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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治平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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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知识学习读本

低碳经济知识学习读本试读:

简介

分析低碳形式 、透视低碳目标、探索低碳路径。低碳经济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构筑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体系和低碳消费体系。本书从低碳经济的产生背景起笔,从低碳经济的科学内涵和初步实践、产业发展、低碳技术创新、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减排、低碳城市的营造及低碳消费理念的养成等方面深入阐述低碳经济的基本知识,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思路。第一章低碳经济的产生背景引言

文明的悖论与低碳经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只有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乐土之后,他的子孙才动手去发明农业、冶金术和乐器。”[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108页。严厉的挑战,把人类置于一种不得不通过应战来拯救自己的情况之下。人类在应战的过程中,磨砺意志,努力去创造适于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而在种种创造活动中,人类创造了属于人类所特有的文明。

引言低碳经济知识学习读本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原始文明是一种尚未与自然彻底分开的文明,是人类虽从自然分化出来却仍然依赖自然而生存形成的一种文明,这是一种保持着淳朴自然本色的蒙昧文明。这个文明阶段里,人类虽已独立成为一个有别于动物的另类,却仍然是自然生态的一个链条,却仍然受着自然规律的绝对支配。

农业文明是一种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文明,是以黄土地为生命保障的文明,也是人类生存从被动开始走向主动的文明阶段。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不再是被动地向自然索取生存资源,而是根据自然的变化,有目的性地进行着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季节性,春种秋收,必须严格按照季节的变化进行,而且必须依靠自然界的风调雨顺,才能获得好收成。因此,人们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也尽最大的努力与自然处理好关系。

工业文明是人类依靠大工业生产而征服自然,信心极度膨胀的一个文明阶段,也是依靠没有生命的黑色钢铁而发展起来的文明。在这个阶段里,大机器大生产最大限度地增长了人类向自然索取财富的能力,激励人类喊出了“征服自然”的高亢口号。科技在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膨胀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和物欲、权欲,原本被人类奉若神明的自然也成了一个被恣意蹂躏、掠夺的对象。尽管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成百倍成千倍地超过人类历史上数百万年的创造,不幸的是,几百年工业对自然造成的严重伤害,也超过了人类数百万年来对自然的伤害。

如果说在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与自然还保持着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而工业文明则粗暴地把仅存的一点和谐给破坏了。人类不断挤压着自然生态的地盘,把自然生态作为被彻底征服的对象,自然成了人类不断扩张的“殖民地”,自然界的一切都成了人类肆意加工的材料。很快,遭到严重伤害的自然也变得不友善起来,并开始向人类报复了,其报复的频率越来越高,力度日益加大,使得人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沉重代价。

韩国的赵永植先生在其《重建人类社会》一书中写道:“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克服了无数的恶劣环境,摆脱了自然的奴役,征服了自然,并创造了能支配自然的现代文明。尽管如此,人类不是从中得到了期待的幸福和喜悦,而是反被自己创造的非人格性的各种势力所奴役。”[韩]赵永植:《重建人类社会》,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毫无疑问,人类文明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文明越发展,人们却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财富增长越多,人们的乐趣却越来越少,空虚、恐惧、忧患如蝇逐臭地围绕着人们。我们在为辉煌的文明高唱赞歌时,却在心里回旋着无数悖论。

悖论一:地球资源能否支持国家赶超战略?

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均为“赶超战略”,基本上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我们一边在强调:地球资源有限,并反复提醒人们,如果世界各国都达到美国的现有水平,必须有五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可是,赶超者在赶超时又往往忘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被赶超者则总是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总能开拓出无限的资源,技术至上掩盖了以贸易和金融等手段对现有资源的持续掠夺。发达国家力图维持现有“生态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力图跃迁到高一级的“生态位”,然而,现实是“马太效应”正在继续拉大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而且,发达国家还想往前跑,落后国家还要猛追。如果这样的国家赶超战略继续盛行,地球资源还能支撑多久?

