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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桑·祖克曼,林玮,张晨（译）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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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连接者试读：

75岁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被驱逐出伊朗已长达14年之久。对伊朗独裁领袖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Shah Reza Pahlavi）毫不留情的指责，为霍梅尼招来了一纸驱逐令。然而，这位年迈的老人，并未因此而保持缄默。1977年，身处邻国伊拉克的霍梅尼，找到了一种新方式来宣扬自己的主张。通常是在深夜10点左右，那时候大批前来伊拉克伊玛目阿里（Imam Ali）圣祠参拜的朝圣者刚刚离开，霍梅尼就开始向所有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发表长篇演讲。霍梅尼对巴列维政权展开强烈的抨击，将巴列维的这场西化改革与犹太人和基督教信徒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在羞辱伊朗，并企图征服这个国家。

每月，受准前往伊拉克朝拜圣祠的伊朗民众不足1 200人，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会带一个特别的纪念品回国，即录有霍梅尼讲道的磁带。这些磁带经过拷贝，在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城市的大街上免费发放。当时，由于对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有所承诺，巴列维必须继续推行改革，于是，他不得不指示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放弃没收或销毁这些磁带。这些磁带上标有宗教演讲的名称，同流行歌手的磁带放在一起销售。据萨瓦克“反颠覆小组”负责人帕尔维兹·萨贝蒂（Parviz Sabeti）预测，1978年售出了超过10万盘霍梅尼讲道的磁带，数百万伊朗民众都听过这位老人抨击巴列维政权的言论。

伊朗《世界报》是巴列维政府的喉舌。阿米尔·塔赫里（Amir Taheri）时任该报主编。他让手下的两名记者从市场上买来一盘磁带，与他们一同收听。三人很快就断定磁带中的声音并非来自霍梅尼本人，而是由萨瓦克雇用演员模仿霍梅尼的声音，借此败坏霍梅尼的名声。霍梅尼虽然在政治上较为激进，但他毕竟是受人尊重的学者，怎么可能屈服于“阴谋论”，告诉人们巴列维派人画了一幅金发碧眼的什叶派领袖伊玛目阿里的画像，以此来说明巴列维想要让美国基督教势力来统治伊朗的愿望？如果这不是一场恶作剧，那便是对宗教领袖的故意诬陷和诋毁。

几个月后，伊朗信息部部长达流希·胡马云（Daryoush Homayoun）在该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该社论对霍梅尼恶意中伤，不但指控霍梅尼与苏联关系密切，还将他描述成英国间谍和同性恋者。然而，胡马云低估了霍梅尼这位流亡学者的声望。1978年1月9日，4 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消息报》撤回这篇诋毁霍梅尼的文章。伊朗军方迅速派兵镇压抗议活动，在镇压过程中，数名学生死亡，众多学生受伤。

这场冲突造成的学生伤亡引发了民众抗议示威和政府强行镇压之间的恶性循环，使整个伊朗迅速陷入动乱之中。根据什叶派名为阿巴因节（Arbaeen）的习俗，死者去世40天后，要为其举行追悼仪式。于是，抗议示威与追悼仪式同时展开，伊朗军方为镇压动乱，又击毙了更多的示威者，从而引发了又一轮追悼仪式及抗议示威，最终引发全国性的罢工。有学者估计，约有11%的伊朗民众直接参与了抗议示威，超过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民众参与比例。1979年1月，巴列维被迫逃离伊朗，霍梅尼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伊朗，超过300万伊朗民众夹道欢迎。4个月后，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君主政体的公投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霍梅尼的迅速崛起使巴列维政权的支持者感到震惊，他们曾见证了伊朗从伊斯兰国家向世俗国家的转变，从此女性获得了选举权，伊朗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随后，霍梅尼为巩固政权采取强硬措施，又使过去支持他的学生们感到震惊。

对于这些转变，大概没有人会比卡特总统更意外。1977年的新年前夜，就在学生们走上库姆街头抗议的前几天，他还举杯向巴列维表示祝贺。卡特说：“正是巴列维的杰出领导，才使伊朗在动荡的中东地区维持稳定。”这一分析随后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响应。中央情报局无视1978年8月发生的一系列抗议示威，仍然断言称，“伊朗尚未发生政变，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政变的征兆”。

作为美国这样一个强国的中央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对伊朗形势的判断，为何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呢？

在“冷战”接近尾声时，美国情报分析员的职责变得更为复杂。早前几十年，这些情报分析员们十分清楚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谁，知道哪些信息是他们需要掌握的，如莫斯科能够部署多少枚SS-9洲际导弹，一枚导弹能够携带几个弹头等问题。他们专注于揭露各国政府刻意隐瞒的真相和秘密，即“揭秘”。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情况发生了变化，正如布鲁斯·伯克维茨（Bruce Berkowitz）和艾伦·古德曼（Allan Goodman）在《最好的事实：信息时代的情报工作》（Best Truth: Intellig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一书中所述，情报界被迫承担起的新职责是“解谜”。

计算机安全专家苏珊·兰多（Susan Landau）指出，情报界亟须将注意力从“揭露秘密”转移到“解开谜团”上来，1979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则较早地预示了这一点。表面上，伊朗是美国在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强大而可靠的盟友。然而，巴列维政权突然倒台，同时，经过公投，伊朗的君权政体迅速被霍梅尼领导的政体所取代。这种种转变，让世界各国政府大为震惊且普遍感到不解。

1979年的伊朗政变之所以让情报机构措手不及，是因为它孕育于清真寺和寻常百姓家中，而非皇宫或军营。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注意着伊朗的动向，但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伊朗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些在市场上销售的盒式磁带。情报分析员们忽视了伊朗社会所发生的微妙变化：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这个国家不但内部联系更加紧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接触也更为频繁。

