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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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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秘闻

中国历史秘闻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新中国秘闻

新中国第一起高级干部遇刺身亡案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是一些或明或暗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就此灭亡,仍然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做最后的反扑,他们一次次将暗杀的枪口对准新政权的各级干部。1951年3月,毛泽东原秘书、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就被暗藏在人民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刺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遇刺身亡的高级干部,一时震惊了中央。

身后射来的罪恶子弹

1951年3月,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夜晚,乍暖还寒,街道上行人稀疏。13日晚8点半左右,坐落于经二路的市政府礼堂内,传出阵阵锣鼓响,瑟瑟琴弦声。这里,山东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刚刚落下帷幕,正在进行文艺晚会的演出。参加座谈会的200余名代表,大都是山东省军区系统司政机关科以上负责文化、宣教工作的干部。

黄祖炎坐在前排右首第一个座位上,他是当晚出席这场活动的职务最高的首长。演出开始前,他走上主席台,向与会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此时谁也不会想到,与会人员中有一个人正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天,黄祖炎正在生病发烧,身体虚弱,本想讲完话后回家休息,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还是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观看文艺演出。

文艺晚会的节目主要是演唱、杂耍。第一个节目是本地大鼓,第二个节目是河南坠子,第三个节目是西河大鼓。正当第三个节目结束、观众热烈鼓掌之时,在黄祖炎左侧后的不远处,一双穷凶极恶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稍顷,那人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演出,没谁理会他,便悄悄绕到黄祖炎身后,拔出手枪,瞄准了黄祖炎的头部,随着“叭”的一声枪响,黄祖炎立刻倒在了血泊中。接着,凶手又向其右边处长的座位处胡乱地开了一枪。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当有人反应过来,大声喊着“捉住他”时,凶手已自毙。山东军区保卫部的张一萍等人,急忙把黄祖炎抱进汽车送省立医院。但因伤势太重,黄祖炎途中即不幸身亡,年仅43岁。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是谁?他为什么对黄祖炎下如此毒手?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不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惠民军分区宣教科副科长,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

王聚民,男,时年34岁,山东省文登县西横窑村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抗战初期担任过小学教员,1940年混入八路军,1941年混入共产党内,1944年减租减息因触动其家庭利益消极抵抗,长期装病在家休养。土改运动中,他曾表现不满,情绪消极,又因家中被斗而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1950年11月,王聚民调惠民军分区任宣教科副科长后,企图利用职权要求组织出面证明其父并非恶霸地主,遭拒绝后心怀不满,对党及党的土改政策更加仇视。

1951年2月,全国展开镇反运动。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和其他恶迹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在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在这次镇反运动对他进行处理。惠民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惟恐影响王聚民的情绪,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知道了群众对他的控告后,情绪突变,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妙,决定来个鱼死网破,常偷偷擦拭武器,磨刀霍霍。遗憾的是,他的反常表现,惠民军分区领导不但没有引起警惕,而且三日后仍令其来济南参加山东省军区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致发生了黄祖炎被刺杀的严重事件。

王聚民的行径说到底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当解放后形势的发展与他的个人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他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走向了反面,根本立场彻底暴露。解放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党内像王聚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并不少,但他们大都能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表现出对事业的忠诚。然而王聚民完全从自己家庭的私利出发,进而发展到对党的仇恨。

黄祖炎其人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1926年投身革命,在江西陶业工会南康分会做工运工作,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他的家庭惨遭迫害。他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先是在江西容庚特委工作,1929年又改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他带领部队和群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出重金悬赏捉拿他,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几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1930年,黄祖炎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纵队政委和书记,指挥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在这段艰难险恶的日子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接连失去了4位亲人。父亲被反动派监禁,死于狱中,母亲为躲避迫害在流浪中去世,弟弟黄祖炳、黄祖渲在反“围剿”战斗中先后牺牲。

此后,黄祖炎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同时任毛泽东秘书:第一次是1933年春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第二次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直到1938年春毛泽东派他去新四军工作。黄祖炎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4年,与毛泽东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黄祖炎初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正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又被免去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虚职。但黄祖炎始终不离其左右,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毛泽东当时写的《寻邬调查》,就主要是由他帮助整理的。

1934年9月,毛泽东去江西于都县做调查,寻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如何挽救红军命运的办法。当地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毛泽东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后来,黄祖炎连夜跑了几十里路找来名医傅连暲,终于给毛泽东治好了病。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并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黄祖炎长征前调到中央后不久就得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要不是邓颖超把自己的马让出来驮了他一段,他就有掉队的危险。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果然就把烟戒掉了。

西安事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为了加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同志组建新四军,他再次离开毛泽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等职,参加指挥了许多战役战斗。

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时常因旧病复发而吐血,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就在遇害的那天,他感冒发烧仍拖着病体参加了会议。他善于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与部队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而在机关和部队中很有威信。

黄祖炎一生艰苦朴素,牺牲后留下的除了配发的军装和4箱书籍外,还有一支派克钢笔。毛泽东原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毛泽东对黄祖炎评价很高,说他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且忠诚可靠。”

刺杀案震惊了中央

黄祖炎遇害的当晚,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这一消息逐级报告到了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闻讯后无不十分震惊,毛泽东不久代表中共中央亲拟一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毛泽东在通报中指出: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过去是很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原为恶霸,1941年混入我党,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作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事件发生后,山东省军区对王聚民所在的惠民军分区的领导和有关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他们还认真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教训,主要是:镇反运动刚开始,军队内部对存有反革命认识不足,各级组织存在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保卫部门工作疏忽,措施不力,会场布置不妥,警卫安排不周等。为防范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他们制订了一些具体措施,山东省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下令,以后机关干部除非执行剿匪等任务,一律不准带枪。

为吸取黄祖炎被刺的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也于事发的第二天,向所属单位发出7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

3月20日,毛泽东看了山东分局的7条指示后,在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希望你们务必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此批语后以中央名义发往全党全军。

4月12日,罗荣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公安部长)、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就黄祖炎被刺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毛泽东4月19日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报告上又作了批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这个批示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往全国。

对这起高级干部遇刺案,毛泽东一个月内竟然连续作了3次批示,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这一事件的重视和对黄祖炎感情的深厚。

青山有幸埋忠骨

黄祖炎遇害后,组织上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并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遗体安葬在位于济南市南郊的四里山上。四里山亦名英雄山,则缘于后来毛泽东对黄祖炎的一次追忆和缅怀。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踏上了济南这片热土。他的这次山东之行,除听取工作汇报,察看山东各地,座谈了解情况,还有一项重要的日程,那就是凭吊黄祖炎烈士。当日下午,在听完山东分局安排的视察活动计划后,他通过询问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黄祖炎的墓地在南郊的四里山上。毛泽东说:“我想去看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毛泽东的话语充满了惆怅和悲伤。

10月27日,四里山红栌似火、松柏肃然。毛泽东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轿车,沿着蜿蜒跌宕的山路向黄祖炎烈士的墓地行进。在途中,他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为人厚道。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工作兢兢业业,从未出现过差错。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爱。我很怀念他。”

谈话间,汽车到达了半山腰处,毛泽东下车步行。黄祖炎的墓地在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墓为拱形圆顶,花岗岩石修葺,正前方的墓碑上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之墓”的字样。毛泽东快步来到墓前,表情凝重地默默致哀,并深鞠一躬。许久,他轻抚着墓碑深情地说道:“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此时,泪水已顺着他的脸颊慢慢地流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不禁也潸然泪下。

毛泽东又缓步绕墓地一圈,满意地点点头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许世友介绍说,济南战役牺牲的将士基本上都埋葬于此,有不少烈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毛泽东主席又环顾四周,看到青山翠柏中遍是烈士陵墓,深有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四里山就是英雄山啊……”由此,四里山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英雄山。此后不久,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7个金色大字镌刻在山顶的纪念塔上。

建国前英年早逝的20大将领

叶挺“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陈毅对叶剑英感叹说:“若是叶挺同志还在,就该有两个叶帅了!”