悖论二:是“可持续生存”,还是“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人类必须生活在生态系统之中,依赖生态系统的能流和物流而存在。生物从地理环境中吸取营养,作为生物的人类不仅从地理环境中吸取营养,而且还主要从动、植物中吸取营养。生态系统的能流决定生物数量、繁殖速度、群落结构等,生态系统的物流决定生物体质的物质循环供给数量和质量。自然生态系统是在生产—消费—分解过程中保持动态平衡的,一旦这种平衡遭到难以恢复的破坏,将引起物种消失;人工生态系统则难以保持这种动态平衡,导致了物种消失加快,如果继续下去,人类也会有消失的危险。现在的生态环境状况,是能维持“生存”,还是能维持“发展”呢?

悖论三:文明对人类环境的破坏,实证了人类的智慧还是愚昧?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正在经历工业文明,甚至认为已经到了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文明进化的初衷,总是使人类今天比昨天强、明天比今天强。但随着文明的不断升级,人类生存的持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大机器的生产,人们变得轻松起来,但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却变得越来越虚弱,对疾病、对挫折的抵抗力越来越差;因为争夺资源,人类不断压缩自然的空间,压缩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空间,甚至把人类在自然的伙伴烹为羹汤——食其肉,寝其皮,地球的物种在不断衰减,几乎每天都有物种濒临灭绝的告急;另外,侵犯人类的毒菌、恶性疾病的急剧增加,让人类束手无策。城市化建立高楼大厦,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石油提高了人类的发展速度,但却带来了中东不断的纷争;化肥农药提高了产量,有毒物质进入了人类的血液;化学药品的滥用,降低了人类的繁衍能力。人类做到其他物种无法做到的侵害。愚昧者自取灭亡的做法成了文明时代人类不断进行的实践。随着物种多样性的消失,人类会不会紧步后尘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这种种情况在向我们质疑:是人类创造了文明,还是文明异化了人类?在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征途后,人类对自然所做的许多实证文明的蠢事在告诉我们:自然异化的圆圈似乎使人类又走回了愚昧。

悖论四:人类文明程度能以社会财富的多寡来确定吗?

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志?这是以前一直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社会财富增长作为发展的目标,作为文明程度的标尺。怎样才能保证社会财富增长呢?似乎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对地球资源的充分开发。而且,谁都希望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谁都希望在对地球资源的开发中成为时代英雄,开文明之先河。但是,我们却常常听到一些人的喟叹:穷得只有了钱!钱让我们自私,因为我们只知道满足自己,只要自己过得快乐就可以不顾饥饿的人群在哭泣。这是文明吗?钱让我们冷酷,就算大自然不是同类,我们不愿帮助,可是我们连同类也视而不顾,无论身边的人碰到什么困难,我们的宗旨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并把向自己表示亲情者视为“打我的钱的主意”,从而屏蔽亲情,包括父母兄弟,最终成为独守自己财富的孤家寡人。这是文明吗?钱让我们残忍。因为我们只知道无限度地向大自然母亲理所当然地讨取物资,却不给予丝毫回报或帮助。还有很多的人无视自然变异的现象,认为与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只有钱、地位、自我满足、自我幸福。这是文明吗?

似乎人类创造的物质越丰富,这个地球就变得越贫困。因为,人类创造财富的一切资源都来自地球,但人类只相信经济无限增长的神话,而不懂得地球资源有枯竭的一天。那些研究自然的古典大师,没想到他们对地球的赞美——“地球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却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疯狂掠夺的欲望,强化了人类不可逆转的消费观念。有朝一日,地球资源消费殆尽,变得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那些富人手中的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去购买什么呢?

还有悖论之五、之六、之七……这无数的悖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什么是当代人类需要的文明?

面对以上种种悖论,人类在反思、在探索。

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未被人类劳动涉及的自然界也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能反作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是个子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母子系统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所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怎样解决这些悖论?怎样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经济层面,基本的应对方案就是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提出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有一系列背景。

首先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只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由于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反过来又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就成为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的客观需要。其次,过多过滥、粗放式地使用资源,单位能耗与单位资源耗量过高,资源枯竭进一步加深。

从工业化进程看,英国、美国等国家在20世纪就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任务,或者说走过了大量消耗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除小汽车需要消费油品外,吃饭、住房等可以不依赖高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在上述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