安娜贝拉·斯雷伯尼（Annabelle Sreberny）和阿里·穆罕默迪（Ali Mohammadi）都亲身参与了这次伊朗政变。他们共同出版了《小媒体，大革命》（Small Media, Big Revolution），对1979年发生的事件做了分析。他们认为，有两类科技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类科技让伊朗民众接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另一类科技则让这些信息得以在伊朗本国范围内扩散和传播。前者建立起了伊朗与外界的联系（如长途直拨电话、通过邮寄获得的讲道磁带、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服务等），后者则将这些联系进一步扩大（如家用盒式录音机、复印机等）。两类科技共同催生的这场运动，其威力远远超过了政府和军队的预测。

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使突尼斯、埃及和利比里亚的政权纷纷倒台。科技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众所周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被迫辞职，Facebook的作用不可小觑。那么，回过头来看，录音机是否是推翻巴列维政权的致命一击呢？伊朗和埃及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说明了随着科技的发展、政治的演变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往预测社会变革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过去，我们是在熟悉的体系中寻找隐藏的信息，即寻找所谓的“秘密”；如今，这个体系已经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依旧墨守成规，便会对新体系下隐藏着的社会现象熟视无睹。

我们所处的时代，国际联系空前紧密，人们交流、决策以及自我规划的方式都正在发生巨大又微妙的变化。我们能够跨越地理界限，与五湖四海乃至全球各地的人们交谈、争论，说服或被说服。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身为个体还是国家，我们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彼此的气候、健康以及财富。因此，我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而随着彼此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所遇到的困惑和难题无疑也会增多。

在这个相互连接的时代，那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政治的范畴。美国的不良次贷引发了某投资银行的破产，同行拆借变得异常困难，从而导致冰岛的高举债经济不堪重负而崩溃，英国的储户们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冰岛银行的高收益储蓄账户付之东流。一场致命的流行疾病，让世界卫生组织焦头烂额。从多伦多到马尼拉，它的传播速度就跟人们乘坐飞机一样快，然而这一切竟然源于一场在香港举行的婚礼。但是，并非所有难以解释的现象都会带来不幸的结局。以突尼斯的政治革命为例，正是因为有了现场直播，才会使加蓬的学生受到鼓舞，走上街头，为争取降低学费而抗争；才会使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工人们团结一致，为争取权益而将议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韩国流行歌手朴载相的《江南Style》原本是为了讽刺首尔江南区奢靡的生活方式，但出人意料的是，歌中的舞蹈在全球一炮而红，这可视为事物之间错综复杂且始料不及的联系的典型。

要揭露被刻意隐瞒的秘密，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卫星图像清点导弹发射井的数量，或是利用双面间谍获取情报。然而，若想要抗击“非典”或避免次贷危机，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兰多认为，“解开谜团，需要我们深入且以非常规的方式进行思考，同时，要对谜团所处的世界有全面的认知”。

互联网的普及为我们探索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提供了众多新渠道。我们只要点点鼠标，就可以轻松访问大洋彼岸某份报刊的头版，那片土地就像隔壁小镇一般近在咫尺。事实上，互联网的便捷之处还不止于此。免费的在线百科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事件的背景知识和来龙去脉，而在10年前，如果不找个像样的图书馆，要获取这些信息是难以想象的。谷歌承诺，将致力于组织全世界的信息，实现人人皆可访问。渐渐地，我们已经习惯于利用谷歌及其他搜索引擎来获取我们想要知道的秘密：只须键入“苏联拥有多少颗SS-9导弹”，再点击“手气不错”按钮，便可大功告成。

然而，搜索引擎能够帮助我们搜索到想要知道的事情，却很难帮助我们发现需要知道的事情。人们想要知道什么，取决于何人何事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简单来说，我们往往倾向于关注发生在家乡的新闻，而不是关注大洋彼岸的新闻；我们会对朋友的生活刨根问底，却不会对陌生人多加过问。无论是纸质报刊还是社交网络，所有的传媒工具都有共同的缺陷。传媒工具只能提供人们所要，但通常不是人们所需。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才能对这个错综复杂且互联互通的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呢？这个问题困扰的不仅仅是情报人员。流行病学家、首席执行官、环保人士、银行家、政治领袖，甚至激进分子，都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都需要尝试着站在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即使意见相左，也要乐于倾听；同时，对陌生或难以预测的事物要多加留心。

我们从“揭露秘密”过渡到“解开谜团”，靠的不仅仅是信念。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需要借助多样的工具。这些工具，有的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的问世才不过短短几年。但是，只要善加利用，它们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探索世界。

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工具，帮助我们辨别听到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我们可以化繁为简，让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彼此交流，让不同国家的人开展合作。我们可以突破成见，邂逅“网际奇遇”，从意外之事中积累洞察事物的能力，并为我所用。人类既然具备创造互联网的能力，那么也能搭建起新的网络，进而发现、理解和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

建立新的联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联系的两面性

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号房间时，刘剑伦教授感到微微有些不适。2003年2月21日，这位64岁的医学教授抵达香港，出席亲属的婚礼。但他并没有沾到婚礼的喜气，而是感到精疲力竭。刘教授是广州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医生。抵达香港之前的3个星期，他都在医院坐班诊治病患。数百名病人感染了“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2月21日当天，刘教授由妹夫陪同游览香港，但他早早就返回了酒店。第二天上午，刘教授沿窝打老道直奔香港广华医院就诊。当时，刘教授呼吸困难，他告知医护人员，自己携带某种高度传染性病毒，需要在高压氧舱内接受治疗。

10天后，刘教授死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也就是“非典”。很快，刘教授的妹夫也去世了。刘教授并非首个因“非典”丧生的患者，但他的案例率先揭示了该疾病的潜在危害，即可以实现远距离的快速传播。最终，“非典”这场流行病还是在全球蔓延，夺去了916条生命；而如果不加以控制，“非典”最终可能会导致几十亿人受到感染。

在刘教授接受医院隔离之前，12名同期入住京华国际酒店9层的住客已经被感染。除了一些香港本地住客，其他住客则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以及中国内地。其中一位受到感染的住客陈强尼（Johnny Chan）是常驻上海的美国商人。他在刘教授入住两天后离开酒店，飞往河内。几天后，陈强尼感到不适，前往越法国际医院就诊，随后，陈先生死亡。