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屡建奇功,威名远扬。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叶挺连续参与领导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对于执行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

千古奇冤,皖南事变。1941年1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国民党军队围攻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致电决定新四军由叶挺指挥。叶挺率军血战。兵败之际,叶挺提出,以一身而赎部下。在狱中,蒋介石亲自劝降。叶挺作《囚歌》以表心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努力交涉,叶挺终于获释,并被批准重新入党。

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1946年4月8日,叶挺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央整军会议。午后2时许,叶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触山焚毁。叶挺不幸遇难。叶挺去世后,周恩来在发表的悼文中说:“希夷(叶挺字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10年流亡,5年监牢,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

左权

一代名将血洒太行山

左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

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长征后他率部夜战山城堡。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打得敌将丁德隆从此只谈佛经、不论军事。在抗战时期,他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参与指挥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

他不仅善于带兵,而且擅长著述。他著有《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军事论文。

他在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也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幸一代名将血洒太行山。1942年5月25日,遇日寇合击率总部突围时,身为副参谋长的左权领少数人断后。午后2时许,大队人马转移到山西省辽县十字岭的一个山腰间。这里是敌人枪炮打不到的死角,左权组织部队略作休整。这时,一位已送彭德怀到达安全地带的警卫连长转身回来拉左权先行转移。左权一把甩开他的手,说:“我有我的岗位,不能走。你快去跟彭总。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枪毙你!”这位警卫连长第一次看到左权发这么大的火,只好含着泪离开了。偏西的太阳越来越低。日军的炮火对准了十字岭东阳坡突围的人群,敌机也在上空盘旋轰炸。子弹、炮弹像密集的雨点倾泻而来。一时间烟尘滚滚,天昏地暗。面对敌人已形成的立体火力网,左权见有人想隐蔽,就登上一个高坡,大声高喊:“同志们,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往前冲啊!”这时,一颗炮弹打到他身旁爆炸。左权壮烈牺牲。

黄公略

黄公略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被人们并称为“朱、毛、彭、黄”。他在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屡建奇功。毛泽东曾几次赋诗给予高度赞扬。

他能谋善战,紧紧依靠湘鄂赣边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多次进攻,直打得敌人一听到“黄公略”3个字,就心惊肉跳。1930年他奉命担任红6军军长后,将部队分布在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使分散的游击区连成一片,成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担任主攻国民党军28师的由黄公略率领的红3军先于敌军占领了制高点——白云山将军帽。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黄公略指挥全军从山上横压下来。霎时,数千颗手榴弹从天而降,枪炮齐响,杀声震天。敌人溃不成军。当时,黄公略率军从天而降的英姿给在白云山观察战斗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挥笔写下“飞将军自重霄入”的诗句。

1931年9月,红3军军长黄公略带领部队行至吉安县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遇敌机袭击。他立即指挥先头部队躲进树林隐蔽。这时,一位参谋向他报告说7师部队还在路上行进。黄公略一听,倏地从隐蔽处跳了出来。警卫员急忙拦住说:“军长,危险!不能出去!”“一个师的安全要紧!”黄公略边说边走。他跃上山坡,命令行进中的7师部队隐蔽,又指挥机枪手对空射击。就在这时,敌机俯冲下来,疯狂地扫射。黄公略倒在了弹雨中。

方志敏

视死如归一代英雄浩气长存

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这是叶剑英1940年在重庆读方志敏狱中手书后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中热情歌颂了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10军的丰功伟绩,高度赞扬了他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品德。

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后,方志敏潜回家乡江西弋阳县,以“两条半枪”起家,发动数万农民举行暴动,并依靠一套土战术连续粉碎国民党的4次围攻,于1929年建立红军并逐步扩大。

这种在本乡本土就地发动农民创建根据地和红军的方式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

他从不讳言死亡。1935年1月身为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的方志敏率抗日先遣队北上作战。为救援主力,他毅然重返绝境;兵败怀玉山,他几次想饮弹自尽;被俘时,他因为赤贫,令一心想发横财的国民党官兵大失所望,险些被手榴弹炸得粉碎。

他身陷囹圄,舌战说客。他在囚室中写下《清贫》、《可爱的中国》,教育了无数后人。驻赣公署军法处密报蒋介石:“方志敏冥顽不化,见佛灭佛。劝导者昂然而进,颓然而归,更有为之倾倒者。狱卒争相为之奔走。”蒋介石下令:秘密处死!

1935年8月6日夜晚,无星无月,天气闷热。临近黎明时分,空中飘起蒙蒙细雨。一辆全副武装的军车从看守所驶出,朝城北方向急驰。军车上捆绑着方志敏。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着他,紧张地注视着漆黑的夜空。军车快到下沙窝时,由于路面狭窄,停了下来。宪兵将方志敏拖下车。这时,方志敏大声高呼:“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宪兵们见状慌忙用一条白布堵住他的嘴巴,把他推向刑场。方志敏就义时年仅36岁。

刘志丹

毛泽东称他是“为党立下大功”的人

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

这两句话概括了这位西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创建者的光辉一生。

万里长征后,这个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主力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党中央也最终把大本营放在陕北。为此,毛泽东称他是“为党立下大功”的人。

他是陕北的“活地图”,哪一塬哪一村人家多少,窑多少,锅多少,一清二楚。当地居民惊呼:“老刘咋比咱还知根底呢?”他是陕北群众眼中的“活孔明”,“有事难,找志丹”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他是国民党军队将领眼中的“人精”,都怕与他对阵。

1936年4月,红28军军长刘志丹与宋任穷率军攻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14日战斗打响后,刘志丹亲临前线指挥。他伏在一个棱坎后,用望远镜冷静地观察敌我火力配置,发现敌晋绥军用一挺重机枪遏制了前进的道路。刘志丹立即吩咐作战参谋:“让1团团长组织突击队,去消灭那个机枪火力点。”1团即刻照命令去做了。刘志丹嫌棱坎前的灌木丛碍眼,就站到就近的高坡上观察战场形势。突然那挺重机枪射来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左胸。他昏倒后被抬下,清醒过来只说了一句要宋政委(即宋任穷)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便停止了呼吸,年仅33岁。

许继慎

许继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是一位有勇有谋的红军杰出将领。

周恩来赞许他“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

他是叶挺独立团的主要战将。在北伐中,身为独立团2营营长的他总是身先士卒。就凭这种不怕牺牲的勇气,他在平江战役、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中屡立战功。

大革命失败后,许继慎潜心学习革命游击战争理论,使自身的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30年,受命任红1军军长的许继慎来到鄂豫皖苏区后将3支各自为战的小股红军锻造为一支铁师劲旅,为红四方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和时任副军长的徐向前默契配合,在一年的时间内,指挥2000余人消灭1.5万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创造“小蛇吞大象”的奇迹。

1930年8月,徐向前带领红1师遭到国民党戴民权师的追击。双方在黄安西北四姑墩一带展开激战。红1师顶住敌人猛攻后发起反击。两军正在拉锯较劲时,突然在敌军后面涌出两支红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这一变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很快红1师的官兵醒悟过来,欢呼:“许军长回来了!许军长带着部队回来了!”其实,许继慎根据侦察员的情报,早已获悉四姑墩的战场形势。为了取得更大的战果,他匠心巧运,没有正面增援兵力吃紧的红1师,而是挥兵迂回至敌阵后侧,形成夹击之势,一举夺取战场的主动权。两支部队前后用劲,一夹一挤,一举击溃敌军两个旅。战斗结束后,战士们俏皮地说:“军中来了‘许神仙’,什么敌人都不怕了!”

1931年10月许继慎不幸牺牲,年仅30岁。

赵尚志

1908年10月生,辽宁省朝阳县人,1919年随全家流亡哈尔滨,早年投身学生爱国运动。

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同年冬受命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6年5月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哈尔滨参加建立党组织和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严守党的机密,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1934年6月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5年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1936年1月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同年8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清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无比的艰苦战斗,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餐风宿露,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

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率部对敌人作战中身负重伤被俘,他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痛斥敌人。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赵尚志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赵尚志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

解放后,为了表彰赵尚志的抗日功绩并永远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他的牺牲地改为尚志村,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

彭雪枫“赵子龙式的虎胆英雄”

二十年来,为了人民为了党,你留下的功绩辉煌;首战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

乐安事变,荣获红星章。雪山草地,百炼成钢。在豫东,燃起抗日烽火。在淮北,粉碎敌寇扫荡。对党忠贞,为民赴汤。英勇善战,机智顽强……这是彭雪枫牺牲后张爱萍谱写的《悼彭雪枫同志》挽歌。这首诗概括了彭雪枫战斗一生的英雄业绩。

1932年8月,红2师师长郭炳生在乐安带领红5团叛逃。时任红2师政委的彭雪枫月下追“叛军”,单枪匹马地带回被郭炳生裹胁的部队。

鉴于在乐安事变中的优异表现,毛泽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挂在彭雪枫胸前,夸奖道:“彭雪枫一身都是胆,是赵子龙式的虎胆英雄。”

1938年9月在豫东敌后,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的彭雪枫率领373名战士对日军开展游击战争,采取“打”“拉”“防”的战略战术,6个月内部队增为近2万人。捷报送至中央时,首长们谁也不信,以为他多写了两个零。后经查实,延安震动。

1944年9月11日,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的彭雪枫率领部队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与日伪军作战。从部署战斗到指挥追击,彭雪枫已经一连工作了好几天。正当他准备和衣而卧时,突然枪声大作。警卫员跑进来说:“师长!师长!敌人突围了!”彭雪枫迅速起身,拿上左轮手枪,与师参谋长张震来到南边寨墙上指挥战斗。为安全起见,警卫员把他拉了下来。他与张震就在散兵坑内继续观察敌情。只见2.5公里外的地方尘土飞扬,银蛇飞舞,原来是骑兵团的战士们挥舞马刀在砍杀敌人。敌人在溃逃中纷纷投降。为了掌握敌情,彭雪枫要骑兵团立即将敌支队长押来询问。正在这时,突然一声冷枪击中了彭雪枫的胸部。张震连忙把他抱住,只见他面色苍白。一代名将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杨靖宇