因此,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因低碳经济而带来的发展观念的革命、体制政策的革命、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要求中国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大国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崭新的发展道路,既要保证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续的改善、国家实力不断提高,又要相对减少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换句话说,发展低碳经济,中国势在必行。

其一,这是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相对落后和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紧缺、环境承载力较弱,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耕地、淡水、能源、铁矿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到1/3;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指数已居世界前列;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等。这就决定了必须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力争以较少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支撑和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其二,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如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就背离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其三,这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道,构成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精神支撑和生态条件。如果对自然资源过度索取,对生态环境污染破坏,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反过来将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近年来,一些地方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一再说明了这一点。

其四,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保障。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将始终面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容量限制这两大约束。如果继续沿袭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下去,资源难以为继,环境难以承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将难以完成。

在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做出了庄严的承诺:2020年实现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全球的承诺,同时也是十分沉重的责任。也标志着我国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真正开始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新历程。

当然,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行动。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倡导生态伦理道德,推行健康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努力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成为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和自觉行动。我们要通过坚忍不拔的努力,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低碳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并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后,针对人类破坏生态与环境的恶果,曾经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恩格斯又如此告诫人类:“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8页。恩格斯的警告并没有引起现代人足够的重视,这是现代人的可悲之处。令人庆幸的是,低碳经济产生了,这使人类开始看到希望。一、低碳经济产生的生态背景

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自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做出“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粮食生产的趋势继续不变,下一个100年的某个时刻,就会达到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出现不可控制的灾变”的预测后,全球性环境与资源危机话题震惊了全人类。但是,近40年过去了,这种预测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无情的事实验证。低碳经济的产生,首先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消费出现了问题,大自然在通过各种方式警示我们。

第一,酸雨。

酸雨是大气受污染的一种表现,最早引起注意的是酸性的降雨,所以习惯上统称为酸雨。酸雨的形成是一种复杂的大气化学和大气物理现象,酸雨中含有多种无机酸和有机酸,但绝大部分是硫酸和硝酸,多数情况下以硫酸为主,硫酸和硝酸是由人为排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转化而成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可以是当地排放的,也可以是从远处迁移来的高烟囱排放物。这位“空中死神”走到哪里,哪里就要发生灾难。它落到水里,水中的鱼群就会毙命;它落到地上,土壤的肥力就要被淋滤;它落到植物上,嫩绿的叶子就会变得枯黄;它落到建筑物上,材料就要被腐蚀得千疮百孔,锈迹斑斑;它进入人体,人就会渐渐衰弱不堪,严重者会导致死亡。

第二,臭氧层出现空洞。

1985年,英国南极考察队在南极首次发现南极臭氧层出现美国国土那么大的空洞后,20多来年,世界各国一直在围绕着臭氧层的修复做文章。臭氧层位于大气平流层中的20~25公里处,它能够吸收掉99%太阳辐射到地球的紫外线,对地球形成天然屏障,使地球上的生命免遭紫外线强烈辐射的伤害。有人说,如果没有臭氧层,地球很可能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据估计,如果地球上臭氧层减少1%,则太阳紫外线的辐射量大约要增加2%,紫外线辐射能影响蛋白质和脱氧核糖核酸,使细胞死亡。由此而引发的皮肤癌患者将增加5%~7%,白内障患者也将增加0.2%~0.6%。此外,紫外线的增加还会引起海洋浮游生物及虾、蟹幼体、贝类的大量死亡,造成某些生物的灭绝;使主要作物小麦、水稻减产,过量的紫外线还可引起气温上升,以致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为了确保臭氧层免遭破坏,首先,必须限制主要破坏物氯氟烃类物质的生产量和消耗量。其次,要禁止或减少氯氟烃的生产和使用,这就必须研究和制造对环境无害的氯氟烃替代品和替代技术,同时要加强回收和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第三,温室效应。