越南当地医生无法确诊陈先生的病因，就向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传染病监测控制中心主任卡尔罗·武尔班尼（Carlo Urbani）求助。武尔班尼博士是医疗诊断专家，他很快断定导致陈先生死亡的那种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立即约见越南政府相关机构，要求确保当地医院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然而，不幸的是，在武尔班尼博士接手之前，已有80多名病人及医护人员被感染。

3月11日，越南政府宣布对越法国际医院实行隔离。此时，武尔班尼正由河内飞往曼谷，准备出席医学会议。在飞机上，他出现高烧症状，这是“非典”的早期症状之一。一下飞机，武尔班尼就将自己隔离起来，并叫来自己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同事斯科特·道威尔（Scott Dowell）博士，约道威尔在曼谷机场会面。他们相隔两米开外而坐，交流了近两个小时。随后，泰国政府派来了全副武装的救护车和医疗技术人员，将武尔班尼博士送往医院。此前，武尔班尼博士健康状况良好，因此，医生认为，他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多次接触病毒，从而导致自身病毒载量超出负荷，身体机能不堪重负。3月29日，武尔班尼博士去世。“非典”爆发时，身处美国或欧洲各国的人，可能对旅游禁令和外国游客突然佩戴医用口罩的举动印象不深。在此期间，有27名美国公民感染上“非典”病毒，而在亚洲，这个数字超过了7 000。在世界其他地方，“非典”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全球卫生学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指出：“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很快将‘非典’抛之脑后，但对于很多亚洲人和加拿大人来说，2002年11月到2003年6月这段时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正如华盛顿和纽约的居民永远不会忘了‘9·11’那天一样。”

大家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非典”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疾病，其传播不需要身体接触：一段时间内，与被感染者处于同一空气环境下，就有可能被感染。同时，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可以长达10天，其间无明显症状，但具有传染性。因此，那些尚处于潜伏期的感染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将病毒扩散至其所到之处。一名感染者可以传染几十，甚至几百人；而在与病毒携带者接触的人群中，大约每10个人中就有一人难逃此劫。因此，“非典”是十分致命的。

在2002年到2003年爆发期间，“非典”的传播速度极为惊人，而阴谋论则趁虚而入。一位俄罗斯科学家称，一切致命且快速传播的疾病，都是人为造成的。这一度成为部分亚洲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传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更大的社会恐慌。2003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们发现“非典”病毒来自一种叫作果子狸的食肉动物。它外形似猫，在中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与埃博拉、炭疽和汉坦病毒一样，“非典”也属于动物传染病。携带此种病毒的动物本身并不患病，但会将其传播给人类。“非典”病毒很可能突破了物种屏障，先是通过果子狸的血液，传播给市场上果子狸肉的食用者们，再通过他们，把病毒传染给刘教授和武尔班尼等人。“非典”具有潜伏期长、易于传播的特点，而当今世界联系紧密，无疑又使危害进一步加剧。像刘教授和陈强尼这样携带病毒、频繁乘坐飞机往来于全球主要城市的人群，一般被称为“超级传播者”。例如3月15日，在中华航空公司从香港飞往北京的112号航班上，一名乘客就将病毒传染给了同机的22名乘客——该趟航班共有126名乘客。随着恐惧的蔓延，人们对搭乘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前往国际大都市的公共场合，都充满了担忧。过去，对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来说，与几千个陌生人共处一室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转眼间，这一举动变得十分危险。正如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Lorenz）在他的蝴蝶效应中所阐述的那样，一只巴西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引起美国堪萨斯州的龙卷风；同样，一顿在中国的晚餐，可能会把好几个人送进加拿大的医院。

最终，全球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受到“非典”的影响；除南极洲外，其余大陆均未能幸免。不过，全球范围内只有8 422人受到感染。尽管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非典”病毒的传播态势迅猛，但截至200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疫情。再后来，关于“非典”，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其防控效率，而并非其传播速度了。

从患者的数量上看，1918—1920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与“非典”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全球约有5亿人感染了这种致命的流感病毒，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3，其中大约5 000万人因此丧命。事实上，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率约为2.5%，远不及“非典”，但很多人都是多次感染该病毒。而“非典”的死亡率高达9.6%，其中，老年人群的死亡率更是超过了50%。与“非典”一样，西班牙流感也有很强的流动性，从北极圈内到遥远的太平洋岛屿，都有感染者分布。但当时，感染者只是通过搭乘轮船和火车，将病毒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非乘坐越洋飞机。既然“非典”如此致命，其蔓延为何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进而大大减少死亡人数呢？

有效防控“非典”，互联网功不可没。世界各地的医生，通过在线合作各尽所能，互联网由此成为抗击“非典”的前线。正是这种全球互通与合作，使“非典”疫情变得可控。

2003年3月，经意大利诊断专家武尔班尼博士提议，越南政府进入戒备状态；而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开始调动全球力量，展开鉴定、诊断工作，从而确保控制住“非典”疫情。武尔班尼博士抵达曼谷后的第6天，世界卫生组织即发布了安全网站，用于召开视频会议，协调各国研究人员开展工作。他们通过该网站，共享受感染者的肺部X光照片，并据此制定治疗方案。随后，该治疗方案以及感染者隔离指导方针，被发往全球各大医院。事实证明，这项举措是极为有效的——90%的“非典”病例均发生于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以前。为掌握“非典”疫情的发展态势，防止新一轮疫情的爆发，世界卫生组织还启用了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GPHIN）。这是由加拿大国家卫生部开发的一个网站，用于利用新闻专线及网络资源，搜索有关潜在“非典”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该情报网站帮助世界卫生组织排除了超过1/3的虚假信息，从而快速识别和锁定“非典”病例。

