于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取得一甲一名,辈份比任何状元都晚,直至抗战时期才下世。当时湖帆就加倍致送润笔,请他作一跋语写在扇面上。

湖帆用蜡纸油印《清代状元名次表》,详列年份及干支,以便检查。他搜罗到七十余柄,当然不止上述诸家,我不过凭我记得的写列一些而已。可惜当时湖帆把这些扇面给我欣赏,没有将刘春霖的跋语抄下来作为证考。

小说家范烟桥和湖帆是老同学,又是甲午同庚,一向交谊很好的。解放后,苏州拙政园的一部分辟为苏州市博物馆,由烟桥主其事。为了充实该馆的贮藏,到处网罗文物,也就想到了湖帆的状元扇,特地往访湖帆,一谈之余,湖帆很慷慨地以所有七十余柄状元扇捐献给博物馆,惟向馆方提出一要求,希望归公家后,由公家继续搜访和调配,完成他未竟之功。请把未曾觅得的状元扇,一一罗致,弥补缺陷,如能成为全璧,这是引为非常欣幸的。经过十年浩劫,湖帆、烟桥都于劫中被害而死,状元扇却尚存在。去年,苏州市博物馆曾辟专室陈列,以供群众观览。最引人注目的,其中有鲁斋上款集五状元于一扇,有潘世恩、吴其浚、林鸿年、朱昌颐、钮福保五人,为乾嘉道三朝的魁首。

春联今昔谈

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在旧社会,每逢春节,一般店铺,大都在门上贴着梅红纸或珊瑚笺的春联,无非善颂善祷,希望博得一年的大好利润。最习见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成为千篇一律的滥调,那就不足取了。也有配着专业的,如纸店联:“俪翠骈红,名高十样;硬黄匀碧,价重三都。”茶叶店云:“采向雨前,烹宜竹里;经翻陆羽,歌托卢仝。”又有嵌着牌号名的,如中华书局云:“中原新气象;华国大文章。”醉沤居酒馆云:“人我皆醉;大地一沤。”大都虚夸其辞,华而不实。那些编辑什么《酬世锦囊》、《对联大观》的纷纷采录入书,以供人们改头换面的套用陈陈相因,没有多大意义。一班名流,颇喜自出机杼,别有寄托,撰联张贴门上,供过路人欣赏的,如民国八年,政局动荡,林琴南住在北京,春节时,有感而作一联云:“忏名初得安身法,瑾户仍非避世方。”又某岁,吴江名士金鹤望,在苏州濂溪坊赁屋为寓公,有一春联云:“骐骥志千里,鹪鹩借一枝。”那著《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寓居上海劳合路,附近多妓院,曾在岁首书联云:“老骥伏枥;流莺比邻。”他和鹤望同以千里马自命,而有不遇伯乐,抑郁消沉的感慨。又南社易大厂联:“竹叶春杯人日酒;梅花老屋岁朝图。”那就较为闲适放达了。我自忘拙陋,戏效为一短联,榜诸室门:“梅花数点;月色一寮。”又某岁生活艰困,满腹牢骚,因作一联云:“其言善也;惟德馨乎?”《论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禹锡《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无非自咒死于陋室之中罢了。

解放后,对于民族传统的春联,还是沿用着,但词句却翻陈出新,充满着时代精神,革命思想。那口气的豪迈,吐属的不凡,和以往的陈词滥调,大不相同,如:“树宏图改革世界;立大志战胜自然。”又:“定教山河听话;不向旱涝低头。”且有打破旧框框,不拘于平仄声的,这些都是新的气象。

南湖的革命纪念船

“十里湖光一叶舟,远山蔼蔼暮烟收。玉人指示清游处,烟雨楼头夕景幽。”记起社友王大觉这首《南湖即事》时,便不觉神往那风景集中的嘉兴南湖。湖水中央,矗立烟雨搂,侧有清晖堂,旁有钓鳌矶,前清乾隆南巡,曾驻跸于此。清末由县令方某斥赀修葺,民国后,归地方自治机关管理。孙中山一度到此,就有人写“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曾来此游”数字立一巨匾,经过战乱,匾不知去向了。

解放后,每逢七月一日,这儿特别热闹,原来烟雨搂下,泊有革命纪念船,大家来参观一番。船中悬有董必武手书一联:“烟雨楼台,此间曾着星星火;风云世界,到此皆闻殷殷雷。”这联包含着一段革命故事,那是值得一谈的。

远在—九二一年,毛泽东代表湖南省组织到上海,参加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选举党中央负责人员。会议日期,定七月一日至四日,地点在今望志路树德里七号,参加代表十二人。不料第一天即被法租界当局得悉,派警探来捕,幸代表们机警趋走。当时代表李达提议,赴嘉兴继续会议,大家赞同。为避耳目计,雇一丝网船,荡于湖心中。丝网船一名无锡快,平时运粮;到了夏天,充作游舫。备有丰美船莱,自初夏至中秋,生意很盛。旧时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船往往被订一空。这种船大都停泊于端平桥,待客雇唤。较大者为双夹龙,所谓双夹龙,船身特阔,中设宴席,后设床榻,艄有厨房,两旁尚有夹道,可供侍役行走。

这第一次会议,开始于上海,完成于嘉兴。那上海的原址,辟为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嘉兴南湖的那艘丝网船,已找不到,当时的船夫也不知为谁。不得已,特仿制一艘,长十四米,宽三米左右髤以朱漆,灿然炫目,停泊湖中,有老夫妇二人专管这船,招待参观者。

“正”字记数的由来

逢到投票选举,当开票时,有监票、唱票、写票等职,分任担负。写票的人,总是用“正”字来记票数。记票数用“正”字的习俗,是怎样起始的呢?那是由数十年前上海戏院中的司事想出来的。

那时的戏院,都称为茶园,如丹桂茶园、天仙茶园等都是。这种戏院,舞台是正方形的。楼上的座位,叫做花楼,左右称为包厢,大都是巨家预先包下,容娇妻艳妾来看戏,不与其他人等混杂的。楼下为正厅,设着八仙方桌,可以品茗进酒肴。后座那用长凳排列着,是票价最低廉的所在。楼上下都有大水牌,牌上写着累累的“正”字,因为戏院没有戏票,只由一些“案目”(戏院中的服务员)立在戏院门前招徕看客,领看客入座。每领满五客,司事在大水牌上写“正”字,并注明某某“案目”的名字。这样计数,较为便捷,且算账也较清楚。

后来戏院用了戏票,此例也就废止,可是投票记数,却都袭用其法。

我国近代的若干第一人

康有为的女儿同璧,渊源家学,不同凡俗。十九岁即赴印度,游舍卫祇林,途中赋诗云:“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诗人马君武,富革命思想,为我国自制无烟火药的第一人。又译德国诗人歌德的诗,亦为最早的一人。

用甲骨文刻印,当以一粟道人杨仲子为第一人。

蔡紫黻,为《字林沪报》总编辑,首创在报上登载长篇小说,借此吸引读者。其时夏二铭的《野叟曝言》,尚没有单行本,即采取这书逐日披露。既开此例,各报纷纷摹仿,而长篇小说乃日新月异,层出不穷。

梁启超为我国学者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之第一人。当一九○二年,梁自署中国之新民,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刊载《新民丛报》第十八号,涉及马克思,惟马克思译为麦喀士。