靖宇将军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将领。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13日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杨靖宇,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确山县农民协会会长、确山暴动总指挥、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大革命失败后,杨靖宇参与组织刘店秋收起义,并任确山县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中共豫南特委委员、信阳县委书记。1929年,杨靖宇奉命到东北工作,历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东北反日总同盟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州省委代理军委书记,1932年以后,他到南满地区从事武装抗日斗争,先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中共南满特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等职。1934年,杨靖宇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7年12月,他被党中央确定为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委员。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江县同日伪军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五岁。

段德昌

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授予了段德昌。

段德昌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创始人之一。水泊洪湖是他革命军事生涯的起点。他的军事才能和远见卓识让洪湖周围揭竿而起的游击队纷纷向他汇集。“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共产党教导记心头……”他创作这首《红军战士纪律歌》将由渔民、猎户组成的游击队淬炼成一支铁师劲旅。

段德昌是理论与实战兼长的军事家,总结了一整套水上、平原游击战术,从而成为我军军事史上最早从事水上游击战争的军事将领。

1931年3月,集结于江北苏区的国民党军全部南渡,围攻以石首为中心的江南苏区。根据特委的指示,红6军军长段德昌率部挺进江北,一路打回洪湖,抵达朱河附近的陶家渡时,远见前面人嚣马嘶、灰尘四起。前哨来报,敌军新2旅一个营马上将进入陶家渡。此时的红6军经过连续激战,子弹已经告罄。作战参谋不等段德昌下令,便吩咐部队:“赶快后撤!”“为什么后撤?后撤来得及吗?”段德昌问。“没有子弹能打吗?”作战参谋不解,反问道。“会打仗,没有子弹也行!”段德昌命令全体士兵退出子弹,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只留小股部队迎敌。小股部队与敌接触后,虚晃一枪,调头就走,引得敌人进入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庄稼地里拥出,将敌人截为数段,干净彻底地予以全歼,一举收复朱河。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不幸牺牲,年仅29岁。

卢德铭

1927年9月25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江西国民党军队的袭击。

为了掩护部队撤退,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使毛泽东痛惜不已:“还我卢德铭!”

1926年5月,时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第四连连长的卢德铭,作为北伐先锋挺进湖南先后升任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第七十三团参谋长、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

1927年8月2日,卢德铭率警卫团前往南昌参加起义。9月9日,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任起义部队总指挥。起义受挫后,在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卢德铭牺牲时,年仅22岁。

彭湃

彭湃(1896.10.22-1929.8.30),乳名天泉,原名彭汉育,曾用过王子安、孟安等化名,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

出身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大革命时期,1923年7月至1925年底,在广州举办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第一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参加两次东征。1925年5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副委员长。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任区委委员,1926年10月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兼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1927年3月到武汉农讲所工作。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10月,澎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缺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任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冬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30日在上海龙华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同时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其著作编为《彭湃文集》。

朱瑞

朱瑞(1905-1948)宿迁人。

解放军炮兵创始人。早年在徐州、南京读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考入广东大学。1925年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30年3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曾赴鄂豫皖边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集中分散的三个师成立红一军。1933年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参加直罗镇战斗。1936年底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罗炳辉

罗炳辉是一位从奴隶成长为统率千军万马、屡建战功的杰出军事家。

罗炳辉,1897年出生在云南彝良一个彝族贫苦家庭,从小过着牛马不如的农奴生活。1915年入滇军当兵,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任红9军团团长。率部参加广昌保卫战,并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途中屡担重任,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中央军委赞誉红9军团为“战略轻骑”。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病,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6年6月21日在兰陵时突然病情恶化,不治逝世。罗炳辉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

项英

项英(1898—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钧。

湖北武昌人。小学毕业后到武昌一家织布厂当工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工厂中自发地组织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1921年冬参加中华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工作,随被派往京汉铁路江岩总段筹备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8月后,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总干事,负责总工会和各地工会的筹建组织工作。1923年2月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是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后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先后在武汉和上海领导工人运动。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参加了反击夏斗寅叛变的斗争。1928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不久赴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随后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监察委员。1929年11月,在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0月赴江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后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在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筹划部队后勤给养等方面做出了贡献。1934年夏任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赣南军区司令员。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当地军民继续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其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0月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为组建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随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被叛徒刘厚总(副官)杀害。

董振堂

董振堂(1895—1937年)字绍仲,新河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与赵博生一起在宁都率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

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1937年在甘肃高台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破坏了国共合作,将人民推向内战的深渊,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冯部黄河以南的残余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第25师73旅旅长。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26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和红军相互拼杀两败俱伤。广大官兵洞悉蒋介石的阴谋,都不愿南下,73旅军人甚至把铁路掀翻,拒绝南行,使部队滞留数日才走。第三次围剿失败后,26路军移到被红色区域包围的宁都县城,部队伤亡惨重,加上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不少人相继患病死亡。“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26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家乡。高级将领也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但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和重兵阻拦。董振堂在困守宁都的几个月中,面对红军的宣传和革命活动,他看到了中国希望之光。针对这种情况,我党在该军中的秘密组织,因势利导,努力促使26军广大官兵向革命方向转化,党派赵博生与董振党联系,董振党立即积极响应,起义计划确定后,1931年12月12日,董振堂召集自己的部下开会,部署起义事宜。14日,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指挥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15日清晨,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宁都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革命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2年4月,上级党组织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1936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五军团也因此得名“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1935年8月党中央毛儿盖会议后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四方面军的33军合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6年10下旬,红军2万余人,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进军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7年1月董振堂红五军一举攻占了甘肃高台县城。正当高台人民欢庆胜利之时,敌军马步芳等部约2万余人包围了高台,经过7天激战,由于敌多我少,被迫入城坚守,在敌强大的炮火攻击下,至20日高台终于失陷,董振堂等红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同年,党中央为董振堂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寻淮洲

寻淮洲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连长,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21军插入敌后,切断国民党军第52师退路,为全歼该师创造了条件。6月任红3军团第5师师长,率部参加东方军,入闽作战,指挥部队连战告捷,获中央军委的特别嘉奖令。同年10月任红7军团军团长,此时他才21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寻淮洲率部南北转战,屡建战功,曾获二等红星奖章,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7月,他和政治委员乐少华等奉命率由红7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赣边,作战数十次,先后攻占罗源、庆元等城镇。11月所部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他任第19师师长,继续率部北上。同年12月,在安徽太平(今黄山)谭家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14日,当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寻淮洲亲自带一个排争夺乌泥关制高点,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刘畴西(1899年—1935年8月6日)革命烈士。湖南长沙望城人。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夏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同年11月毕业后,在教导1团任3连党代表。1925年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中负重伤,截去左臂。1927年夏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参谋,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营长、团参谋长。1929年初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8月回国,被派往中央苏区。同年冬,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在龙冈设伏,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红3军第8师师长龙芝道阵亡,红军总部立即命令刘畴西接替指挥。接着,他率红8师马不停蹄,于东韶拦腰截住敌人,对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红军总部表彰红8师“追如猛虎,守如泰山”。后率部参加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他英勇善战,指挥若定,屡建奇功,被中央根据地人民誉为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不久调任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1932年7月调任红21军军长,率部转战闽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军新编第10军军长,闽浙赣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率领闽浙赣根据地军民全力支援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曾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7月,中央决定由寻淮洲率领的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11月,红7军团与刘畴西、方志敏率领的红10军会师,两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仍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12月,红10军团在浙赣边界的怀玉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他率部反复冲杀,浴血苦战,仅有的右臂又被敌人打伤,终未能突出重围,于1935年1月被俘。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对难友们说:“脖子伸硬些,挨它一刀,临难无苟免!”8月6日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解放后,长沙县人民政府给刘畴西的遗孀送去了“伟大英烈”的金匾。

曾中生

曾中生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原名曾钟圣,1900年生,湖南兴宁县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

1930年9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他果断地组成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31年2月,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指挥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同年4月,他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第4军政治委员,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县城,相继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他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在此期间,他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1935年8月牺牲。

蔡申熙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原名蔡升熙,1906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早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春入孙中山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部队第11军24师参谋长。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1928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1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1930年初调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不久被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同年10月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任军长,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于12月到达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1月所部与第1军合编为第4军后,任第10师师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指挥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右臂负伤致残。同年5月起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大批军政干部。

1932年7月正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被调任第25军军长,率部在英山、麻埠地区与各路进犯敌军展开激战。10月9日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镇战斗中,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

邓小平防治腐败的“五告诫”

邓小平同志治国理政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总是及时告诫,循循善诱。他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注意防治腐败。请看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五大告诫:

告诫一: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说:“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告诫二:“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强调:“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陈云同志: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告诫三:“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还强调:“经济犯罪的案件,在国外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还有搞特务的案件,都要抓紧处理。”“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

告诫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强调:“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告诫五:“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邓小平防治腐败五大忠告,言之谔谔、振聋发聩、发人深省、道理深刻,堪称“盛世危言”,具有针对性、预见性、前瞻性、现实性,是我党执政实践的经验之谈,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体现着“实事求是”思想的真谛,对当下我们反腐倡廉、执政兴国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 名人传奇

揭秘朱德的“成名之战”

朱德从在滇军当副班长,到当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并成为卓越的军事家,一生中打过的小仗大仗不计其数,哪一仗是他的“成名之战”呢?