即使相隔万里，也能实现信息共享，这大大降低了“非典”疫情以及隔离所带来的危害。新加坡是最早受到“非典”影响的国家之一。起初，新加坡的“非典”患者均被隔离在单独的病房内。经过治疗，患者可以回到家中接受隔离，政府在他们的住处安装了视频设备，以便监控病情。另外，疫情爆发时正值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这一天，中国人素有举家外出、扫墓祭祖的传统。为了防止城市公墓人群聚集，新加坡政府倡导当地华裔居民暂停扫墓，并别出心裁地为民众提供在线购买祭品的服务，再由着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代为扫墓和献祭。

尾身茂（Shigeru Omi）是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总监。谈及世界卫生组织抗击“非典”的成果时，他表示，若不是飞机出行使得国家间往来如此便利，“非典”只可能在小范围的区域内传播；同时，若没有互联网的帮助，世界卫生组织也很难如此顺利地击退“非典”。如果说由航空旅行所构建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导致疫情加速蔓延，那么，数字化的联系手段（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化的）则促进了信息共享，为抗击“非典”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非典”，身处不同大陆的医生一起分析患者肺部X光照片，多伦多和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共同探讨隔离措施……这些现象都说明，“联系”既可以是促成合作的关键，也可以成为导致疫情蔓延的罪魁祸首。

流行性疾病的爆发通常无迹可寻。我们无从得知它们会出现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又或者哪些不经意的举动会导致它们在一天之内传遍全球。为了查清病因和控制疫情，尾身茂等科学家不仅需要着眼本国，还要放眼全球，寻找关于流行病的蛛丝马迹。科学家们的任务是发现潜在威胁，并找到有效的对策，因此，国际视野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利用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搜索来自各家报纸和网络媒体关于“非典”的信息，准确性极高。这是因为该网络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非典”为当今社会人们所面对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范例。当然，挑战远不止于此，如急剧变化的气候、相互依存却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以及对耕地和其他稀缺自然资源的争夺等都是例子。我们应当保持乐观的心态，相信会有众多类似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的网络平台持续涌现，帮助我们拓宽视野，发现潜在威胁，抓住机遇，更快地找到应对策略。但是，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所需要的全球视野不可能手到擒来。全球化的前景尚不明朗。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

要是你在2010年咨询那些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未来一年中东地区可能发生何种变革，想必没有人能预测到“阿拉伯之春”运动。如果可以选择，更不会有人将突尼斯作为运动的发源地。自1987年以来，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一直牢牢掌握着突尼斯这个北非国家的政权，凡有意挑战其权威者，或被拉拢，或被监禁、流放。2010年12月，蔬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走投无路，自焚抗议。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布瓦吉吉家人对政府的抗议，最终会远远超出西迪布济德省的范围。要知道，在当时的突尼斯，军事封锁线、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趋炎附势的国内报刊以及对国际媒体的管制，都是为反对呼声的传播而设置的重重障碍。

布瓦吉吉事件是个例外。西迪布济德省的抗议行动被人们用手机拍摄了下来，并上传到Facebook上，这引起了欧洲突尼斯政权反对者的关注。他们对该片段进行翻译并制作字幕，然后打包上传给了那些对抗议行动表示支持的新闻媒体，著名的半岛电视台就是其一。半岛电视台在突尼斯拥有很高的收视率，于是，突尼斯民众很快意识到，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抗议示威活动。通过收听广播及收看电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本·阿里也随即利用广播电视，一边试图呼吁示威者自行解散，一边向示威者施加压力并发出威胁。可是，摇摇欲坠的阿里政权最后还是倒了台。与此同时，这些抗议示威的影像则传遍了整个中东地区，十几个国家的民众纷纷效法，抗议运动呈星火燎原之势，最终促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利比里亚领导人卡扎菲下台。

虽然在今天看来，突尼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公认的，但在当时，许多地区对抗议示威导致本·阿里政权颠覆的事实却浑然不知。《纽约时报》首次在报道中提及布瓦吉吉和西迪布济德省是在2011年1月15日，即本·阿里逃往沙特的第二天。美籍黎巴嫩裔记者奥克塔维亚·纳瑟（Octavia Nasr）是较早着手报道此次事件的记者。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采访时，纳瑟失望地表示：“在过去的4周时间里，突尼斯完全被媒体遗忘了。在事件激化之前，媒体竟然对此毫无察觉。这样的失误不容再有。”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欧洲各国媒体对突尼斯革命保持缄默，暗示了对阿里政权的支持：美国将阿里视为有利可图的同盟，美国媒体自然不愿意报道此次事件。然而，这种设想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何美国媒体会对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运动大肆报道，却对突尼斯革命表现得后知后觉。要知道，穆巴拉克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其政权兴衰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美国和欧洲各国对突尼斯事件的漠视并非有意为之，而确实只是因为缺乏关注。运动愈演愈烈之时，正值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人们都在忙着和亲友团聚，无暇顾及他国的新闻报道。另外，突尼斯国内主流媒体对抗议示威只字不提，而独立媒体网站的影响力又十分有限，确实很难期望事件能在突尼斯以外的地方掀起波澜。

事实证明，美国情报界早前并未对此次事件给予充分重视。时任总统奥巴马随后约见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并对美国情报界的失职表示失望。奥巴马认为，对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情报机构应当提供充分的预警。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费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对此表达了她的疑惑：为何抗议示威活动能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大肆蔓延，却顺利避开了军事情报部门的严格审查？是否有人在关注着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

无论是抗击“非典”等传染性疾病，还是应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我们都需要放宽视野，综观全球，从而对潜在威胁做出预判，抓住机遇，构建新的联系。移动通信、卫星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发展，预示着全球信息共享将达到空前的高峰。矛盾的中心在于，虽然当今世界联系紧密，信息和观点的交流与共享要比以往容易得多，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40多年前，越南战争时期，要想从前线发回报道，需要将曝光胶卷从东南亚空运到美国，进行编辑处理之后才能播出。这个过程往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如今，但凡某地出现紧急状况，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军事政变，都能通过卫星进行实时转播。可是，尽管新闻传输的难度降低了，美国电视新闻对于国际事件的报道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却减少了一半以上。