清季,赵秉钧任民政部侍郎,镇压革命运动,首创京师警察。

画家登喜马拉雅山高峰,高剑父为第一人。

我国妇女,在国内第一个乘飞机者为洪美英。洪为简琴斋之小姨,陈援庵之媳妇。

陈巢南为汪笑侬作传,且为中国近世第一戏剧改良家。

五四运动前。在国内作新体诗之第一人,乃沈尹默,在国外乃胡适之。一九二○年,适之刊《尝试集》,为我国第一部新诗集。

香港大学,西人主持,即中文系主任,亦为英籍教授。许地山却为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之第一个中国人。

白蕉真姓名为何旭如,废姓不用,自称天下第一妄人。

李叔同有三一之称,所谓三一,即第一个介绍西洋戏剧至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洋油画至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洋钢琴音乐至中国。

谋刺宋教仁的洪述祖,破案后判绞刑。时北京大理院新置一具绞机,洪为在绞机毙命之第一人。

西人喜观斗牛,我国人记述者甚多,而以黎庶昌为第一人,载黎著的《西洋杂志》。

孙毓修著《无猫国》为我国第一本童话书。其时为一九○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江苏无锡人,为商务编《童话丛书》。女作家谢冰心自谓:“幼时看到第一本童话,即《无猫国》。”赵景深撰有一文:《孙毓修童话的来源》。

传入我国社会学之第一人严复,译英国社学家《斯宾塞社会学导言》,称《群学肆言》。

沈鸿研究机械设计,撰《机械工程手册》,为我国第一部大型机械工程刊物。

杜定友,字础云,广东南海人,为图书馆学专家。首编《图书馆学辞典》。又创造一“”字,为“图书馆”三字的缩写,为不少人所采用。

用新标点翻印旧书,第一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水浒传》,标点者汪原放,载胡适之《水浒传考证》。

藏尺牍最多者,为溧阳彭谷声,数逾十万通。

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为斐文中。

宋教仁鼓吹责任内阁制,遭袁世凯的嫉忌,被刺于上海北车站,孙中山挽以联云:“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北洋画报》,为华北正式用铜锌版之创始。主办者冯武樾。

我国人第一个毕业日本高等美术学校者,为香山郑锦。由梁启超推荐,为北京国立艺专首任校长。后还乡,从事农村工作。

留日学生,第一人为戢翼翚,字元丞,湖北郧阳府房县人。在日本办《国民报》,又为发刊革命杂志之首创者。更为孙中山密派入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所志不遂死,时清光绪三十四年。

容闳,字纯甫,广东香山人,生于一八二八年,卒于一九一二年。自述生平谓:“幼年与邑人经商美洲者搭船同往,先抵旧金山,时美国辟横贯东西大陆铁路,募华工数十万,吾粤开平、恩平、新宁、新会四邑应募者众。而香山一县,往者多商人,予辗转留学东美,卒业哈佛大学,在美留学得学位,予实为中国第一人。”

马车自域外流传而来,最初乘马车者,均为西人。其时钱塘程定夷为海上寓公,程一署听彝,拥厚资,富收藏,所交皆名流巨卿,出入备四轮马车以代步,为我国最先乘马车者。

杭州叶少吾,为名士叶浩吾之子。流连海上,问柳寻花。浩吾知道了,责以“如此浪荡,成何体统!”彼即以“浪荡男儿”自号。著有《上海之维新党》及《商界记》两部谴责性小说。后又任《中外日报》编辑。此时乘汽车者,均是西人,彼却借西人的汽车,出门拜客,为国人第一乘汽车者。

叶劲风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小说世界》,首冠电影照片为插图,称之为“银幕’。从此“银幕”二字,成为习见之新名词。

名导演陆洁,首先以电影故事称作“本事”,陆为中国影戏研究社发起者。

我国最早之女飞行员为李旦旦,李曾为电影女演员,从过朱大可学文。

国画家画花卉,凡红花都用胭脂点染,所以有‘胭脂买得须珍重,不画唐人富贵花”之句。一自西风东渐,画家乃以西洋红代之,起始者乃张子祥。

我国第一翻译列宁著作者,乃郑振铎。所译为《俄罗斯之政党》,载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北京出版的《新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八期,

袁牧之导演《都市风光》,为采用管弦乐队演奏的第一部影片,这时电影的音乐,都用唱片配音。

严复著《英文汉诂》一书,于一九○二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我国使用横式排版刊印中文的开始。

胡政之于一九二一年,创办国闻通讯社,为我国自办通讯社之始。

刘子华于一九一九年,为我国首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之一,直至一九四五年才回国。他运用我国古代《易经》的辩正思想及八卦之组合原理,与现代天文之各种数据,互相印证,从而推定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且取名木王星。博士论文通过后,法国天文台台长摩尔等著名科学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公认为第十颗行星的最早测定人。

中国蒙文铅印的第一创始人,为汪睿昌,字印侯,生于内蒙古,原名特睦格图,留学日本,亦为蒙古族近代第一批留学生之一。通蒙汉满藏四种语言,并通俄日二国文字。归国后,在北京创办蒙古民族有史以来第一家出版社蒙古书社。又兴办蒙文印刷厂,用蒙文铅字印第一部书《西汉演义》一套八册。

上海静安糕厂一级技师徐根福,模仿徐悲鸿的骏马群像,雕塑糕,每匹马姿态各异,生动传神,是该业的首创者。

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夏曾佑为第一人。

吴新吾赴法留学,入巴黎美术专门学校习西画,为该校有中国学生之第一人。

陈少白生平有几个第一,投考广州格致书院第一人,报名考入香港西医书院第一人,丁未广州起义失败,随从孙中山亡命日本第一人,创办革命报刊《中国日报》、《旬报》第一人,广东外交司长第一任,孙中山奉安南京,执绋最前列之第一人。

解放后,各地有文史馆的组织,上海文史馆馆长有张元济、江庸、平海澜、金兆梓,而以张元济为第一人。

徐润,字雨之,曾参李鸿章幕,为招商局第一任总办。

沈三白的《浮生六记》,首先发现者,为王韬的妻舅杨引传,译为英文,登载《天下杂志》,首译者林语堂。

中国画家得国际奖金,以齐白石为第一人。

中国之有新歌舞,创始于黎锦晖,如《葡萄仙子》、《毛毛雨》、《可怜的秋香》、《明月之夜》等,载歌载舞,艳彻红氍,且灌唱片,风行一时。表演者,以锦晖之女黎明晖最负盛名,人以“小妹妹”称之。明晖既长,亭亭玉立,仍演《葡萄仙子》,改名《大葡萄仙子》,仍受观众欢迎。

女子卖画充作义举,以金小宝为第一人。金与林黛玉,陆兰芳、张书玉,为花丛四大金刚。金能画兰,九畹幽姿,芳生笔底,题款的字,也很娟秀,但不轻易下笔。某年,因个中人议办花冢,购地于沪西静安寺路之畔,为曲院姐妹埋骨之所。经领袖者会议集资,金慨然以画兰百帧自任,润资不限,由客自给,悉充花冢费用之需。一时获资甚巨,所绘兰下款皆书“天香阁主”。

写最长的演义小说,以蔡东藩为首屈一指。他的《历朝通俗演义》,共一千零四十回,五百余万言。许廑父又续《民国演义》四十回,合装四十巨册。

皮鞋为西人所创,我国人自制皮鞋,以浦东沈炳根为第一人。沈本钉鞋匠,见西人皮鞋,首先仿造,物美价廉,获得国人欢迎,时尚在一八七六年。

徐光启的九间楼

同事徐海林,他是徐光启的嫡系后人。解放后,曾把他祖先墓地以及牒谱文物,一切献给公家保存,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情。