所谓温室效应,就是太阳短波辐射可以透过大气射入地面,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长短辐射却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质所吸收,从而产生大气变暖的效应。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像一层厚厚的玻璃,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大暖房。据估计,如果没有大气,地表平均温度就会下降到-23℃,而实际地表平均温度为15℃,这就是说温室效应使地表温度提高38℃。除二氧化碳以外,对产生温室效应有重要作用的气体还有甲烷、臭氧、氯氟烃以及水汽等。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相应增多;又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大气中应被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没有被吸收,由于二氧化碳逐渐增加,温室效应也不断增强。据分析,在过去二百年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25%,地球平均气温上升0.5℃。估计到下个世纪中叶,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将上升1.5℃~4.5℃,而在中高纬度地区温度上升更多。温室效应的后果十分严重。首先自然生态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荒漠将扩大,土地侵蚀加重,森林退向极地,旱涝灾害严重,雨量将增加7~11%;温带冬天更湿,夏天更旱;热带也将变得更湿,干热的副热带变得更干旱,迫使原有水利工程重新调整。其次沿海将受到严重威胁。由于气温升高,两极冰块将融化,使海平面上升1米多。另有科学家认为,由于气温升高,引起海水体积膨胀,海平面可能升高0.2~0.4米。现在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沿海,沿海又是工农业非常发达的地方,海面升高会淹没许多城市和港口。

第四,赤潮现象。

赤潮与海洋污染有密切的关系。携带各种有机物和无机营养盐的城市生活污染和工业废水大量排放入海,导致海区富营养化,是引发赤潮的基本原因。高度密集的赤潮生物,可能堵塞鱼、贝类的呼吸器官,造成鱼、贝类窒息死亡。有些赤潮生物能分泌毒素和其他有害物体,毒害和杀死海洋中的动植物。赤潮生物的残骸在海水中氧化分解,消耗了海水中的溶解氧,从而造成缺氧环境,威胁其他海洋生物的生存。当人们食用了积聚了赤潮毒素的海产品,例如蛤类,会造成食物中毒,严重的会死亡。赤潮一旦发生,要清除是十分困难的。而防范赤潮的最好办法是切实控制沿海工业和生活污水的任意排入,特别是要控制氮、磷和其他有机物的排放量,以避免海区的富营养化,以预防赤潮的发生。

第五,环境污染。

具有全球规模的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化学污染和物理污染。化学污染是指人类生产、消费活动的产物、废物抛向环境,造成危害人类健康、危害生物生存,导致生态恶化的现象。而大气污染、水污染对人和生物所处的影响最为明显。人类对环境污染的数据统计十分惊人。在近百年以来,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加了20%。全球每年使用燃烧矿物燃料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达55亿吨,世界城市人口中有一半左右生活在二氧化硫超过标准的大气环境里,每天有800人因呼吸受污染的空气而早亡;全世界约有4亿辆汽车每年将大约1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层中;另有10亿多人生活在烟尘和灰尘等类颗粒物超过标准的环境之中。物理污染是指以机器、设备装置、仪器等人造物为载体,以噪音、搬动、辐射线、废热等物理运动形式散布于人类或生物所处的环境,其运动强度超过人类和其他生物所能忍耐的限度,造成人类或生物生理损害的现象。例如,噪音就被视为仅次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第三大公害。一般说来,声音在30分贝左右时,人们休息最好;如果达到50分贝以上,人们就很难入睡;强度在60分贝以上,就会引起人的烦躁不安。人们制造了汽车,以便更快地驶入现代化道路,却没想到成了现代人的病源。据统计,现代城市交通噪声经常在70~90分贝之间,人们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会得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第六,水资源枯竭。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资源,是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资源。水资源与环境密切相关,也与人口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当前,水资源问题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问题之一。地球表面约有70%以上为水所覆盖,其余约占地球表面30%的陆地也有水的存在。地球总水量为138.6×108亿立方米,其中淡水储量为3.5×108亿亿立方米,占总储量的2.53%。由于开发困难或技术经济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海水、深层地下水、冰雪固态淡水等还很少被直接利用。比较容易开发利用的、与人类生活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湖泊、河流和浅层地下淡水资源,只占淡水总储量的0.34%,不到全球水总储量的万分之一。通常所说的水资源主要指这部分可供使用的、逐年可以恢复更新的淡水资源。但总的来说,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并不丰富。尽管水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但是它的数量和再生速度都是有限的。况且这部分水分布极不均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世界用水量在逐年增加,目前全球人均供水量比1970年减少了1/3,因这在这期间地球上又增加了几十亿人口,发展了超过原来数以百倍的工业企业。按照水文学家的估算,年人均拥有水量为