从仪陇出发,南充是我们采访的第二站,成都是第三站。4月19日,我们来到第四站泸州。泸州驻防,是朱德早期军事生涯中的重要时段,他在这里剿匪打仗,驻守时间达5年。

在我们提出要采访朱德的“成名之战”的要求后,泸州博物馆馆长彭文科很是热情,说朱德的“成名之战”就是发生在泸州的棉花坡战役,并专门安排解说员王娟一路陪同为我们详细介绍。

博物馆《百年史事》厅展出的3张彩色大照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张是棉花坡战场遗址全景,另外两张拍的是战壕。尽管已过去几十年,战壕里已经杂草丛生,但从层层叠叠、弯弯曲曲的战壕可以看出当年战斗的惨烈。当我们提出要到战场遗址去实地看一下时,王娟说,现在恐怕不好找了。

棉花坡战役其实是很有“背景”的。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称帝”。1916年,以蔡锷为主力的云南护国军北上“讨袁护国”。没想到入川围攻泸州时受挫退守纳溪,局势逆转,“进攻战”变为“保卫战”。面对兵力超过护国军数十倍的北洋军,进攻泸州的护国军“命悬一线”。危急关头,蔡锷令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的朱德星夜兼程赶往纳溪要塞棉花坡阻击北洋军。朱德支队一到棉花坡就迅速投入战斗。面对强敌,朱德的游击战大显身手,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并用“侧攻”、迂回战、肉搏战、夜战等,顽强地抗击了一次又一次进攻,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王娟用普通话声情并茂地再现了当时大战棉花坡的情景:朱德带领突击的是一支约80人组成的“敢死队”,整场战斗中仅用了1000多发子弹,打败了数以千计的敌人。在护国军其它支队的配合下,朱德支队浴血奋战了20多个昼夜,守住了阵地,为“讨袁”赢得了时间。

棉花坡之战,朱德用智用勇力克“不可战胜”的北洋军,以一当十,以一敌十,成为护国战争中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棉花坡之战充分显示了朱德卓越的军事才能,后来赫赫有名的滇军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开始出名的。朱德的名字从此威震敌胆,并使他成为远近闻名的“滇军名将”、“护国名将”。1917年7月,朱德升任少将旅长,成为川滇知名人物。在泸州打仗,在泸州成名,朱德的部队也因此在泸州驻防并长达5年。

朱德的“成名之战”——棉花坡战役,在历史上的影响是重大的。吴玉章后来在祝贺朱德60寿辰时仍念念不忘:“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棉花坡)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朱德后来在自传中也提及“棉花坡之战”:“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英国著名科学家中的一位共产党员

加入执政党的党员,其动机不易单一化地叙述。加入还在奋斗期间的党、或永远不能执政的党,其党员入党绝大多数是为了理念。

英国共产党(1920—1991)恐怕从来没有执政的机会。英共党员多彩多姿,如结构生物学先驱(被人称为智者)JDBernal(他的学生诺贝尔奖得主Hodgkin的丈夫曾是共产党员)、著名遗传学家JBSHaldane、进化论学者JohnMaynardSmith、为理念而做苏联间谍的“剑桥五人帮”(CambridgeFive),其中不乏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教授。他们入党,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影响,可以说基本是负面的。最简单的原因是,号称无政治歧视的美国,曾经禁止共产党员入境,无论党员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是世界著名科学家,还是美国需要征求特定领域意见的皇家学会会员,都被这样对待。

英国著名科学家AnneMcLaren(1927—2007)就曾经被美国拒之门外几十年。

AnneMcLaren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这个富有的家庭政治却不保守右倾,而偏自由主义。她9岁时作为童星拍过电影。她在牛津大学念动物学,曾跟随JBSHaldane研究果蝇。博士期间研究遗传和病毒。1952年,在25岁时获博士学位,并与同学DonaldMichie结婚。其后他们在伦敦合作到1959年。他们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即使在1956年因为苏联入侵匈牙利而导致英共党员数量减少后,他们还是党员。

Michie是英共机关报《每日工人报》(TheDailyWorker)的记者、McLaren曾任牛津的英共支部书记(她的支部曾有100多位党员)。美国拒绝McLaren的入境一直持续到1991年,那时英国共产党也解体了,而她做皇家学会会员已经有16年了。如果美国继续拒绝她入境,可能会使美国科学交往出现问题:McLaren于1991年至1996年任皇家学会外事秘书和副会长,成为皇家学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官员”。1993年她因为自己的科学成就而被授予DBE勋章。2007年,McLaren和Michie一道因车祸丧生。

她自上大学以后爱科学,但认为科学工作者应该照顾家庭。看到有孩子的科学家5点半还没回家,她说你现在该回家和孩子在一起了。

她对学生很好,她也乐于助人。中国河南科技学院的刘用生老师在写文章时,素昧平生的McLaren不仅给他多次修改文章,还特意翻译一篇俄文文献,给刘老师做参考。她支持中国人,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她热爱科学和热情支持其他人。

McLaren一贯保持左倾政治态度,为社会正义努力,捍卫弱者权利。早年也在系里面参加左派右派辩论。曾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后来多次参加反战游行。在西方宗教和右翼反对研究人类干细胞时,她以科学家身份支持研究人类干细胞。

我最初注意McLaren的研究,是在写决定男性的基因科普文章时。哺乳类、包括人类,雌雄是怎么决定的?这是有趣而重要的科学问题。发现决定哺乳类性别的基因,主要依赖于研究人类一些变异个体和老鼠。流行了十年的一个假设是H-Y可能是决定男性的分子。McLaren在1984年发表论文,排除了H-Y参与男性决定的可能。这个领域积极再寻找其他可能的基因,经过麻省理工的DavidPage等的努力,最后于1990年,澳大利亚的MarshallGraves和英国的Lovell-Badge两实验室发现了决定雄性的基因SRY。

McLaren在五十年代研究过如何使老鼠的早期胚胎可以在体外培养,她们摸索条件,使老鼠胚胎在体外培养以后,可以再回到子宫内发育成为个体。这部分工作,有助于探索人类体外受精的技术。她的科学兴趣集中于种系发生细胞(卵细胞和精细胞),她认为它们是最有趣的细胞。她从大学开始从事科学研究,直到2007年80岁去世。

AnneMcLaren的研究论文,2008、2009年还在发表。

因为入党原因不同,有些加入执政党的党员,可能不一定做得到预期的为公众利益、为公平正义,而为自己利益和逃避责任的也不能算很少。即使在教育和科研机构,恐怕能做到McLaren这样程度的不多,有些可能还是反面。虽然McLaren所属的英国共产党于1991年以后不复存在,她的行为却更像人们对她的期望。

为了理念而入党的人,他们会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做自己认同的事情。他们得到的尊敬,不限于和他们在政治上理念和意见相同的人。

有感于周总理刨根问底“一分钱”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天,从不问自己家庭收支情况的周恩来突然要身边工作人员细报一下他家近两个月的收支情况。当听到当月买盐多花了一分钱时,周恩来立即查看发票,盘根问底,并亲自打电话到有关部门询问。在弄清是因为北京市卫生局为了预防市民患大脖子病而对食用盐加碘,才促使食用盐价格提高之后,周恩来才放心。他说:“我不是在意多开支的那分把钱,而是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不能随意涨价。”

一分钱,无论从哪个时期来看,都不算不上是一个大数目。然而,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借查问家庭开支来掌握了解社会上的情况,并对这“涨价一分钱”极为关注,揪住不放,打破沙锅问到底,体现了周总理严谨细致的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亲民为民的情怀。

应该说,民生是立国之本,是兴国之要,是强国之基。民生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利益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改善民生,不仅是治国理政的思想基础,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理念,也是党和政府孜孜不倦的实践追求。纵观古今中外,不管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政府,改善民生,始终是一个首要的政治目标。从我们党建90周年的光辉历程来看,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党之所以一直稳固执政地位,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之所以拥护党,就是因为党和国家一直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

可见,改善民生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根本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执政为民的坚定立场,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原则,加大解决民生问题的力度,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扎扎实实地多办一些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的事情。

