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肯特·弗兰纳里,乔伊斯·马库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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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通往奴隶制、君主制和帝国之路试读：
前言
1753年秋，著名的第戎学院举办了一场征文竞赛。奖项将授予最好地回应“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以及它是自然法许可的IX吗？”这两个问题的作者。
一个来自日内瓦的名叫让·雅克·卢梭的偶像破坏者参与了竞赛。他的参赛作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没有获胜，但两百五十年之后，它却是唯一仍被人记得的。卢梭论文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它为法国革命提供了道德辩护。还有人认为卢梭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
在不到一百页的文章里，卢梭提出了比查尔斯·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相关作品早一个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框架。卢梭的成就尤其突出，因为当时他还不能利用人类学或社会学，这两门科学那时还没有出现。他也不能借助考古学，因为他比开创考古学的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还早一百二十年。
为认识不平等的起源，卢梭认为应回到最早的阶段——直到一种“自然状态”，其中人类之间的差异仅存在于他们的力量、灵敏和智力方面，且个体劳作只为满足他们的直接需要。卢梭相信人类状况中的不良特征并非来自自然而是随着它自身的发展而出现的。自尊——作为自我保护必不可少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不幸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态度让位于自爱——对相对于他者的优势地位及受他者仰慕的渴望。对财产的热爱取代了慷慨大方。最后，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将一种社会契约强加给穷人，这一契约借助为其提供的道X德辩护将不平等制度化。
考虑到卢梭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所占有的少得可怜的可靠材料，其作品的影响力更令人叹服。他对“自然人”的所有描述都是基于旅行者逸闻趣事式的记录材料。卢梭曾听说过“西印度地区的野人”是神射手，“北美的野人”以他们的力量和敏捷闻名。他还听说过非洲东海岸几内亚的土著人、马拉巴人、墨西哥人、秘鲁人、智利人以及“麦哲伦地”（the Magellan Lands）。他还知道好望角的科伊人（Khoikhoi），但却用了政治不正确的“霍屯督人”（Hottentots）来称呼他们。
挑出卢梭所有细节上的错误并不困难，但那会像批评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不知道DNA一样毫无意义。借助对两类最近的信息源的应用从而以卢梭论文为基础会更有价值。来源之一是有关远古人类的大量考古学材料。另一个来源是有关近代人类社会的人类学资料。简言之，这里所讨论的就是这两类资料源给我们的启示。
就解剖学和智力方面而言，现代人类在冰河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到公元前一万五千年，他们已经将自己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并扩散至地球上的各个主要大陆。我们冰河时期的先辈们往往生活在小规模的觅食群体中，这种群体的成员据信看重慷慨大方、分享精神和利他主义。正如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Christopher Boehm）所指出的，狩猎采集的人们通常积极防止不平等的出现。
然而，并非我们所有先辈们都延续着那样的生活。逐渐但确定地，他们中有一些已开始缔造出更大的社群，带有更多层次的社会不平等。到公元前2500年，实际上人类所知的所有不平等形式都已经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缔造了出来，且真正的平等社会已经逐渐下降到无人问津的地步。
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曾将复杂人类社会的出现与肥大症做过比较，即结构的夸张式过度生长，如孔雀的尾巴或大象的牙齿。然而，复杂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需要基因改变。它涉及一种独特社会逻辑的变化，这种逻辑使每个人类群体具有自己的特征。我们借助社会人类学了解这种社会逻辑的细节，同时通过考古学去探索其变化的长期效果。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同时借助考古学与社会人类学来揭示我们的先辈们缔造的不平等情况。几条普遍规则变得显而易见。首先，在数百种人类社会可能类型中，只有效用突出的五六种在世界不同地区反复出现。其次，在可用于为不平等辩护的数百种逻辑预设中效用XI良好者寡，仅有数十种可以在不相干的社会都找到了它们。
此书为谁而作？既不是我们的考古学同行也不是社会人类学家，尽管他们贡献了许多我们采信的资料。相反，我们为那些渴望了解她的或他的史前祖先，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涉猎的普通读者而著。
因为本书计划为普通读者而作，我们采用两种常见且容易接受的格式来标明古代事件的时间。在远古时期，其时间只能用近似值，我们用“××年前”来标明。对更近些的事件，有美索不达米亚人、埃及人、玛雅人或欧洲人历法标明的，我们用熟悉的“公元前”或“公元”系统来标示，任何报纸和新闻期刊的读者都熟悉这一系统。
本书中我们经常同时参考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人们可以将它们的关系与动物学和古生物学来类比。通过对现存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研究，动物学家为人们提供了有关它们的解剖学和行为方面的详尽知识。通过对化石材料的研究，古生物学家则向我们展示了两栖动物先于爬行动物且有可能引发了后者的兴起；爬行动物早于哺乳动物且有可能促进后者的兴起；等等。
