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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托尔斯泰,吴兴勇译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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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复活试读:

导读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首屈一指的大作家,他于1828年出生于俄国图拉省的一个贵族家庭。1852年,他24岁时,发表小说《童年》,从此走上了俄国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高加索的俘虏》《两个骠骑兵》《十

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哥萨克》《一个地主的早晨》《茨冈生活一页》《艾伯特》《琉森》《教育的果实》《黑暗的势力》《克莱采奏鸣曲》《十二月党人》等作品,他是一个高产作家,以文名震动俄国朝野。特别是他还写了大量涉及政治和宗教的文字,如《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的信仰是什么?》《上帝在你心中》《政府、革命者、人民》《两条道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宗教,它的实质在哪里?》等。他于1873年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于1900年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院士。

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是1863年他35岁时动笔写的,一共写了四卷,1869年,他41岁时,该长篇的最后一卷问世。这是一部描述1812年法国拿破仑侵略俄国,最后被俄国军民击败的作品,构思宏伟、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动人,在战争小说方面,可称古今之最。它曾被西方和俄国拍成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部小说在激励俄国军民保卫祖国、抵抗德寇入侵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1873年,他45岁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该小说于1877年他49岁时最后脱稿,发表后在彼得堡文化界引起轰动。这是一部描写贵族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悲剧的小说,可说是作家文学成就的顶峰,在19世纪的世界文坛中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优秀作品,多次被俄国和西方搬上舞台和银幕。《复活》是作家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第

部最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作家于1889年10月他61岁时开始构思,1899年他71岁时才完成,前后历时十年,可说是作家呕心沥血、竭智尽力、精益求精的力作,又是一部涉及俄国当时政治和宗教的小说,题材惊世骇俗、发人深省;内容有劝人为善、矫邪归正的作用。其问世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法官柯尼向托尔斯泰讲了一件他亲自审理的真实案件:一个妓女被控盗劫,审判时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法庭充当陪审员。这个年轻人忽然发现这名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当了妓女。这个年轻人目睹此事,良心发现,决心以行动来补赎自己早年的罪过,他主动找到在法院当检察官的柯尼,说他自己有造成这名女子堕落的良心、道德责任,因此他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只要在各方面帮助这个女子就可以了,何必与其结婚呢,这事对双方都不合适。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在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症死了。

这个故事的感人之处在于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能够忏悔,自古贵族强奸民女,不计其数,谁也不追究其责任,其作恶者更不会忏悔。这个年轻人不但认错,而且愿意与这个被害者结婚,这等于要给予其加倍的赔偿。作家听了,也被其精神感动。

这个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于是产生了名著《复活》。

这个生活中的故事本是一个悲剧,该女子被诱奸、被逐出,沦落为娼妓和罪犯,而当其最初责任人愿意补赎、好运将至时,她又得病身亡,这真是太悲惨了。

托尔斯泰最初动笔时,为迎合一般读者的心理,曾想将这个悲剧写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尾:男女主人公捐弃前嫌,终成眷属,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男的著书立说、教育孩子,女的读书进修、帮助丈夫,两口子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托尔斯泰后来发觉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最后在他的定稿中,男女主人公无缘结合,男主人公一片热忱和努力,却没有获得他期望的结果,最后他只能在宗教中寻求解脱,而女主人公与一个流放犯结合,继续在西伯利亚过苦日子。

在作家的笔下,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原本是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姑娘,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她对聂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种少女朦胧的初恋,但这种感情不久就被贵族少爷糟蹋了。她怀孕后被驱逐出贵族之家,历尽人间沧桑,沿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下滑,最后滑进火坑,过了七年非人的生活。但苦难还没有到头,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监狱,被押上审判台。

卡秋莎·玛丝洛娃恨那个最初造成她失身并且怀孕的聂赫留朵夫,但一旦发现后者确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她还是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为聂赫留朵夫日后的生活着想,拒绝了他的求婚。

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在小说的前半部,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贵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却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赞扬,简直成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

他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主动到监狱去求她饶恕,并愿意同她结婚,以此来赎罪。但最初他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地觉醒和复活。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以免弄得他当众出丑。但接着他还是鼓起勇气去监狱探望卡秋莎,这是他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个充满空想的精神探索者终于采取了切实的行动,走上了告别旧我的第一台阶。

从此以后,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他背叛贵族上流社会的“苦难历程”。他先是彻底否定了自己(这极其困难,但他做到了),然后否定了自己的贵族朋友,否定了整个上流社会。为了解救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农村,访问一个又一个法官、将军、省长、国务大臣、宫廷侍从。他从解救玛丝洛娃的行动中,逐渐产生和增强了背叛上流社会的决心。

作者和所有善良的读者一样,衷心希望历尽苦难的卡秋莎最后能获得幸福,也希望洗心革面的聂赫留朵夫能如愿以偿,因为大家看到他对卡秋莎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称得上是“苦恋”。但是,托尔斯泰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不能为迎合一般读者的心理而歪曲现实。他说:“在艺术中不能撒谎。”

卡秋莎·玛丝洛娃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这一点不难判断。卡秋莎看到了聂赫留朵夫不仅为她的冤案奔走,而且为其他受冤屈的囚犯出力,还为革命家做事。他任劳任怨、百折不挠,表现出一片诚意。对这一点,她感到欣慰。宽宏大量、原谅可以原谅的人,这也正是下层人民的一种美德。

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不是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初恋是纯洁的、真挚的,她在内心一直保存着这份珍贵的感情,只是将它“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非常严密。像她这样一个深情的女人,在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之后,对他并非不可能重新产生爱情。但为什么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呢?一般的评论家说,她对这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她要是同意结婚,势必严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会将很难生活。这是她不愿意看到的,她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也决不去伤害他人,这是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也是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为人之道。

卡秋莎·玛丝洛娃为什么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呢?一般的评论家认为,西蒙松是个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在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对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过对他的爱。这种感情大大不同于她早年对聂赫留朵夫的迷恋。他们的结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要进一步了解本书的内容,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还要考虑到西方基督教和俄国东正教的教义和教理,同时也应了解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点,这样的故事只有在相信基督的俄国才会出现,这样的奇异小说也只有俄国的大作家托尔斯泰才会写成。在其他民族中不会出现这样的奇事,其他民族的作家也不会将一个故事这样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的肉体是灵魂的囚笼,肉体代表人动物性的一面,它有七情六欲,都是罪恶的,灵魂只有摆脱了罪恶的肉体,回到高超的精神境界,才能复活,得到永生,不然的话,就会永远沉沦于淫欲的苦海,无法得救。所以小说中的聂赫留朵夫进行深刻的忏悔,竭力改恶从善,克服自己的种种欲望,这都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救。他想和玛丝洛娃结婚不是一种欲望的表露,而是一种精神的需要,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救玛丝洛娃。

但聂赫留朵夫的宏大志愿只是一种宗教的空想,一种乌托邦。人是一个生物,精神境界固然重要,肉体的需求同样不能忽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托尔斯泰主义的体现者聂赫留朵夫将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动物人)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这是一种谬误,本着这种谬误行事,必定会

处碰壁。聂赫留朵夫之所以拒绝公爵小姐米西的求婚和贵妇人玛丽爱特的求爱,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肉欲的爱,他之所以想和苦役犯玛丝洛娃结婚,是因为他要以此来赎罪,以求得灵魂的得救和复活,也就是说,他寻求的只是精神的爱,而这种精神的爱玛丝洛娃并不需要,她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西蒙松的爱情,这也是她拒绝聂赫留朵夫的真正原因。

处事往往走极端是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和哲学,托尔斯泰主义、民粹派都是一些极端主义,与我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相背离。处事应保持不偏不倚的黄金界限,过分真诚就会专干傻事,过分无私就会苛待自己,不爱惜自己和不爱惜他人同样是罪过。聂赫留朵夫从宽绰的大住宅搬入肮脏的公寓,将土地分给农民,把姑妈留下的田庄廉价卖掉,把身上的钱都施舍给贫民,不结婚,不要孩子,将最后一点产业也让给了姐姐。他这样做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响呢?他将土地分给农民,自己放弃所有的收入,农民反而不敢接受,以为这是东家的诡计;他施舍金钱,遭到渡船上老头的拒绝;他将最后一点产业让给姐姐,却正好中了庸俗的姐夫的心计;他最后还不死心,说要继续帮助玛丝洛娃,也同样遭到了她的无情拒绝。无私和博爱是对的,但凡事都有个度。

再看那些民粹派吧,这些贵族青年,过优裕的生活过厌了,步入一个危险的极端,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掷炸弹,放冷枪,暗杀愿意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结果他们自己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治处死,或是死在荒凉的西伯利亚。

最后,我们认为,做事既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也应该有利于自己。既需要精神的人复活,也需要肉体的人复活。

中国的道教就注意养生之道,关注今生今世的福祉,希望肉身的不灭。这倒是一种可行之道。让灵魂来否定肉体,是对神圣的生命的偏离。《马太福音》第十

章,第21节,当时,彼得走到他的跟前,问道:“主啊!我的兄弟对我犯了罪,加害于我,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饶恕

次够了吗?”第22章,耶稣对他说:“我没有说只饶恕七次,而是饶恕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3节,你自然看到了你兄弟的眼中有刺,可你感觉到你自己眼中的原木了吗?《约翰福音》第八章,第7节,……你们中谁没有罪过,就可向她扔石头。《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0节,学生总不能胜过自己的老师,但是,任何人如能不断地完善自我,都可达到和他的老师并肩齐驱的地步。

第一部

成千上万的人往往集中在一个不大的地点生活,不管他们怎样破坏这片土地,将它搞得遍体鳞伤;不管他们怎样在土地上堆满石头或铺上水泥、沥青,使任何草木都无法生长;不管他们怎样努力铲除各种从夹缝中冒出来的青草;不管他们怎样用煤烟或油烟熏黑、污染这片土地;不管他们怎样不断砍伐树木、驱赶动物和鸟类,但是春天依然是春天,即使在空气污浊的城市中也能感受到春的来临。艳阳高照,草木飞长,大地又复归绿色。凡是人们没有把草根完全铲光的地方,春风一吹,青草又开始生长,它们不仅生长在城市中心林荫道的绿油油的草坪上,而且还从铺路的青石板的夹缝中冒出头来。桦树、杨树、稠李树都伸展开它们有浓郁香味的黏性的树叶,椴树身上也突现众多破皮而出的幼芽。寒鸦、麻雀、鸽子都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在欢乐地筑巢,墙角的苍蝇也被阳光晒热了身体,嗡嗡地叫了起来。春天是欢乐的,无论草木、飞鸟、昆虫或孩子都感到欢乐无比。但是那些大人物,或成年人并没有因为春天来了而稍稍开心,而是在继续欺骗和折磨自己,或在继续互相欺骗和互相折磨。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的世界的美,这种美为了造福天下众生而存在,它带来和平、协调和爱。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这种美,在他们看来,最神圣和最重要的当务之急是怎样使用阴谋诡计去制服和统治别人。

因此,在省城监狱的办公室里,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大自然赐予一切生物和一切人的春天的和谐和欢乐,而是前夜收到的一纸公文,纸上有印刷号码和红头标题,其内容为:今天,4月28日,

点钟之前要提审羁押在狱中的三名侦讯中的囚犯——

两名女犯和一名男犯。其中一名女犯是最重要的罪犯,应当被单独提审。于是,根据这一纸书面命令,4月28日早晨八点,一个年老的男狱卒走进单独关押女犯的监牢的黑暗而臭烘烘的走廊里,尾随着他步入走廊的还有一个妇女,她一脸哭丧相,鬈曲的头发已经灰白,身穿袖子上绣着金银边饰的女上衣,拦腰系着有蓝边的腰带。她是个女狱卒。“您要提玛丝洛娃?”她问道,同时领着这个值班的狱卒走近囚室朝向走廊的一扇门。

男狱卒用一个铁条将门弄得叮当作响,开了锁,打开了囚室的门,从里面涌出一股比走廊更臭的气体,他叫道:“玛丝洛娃,上堂!”随即他又虚掩上门,等待着。

即使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城市里的风刮来的田野中的清新而富有生机的空气。但是在走廊里却只有浸透了粪便、焦油和腐烂物的气味的令人难受的空气,它使得任何再次进入这儿的人立刻陷入灰心和忧郁之中。尽管这位女狱卒早已习惯了这种污浊的空气,可从院子里来到这儿对她也是一种折磨。她一踏入走廊,就突然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监狱中响起一片忙乱的声音:妇女们的说话声和光着脚走路的声音。“打起精神来,好不好,等一下动作可得麻利点,玛丝洛娃,我说!”年老的男狱卒在囚室门旁呼喊道。

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隆起的妇女以青春的脚步从里面走出来,她穿着白色的女上衣和白色的裙子,外罩一件灰色的长袍,她灵巧地一扭身,就到了男狱卒的跟前。这妇人的脚上穿着亚麻织的短袜,袜子上是囚犯穿的女式暖鞋,头上缠着一块白色的三角头巾,在头巾下面,明显是有意地,露出一圈黑色的鬈发。妇人的整张脸显得特别白,这种白色常常可以从被羁押很久的犯人的脸上看到,它令人想起地下室的马铃薯的幼芽。她的不大的宽手和从长袍的大衣领中露出的丰满的白脖子也呈现出同样的特殊的白色。人们见了这张脸,免不了要感到惊讶,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张苍白的脸上,有一双黑色而炯炯有神的、虽有点肿胀却

分鲜活的眼睛,只是其中的一只眼有点歪斜。她将身子挺得很直,鼓起胸脯。走出牢门,到了走廊之后,她略微仰着头,抬眼直视着男狱卒的眼睛,似乎在说,她已准备好了,可以做一切要求她做的事。男狱卒正要锁牢门,从里面伸出一个没戴头巾、头发灰白的老太婆的苍白而严峻的满是皱纹的脸。老太婆唠叨着向玛丝洛娃说着什么事,但男狱卒用牢门推压老太婆的头,那头便不见了。牢房里有一个女人哈哈大笑起来,玛丝洛娃也微笑着,转身朝向门旁的有格栅的小窗。老太婆从另一边将脸贴在小窗上,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把案情和盘托出——多余的话不说,咬定一个说法不改。”“只要有一个说法作结论就行了,我想作了结论总比现在好。”玛丝洛娃说着摇了摇头。“谁都知道,作结论的说法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年老的男狱卒说,在他个人独有的俏皮话里透着一种长官气十足的自信,“跟着我,玛尔什!”