人们常说,民生无小事。普通群众的工作虽然看起来都是些民生小事,但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却直接联系着亿万百姓的心。在干部眼里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在百姓眼里可能就是很大的事情。所以要赢得民心,要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就要从民生小事做起,就要从解决民众的生活小事做起,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抓大事与办小事”、“立足长远与抓好当前”的有机结合,做到让百姓满意,让百姓高兴。

冷暖安危记心间,一枝一叶总关情。周总理“一分钱”中体恤民生,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典范、作出了榜样。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要优先考虑民生,把发展民生、保障民生、惠及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心往基层想,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花,事往基层办,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把人民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用真心、动真情、下真功,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好事实事。

长征路上女红军别样“英姿”令人敬佩

巾帼不让须眉,似乎争取民主、卫国戍边从来就不曾是男性的专利。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金戈铁马优雅身姿闪烁,女兵的出现,为以阳刚为主色调的绿色军营平添了一道柔美的风景线。通常对女兵喜欢用英姿飒爽来形容,而在长征路上女红军们别样“英姿飒爽”却显得另类。

据说,在长征路上,由于行军紧张,这些女红军们也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能睡,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女红军们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秃头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一把将头上的帽子揪起来,然后连声叫: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

长征发生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红军在反对敌军第五次“围剿”失败之时,同时又交错着党内的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毅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把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已进行战略退却的消极行动,升华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对全国人民和对全军有号召力的大义凛然的政治行动。“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似乎已成为千百年来各国军队的信条,而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长征路上,别样的“英姿飒爽”,“尼姑革命”总让人感动。红军完成人类历史纪录上第一次的伟大长征。红军面对着强大而凶残的敌人,险峻艰苦的环境,用了一年多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路,主要靠着革命精神来完成了长征。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那样:“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我想长征这个积极进取的、对全国人民和对全军有号召力的大义凛然的政治行动,其中也少不了女红军们别样“英姿飒爽”的奉献和鼓舞!

新中国第一起高级干部遇刺身亡案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是一些或明或暗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就此灭亡,仍然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做最后的反扑,他们一次次将暗杀的枪口对准新政权的各级干部。1951年3月,毛泽东原秘书、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就被暗藏在人民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刺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遇刺身亡的高级干部,一时震惊了中央。

身后射来的罪恶子弹

1951年3月,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夜晚,乍暖还寒,街道上行人稀疏。13日晚8点半左右,坐落于经二路的市政府礼堂内,传出阵阵锣鼓响,瑟瑟琴弦声。这里,山东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刚刚落下帷幕,正在进行文艺晚会的演出。参加座谈会的200余名代表,大都是山东省军区系统司政机关科以上负责文化、宣教工作的干部。

黄祖炎坐在前排右首第一个座位上,他是当晚出席这场活动的职务最高的首长。演出开始前,他走上主席台,向与会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此时谁也不会想到,与会人员中有一个人正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天,黄祖炎正在生病发烧,身体虚弱,本想讲完话后回家休息,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还是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观看文艺演出。

文艺晚会的节目主要是演唱、杂耍。第一个节目是本地大鼓,第二个节目是河南坠子,第三个节目是西河大鼓。正当第三个节目结束、观众热烈鼓掌之时,在黄祖炎左侧后的不远处,一双穷凶极恶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稍顷,那人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演出,没谁理会他,便悄悄绕到黄祖炎身后,拔出手枪,瞄准了黄祖炎的头部,随着“叭”的一声枪响,黄祖炎立刻倒在了血泊中。接着,凶手又向其右边处长的座位处胡乱地开了一枪。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当有人反应过来,大声喊着“捉住他”时,凶手已自毙。山东军区保卫部的张一萍等人,急忙把黄祖炎抱进汽车送省立医院。但因伤势太重,黄祖炎途中即不幸身亡,年仅43岁。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是谁?他为什么对黄祖炎下如此毒手?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不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惠民军分区宣教科副科长,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

王聚民,男,时年34岁,山东省文登县西横窑村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抗战初期担任过小学教员,1940年混入八路军,1941年混入共产党内,1944年减租减息因触动其家庭利益消极抵抗,长期装病在家休养。土改运动中,他曾表现不满,情绪消极,又因家中被斗而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1950年11月,王聚民调惠民军分区任宣教科副科长后,企图利用职权要求组织出面证明其父并非恶霸地主,遭拒绝后心怀不满,对党及党的土改政策更加仇视。

1951年2月,全国展开镇反运动。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和其他恶迹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在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在这次镇反运动对他进行处理。惠民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惟恐影响王聚民的情绪,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知道了群众对他的控告后,情绪突变,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妙,决定来个鱼死网破,常偷偷擦拭武器,磨刀霍霍。遗憾的是,他的反常表现,惠民军分区领导不但没有引起警惕,而且三日后仍令其来济南参加山东省军区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致发生了黄祖炎被刺杀的严重事件。

王聚民的行径说到底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当解放后形势的发展与他的个人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他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走向了反面,根本立场彻底暴露。解放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党内像王聚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并不少,但他们大都能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表现出对事业的忠诚。然而王聚民完全从自己家庭的私利出发,进而发展到对党的仇恨。

黄祖炎其人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1926年投身革命,在江西陶业工会南康分会做工运工作,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他的家庭惨遭迫害。他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先是在江西容庚特委工作,1929年又改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他带领部队和群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出重金悬赏捉拿他,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几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1930年,黄祖炎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纵队政委和书记,指挥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在这段艰难险恶的日子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接连失去了4位亲人。父亲被反动派监禁,死于狱中,母亲为躲避迫害在流浪中去世,弟弟黄祖炳、黄祖渲在反“围剿”战斗中先后牺牲。

此后,黄祖炎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同时任毛泽东秘书:第一次是1933年春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第二次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直到1938年春毛泽东派他去新四军工作。黄祖炎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4年,与毛泽东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黄祖炎初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正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又被免去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虚职。但黄祖炎始终不离其左右,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毛泽东当时写的《寻邬调查》,就主要是由他帮助整理的。

1934年9月,毛泽东去江西于都县做调查,寻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如何挽救红军命运的办法。当地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毛泽东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后来,黄祖炎连夜跑了几十里路找来名医傅连暲,终于给毛泽东治好了病。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并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黄祖炎长征前调到中央后不久就得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要不是邓颖超把自己的马让出来驮了他一段,他就有掉队的危险。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果然就把烟戒掉了。

西安事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为了加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同志组建新四军,他再次离开毛泽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等职,参加指挥了许多战役战斗。

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时常因旧病复发而吐血,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就在遇害的那天,他感冒发烧仍拖着病体参加了会议。他善于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与部队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而在机关和部队中很有威信。

黄祖炎一生艰苦朴素,牺牲后留下的除了配发的军装和4箱书籍外,还有一支派克钢笔。毛泽东原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毛泽东对黄祖炎评价很高,说他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且忠诚可靠。”

刺杀案震惊了中央

黄祖炎遇害的当晚,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这一消息逐级报告到了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闻讯后无不十分震惊,毛泽东不久代表中共中央亲拟一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毛泽东在通报中指出: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过去是很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原为恶霸,1941年混入我党,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作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事件发生后,山东省军区对王聚民所在的惠民军分区的领导和有关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他们还认真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教训,主要是:镇反运动刚开始,军队内部对存有反革命认识不足,各级组织存在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保卫部门工作疏忽,措施不力,会场布置不妥,警卫安排不周等。为防范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他们制订了一些具体措施,山东省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下令,以后机关干部除非执行剿匪等任务,一律不准带枪。

为吸取黄祖炎被刺的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也于事发的第二天,向所属单位发出7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

3月20日,毛泽东看了山东分局的7条指示后,在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希望你们务必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此批语后以中央名义发往全党全军。

4月12日,罗荣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公安部长)、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就黄祖炎被刺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毛泽东4月19日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报告上又作了批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这个批示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往全国。

对这起高级干部遇刺案,毛泽东一个月内竟然连续作了3次批示,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这一事件的重视和对黄祖炎感情的深厚。

青山有幸埋忠骨

黄祖炎遇害后,组织上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并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遗体安葬在位于济南市南郊的四里山上。四里山亦名英雄山,则缘于后来毛泽东对黄祖炎的一次追忆和缅怀。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踏上了济南这片热土。他的这次山东之行,除听取工作汇报,察看山东各地,座谈了解情况,还有一项重要的日程,那就是凭吊黄祖炎烈士。当日下午,在听完山东分局安排的视察活动计划后,他通过询问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黄祖炎的墓地在南郊的四里山上。毛泽东说:“我想去看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毛泽东的话语充满了惆怅和悲伤。

10月27日,四里山红栌似火、松柏肃然。毛泽东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轿车,沿着蜿蜒跌宕的山路向黄祖炎烈士的墓地行进。在途中,他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为人厚道。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工作兢兢业业,从未出现过差错。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爱。我很怀念他。”