徐光启有“徐上海”之称,谈上海掌故,不能漏掉他老人家。我就徐海林处,得知徐光启和利玛窦等西人译书的地方,在今沪南乔家浜,当时称为九间楼,共有十三进。正中为尊训楼,年久倾圮,改建平屋,现在楼房只有一座,为仅存的硕果了。在当时的尊训楼外,尚有后乐堂,匾额出文待诏手笔。又深柳草堂,匾额由董其昌书。部分子孙,迁往徐家汇,更有东皋堂、春及堂、上西草堂等。洪杨之役,子孙分析,把九间楼巨宅,分给大房和二房,可是大房和二房没有后代,绝了嗣续,九间楼也就一再易姓了。

三房所分给的屋宇,在小南门外桑园街,这是徐光启生前试种植物的农场。徐从试种的效果上,写了—部巨著《农政全书》,可是光启下世,书没有完全脱稿,由他的孙景西续辑成书。该书一经刊布,得邀宸赏,即召景西入京,他在丹墀玉阶间,忽发仆地而死,年只三十有五,这是很可惜的。景西多才多艺,博通天文历算之学,死后,许多遗著,归其戚贾氏所有,传至贾蒲苇,对于天文历算,竟卓然成家。这桑园街遗址,后来辟为清心中学,又改为市南中学,为弦诵之地。四房分到徐家汇的房产,子孙较为繁盛。

五房在宝山县,也没有后嗣。至于徐光启的造像有好多帧,各帧不同,如今流传的,仅是其中之一。海林见过一帧很大的,光启朝衣朝冠,悬在九间楼,状貌很为端肃,自经战乱,被敌寇攫夺而去,如今不知下落了。

钱名山为柳如是辨诬

曩年在古玩铺中,购得不知谁氏所集的印拓一厚册,很难得的,是明末几位名姝如卞玉京、薛素素、柳如是的小印,都在其内。其中柳如是的细朱文“柳是”印,工致异常,当然出于一时名手。后面且有集藏者的识语:“柳是,柳如是,清钱谦益妻。初为吴江名妓,字蘼芜,本姓杨,名爱,后改名。色艺冠一时,工词翰,归谦益,相得甚欢,有河东君之名,构绛云楼居之,酬唱无虚日。明亡,劝谦益殉国,谦益不能从。谦益死,殉之。”纸隙有“嘉莲室”三字,大约即集藏者的斋名了。

获得印拓的下一天,在敝笥中检得钱名山遗墨《为柳如是辨诬》一稿,原来我在若干年前编辑某刊物,蒙名山以是稿见寄,不料刊物因战事停版,名山亦不久下世,这稿压置笥底,历年多,风化虫蚀,已残损什之二三,爰把可辨认的,摘录部分如下:“清初,娄县王沄,字胜时,陈忠裕公弟子也。有《辋川诗钞》,其《虞山柳枝词》十四首,极谤柳如是,末二首云,‘芙蓉庄上柳如绵,秋水盈盈隐画船。静夜秃啼露冷,文鸳常逐野鸥眠。’‘阳台云散雨随波,白首红颜奈若何。燕子楼中新句少,蘼芜山下故人多。’按钱宗伯死,匝月后,柳氏投环,备详《钱氏家变录》,若素有淫行,则宗伯死,正可纵恣,何为而死,此不可信一也。柳氏生一女,婿名赵管,为翰林赵月潭第三子,柳氏行为不检,世家必不肯娶其亲女,此不可信二也。柳氏之死,凡苏人士为之发愤声冤,公约书揭,备详《家变录》,皆钦柳氏义烈,苏人士不知,而娄县人独知之乎?此不可信三也。

正是族人逼产寻死之日,何暇与蘼芜故人叙旧。王沄诗注,‘钱死,姬寻自经。’则自与诗意相背,其不可信四也。其它首注有云:‘姬尝与陇西君有旧,君以玉篆赠别。甲申,南都钱为大宗伯,一日宴客,陇西在座,姬遣婢出问起居,以玉篆归之。柳氏出身,原无容讳,广座之间,以玉篆还人,正见光明磊落,何足为病……虞山晚节不终,宜为明末义士所憎恶,然牧斋自黩,柳氏自贞,牧斋自贰臣,柳氏自死烈,若恶牧斋而涉及柳氏,则失好恶之正矣……牧斋金陵狱中,有‘徒行赴难有贤妻’句,序云:‘丁亥三月晦日,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倾刻,河东夫人冒死徒行,慷慨首途,无刺刺可怜之语,予亦赖以自壮。’常熟王应奎《柳南随笔》亦有文记之。柳氏如别有所欢,闻牧斋下狱,得其所矣,胡为冒死赴难乎!常熟人说如此,则娄县人说不足信也。乃诗以咏之云:‘手进刀绳劝老奴,衰翁肝胆愧妻孥。密书万里穿兵火(牧斋致瞿忠宣公书),可是佳人决计无?’‘海上杨灵犒义师(见江阴恭氏《孤忠录》),西窗对局费筹思。千秋闲气钟儿女,莫听庸人骂柳枝。’‘家变捐躯不可诬,辋川下笔漫凭虚。柳枝死后能为厉,只为王沄造谤书。’‘言语原难听道涂,何曾山下咏蘼芜。丹阳道上骑驴处,传作明妃雉尾图。’”

钱名山刻有《名山集》,是稿没有收入。他以柳氏蒙不白之冤,为之辨诬,最后四诗,更有力量。柳氏地下有知,定必裣衽以谢了。

陈铭枢发现蒲松龄词稿手迹

最近在苏仲翔家里,阅到陈铭枢写给他的诗笺牍札,不但诗作很好,书法也迥不犹人。记得他在日本军阀侵华时,一度有抗日英雄之称,可谓允文允武的了。

铭枢,广东合埔人,早岁留学日本,曾在广东担任要职。北伐后,他为海上寓公,接办神州国光社,从事出版事业。该社本为邓秋枚所倡办,刊行了许多画册,及一部巨编《美术丛书》。一自铭枢主持,出版方向力趋于史地军政,具有代表性的,为《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内容主要是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民族斗争、宫廷政变、边将叛乱,以及近代的列强侵略。大都为秘籍抄本,从未发表者,计二百余篇,可谓洋洋大观。解放后重版,改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陈祖耀曾在《古旧书讯》作了详细的介绍。铭枢又和曾蹇合作,写成一部《海南志》,由该社刊印行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南京办大士农场,解放前两个月来沪,做地下工作。此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

他字真如,是有来历的,因他一度学佛,请教欧阳渐,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精究内典,著述很多,渐为他取一法名“真如”,盖释家《唯识论》有“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之理,后来陈氏就常用这个含有禅意的别署了。

他晚年更注意文史,有一次赴西安访古,搜剔丛残,发掘文物,偶在一中医高智怡家,获见清初著《聊斋志异》的蒲松龄词稿手迹,凡四十二页,词七十九阕。考之,始知词稿初藏与松龄裔孙有旧的李席珍处,后来李秉衡官山东巡抚,席珍就把这词稿献给秉衡,因此上面有秉衡的跋语,转辗入毛俊臣手,毛亦写了一个短跋,最后才归高智怡储庋。陈氏见之,诧为眼福不浅,力劝智怡让给出版机构影印问世,俾得公诸同好,结果词稿携往北京,经出版机构方面王利器寓目,大为称赏,谓“现在我们把词稿和《聊斋志异》对读,我们不仅可以很好地理解作者如何积累素材和如何处理题材,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词稿,从字里行间嗅着作者和他的友人姑妄言之和姑妄听之的生活气息。”