目前，互联网拥有20亿用户，手机用户更是突破了60亿。无论是来自马里乡村的消息，还是有关比哈尔地方政治的报道，都能轻而易举地被搜索到，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便捷。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信息的获取，而是对事件的关注。人们总是对发生在自己身边，会直接影响到自己、家人或朋友的现象给予过度关注。这种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它使得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

数学家邓肯·瓦茨（Duncan Watts）在他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一书中，对流行性疾病、时尚和金融危机等网络化现象进行了探索。他指出，人们的生活往往会被一些看似与我们相隔万里的现象所影响。“某些事情看似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你可能无法听懂当地的语言，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对你来说无关紧要，”瓦茨说，“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理解这个相互连接的时代所教给我们的第一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但不管你是否愿意，我们还必须承受他人的负担。”

为了承受起彼此的负担，我们不得不重新衡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何制定战略，做出决策；如何建立商业往来；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教育年轻一代……这些问题都不简单，可它们都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把自己当成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当然，这个论点并非首创。据考证，一位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先人，是最早提出类似观点并被记录在案的人物之一。世界主义和世界公民

尽管只能徒步或乘船出行，第欧根尼（Diogenes）还是走遍了当时人们认知范围内的大半个世界。他离开家乡锡诺普（位于黑海海岸，现属土耳其），流落雅典街头，身无分文，随后又去了科林斯。在苏格拉底的徒弟安提西尼（Antisthenes）的引导下，第欧根尼开始践行苦行主义，再加上他很早就摆脱了世俗财富的牵绊，便成就了其哲学生涯中极为重要的转变。第欧根尼的真实生平难以考据，但关于他的传闻逸事却有不少。多数古典学者认为，第欧根尼居无定所，常常露宿于雅典庙宇的雨棚之下，并在一个木桶里睡觉。

第欧根尼在他的著作《名哲言行录》（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中，集伍迪·艾伦（Woody Allen）和“肮脏坏家伙”（Old Dirty Bastard）的形象于一体，妙语连珠却行为不端。有一次，第欧根尼被发现在广场上手淫，他不但没有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还强词夺理地说，要是搓搓肚子也能解饿就好了。第欧根尼被同时代的人称为“犬儒”，意为“像狗一样的人”，因为面对别人施舍的残羹冷炙，第欧根尼的表现与狗一样——朝施舍他的“好心人”撒尿。不少历史学家将第欧根尼视为哲学界的革新者、柏拉图学派的重要批判者，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他只是个行为怪异的疯子。

第欧根尼最离谱的举动是，他既不承认自己是雅典人，也不承认自己是锡诺普人。他宣称自己是宇宙的公民，是世界公民。在第欧根尼所处的社会，几乎人人都对自己生长的城邦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在当时，第欧根尼关于世界主义的主张被认为是相当激进的，难以融入古希腊的主流思想。因此，与其说第欧根尼想要获得世界公民的身份，倒不如说他只是拒绝接受那个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标识，即“出身决定一切”。

在当时，想让人们接受第欧根尼的主张已属不易。而事实上，真要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作为“世界公民”而生存，远比提出这一主张要难得多。

我们与第欧根尼相隔约2500年，但直到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互动。在公元1800年，世界上97%的人口都生活在乡村。尽管部分人通过与商旅的接触，对异域文化略有涉猎，但大多数人对使用不同语言或信奉不同神灵的同胞仍是闻所未闻。而在那之前，即使另外3%生活于诸如雅典这样城市中的人也鲜有机会与不同出身、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交谈、通商或一起敬奉神灵。这些早期城市无疑是世界主义的发祥地，然而，其文化交融的程度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做了一项研究。她选取18世纪欧洲最为国际化的几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就其证券交易所的布局展开分析。雅各布发现，虽然在当代，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操盘手、金融集团中的各部门之间都有依据地域的明确界定，但是，据一份18世纪80年代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楼层手绘草图显示，当时划定区域的依据却不仅有国籍，还有职业和宗教信仰。这份草图是由一位造访交易所的法国工程师绘制的，图上的楼层布局中既有“荷兰区”“东印度区”“法国区”等常规区块，也有“贵格会区”“犹太区”等特殊区块。这里的操盘手们生活在伦敦，供职于当时最大的国际化市场，但更重要的是，其身份是由他们的出身和信仰决定的。

说来也怪，18世纪的伦敦证券市场与今天的多元文化城市竟如此相似。以纽约为例，众所周知，布莱顿海滩是俄罗斯移民的避风港，法拉盛是华人的大本营，市镇公园则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哈西德派犹太教徒的聚居地。当代城市的美好愿景在于，和近邻偶然相遇，或是搭个地铁前往城市另一端，都有可能让我们邂逅不同的食物、风俗以及理念。可是，这样的邂逅真的很频繁吗？对此，雅各布的回答是：“现实中的世界主义，远不是仅仅划出一块区域来，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前来相聚那样简单。”

2006年，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著名社会理论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公布了他关于社会资本基准的调查结果。他说，当下要想把美国建设成像纽约一样的文化大熔炉，人们还要花费相当大的力气。帕特南的研究显示，生活在多元民族背景下的人通常表现得比较“顽固”。与生活在民族背景较为单一的城市里的美国人相比，生活在多元民族背景下的人不太愿意参与选举、从事社区项目或是捐款给慈善机构。他们也不太相信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朋友少得可怜，对生活品质也不太讲究。

早前的社会学理论曾指出，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既有可能改善彼此的社会关系，也有可能激化矛盾。这就是“接触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对立。但帕特南从对美国城市的调查数据中总结出了第三种可能性——“约束理论”，即人们在多元化环境的约束下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的倾向。如果帕特南的理论站得住脚，并且同样适用于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那么，互联网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现实的或潜在的困扰。也就是说，要让出身背景不同的人相互交流并不容易，即使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甚至互为邻里也无济于事；要让他们对其他国家的种种问题和困境给予关注，更是难上加难。