1000~2000亿立方米的国家可定为水紧张的国家,当该数字下降为不到

1000亿立方米时,那么就可定为缺水国家。目前共有几十个国家被列为缺水国家,其中不少国家人口增长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水问题也日益加深。还有一些水紧张国家及部分水资源总量比较丰富的国家,水问题也在加剧,主要表现为淡水在年内或地区间分配不均衡。这种国家中一个最普遍的问题是地下水的使用超出了天然补给而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如果地下水的抽取速度大于地下水恢复再生速度,那么最终会出现因抽水设备及抽水耗能费用昂贵而无法抽取,或因地下水耗尽了而无水可取。有人预言,不久的将来,水价将超过油价;更有人说,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

第七,土地资源紧缺。

目前,人们已经感觉到在地球上的立足之地的紧张,希望去寻一块新的生命绿洲。尽管,我们身边盖起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但人们却越来越感受到生存空间的紧张,感受到在地球越来越难以立足。而造成土地资源破坏与匮乏的原因,也在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蛮横占领与滥用。比如,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沙漠,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人类居住地步步逼进。从各方面的资料证实,因滥砍滥伐而导致的沙漠化现象,已威胁地球1/3的陆地表面,全球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亿人受到荒漠化的威胁。据统计,全球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几百亿美元。荒漠化不仅对人类的生存、生活环境造成严重危害,而且成为导致贫困、造成社会动乱和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相当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国土的总和,并以每年5万至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

第八,能源矿产资源匮乏。

矿物资源是工业革命的粮食,也为现代人提供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料。工业革命,使得地下的矿物资源大伤元气——尤其是近二百年来,人类对这种不能再生的资源所采取的手段,简直就是“三光政策”,人类疯狂的开发,使过去人们所称颂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下资源得了“贫血症”,有迹象表明,许多矿物资源已经贫乏,已不能满足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了。特别是西方国家首先跨越了工业化阶段,他们利用全世界的资源赢得了本国、本地区的发展。尽管这些先期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其仍然是全球矿产资源消费的主体。目前,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费着全球62%的石油和50%以上的金属铝、粗钢和精炼铜。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仅消费全球33%的石油和不足40%的金属铝、精炼铜和粗钢。在能源资源方面,也由于超速的开采而出现了世界性的危机。有人预测,耗尽世界原油、天然气、沥青和页岩石油原有总储量的80%,大概只需要100年;耗尽世界全部煤资源的80%,只需要大约300到400年。人类决不满足于在地球上只生存那么短短的几百年。而要长期生存发展,能源量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上述一些能源资源都是不能再生的,即用完了地底下不会再长出来了。许多人对此现状感到十分忧虑,他们认为,因为能源的匮乏,世界各国对地球上能源资源的争夺也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第九,生物多样性锐减。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其他生物。地球上多种多样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为人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食物、纤维、木材、药材和工业原料。它们与其他物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系统,调节着地球上的能量流动,保证了物质循环,从而影响着大气构成,决定着土壤性质,控制着水文状况,构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生命支持系统。生物多样性具有多种多样的价值,其潜在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从长远看,它对人类最大的价值可能就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适应区域和全球环境变化的各种机会。物种的灭绝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将使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逐渐瓦解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人类对环境的滥加开发,促进了野生物种的加剧灭绝。森林的破坏以及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已经超过地球生物系统的负载能力,人类经济发展的生物资源基础开始衰竭。因森林被毁而受株连的是野生物种。据资料记载,石器时代,物种灭绝速度是每1000年为1种;工业革命的钢铁时代,物种灭绝达到每4年1种;现代处于电子和合成物质时代,物种灭绝已发展到平均每天一种的速度。而灭绝的物种又主要分布在热带雨林中。而海洋生物面临着类似的命运。据资料记载,过度的捕捞已导致东亚的沙丁鱼、西太平洋的蛙鱼、大西洋的大马哈鱼、膏鱼、鳕鱼、黑线鳕等鱼类的捕捞量降低。就世界范围来说,优良品种的鱼类已经变得稀少了。有些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捕捞量,已把渔网撒向了浮游甲壳动物,结果使以浮游甲壳动物为生的鲸鱼面临食物危机。据资料显示,自1600年以来,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物种已灭绝,目前有3956个物种被认为是濒危的,3647个物种为易危的,7240个物种被认为是稀有的。许多学者认为,地球上全部物种的四分之一可能在未来20~30年内有消失的严重危险,每天有100~300个物种临近灭绝。