廉南湖与吴芝瑛

梁溪诗人廉南湖,名泉。原居水獭桥畔,后筑小万柳堂于杭州西湖及沪西万航渡各一所。又经常寓居北京潭柘寺,行踪无定了,娶桐城古文家吴挚夫的侄女吴芝瑛,因小万柳堂故,人称万柳夫人。他和鉴湖女侠秋瑾为盟姊妹,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秋瑾》,即有吴芝瑛一角。当秋瑾被害,埋骨西湖,那是陈巢南和徐自华所经营的。清廷目秋瑾为叛逆,为叛逆举葬,被罗织成狱,幸由芝瑛疏通了大吏端方,才得开释,所以芝瑛逝世,孙寒厓挽以一联云:“碧血话轩亭,湖上相逢应举酒。清辉照潭柘,山中却喜有归魂。”上联指秋瑾而言,廉南湖死于潭柘,故有下联云云。

芝瑛不仅能诗,且擅书法,瘦金体尤秀妙绝世。我藏有她诗笺,一笔行书,洒脱可喜。小楷摹《灵飞经》,传世有她手书《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由文宝书局石印流行,挺厚的两册,彪炳手眼,名重艺林。卷首有小万柳堂写经图,芝瑛坐于几侧,风范俨然,左右有高橱低架,充斥着典籍,对之令人如目睹当年李清照居归来堂校勘《金石录》的状况,不禁发思古的幽情。原来南湖在湖上,登北高峰,襟怀豁然,发愿在峰顶造一浮图,每级刻《楞严经》一卷,十级经尽,别于十一级辟一室,具几案床榻,茗碗砚盎,俾春秋佳日,游客登眺,得以憩息。芝瑛日课二页,费了数年工夫,才得完成。可是建造浮图,徒事虚愿,没有见之事实,南湖和芝瑛伉丽甚笃。某岁,南湖在潭拓,忽得家报,芝瑛病危,而自己也病困在床,深忧芝瑛不起,乃预挽一联:“流水夕阳,到此方知真梦幻。孤儿弱女,可堪相对述遗言。”并附跋语:“得劭儿书,言母病垂危,商及后事。余前夕梦见万柳夫人坐帆影楼,诵余‘夕阳穿树补花红’之句,醒时月落参横,不觉涕泪满怀抱也。儿与姐绍华妹砚华先后归里侍病,余因病不克遽南,预挽联语,所谓梦中说梦,恐万一不幸,噩耗传来,痛极不能下一字也。静言孔念,人生若寄,尚望天与善人,夫人所苦,从此化险为夷,使余得破涕为笑,则斯联其赘矣。”芝瑛此病幸得转危为安,数年后复病,死于梁溪水獭桥故宅。

南汇之狱始末记

当晚清之际,章太炎、邹容的苏报案,轰动一时,章行严曾有《苏报案纪事》一文,详述其事。后又有一篇《疏黄帝魂》,谓:苏报案的尾声,尚有南汇之狱,略云:“南汇一案,绵延于苏报,黄炎培出狱莅沪,吾且在《国民日报》上撰《南汇之风云》一评迎之。今吾与炎培俱笃老矣,同时辈流,消逝殆尽,偶谈旧事,慨叹曷胜。”

南汇之狱,究属是怎样一回事呢?我认识川沙张访梅(志鹤)其人,即当时南汇之狱的重要人物,承他告诉我那时的情况,兹把它叙述一下。访梅别署寒叟,又号伯初,能书擅韵语,和黄炎培交谊很厚。

当一九〇二年,访梅即和炎培及邵力子合译日文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出版后,颇受社会欢迎。这时清廷已下诏各直省府厅州县,将所有书院,改办学堂,府为中学,县为小学。访梅和炎培一同申请改川沙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颇费周折,才得如愿以偿。厅丞陈家熊照部章委炎培为总理,访梅为副办,招生两班,但绌于经费,总理和副办都不支薪,个人零用,自质衣物补贴,竭力提创新知识,以开通风气为己任。

在这年六月暑假,顾冰一、杨月如、瞿绍伊一些新头脑的归自日本,便邀请他们莅川演讲,一时闻风兴起,上海、南汇、新场、周浦等地的绅士学子,都买棹而来。越日,叶汉丞、沈奎伯等,又邀顾冰一赴新场讲学,炎培、访梅偕往。不料那儿痞棍黄德渊邀功诬告,汉丞、奎伯、冰一、炎培、访梅等五人即雇舟至南汇县,借住顾旬侯家,撰文呈县,作一申明。县令戴运寅坐堂讯案,约略问了一下,嘱明日再往。

到了明天赴署,戴故作殷勤,谓事已大白,随即和他们大谈经济政治,继而特开麒麟门,送出大堂以外,五人认为没有问题的了。炎培、冰一、访梅等雇舟出城,游三鼋镇,当晚宿于炎培的旧居停周氏宅中。可是翌日午后,城中急足至,持顾旬侯函,谓戴令再去一谈,炎培、访梅毫不迟疑,即登舟入城,至顾旬侯处,先遣人赴县通知,俟膳后即至。正在进膳间,一署役提灯笼来,手执戴的梅红名片,请即赴署,便匆匆同往,导入花厅。戴出见,声色俱厉,称:“你们是革命党,毁谤皇太后、皇上(这些都是黄德渊诬告中言),一方面又饬役请捕厅老爷来,交其看管,于是同入捕厅署,软禁一室。

那位所谓捕厅老爷,每天手执水烟袋来,大事敷衍,且谓:“堂上(指戴而言)性躁,一时火气大发,我当从旁婉解。”继而防卫突然拘人,进入囚室,并在窗外加钉木栅,视为重犯。署前贴出六言告示,有:“照得革命一党,本县现已拿获,起出军火无数,……”云云,一面电详江督魏光焘,苏抚恩寿,抚批:“解府讯办。”督批:“就地正法。”电令两歧,不得不再行请示。他们在闷葫芦中,毫无所知。

过了两天,忽县役持戴名片,传到花厅一谈,既至,见一笑容满面的西人,和他们一一握手为礼,原来那西人是上海三马路慕尔堂总牧师步惠廉,受炎培、访梅友人杨斯盛、陆子庄等的请托,特来设法保释的。戴运寅害怕西人,居然唯命是从,炎培、访梅释后急速登轮,径驶上海。后悉这轮启碇半小时,那决定就地正法的电令到县,这令已追赶不及了。

出狱到沪,暂住慕尔堂牧师方渊甫家,未几,清政府派上海道请会审公廨提审该案,幸由佑尼干律师告步惠廉,知道一经审问,立即解往内地,绝无保障,便连夜搭船逃往日本,才得保全生命。其时上海育才学堂师生把这案件编成新剧。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载《南汇县党狱始末记》一文,颇为翔实,现采入《川沙县志》第二十三卷中。访梅所作《我生七十年的自白》,也把这案作为生平历史的重要一页。

一九五六年,为该案的五十年纪念,炎培有一信给访梅,提到:“我与你不死于南汇城里草草了事的刽子手下,到今天我和你还在人间,大概我和你的结局不会草草了事,而将七舒八齐的了……”幽默口吻,很是耐人寻味。炎培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逝世,迄今已十多年了。他的后人黄大能,撰了一篇《忆念吾父黄炎培》,也涉及该案事。又据百岁老人周浦苏局仙见告:“顾冰一,一作冰畦,原名次美,前清贡生。出狱后,参张作霖幕,任外交,与日人交涉,据理力争,从不屈服,日人恨之刺骨。‘九一八’之变,冰畦易服潜逃,蛰居上海,不复出任,先炎培卒。”