小窗内露出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而玛丝洛娃走到了走廊的中央,以快捷的小步跟随在年老的男狱卒的身后。他们走下监狱的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在这些监牢里到处都有一双双的眼睛在门旁的气窗里瞅着他们不放。他们随即到了监狱办公室,已经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押解士兵站在那儿等着,坐在那儿的录事一面将一张满是烟草气味的纸交给其中的一位士兵,一面指点着这名被拘留的女犯,说道:“交给你们啦。”

这个士兵是个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土包子,红脸膛,满脸麻子,他将这张纸在军大衣的翻袖口里藏好,看着那女犯,笑嘻嘻地向自己的同伴使了个眼色,那个士兵是个大颧骨的楚瓦什人。士兵们押着女犯走下楼梯,走向大门。

主要出口的大门上只敞开了一扇小便门,士兵们和女犯跨过便门的门槛,到了院子里。他们走出围墙,便到了城市中心的用石块铺砌的大街上。

那些赶大车的、做小生意的、在店里作厨娘的、做工的、干公务的都停下脚步,十分好奇地回过头来,打量这名女犯人,另一些人却摇着头,心中思忖道:“这个女人不像我们一样安分守己,做了坏事,才落到如此地步”。孩子们十分害怕地瞧着这名女暴徒,令他们稍稍心安的是,有兵士跟着她,她什么坏事也做不了。一个乡村来的卖煤的庄稼汉,在一间小饭铺喝茶,此时起身走近她,划着十字,施舍一个戈比给她,她脸红了,低下头来,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

女犯察觉到从各方面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却并不转头,只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自己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这令她稍稍感到欢欣。令她欢喜的还有比监狱中更清新的更令人愉悦的空气,但是她早已不习惯走路,现在沿着石板路行走使她感到难受,特别是穿着这双不合脚的囚犯鞋,更增添了几分痛楚。经过一家面粉店时,她看见一些鸽子在摇摇摆摆地行走觅食,只有这些鸽子不会欺负人,不会惹人伤心,她几乎在一只蓝色的鸽子前停下脚步,那只鸽子扑地一声飞起,拍着翅膀,紧擦着她的耳畔飞过,使她感受到一阵清风。女犯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可之后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记起了自己的境遇。二

女犯玛丝洛娃的生平历史再平凡不过了。玛丝洛娃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奴婢的女儿,这女奴婢傍着自己以农奴身份给地主饲养家畜的母亲住在一个乡村庄园里,这个庄园归两名互为姐妹的地主家的小姐所有。这个未出嫁的女奴婢每年都要生孩子,这在当时的农村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按照乡下习惯,人们要给新生儿举行洗礼,可做母亲的不愿喂养孩子,因为她不希望孩子出生,她不想要孩子,孩子会妨碍她做事,因此孩子很快就饿死了。

就这样一连死了

个小孩。个个都举行了洗礼,个个都没有奶吃,个个都死掉了。第

个孩子是她和一个路过的茨冈人姘居而生的,是个女孩,她的命运本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可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使她能延续悲惨的人生。两个地主家的老小姐中的一位顺路来到养牲口的窝棚,由于送来的奶油留存有母牛的气味,她打算将饲养家畜的女奴们严厉训斥一番。这时,恰巧这个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新生女婴躺在养牲口的窝棚里。老小姐来后,大发了一顿脾气,既为奶油的事,也为养牲口的窝棚里容留分娩的产妇。临走时,她看了女婴一眼,顿时萌生了怜爱之心,便自愿担任她的教母。她亲自给这个女婴举行洗礼,接着,出于对自己的教女的怜爱,她给产妇留下了一些牛奶和钱,使这女孩得以存活下来。因此,人们称老小姐是女孩的“救命恩人”。

孩子长到三岁时,她的母亲得病死了。忙于饲养家畜的外婆认为这个外孙女是个累赘。老小姐们便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眼睛乌黑的小女孩逐渐长大,成为一个特别活泼、格外可爱的小姑娘,老小姐们就常常拿她消遣解闷。

老小姐有两个:年轻的那个心地比较善良,名叫索菲亚·伊万诺芙娜,她就是给小姑娘施洗的小姐;年老的那个比较严苛,名叫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索菲亚·伊万诺芙娜给小姑娘穿漂亮衣服,教她读书写字,打算将她培养成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学生。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主张说,这个小姑娘应当被培养成为一个女工和善听使唤的女仆,所以她对小姑娘要求特别严格,常常惩罚她,遇上她心情不好,她还会鞭打小姑娘。小姑娘始终处于两种权威之间,等她长大之后,她成了一个半女仆、半女学生的中间类型的人。人们用折中的名字称呼她,既不叫她卡季卡,也不叫她卡捷尼卡,而是称她为卡秋莎。她缝补衣服,打扫房间,用白粉擦净圣像,煎烤食物,磨粉,端咖啡,洗小件衣服,有时还陪小姐们闲聊,读书给她们听。

有人向她求婚,但是她谁也不愿嫁。那些求婚者都是靠体力劳动为生的人,她觉得,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对她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她已经过惯了地主家的舒适生活。

她就这样一直长到十六岁,在满十六岁那年,她陪伴的小姐们的一个侄儿远道前来看望她们,那是个富有的公爵,又是大学生。卡秋莎爱上了他,她不敢向他表白,甚至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两年后,又是这个侄儿,在从军上前线的途中,顺道前来看望姑母们,在那儿住了四天,在离去的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最后一天分手时,他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纸币,就走了。他走了五个月后,她才断定自己怀孕了。

从那以后,她变得性情烦躁。她一直在想怎样才能避免即将面临的羞辱,她服侍两位小姐不仅心不在焉、十分草率,而且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她竟然发起脾气来了。有一天,一切压抑着的感情一股脑儿爆发了,她用极粗鲁的言辞数说了两位小姐一通,将心中埋藏多年的怨恨全部发泄了出来。接着,自己又向她们婉言赔罪,同时请求辞工。

而两位小姐对她也很不满意,见她主动请辞,也不挽留,就打发她走了。离开老小姐后,她在一个区警察局长家里做女仆,但是在那儿仅仅待了三个月,区警察局长这个五十开外的老头,就开始纠缠她。有一次,他欲火上升,强行非礼,她勃然大怒,骂他是混蛋和老色鬼,狠狠地把他推开了,他竟被推倒在地。这家人因她的这一粗暴行为将她赶了出来。再找做事的地方已没必要,马上就要分娩了。她在乡下一个卖酒的寡妇接生婆家里落脚。小孩生下来了,但是这个接生婆曾在村里一个患病的妇人家中接过生,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重病的产妇只好暂时将孩子送到育婴堂抚养,真不幸,据那位护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婴儿刚被送到育婴堂,就夭折死亡了。

卡秋莎入住接生婆家时,身上总共有一百二

十七

卢布: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给她的,二十七卢布是他当女仆挣的工钱。当她离开接生婆家时,身上只剩六个卢布了。她不会理财,有钱随便花,谁向她伸手,她都愿意给。接生婆向她收取的两个月的住宿费(包括吃饭和饮茶)是四十卢布,二十五卢布用于打发婴孩,接生婆以购买奶牛的名义又从她那儿借去了四十卢布,还有二十个卢布花在购买衣服和小礼品上了,这么一来,卡秋莎身体康复时,身上已一文不名了,她急需寻找工作。在一个林管局主任家中,她找到一份当女仆的工作。这个林管局主任是个已婚的男子,但是和那位区警察局长一样,十分好色,从上门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纠缠卡秋莎。他的行为令卡秋莎憎恶,她竭力回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经验也更狡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他是主子,可以随意支使她,派她去那儿她就得去那儿,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他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她撞见丈夫和卡秋莎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便扑上去殴打卡秋莎,卡秋莎被迫还手,两个女人打成一团。结果她被驱逐出门,未得到分文工钱。于是卡秋莎坐车进城,投靠她的一个姑母,姑父原本是个装订工,以前一家人的生活还过得去,后来主顾越来越少,他就借酒消愁,将到手的钱通通喝酒花光。

姑母靠开一家小洗衣店维持生计,以养活孩子们和酒鬼丈夫。姑母接纳玛丝洛娃是想让她在店里当一名洗衣女工,但目睹住在姑母店里的洗衣女工们的艰辛生活,玛丝洛娃感到心寒,便迟迟没有答应姑母的要求,她还是打算到富贵人家做女仆。她三番两次跑职业介绍所,总算找到一份工作,一位带着两个中学生儿子的女东家雇请了她。她踏入这个家庭才一个星期,又出麻烦了。女东家蓄着上髭的大儿子,一个六年级的中学生,把学业抛在一边,不断纠缠玛丝洛娃,让她得不到片刻安宁。做母亲的把一切过错都归到玛丝洛娃身上,立刻付清工钱将她解雇了。新的工作岗位一时难找,可一件事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某天,玛丝洛娃来到女工职务介绍所,遇到一位女财主,此人全身珠光宝气,胖乎乎的裸露的手上戴满镶嵌宝石的金戒指和玉手镯。这个女财主获悉了寻找工作的玛丝洛娃的境遇后,便将自己的住址告诉她,请她去自己家里做客。玛丝洛娃应邀前往。女财主十分殷勤地接待了她,端出馅饼和甜美的葡萄酒请她品尝,并派遣她自己的女仆带一张字条到什么地方去了。傍晚一位头发花白、胸前灰白胡须飘拂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这个老头刚来就挨近玛丝洛娃坐下,对着她笑,色迷迷的眼睛将她全身上下打量个不停,还用言语调戏她。女主人将他唤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听见女主人仿佛在和他说:“新鲜货,乡下来的。”然后,女主人将玛丝洛娃也唤到一边,对她说,此人是个作家,手头的钱多得不得了,她如果能令他快活,满足他,他决不会吝惜金钱。她心动了,竭力迎合他,使他快活。事后,作家给了她二十五个卢布,并答应今后经常和她相会。钱到手后很快就花光了,她既要支付在姑母家的住宿费,又得添置衣服、女帽和装饰衣物的绦带。几天后作家派人来邀她作另一次幽会,她去了。事后,作家又给了她二十五个卢布,并建议她今后搬到一套单独的房间里去。

住在作家租来的住宅里,玛丝洛娃又有了新欢,她爱上了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一个喜笑颜开的商店掌柜。她把自己另有所爱的事向作家说了,并搬到另一套较小的住宅里。可是好景不长,原本答应娶她的商店掌柜不辞而别,坐车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看样子,她被抛弃了。她想单独在这套房间里住,但管事的不允许。警察分局长说,只有出示妓女身份证和时时接受监督才能住在那儿。于是她又投奔姑母家,姑母看见她身上穿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惊诧莫名,将她当作上宾相待,再也不敢提起要她当一名洗衣女工的事了,认为她已经跨入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圈。而对此时此刻的玛丝洛娃来说,做不做一名洗衣女工,已不是一个令她犹豫不决的问题了。她带着哀悼的心情看着这些住在劣等房间里的脸孔苍白、双手干瘦的洗衣女工的苦役般的生活,她们中的一些已经得了肺痨病或其他病,不管春夏秋冬,她们都得待在窗户洞开的房间里,处在三十度的肥皂蒸气中,不停地用肥皂搓洗着衣服,用熨斗熨烫着裤子,一想到自己可能落入如此苦役的境地,她就害怕极了。

这段时间对玛丝洛娃来说,是个走霉运的日子,一个可作为靠山的人物也没能捕获到,可她自己却被一个专门为妓院物色姑娘的女皮条客捕获了。

玛丝洛娃早就染上了吸烟的习惯,但是在和商店掌柜同居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以及在他抛弃她出走以后,她越来越爱上杯中物,喝酒成瘾了。美酒吸引她不仅因为她觉得它的味道好,她迷恋杯中物主要是因为喝酒能解千愁,一端起酒杯,她就有可能忘记她遭受的种种苦难,酒能使她得到解脱,轻松自在,酒能给她壮胆,使她对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又有了信心,没有酒喝,她心中就十分压抑,十分自卑。不喝酒的时候,她总是露出灰心丧气、没脸见人的样子。

女皮条客定下一桌酒席,邀请姑母领她赴宴,席间,她将玛丝洛娃灌得酩酊大醉,劝她进一家上等的全城最好的妓院服务,在她面前列举了这种职位的各种丰富收益和优越条件。这时玛丝洛娃面临一种选择:或者继续从事地位卑微、不体面的女仆工作,工作中肯定会遭到男主人的调戏和纠缠,被迫偷偷摸摸地和他通奸,或者接受这种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职业岗位,进行公开的、法律容许的、有优厚报酬的、连续不断的、通奸,她决定选择后者。除了权衡两种职业的利弊外,她这样做也是为了对诱奸她的人、商店掌柜,和一切曾作践她、危害她的人进行报复。除此之外,诱使她做出最后决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女皮条客对她说,一切衣服,只要她想要,她都可以定做——

天鹅绒的、绫罗绸缎的、丝织的,还有裸露肩膀和手臂的跳舞衣裳。而当玛丝洛娃想象自己穿着带有黑色天鹅绒滚边装饰的鲜明透亮的淡黄色丝织衣服的情景时,她就飘飘然,耐不住了,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就在当晚,女皮条客雇了马车将她送进了火坑——有名的基塔耶夫妓馆。