由于通常只能与古生物化石打交道，古生物学家处于不利的地位。然而，对附着韧带、肌腱或肌肉的骨骼，动物学家则能将其与特定行为联系起来。对动物学家来说，不利之处在于：只能局限于仍与我们同时存活的生物范围。然而，古生物学家则可以用很久以前存活过的生物骨骼来填充空白。因此，一旦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信息互馈，都会增强活力。
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一旦合作也会效用最优，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多年来都不曾融洽。考古工作者经常向社会人类学家求助以解释史前材料。然而，许多社会人类学家却很难想象可以从考古学那里学到东XII西。他们认为考古学只不过是一种体力劳动罢了。
一个了解考古学贡献的社会人类学家是罗宾·福克斯（Robin Fox）。“看起来可能很陈旧，”福克斯曾写道，“考古学确实对有关过去的‘真相’感兴趣，但是，这一点可能很难做到。”他补充说，那是因为考古学“一定要不断回去面对实体遗存的原始事实，这是它的课题。这一点是它的力量所在，而非弱点”。
社会人类学家很少被迫面对实体遗存的原始事实。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能够成为真相的可能性会是无限度的。社会人类学家是自由的，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认为过去只不过是一种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想要的任何方式加以解读的“文本”。要是他们选择这么做，他们甚至还可以认为，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存在重复性模式，并且任何在社会无穷多样性中确定秩序的努力都是在误导。
考古学家们拒绝这种奢侈。例如，他们必须面对一万五千年前没有君主政体时的原始事实，还有当君主政体最终在不同大陆产生之后，他们在其实体遗存中留有一些惊人的相似迹象。
如今的考古工作者也像社会人类学家那样对社会和文化行为感兴趣了。由于他们只有过去社会的骨架式轮廓，因此处于不利地位。然而通过更多社会人类学家的作品，考古工作者们学会了为重建脆弱的社会结构该去探寻什么。同时，考古工作者们还必须认识到基本的常识：并非社会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每个理论都能成功地运用于对考古遗存的解读。
本书中我们参考的考古学与人类学证据只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小部分。在成百上千可资利用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我们选择了最适合用来解读考古学证据的那些。我们还探寻那些或记录了社会变革的重要时刻或使不平等的逻辑清晰可见的研究成果。
有选择的话，我们选用最早接触特定社会的社会人类学家的成果，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在被殖民主义或全球化无可救药地改变之前描述它的作品。那些经典研究中的大多数目前尚未被充分利用，因为它们展示不了被认为是当今潮流的人类学理论。然而，这些早期的研究能够提供给考古工作者的是不能再观察到的对土著行为的描述。将来有一天，许多社会类型即便曾经普遍存在过，也将只能像考古遗存那样存在。或许那个时候，人类学先驱的大多数作品都将会被重新发
XIII现。
对考古研究的使用方面，我们也同样是有选择的。在成千上万的可能选项中，我们选择了那些能够推断社会行为的。每个考古遗址都产生有人工制品。然而，并非每个遗址都提供显示不平等某些方面的住所、公共建筑、仪式特征或墓葬等遗存。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经常意识到并非总是最新的研究最实用。好的考古证据可以来自任何年代。我们遇到的理论与解释模型同样如此。这一点毫不意外。自然选择理论发表于1859年，今天依然适用。最早发表于1905年的相对论同样可以这样说。换言之，真正有用的理论，不存在“保质期”。
科学领域中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从不同的事实中产生意义。同时，在面向普通读者的一本书中，理论的出现应该有程度上的限定。可能再没有比对竞争假说长篇累牍的章节更“扫兴”的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曾被一位智慧的资深考古学家理查德·S.麦克尼什（Richard S. MacNeish）启发过。“理论，”麦克尼什曾告诉我们，“就像香水。用量适度，你会被追求者包围。使用失当，他们会认为你是在掩盖不好的味道。”我们确信本书中的理论只不过是在耳后洒些香水而已。第一部分 起点是平等的第一章 起源与迁徙
我们生来平等，并且我们的发祥地是非洲。无论我们是谁，住在哪里，讲何种语言，习俗与信仰如何，肤色怎样，在过去的两百万年3的某个时间点上，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非洲。
经历过几次迁徙之后，我们才到达世界各地。一次迁徙开始于一百八十万年前，将我们的一些远祖们带出了非洲，但并没有超出欧亚大陆的温暖地带。与非洲猎物如犀牛、河马和大象等一起，抵达地中海东部和北部沿岸。再从那里出发，他们中有一部分到了高加索（Caucasus）地区，同时有其他一些继续去了印度和中国。从地中海出发，他们又往西、往北扩散到了欧洲地区，在一百万年至七十万年前间抵达不列颠群岛。
我们的远祖并没有拥入寒冷纬度地区，也没有水上技能以抵达类似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地区。但在四十万年前，他们已经拥有用作狩猎的木质长矛和投掷棒，以及用于挖掘、切削、劈砍和刮削的石器了。创新看起来并非他们的强项。他们工具的变革无法想象地缓慢，并且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穿戴衣饰、想象一个精神世界或者从事艺术或音乐。通常情况下，他们制作工具的原材料来自距离自己营地三十到三十五英里的范围之内。对20世纪的觅食者来说，这是大约两天的脚程范围。
大约二十万年前，刚刚提到的人种处于衰落过程中。取代他们的是虽然在解剖学上远非完全一致但在容貌上比先辈们“更现代”的新来者。生物人类学家将他们视为至少有两个截然不同种群人类的组合：被称为尼安德特人，以及用精彩的矛盾修辞法称谓的“古现代人”。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aabo）和他的同事们曾分析过尼安德特人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基因，并将其与现代人类做比较。他们得出结论：在尼安德特人与古现代人之间，可能存在过偶尔的基因交换。4