谈话间,汽车到达了半山腰处,毛泽东下车步行。黄祖炎的墓地在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墓为拱形圆顶,花岗岩石修葺,正前方的墓碑上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之墓”的字样。毛泽东快步来到墓前,表情凝重地默默致哀,并深鞠一躬。许久,他轻抚着墓碑深情地说道:“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此时,泪水已顺着他的脸颊慢慢地流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不禁也潸然泪下。

毛泽东又缓步绕墓地一圈,满意地点点头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许世友介绍说,济南战役牺牲的将士基本上都埋葬于此,有不少烈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毛泽东主席又环顾四周,看到青山翠柏中遍是烈士陵墓,深有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四里山就是英雄山啊……”由此,四里山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英雄山。此后不久,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7个金色大字镌刻在山顶的纪念塔上。

由毛泽东的新闻实践看如何善用媒体

善待、善用媒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传统和宝贵经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公众对信息公开、舆论环境等产生了新的要求,这也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应对媒体时要主动引导公众舆论,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回顾毛泽东善用新闻媒体的经验,或许可以给当前的新闻宣传工作予以一些启示。

早期毛泽东善用新闻媒体实践

1911—1920年是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形成准备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通过阅读改良派、革命派的报刊和部分马克思主义报刊,先后接受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启蒙教育,初步形成了对报刊的看法以及早期的新闻思想。

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协理员,并于第二年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课,成为我国第一批系统学习和研究新闻学理论的人士之一。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会长由蔡元培担任,由留美归国的徐宝璜教授和著名记者邵飘萍任导师,其中邵飘萍对毛泽东影响最大。1974年一次接见外宾时,已是81岁高龄的毛泽东仍然谈到邵飘萍,说他的思想和人格对自己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迅速掌握了有关现代传媒的理念,并学会了办报的方法,特别是邵飘萍总结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的巨大舆论功能,对毛泽东日后善用新闻媒体的实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周刊。这份诞生于“五四”运动初期的报纸,紧握大方向,出色地宣传最新思潮。尽管刊物问世短,但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是当年进步报刊的楷模。1919年9月毛泽东接手改革《新湖南》周报,1919年10月担任湖南《大公报》馆外撰述员,1919年12月创办平民通讯社,1920年9月为《湖南通俗报》当参谋等。同时,毛泽东还先后在北京《新青年》、《北京大学日报》,长沙的《女界钟》、《通俗教育报》,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等十几种报刊上发表文章。通过这一时期广泛接触报刊以及亲自撰写文章,毛泽东利用报刊的宣传效果发表评论针砭时弊,倡导民主政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21年建党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结合党的政治政务要求来重视和开展新闻工作。

党的一大决议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毛泽东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参与《向导》、《前锋》等党刊的工作,1923年创办《新时代》月刊,创刊号头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是毛泽东在建党以后公开发表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政论文章。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针对当时忽视政治宣传的糊涂认识,毛泽东着手筹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亲自兼任总编。创刊之际,正值反共阴谋的“西山会议”刚刚收场,面对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明确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接着,他又针对当时的斗争实际,提出“向反革命宣传打破反革命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在主编《政治周报》过程中,毛泽东先后以“润”、“之任”、“毛泽东”署名在《政治周报》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报道,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投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面目,一时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声讨右派的舆论攻势,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宣传。

可见,毛泽东通过早期的新闻实践,熟练掌握了新闻媒体的传播规律及其工作方法,深入了解新闻媒体的传播特点,深谙媒体在宣传发动民众、传播观点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将新闻媒体视为与“枪杆子”同等重要的战斗武器。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诸多新闻传播中大多亲自上阵,亲笔为媒体撰写大量稿件,既是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善用新闻媒体实践

土地革命时期,面对艰苦的军事斗争,毛泽东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情况。在进行反军事“围剿”和反经济封锁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也领导红军展开反文化封锁的斗争。除了利用敌方、友方的媒体了解到各种信息外,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普遍办起了壁报和《时事简报》。建立了中央苏区后,又创办了两份正式的报刊:一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另一份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红星报》。毛泽东对于这两张报纸的出版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切实的领导。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央苏区有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的发行量。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疑心极重,在新闻宣传上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严密的封锁。为了打破舆论封锁,毛泽东采取了许多灵活机动的善用媒体的宣传策略。

第一,利用媒体推动工作,立足自身,全党办报。1941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宣达……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1942年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征求各方面意见时指出:“经过报纸把一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这种利用报纸来推动中心工作开展的方法,成为我党的一条重要经验。1944年3月,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各级党组织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办报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使办报纸(包括墙报)成为像开会一样的工作方式,“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第二,借助中外媒体向国统区及至国外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1936年和1937年,毛泽东先后接受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专访,介绍中国革命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斯诺以毛泽东谈话为主要内容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并成为当时的国际畅销书。通过这些记者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长期的新闻封锁,使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对中共有了更真实的认识,为中共和人民军队的抗日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畅谈国内外形势并认真回答记者提问。大部分记者写出了详尽而公正的报道,帮助中共冲开了严密的舆论封锁,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并且,有许多中外记者通过采访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的还成为了中共的朋友,为中国的抗日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如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

第三,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方式和各种机会、场合,不失时机地开展抗日宣传,扩大中共舆论影响。1940年,毛泽东批示,在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把新华社的文字稿改写为广播稿,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试播,使大后方和广大沦陷区拥有几十万台收音机的听众直接听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声音。1941年12月又开通了日语节目。此后,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争夺新闻发言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时国民党牢牢控制着新闻发布权,不允许任何媒体报道事件真相,只有延安电台的电波能够冲破层层封锁,向全国人民反复播出皖南事变的真相,及时披露了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不难看出,在传播手段与舆论环境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建立和壮大官方传播渠道,主动发布重要观点和重大新闻,充分整合利用第三方传播资源,从而改变了敌我双方传播力量对比,扭转了政治宣传上被动挨打的局面,有力地配合了政治上的需要。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善用新闻媒体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肩负着通讯社、中央机关报(主要是社论)和广播电台三项任务,成为党中央、毛泽东向国内外进行舆论宣传、指挥战争的有力工具。这一时期,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看新华社电讯,不仅作出指示甚至指出应如何处理。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为此,毛泽东于6月30日就新闻报道揭露蒋军向我进攻的问题,写信给时任新华社代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信中指出:“从现在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在转战陕北的艰苦环境里,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为新华社修改了大量稿件,并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社论、时评和新闻等。1948年4月2日,毛主席应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要求,就新闻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对党报的任务、作用、党报工作的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党报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党报工作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献。

在解放战争全面反攻阶段,毛泽东不仅成功地指挥着各个战役,同时也以媒为武,利用媒体舆论战吓退敌人进攻。1948年当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之时,蒋介石于10月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密商,拟乘我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偷袭已被我解放的石家庄。当时石家庄除少量守城部队外,没有别的战斗部队,几乎是一座空城。石家庄处境艰险,西柏坡危在旦夕。获此消息后,毛泽东在1948年10月22日我军解放郑州当天为新华社写下《我军解放郑州》的消息,并每隔一天为新华社撰写一篇新闻,7天内共写了5篇新闻。第一篇消息是新华社25日播发的:《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毛泽东把蒋介石要偷袭石家庄的消息公诸于众,使其阴谋昭然若揭。第二篇消息是27日播发的:《华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同日播发的第三篇消息是:《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毛泽东把我军的战斗情况明明白白地告诉敌人:我解放区人民已做好充分准备,蒋、傅军胆敢来犯,必将有来无回。第四篇消息是29日播发的:《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口播稿),将敌军的行动告诉人民群众,一是让我军民一致抗敌,二是告诉蒋、傅,你们的行动我军了如指掌,我已做好战斗准备。第五篇是31日播发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一篇仅600字的述评,把敌人偷袭石家庄的真实企图,具体部署和后顾之忧,讲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似有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聚而歼之的气势和决心。新闻播发后,立见成效。傅作义收听广播后,大为震惊,认为自己的作战意图已被识破,取胜已无多大希望。他怕继续南进会“中计”,因此只好作罢。毛泽东善用新闻舆论击退敌军千军万马,成功地执导了一场现代军事史上的“空城计”,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佳话。

在淮海战役的决胜阶段,毛泽东采取了武力突击和政治攻心并举的策略。而且非常善用广播讲话,阐述我军对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实行宽大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极大地发挥了瓦解敌斗志,促其投降的作用。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1948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此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消息和评论,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并为我党的新闻宣传报道留下了辉煌的篇章。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和朱德于1949年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后,毛泽东撰写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等新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的珍品。

总结毛泽东同志的新闻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善用媒体首先是要深入媒体,只有充分掌握媒体的传播规律、特点及发展趋势,才能充分调动媒体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深入进行媒体实践,才能更有效保证传播者理想的传播效果。二是善用媒体,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打造并壮大主流传播渠道体系。在传播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特别要加强对新媒体的建设和引导。三是善用媒体必须做到主动传播。善用媒体不是被动挨打式的危机公关,而是主动进行议程设置,主动引导社会主流舆论。四是善用媒体的同时,必须研究受众心理。媒体传播本质是与受众的对话,若不顾受众心理的单向灌输式的传播,放到微博时代,其效果是很有限的。