从此以后,对玛丝洛娃来说,一种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持久犯罪的生活开始了,有成千上万的妇女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种犯罪不仅得到允许,而且是在号称关心自己公民福利的政府的庇护之下进行的,其中十分之九的妇女的结局是患上十分痛苦的疾病,提前衰老和死去。

在整夜的狂欢暴饮之后,早晨和白天玛丝洛娃都是在床褥上做着令人烦恼的梦。大约下午两点多或三点多钟,疲乏未消的小姐们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昨夜饮酒过度,得先喝一瓶德国矿泉水或一杯咖啡提神,接着穿上宽大的罩衫、女短衫或长袍,在房里懒洋洋地、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隔着窗帘望着窗外出神,或者彼此之间为了小事无精打采地斗嘴争吵;然后洗脸、抹粉,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穿衣服,为衣服的事和鸨母争论,对镜理妆,端详自己的模样,给脸上涂上胭脂,描画眉毛,吃一些甜美的油腻的滋养品;然后穿上裸露身体的光鲜的丝织衣裳,随即踏入装饰得五彩缤纷、灯火辉煌的客厅,迎接坐车来的客人,伴着音乐声陪客人跳舞、吃糖果点心、喝酒、抽烟,然后与各种各样的客人通奸,不论那人是青年、中年、少年或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单身汉或已婚者,是老板或学徒,是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或鞑靼人,是富人或穷人,是健康人或病人,是醉汉或滴酒不沾者,是狂暴之徒或温雅君子,是军人或文士,是大学生或中学生,——

无论客人属于何种阶层、眼下什么年龄或具有何种性格,只要付钱,都可和她们通奸。那里既有尖叫声,又有嬉笑声;既有打架斗殴,又有柔和的音乐;吸完烟,又喝酒;喝过酒,又吸烟;音乐声从傍晚起一直到清晨连续不断。只有到早晨,她们的身体才获得自由,才能进入沉重的梦境。天天如此,整个星期都如此。临到周末,她们要坐车到一个政府机关——

警察分局去一趟,那儿的厅堂上端坐着办公务的官员们和医生们,都是些男人,他们见到这些女人,有时板着脸,一本正经,有时也嬉皮笑脸,与她们调笑,他们验明一切,就把可以继续犯罪的特许证发给她们,这么一来,就消除了她们的羞耻心,这种羞耻心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唯有具有羞耻心,她们才不会去从事不仅危害人们,而且伤害动物的犯罪活动;同时这么一来,她们就可以和其同谋犯们一起在下周内继续犯罪。每个星期都是这样照章办事,照样犯罪。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是平常日子还是节日,天天如此。

转眼之间,玛丝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在此期间,她曾两度跳槽,换了两个妓院,还住了一回医院。她堕入风尘后的第七年,是在一家妓院里度过的,可到第八年,在她二

十六

岁时,她出事了,为了这件事,她进了大牢,在与杀人犯和盗窃犯一起被关了六个月之后,眼下面临审判。三

正当玛丝洛娃苦于长久的步行,并且和押送她的兵士一起渐渐走近一处花园环绕的建筑时,她的抚育人的侄儿、诱奸她的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还没起床,他躺在自己的铺着羽绒床垫的、有弹性的、被皱了的高床上,抽着上等俄国烟卷,一面解开身上的荷兰进口的精致洁净的睡衣的领口纽扣,那睡衣前襟的褶皱被熨烫得十分平整。他眼睛目视前方,思考他现在面临的要做的事和昨晚发生的事情。

他回忆起昨晚在柯察金家举行的晚会,参加者都是有钱人和有名望的人,大家都认为他应当娶这家的女儿为妻。他叹了一口气,将抽完的烟卷丢掉,准备从银烟盒中再取一支烟抽,但又改变了想法,从床上垂下一双光滑的白色的脚,用脚摸到一双拖鞋穿上,往肥胖的肩膀上披上一件丝织的长袍,以迅疾而稳重的步伐走向与寝室相连的更衣室,那儿充溢着人造的化妆品——

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气味。他在那儿用特制的牙粉刷净了填补了多处的牙齿,用芳香的含漱剂将口腔漱洗干净,然后洗脸和洗手,将各个部位都洗干净,用不同的毛巾擦干。他用芳香的肥皂洗手时,特别注意用刷子刷干净蓄起的指甲。他在大理石做的大洗脸池旁洗完脸和肥厚的脖子后,走进和寝室相连的第三个房间,那儿安装有淋浴的莲蓬头。他用冷水冲洗他的肌肉强健的布满脂肪的白色的身体,用长绒的褥单将身体揩净,他穿上被熨烫得平整如镜的清洁的衬衣和被刷得十分光亮的皮鞋,坐在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梳理他的不长的鬈曲的黑色胡须和头前部已显得稀疏的鬈曲的头发。

他使用的所有东西——梳妆台的服饰用品:内衣、外衣、鞋子、领带、佩针、衬衣的领扣和袖扣等——都是第一流的、品类名贵的、不引人注目的、质朴而不花哨的、坚固耐用的和值钱的。

面前摆着上十件领带和胸针,他也不多加选择,就使用那件首先落到他手中的,曾经某个时候,这东西是崭新的和令他着迷的,现在则和其他几件一模一样,分不出好坏。聂赫留朵夫穿上洗烫好的摆放在椅子上的衣服,走出更衣室,此时的他虽说不上是全身新装,但至少是穿戴整齐洁净和发出芬芳的香气的。他步入长方形的餐室,昨天夜晚,三个男仆已将餐室的镶木拼花地板擦洗得十分洁净,一尘不染,餐室里陈设着一个巨大的橡木食橱,还有一张同样巨大的可伸缩的餐桌,桌上的餐具有点威严吓人,因为尽其宽度有规则地摆满狮爪形的锐利的小刀,餐桌上铺的桌布是十分精致而被浆洗过的,上面的图案由主人的姓、名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交织而成。桌上竖放着的进餐用具有:盛着气味芬芳的咖啡的银质咖啡壶,同样银质工巧的糖罐,盛着煮开了的乳脂的凝乳罐,装满白面包、奶油饼干和含糖糕点的筐子。靠近餐具摆着收到的信、报纸和新的法文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法文:《来自两个世界的杂志》)。聂赫留朵夫正要伸手取一封信来看,忽然在通向走廊的门内出现了一个穿着丧服的肥胖的渐进老境的妇人的身影,她头上戴着有线状格子花纹的头饰,以遮拦她的头发分缝处的光秃的槽沟。她是不久前在这邸宅里去世的聂赫留朵夫的母亲的女仆,名叫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女主人辞世后,她的儿子留她做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于不同的时间段陪同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在国外生活了十年,她有要成为女主人的收养女的意向。她从童年起就住在聂赫留朵夫家族的房子里,当人们还以乳名称呼德米特里·聂赫留朵夫,即称他为米京斯基的时候,她就认识他了。“早上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半开玩笑地问。“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的女儿写来的,送信的女仆来了很久了,一直待在我那儿等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一面呈上信,一面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好,我马上看。”聂赫留朵夫说,他接过这封信,察觉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脸上的微笑,不禁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面带笑容,这意味着这封信是公爵的女儿柯察金娜写来的,按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想法,聂赫留朵夫打算娶柯察金娜为妻,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微笑表达出这种猜测,这令聂赫留朵夫感到不快。“那么我告诉她,让她再等一会。”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从桌子上拿起一把扫除食物残渣的小刷子,把它放在另一处,然后从餐厅里走出去了。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递交给他的气味芬芳的信,读了起来:“我现在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增进您的记性,”信写在一张边缘不整齐的灰色的厚纸上,用的是辛辣的笔锋,但稀稀拉拉的书法,“我提醒您,今天,4月28日,您应当出席陪审员组成的法庭,因此,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我们以及科洛索夫一家坐车去看画展,您就是这么一个人,行事带着您固有的轻率,昨天您曾许诺去看画展的;a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e a payer a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法文:当然,如果您不想支付州法院300卢布的罚金,您宁肯花这笔钱买一匹马的话),你是不会按时光临我们这儿的。我记起这个诺言是昨天您起身要走的时候许下的,这您总不会忘记吧。

玛·柯察金娜公爵小姐”

反面又被加上一些话:“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a la nuit, Venez absolument a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法文:老母亲吩咐我转告您,您的餐具将被摆放到晚上,等您光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您方便,一定来。)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这张字条是一项手段高超的活动的继续,公爵的女儿柯察金娜对他开展这项活动已有两个月了,其用心在于用不可见的线将他和她越来越紧地捆绑在一起。可实际上,除了已经不再年轻,和不会再有充满情欲的恋爱等导致人们在婚姻上犹豫不决的通常原因外,在聂赫留朵夫那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个原因,即使他决定娶她,他也不能马上向她求婚。这个原因不是他十年前曾诱奸卡秋莎,并抛弃了她,这件事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即使能够记起,他也不认为这对自己的婚姻是个阻碍,这原因在于他这段时间同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有恋爱关系,即使他想马上单方面断绝这种关系,但也藕断丝连,要断难断,因为很难让那个女人承认这种关系断了。

聂赫留朵夫是十分怕女人的,恰恰是他的这种胆怯让这个已婚的妇人有了要制服他的想法。这妇人是某县贵族会议领袖的妻子,聂赫留朵夫常去该县参加选举。于是,这妇人有了机会,便使用手腕勾引他,和他有了恋爱关系,对聂赫留朵夫来说,随着妇人一天天地将他抓得越来越紧,他对这妇人的厌弃心理变得越来越强。最初,聂赫留朵夫因经不住她的诱惑而失足,后来他觉得自己在她面前是有罪过的,他不可能未经她的同意就斩断这种恋爱关系。正是这个原因导致聂赫留朵夫眼下犹豫不决,他认为自己无权向柯察金娜求婚,纵使他想这样做,也不能做。

桌上正好摆着这妇人的丈夫写来的信。一看到这熟悉的笔迹和图章,聂赫留朵夫就禁不住心血往上冲,精神亢奋而紧张,每当遇到危险迫近时,他的身体总会有这样的反应。但这次他又不必要地虚惊了:妇人的丈夫是某县的贵族会议主席,聂赫留朵夫的主要地产都在该县,因此,他在信中通知聂赫留朵夫说,也决定于五月底召开全体缙绅参加的地方自治会议,他请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坐车前来参加,并且在会上donner un coup d'epaule(法文:支持)他,地方自治会议会讨论有关学校和铁路专用支线等重要问题,他预料在这些问题上将遭到反动党的坚决反对。

这个贵族会议主席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曾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和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反动政治作斗争,这项斗争占用了他的全部身心,以至于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他家庭生活的不幸。

聂赫留朵夫记起因为和这个人的关系自己体验到的一切痛苦时刻:他记起,有一次他觉得,做丈夫的已经发现了这件事,并准备和他决斗,他打算在决斗中向空中射击,还记得她跟他大闹过一场,濒临绝望的她跑到花园里去,做出要投池塘自尽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想道:“在她回复我之前,我不能马上就去,也不能采取任何举动。”一个星期之前,他向她写了一封断绝关系的信,在信中他承认自己有罪,准备以任何方式补赎罪过,但是他依然认为,为了她的幸福,他们的关系该永远结束了。他等待的就是这一封信,可总等不到回音。没有回信也是一种回答,其中包含着好的迹象。如果她不同意断绝,她早就写信来了,或者会亲自坐车前来,以前她就这么做过。聂赫留朵夫听说,最近有一个军官在向她献殷勤,这个消息使他因嫉妒而痛苦,但同时这也令他高兴,因为他有解脱的希望了,不会再受花言巧语的谎言折磨了。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的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写道:他必须亲自回乡一次,以便依法取得遗产的继承权,同时就农业的经营方式作出决定,或者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的方法经营,或者按照他曾多次向去世的公爵夫人建议、现在仍旧向年轻的公爵建议的方法,即增添生产工具,增加分给农民的自主耕作的土地。总管写道:这样的经营方法将使他大大获益。同时总管表示歉意地说,按时间表本应在这个月1号以前上交的三千卢布的田租,寄出稍有延迟。这笔钱将和下一笔汇款通过邮局一起寄来。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寄出是因为农民们不肯缴租,他收不齐租金,只得求助于政府。这封信有令聂赫留朵夫高兴的一面,也有令他内心不安的一面,令他高兴的是,他觉得自己有权支配一笔很大的财产了,令他不安的是,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他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热情的信徒,当时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自己将是一个大地主,有违斯宾塞在《Social Statics(英文:社会静力学)》一书中申述的原理,即公正性不容许私人土地所有权。于是他以青年人的直率和果断,不仅在口头上宣讲土地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物品,不仅在读大学时写文章宣传此观点,而且还在实际行动上将少部分土地(不属于母亲,而是父亲遗留给他的个人财产)分给了农民,从而不违背自己的关于土地占有的信念。可现在,根据遗嘱他被迫当上了大地主,他应当二选一:或者放弃自己的所有权,好像十年前对于他父亲的两百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土地所做的那样,或者默认他自己以前的做法是错误的和虚伪的。

第一种做法不可取,因为现在他除了靠土地外,没有任何生存手段。他不愿意当上班族,靠工资吃饭,同时他已经无法放弃早已过惯的奢侈生活,他相信自己已无法自拔了。这种做法现在已失去意义的原因还在于,他已丧失了青年时代的那种信仰的力量,那种决断力,那种想要一鸣惊人的虚荣心。可第二种做法呢,等于放弃了有关私有土地非法性的论点,当年他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这种大道理加以实践,事隔多年,他又在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著作中找到了这个道理的光辉论证,因此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所以总管的信使聂赫留朵夫感到不安。四