在这两类人种之中，欧洲古典尼安德特人更为强健。他们的骸骨显示他们要比古现代人更容易骨折。古典尼安德特人通常在其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时就出现骨骼病变，很少活过四十岁以上。他们的牙齿磨损情况表明，他们有时会将嘴巴当钳子来使用。一些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凭借力量来完成的事项古现代人则要通过技术改进来实现。他们认为随着石器时代技术的加速发展，古现代人更多采用土灶来烹饪食物；发明了投矛器、飞去来器以及终极武器弓与箭；学会了如何将植物纤维制成用于索套和渔网的绳索；开始装扮自己；基于燧石、木材、骨头、鹿角和象牙等，加快了对成套工具的改进。所有这些技术提升被认为减少了对保持大型牙齿与更强壮肌肉的需要。
在以色列的山洞内埋藏的一批骸骨中，可以发现尼安德特人与他们更现代样貌亲戚之间关系的迹象。一些骸骨埋葬于十一万年到九万年前之间，看起来像我们自己的古现代人版本。然而同样来自迦密山（Mt. Carmel）地区较晚的骸骨，埋葬时间只有大约七万年前，却更像尼安德特人。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作这样的推论：第一，在如此遥远的时代，这两类人种之间哪个更为成功尚不明确。第二，假如尼安德特人和古现代人之间存在基因交换，那么近东地区就是其可能发生5的地区之一。
与这些骸骨同样有趣的是它们埋葬的细节。加利利地区卡夫扎洞穴（Qafzeh Cave in Galilee）的古现代人骸骨中有一个陪葬有海贝装饰品并撒有红色赭石颜料。另有来自迦密山崖斯虎尔洞穴（Skhul Cave）的骸骨，其盆骨处带有伤痕，看起来像是被一支木质长矛所伤。所有这些证据暗示，迦密山洞中样貌更现代的居住者，可能曾佩戴贝壳装饰、遭受过来自敌人的长矛伤害、接受过通过将尸首涂红为死后生活做准备的埋葬程序。然而，古现代人还要持续其与尼安德特人邻居间数万年的竞争。
这种全球变冷期间——被称作冰河时代的早期人类之间的斗争，至少开始于十万年前。气候方面的证据表明：七万五千年前全球气温曾显著下降。相关证据来自深海沉积物、冰川中裹挟的气泡以及湖泊淤泥中的孢粉等。最低气温出现在四万到一万八千年前之间。最后，在一万年前至今，全球气温有所回升，冰河时代基本结束。
对许多人类学家而言，冰河时代看起来就像一种逆境，在这一逆境中，一种禀赋更优的人类——更聪明、更具韧性且更能适应困境者——才可能涌现出来。另有人认为这种情节太过依赖于环境了。他们更倾向于我们的古现代祖先是借助其社会技能创造出更大的亲族、联盟及互助网络而成功的。尼安德特人的消亡
尼安德特人曾广泛散居于欧亚大陆地区，但通常会避开类似斯堪的纳维亚那样的寒冷地区。在冰河时代盛期，那时的自然环境中有驯鹿、长毛象、长毛犀牛等，欧洲的尼安德特人通常在洞穴中宿营，用篝火温暖自己的住所。他们的原材料大体来自其宿营地六十英里范围内，是其先辈们典型距离的两倍。然而，大约在三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消失了，或许是被其更具现代容貌的邻居们赶尽杀绝了。
爱德华·O.威尔逊曾指出：一旦我们的先辈们幸存下来，没有了亲缘相近的竞争对手，他们就会获得一种“生态释放效应”。这时他们就会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展现出更多的行为多样性，不再因对手的存在而不得不做出调适。古现代种群的扩散
即便是在尼安德特人消失之前，我们的更具现代容貌的祖先就已经在迁徙了。现在他们的迁徙将在旧大陆的每个角落实现，并且他们的后代将会最终殖民至新大陆和太平洋岛屿。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冰6河时代更近时期先辈们的这次迁徙活动。
首先，古现代人看起来没有古典尼安德特人那样强壮。他们不经常发生骨折且具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古典尼安德特人的身体需要大量卡路里来维持。而我们的古现代祖先由于身体更优雅且注意技术提升，因此同样数量的卡路里就能供养更多的同类。人类学家克里斯腾·霍克斯（Kristen Hawkes）还提出他们更长的寿命是对更紧张的食物采集压力的一种适应。例如，老年女性能够为幼儿提供照料，从而将育龄女子解放出来投入更多时间从事采收活动。
更持久、更有效采收活动的可能结果可以在其对移动缓慢的猎物所造成的影响方面看到。考古学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给出的两个例子是挺胸龟（angulate tortoise）与被称作好望角蝾螺（the Cape turban shell）的一种海生软体动物，两者都是南非土生土长的。挺胸龟生长缓慢。早在四万年前，南非考古遗存中的这种龟的体型就开始稳步下降，可能是因为它们开始被大量捕获以至于大多根本长不到足够大的年龄。好望角蝾螺也显示出同样的体型下降的情况，可能也是过量采猎所致。
大约在八万到六万年前的两个南非重要考古遗址证明了日益复杂的工具技术情况。在这两个遗址——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与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 Mouth），古代猎手们学会了如何利用较软的锤子和更可控的材料将燧石核加工出更多英寸长、更锋利的石叶。他们将其中一些石叶做成刮削器用以刮去兽皮上的脂肪。他们还用凿状燧石在骨头或木头上开缝，以便为这些工具装上手柄提高效率。他们还将细骨磨成锥子用来在兽皮上打孔，以便用绳索或肌腱将其缝合起来。他们还生产细小的燧石器用作复合武器上的倒刺。
早在八万到七万年前，从北部的摩洛哥地区到南部的布隆伯斯洞穴，古人就已经开始将海贝钻孔串成项链，并用代赭石和白黏土——两种天然颜料来装扮自己。
尽管一百八十万年前的人类曾倾注大部分努力来捕获大型动物，但我们最近的祖先已经开始扩展他们关于食物的观念，将鱼类也包含其中了，可能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拥有织网所用的绳索了吧。他们在食物获取方面的最重要的改善之一，记录于克拉西斯河口遗址，出现7在七万五千到五万五千年前之间的考古堆积中。
克拉西斯河口位于今天南非称作凡波斯（fynbos，字面意思为“fine bush”）的土地肥沃地区。其植物群中包括有凡波斯，一种叫作喇叭兰（百合属的一种）的植物。如同其同属的剑兰一样，它也有巨大的球茎或称球根，且喇叭兰的球茎可以食用。当凡波斯的植被被刻意烧光之后，喇叭兰会以每英亩五到十倍的密度再度生长出来。看来该地区的居民已经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因为克拉西斯河口的一些考古地层中保存有密集的经过焚烧的喇叭兰与其他凡波斯植物堆积。