中共北京特科秘史:潘文郁牺牲之影响

从1931年到1935年的近4年时间里,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平,曾有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以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为模式组建了北京特科(又称北方政治保卫局)。这一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和锄奸等方面的活动,并选派得力干将打入敌人内部。

从1931年到1935年的近4年时间里,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平,曾有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以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为模式组建了北京特科(又称北方政治保卫局)。

★周恩来指示陈赓转战天津,到北方去开展工作,吴成方临危受命成立“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时在北方成立的。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之后,上海党组织遭到空前劫难,以天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党组织也屡遭国民党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关押。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指示时任上海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转战天津,到北方去开展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吴成方就是在这时受命于危难,创建了“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组建,初建时的核心人物为吴成方、肖明和周怡。按照陈赓的要求,他们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联系,独立自主寻找有条件、有能力的同志为特科工作;在组织活动上特别强调单线领导,不准发生横向关系,下级不准询问组织活动的情况和组织上地址。在这样的原则下,三位核心人物分头秘密物色人员,壮大组织。

陈赓曾叮嘱吴成方:“为了把特科工作深入到敌人内部,在不损害党的利益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只要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办事。”

★曾担任过李立三秘书、主编过党中央很多报刊的潘文郁进入吴成方的视线

吴成方他们把触角伸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公安局、法院、市政府、北平电信局等部门。在物色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人选时,曾担任过李立三秘书、主编过党中央很多报刊的潘文郁由此进入了他的视线。

潘文郁,原名潘问友,又名潘成文、潘东周。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过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28年回国后被李立三委以重任,但后来受到王明的排挤而被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干事。

1931年,中共河北省委遭敌人破坏,潘文郁被秘密逮捕,曾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但他并未出卖组织。出狱后,潘文郁闭门不出,埋头翻译《资本论》。北京特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认为可以争取他过来为特科工作。潘的同乡好友王继之和李光伟(北京特科工作人员)对他做了动员说服工作,鼓励潘文郁继续为党工作。开始潘文郁还心存疑虑,但吴成方跟他见面,阐述革命的道理。在吴成方的开导下,潘文郁最终放下了包袱。

与此同时,北京特科获得情报,“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非常希望深入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根据这一情报,特科指示潘文郁多接触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曾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逮捕后投靠了他),与张学良拉上了关系。潘文郁的博学和见解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潘也不失时机地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

1934年,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他在武汉的司令部里设立了一个机要组,任命黎天才为组长,潘文郁为中校秘书,这一职位让潘得以毫无遗漏地获取“剿总”的军事情报。

当时,工农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张学良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东北军为何屡屡不敌红25军?他认为有必要对“共匪”为何如此强大做一番研究,同时他也在思考是否要“联共抗日”。于是,张学良要求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潘文郁。潘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把共产党和红军能够公开的资料排成词条,按照辞典的编纂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张学良随身携带一本,不时翻阅。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文郁,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机密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潘文郁的情报对红军屡屡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震怒,急电张学良把潘文郁押送至南京法办

遗憾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1月7日,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毁灭性的破坏,20名北京特科成员遭逮捕。

宪兵三团在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的时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情报材料,其中就有武汉剿匪司令部印制的极机密文件。蒋介石震怒,急电张学良把通匪有据、案情重大的机要秘书潘文郁押送至南京法办。

爱才心切的张学良电复蒋介石说:“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这下激怒了蒋介石,他下手谕指定由司令部参谋长钱大均监刑,立即执行。

1935年3月3日,29岁的潘文郁被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据目击行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场的时候非常从容、镇静,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捆绑。然后,他转身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视死如归。

潘文郁牺牲后,北京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作为烈属对待。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潘文郁并没有被追认革命烈士。1988年5月,潘文郁牺牲53年之后,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本版文/本报记者 肖榕

位于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当年就是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这是一栋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接头点。

绿色铁皮箱中资料

唤醒北京特科历史

位于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当年就是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如今的西绒线胡同被拓宽成双向的大马路。又有多少世人知晓:当年这个深藏于绒线胡同里的书店,正是红色特工们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秘密舞台?

在参与北京市警察博物馆的筹备工作时,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调研员穆玉敏偶然发现了一个绿色铁皮箱,沉睡在里面的是一段关于北京特科传奇故事的追访和调查。1981年8月6日,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把依然健在的上海中央特科的“老情报”们请到北京召开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搞清楚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会上,来自上海的情报精英人物吴成方提到,1931年6月20日,上海中央特科的陈赓同志从上海到天津,通过胡鄂公找到他,交给他一个任务:在北方组建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地方组织,开展政治保卫情报工作。他立即奉命在北平组建了“北京特科”,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吴成方的谈话让“北京特科”首次浮出水面,与会者都知道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因为那是中共最早的情报机关,但却从未听说“北京特科”。会后,公安部指派北京市公安局着手征集北京特科史料。时任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主任的于行前和几位老警察组成专门小组,从1983年2月开始,走遍全国14个大城市,访问特科的老同志43人,有的人甚至访问了三四次。他们还查阅历史档案100多卷,包括中央档案馆中陈赓同志的档案,并函调史料20多份。经过详细的核对查证和分析研究,终于把北京特科的活动史料整理出了一个框架。他们认为,在创建者吴成方等人的领导下,北京特科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北方秘密活动了近4年,直至1934年底被国民党北平当局严重破坏。

穆玉敏看来,虽然上海特科名气更大,但成立于民族危亡时刻的北京特科,其开创的业绩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央特科。北京特科不仅扛起了国共两个政党之间的统战工作,也肩负起了捍卫国家利益的重大任务,由北京特科发动和号召冯玉祥及其旧部并一手策划、组织起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运动,虽然在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夹击之下最终失败,但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影响非常深远。

记者寻访到当年主持此项调查的于行前,这位早已退居公安战线二线的86岁老人在谈及对北京特科的史料追访时仍唏嘘不已,“这些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完成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任务,让我感动的事实在太多了。”然而,令于行前遗憾的是,他和几位老警察抢救挖掘出来的关于北京特科的宝贵历史资料,至今仍未能整理成册,只能继续沉睡在被称为“战备柜”的绿色铁皮箱里。穆玉敏在看到箱子里的史料之后,又费了很大工夫,参照党史、公安史等,最终才把那些零散史料穿成一条连贯的脉络。

穆玉敏告诉记者,当时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和地下状态,特别是情报工作,往往是口口相传,不留书面文字。而北京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活动极为保密,再加上北京特科仅存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亲历者和知情者很少,所以关于北京特科的追访和调查很不容易。直到现在,关于北京特科的研究也还有很多空白有待填补。“北京特科成员的名单也许永远是残缺的。我们更相信,北京特科依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沉睡在那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岁月里。”

★人物:潘文郁

事件:“北京特科”

☆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之后,上海党组织遭到空前劫难,北方党组织也屡遭国民党破坏。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吴成方就是在这时受命于危难,创建了“北京特科”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非常希望深入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根据这一情报,特科指示潘文郁与张学良拉上了关系

☆1934年,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他在武汉的司令部里设立了一个机要组,任命黎天才为组长,潘文郁为中校秘书

☆1934年11月7日,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毁灭性的破坏,20名北京特科成员遭逮捕

☆1935年3月3日,29岁的潘文郁被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

第三章 毛泽东秘闻

毛泽东长征路上为何数次落泪

一代伟人毛泽东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却数次流下了滚滚热泪。

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分外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尽管湘江之战后,红军自身也很困难,但他们都倾其所有,解囊相助。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行进中的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因为今天太冷,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又冻又饿,浑身没有力气,就跌倒在这里了。”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毛泽东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他为中国的命运担忧,为中国革命的命运担忧,为红军的命运担忧。在不久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国革命开始扭转乾坤。

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不负众望,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爱妻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由于军情紧迫,为了尽快赶回总部,决策西进云南、北渡金沙的大计,他被迫告别了昏迷不醒的妻子,握别送行的战友,赶往总部。不久,数万人的红军即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巧渡金沙江,将数十万人的敌军远远地抛在了金沙江以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要将红军消灭在云贵高原的美梦。

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

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深情地望着他,说:“主席……我不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只是不能再给您当警卫员了。您要……多保重!我不能跟着您……到达目的地了!”他双眼充满了泪水,滴滴滚落下来。停了好一会,他又转过头,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班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尽职尽责,保卫好主席!”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毛泽东怀中。“班长!班长!”任凭战友们怎样喊叫,却再也喊不醒他了。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良久,毛泽东缓缓站起来,低下头,默默地站在烈士身旁,深情致哀。随后,他又吩咐战士们:“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大家遵照毛主席吩咐,噙着泪水,一锹锹地用土把胡昌保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接着,毛泽东又从战士手中接过锹,亲自为胡昌保的坟培土。当毛泽东告别长征路上这座亲手建立的新坟继续前进时,他还不时回头望望,怎么也舍不得这位从江西苏区就跟随着他的警卫班长。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毛泽东挑选秘书内幕