喝了咖啡,聂赫留朵夫走向书房,以便看一下法院的通知书,好弄清楚他应当几点钟到达法院,并且写一张回条给公爵的女儿。去书房应当经过美术工作室。在工作室里立着一个画架,上面挂着一幅翻转过来的已经开头的图画,还有一些草图悬挂在四周。为了创作这幅画,他已经花了两年时间了,可是这幅画现在的状态、这些草图以及整个画室都在提醒他,他又一次强烈地体验到最近这段时间的一种感觉:他没有能力在写生画艺术领域继续走下去了。他试图用太过于精细发展的美学感情来解释这种失意感,聊以自慰,但终究这种意识是令他十分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辞去了公职,断定自己有从事写生艺术的天赋,并且站在艺术活动的高度带着几分蔑视看待其他的一切活动。可现在呢,他似乎没有权力作这样的评判。所以任何关于这件事的回忆都是令他不愉快的。他带着沉重的心情看着画室里的豪华设施,并以抑郁的精神状态步入书房。书房是一个十分大而高的房间,配有各种装饰用品和舒适的设备。

他立刻在大书桌的抽屉中,一个装紧急文件的包里找到了法院的通知书,上面写明他应当在

十一

点到达法院。聂赫留朵夫坐下动手写一张便条给公爵的女儿,上面写道,多谢盛情邀请,竭诚于午餐前恭临贵府。但是,写好这一张后,他又撕掉了:过分亲切了。他写了另一张——

语气是冷淡的,几乎是侮辱性的。他重新撕毁了,伸手按壁上的铃,一个穿着灰色的细棉布围裙,中年以上,面相阴沉,刮过脸,但留有络腮胡须的仆人走了进来。“请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是,老爷。”“去对那个在此等待的柯察金家的女仆说,我表示感谢,尽力赴约。”“是的。”“这有点失礼,但是我写不好回柬。反正马上就要和她会面。”聂赫留朵夫一边想,一边去穿衣服。

当他穿好衣服,走到台阶上时,一辆熟识的有橡胶轮胎的马车已经在那里等他了。“昨天,您刚刚坐车离开柯察金公爵家,”马车夫说,将自己的裹在白色的衬衣领子里的结实的晒黑的脖子转过一半来,“我的车就驶来过了,可看门人说,‘老爷刚刚走了。’”“连马车夫都知道我与柯察金家的关系了。”聂赫留朵夫想道,最近这段时间在他心中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应不应该同柯察金娜结婚,又摆在他的面前了,而对他来说呢,这个问题好像和此时此刻他面临的大多数问题一样,无论怎样从利弊两方面再三权衡,都很难解决。

一般来说,结婚是有益的。第一,除了获得家庭的温暖外,还可以避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这也是聂赫留朵夫的主要寄希望的一点:他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这也是一般人都结婚的理由。反对结婚的理由大致也有两点,第一,对一切不年轻的单身汉来说,他们都有担心丧失自由的普遍恐惧;第二,面对神秘的女性生物时,有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恐怖。

如果特有所指,他结婚恰恰选择米西(柯察金娜又叫米西,正如名贵的圈子里一切家庭的女孩一样,人们给她起了绰号)又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她是天生的贵胄,当然,她在各方面,从衣着到说话、走路、谈笑都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她有一种“正派端庄的气质”——

他找不出另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本性,而且他十分器重这种本性;第二,还是从相互器重这方面来说,她比所有其他人更器重他,所以,按他的想法,这说明她更理解他。而这种理解他的表现,也就是对他的高贵品质的承认,在聂赫留朵夫眼中,这是她具有非凡智力和正确判断力的证明。再就这个特例来说,他不想和米西结婚的原因又在哪里呢?第一,他有条件找一个比米西有更多的优良品质的姑娘,这样就更令他称心;第二,她已有二十七岁了,所以,以前她一定有恋爱史,而这种想法对聂赫留朵夫来说是痛苦的,他的自尊心不能容忍她甚至在过去某个时候可能爱上除他之外的人。当然,她过去不可能知道她有一天将会遇见他,但是一想起她以前可能爱过别人,他就感到屈辱。

于是,既然有这么多赞成的理由,又有这么多反对的理由,至少两方面的理由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将自己比作布里丹笔下的驴子(比喻极其优柔寡断的人,布里丹是法国十四世纪的哲学家,他写了一个寓言,说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干草,外形和质量完全一样,它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好,结果饿死了)。他始终留在原地,筑室道谋,不知道从两个纠结中转向何方。“不过,在没有收到玛丽雅·华西里耶夫娜(贵族会议领袖的妻子)的回答,这件事没有完全了结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对自己说。

他可以延迟做决定,并且应当如此,意识到这一点,他心中轻快了许多。“归根结底,这一切留待以后再考虑。”他自言自语地说,当时他乘坐的四轮轻便马车已经无声无息地驶到了法院前面的柏油马路上。“现在应当满怀善意地履行社会的义务,我始终是这样做的,并且我认为应当这样做。再说常常这样做是有益的啊。”他自言自语,从法院前室的守门人身边走过。五

聂赫留朵夫步入法院走廊时,那儿已是人来人往,一片忙乱的景象。

看守们有时是快步走,有时简直是快步跑,他们不让双脚离地,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同时气喘吁吁地,手持委托书或纸张,来回奔跑。民事执行吏、辩护律师和法官们的身影时而从这里飘过,时而经过那里。原告或者被告的旁边都没有看守,他们垂头丧气地在墙边漫步,或者坐着等待。“州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看守。“您要找哪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审判庭。”“我是陪审员。”“应去刑事法庭。听人们说仿佛在那边,从这里往右,然后往左,进第二个门。”

聂赫留朵夫按他指示的路走。

在看守所指示的门的旁边,站着两个人,在等待开庭:一个是位又高又胖的商人,是个仁厚君子,他似乎喝够了酒,吸足了烟,此刻心里很畅快。当时俄国商会中,商人按资本分为三等,他是二等商人。另一个是位犹太籍的商店掌柜。二人正在闲谈丝绸的价格,此时聂赫留朵夫走近他们,询问陪审员的房间是否在这里。“在这里,老爷,在这里。您也是我们的兄弟,陪审员吗?”仁厚的商人欢快地使着眼色,问道。“哦,是的,那您也要和我们一起劳累一番了,”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答复后,继续说道,“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递出一双柔软宽大的不可握紧的手,“劳累也是应该的。请问您尊姓大名?”

聂赫留朵夫自报了姓名后,步入了陪审员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室里,已有十个不同等级的人。他们都是刚到的,一些人坐着,一些人在踱步,彼此打量着,自我介绍着。一个退伍军人还穿着制服,其他的人穿着长礼服和男式短大衣,只有一个人穿着紧腰细褶长外衣。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有些陪审员们早已互相认识,而有些人仅仅在心中揣测面前的人是谁,他们在拉着闲话,谈论天气、谈论早来的春天、谈论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过去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现在急于要和他结识,并且把这当作莫大的光荣。聂赫留朵夫却象往常同陌生人应酬一样,保持着很有分寸的态度。如果有人问他,他为什么认为自己高出大多数的人一等,他对这个问题也回答不上来,因为他一生中没有显露出任何特别的优异过人之处。他能流利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同人交谈,他身上穿着的衬衫和衣服、系着的领带、佩带着的镶着宝石的金制小牌都出自第一流的厂家,可是这些光彩都不能成为让别人承认自己优越的理由——

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可与此同时,他无疑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优点,并且把人家表露出的对他的敬意当作理所当然,而当人家没有特别敬重他时,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在陪审员室里,他正好不得不尝受由于人家对他不够尊敬而产生的苦楚。陪审员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的老相识,此人名彼得,父名格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问他姓什么,甚至以不知道他的姓来向人偶尔自夸),过去曾在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这个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辞去贵族家的教席后,现在执教于一所文科中学。他的狎昵态度和洋洋自得的大笑往往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难以忍受,总之,聂赫留朵夫很反感他的老油条性格,聂赫留朵夫的姐妹称这种性格为“公社习气”。“哦,您也落到这里来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大声打着哈哈,迎着聂赫留朵夫说,“您也逃不掉吗?”“我不想逃避。”聂赫留朵夫严肃而阴郁地说。“是的,这是公民的忘我精神。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让您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把您饿得两眼发花,这可不是参加饮酒的宴会!”彼得·格拉西莫维奇不住口地说着,笑得更响了。“这个大祭司的儿子马上要用‘你’来称呼我了”,聂赫留朵夫想道,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听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他离开了这个他讨厌的人,走近一个人群的小圈子,这些人众星捧月地围着一个刮过脸的高个子的仪表出众的先生,在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什么。原来,这位先生在讲述民事分庭目前进行的一次审判过程,他对这个案子是如此熟悉,以致能够一一数出审案的诸位法官和进行辩护的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描述一名著名的辩护律师使案子发生了惊天转折,涉案的一方是一位老小姐,尽管她是完全正确的一方,可由于这样的转折,她必须无缘无故地付给对方一大笔财产。

人们带着敬意听他讲,有些人很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但刚一开口就被这人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案子的真相似的。

尽管聂赫留朵夫来得很迟,可他也不得不等待很久。由于某个法官没有到庭,审判迟迟不能开始。六

审判长很早就来到法院了。这是一个高大肥胖的男士,蓄着一口庞大的灰白的连鬓胡须。他已婚,但过着一种十分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像他那样放荡,两人互不干涉。就在今天早晨,他收到了一个瑞士籍的女教师的短信,夏天,这名女教师曾住在他们家,现在她从南方去彼得堡,途经此地,3点钟到6点钟之间她将在城里停留,在“意大利”旅馆等他相会。所以他打算早点开庭,提前休庭,以便能在6点钟之前赶去看望这个红头发的女郎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夏天在别墅里他和她有过一段罗曼史。

一走进房间,他就喀嗒一声锁上门,从装文件的柜子里的底层搁板上取出一对哑铃,做了二十次向上、向前、向侧面、向下的哑铃运动,然后将哑铃放在头上,轻巧地蹲下三次。“没有什么事能够像淋浴和做体操那样坚持不断”,他心里想着,同时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按摩肌肉紧张的右手。他要作一个划圈的运动,这时门响了,有人敲门要进来。审判长急忙将哑铃放下,打开了门。“请原谅。”他说。

一个法官走了进来,此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个子不高,双肩高耸,脸色阴沉。“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到。”法官很不满地说。“还没有来,”审判长穿上制服,回答说,“他总是迟到。”“真令人奇怪,如此不知害臊。”他说着,气冲冲地坐下来,取出一支烟抽。

这个法官是个十分认真、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早晨他和妻子有一场不愉快的冲突,因为妻子早早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给花光了,现在又要求他提前支付钱给她,但他说,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规定,结果发生了一场争吵。妻子说,如果这样,她就不做饭,使他在家里吃不到饭。他坐车到这里后,心里还是担心她会将威胁自己的话真的付诸实施,因为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眼前这个人过着一种美好的令人满意的生活。”他想道,眼睛盯着神采奕奕、健康快乐和心宽体胖的审判长,这人正大大地叉开靠在桌上的双肘,用一双好看的白手将浓密的长长的灰白连鬓胡须分向刺绣的衣领的两边,“他总是幸福和快活的,而我则痛苦极了。”

书记官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某个案子的文件。“我十分感激您,”审判长说,一面抽着烟卷,“我们首先审哪个案子?”“照我看,应先审中毒死亡案。”书记官漠不关心地说着。“唔,好吧,中毒死亡案就中毒死亡案吧,”审判长说,心中考虑着这个案子也许能够在四点以前结束,然后他就可以坐车去约会,“可马特维·尼基季奇来了吗?”“还没来。”“可布雷韦在吗?”“在。”书记官回答说。“那么就对他说,我们先从中毒死亡案开始审吧。”

布雷韦是在这次审判中担任主诉人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一走到走廊里,就遇见了布雷韦。只见他高耸着肩膀,穿着扣子解开的制服,腋下夹着公文包,几乎在小跑,他行进时,时不时使两个鞋后跟相碰撞,那只空着的手挥动着,手运动的平面刚好和他行进的方向垂直,他就这样沿着走廊快步走着。

他旁边的书记官问他道:“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想知道,您准备好了没有?”“那还用说,我早就准备好了,”副检察官说,“首先审理哪桩案子?”“中毒死亡案。”“好极了。”副检察官嘴里这么说,可心里一点也不觉得好,他一宵未睡,头脑昏沉。昨夜他们一伙人给一个同事送行,喝得烂醉,一直玩乐到两点钟,然后前往青楼泡妞,去的正是六个月前玛丝洛娃服务过的那个妓院,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中毒死亡案的案卷,此刻只能草草地翻阅一遍。书记官明知他没读过中毒死亡案的案卷,故意建议审判长首先审这个案子。书记官是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个思想激进的人。布雷韦却是个保守主义者,甚至好像那些供职于俄罗斯的德国人一样,特别虔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并眼红他的地位。“喂,关于阉割派教徒的案子怎么办?”书记官问道。阉割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认为生育是罪恶,因而阉割自己。“我已说过,我不能开审,”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将向法庭这样宣布。”“有没有都一样……”“我不能开审。”副检察官说,就这样将手一挥,朝自己的办公室跑去了。

他以一个对案件一点也不重要、毫无必要的证人缺席为由,将关于阉割派教徒的案子延搁下来,仅仅是因为他听说案件审理的时候,组成陪审员班子的都是有知识的人,可能使得案子以宣判无罪告终。根据他和案件审判长的协议,此案应当被移交县城的法庭,那儿有较多的农民陪审员,所以判决有罪的可能性会更大。