这一发现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它表明彼时的人们已经拥有了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延迟回报策略。克拉西斯河口的居民们已经愿意将劳作投入在直到下个生长季节才会出产食物的活动当中，而不再局限于能够直接产生食物的植物采集或狩猎方面了。不管怎样，在其未来的时间里，他们的付出将得到比以前多五到十倍的回报。换而言之，早期的一些人已经不但学会如何从自然环境中攫取食物而且还懂得如何去经营环境。几乎可以确定，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自然的敏锐观察者，并且就像人类学家们所研究过的19、20世纪的狩猎－采集者那样，能够脱口而出数百种植物和动物，并对它们的生境偏好与行为了如指掌。
从那时起，人类干预环境的相关证据，有时称为“生态位建构”，在广泛分布的其他考古遗址中不断重复出现。
例如，考察如下案例：在两万年前的埃及，洪水期的尼罗河水位要比今天高出五十英尺。洪水期间，尼罗河湍急的河水，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湖向北流入地中海，足以淹没从埃及沙漠通向尼罗河的干涸山谷。今天阿斯旺以北的地区，有一条称作库邦尼亚干谷（Wadi Kubbaniya）的山谷自西连接尼罗河。从6月到9月期间，洪水泛滥的尼罗河倒流进这条山谷的下游部分，除少数至高点外，几乎所有沙丘都被淹没了。洪水造就了一个丰饶的小环境，鲶鱼、罗非鱼在这里聚8集，喜水植物如莎草和灯芯草在这里繁茂生长。
产卵期的鲶鱼，其首尾拍击水面产生的喧嚣声响，数百码之外都能听到。可能是这种声响吸引了石器时代库邦尼亚干谷的人群，他们在裸露的沙丘上扎下营地。随着洪水退去，他们可以在它们产卵的洞里徒手抓到罗非鱼，而鲶鱼则可以通过踢打、蹚水等驱氧方式将其逼出水面。
由于抓到的鱼太多，不可能一次吃完。由考古学家弗雷德·文多夫（Fred Wendorf）带领的一支考察队在一个营地遗址发现有超过十三万条鲶鱼骨骸，同时有证据表明这些鱼的头部曾被去掉，鱼身经熏制或干制以备随后食用。
到10月份，随着水位下降，被称作紫莎草的密实的莎草垫也裸露了出来，就像成千上万的灯芯草丛一样。莎草垫有十英尺宽，且每十平方英尺大小的范围就能产出两万一千两百块茎。觅食者们用挖掘棒收获成千上万的紫莎草块茎，同时补充以灯芯草茎及其他经烘烤的小坚果。
库邦尼亚干谷的植物采集者们已经了解到10月、11月间的莎草茎是小且嫩的；到2月、3月时，它们就会长得更大更硬，且充满苦涩的植物碱。然而即便是这些成熟的块茎，也可以通过在石头上研磨、烘烤而变得可以食用。类似熏鱼那样，莎草与灯芯草的块茎也可以储藏，且它们还富含碳水化合物。
从一万九千年到一万七千年前开始，库邦尼亚干谷成为具备了干制、熏制、研磨、烘烤和存储等技术的觅食者的富足的目的地，使他们能够将尼罗河短暂的富足变成数月的食物。并且像他们克拉西斯河口的先辈们那样，这些人还发现了掌控自然环境的好处：取走的成熟莎草茎越多，来年就会重新生出更多的新块茎。
通过埋在库邦尼亚干谷一具年轻男子尸骸判断，这些鱼和球茎的采集者们在解剖学上是现代人形态，类似今天努比亚和苏丹的居民。这个年轻人拥有不对称发育的右臂，表明他曾是一名强壮的右撇子掷矛手。嵌在其肩部的一块燧石片来自旧伤，其前臂愈合的骨折则证明他曾用那条胳膊抵御过一次重击。其死亡是长矛大小的戳刺所致，并在其肋骨与脊椎之间留有两件燧石倒刺。
考古学据此给出了有关那个时代我们先辈的两条洞见：克拉西斯河口和库邦尼亚干谷都显示了他们是自然的敏锐观察者，拥有快速提升的技术与改善自然环境的预见。斯虎尔洞穴墓葬中的矛伤和库邦尼亚干谷中的年轻人还向我们表明了一些情况：即便我们的先辈们已经提升了他们的社会技能，但还存在有邻里接触时造成杀戮的情况。换9句话说，我们先辈们的行为方式越来越像我们了。
冰河时代的后半段，我们具有现代容貌的先辈们已经散居至全世界了。这第二次大迁徙借助了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大量水体被冰冻起来的历史条件。大量水体被冻结成冰原，显著地降低了海平面，短时间内将巨大的浅海洋底变成先前相互分离大陆之间的桥梁。彼时，我们的先辈们得以殖民到其先辈们不能抵达的地方。
他们中有些人以惊人的速度向东跋涉，穿过了包括印度和东南亚等旧大陆的温暖地带。在远东地区，他们利用了较低海平面造成的巽他陆棚（Sunda Shelf）的便利条件，这片区域为暴露出来的先前洋底，将柬埔寨和越南与苏门答腊、婆罗洲、菲律宾、爪哇和西里伯斯等岛屿连在一起。所有这些区域现在都可以拓殖了。
再往南，降低的海平面短期内形成了一块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大陆，叫做莎湖陆棚（Sahul Shelf），它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联合成一个单一大陆。尽管仍有约四十英里宽的海面将莎湖陆棚与巽他陆棚相隔离，但这时我们的先辈已经掌握有航海技能，他们可以逐岛蛙跳式抵达莎湖陆棚。早在四万五千年前，他们就抵达了澳大利亚并继续进入到塔斯马尼亚。逐岛蛙跳在四万年前就将他们带到了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并在接下来的一万两千年时间内到达了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
后来澳大利亚与塔斯马尼亚的分离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成群的觅食者遍布两片大陆，随后——随着温度升高，冰川消融，海面上升——莎湖陆棚的较低部分消失了。从那时起，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与外部世界隔绝了数千年，他们的觅食生活方式保持了下来，没有受到东南亚大陆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影响。当然，澳大利亚土著也创造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并随着时光流逝进行过调整。关键在于，他们所做的任何改变都是本土性的，而不是亚洲大陆地区影响所致，大陆地区的发明如弓箭、农业和世袭不平等终究也会10出现的。
尽管南亚、巽他陆棚及莎湖陆棚地区的殖民活动令人兴奋，但它并没有北欧冰原地区的殖民更精彩。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地区的渗透远超先前的人们，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毛皮衣服保护自己抵御寒冷。他们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法国南部地区，非常寒冷，有驯鹿群出没，他们沿着这些动物迁徙所走的路线扎下营地，在它们经过的时候捕猎、食用。他们还增加了对皮毛动物如狼、狐、熊、水貂以及貂鼠等的捕猎，他们采用骨锥和骨针将这些动物的毛皮制成多层服装。多亏了考古学让我们了解了有关这些冰天雪地北部地区殖民者的大量细节，他们的一些技术类似于近代北冰洋地区的猎手。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的以及他们尼安德特邻居的肤色，都在经历着变化。
2007年有报道称，人们从两个尼安德特人——一个出自西班牙，一个出自意大利——骸骨中提取到了DNA信息。两者的DNA样本都含有称作MCIR的一种染色基因。这种基因来自父母双方，决定了孩子的红头发和白皮肤。