黄宾虹画卷被骗

一代艺术大师黄宾虹,能书能画,尤精鉴赏,谁不企慕敬佩!杭州栖霞山,他的画寓,凡往游西湖的,都去瞻观。

在旧社会,宾老生活是很苦很苦的。他在沪上,赁了一间陋室,一点设备都没有,屋主还一再加租,他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凄凄惶惶。他老人家又酷爱古人书画钤印,见了便倾囊购下,以致经常弄得吃饭没有钱置备莱肴,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外出没有车钱,只好安步当车。

有一年,他应北京“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之聘,每逢星期二,讲授中国国画史。他为了讲得亲切有味,给人以深刻印象,每逢讲授,必携带若干件自己所藏的名画,作为直观教具。不料引起不良分子的觊觎。某天,宾老从所居西城石驸马大街的一个小胡同出来,等候车辆,这时人很拥挤,一个莽汉故意把宾老撞倒,另一个人却做出“敬老扶弱”的样子,把那莽汉斥责了一通,一面扶起他老人家,且为他拍去衣服上的尘土。宾老就急急忙忙乘车赶去,到了研究室,才发觉大衣袋里两个明人小手卷没有了,方知当时莽汉和另一个扶他的人,是通同合伙的劫夺者。他懊丧得很,以后人们问到这件事,他总是叹着行路难不置。

宾老在上海,曾在闸北住过,那里尘嚣嘈杂,常有劫案发生。为了谨慎起见,他把收藏的一些珍贵的玉印及金印等,存放在银行的保险库里。恰巧有位朋友要鉴赏一下,他就从保险库中取了出来,留在寓中。谁料仅隔一天,邻家不戒于火,消防队员驱车前来灌救时,却先到未着火的人家来“抢救”。宾老的家也不例外,及火熄灭,惊魂初定,想到这若干古印,一检已空无所有了,事后到消防队去查究,经过多次交涉,才索价数百金作为找寻费,还说不一定能全部找到。宾老气极了,而且也没有这数百金现款,只得自认晦气。原来闸北赌风很盛,在这方面,警察局可以捞到很多外快。这年,忽然上级下禁赌令,但平素弄钱惯了,一下子断绝财路,怎能维持他们的腐化生活,于是便打通了消防队作此勾当,以为生财之道,而宾老却做了不幸的牺牲者。旧社会之黑暗,于此可见。

他老人家在少壮时,即嫉恶如仇,其时尚在故乡歙县潭渡村,他触忤了一个劣绅,劣绅指控他是革命党,向清吏告发,想把他下狱处死。幸而为安徽藩台沈曾植知道了,暗嘱幕友徐润圣通知他赶快逃避,才得侥幸免难。后来他遇到了沈曾植,奉贻玉珮一对作为留念。

他署名宾虹,那是有来历的。他的故乡,安徽歙县西乡的潭渡村,有一座潭渡桥,桥的南端有滨虹亭,因此自称虹叟,滨虹散人,又题旧居为虹庐和滨虹草堂,滨与宾经常互用。又他家院中,有一座假山石,形如灵芝,大家都称之为石芝,因而名其斋为石芝室。蜀人张爰号大千,宾虹早年也号大千,且在张爰之前。刘海粟以七上黄山自豪,宾虹则九上黄山,胜于海粟。

李大钊的即景诗与邵洛羊的诗意画

报刊上发表过许多纪念李大钊革命先烈的文章,什九是谈他怎样宣传马克思主义,怎样创始中国共产党,又怎样壮烈地牺牲。至于有关他文化方面的事,谈的比较少,似乎也应当谈一些吧!

李大钊,河北乐亭人,字守常,一八八九年生。一九一三年留学日本,返国后,曾主北京《晨钟报》笔政。—九二〇年,任中国学会等团体代表,在北京陶然亭开会,李大钊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同出席会议,认识了很多政学方面的人士。他和沈尹默很友善。沈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时,曾介绍过两个人进了北大,一为陈独秀,还有一位,便是李大钊。大钊担任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即请大钊为基本撰述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创办《每周评论》,笔锋犀利,言中肯要,深得社会欢迎。他的著作,一九三九年,上海北新书局为刊《守常全集》。一九四九年再版时,觉得他的作品,颇多散刊在杂志报章上,没有收入,称全集很不适当,就改为《守常文集)。一九五九年,李乐光方行搜罗补充,出版了《李大钊选集》。另有贾芝编辑《李大钊诗文选集》,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有赵征夫为作《李大钊传》,日本学者丸山松幸、斋藤边彦合编《李大钊文献目录》,听说还有人在编《李大钊年谱》,他的文化生活,不难在这些书中找到。

李大钊,方方的脸,额角开朗,剪着平顶的短发,蓄着浓黑的髭须,带有几分威仪。写的毛笔字,苍劲有力,显然在八法上是下过功夫的。著作有刚的方面,以政论为代表,刚的弩张剑拔,大义凛然。有柔的方面,以诗篇为代表,柔的月白风清,自高标致。这好比鲁迅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是何等的刚。“俯首甘为孺子牛”,又是何等的柔,具有对立面,是同一机杼的。

上海画学理论家兼画家邵洛羊,曾以李大钊的山中即景诗为意,绘成两幅山水画。一,“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二,“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诗情画意,起相扶相依的作用。用形象体现了抽象,从浩瀚峥嵘、秀逸旷远中,表现出李大钊崇高的品德和美好的理想及生活的追求。

很可嗟惜的,李大钊于一九二七年,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四月二十八日,英勇牺牲。

俞平伯幼受曲园老人的熏陶

德清俞平伯,名铭衡,生于一九〇〇年,去年(一九八〇年)八十寿辰。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海内外人士,都为他遥举杯觞,以代华封三祝。

平伯乃曲园老人的曾孙,老人享耄耋之寿,故平伯幼年,犹得亲沐老人的教泽,可谓异数。当他四岁时,未上书房,由他母亲教读《大学章句》,有时长姊教他读唐诗。每天晚上,由保姆抱到老人居室内,以循定省故例。某晚,他玩得很高兴,直至八点多钟,该回屋去睡觉了,他还是赖着不肯走,经多方催促和哄骗,才勉强离去,临行却对保姆等念了—句:“送君还旧府。”这句原是他长姊教他的唐人诗,恰巧合着当时的情况。一时听到的都很惊喜,老人更掀髯大笑,连呼可儿!即忙写信告诉平伯的母亲。原来平伯的外祖许祐身,任松江知府,平伯的母亲赴松江归宁,这封原信,平伯一直保留着,奈于十年浩劫中失掉了。

平伯七八岁时,老人命他每晚来做功课。他凭着方桌,一灯耿然,老人据着靠壁的大椅子,口授文字,以部首偏旁为序,如从木的为“松”、“柏”、“桃”、“李”等,从水的为“江”、“海”、“河”、“汉”等,命他一一写在用竹纸订成的本子上,较冷僻的字写不出来,老人写给他看,照样录下,每晚所写不多,时间也不长,但持之以恒,给他很大的进益。后来老人病了,才告辍止。他回忆有句云:“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苫帖教重孙。”光绪丙午(一九〇六年)中秋,老人于院中燃着香斗。这是吴中的俗尚,斗高数尺,可点整夜,斗的四周,遍插五色尖角的彩旗。他喜欢得很,因为看过京剧,武将背后插有旗帜,正想把斗中的彩旗拔下来,自己插在颈背间以壮威风,可是老人忽发吟兴,要大家联句,命他先开头。这一下,他搔头摸耳,大感为难,逼着逼着,才逼出了七个字来:“八月中秋点斗香”,老人认为尚可,第二句是平伯母亲的:“承欢儿女奉高堂”,第三句是平伯长姊的,已记不起来,老人结句:“添得灯光胜月光”。这事经过七十多年,成为旧话了。