身为一名美籍加纳裔哲学家，纽约大学教授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充分体会到了世界主义内在的可能性与挑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阿皮亚在库玛西和伦敦长大，他的父母分别是英国艺术历史学家和加纳政治家。阿皮亚向西方的哲学家们阐述了错综复杂的阿散蒂信仰体系，也向他在库玛西的亲友们解释了自己的性取向。阿皮亚指出，我们要学会包容持有不同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人，然而世界主义对于我们的要求还远不止于此。宽容异己者的行为并不困难，我们只需不予理会或避而远之就可以了。可是，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还是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让步。正如帕特南所说的那样，这将会导致人们作茧自缚，不愿与外界接触。而阿皮亚对世界主义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从另一角度看，世界主义促使我们欣然接受这种差异所带来的财富、高效以及创造力。

在阿皮亚看来，世界主义者应具备两种基本品质。首先，世界主义者要对他人的信仰和习俗感兴趣。也许无法接受或践行他人的处世之道，但至少应该努力去理解。用阿皮亚的话说，“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人类生活方式不计其数，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希望每个人或每个社会都以一种同样的模式生活” 。其次，世界主义者坚信他们有义务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即使这些人与他们非亲非故，甚至有着全然不同的信仰。我们有责任勇敢面对他人所受到的伤害，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无论我们遇到的人与自己有多大的差异，都应该将他们视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

根据上述两条解释，光凭对寿司和非洲流行乐的喜爱，我不够格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阿皮亚把那些一本正经地将传扬各民族食物和音乐视为己任的人排除在世界主义者的行列之外。当然，世界主义也不仅仅指对人类的博爱，尤其不能等同于借宗教之名“救赎”他人的行为，以及任何试图劝服他人改变宗教或者政治信仰的举动。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克服成见，认真审视各种潜在的价值，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回绝。对此，我们多少会感到些许不安和别扭，但与此同时，它将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意想不到的收获。生活在网络乌托邦

1907年春天，毕加索到访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位于巴黎的寓所。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正好路过，带来了他从巴黎商人埃米尔·海曼（Emile Heymenn）那里买来的非洲雕刻——一个由科特迪瓦西部但族人制作的面具。毕加索被这件作品迷住了，随后拉着好友安德烈·德兰（André Derain）前往巴黎第一座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博物馆——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学博物馆（Trocadero Museum of Ethoology）参观。起先，毕加索对这座博物馆很反感：“面具散发出来的那股味道简直扼住了我的喉咙，我特别失望，恨不得马上离开。”30年后，毕加索再次提到这座“令人讨厌的博物馆”，称自己仍然常常回想起当时的景象和气味。

毕加索能够克服对面具气味的反感，对绘画艺术来说，实为一大幸事。毕加索回忆说：“我强迫自己待在里边，仔细观察这些面具。人们怀着神圣的、敬畏的心情创造了这些物件，把它们当作人类与一切不利的、未知的自然力之间的媒介，赋予它们形式和色彩，希望借此来克服内心的恐惧。于是，我明白了绘画的真谛。”

特罗卡德罗之行标志着毕加索进入了艺术创作的非洲时期，毕加索将其称为“黑色时期”。同年晚些时候，毕加索创作了杰作《亚威农的少女》，这幅画粗暴地展示了五个少女的裸体形象，其中右边两个裸女面容狰狞，与西非面具的脸庞十分相似。毕加索是名副其实的非洲艺术品收藏家，他工作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非洲面具和小雕像。晚年，在《音乐家和吉他》等画作中，毕加索对他的非洲创作主题进行了总结。在探究毕加索运用反向凹凸线条处理人物面部的技巧，以及使平面图形具有立体几何图形效果的技巧（即立体主义）的基本手法时，学者们发现，这一切都源自非洲艺术品带给他的灵感。毕加索对非洲艺术品的独特鉴赏力还让他有机会与部分非洲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对话，这其中就包括塞内加尔独立后的首位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桑戈尔向毕加索关于非洲主题的创作以及对非洲独立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将自己的首部诗集《阴影之歌》中的一首诗作《黑色面具》献给了这位画家。

毕加索因为一次不期而遇和非洲艺术品结缘，随后，又因一次博物馆之行而对非洲艺术着迷。当然，只有全力克服了对非洲面具的抗拒，他才得以与诸如桑戈尔这样的非洲领导人进行对话。

要是马蒂斯生活在当今社会，我们不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马蒂斯刚刚入手了一个但族面具，把照片上传到了Facebook上；毕加索看到后，疯狂地在谷歌上搜索相关图片。实体世界里，我们很难发现自己与陌生事物的联系，很难受到感染和启发；通过电脑屏幕，这一切就容易得多了。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者罗杰·鲍恩（Roger Bohn）和詹姆斯·肖特（James Short）计算出，美国民众平均每天接收信息的时间为11.8小时，获得信息的渠道有广播、视频、印刷刊物、电话、计算机、电子游戏以及录制音乐等；当然，我们也用很小的一部分时间来亲身经历以获取信息。而越来越多的时间，被我们用来花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关注着朋友和家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据统计，目前，仅Facebook一个网站，平均每天就要占用每个用户13分钟的时间。而剩下的时间，人们则用来自我消遣，听音乐、看电视或是观看YouTube网站上可爱小猫的视频。

新闻、社交媒体、文化传媒是我们获取信息、形成认知和价值观的三种渠道。当持续听到有关某个人、某个地点或者某次事件的消息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重要的，并对其投以更多的关注。然而，尽管互联网的强大之处正是让信息的传播不受时空限制，事实上我们获取的大多数信息还是来自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

从某种程度上看，人们设计的信息传播工具恰恰体现了这种偏向，即我们往往对发生在周遭或者亲友身上的事情投以更多的关注。报纸上和广播中对当地新闻的报道要远多于对国际事件的报道；国语电视和电影更受人们青睐；我们总是在Facebook上与高中时期的伙伴互动，却不常通过社交网络结交陌生人。虽然通过谷歌等强大的搜索引擎，想要观看尼日利亚的电影或者获取印度尼西亚的新闻并不困难，然而这些工具还有另外一个弊端：它们通常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信息，而不是我们真正需要获得的信息。