另有学者先前曾报道过在人类15号染色体上发现过称作SLC24A5的基因。这种基因能减少人类表皮中的黑色素或棕色素，导致更白嫩的肌肤。如今欧洲与非洲人群之间的肤色差异，它的因素占到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八。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当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光照充沛的非洲时，其肤色出于需要曾是棕色的，因为黑色素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致癌紫外线的伤害。然而，一旦我们的先辈进入到寒冷、多雾、多云的冰河时代的欧洲地区，深色皮肤的保护作用减弱了。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浅肤色却有利于维生素D的吸收，可以说重要性超过了黑色素所提供的保护作用。这表明：我们的祖先在非洲时曾经是深肤色的，冰河时代的欧洲环境则更青睐浅肤色。
白皮肤与棕色皮肤之间的差异——只是遗传方面的一种细微差别，可能只是保护一些人避免皮肤癌、另一些人免受维生素D缺失的自然方式，——曾在近代一些社会中被用来为极端社会不平等做辩护，值得深思。通向新大陆之桥
我们在亚洲北部拓殖的先辈们也在经历着基因变迁。一种变迁就是类似于欧洲地区发生的肤色变浅，但DNA专家认为其诱因则是由另11一组不同的基因引发的。
像东南亚地区那样，亚洲北部的土地面积在冰河时代海平面下降期间，变得更加广阔了。例如，一条陆桥接通了西伯利亚与萨哈林岛、北海道地区，使日本地区的殖民活动成为可能。再往北，降低的海平面还造成了另一条穿过白令海峡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桥。阿留申群岛链借助密集的浮冰也与西伯利亚联系了起来。至迟两万年前，西伯利亚的狩猎者就曾追逐猎物穿过白令陆桥进入阿拉斯加地区，发现有一大片新大陆在等着他们。
考古学家们现在相信，新大陆上的拓殖活动包括几波移民潮。一部分人通过无冰的走廊向南进入今天的加拿大与美国地区。其他人则可能借助航海技能沿太平洋海岸快速往下，在冰河时代结束前抵达巴塔哥尼亚地区（Patogonia）。
美洲土著人源自西伯利亚的一些语言学证据似乎幸存了下来。2008年，爱德华·瓦伊达（Edward Vajda）得出结论：西伯利亚的一种本土语言——柯特语（Ket），能够与一种称作纳迪尼语（Na-Dene）的美洲土著语系联系起来。纳迪尼语使用者包括有加拿大的育空（Canada's Yukon）和西北地区（Northwest Territories）的阿萨巴斯卡人（Athapaskans）、美国西南地区的阿帕切人（Apache）和纳瓦霍人（Navajo），以及阿拉斯加地区的特林吉特人（Tlingit）等。
一万五千年前，新大陆上虽然没有哪个地方人口稠密，但从阿拉斯加到帕塔哥尼亚都有人居住了。在冰河时代结束时，随着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白令陆桥消失。后来借助航海抵达者，几乎可以确定包括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可能是沿着那时无冰的阿留申群岛逐岛蛙跳抵达的。类似澳大利亚，新大陆在维京人（Vikings）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造访之前，与旧大陆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在超过一万五千年的时间里，美洲成为社会变迁的绝好的实验室，见证了多个不平等出现的独立实例。冰河时代苔原地带（Tundra）的生活
冰河时代持续越长，我们的先辈们曾经的行为表现就越像人类学家所研究的现存的狩猎－采集者。这些冰河时代的觅食者越像现存的12族群，考古学家们得以重建他们社会行为的机会就越大。
大约在两万八千到两万四千年前，由于全球气温下降，欧洲中东部的平原一度变成了苔原地带，或者说高寒草原地带。好的方面是，由于更靠南的纬度，享有更长的日照时间，这个时期的高寒草原要比今天的北冰洋苔原地带资源更丰富。另外，欧洲中部地区首要的捕猎动物是长毛猛犸象，每头这样的动物能够提供八吨的肉食。不利的方面是人们只能依赖木质长矛、徒步猎取这种动物。
迈进这个苔原时期的格拉维特人（Gravettians）适应寒冷气候，他们的工具装备类似于近代的因纽特人（Inuit）或称爱斯基摩人（Eskimo）。考古学家约翰·霍菲克（John Hoffecker）告诉我们，就像爱斯基摩人那样，格拉维特人栖居的地区没有树木，被迫焚烧如大象骨头这样的替代燃料。他们用象牙制成的鹤嘴锄挖掘冰室，用冰冻的方式将肉食储存在其中。格拉维特人发明了燃烧动物脂肪的灯盏，使用类似爱斯基摩女子所用的圆叶刀。
在较温暖的纬度地区，我们的先辈们居住在树枝与野草搭建的防风墙内，但这不能适应苔原地带过冷的气候。在诸如乌克兰的嘎嘎里诺（Gagarino），格拉维特人向地下挖掘创造了更保暖的半地穴式房屋。借助火膛遗存的数量，考古学家们认为在一些格拉维特营地中，每个活动季节里可能曾居住过五十甚至更多的人口。多个家庭聚在一起捕猎大象和驯鹿，然后再分开一段时间。通过跨越几百英里范围的相互访问、仪式合作和原料交换来维系社会网络。与爱斯基摩人一样，格拉维特人也用象牙雕刻人像，尤其喜爱丰乳肥臀的女人像。
在两万四千年到两万一千年前间，欧洲平原处于极其寒冷的时期，格拉维特人并没有滞留在此静待气候变得更糟糕。我们接下来讲述的是科斯田基（Kostienki）遗址——位于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大平原上——的故事。
在科斯田基，有相当大一群猎象者群体居住在一座大型公共长屋内，这座长屋有一百十九英尺长、五十英尺宽。房屋内有一排十个炉灶沿轴线排列，沿房屋的外围是填满宰杀动物骨头的深坑。这种模式表明：或许曾有十个血缘核心家庭——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炉灶——在这个温暖的公共庇护所建筑中相互协作，共同捕猎、存储及食用猛犸象。考古学家卢德米拉·雅科夫列娃（Ludmilla Iakovleva）报道说，松戈尔（Sungir）——同一时期的另一座营地发现有墓葬陪13葬三千多件骨珠，还有坠饰、石手镯和象牙人像等其他物件。
大约一万八千到一万四千年前，冰河时代的极冷阶段缓解了，人们又回流到格拉维特人废弃了的区域。地表景观从苔原地貌变成为被称作泰加群落（taiga）的景观，基本上是一派带有常绿植物、柳树和桦树的灌木草原景象。
从基辅东南的一处岬角俯瞰乌克兰的罗萨瓦河（Ukraine's Rosava River），那里分布着该时期的一处被称作梅日里奇（Mezhirich）的遗址。10月到5月间，这里曾是捕猎猛犸象和驯鹿的最佳场所。狩猎季期间，许多家庭汇集于梅日里奇，修建起更小的且更稀疏的房屋，而不是住在大型公共住所里。这些房屋差不多二十英尺长，整个营地总人口可能曾有五十人。