曲园老人,当时有人称他“拚命著书”,平伯传着衣钵,著书也很多,如《冬夜》、《雪朝》、《西还》、《燕知草》、《杂拌儿》、《红楼梦研究》、《古槐梦遇》、《古槐书屋词》、《读词偶得》、《读诗札记》、《清真词释》、《俞平伯选集》,这一大堆书中,有新体诗、有旧体诗,有散文、有小说,有随笔、有考证,最近又有《唐宋词选释》,嘉惠后学,贡献很大。

他于丁巳(一九一七年)秋九月十六日,和许宝驯夫人结婚。一九七七年,又复岁次丁巳,梁孟偕老,整整六十花甲,平伯著《重圆花烛歌》,用古风叙述,某刊物上曾全篇登载。许夫人娴雅能曲,凡唱《西厢记》的,一般为《南西厢》,北曲传唱甚稀,而许夫人能唱北曲“哭宴”一折,由电台录音,既而录音被毁,兹又重唱试录,以二胡伴奏,成绩很好。

他夫妇俩居住北京数十年,而旧寓乃在吴中马医科巷,即“春在堂”故址,有“前曲园”、“后曲园”、“曲水亭”、“瑞梅轩”、“小竹里馆”诸胜,奈年久失修,亭榭倾圯,池水阻涸,重行修理,殊非易易。我想总有一天,能够得到修葺,恢复旧观,或许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以供四方人士的游赏。

沈钧儒的“与石居”

沈钧儒,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生于一八七四年一月二日,前清进士,后东游日本,入法政大学,遂为当代名法学家。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起义,思想是很进步的。解放后,为人民政府领导干部,他的革命精神,始终如一。

他秉性坚强,特别喜爱石头。他的蓄石,与一般旧式士夫不同,不当它为欣赏品,而是行旅的采拾,朋好的纪念,意志的寄托,地质的研究,因此任何石头,只要符合以上四项,便兼收并蓄。他的书斋,橱架累累,不仅藏着图史,而且列着大小不一的石头,石头都标着小纸片,说明这是从八达岭拣来的;这是从庐山五老峰拾得的;这是苏联拉兹里夫车站旁的一块石,列宁曾经躲藏在这个地方;这是伊塞克湖边的东西,唐代玄奘法师一度走过这个湖边;这是中朝边界鸭绿江畔国界桥的;这是罗盛教烈士墓上的;这是他祖上传下来先人摩挲过的,真是光怪陆离,不可方物。因此题了斋名为“与石居”。于伯循书,侯外庐加以识语:“右三字斋为民主老人属题,寓意深远,昔朱舜水鼎镬之下,有明志之句云:涅之缁之,莫污其白,摩专磷专,孰漓其淳,硁硁其象,硗硗其质,是非眩之而益明,东西冲之而不决。与石居其斯之谓欤!”他所蓄石,有赭有黄,有白有黑,有长有短,有圆有方,极蕴怪含灵,怀奇逞变之致,老人顾而乐之,自夸着说:“不但拥有百城,而且囊括四海。”他的诗有云:“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掇拾满所居,于髯为榜焉。”很率直地作自道语。

谈到他的诗,亦不例外,富有革命性。邹韬奋这样说过:“沈先生的人格的伟大,与爱国爱友爱同胞爱人类的热情,读了他的诗,更可得到亲切的感动。我希望他的诗能培养成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参加我们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从艰苦奋斗中建立光明灿烂的祖国。”原来他和韬奋及李公朴等于一九三五年发起救国会,力主抗日。一九三六年,一同被捕入狱,为著名的“七君子”,当然相知更深的了。他的诗,由他的儿子沈叔羊编成一册,名《寥寥集》,中分数类,而以《在苏州时》,列于卷首。这正是被禁苏州高等法院的看守所的时期。这看守所恰巧和他幼时所住盘门新桥巷旧居很相近,他因有“新桥垂柳时巷,四十年光一卷舒”之句。又在狱中听李公朴等唱义勇军进行曲,又吴慈堪端午节饷以光福枇杷,都作为诗料。又李印泉送盆梅,他把棕缚解去有诗:“无限商量矜惜意,先从解放到梅花。”也是意在言外。张小楼是公朴的岳丈,一再绘绿萼梅与怒涛送进狱中,博公朴解闷。公朴与老人同赏,老人一再赋诗,公朴羡之,因从老人学韵语,囹圄之中,居然逸兴遄飞,意志奋发。老人自己又说:“有时正在盥洗,赶紧放了手巾,找纸头来写。有时从被窝里起来,开了电灯来写,想到就写,有的竟不像诗了,亦不管它,择其较像诗的录在本子上”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他长须飘然,额部微突,遥望之,几如南极老寿星。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病逝于北京,八十九岁。他擅书法,其哲嗣沈叔羊所著的《谈中国画》,封面题签,即是他老人家的手笔。

名医马培之入宫诊病

号称御医的马培之,本名文植,江苏孟河人。他悬壶吴中,声名很盛,因此吴人便把他所设医寓的一条小街,称为“马医科巷”,至今还是这样叫着。

一八八〇年,清慈禧太后患病,服药无效,于是诏征海内名医。时江苏巡抚吴元炳,以马培之应诏。马培之时年六十一岁,他平素听得“伴君如伴虎”这句谚语,诊治失当,罪必论死,于是心中惴惴,寝食不安,临行和家人告别,泣不成声。这年七月初六日束装首途。他的四儿紫辉,和两个仆人随侍北上,乘舟由孟河赴苏州,向苏抚报到,即寄寓其亲戚金养斋家。亲戚也为他耽着心事,甚至占牙牌数以卜吉凶。然后乘小轮船赴沪,再由海船往天津,谒见李鸿章。既而乘车进京,在景运门外,由忠观察导见恭亲王、王夔石侍郎及太医院院判李卓轩。李询问他的年岁和经历后,便告诉他慈禧太后的病状,约于二十六日进内引见。先见慈安太后,太后面东正坐,座前供一长几,光绪坐在几前,马即行一跪三叩首礼。慈安询问了他一遍,嘱他慎重将事,然后令他退至长春宫候懿旨。有人见他胸前没挂朝珠,有失仪表,向内监取朝珠一串给他,以符典式。未几,一太监传进,至礼元殿,立阶下。内殿开启,他随太医院李卓轩进内殿。慈禧太后面东坐,前设小几,垂黄纱帘幕,行一跪三叩首礼,内务府大臣跪在左面,太医院李卓轩跪在右面,慈禧命他进诊,马膝行至几前,几上置两小枕,太监侍立两旁,启帘请脉,细察病情,奉旨后,由马面奏,随即退至东配殿处方。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嘱医士用黄笺恭楷进呈太后,太医院更把所用的药,根据医书,用黄笺标记,由总管李莲英递进。兹把所处的方剂,录在下面:“七月二十六日,臣马文植恭呈慈禧太后:脉息,两寸虚细,左关沉而微弦,右关沉小带滑,两尺沉濡,缘积郁积劳,心脾受亏。心为君主之宫,脾为后天之本,二经受病,五内必虚,不能生木,木失畅荣,脾乏生化之源,荣血内损,以致经脉不调,腰痠,肢体倦怠,谷食不甘,寒热时作,经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是也。谨拟养心调脾之剂进呈:当归、白芍、白术、淮山药、生地、茯苓、陈皮、牡蛎、合欢花、红枣、藕。”(分量漏列)