拿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全国有荒漠化土地面积39.54亿亩,影响到4亿人口的生产生活;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不少城市人口基本生活用水难以得到保证;全国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每年都有近4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灾害的影响;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资源瓶颈”已经开始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契机,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迫在眉睫。二、低碳经济产生的经济背景

经济学告诉我们,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资源总是稀缺的,因而资源就需要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而粗放型增长方式却无视资源的有限性,以最大限度的投入去开发与利用资源,追求经济与财富总量的增长,放弃了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在世界范围内,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就是低碳经济产生的经济背景。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粗放型经济增长以总量与速度为目标。

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社会发展目标。具体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就是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产量。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充分体现了寻求GDP总量增加以及增长速率提高的经济目标,并不是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也往往带来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的社会后果。

第二,粗放型经济增长以资源消耗为代价。

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物质资源的投入,而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根据学术界的习惯划分方法,自然资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再生资源,如土地、空气、森林、鱼类或其他天然物种。另一类是可耗尽资源,也称为不可再生资源,如矿产。不可再生资源的基本特征是资源消耗的不可逆性,假设矿藏的初始“存量”是给定的,已经消耗掉的矿藏量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储量水平,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虽然有可逆性,但要达到初始给定的“存量”,需要经过多个甚至无穷多个生产周期才可以完成。

第三,粗放型经济增长以环境破坏为后果。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后发赶超是发展中国家的既定任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业污染、高碳排放,造成了温室效应、热岛效应以及大气臭氧层破坏;自然环境也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盐碱化,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生态平衡失调等,也出现了一系列环境恶性事件。经济建设大量占地、能源和其他非再生资源危机、人口压力超载造成的环境退化等生态问题,都可归结为因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需要大力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要求。

众所周知,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如资本的大投入、自然资源高消耗带来的,也就是依靠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这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能源、资源难以为继。我国的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144个国家的排序都很靠后,土地、耕地、森林等均排在100位以后,淡水资源量55位以后,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80位以后。矿产资源保障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我国的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铁矿石、氧化铝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矿产资源将长期短缺。如果按照以前拼资源、搞消耗的路子发展经济,能源、资源必定难以为继,因而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二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使环境难以承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历经了上百年,相比而言,我国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环境问题就已发生。粗放型增长使资源高消耗甚至浪费,直接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生态环境破坏。据一项统计数据,全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26条,重度污染的有11

条,中度污染的有28条,流经城市的河段80%被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每年堆存6亿多吨,历年总占地面积5万多公顷。由于传统的资源粗放开发利用方式并未根本转变,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护的思想仍然存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依然严重。而环境的容量与承载力相对有限,当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也就是说,超过了环境系统维护其动态平衡与抗干扰的能力,将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严重时会引起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三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使经济社会效益低下。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经济效益较低,降低了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大多数省份经济增长保持两位数的速率,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200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全年财政收入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其中税收收入59515亿元,增加5291亿元,增长9.8%。虽然已经实现了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的大提升,但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经济增长成果未完全为各地区群众所平等共享,社会可分配的财力很有限;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经济社会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是粗放型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社会结构不协调。总体上说,我国社会结构要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社会结构不相协调以及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种种偏差和不协调,是导致社会出现结构性紧张,产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问题,尤其是城乡结构问题,是社会结构矛盾的具体表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加强社会建设、调整社会结构,是目前和未来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社会结构性压力,收入差距过大、中产阶层规模过小、“三农”基础不强、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和机会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不均衡等,最终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关系是否协调,涉及社会和谐稳定与否。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社会建设,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是应对各种社会结构压力挑战的重要选择。