梅日里奇的房屋与先前所见的均不相同。这些建筑可能是用白桦或柳树枝干做框架，以猛犸象皮做覆盖，这些材料都没有保留下来。留下来的是用猛犸象骨头堆砌至屋顶的围墙。每家都有自己的建筑设计。住屋一使用了九十五件猛犸象下颚骨搭建，以颚骨朝下呈人字形模式垒砌而成。住屋四的建造者则采用了颚骨朝上朝下交替垒砌的方式建造。
据考古学家奥尔加·索弗（Olga Soffer）的研究，梅日里奇的猎人们用猛犸象牙制成人像、坠饰、手镯和精致的饰板等。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住屋一中发现的纪念性艺术作品。有人在这里曾支起一具猛犸象的头骨，并在其前额部位用代赭石绘上圆点、平行线和枝叶等图案。考虑到这件艺术作品所需的空间规模，我们怀疑：住屋一是在其作为一间住所用过之后，又被改做举行狩猎巫术的建筑。
迄今为止，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现有至少二十个该时期的房屋群落，往往三到四座房屋成组布列。它们会让一些研究者回想起20世纪爱斯基摩人所建造的鲸骨房子。除了屠宰猛犸象、诱捕毛皮动物之外，这些古时候苔原环境中的居民还迫使孤狼变成结群动物。若喜爱狗的话，他们还有一点值得称道：他们育成了世界上第一只家狗14——冰河时代人类最好的朋友。
梅日里奇居民所用的原材料来自遥远的地方。他们的石片中有一些属石英晶体，来自东南六十英里的区域；一些珠子则是琥珀，来自西北六十英里的地方；还有其他珠子则为海生贝壳化石，来自南部两百英里的远方。有关因素表明有可能这些材料曾经历过群体之间的贸易交换。
带着这些艺术记录材料（或许只是狩猎巫术），现在让我们再向西转向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地区。约一万五千年前，在冰河时代晚期，这些欧洲地区为带有矮白桦树和柳树的高寒草原气候。
在法国发现该时期的一处遗址后，考古工作者将该时期这片区域的人群称作马格德林人（Magdalenians）。他们赖以生存的驯鹿已经被拿来和瘠地冻原地带（荒原地区Barren Grounds）爱斯基摩人所仰赖的北美驯鹿（caribou）做过比较，实际上是同一种动物。
一万五千年前的马格德林人已经拥有了先进的狩猎技术：弓箭、投矛器和鱼叉等。驯鹿为他们提供肉食、用作灯燃料的脂肪、做衣服和帐篷的皮草、做皮带的肌腱以及制作工具的鹿角和骨头等。除了驯鹿之外，马格德林人还捕猎野马和欧洲野牛，诱捕北冰洋野兔、雷鸟与松鸡，捕捉大马哈鱼、鳟鱼和梭子鱼等。类似于早期库邦尼亚干谷的渔人，他们可能还曾熏制渔获以延长适用期。马格德林人逐猎物迁徙，冬天住洞穴，夏天则栖居河边营地。
考古证据表明，约一万五千年前绘画艺术、音乐和装饰品业已充分发展。马格德林人吹奏用兽骨雕成的笛子、雕刻表现人与动物的造像，并用骨头、象牙和动物牙齿制成的珠子、坠饰来装扮自己。然而，他们涉足人文领域最为人所知的表现，可以在法国拉斯科（Lascaux）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Altamira）的洞穴石壁上看到。这些冰河时代晚期的人们在这些地方描绘出了鹿、野牛、猛犸象、执弓猎人以及被弓箭射中的动物、人等的写实场景。即便是最审慎的考古学家也认同：必须承认马格德林人已经完全等同于晚近时期的狩猎－采集社群了。这就打开了通向由20世纪人类学家们收集的关于现存15觅食者详细信息的巨大档案库。
因此，我们对不平等起源的探索就可以将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当作起点。为什么有关“现代心智”（Modern Mind）的证据没有更早出现？
大多数观察者都认可马格德林人行为所反映出的心智，已经与发掘他们的考古工作者们所拥有的心智同样完整了。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了如下问题：假如古现代人遍布世界各地至少有十万年、制作装饰品有八万年、雕刻塑像也有两万五千年了，为何直到一万五千年前“现代心智”的非常明确的证据才最终被人类发现？
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普遍接受的答案，但已经有人提出过一些见解。一种流行的观点坚持人口密度的增加是其原因。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们认为：生成绘画艺术、音乐和象征行为的才干，可能在整个冰河时代都一直存在，但只要人们还能不断向无人居住的荒野扩展，它都处于潜在状态。一旦当这个世界更普遍地被狩猎者和采集者群体所占据时，至少理论上如此，就将产生使用象征主义来制造族群身份和文化边界的不断增长的压力。毕竟，这些用来调节相邻族群之间互动关系的行为之一是仪式，而且仪式通常包括有绘画艺术、音乐和舞蹈。
我们承认冰河时代期间发生过人口增长。然而我们怀疑，还有另外一个进程同时发生，它解释了象征行为的考古学证据出现不连续性——一些地区强而另一些地区则弱些的原因。它的确与人类学家雷蒙德·凯利（Raymond Kelly）最近强调的两类狩猎－采集群体之间的重要差异有关。这种差异取决于一个觅食者群体是否拥有大于扩大家庭规模的永久性社会群体。
用凯利的话说，许多觅食者——包括加拿大北极地区奈特西里克（Netsilik）和卡里布（Caribou）爱斯基摩人、坦桑尼亚哈扎人（Hadza）以及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的巴萨尔瓦人（Basarwa）等——曾“仅仅”证明了“在每个社会都存在的作为文化共相的那些社会群体，再无其他”。这些社会都有核心家庭与扩大家庭，但扩大家庭很少有在父母双亲死亡后仍持续下去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家庭都没有组成被人类学家称作氏族或基于祖先继嗣群（ancestor-based 16descent group）的更大的社会单位。
然而另有一些觅食者社群却以拥有更大的社会单位为特色，它们都包括有许多家庭。澳大利亚土著人社会拥有超过家庭规模的多层社会单位。拥有宗族、亚氏族和氏族的觅食者群体通常比没有氏族的拥有更大的人口密度，并且已超越了将扩大家庭组织起来的非正式方式。实际上他们缔造出了由互为亲属关系的（且不论是否属实）人组成的大型群体。为此目的，他们扩展了自己语言中对更大群体中不同类别亲属的专门称呼语。
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将一个社会分化成这样一些单位。有时不论是按照父系或者母系血统，每个社会单位仅按照单一性别的血统来计算。早期的人类学家们需要一个词语来称呼这样的多世代社会单位，于是就借用了古代苏格兰高地人的“氏族”一词。在其他情况下，一个社会单位则可能按照一个真实的或者神话式的祖先来计算，且不存在对其中一种性别更为看重的情况。氏族和基于祖先的继嗣群均可由被称作世系的较小的社会单位来组成。
凯利曾重构了为缔造出氏族而将社会进行改造的可能方式。例如，按父系继嗣的情况下，最初的创始家族最有可能是由一组兄弟们的子子孙孙来统领。实际上，同氏族的人所建立其上的纽带在无氏族社会中的兄弟们之间就已经存在了。通过扩展早先的社会预设，即“兄弟们应一起打猎并相互合作”，他们建立了任何同一祖先辈分的兄弟都应一视同仁，并以此作为联结活着的男子与其所谓创始人（群）之间持久关系的纽带。进而每个氏族则是由存在亲属关系的世系或亚氏族组合而成的。