这样诊治了多次,慈禧病情好转。一时王公大人纷纷请他诊病。他战战兢兢,深恐一有失误,易致杀身之祸,他便自己伪装有病,故意晕跌于地,才得乞归田里,释了重负。

马培之生前撰有《纪恩录》,记这事很详。我友吴绮缘的父亲从马学医,曾录一副稿。绮缘生前把这副稿给我阅览,我当时录一概况。至于马的原稿,不知是否保存,绮缘下世有年,恐副稿也不知去向了。

张謇、沈卫争状元一席的内幕

封建统治者以科举笼络人心,束缚思想,而一般知识分子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父责其子,兄勖其弟,在科场中出人头地,博得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状元郎,藉以光荣门楣,这种遗毒由来很久的了。秀水沈淇泉(卫)点了翰林,颇以未能独占鳌头为生平遗憾。

抗日战争前,沈淇泉为海上寓公,孙筹成和他有戚谊,很是契洽。有一天,汪柳门之子某,托筹成转请淇泉写一小幅,筹成踵门代求,淇泉说:“这是狭路相逢的冤家。”筹成莫名其妙,问其究竟,才知道淇泉本有状元之望,却被汪柳门一言丧邦压抑掉。当时淇泉撰有《佹失记》,自鸣不平,奈记中牵涉许多名流,褒贬左右,未免有所顾虑,因此藏诸私箧,秘不示人。淇泉既逝世,该手稿被王蘧常所获。筹成和蘧常为表兄弟,便借录一通。曩年襄园茗叙,筹成出所录副本假我一阅,虽寥寥数页,却属绝好科场掌故。

淇泉为清光绪己丑恩科,受知于顺德李芍农、衡山陈伯商,始膺乡荐。庚寅二月,北上应保和殿复试,四书文题《耕者九仕者世禄》,试帖诗题:《经涂九轨》,得“经”字。淇泉结联:“车同钦盛世,机巧黜重溟。”因其时维新人士,提倡筑铁路,而顽固派反对甚力,该卷大为汉军徐荫轩所赏识,置诸第一,且进呈光绪,亦颔首称善,一时朝贵争相延誉,期以大魁。不料在此紧要关头,淇泉忽得母病急电,即仓卒南下,三年丧服满,再度入都,先补贡士,复试列一等,继补殿试。这时衡文阅卷的大臣,都喜培植自己的得意门生,借此夸耀。黄慎之颇思擢拔淇泉,阅卷一过,向淇泉翘着拇指说:“好好!”可是翁同龢却拟擢拔张季直(謇),于是季直成为淇泉敌手。淇泉向慎之探季直卷,慎之说:“不兴不兴”!过了三天,淇泉至乾清门往听胪唱,忽有人从稠众中拍淇泉肩,长揖道贺,其人自言江西徐姓,素喜相法,特来访觅状头,并谓:“己丑曾相过李盛铎,认为可登高第,李果然中了榜眼。今日相君,紫气布满天庭,必获首选无疑。”淇泉笑着道:“状元已有人定去。”便拉了徐某往访季直暗相之,徐左右环视,退谓淇泉:“此君秋气满面,必分刑部,即翰林亦不能得,遑言状元,请放心可也。我寓鸿升店某号,明日请我吃喜酒,不验打招牌。”一笑而散。淇泉当然很得意,以为状元可稳稳到手。岂知在评定甲乙之际,翁同龢力诋淇泉卷,盛誉季直。张之万不赞成,认为“季直卷字迹乾枯,无福泽,其人必老迈,不宜为多士之魁。”翁乃商诸汪柳门,汪谓:“沈淇泉为了母丧,是庚寅补殿的,如庚寅得状元,那么新科没有龙头了,不妥不妥。”并把这理由直陈张之万,最后便决定取季直卷为第一,以淇泉补殿试故,抑之又抑,而把尹铭绶、郑叔进、吴筠孙递升为榜眼、探花、传胪,淇泉仅点翰林。

淇泉不但黄慎之赏识他,许以魁元,同时邵友濂于淇泉北行之先,便猜可得鼎甲。费屺怀也预祝淇泉获得状头。淇泉说:“这不敢妄想。”费说:“我两人可赌一东道,君得元,以一万字小楷屏赠我,不得,我罚如例。”及揭晓,费大力扼腕,说:“出于意外,东道输了。”过了一个月,果然持赠小屏八帧,书画各半,淇泉始终宝之,作为纪念。而汪柳门以淇泉被抑,由于他的一言,事后颇有歉意。旧例有新贵订期同谒师门之举,洪泉也随众至汪宅,凡二百数十人。汪嘱当差谢客说:“大人累了,向诸位道乏,改日再见。”于是诸人纷纷散去。当差又传命:“那位是沈卫沈老爷?大人吩咐有话说,请慢走!”淇泉既入,汪亲为解除冠服,延之上座,款以茶点,且说:“老弟不要介意,此次固然抱屈,但鼎甲亦不过一时高兴,于将来名位绝不相关。”敷衍一套,也就算了。

老报人史量才的机关密室

《申报》创刊于一八七二年,直至一九四九年休刊,历时七十七载,无怪人们要在《申报》二字上加一“老”字,称为《老申报》了。当时该报的老报人很多,先有陈景韩、张蕴和,后有史量才。史的往事,谈的人很多,但还有没谈到的,不妨补谈一些。

偶访钱须弥老人。他和史量才是很熟稔的,他告诉我,史量才主持《申时》时,住居沪西哈同路(现名铜仁路,解放后,一度为市教育局办公处),华屋若干间,美奂美轮,高爽轩畅,有草坪,有假山,奇木佳石,拱揖映带,极游娱宴飨之乐。须弥当然常去,为入幕之宾。有一次,午前去访史,这时没有其他宾客,量才留他午膳,说:“这儿有一个所在,您从未到过,我们就去那儿进餐吧!”那时,不知怎么一下子座后的两面大着衣镜,忽地自动移开,其中具有一门,抠衣进入一密室,真如武陵渔父到了桃花源,为之讶异不置。那密室陈设精雅,沙发上铺着极名贵的海龙软垫,四壁书画,都是一时名流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孺等的作品。且有多宝橱二具,什么商彝周鼎,秦砖汉瓦,以及古俑玉佛、瓷盎晶章,陆离光怪,为之目眩神迷。既而肴核纷呈,无不充肠适口。须弥问他:“设此何用?”他说:“沪上匪氛太炽,这是用以逃避绑票的。”须弥尚觉这儿有进口没有出路,未免美中不足。他连说:“有,有。”即领须弥至后间,在墙边一按,顿现一仅能容身的小洞,说:“万一急难,那就不能不钻一下狗洞了。”说得两人都笑了起来。