五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使我国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在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经济实力则是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被动地位,从而降低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逐步承担了重要角色,特别是中国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之后,明显提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力,引起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相对价格发生改变,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的加工工业已经成为国际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被动地位,加工贸易的特点是“两头在外”,突出问题是前头技术开发严重不足,关键技术大多掌握在外商手中,或者主要依靠引进,销售和服务网络也基本为外商所控制,利润的大头在别人手里,我们只是承担中间加工或者组装的任务,收取少量的加工费。同时,对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产品研发、销售网络、市场开拓等则重视不够,不仅丢掉了利润的大头,而且严重制约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因此,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展现出不同的特征。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中,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

从我国现实国情看,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效益仍然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在顽固发生作用,客观上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因此,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因素决定的效率,也要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对增长方式内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也要研究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内在机制;三是要具体联系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把握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和环境;四是要改变个别因素的一元决定论,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统性研究。三、低碳经济产生的国际政治背景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低碳经济的产生,除了生态背景、经济背景,还有一定的国际政治背景。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国际社会一直努力寻求解决的良策。由于大气温室气体及其排放空间是全球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以防免费搭车。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深远性和现实性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内部各国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国之间利益交错,难以形成共识。既要强调历史责任,又要考虑现实排放;既要考虑公平,又要追求效率;既要考虑减排潜力,又要考虑减排能力;既要考虑减排义务,又要照顾发展需求。总而言之,气候变暖具有全球化特征和历史性根源,非一时、一地、一国之问题,也非单纯的气候问题,更非一般的环境问题,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必须从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主要驱动和约束因子涉及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科学认知三个方面,而三者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政治意愿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判断,而经济利益又需要有坚实的科学基础。纵观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IPCC

的三次科学评估报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社会在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的同时,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负面经济影响也有了更多的担心和顾虑。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谈判代表,一度将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发展放在比较对立的角度去认识,而不同立场必然使争论陷入零和博弈的僵局。

美国与欧洲在碳排放问题上表现出的差异,被美国战略家卡根准确地概括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前者强调实力,而后者强调协商对话和规则的建构。这种区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

在冷战格局中,美国不得不高举自由的旗帜,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由于失去了国际力量的制约而越来越放弃了基于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诉诸赤裸裸的暴力。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两次海湾战争,美国把实力政治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导致它推动建立的联合国在国际重大政治事务中形同虚设。比较之下,欧洲国家反而采取基于规则和道义的话语政治,通过不断的协商谈判促成欧盟的形成,并不断强化布鲁塞尔政治,而且欧洲人正是以耐心的国际谈判推动了全球“碳政治”格局。

美国与欧洲在碳排放问题上的区分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欧盟国家在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世界主要国家依然采用传统能源,使得欧盟国家拥有的新能源技术无法在世界贸易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因此,欧盟国家推动的全球“碳政治”不仅是为了彰显其“世界主义”的道德优越感,而且是为其新能源技术获得更大的国际利益;更重要的是目前根据《京都议定书》所形成的“碳金融”在欧洲基本上以欧元的形式流通,这无形中使欧元具有了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能力。比较之下,美国在民主党的统治下,主要代表了石油—军工联合体的利益,因此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保持海湾国家的廉价石油供应,这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出发点。但是,美国民主党代表了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集团的利益,因此在推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不遗余力。曾经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戈尔还为宣传环境保护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当选之后,更是把环境问题与反恐问题一样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委任积极支持“碳政治”的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担任能源部长,并在国会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根据国际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美国坚持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作为其重返《京都议定书》的前提条件,这无疑为中国增加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变被动为主动,形成一整套应对“碳政治”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此相匹配的国际话语策略。

低碳经济在国际上仍属新生事物,面临诸多发展困难和挑战。目前英国等发达国家尽管制定了一些支持政策,但低碳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严重障碍,直接制约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一是地理和资源环境的影响。尽管低碳经济比传统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要小得多,而且这些影响还可以通过技术改进和政策调整被降低到最小程度,但低碳经济也会受到地理和资源环境因素的制约,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具备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二是成本因素。没有低碳技术就不会有低碳经济,但低碳技术尚处于开发应用的初期阶段,单位开发成本高,生产规模小,与传统能源技术相比,尚不具备市场平等竞争的优势。