冰河时代晚期缔造的多世代宗族和氏族为什么会将绘画艺术、音乐、舞蹈和身体饰物的应用不断扩大呢？答案就是：尽管个人出生在一个家庭里，但他必须接受纳入氏族的启蒙。启蒙仪式过程中，氏族的秘密会传授给新加入者，并且他们还要经受特定形式的严酷考验。当然，即便没有氏族的社会也存在仪式，但拥有氏族的社会具有多种层次的仪式，要求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绘画艺术、音乐、舞蹈和礼物交换等。
还有其他用来建立各个氏族身份并用来定义其与同一社会中其他氏族关系的仪式。乱伦观念通常适用于氏族层面；这种情况下，氏族成员必须与本氏族以外的对象通婚。当这种婚姻出现时，夫妇双方及其各自的氏族通常都会交换礼物，且新郎方甚至有可能必须支付一种“聘礼”。所有这些仪式都为音乐、舞蹈、绘画艺术、财物交换以及17身体装饰等在超越无氏族社会规模程度上的实践，提供了条件。
因此，我们提出：即便没有冰河时代人口增长的压力，更大规模社会单位的产生也会不断升级象征行为——实际上，激发人文精神。这一情景能够解释为何象征行为的考古证据会在不同时期出现在不同的地区。简而言之，并非所有冰河时代的社会都完成了大于扩大家庭规模社会单位的转变。
目前提到过的冰河时代各个社会当中，我们觉得东欧地区的猛犸象狩猎者可能拥有氏族或基于祖先的继嗣群。似乎更确定的是马格德林人曾经拥有这类社会单位，深藏于法国和西班牙洞穴中的绘画场景就是直观的教具，通过它们教给新成员以有关他们社会单位起源的神话和可接受的行为规范等。考古学家莱斯利·弗里曼（Leslie Freeman）指出，西班牙洞穴中的一些绘画场景让新成员只有在匍匐经过狭窄的通道之后才能看到，以使这一经历成为更令人难忘的一场考验。
有氏族的社会比没有的更具优势。他们缔造出庞大的人类群体，宣称互为亲属，他们可以依靠氏族防御敌人，为主要仪式积累食品与财物，或者集合起来支付聘礼所需的资源等。
基于氏族社会的优势甚至还能为我们讲述有关尼安德特人消失的一些情况。尼安德特人表现为低人口密度，并且不存在大于扩大家庭规模社会单位的考古学证据。在面对面的领地竞争中，他们或许不太可能抵御得了组织成氏族的古现代人。我们之所以发现这一可能性，是因为直到20世纪绝大多数没有氏族的狩猎－采集社会都被驱逐到了世界上最不适合人居的自然环境中。他们是被具有更复杂社会组织的群体排挤到那些地方的。
大众媒体倾向于认为尼安德特人只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智慧与我们更具现代容貌的先辈们竞争，但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听起来带有种族主义意味。尼安德特人经历的也许只不过是大多数没有超过扩大家庭18规模社会单位觅食者的道路罢了。
然而，在恭喜我们冰河时代先辈们缔造出氏族之前，需记住这样的事实：他们已经迈出了带有意料之外后果的一步。氏族带有一种“我们对他们”的心态，这一点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逻辑。带有氏族的社会比没有氏族的社会更倾向于从事群体暴力。这一事实对战争的起源意义重大。带有氏族的社会还倾向于拥有更大程度的不平等。本书的后面部分我们将遇到其不同氏族按照声望高低逐次排定等级并且氏族间激烈竞争的社会。此类不平等的萌芽在冰河时代晚期就可能已经出现了。第二章 卢梭的“自然状态”
卢梭认为要理解不平等的起源，人们需要转回到很久以前，那时自然界提供了人类所需的一切，个体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各自的力量、敏捷和智力。人们同时拥有“无政府的自由”（没有政府或法律）和“个人自由”（没有主宰或顶头上司）。那个时代的个人，19被卢梭称为“自然状态”，展现出自尊但回避自爱。
大多人类学家都不喜欢“自然状态”的说法。他们不相信古现代人类曾经历过文化过于孱弱以至于其行为主要靠自然来支配这样的阶段。尽管承认文化能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人类学家们还是认为是人类自己决定着他们文化的内涵。因此，在进化心理学家们贸然告诉他们人类社会行为的某些部分是“由大脑皮层决定”的时候，许多人类学家会勃然大怒。
然而，假定我们向人类学家提出一个争议较少的问题：什么形式的人类社会会因为其高度平等主义的特质而最适合作为研究不平等的起点？如果那样的话，许多人类学家将回答：“是那些不具有超过扩大家庭规模群体的狩猎－采集社会。”
本章我们考察四个这样的社会：传统卡里布与奈特西里克爱斯基摩人，他们生活在像冰河时代欧洲那样寒冷的环境里；还有传统巴萨尔瓦人与哈扎人，他们生活在类似我们最早祖先曾生活过的非洲动物世界中。我们并不着眼于这些族群的21世纪后裔；相反，我们关注人类学家最先接触到他们时曾经的生活方式。任何觅食者社群在其首次被描述时所遭受因西方文明接触而发生的变化越少，关于这个群体20的描述对我们重构古代生活就越有价值。
一些首次访问无氏族觅食者的西方人认为他们是凝固在时间中的旧石器时代人。这种观念太过幼稚且有损尊严了，以至于会引发对抗性反应。旋即修正主义者声称新近的觅食者们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过去的事，因为他们仅是文明扩张的受害者而已。修正主义也走了极端，眼下钟摆正摆回到更平衡的位置。
一些为平衡位置做辩解的雄辩者是曾在觅食者当中生活过许多年的人类学家。已故的、为研究北冰洋的狩猎者奉献了一生的欧内斯特·S.（“泰戈尔”）小伯奇［Ernest S.（“Tiger”）Burch Jr.］，认为工业化国家倾向于吞噬掉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未被改变的少数族裔。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借助晚近的觅食者去理解他们的史前同类。按照伯奇的说法，我们需要做的是选定一种独特的社会形式——无氏族的觅食者应是一个例子——并建构一种社会模式，这一模式可以用作古代与现代群体间的比较。若我们工作做得到位，我们这种模式的一些方面将可以用于所有无氏族社会，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换言之，如果发现一万年前的觅食者所从事的事，他们的同行在20世纪仍旧坚持着，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大可能源自西方文明的影响。
本章中我们要考察的最重要的行为之一就是大范围邻里合作网络的缔造。我们同时还要考察远古时期类似网络的考古学证据。冰上求生