走廊里越来越热闹了。其中民事审判厅附近聚集的人最多,这个审判厅正开审一个案子,审判长先生正在向陪审员们讲解案情。一个关心此案的人在接触法官们的案卷。休息时间,从这个审判厅走出来的正是那个老太太,她就是那个被一个卑鄙的律师为了维护一个商人的利益而夺走财产的人,而那个商人对这笔财产原本没有任何权力,全体法官们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原告和他的律师对真相当然更加清楚,但是他们精心构思出来的一步步的法律程序使案子成了定局——

剥夺了老太太的财产,并将其交给商人。老太太是个肥胖的妇人,身着华丽的服装,头上的女帽上有许多大花朵。她从门里走出,待在走廊里,将自己的肥胖而短小的双手一摊,表示惊讶而束手无策,嘴里不断重复着:“这事将怎样完结啊?可怜可怜我吧!这是怎么搞的啊?”她转向自己的律师寻求答案。律师看着她帽子上的花朵,没有认真听她的话,心中考虑着什么。

尾随着这个小老太太从民事审判厅快步走出的正是那个卑鄙的律师,他的燕尾服下面的西装背心袒露着,其浆硬的硬胸闪亮发光,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态,他已经完成了这道法律手续,将戴花的老太太剥得一个子儿都不剩,而商人却白得了十万多卢布,他也从商人那儿获得了一万卢布的酬金。众人的目光齐集在这个律师的身上,他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的那副神情似乎在说“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仰慕”,便急匆匆地穿过人群走了。七

马特维·尼基季奇坐的车辆终于驶来了,与他同时到达的还有民事执行吏,民事执行吏是个清瘦的人,长脖子,走路歪歪斜斜,突出的下嘴唇也有点歪,他一来到就直接进了陪审员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为官还算清廉,且受过大学教育,但是他在任何职位上都待不了很久,因为他好酒贪杯,酗酒无度。三个月前,一个女伯爵,他的妻子的庇护人,设法将他安排在这个职位上,他总算将这个职务保持到现在,他也喜欢干这行。“怎么样,先生们,大家都来了吗?”他一面说,一面带上夹鼻眼镜,通过眼镜往外瞧。“当然都来了。”那快活的商人说。“现在点名。”民事执行吏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开始点名,时而通过夹鼻眼镜,时而从眼镜的隙缝里看被点到的人。“五品文官И.М.尼基福罗夫。”“我在。”一个对法官们办的案子全盘熟悉的外表庄严的先生说。“退休的上校伊万·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到了。”一个身穿退休军官制服的瘦子答应说。“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绍夫。”“有,”性格开朗的商人,笑得合不拢嘴,“听候大人差遣!”“近卫军中尉德米特里·聂赫留朵夫公爵。”“我在。”聂赫留朵夫答道。

民事执行吏格外恭谨和友善地从夹鼻眼镜的上面看了看,同时弯腰致意,仿佛要用这种礼节表示此人与其他人有别。“大尉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丹琴科,商人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库列绍夫,等等等等。”

除了有两个缺席外,全体到齐。“现在请先生们到审判厅去。”民事执行吏用一个客气的手势指着门,说道。

大家都起身行走,走到门边,便互相谦让着,他们走入走廊,又从走廊走进审判大厅。

审判厅是一个宏大的长方形的房间。它的一头由一个高台完全占据,有三级台阶通向这高台。高台上面的布置如下:其中央摆放着一张桌子,桌面铺着带有暗绿色穗子的呢绒布。桌子后面摆着三张圈椅,都具有橡木制成的刻有花纹的十分高的椅背。圈椅背后悬挂着一幅装在金色的画框里的一位将军的鲜明耀眼的全身肖像,这将军(影射沙皇)身着制服,佩着勋章带,一只脚略向前伸出,用手捂着军刀。其右边的角落里悬挂着神龛,供奉着头戴受难荆冠的耶稣像,还摆着读经桌,而就在这右边,摆着检察官的斜面的高写字台,从左面观察,对着斜面的高写字台,在深处的是书记官的小桌子,而靠近听众的地方是一排旋得很细的橡木柵栏,柵栏后面是几张空着的被告坐的凳子。从右面观察,在高台上摆着两排椅子,也具有高椅背,是供陪审员们坐的,从那里往下是几张供律师用的桌子。有一排柵栏将审判厅分为两半,以上所述是前半部分的布置。后半部分全部为长凳所占满,每一排长凳比前一排要高,一直排到后面的墙壁为止。在大厅的后半部分,在前排的长凳上,坐着四个模样像女工或女仆的妇女和两个样子像工人的男子,他们明显对大厅的华丽陈设十分惊讶,所以在胆怯地交头接耳,低声谈话。

陪审员们到场就座之后,民事执行吏随即以其侧向一边的步伐走向高台中央,大声喊叫着,仿佛要用这样的厉声吆喝吓倒在场者似的:“法庭开庭!”

全场起立,法官们在大厅的高台上露面:领头的是审判长,他以其壮实的肌肉和美丽的连鬓胡须令人惊羡;尾随其后的是那戴着金边眼镜、脸色阴沉的法官,这位法官的脸色更阴沉了,因为刚才,临近开庭前,他遇见了自己的内兄,这人是法庭职务的候补者,内兄告诉他说,他刚才去了他姐姐那儿,姐姐向他表示,她将不做午饭。“看来,我们只有一同上饭馆吃饭了。”内兄笑着说。“这有什么值得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他的脸上更加愁云密布了。

殿后的第三位法官就是马特维·尼基季奇,他老是迟到,这个法官留着大胡须,长着一双大而和善的但向下垂的眼睛。此人患有胃黏膜炎,按照医生的建议,他从今天早晨开始实施新的生活制度,而这种新的生活制度让他在家里耽搁的时间比平时更长,因而他比平日来得更迟。现在,当他步入高台上之时,他露出聚精会神的样子,但他的心思并非集中于案情,而是因为他有一种占算的习惯,他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占算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眼下他要占算的是,如果他从办公室门口走到高台上的圈椅席位的步数能用三除尽,那么,新的生活制度就有可能治愈他的胃黏膜炎,如果步数不能被除尽,胃黏膜炎就不可能被治好。他走到圈椅边时,本是二十六步,但他又巧妙地多走了一小步,造成二十七步走到圈椅的令自己满意的结果。

走上高台的审判长和法官都穿着有金线绣花衣领的官员制服,其堂堂的仪表足以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三人仿佛都因自己的大块形象而惶恐,立即谦恭地垂下眼睛,匆忙在铺有绿色呢绒的文案后面各自的镂花圈椅上就坐。这张文案上矗立着一个刻有老鹰的三角形的法器,还竖立着一些玻璃高脚盘,这样的盘子在平常的柜内很常见,作盛糖果、墨水瓶和钢笔用,而这里却放着一些洁净而美丽的纸张和被重新削尖、不同型号的铅笔。和法官们一道进入审判厅的有副检察官。他同样显得匆忙,腋下夹着公文包,同样地摆动着一双手,穿过大厅到达靠近窗下的自己的席位,并且立刻埋头阅读和重新察看案卷,抓紧每一分钟作准备,以便在开审后陈词。他是一个功名心很重的人,毅然决然要安排好自己的锦绣前程,所以他认定,凡是他接手办理上诉的案子,都应该达到有罪的判决才行。中毒死亡案的来龙去脉他已大致了解,并且已起草好发言稿,但他还需要一些资料,现在他正抓紧从案卷中摘录一些内容,以补充进去。

书记官坐在高台上对面的一头,他将可能需要阅读的文件整理放好后,在浏览一篇违禁的论文,昨晚他找到了它并读了一遍。他想和那个蓄大胡子的法官讨论一下这篇文章,该法官和他观点相同,在和其谈话之前他想先熟悉一下这篇文章。八

审判长将文件浏览了一遍,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问了几个问题,都获得了满意的回答后,便吩咐提被告过堂。柵栏后的门立刻开了,两个戴着帽子、手持出鞘的军刀的宪兵进入大厅,跟在他们的身后,首先出来一个头发火红色、脸上有雀斑的受审的男人,接着出来两个受审的妇女。那男人穿着一件囚犯的长袍,这件衣服对他来说太大和太长了。进入法庭时,他让一双手的凸起的很大的手指挨着衣服缝合线紧张地伸出,用这样的方法阻住太长的衣袖使之不至于垂下。他没有抬头看法官和听众,神情专注地看着那板凳,他正绕着板凳走。绕了一圈后,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板凳的边缘上,留下位置给别人坐,坐好后,眼睛凝视着审判长,仿佛有什么要诉说,脸颊上的肌肉开始微微颤动。尾随着他进来的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妇人,同样穿着囚犯的长袍。妇人的头上系着囚犯的三角头巾,一张脸呈灰白色,没有眉毛和睫毛,但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这个妇人表现得非常镇定。她朝着自己的位置走去时,长袍被什么东西挂住了,她不慌不忙,用劲将其扯出,并坐了下来。

第三个受审的人是玛丝洛娃。

她一走入法庭,全场男人的目光就都集中在她的身上,跟着她转,长久地观察着她那张苍白的脸,上面有一双晶莹透亮、楚楚动人的眼睛,还仔细打量着她的囚衣下面的隆起的乳房。连一个宪兵也不例外,当她从他的面前走过并且往板凳上就坐的时候,他的眼睛不能离开她,直到她完全落坐,身子坐稳,他才仿佛意识到这样看是有罪过的,连忙转过头来,全身一振,木然转向窗外。

审判长耐心地等待着,直到被告们一一就坐,特别是玛丝洛娃坐好后,他才又向书记官下指示。

通常的司法程序开始了:列出陪审员名单,查出无故缺席未到的人,对他们一一处以罚金,对那些事先请了假的人则作出准假的决定,又用候补人员补上陪审员的缺额。然后审判长将陪审员的证书整齐地叠放在一起,将其放入一个玻璃高脚盘中,他稍微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子,裸露出生满浓毛的手,开始用魔术师的手式,一一抽出这些证书并打开宣读。然后他垂下衣袖,请神职人员带领陪审员去宣誓。

这个神职人员是个年老的东正教司祭,有一张肿胀的黄白色的脸,在他的窄腰长袖的棕色长法袍的胸口,佩着金十字架,还有一个某种样儿的小勋章用别针别在法袍的侧面。他徐徐迈动法袍下肿胀的双腿,走近置于圣像下的读经台。

陪审员纷纷起立,凑成一群,向读经台移动。“请到这儿来。”司祭说,他用一只圆润的手摸着胸前的十字架,等待所有的陪审员走近。

这个司祭担任此神圣的职务已有四十六年了,再过三年,他打算庆祝自己的周年纪念日,就像不久前他庆祝自己荣任大教堂的大司祭一样。从州法院创立时起,他就在此任职,回想起来,他颇为得意,因为他曾引领成千上万的人走到读经台前,向神宣誓,再者,他在垂暮之年,仍在为教会、祖国和家庭操劳不息,他也很以此为荣,他对家庭的贡献的确很可观,除了住宅外,他还给家人留下至少十万有息证劵的资产。可是,他在法院中从事的这项工作,是引领着人们在福音书(新约)上宣誓,按东正教的教规,这样的宣誓是违禁的,因而他的这项工作也是不良善的,但他从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他不仅不会因为违反教规而苦恼,而且还乐此不疲,因为他可以借此机会和一些有身份的先生们结识。眼下他就能够和这位著名的律师结识,他对这位律师非常佩服,并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因为律师凭借击败那个帽子上插花的老太太这一个案件,就赚了一万卢布。

当全体陪审员沿着台阶登上高台时,司祭将他的秃顶的灰色的头歪着下垂,让头从一块项巾的涂了油的窟窿里钻过去,又用手抹了抹正稀薄的头发,才面对着陪审员们。“请举起右手,把手指这样合并在一起。”他用衰老的声音慢慢地说着,同时举起一只手,手上每个手指都有涡,他把大、中、食指撮在一起画十字。“现在跟着我念,”他说着,开始念誓词,“以全能的上帝的名义,在他的神圣的福音书和主赋予生命力的十字架前面,我宣誓,我将按着事实,根据事实……”他念着,每念完一句,就停顿一下,“不要垂下手,这样保持着,”他对一个垂下手来的年轻人说,“我将按着事实,根据事实……”

有络腮胡子的仪表出众的先生、上校、商人,还有几个人都按照司祭的要求将手指合并在一起,似乎十分高兴地,准确而高声地跟着念,其他人似乎不太高兴,念得也不准确。有一个人念誓词的声音太大,像一个好斗、愤激的人一样吼叫着:“我将始终根据事实说话”,另有几个人只是小声重复着,语速落后于司祭,然后,又似乎很惊恐,赶忙加速追上去;一些人一字一顿、坚定地念着,似乎生怕漏掉字句,同时以激烈的姿势使自己的手指撮在一起不变,一些人读时漏掉一些字,又重新读一遍。大家都读得不顺畅,只有司祭老头一人坚信他正在做十分有益而重要的事情。宣誓完毕,审判长提议陪审员们选举一名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开始行动,聚成一堆,前往一间议事室。在那儿几乎所有的人都取出香烟,抽了起来。有人提议那位仪表出众的先生当首席陪审员,全体立即一致附议,并都熄灭和丢弃了烟头,回到审判厅。仪表出众的先生向审判长报告了选举结果,大家重新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有高靠背的分两排的椅子,很快坐下来。

大家迅速走回到原位,行进中不乏庄重的表情,这种代表公正、守法和威严的行进无疑使这些参与者感到高兴和满足,他们在意识中更明确地感受到他们是在从事一项庄严而重要的社会事业。甚至聂赫留朵夫也有此感觉。

陪审员们刚一坐定,审判长就向他们宣布他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审判长在讲话时,不断变换着身体的姿势:时而将身子的重心落在左手上,时而落在右手上,时而将身子靠在椅背上,时而将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时而伸手将一叠纸弄整齐,时而摸摸裁纸刀,时而摸一下铅笔。

按他说,陪审员的权利如下:他们可以通过审判长向被告提问,可以拥有铅笔纸张等书写工具,可以审视各种物证。陪审员的义务为:他们判定案件时不能弄虚作假,而应该大公无私。陪审员的责任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得向外界泄露消息,如有违反将会受到惩罚。

大家都专心致志地听着。唯独那个浑身发散着酒气的商人,不时发出响亮的打嗝声,每逢审判长说完一句,他就赞许地点一下头。九

审判长讲话完毕,就转向那几个被告。“西蒙·卡尔津金,请站起来。”他说。

西蒙神经质地跃起,脸颊的肌肉迅速地颤动了一下。“您的名字?”“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用炒豆子般的声音很快地说着,显然事先已经作了回答的准备。“您的身份?”“农民。”“来自何省,何县?”“图拉省,克拉皮文斯克县,库皮亚尼乡,波尔基村。”“您多大岁数?”“三十四岁,生于18……”“何种信仰?”“信仰俄国东正教。”“婚否?”“从未结过婚。”“干什么工作?”“我们在‘毛里塔尼亚’旅馆里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当茶房为旅客服务。”“以前什么时候曾受过审讯吗?”“从没有受过审讯,因为我们从前住在……”“从前没有受过审讯?”“饶恕我吧,上帝,从没有受过。”“起诉书的副本收到了吗?”“收到了。”“请坐下。叶甫菲米雅·伊万诺娃·包奇科娃。”审判长转向下一名被告。

但是西蒙继续站着,屈身向着包奇科娃。“卡尔津金,请坐下。”

卡尔津金依然站着。“卡尔津金,请坐下!”