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的毛泽东,好学勤思,博古通今。因此,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是须“有学问”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几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的选用,起因于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觉得“乔木是个人才”,所以点名调胡乔木当了秘书。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读了大量理论著作和文献。

由于胡乔木的埋头苦学,使他具有了深厚的理论功底。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胡乔木文字能力出色,逐渐成了“中共中央一支笔”、“中共中央大手笔”。

陈伯达之所以能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较为有特色的发言吸引了毛泽东。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争论,陈伯达的发言较好地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陈伯达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散会后,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留了下来。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了陈伯达。席间,毛泽东与陈伯达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1942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看后,颇为赞赏。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深的中文功底和敏锐的思想。此后不久,毛泽东就把田家英调来当了毛岸英的语文、历史老师,后又经过几次特殊的“面试”,毛泽东便正式选调田家英做了自己的秘书。

毛泽东喜欢吟诗作赋、泼墨挥毫、博览群书,也希望身边人员能经常与他交流心得。秘书受他的熏陶,也都被培养出广泛的兴趣爱好。20世纪60年代,胡乔木因病疗养而离开毛泽东多年,在休养期间,他开始学写古诗词,并将习作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对诗词的浓厚兴趣,故而忙中偷闲,对胡乔木每次送来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如此书信来往不断。胡乔木曾说:“《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这件事,还引起江青的不悦:“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陈伯达与毛泽东共同的爱好在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陈伯达曾讲授过先秦诸子课,擅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而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20世纪30年代,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曾一口气写下《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对陈伯达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田家英比毛泽东小29岁,如同子辈,但由于田家英喜欢文史,跟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一读了好书,便向田家英推荐,共同的兴趣爱好,填平了他们之间年龄的沟壑。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家英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买了上千幅清朝字画。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常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话题。

毛泽东已经逝世多年了,他的四位秘书也早已作古,而毛泽东发现和挑选秘书的过程也成为让人难忘的历史故事。

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1912年生,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

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此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他们发表文章时便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是此时他给自己取了笔名叫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不过也曾闹过一个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的文章,便以为哥哥在香港,并且还给哥哥写了信寄过去,但是这封信最终却送到了乔冠华的手中!

这么一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和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毛泽东经问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成为了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了他一个重大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苏共对中共的批评,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它,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已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而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当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做了许多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和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本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1937年田家英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年10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担任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就在此时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认为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颇为感慨,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他——他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就逐渐多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当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搞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又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

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只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准备睡觉,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里面的,是婉约派的作品。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堪称千古绝唱的好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开会,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录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其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是一介书生,他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慕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23日,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他自缢而死,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叶子龙,1916年生,原名叶良和、叶佐臣,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石湾乡平安洲村人。

叶子龙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时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再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的留心。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想过很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录音的方法。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他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中南海后就再也没有回去。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3月叶子龙在北京逝世。

野心家、政治秘书:陈伯达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

陈伯达,1904年生,原名陈建相,字尚友,福建泉州惠安人。陈伯达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初来延安的那些日子他的心情不是那么顺畅,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谈会上讨论孙中山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开始展示他的本领了,他采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讨论孙中山思想,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泽东称赞他“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了他的情况,随后又邀他参加了接待外宾的宴会。当毛泽东得知陈伯达通晓古代哲学,而他正巧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搁在了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了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后,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秘书事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的研究工作。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他手中的笔一直在写文章:民主革命时期,他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解放后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胜利大进军中,陈伯达在毛泽东的统率下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做出过一些贡献。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表现出来,陈伯达也不例外。他曾随毛泽东出访过苏联,就是在出访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一些劣行暴露无疑。

那是在一次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这时斯大林忽然对着陈伯达说:“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本来一直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当他在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时非常高兴,整个人马上变得兴奋起来,还未等翻译把话说完,懂俄语的他就已经放声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了陈伯达,斯大林甚至举起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举起酒杯回敬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忘乎所以,为自己能在这种场合大出风头而兴高采烈,这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党际交往规则,因此事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

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文革”中,陈伯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为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论”问题而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此便从中国政坛消失。他于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被开除出党。1976年9月,陈伯达被正式逮捕。“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1981年8月5日他保外就医,1988年10月17日刑满释放。1989年9月22日,陈伯达因心肌梗死卒于北京。

毛泽东批王明的莫斯科“圣旨”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王明长期成为搞“左”的路线和照搬洋教条的典型。如果从职位来看,这个原名陈绍禹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当过最高领袖,然而过去的党史书却认为他代表的路线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即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初遵义会议为止。当然,为了照顾某些领导人的名声,过去讲到许多“左”倾错误都记到“王明路线”的账上,不过王明本身不论是理论还是人品确实也极为糟糕。延安整风中此人便被当成批判教条主义的靶子,全国解放后他索性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到苏联,成了一心只为外国服务的工具,自然受到全党唾弃。

不择手段获取留苏机会 开党内残酷斗争之先河“王明”这一名字,其实是写文章的笔名,其人本名陈绍禹,是安徽六安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小商人家庭。据说他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

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翌年6月参加了五卅运动,因表现积极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王明属于晚辈,没有进行过多少基层实际斗争,党内很少有人知道他。

1925年秋,中共武汉党组织要挑选一批人留学苏联,王明得知后争着要去,起初遭到拒绝。据当年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德峰回忆,当时不过21岁的王明竟耍起了流氓无赖手段,向组织扬言,若不同意他去,就打电话到警察局告密,让谁也走不成。组织上为避免麻烦,于11月勉强同意送他去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据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老一辈人回忆,王明在校内非常活跃,年纪轻轻便学会了不少政客手腕。对用得着的人他起劲吹捧,拉帮结伙;而对不满的人总是向校方打小报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托派”、“国民党特务”之类的罪名加以陷害。多数同学认为王明人品很坏,可是学校领导却欣赏此人。

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的观点又“左”得出奇。1929年夏,校内党员大会上对中国革命问题因有不同看法出现争论,作为少数派的王明跳出来,声称持他们这一派观点的人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有一个人宣布“一半同意”他的观点)。王明还攻击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反对他们的同学戴政治帽子,使苏方对其采取开除党籍、学籍和做苦工等处分,开创了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

落入敌手泄露我党机密 进政治局推行左倾路线

在中山大学的四年间,王明精熟了俄语,因很会讲书本理论,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管中山大学的米夫看中。1927年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五大时,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会时曾带王明作为翻译短期到中国,让他认识了当时的中共上层领导人。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王明再度从中山大学被调到会场,为斯大林、布哈林当翻译,从此被他们认识并得到称赞。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米夫便动员中共代表投王明的票。当时中共参加六大的同志几乎都不认识这个没什么国内斗争业绩的年轻人,因而拒绝选他。不过据中山大学的一些人回忆,王明从六大会场回来便轻蔑地说六大中央选出的领导大都不懂马列,摆出一副准备取而代之的架势。

1929年秋王明回国,因资格浅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一次他被特务抓住,为求脱身竟说出秘密机关住址,让敌特前往取款。幸亏那个贪小利的家伙拿到钱后放了他,未造成组织破坏,中央得知后给王明以严重处分。

1930年,李立三以极“左”狂热筹划全国暴动时,王明写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反对,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态度。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使他由普通党员一举跃为中央最高领导,成为外国人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极不正常现象。

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名义上还是总书记,遭到批判的周恩来仍主持日常工作,跃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则以国际支持代言人自居,实际掌握了中央实权。他把自己所写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纲领,并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志同道合者来“改造”各地党组织,推行更“左”的路线。

害怕危险避居苏联 以此借口推卸责任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的,说明斯大林等人已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想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生来取而代之。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吓得躲进一个尼姑庵内,偶尔出门也要四名特科人员保卫。接着,他又花了大量党的经费包下疗养院一层,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9月间,他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提出要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当领导,于是让自己年轻的同学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躲到莫斯科的王明,被斯大林等人看成是最得力干部,同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一同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四名中共委员。在米夫失势后,他负责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主管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他不顾各国实际,把苏联模式当成惟一正确的道路推行于各国,对国内的指令也都服从莫斯科的需要。

后来在延安清算“左”的路线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时,王明便声称自己当时在苏联,根本没有去过苏区,对此不能负责。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本人虽到了苏联,但国内那种极“左”的理论还是由他提出的,组织人事安排也是他留下的,仍然有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责任,因此称为“王明路线”。

传达斯大林指示 摆钦差大臣派头

1937年11月,王明乘苏联飞机在延安降落,摆出一副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派头,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全党工作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服从国民党。随后他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同延安俨然形成对立,甚至狂妄地要求留延的毛泽东、张闻天不能再以中央自居。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王明的方针是错误的,蒋介石对他根本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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