考古学家们曾经常拿冰河时代的格拉维特人和马格德林人同晚近的爱斯基摩人（或如他们自称的“因纽特人”）作比较。冰河时代用冰冻来保存的肉食、用动物骨骼建造的庇护所、类似于爱斯基摩女子的圆叶刀（ulu）的刀具、动物脂肪灯盏、象牙雕刻以及倚重于驯鹿等，全都支持与现存的北极人群做比较。当然，欧洲的冰河时代结束于一万年前。但晚近至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的极地地区仍旧有土著觅食者存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工业化西方世界的影响，他们谋生21的环境类似于冰河时代。
爱斯基摩人并非最早进入美洲北极地区的人。考古材料显示：这些地区最早的一些居民为寒带森林猎手，他们的行为类似于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卡人。然而，大约四千年前，一组被称为“北冰洋小石器传统”的考古遗存组合则预示着后来的爱斯基摩文化。其居民使用小型工具，为保暖居住在半地穴房屋，房屋带有隧道入口，实质上是后来冰屋（igloo）的草皮顶版本。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一种新型且更令人信服的原始爱斯基摩人文化遍布西自麦肯齐河（the Mackenzie River）东至哈得孙湾（Hudson Bay）的加拿大北极地区。被称作“多塞特文化”（Dorset Culture），它是由北极地区的猎手们缔造的，这些猎手晚上点油灯，用切雪刀建造冰屋，为雪橇制作骨质衬垫，用鹿角或海象牙尖刺在冰上行走，还留下有可能是独木舟的模型等。
然而，西方了解爱斯基摩人文化的丰富内涵要花费数千年的时间。爱斯基摩人类学的伟大先驱是勇敢的可努兹·拉斯姆森（Knud Rasmussen）。成长于格陵兰岛（Greenland）上一个丹麦聚落，拉斯姆森在孩提时代就学会了与当地爱斯基摩人交流。到20世纪20年代，他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开始研究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过去八十年里，每个爱斯基摩专家都在知识方面受益于他。
当然，20世纪20年代的爱斯基摩人，对多塞特文化一无所知。类似我们所知的每个社会，他们拥有自己的对所在世界来源的宇宙论阐释。并且这种宇宙论为他们的社会逻辑提供了道德辩护。
例如，加拿大北极地区中部的奈特西里克爱斯基摩人，相信大地亘古存在。然而在神话时代，人们生活在类似北极冬天那样的持续黑暗中——没有阳光，没有动物，没有欢乐或痛苦存在。后来，努莉雅尤克（Nuliajuk）——乘独木舟的一个孤女，沉入到洋底，成为海的女主人。之后她创造了所有动物、所有繁重的工作以及所有的快乐。
在那个远古时代，人和动物都能讲话，并且他们之间仅有些许差别。最后，北极兔喊着要“白天”，于是有了光明；但白天被迫与黑夜交替，因为夜间活动的北极狐狸喊着要“黑暗”。
最先没有奈特西里克人，只有图恩利特人（Tunlit），或称“古圣”，这些超自然的人们使土地变得适合人居。在奈特西里克人到来时，图恩利特人就离开了，但在那之前他们就发明了刺鱼用的鱼叉、徒步驱赶驯鹿用的长石墙、捕鱼的拦河坝以及从独木舟上捕猎驯鹿的22技艺等。
在奈特西里克人的宇宙观里，神仙、人类与动物是从原初混沌状态的差异化渐进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欢乐与痛苦制造出来是为了赋予生命以意义。随着显性世界的明朗化，道德秩序得以确立，一系列抑制恶行并加强约束的禁忌也得以出现。
由于人类和动物都有呼吸，他们能够与天空之神交流。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差异在于人有名字；人的名字非常重要，它使一个人优越于驯鹿或海豹。天空之神，他的行为可以在风和天气中感受到，是比其他神仙更神秘且更强大的三个神仙中的一位。其中第二位是已经提到过的海洋之神，她掌控着所有海洋生物的灵魂。第三个是月亮之神，她掌控着地上所有动物的灵魂。
如同许多觅食者社会，爱斯基摩人相信人类将会轮回重生。他们面对死亡表现坚韧，因为他们将死亡视为灵魂从一个躯体向另一个躯体的循环。偶有年老的爱斯基摩人，疲于饥寒交迫中的挣扎，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确信能够作为一个新生命再度轮回。这种信仰如此强烈，以至于婴儿可以用一个过世老者的名字来命名，甚或称作“奶奶”或“爷爷”。
爱斯基摩人喜欢孩子，但是处在饥荒流行的地区，他们对转世轮回的信仰使杀婴成为困难时期的现实选择。当一个家庭知道它不能够负担额外一份口粮时，可能会简单地将一个新生儿放在外面冻死——实际上同时告诉其灵魂说：“请晚些时候再回来吧，现在不是个好时机。”这种行为是在婴儿命名之前实施的，因此，轮回于其中的灵魂将不会受辱；事实上，不带名字的魔法，这样的小生命还不成其为人。假如另一家庭听到婴儿的啼哭，并认为他们有法子养活它，那么他们就该收养。
加拿大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大多爱斯基摩人都生活在没有氏族的社会中，将他们的纪年分作捕猎驯鹿、叉海豹和抓鱼等时节。当男子们杀死海豹和驯鹿之后，剩下把动物尸首处理成肉、皮、骨及有用的器官等繁重的工作就落在了女子们身上。在维持较低人口密度和乱伦禁忌的条件下，有些时候很难发现一对夫妇，尽管如此，婚姻仍是第一23位且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
在哈得孙湾的卡里布爱斯基摩人之中，常年存在的杀女婴导致婚龄女子短缺。因此，一些家庭在自己孩子的婴儿期就订立婚约，希望确保每一位猎手都会有一位妻子。爱斯基摩人的婚姻不得不是一种弹性关系，以便适应各种各样的经济情况。按照泰戈尔·伯奇的说法，其主要的四种形式如下：在一种类似西方人的婚姻类型里，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相互吸引然后结婚了。然而，第二种婚姻类型包含有一名男子和两名妻子。这种一夫多妻的联合型，只有在一名天赋异禀的猎手能够杀死足够多的猎物来供养两个妻子并且需要她们只是为了处理这些猎物尸体的情况下，才具可能。其第二个妻子也是在结发夫妻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增加的，并且年长的妻子通常保持主导地位。
在常年存在杀女婴致使适宜新娘短缺的地区，还存在第三类婚姻：一名妻子和两名丈夫。对女性而言，为两个猎手处理动物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没人会指望男子们自己来处理这些猎获。两个丈夫充当孩子们的“共同父亲”（co-father）。
最后，一些爱斯基摩人实行一种联合婚姻，其中两对夫妇共享性伙伴。这通常发生在两个男子一起狩猎且成为密友的条件下。有时妻子们被迫卷入联合婚姻中；有时她们是自愿加入的。联合婚姻的好处之一是所有两对夫妇所生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定下了食物分享、相互保护和相互支持的长期义务。卡里布爱斯基摩人与平等主义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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