史量才死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死前他患着胃病,根据医生的劝导,须好好地休养。他就赴杭州西湖疗养,可是他不耐寂寞,且上海事情急待办理的很多,小住了一个时期,即欲返沪。他自己有新型的汽车,就和他的儿子咏赓,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一同乘着汽车,从公路开往上海。讵意开到海宁附近翁家埠大闸口,忽有暴徒拦路开枪,史氏和邓祖询及司机黄锦才被击毙,咏赓肄业之江大学,是一位体育运动员,行动矫疾,竟未遭殃,馆方得讯,已在夜半。十四日报上,一定要载着这项新闻和启事,这却不易措词,成为一个难问题。在馆方深知史氏的被刺,有两个原因,一是《申报》社论,曾有一篇《剿匪与造匪》,不满蒋政府而加以尖锐的讥讽。二是史氏曾以中南银行代表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会议主持者要他认购巨额债券,史氏当场拒绝,并把情况揭载报端,因此触忤了蒋政府。蒋便不择手段,下此毒手。凡这情况,在蒋政府统治下是不能发表的,发表了那就影响今后报纸的发行。但又不能讳莫如深,完全不提,这就大费斟酌了。这时编辑人员大都回家,只有少数负责的留在馆内,奈无人肯勉为其难而毅然执笔。经过商讨,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赵叔雍来。可是赵已回到南阳路惜阴堂的公馆,便打电话去请他立刻来馆,岂知赵不在家,和钱须弥一同外出。馆方一再打电话到钱家,钱家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无从找寻。实则赵喜冶游,开了旅馆房间,请钱招一交际花来作伴。钱固老于花丛,当然门径熟悉,一招便到。赵偎依甚乐,钱即返家。家人告诉他《申报》馆来了很多电话,急找叔雍。钱立刻赶到旅馆,时叔雍已入睡,敲门催起,赵驱车赴馆,排字房工人等待发稿,急于星火。明天报上居然揭载史量才被刺消息,如帷灯匣剑,隐约其辞,即出于叔雍的手笔。史的儿子咏赓,现正担任《申报史》的编撰,这段往事,大约在《申报史》上占着一页吧!

首创中文打字机的周厚坤

打字机,为轻便印刷机的一种,原只适用于西文,因为西文用二十六个字母拼成,比较简单,而中文是方块字,和西文拼音字不同,不易办到的。不意在一九一四年秋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居然在没有办法中想出办法,创造了中文打字机。我早年的同学华吟水,他服务商务印书馆数十年,和我谈到过这件事。情况是这样的:

前清末年,有周厚坤其人,留学德国,他很想仿西文打字机创造中文打字机,课余之暇,专心研究,后来学成归国。这时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事宜,听说有周厚坤拟创中文打字机,便招他来,一谈之下,很合意旨,即请他进馆,专力担任中文打字机的设计和制造工作。虽然经过几次失败,但周厚坤仍抱着坚强信心,潜思冥想,一心要把它造成,终于在一九一四年秋制成第一架中文打字机,当时称为铅版打字机。张元济大为称赏。但该机有一缺点,机上铅字是下向的,纸张衬在下面,字有否错误,很不容易辨察。正想改进,岂料周厚坤忽因事离职他去,未能继续研究。而中文打字机既具雏型,那文教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尤其东瀛人看到后,非常艳羡,偷偷地仿造,并加以改良,居然行销于市,以博利润。

商务印书馆方面,自周厚坤离职,复请舒震东续行改进,把周氏所造的和东瀛人所改良的,相互参考,几经试制,于一九一六年,制成舒震东改良中文打字机第一式,后更制成第二式,但使用时还是不很方便,直至第三式,制成十架始向外销售,其时是一九二五年。再经改造,成第四、五式,形式虽较美好,实际用起来还是不够便利,所以用户不很欢迎。后经用户提供意见,改成第六式,横直都可打,使用时指挥自如了,就向工商部注册立案,获得专利权。

这第六式打字机,当时每座定价二百四十元,商务印书馆且在报纸上大事宣传,称为“是新式办公室中最忠实、最精细、最迅速亦最经济的缮写器”。更列六大优点,一、字体:“大小适宜,用以缮打公文书信,学校课卷,商业文件,字迹鲜明,行列整齐,既便观看,又省纸张。”二、容积:“机身大小,与西文打字机同。全机容字五千七百余枚,通用文件,足够应用,标点符号、注音字母、西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夹注字等,一切齐备。”三、检字:“文字排列,均照字典部首,一经练习,检觅甚易。”四、复写:“衬用复写纸,每次可打同样者八九份。”五、速率:“粗知文字,即可练习,练习一月后,每小时可打千余字。”六、印刷:“打于蜡纸上,即可用以油印。如用石印汽水纸,将浓厚之黑色炭酸纸衬打,落石后可以石印”。“一·二八”战役,商务总厂被毁,中文打字机只得移交外厂承制,商务印书馆只尽销售之责罢了。

马太龙谈溥仪出宫经过

“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这是南唐李后主被逼离宫时的哀语,不料末代皇帝溥仪,却作了历史的重演,这是一九二四年,鹿钟麟受黄郛命,驱逐溥仪出宫。某刊物曾记载其始末,但据马太龙所谈,颇有出入处。太龙为马衡(叔平)的哲嗣,马衡当时亦参与其事,亲身经历,而太龙趋庭所闻,那是有可靠性的。

马衡为北京大学的史学系主任,和马裕藻、马隅卿、马绳甫有“北大四马”之称,后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寓居北京小雅宝胡同,和李石曾的干面胡同相去不远,二人常相往还。当年十一月五日,马衡在家养静,忽接李石曾的电话,问下午是否外出?答在家不出门,李便约定饭后来访。

下午,李果然乘着汽车践约,立邀马衡同去,问什么事,李谓:“到了那儿,您就会知道。”马衡只得盲从前往,车到了神武门忽地停驶,李请他在车上等待一下,不一会,卡车二辆,分载军警,雄赳赳,由鹿钟麟率领而至。门前虽有太监把守着,但在这军令森严下,不敢阻挡,也就长驱而入了。及至养性斋附近,一齐下车,直闯进去。这时溥仪正在启着舶来品饼干匣,皇后婉容在旁,执刀削着苹果,突然见到戎装佩刀的来人,惊慌失措,急忙跪下,婉容也屈着双膝,哀求救救我们两口性命!鹿立保决不危害,但必须即刻离此,已安排好醇王府给你们居住。

溥仪和婉容恳请稍宽时日,俾得有所准备。这时外间枪声连续不已,鹿加以恫吓,说:“倘不即走,那么军队哗变,就难于设法了。”便备车四辆,溥仪及婉容同乘一车,侍监等随同离宫,并把各室各库房遍贴清室善后委员会封条,一一封闭。这时忽见一遗老某趑趄其间,鹿传命搜查,在遗老某身边搜查出一马褂及一书册,严辞诘问,某答以“皇上匆促出走,穿衣不多,这个褂儿,拟送呈御寒。这本册子,乃皇上天天临写的字帖。”石曾即请马衡加以鉴别,马衡阅后说:“这个马褂,任他带去,至于书册必须留下。”原来这书册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为艺苑之瑰宝。

太龙浙江鄞县人,名震,别号山雨亭主,又号风楼老人,今年已七十五岁。寓居沪西愚园路四百七十弄,楼室轩畅,砚盎井然,即他尊人马衡晚年的故居“凡将斋”。

他渊源家学,擅四体书,行楷取法褚遂良、李北海,又参以北魏《石门铭》、《郑文公碑》,故苍劲中姿媚跃出。草书得力于怀素、孙过庭,隶则兼学《礼器》、《史晨》、《华山》等碑。篆则出于金文、古籀、石鼓等刻。

曩时沈尹默常趋“凡将斋”,饮酒挥毫,遄飞逸兴,太龙亦随侍其间,多所请益。马衡以治印负盛名,有时不暇应付,使出太龙代刻,太龙受乃翁熏陶外,又揣摹让之、、叔昌硕诸家,更以金文、甲骨、秦汉碑入印,尤具古泽。边款效法陈秋堂,可以乱真。沈尹默、李宗仁、于右任等所用白文大印,即出太龙之手。其弟子沈宽,为钤拓印谱四册,一自患着目障,小印及牙章,辄由沈宽代镌,太龙又精古印度佉卢文,曾任教中央大学,继傅斯年授英国文学史,且译雨果的《悲惨世界》,真可谓多才多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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