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工业化特征非常明显。这一特征意味着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贸易地位、能源禀赋条件、能源效率状况、技术研发能力、国际技术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中国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走向低碳经济,其难度与挑战是可想而知的。

但从长远看,低碳经济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低碳经济倡导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如果加上对社会公平问题的考虑,在实施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满足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相应的碳排放权利,则与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高度一致的。从技术经济特性看,低碳经济在实质上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一技术的经济特性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开展的节约资源、能源,提高效率,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污染排放等做法是一致的。可以相信,国际上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特别是低碳经济中对传统矿物能源利用的技术革新,对发展中国家更有价值。同时,有关激励低碳经济技术研发的制度创新,也对发展中国家有学习和借鉴意义。

总之,“低碳经济”问题因气候变化问题而起,又直接指向气候变化。从长期看,低碳经济概念符合全球环境利益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要求,也迎合了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但实际上,低碳经济是建立新的气候变化制度框架的“敲门砖”。四、低碳经济产生的文化背景

低碳经济的产生是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可避免汲取了人类文化中许多优秀思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经指出,从文化上看,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中心,就是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事实上,人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既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也不能满足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西方工业文明在300年间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几乎等于传统社会的总和,但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困境,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他们发现:从基督教文明来看,人类对生物群的尊重和保护也应成为自然法的内容,包括生物自然多样化存在的权利、健康生活的权利、自由进化的权利、不受人类侵害的权利、共享于地球的权利等。为这些权利而奋斗,已成为二十年来西方环境运动的伦理基础。从伊斯兰文明来看,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就在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古兰经》提出,世间万物皆由真主所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代真主管理大地,人应该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反对穷奢极欲和浪费,最具代表性的话是,“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喝,但不要浪费,真主的确不喜欢浪费者”。从印度文明来看,印度教徒并不重视外在和物质的东西,他们重视内在精神。与其他民族崇拜不同,印度社会崇拜那些隐居于森林之中半裸体的圣徒,认为其体现出的精神力量是永恒的。因此现代印度则有抱树运动,人们抱着树,防止林业工人砍伐森林,这被全世界看作应用印度教思想的一次环保起义。

反观中国文明,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独自延续生存到今天?因为我们的文化理念蕴涵着更加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伦理与制度充满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生活方式实践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历史传统延续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大都在农业中集中地体现出来。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根据自然的法则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农业不仅决定了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决定了古代的思想风貌,其基调就是“天人合一”,人道与天道合一的观念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物质生活依据的,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人生境界。从历史和逻辑的起点看,“天人合一”首先是指自然界与人的合一。自古不变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特质。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天地人和”、“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中华民族具有勤劳节俭的美德,以及热爱自然、保护土地的优良传统,其所形成的中华文明得天地之精华,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古代的“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行,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当然,最早的“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天”,还包含“上天”,即上帝的意思,在儒家学说里还包含有道德价值理念,如“义理之天”、“命运之天”等。而且,更多的是要求人顺应天——人对自然的顺应。

儒释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犹如同胞手足,朋友兄弟,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以“天命”建立了人间尊卑礼法;孟子认为“天人相通”,人要以仁义道德来约束自己,以求天人合德;董仲舒认为“天人相类”,天人之间具有微妙的相互感应关系;宋明理学则将“天人一体”变成了心性之学,使天成为人间道德规范的终极根源。概言之,儒家主张天道即人道,天地生生之德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需要人来实现,人恰恰可以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正根源于此。

当然,过分强调“天命”,会忽视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一面。需要特别指出,儒家传统中还有一支主张“天人交胜”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荀子、王夫之等,主张一方面应当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充分运用自然规律“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又要“交相胜,还相用”,看到人的有限性,遵循自然天道的正常规律,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在第一,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反对人为、机心,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

佛教虽为外来文化,但很好地实现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华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中国特色的莫过于禅宗。禅宗所体现出的东土大乘佛教精神完全是中国式的,它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理解,对中华道德礼义的吸收,对简朴生活方式的认同,无不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佛教提出“佛性”为万物本原,万物之差别仅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其本质乃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是以消除“分别心”是佛家最根本的原则之一。

这些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和生活中就具体落实为一个“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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