这些偏向意味着，若想和毕加索一样，因某一时刻与陌生事物的邂逅而激发灵感，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同样，面对联系的潜在危险，我们也需要尽力设计出具有警示作用的信息工具，将流行性疾病、金融危机或煽动性视频等扼杀在摇篮里。互联网不是魔术师，不可能凭空将我们转变成世界主义者；因此，想要将联系的好处最大化，把伤害降到最低，我们就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建立连接世界的有效信息工具。

1993年，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出版了《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一书，总结了他对包括互联网中继聊天（Internet Relay Chat）等早期电子论坛的思考。互联网中继聊天创立于1988年，是一个以文本为基础的实时聊天系统，至今仍然活跃于科技领域。《虚拟社区》把“实时部落”和“日本与网络”等作为章节标题，指出网络对话与传统对话相比，将会更加包容、公正且具有全球性。“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以及美国的万千用户，同时汇集于一个跨文化书面交际平台——互联网中继聊天。”而莱茵戈德的疑惑是：“要是让一切文化产品都不再发声，只以书面形式进行交流，那我们将会迎来什么样的文化？”

利用新兴科技改变陌生人交往方式的设想并非莱茵戈德首创。《经济学人》的编辑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在他的著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The Victorian Internet）中，对一位当代评论家所称的“思想高速公路”（即电报通信）做出了概括性的积极预测。书中，斯丹迪奇引用了大量例证，其中提到了连接美英两国的海底电缆，这项工程的收官让历史学家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和奥古斯都·马弗里克（Augustus Maverick）不禁断言：“现在，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能通过它交换意见，那么过去的成见和敌对应该都不复存在了。”

飞机的问世也引发了类似的言论。伦敦《独立报》在评论路易斯·布莱里奥特（Louis Blériot）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壮举时称，这次飞行象征着和平时代的到来，因为飞机“使人们变得亲近，亲近是友爱之源，而非仇恨之本”。相似的还有，霍华德·塔夫脱（Howard Taft）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也曾预言，飞机将“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从而消除战争”。

无线电先驱伽利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于1912年接受采访时称：“无线通信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战争将不复存在，战争将成为荒谬之举。”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马可尼的言论不攻自破，但实际上，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对于无线电的前景更为看好。特斯拉曾说：“一旦人们完全掌握了无线电技术，整个地球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大脑……无论相隔多远，人们都能够瞬间实现彼此交流。”

特斯拉是一位天才预言家，他在1926年提出的设想竟然准确得令人惊讶。他说：“通过电视和电话技术，即使相隔万里，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和听到对方，就像面对面一样；并且，这类通信工具与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话相比，将会便捷许多，人们甚至可以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

对于任何一个见证了互联网发展的人来说，这样的言论并不稀奇。正如历史学家、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所言：“任何一项具有重大推动力和实用价值的新技术问世，都会在远见卓识者之中掀起一股热潮，期盼乌托邦式的社会秩序的到来。”那些帮助人与人建立起彼此之间联系的科技（例如飞机、电报和无线电），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美好世界的无限憧憬。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被赋予了建筑学的意义——互联网就是一个搭建起关系系统的网络；而过去10多年关于它的大量记录确保了在这个依靠联系发展的世界里，互联网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对互联网的期望是极高的，一个新词应运而生，即“网络乌托邦主义”（cyberutopianism）。“网络乌托邦主义”一词原本含有贬义，用以讽刺那些想法不切实际、极其幼稚的人对科技的过度幻想，以及对社会治理的片面理解。奇怪的是，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作褒义词来用。另一个感情色彩较弱的词“网络怀疑论”（cyberskepticism），用来指代认为互联网科技会损害我们的社会，导致粗俗的语言泛滥，并且激化矛盾的观点。然而，无论哪个词汇更加贴切，我们都不应该忘记“网络乌托邦主义”的诉求和初衷。

一次，我在使用Skype与莱茵戈德进行通话时，提到我有意在本书有关“网络乌托邦主义”的探讨中引用他的部分观点。一提到这个词，莱茵戈德便显得有些不安，我原本以为他会挂断电话。但是，他在稍作镇定后，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废奴主义者也是乌托邦主义者。”在后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莱茵戈德对这句话做出了解释。

我对那些可以促进集体行为的工具所蕴藏的潜能特别感兴趣，但正如我在《聪明的行动族》（Smart Mobs）第一页提到的那样，人们聚集在一起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一旦升级为集体行动，这两种行为的影响都会被扩大……因此，在乌托邦主义的旗帜下，所做的并非都是坏事，废奴主义就是很好的例证。

莱茵戈德的解释提醒我们，不要与我们的对手争辩。“网络乌托邦主义”是一个相当别扭的词汇，它将两个原本就不浅显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互联网建立起来的联系势必会增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推动世界和平的进程，这个观点毋庸置疑。而科技对我们熟悉且在意的人或事所带来的影响则更为复杂，这值得我们深思。正如阿皮亚对世界主义的阐述，面对建立文化联系的可能性，我们仅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靠数字技术和其他手段。“数字世界主义”与“网络乌托邦主义”不同，它要求我们承担起责任，让隐藏的联系成为现实。

如果我们拒绝承认科技带来的某些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却欣然接受“网络乌托邦主义”塑造的美好蓝图，那么我们将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现有的工具重新连接起来，最大限度地对这个相互连接的世界施加影响？认为目前信息体系存在的弊端不可避免且无法改善，因而放任自流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在《维维安·格雷》（Vivian Grey）中说：“人非环境之产物，环境乃人之产物。我们是自由行为者，人的力量要比物质强大。”莱茵戈德也说：“毫无疑问，人类将利用科技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世界。这实为一项道德使命。”“网络乌托邦主义”向我们保证，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社会进步，能够在不同信仰和观念的人之间建立起联系。但是，“非典”的案例却提醒我们，联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让我们置身于病毒大肆传播的危险之中，也为我们提供了摆脱困境的新对策。YouTube网站上的一个视频向我们展示了想要把偶然邂逅的文化转化为数字世界主义所要求的积极力量，我们需要花费多大的努力。