但卡尔津金还是站着,直到民事执行吏跑到他跟前,他才坐下来,这个法警将头歪向一边,异乎寻常地睁大眼睛,嘴里反复念着悲剧式的耳语:“坐下,坐下!”

卡尔津金坐下了,其动作和他站起来时一样快,随即用长袍裹紧自己的身体,又重新无声息地微动着双颊。“您的名字?”审判长发出一声疲倦的叹息,转向第二名被告,他的眼睛没有看她,而是看着他面前的一张纸,在上面查阅着什么,对审判长来说,审案只是例行公事,他已经很习惯了,为了加快审判的进度,他可以同时做两件事。

包奇科娃已经四

十三

岁了,身份是科洛梅亚城的小市民,也是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服务员,没有受到侦查和审讯的前科,起诉书的副本也收到了。包奇科娃在回答讯问时,显得十分大胆,从她的口气判断,她对每一项讯问事先都有准备,诸如:“是的,我名叫叶甫菲米雅,还叫包奇科娃。起诉书的副本收到,我以此事出名而骄傲,不允许任何人嘲笑我。”讯问一结束,包奇科娃不待审判长叫她坐下,就径自坐下了。“您的名字?”好色的审判长特别和蔼地面向第三个被告说。“您应当站起来。”他发现玛丝洛娃还坐着,就柔和而亲昵地添上说。

玛丝洛娃刷地站了起来,露出准备接受任何审问的神情,挺起自己的高胸脯,没有回答问话,却用她那微带笑意的有点斜视的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审判长的脸。“怎样称呼您?”“柳博芙。”她迅速地说道。

这时候,聂赫留朵夫带上夹鼻眼镜,当被告过堂受审时,仔细打量每一名被告。“这不可能是她,”他想着,但并没有将视线从这名女被告的脸上落下来,“但是她怎么也叫柳博芙呢?”他想着,倾听着她的回答。

审判长打算继续往下问,但是一个戴眼镜的法官,有点气愤地向他嘀咕了几句,阻止他往下问。审判长点头表示同意,便向被告说:“你怎么叫柳博芙呢?”他说,“您签字时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被告沉默不语。“我问您,您的真实名字是什么?”“受洗时用什么名字?”那个激愤的法官问道。“从前人们称我为卡捷琳娜。”“这不可能是她。”聂赫留朵夫心中继续自言自语,同时他已经毫不怀疑地认定这就是她,就是那个既是中学生又是女仆的姑娘,他曾一度爱上了她,而就是这种该死的爱情,后来酿成了极不理智的恶果。他诱奸了她后,又抛弃了她,始乱终弃,后来他再也不愿回忆起这段往事,因为这段回忆太令他痛苦,也太明显地揭破他的君子的面纱,露出他的小人的本性。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正派人,并以此为荣,可他对待这个女子的往事表明他不仅称不上正派,而且还十分卑鄙。

是的,这就是她。现在他已经明显地看出了那些格外隐秘的特征,这样的特征使每一张脸和其他的脸不同,将这张脸做成独具一格的唯一的不可复制的脸。尽管脸上带有不自然的苍白和浮肿,但这些特征,美好的独具一格的特征,依然呈现在这张脸上,在两片嘴唇上,在略有斜视的眼睛上,更重要的,是表露在这种质朴的带笑意的目光中,和准备好承受一切的神态里,而且,不仅在脸上,其整个身影都带有这种令人难忘的特点。“您早就应当如实说出来,”审判长又特别和颜悦色地说道,“您的父名?”“我是非婚生的。”玛丝洛娃说道。“根据您的教父的名字,您仍然有父名,是怎样的呢?”“米哈伊洛娃。”“可她也会作出什么犯法的事来吗?”这时候聂赫留朵夫继续想着,费力地嘘了一口气。“您的姓,还有外号是怎样的?”“按我母亲的姓,登记时写玛丝洛娃。”“您的身份?”“市民。”“信仰东正教吗?”“信东正教。”“您的职业?干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沉默不语。“您从事什么工作?”审判长重复问道。“我在一家商店里服务。”她说道。“什么样的商店?”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道。“您自己知道是怎样的商店。”玛丝洛娃说,笑了笑,随即迅速环视了一下四周,又直勾勾地盯着审判长的脸。

在这张脸上的表情中,有某种非同寻常的成分,并且,在她说出的字句的含义中,在这种笑容中,以及落到这个厅堂里的她向四下里扫视的迅疾的目光中,有一种可怕的酸楚的令人怜悯的成分,以致连审判长也垂下了眼睛,审判厅里出现了片刻异常的寂静。这种难得的寂静被一个旁听者的笑声打破了。有人发出嘘声,要求保持严肃。审判长抬起头来,继续审问:“以往没有受过审判和侦讯吗?”“没有。”“起诉书的副本收到了吗?”“收到了。”“请坐下。”审判长说。

这名女被告人从后面端起自己的裙子,这种动作很像穿着盛装的贵妇人那样将后拖裙弄端正,她坐下后,将长袍衣袖里的不大的白色的手交叉放着,没有将视线从审判长的脸上落下。

审判长开始给证人点名,又下令让那些用不着的证人退场,然后作出关于聘请谁为法医的决定,并派人邀请他到审判厅来。然后书记官起身开始宣读起诉书。他清晰而宏亮地读着,但是读得太快,以致在他的发音中,Л和Р两个字母无法分辨,整个朗读融合成一种不停顿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嗡嗡声。法官们时而将胳膊肘支在椅子的一个扶手上,时而支在另一个扶手上,时而将身体靠在桌子上,时而靠在椅背上,时而闭耳倾听,时而张开眼睛,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想打呵欠,但极力忍住了。

被告当中,卡尔津金的脸颊不停地颤动着。包奇科娃十分安静地挺身坐着,偶尔用手指掻掻裹在围巾下的头。

玛丝洛娃时而一动不动地坐着,倾听朗读,眼睛注视着朗读人,时而全身颤抖,似乎想要反驳,脸孔发红,然后沉重地吐出一口长气,将左右手互换位置,扫视一下四周,重新盯着朗读人。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的从边缘数起第二张高背椅上,他取下夹鼻眼镜,凝视着玛丝洛娃,而在他的内心世界中,此刻正进行着复杂而痛苦的心理活动。十

起诉书全文如下:“188×年1月17日,一名客人突然死于‘毛里塔尼亚’旅馆,死者是库尔冈(西伯利亚一城市名)的二等商人费拉篷特·叶梅利亚诺维奇·斯梅里科夫。“第二区的地方法医检查证实死于过度饮用酒精饮料所导致的心力衰竭。斯梅里科夫的遗体已经入土安葬。“几天后,斯梅里科夫的伙伴和同乡、商人季莫欣从彼得堡回来了,此人了解斯梅里科夫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宣称斯梅里科夫有被下毒谋杀的嫌疑,谋杀动机是盗劫他所带的钱财。“这项嫌疑在预审中得到证实,通过初步侦讯查明:一、斯梅里科夫死前不久,曾从银行取出3800银卢布。但据查对,以保管遗产方式封存的死者财产中仅有312卢布16戈比现金。二、斯梅里科夫死亡的前一天整天,以及他在世的最后一个夜晚的整晚,他都是和妓女柳布卡(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在一家妓馆和‘毛里塔尼亚’旅馆中度过的,按照斯梅里科夫的委托,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从妓馆坐车到旅馆里取钱,当‘毛里塔尼亚’旅馆的仆役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和西蒙·卡尔津金在场时,玛丝洛娃使用斯梅里科夫交给她的钥匙,打开他的钱箱,从里面取了钱。当玛丝洛娃打开钱箱的时候,在场的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看见斯梅里科夫的钱箱里有数沓每张票面价值为一百卢布的钞票。三、就在最后一个夜晚,斯梅里科夫携带着妓女柳布卡从妓馆返回‘毛里塔尼亚’旅馆,柳布卡听从了仆役卡尔津金的主意,让斯梅里科夫在一杯白兰地酒中喝下一种白色的粉末,这种粉末是卡尔津金交给她的。四、第二天早晨,妓女柳布卡(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将一个镶嵌有钻石的戒指卖给她的女主人、妓馆的所有者、此案的见证人基塔耶娃,并声称此物是斯梅里科夫赠送给她的。五、斯梅里科夫死亡的次日,‘毛里塔尼亚’旅馆里跑堂的女仆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前往当地商业银行,在她的活期账户中存入1800银卢布。“通过法医检验、尸体解剖和对斯梅里科夫的内部器官的化学分析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物,有充分理由断定,死亡是中毒的结果。“受到追究而作为嫌疑犯被控告的玛丝洛娃、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不承认自己有罪,他们的申辩如下:玛丝洛娃说,她的确曾受斯梅里科夫派遣,从妓馆(按她的用语,那是她工作的地方)前往‘毛里塔尼亚’旅馆为这个商人取钱,使用他给她的钥匙,她打开了商人的钱箱,按其吩咐从其中取出了40银卢布,她没有拿更多的钱,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可以证实这一点,她打开和锁上钱箱以及取钱时,这两人都在场。往下她还供述说,她再度坐车来到商人斯梅里科夫在旅馆开的房间时,她的确在卡尔津金的唆使下让商人喝下一杯掺和了一种粉末的白兰地酒,她认为这种粉末是催眠药,可以让商人熟睡,尽早放开她。至于那个戒指,她说那是商人自己送给她的,那是因为他打了她,她哭哭啼啼闹着要坐车离开,他才用这个戒指赔礼。“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供述说,她压根儿不知道那笔不知去向的钱财的事,她也没有进入商人开的那个房间,柳布卡独自一人在那儿处理一切,如果商人的钱财真的被偷盗,那也只能是柳布卡一人所为,当时她本来就是带着商人的钥匙坐车来取钱的。”起诉书念至此处时,玛丝洛娃全身颤抖,张开嘴巴,转头看着包奇科娃。“当预审法官向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出示她在银行存有1800银卢布的账户证明,”书记官继续念道,“并问她这笔钱财是怎样得来的时,她供述说,

十二

年来,她和西蒙·卡尔津金一直在积攒金钱,以便他们两人能够结婚,成家立业。西蒙·卡尔津金本人在第一次的供词中承认自己曾伙同包奇科娃作案,在带着钥匙从妓馆坐车来的玛丝洛娃的唆使下,盗窃了这笔钱,将其和玛丝洛娃、包奇科娃均分。”听到此处,玛丝洛娃再度全身颤抖,甚至稍微跃起,涨红了脸,想要申辩,但民事执行吏制止了她。“此外,”书记官继续念道,“卡尔津金承认他曾给予玛丝洛娃粉末,为了让该商人尽快入睡。在其第二次的供词中,他否认自己曾参与盗窃这笔钱,也否认曾给玛丝洛娃粉末,将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她一人。至于包奇科娃存入银行中的那笔钱,他在供述时同意她的说法,他和她一同在这家旅馆中工作了十二年,一起积攒金钱,各位顾客老爷都赞赏他们服务周到。”

在起诉书之后,书记官还念了每次对质的笔录、各位证人的证词、各种鉴定人的意见等等。

起诉书的结尾如下:“根据以上所述,波尔基村33岁的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43岁的女市民叶甫菲米雅·伊万诺娃·包奇科娃和27岁的女市民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玛丝洛娃因为下面的事实被起诉有罪:188×年1月17日,他们在一起预先商量好,窃取了商人斯梅里科夫的钱和戒指,其中现金总共有2500银卢布,蓄意让斯梅里科夫喝下有毒的饮料,并导致其死亡。“这种罪行在《刑事惩治法典》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第四和第五款中已有规定。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女市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应该受到州法院的有陪审员们参加的审判。”

书记官就这样结束了长篇起诉书的宣读,他将文件纸收拢到一起,整齐叠起,回到自己的座位,用双手抚平整自己的长头发。

大家都轻松地长吁了一口气,而且都愉快地意识到,马上就要开始审判了,案情很快会全部澄清,正义马上将得到伸张。唯独聂赫留朵夫感觉不到愉快,他在玛丝洛娃可能犯下的罪行前惊呆了,简直惊诧莫名,百思不得其解。十年前,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纯真、姣好的小姑娘。十一

待起诉书宣读一结束,审判长和法官们便交头接耳,商量了一阵,决定先审卡尔津金。当审判长面朝卡尔津金的时候,脸上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气,这种神气仿佛在说:现在我们已经查明你们犯罪的全部过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案情无论巨细,都逃不过我们的侦查。“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俯身向着左边,开口说道。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挺直身子,垂手而立,身子向前探,双颊的肌肉依然无声地不停微动着。“您被控犯了下列罪行:188×年1月17日,您和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结成一帮,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里窃取了本该属于他的钱财,然后您拿来了砷制剂,劝说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在酒中掺和这种毒物,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因此造成了斯梅里科夫的死亡。您承认自己有罪吗?”他说着,俯身向着右面。“这怎么可能,因为我的职责是为客人服务……”“这些话您留着以后再说,您承认自己有罪吗?”“无论怎样都不会有这样的事,老爷,我仅仅……”“多余的话请您以后再说,您承认自己有罪吗?”审判长心平气和,但语气坚定地重复说。“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因为那样做……”

民事执行吏再次跃向西蒙·卡尔津金,用悲剧性的耳语制止他说下去。

审判长脸上带着一种神情,表示对这个人的审问就此结束。他一只手上拿着一张纸,他移动这只手的胳膊肘,使它支在另一个地方,面朝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说:“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您被控犯了下列罪行:188×年1月17日,您和西蒙·卡尔津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一道,在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从他的皮箱里窃取了他的钱财和戒指,并将这些财物瓜分,为了掩饰你们的罪行,你们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毒物,中毒造成了他的死亡。您承认自己有罪吗?”“我没有犯任何罪,”这个被指控的女人泼辣而顽强地说道,“我根本没有进入房间……走进房间去的是这个娼妇,在那儿做出事情来的也是这名娼妇。”“这些话您留着以后再说,”审判长仍旧那样柔和而坚定地说道,“那么您不承认自己有罪了?”“我没有拿钱,也没有给谁喝酒,我压根儿没有在那个房间里。如果我在那儿,我会赶她走。”“您不承认自己有罪?”“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承认。”“很好。”“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审判长开始转向第三名被告,“您被控犯了下列罪行:您带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馆坐车来到‘毛里塔尼亚’旅馆内的一个房间的时候,从这只箱子里偷窃了钱财和戒指,”他说着,好像在呆板地讲课,同时侧身将耳朵挨近左边的一位法官,该法官告诉他说,在物证登记表上还少一了个酒瓶,“您从箱子里偷窃了钱财和戒指,”他重复说着,“并且与同伙瓜分了赃物,后来再度和商人斯梅里科夫一道坐车来到‘毛里塔尼亚’旅馆,您让斯梅里科夫喝下掺有毒药的酒,从而导致他死亡。您承认自己有罪吗?”“我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犯罪,”她急速地说着,“我最初是这样说的,现在也这样说:当时我没有拿,没有拿,真没有拿,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拿,那戒指是他本人给我的……”“您不承认自己有偷窃两千五百卢布的罪行吗?”审判长说。“我说,除了那四十卢布外,我什么也没有拿。”“好,那么在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掺有药粉的酒这件事上,您承认自己犯了罪吗?”“我承认有这回事。我当时只以为,正如别人告知我的,这药粉是催眠药,服用它没有任何危害。我没有想到会出事,也不希望出事。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发誓——我不希望出事。”她说道。“这样一来,您不承认自己有偷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的钱财和戒指的罪行,”审判长说,“但是,您承认你们让他服用了药粉?”“是这样的,我承认,我认为这仅仅是催眠药。我让他喝,只是为了让他睡熟——我不希望出事,也没料到会出事。”“很好,”审判长说,显然他对取得的口供结果感到满意,“那么请您说说,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他说着,将胳膊肘支在椅背上,一双手则平放在桌子上,“请您将事情的经过全部说出来。您可以通过坦白的供认以减轻自己的罪行。”

玛丝洛娃依然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审判长,但没有开口。“请您说清楚,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发生的?”玛丝洛娃突然流利地说起来,“我坐车来到旅馆,他们引领我进入那个房间,他住在那儿,并且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她说“他”这个词的时候,面呈十分惊恐之色,圆睁着双眼。“我想坐车离开,他不让我走。”

她不作声了,仿佛突然迷失了谈话的线索,或者记起了另外的事。“就算是这样的吧,可以后呢?”“还有什么以后的事啊?后来我待了一会,就坐车回家了。”

这时副检察官按捺不住了,他挺不自然地支起一个胳膊肘,让身体处于半站立的姿势。“您想要提问吗?”审判长说,在副检察官作出肯定的回答后,他用手势向副检察官示意:他有提问权,但问题必须经由审判长转达。“我想提一个问题:该女被告人以前是否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长说的时候,眼睛不看玛丝洛娃。

审判长复述了这个问题。玛丝洛娃惊恐地盯着副检察官。“西蒙·卡尔津金?我认识他。”她说。“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该女被告人和西蒙·卡尔津金的结交中有什么样的活动。他们常常会面吗?”“结交中有什么样的活动?他常邀我去见客人,也谈不上什么交情。”玛丝洛娃回答,不安地将目光从副检察官转向审判长,又转过眼睛看副检察官。“我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西蒙·卡尔津金格外眷顾玛丝洛娃,老是给她拉客,而不给其他的姑娘。”副检察官说,同时眯缝着眼,但脸上带着轻浮的狡黠的微笑,其表情活像《浮士德》中的恶魔美菲斯托菲尔。“我不知道,我干嘛要知道,”玛丝洛娃回答说,她惊恐地环顾四周,在一刹那间她的目光落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他想找谁就找谁。”“难道他认出我来了吗?”聂赫留朵夫惊惶地想道,感到心血直往脸上涌,但玛丝洛娃并没有发现他和其他人有区别,立刻掉转目光,仍旧带着惊恐的表情看着副检察长。“那么,该女被告人否认她和卡尔津金有某种亲昵的关系了?很好,我再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副检察官立刻将胳膊肘从斜面高写字台上移下来,动手记下什么,事实上他什么也没记下,只是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将一个个原先写好的字母用笔圈起来,他看见一些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一次机灵的提问之后,往往在自己的可能置对手于死地的发言提纲上进行圈点。“随后又怎样呢?”审判长继续问道。“我坐车回到家中,”玛丝洛娃继续说,已经稍微胆壮地望着同一个审判长,“将钱交给女老板,就上床睡觉了。我刚刚入睡,我们一伙的姑娘别尔塔唤醒了我。‘快去接客,你的那位商人又来了。’我不想出去,但鸨母之命不可违背。这会儿的‘他’,”她再次用十分害怕的神色说出这个“他”字,“‘他’老是缠着我们的姑娘们,要我们喝酒,后来他想打发人再取一瓶酒来,可他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女老板不答应他赊账。这时他派我到他在旅馆里开的房间里去,并且他说道:那儿有钱,你去取多少钱来。我就奉命坐车去了。”

这时,审判长正和左边的法官交头接耳,嘀咕着什么,他没有专心听玛丝洛娃的供述,但为了显示他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他重复她最后说的几个词。“您坐车去了。就算这样吧,可还有呢?”他说。“我坐车到了那儿,按他的吩咐做好了一切事情:我进入了房间。不是一个人进入的,我叫来了西蒙·卡尔津金和她。”她指着包奇科娃说。“她说谎,我连门口都没有跨入……”包奇科娃开口申辩,但被制止了。“当着他们的面,我取了四张红色的十卢布钞票。”她皱着眉头,眼睛不看包奇科娃,说道。

检察官又插嘴问道:“就算这是实情,可当女被告人取四十卢布的时候,她有没有察看箱子里有多少钱?”

一待检察官面朝着她,玛丝洛娃就全身颤抖。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她感到他想要害她。“我没有数钱,我看见其中只有几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女被告人看见了几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我再没有什么要问了。”“就算您说的是事实,可随后呢,您将钱带到他的手上了吗?”审判长继续问道,同时看了看手表。“我带到了。”“好啦,然后呢?”审判长问道。“然后他又寻我胡缠。”玛丝洛娃说。“嗯,您是怎样给他喝掺有药粉的酒的?”审判长问道。“怎样给他喝的?我将药粉撒在酒中,就端给他喝了。”“为什么您要给他喝这样的酒?”

她没有回答,沉重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死活不放开我。”沉默了一阵,她说道。“我被他烦死了。我走到走廊里,向西蒙·卡尔津金诉苦:‘但愿他能放开我,我困极了。’而西蒙·卡尔津金说:‘他令我们大家都很烦,我们最好让他喝点安眠药粉,他一睡熟,你就可以走了。’我说:‘好吧。’我认为这不是有害的药粉。他就给了我一小包。我走进房去,商人躺在隔壁,立刻呼叫我给他端白兰地酒来。我从桌上取了一瓶上等的香槟酒,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喝,一杯给他,往他的杯里掺了粉末,端给他喝了。假如我事先知道这粉末有问题,难道我还会给他喝吗?”“好吧,而那只戒指怎么会出现在您手上呢?”“这只戒指是他本人给我的。”“他什么时候给您戒指的?”“那是我和他一起坐车来到他开的房间的时候,我想离开,他殴打我,打我的头,打碎了我的梳形首饰。我十分生气,打算立刻坐车走。他婉言赔不是,从手指上取下这枚戒指,赠送给我,挽留我别走。”她说。

这时,副检察长又稍微抬起身子,仍然伪装出纯真的外表,请求允许再提几个问题,在得到许可后,他低下绣花的衣领上的头,问道:“我想知道的是,女被告人在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

恐惧感再度控制着玛丝洛娃,她用眼睛在检察官和审判长两人身上来回扫射,匆忙地说:“我不记得待了多长时间。”“好吧,但女被告人是否记得,她从商人斯梅里科夫那里出来后,有没有去过旅馆里的其他地方呢?”

玛丝洛娃想了想。“我去过并排的一个空房间。”“您为什么要去那间房呢?”检察官说,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急于得到答案,因而将脸直接朝向她。“我去那儿把自己的头发和衣服弄整齐点,等待马车来。”“可卡尔津金是否和女被告人一同待在那间房里,或者他没进去?”“他也去过那个房间。”“为什么他也要去那个房间?”“商人喝的那瓶上等香槟酒还剩下半瓶,我们一起将它喝光。”“哦,一起喝光那瓶酒。很好。”“女被告人在那儿和卡尔津金讲了些什么呢?”

玛丝洛娃突然皱起了眉头,脸涨得通红,飞快地说道:“讲了些什么?我什么话也没有讲。事情的经过我已全盘讲述了,其他的我不知道。您想把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总而言之,我没有犯罪。”“我没有更多的事要提问了。”检察官对审判长说,不自然地耸了耸肩,并在自己的发言提纲上飞笔疾书,记下女被告人本身已承认她曾和卡尔津金待在一间空房间里。

全场静默。“您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吗?”“我说完了。”她说道,叹了一口气,坐下了。

接着审判长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一面倾听着坐在左边的法官用耳语向他报告什么事情,随即他宣布审判会中断十分钟,便急匆匆地起身从大厅里走出去了。审判长左边的那个法官是个长着一双友善的大眼睛、下巴有胡须的高个子,刚才他向审判长咬耳朵汇报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而是他的胃有点不舒服,必须出去请人按摩一下,喝点融雪时采集的水。审判长准其所请,就宣布休会片刻。

跟随着法官们起身离座的还有陪审员、辩护律师、见证人等,他们都愉悦地意识到审判的重要的一部分已经完毕了,便分散到四处活动一下身子骨。

聂赫留朵夫离开大厅,进入陪审员室,在靠窗的一个地方坐下沉思。十二

对,她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的关系史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初次遇见卡秋莎是他上大学三年级,为了写好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而在自己的姑妈们家中度夏的时候。往年的暑期,他是在母亲的庄园里和母亲、姐妹一起度过的。但是那年他的姐姐出嫁了,而母亲也坐船出国了。聂赫留朵夫必须找个好去处潜下心来写论文,于是他决定到姑妈们那儿去度夏,她们那儿的园林深处一片静寂,远离乱人心思的世俗娱乐。而姑妈们也十分疼爱她们的侄儿兼财产继承人,当然他也爱她们,敬重她们古朴的生活方式。

在姑母们家中度过的这个夏天中,聂赫留朵夫体验到一种非常兴奋的情绪,当时,正处青春年华的他,第一次不受旁人的指点,独立地认识到人生的一切美好和重要意义,也认识到上帝让一个人有机会在一生中从事事业的各种深远意义,他看到自我完善的无限可能性,也看到全世界变得完美的无限可能,他将献身于这种使自身和世界完美化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希望而已,他此时此刻有充分的信心达成他理想中的完美。这一年,还在大学里的时候,他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的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见解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他还是一个大量土地拥有者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有,但母亲得到的嫁妆有将近一万俄亩土地。当时他第一次懂得了土地私有制的残忍性和不公正性,从而加入了一群志同道合者的队伍,对他们来说,以道德要求的名义作出牺牲是崇高的精神享受,他决定不使用土地私有权,当时他把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他就以这个题目写自己的论文。

这一年他在姑妈们的乡村里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每天他起床很早,有时三点钟就起床了,太阳出山前他走到山下的河中游泳,有时晨雾很浓,回来时,露珠还存留在草上和花朵上。早晨,有时他一面喝着咖啡,一面坐着写论文,或者为了写论文而读资料,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没有写和读,而是又走出屋门,沿着田野和林中的小路漫步。中餐以前,他在花园中的某处小睡一会儿,然后高兴地用午餐,以自己的快乐逗得姑妈们发笑,然后骑马和划船,晚上再一次读书,或者和姑妈们坐在一起,把纸牌摊开玩单人纸牌游戏。夜晚,特别是在月光皎洁的夜里,他常常不能入眠,因为他体验到太多令他激动的生活中的快乐,有时他睡不着觉,就一面胡思乱想,一面在花园里散步,直到天亮。

他就这么幸福而平静地度过了生活在姑妈家中的第一个月,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半中学生半女仆的黑眼睛的快步如飞的卡秋莎。

当时,聂赫留朵夫年方十九,在母亲的呵护培养下长大的他,纯粹是个天真烂漫的青年。他想象中的妇女仅仅是作为妻子的妇女。按他的理解,所有将来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对他来说就不是女人,而是中性的人。但是,这个夏天,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情窦初开,那是耶稣升天节(复活节后的第四十天),姑母的田庄里来了一群客人,为首的是相邻田庄的女主人,她带着几个孩子:两个是小姐,一个男孩是体操运动员,还有一位庄稼汉出身的年青艺术家,此人原在相邻田庄作客,现在跟随女主人一起来拜访。

年青人多了,就可玩乐了。喝过茶后,大家在房屋前面割过草的小草坪上玩捉人游戏(由前立的一人捉后面轮流分跑的两人中的一个)。卡秋莎也被邀参加。聂赫留朵夫在几轮换人之后,轮到和卡秋莎配对一起跑。聂赫留朵夫每次看见卡秋莎时,心里总感到愉悦,但他在头脑中从来没有想到,在他和她之间会有某种特别的关系。“这么一来,现在你怎么样也捉不到这一对了,”担当“捉人者”的欢乐的艺术家说,他用自己的短小而弯曲,但有力的庄稼人的双腿飞快地跑着,“除非他俩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即使那样,您也捉不到!”“一、二、三!”