我们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才能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成功趋利避害。我们需要有一些小运气，像毕加索一样遇到成就一生事业的东西。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某些事件，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真相。我们需要看得更高更远，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探寻事件的全貌。我们需要找到亲历者，聆听他们的讲述，进而了解真实的世界。

互联网的发展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联不再遥不可及。正因为我们成了数字世界主义者，我们才能从世界各个角落获得灵感和机会，故而经济发展和创造性成就不再只是梦想。为了在这个新兴世界里创造出人类发展所需要的工具，我们必须明白人们是如何联系、又是如何疏远的。

我们需要探索联系的物理学原理，明确在数字空间内建立起真实持久的联系需要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认清自己在做什么，而不做什么；听谁的声音，而不听谁的声音，以及何时使用互联网。我们需要着眼当下，看清彼此之间的联系，而非凭空幻想未来世界联系之紧密。从斐济运来的高端矿泉水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于1995年通过他的著作《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让互联网进入公众视野。这本书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将因数字科技而改变。《数字化生存》从相当平凡的生活琐事出发，谈及全息视频、虚拟现实以及其他一些尚未实现的网络技术。在参加某个有关美国竞争力的论坛时，尼葛洛庞帝以装在玻璃瓶里，从法国阿尔卑斯山脉千里迢迢运到美国的依云矿泉水为例，指出美国的未来不在于搬运这些笨重的物品，而应该着眼于信息的传播。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附近的便利店并不出售依云矿泉水。尼葛洛庞帝于1985年创办了这个致力于跨领域科技研究的实验室。我现在就在那里工作。精明的消费者自然会在国产瓶装水和进口瓶装水之间做出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斐济矿泉水斐泉，这个品牌的矿泉水别出心裁地使用了长方体形状的瓶子，而品牌的名称也不只是博人眼球的噱头，它确实是在距离坎布里奇13 000公里的斐济岛山谷里灌装的。

从斐济岛到坎布里奇，矿泉水的运输也证明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物流业的发展。加拿大商人戴维·吉尔莫（David Gilmour）用他在内华达的淘金所得购买了斐济瓦卡亚岛上一座占地900公顷的小岛，这座小岛杳无人迹，周围环绕着白沙海滩。吉尔莫原本想把这里当作家人休养的寓所，最终，他发现了这里作为高档度假村的商业价值。客人们乘坐吉尔莫的六座飞机来到这里，花上几千美元在盖着茅草屋顶的乡间别墅里住上一晚，一边享用由“当地野味、蔬菜和香草”做成的美味佳肴，一边喝着法国香槟和依云矿泉水。吉尔莫告诉记者，他看到一位客人在打高尔夫球时大口大口地喝着依云矿泉水，于是，他萌生了在斐济创办一个类似品牌的想法。

吉尔莫的下一步举动显示了他的抱负没有局限于仅为九栋别墅的客人提供生态矿泉水。2003年，吉尔莫在斐济主岛维提岛上租用了20公顷土地，获得了其地下蓄水层99年的使用权，并投资4 800万美元建立了一家顶尖水平的装瓶厂。随后，吉尔莫聘请了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一家酒店的总经理道格·卡尔森（Doug Carlson）负责将斐济矿泉水打造成国际奢侈品牌。卡尔森以高档餐厅为突破口，说服餐厅大厨把盛有斐济水的瓶子放在一个银质容器里，以10美元一瓶的价格出售，从而将斐济矿泉水成功引入美国市场。斐济水的早期消费者主要为电影明星和音乐家。在他们的带动下，瓶装斐济水成了风靡一时的流行商品，斐泉也成为主流消费者买得起的“潜力品牌”。

2004年，吉尔莫将公司出售给了美国企业家斯图尔特·瑞斯尼克（Stewart Resnick）和琳达·瑞斯尼克（Lynda Resnick）夫妇，这对夫妇通过销售富兰克林绝版模型的收藏品起家。瑞斯尼克夫妇一接手这家公司，就立即将它重新包装成一个绿色品牌。他们将瓶坯运往中国，空瓶运往斐济，再将产品运回美国和其他地区，并为这个过程带来的环境成本（即碳补偿）埋单。鉴于碳足迹对产品销售的微小影响，到2008年，斐泉已经超过依云，成为美国销量第一的“高端矿泉水”品牌。

丹麦航运业巨头马士基集团为这批船运集装箱规划的路线是从斐济首都苏瓦，途经新西兰港口城市奥克兰和费城帕克大街的货柜港口，最终到达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据马士基集团的在线运费计算器测算，这趟行程需耗时33天，载运一个集装箱的费用为5 540美元，其中包括了从费城到坎布里奇的陆上运输费用。这些集装箱载重30吨，也就是说将1升斐济水从苏瓦运到马萨诸塞州，大概只要花费18美分。这类物品虽然笨重，但途经大半个地球的运输费用却便宜得惊人。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集装箱这样的庞然大物从斐济运往美国，但要以同样的路线传播信息却复杂得多。

自从吉尔莫购得他的私人小岛以来，斐济的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岛上的美拉尼西亚后裔和印度裔斐济人纷争不断，并于1987年爆发了两次政变。进入21世纪后，斐济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准将乔萨亚·沃里克·姆拜尼马拉马（Josaia Voreqe Bainimarama）于2000年和2006年两度执掌政权。2009年，斐济最高法院裁定姆拜尼马拉马2006年因政变而取得的政权违背宪法并勒令其下台。姆拜尼马拉马政党随即废除宪法并解散司法机构，还从斯里兰卡雇来了一批法官替代那些被开除的法官。考虑到由此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姆拜尼马拉马下令让外交使节和外国记者离境，并指示留在国内的记者遵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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