三声拍掌,游戏重新开始。勉强忍住笑声的卡秋莎领着聂赫留朵夫迅速变换位置,用她的结实而粗糙的小手握住他的大手,使劲朝左方跑,弄得身上的浆硬了的裙子瑟瑟作响。

聂赫留朵夫跑得飞快,他不想让艺术家捉到,便鼓足全身之力飞奔。他回头一看,只见艺术家正在追逐卡秋莎,但她用一双矫捷、年轻的脚灵巧而有节奏地跑动,使对方捉不到,又一口气朝左方跑去。她前面是一个长着一丛丛丁香花的花坛,谁也没曾跑到那花坛后面去,但卡秋莎回头看聂赫留朵夫,用点头的动作向他示意,邀他到花坛后面会合。他懂得她的意思,就向丁香花后面跑去。可是花丛后面的某处有一条他不熟悉的长满荨麻的浅而窄的水沟,他失足踩在那里面绊倒了,荨麻刺刺伤了他的双手,已经降下的傍晚的露水将他的手弄得很湿,他立刻爬起来,一面取笑着自己,一面站稳身子,又跑到一块洁净干燥的地方。

卡秋莎容光焕发,一双好像黑穗醋栗(R.nigrum)的黑眼睛笑盈盈,飞快迎着他跑。他俩会合在一起,一齐用手揪着对方。“我想你的手肯定被刺伤了。”她说,用一只空着的手扶正落下的发辫,沉重地呼吸着,笑着,自下而上直盯着他。“我不知道那儿有一条沟。”他握着她的手笑着说。

她的身子向他靠拢,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他竟将脸伸向她,她并不回避,他紧紧抓住她的手,亲吻她的嘴唇。“你这是干什么!”她说着,以急遽的动作挣脱自己的手,跑着离开了他。

她跑到丁香花丛下,从那上面摘了两枝白色的已经凋谢的丁香花,用花枝拍打着自己的躁热的脸庞,又回头看他,大胆地将一双手在自己面前来回摆动,走回游戏的人群中去了。

从这个时候起,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心相印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彼此爱慕的纯真的男士和同样纯真的姑娘之间常常会发生。

只要卡秋莎进入房间,或者甚至只要能从远处看见她的白色的围裙,对聂赫留朵夫来说,一切就好像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一般,万物都成为有趣的,令人愉悦的,有意义的,生活就成为欢乐的了。而她也有相同的体验。然而,不仅仅卡秋莎的出现和走近能对聂赫留朵夫产生这样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对他个人的意识产生作用,即他心中有个卡秋莎,而她心中也有一个聂赫留朵夫。有时聂赫留朵夫会收到母亲的严词责备的信,或者在写论文时会遇到难题,或者会体验到年青人的无名的忧愁,但只要想起卡秋莎,或者看见她,一切愁闷顿时烟消云散。

卡秋莎在宅院里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她手脚麻利地将事情全部做好,有空就读书。聂赫留朵夫将他刚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给她读。她最爱读的是屠格涅夫的《寂静》。他俩若是遇见了也交谈几句,这常常是在走廊上、在阳台上,或在院子里,有时是在姑妈们的老仆妇马特廖娜·巴甫洛芙娜的房间里,卡秋莎和老仆妇同住一个套间,聂赫留朵夫有时来这儿喝不放糖的茶。这种当着马特廖娜·巴甫洛芙娜的交谈是挺欢欣愉悦的。当只有他们两人在屋里的时候,这种谈话的结果反而相当不佳。他们四目相对,眼睛开始交流一些另外的意思,说出好多比用嘴说更加重要的东西,他们的嘴唇扭歪了,有某种可怕的事来临,于是他们急忙分开了。

在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姑妈们家中居住的全部时间里,他和卡秋莎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着。姑妈们也看出他们之间关系不寻常,感到恐慌,甚至将这种情形写信告知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在国外的女公爵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姑妈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生怕德米特里和卡秋莎发生肉体关系。但是她这种害怕是多余的:聂赫留朵夫自己不知道他爱上了卡秋莎,这种爱是纯真的男女之间的爱,他的爱无论对他或是对她来说,都是避免堕落的主要的屏障。他心中并不是没有想占有她的肉体的欲望,但一想到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她的可能,他就胆战心惊,十分害怕。感情丰富的索菲亚·伊万诺芙娜担忧的是,德米特里凭着他的一贯的敢作敢为的性格,会既不考虑和这个姑娘结婚,也不顾及她的出身和境况,就爱上她,这个姑妈的担忧倒是很有见地的。

他深信,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当时充溢他全部身心的生命欢乐感的一种表现,他应该和这个美好的欢乐的小姑娘分享这种感情。当他坐车离开当地时,卡秋莎和姑妈们站在台阶上送他,她用自己的充满泪水的有点斜视的黑眼睛向他道别,然而,他感到这下子是抛弃了某种美丽的宝贵的再也不能复制的东西,他感到十分忧郁。“别了,卡秋莎,一切都得谢谢你!”他坐在四轮马车上,经过索菲亚·伊万诺芙娜头上的软帽看着她说道。“别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用自己的愉悦柔和的声音说道,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跑到过道的屋里去了,只有在那儿她才能大哭一场。十三

从那时起,连续三年聂赫留朵夫都没有见过卡秋莎。他又看见卡秋莎是在他晋升为军官,前往军队服役的路上,顺便来探望姑母们的时候,和三年前他在她们那儿度夏时相比,他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当年,他是一个纯真忘我的青年,心怀为任何真善美的事业献身的志向,可现在呢,他已成为一个堕落的恶毒的利己主义者,所爱所想的仅仅是享受。当年上帝的世界呈现在他面前时包含着许多秘密,而他呢,则欢欣鼓舞地想方设法要揭破这些谜,可现在呢,对他来说,存在于当前的生活中的一切已经十分简单明了,他已通过自己所处的种种生活环境看透了其本质。当年,他需要的和器重的是同大自然交往,同那些生活在他以前的曾经对生活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和对生活有很深的感受的诗人进行思想交流,可现在呢,他所醉心的是种种人工建造的东西以及和酒肉朋友们进行交往。当年女人呈现在他面前时是神秘的、美好的,正因为神秘就更加迷人,可现在呢,女人的意义,任何女人的意义(自己家里的女人和朋友的妻子除外)都已十分明确了:女人是一件最好的再一次体验享乐的工具。当年,他需要的不是金钱,他可以不拿母亲给予他的那三分之一的钱财,也可以放弃他父亲的庄园,将其分给农民,可现在呢,虽然有母亲每月给他的那一千五百卢布的生活费,但他总嫌不够,常常因钱的问题和母亲进行不愉快的交谈。当年,他认为自己的真正的“我”是自己在精神上的存在,可现在呢,他认为代表自己的是健康的、精力充沛的、具有动物本能的“我”。

而这一切奇怪的转变之所以能够在他身上完成,仅仅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其他人。他之所以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其他人,仅仅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会活得太辛苦;如果相信自己,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利于动物性的“我”,因为动物的我只追求轻松快乐的享受;相信其他人,就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了,因为人家已经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好了,而这种解决方式都是违背精神的“我”,有利于动物性的“我”。除此之外,相信自己,他总是会遭到旁人的指责,相信其他人,他却能得到周围人们的赞扬。

事实就是这样的:当聂赫留朵夫思考的、阅读的和说的都是关于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的时候,他周围的一切人都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笑的,而母亲和姑妈则带着宽容的讽刺称他为“notre cher philosophe(我们的宝贵的哲学家)”;而当他看浪漫的小说,讲淫秽的笑话,乘车去法国剧院看那些可笑的独幕轻松喜剧,回来后快活地复述其内容时,大家都称赞和附和他。当他认为自己应该节约消费,穿旧大衣,不喝酒时,大家都认为这是怪癖,是用标新立异来突显自己,当他花费大量的钱去打猎,或者将自己的书房装修得十分豪华时,大家都赞赏他的审美力,抢着赠送贵重礼物给他。当他固守自己的童贞,打算将之一直保持到结婚以前时,亲人们都为他的健康担心,而当他成了真正的男子汉,将某个法兰西女士从他的伙伴手中抢夺过来时,他的母亲看到此事,非但不发怒,反而十分高兴。至于他和卡秋莎交朋友这件事,他心中可能考虑过和她结婚,而他的作为女公爵的母亲知道他考虑此事时不惊骇万分才怪呢。

下面的事实更准确地说明了问题:聂赫留朵夫为了完善自身,将父亲遗留给他的不大的地产分给农民,因为他认为拥有地产是不公正的,但他完成此举后,他的母亲和亲人大为惊骇,并且这从此成为大家嘲弄他的话题,他成了大错特错的被责备的对象。人们不停地告诉他,得到土地的农民不但没有变成富人,反而更穷了,他们成天泡在酒馆里,不再耕种土地了。当聂赫留朵夫进入了近卫军,跟门第高贵的同僚们一起花天酒地,以致叶连娜·伊万诺芙娜不得不从她的存款中取钱供他挥霍时,她却满不在乎,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还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些痘苗以增强免疫力,是件好事。

最初聂赫留朵夫还努力奋斗过,但想摆脱环境的牵扯缠绕实在太难了,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好的东西,别人却认为是坏的;与之相反,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坏的东西,别人却认为是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相信自己,转而相信其他人。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否定自己的作法是令他不愉快的,但日子一久,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也渐渐淡薄了,于是,在这段时间里,聂赫留朵夫开始抽烟喝酒,不再体验不愉快的感觉,甚至感到格外轻松。

于是,生性热情的聂赫留朵夫将全部身心都投入这种得到周围人赞许的新生活当中,完全窒息了自己心中要求另一种生活的声音。这种转变是他迁居彼得堡之后开始的,而在进入军队服役后得到完成。

军官生活本来就容易使人堕落,一个人进入军界后就变得终日无所事事,也就是说,脱离合理的有益劳动,免除了一般人的义务,换来的则是军队、军服、军旗等虚设的荣誉。一方面是颐指气使,对别人享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在长官面前奴颜婢膝,唯唯诺诺。

伴随军营生活而来的是对自己身上的军服和自己队伍的军旗的荣誉感和准许自己行使暴力和杀戮,这是一种普遍的堕落,自不用说,然而,和其连在一起的还有豪华奢侈造成的堕落以及与沙皇的宗族接近交往带来的堕落,这样的堕落发生在上等的近卫军团中,只有富有和高贵的军官才能在这样的军团服役;如果这几种堕落同时产生作用,那么总的堕落就将沉沦于其中的人们带到彻底的利己主义的疯狂状态中。由以上分析可见,从进入军营服役,开始像他的同僚们那样生活的时候起,聂赫留朵夫就处于这样的利己主义的疯狂状态中。

军务不外乎下面这些:穿上刺绣得很精美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洗净的军服,戴上盔形帽,佩上也是由他人造好、擦干净后送来的武器,骑上也是由他人饲养、训练和喂饱的骏马和同僚一起去操练,或参加检阅,骑马驰骋,越过障碍,挥舞军刀,射击,将这些军事知识教给其他人。其他的事是没有的,而那些达官贵人,无论年纪大小,包括沙皇和他的亲信,不仅仅赞成这样的军务,而且称赞表彰他们、感谢他们。在这些军务之后,他们认为正当和重要的是如何挥霍掉不知从那儿弄来的钱财,聚在军人俱乐部或豪华的餐馆里吃喝,特别是喝酒,然后是上剧院、跳舞、玩女人,然后重新骑着骏马,挥舞军刀,骑马驰骋,又重新挥霍钱财、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特别有腐蚀作用,原因在于,如果某个非军人过这样的生活,他的内心深处会因为生活如此荒唐而感到羞耻。可军人们则认为这样过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拿这种生活来吹嘘,以此为骄傲,特别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聂赫留朵夫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是在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后参加军队的。“我们准备在战争中牺牲生命,所以这种无忧无虑、欢乐的生活不仅是情有可原的,而且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我们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聂赫留朵夫在自己生活的这一时期就是这样糊涂思考的;在整个时期,他感到一种解脱了道德束缚的快乐,原先他是为自己设置了道德规范的,因此在这个时期他处于慢性病一般的利己主义疯狂状态中。

当三年后他顺便来看望姑妈们时,他正处于这种状态中。

十四

聂赫留朵夫顺路去看姑妈,他中途要经过她们的庄园,而且两位姑妈也热情地邀请他去,但主要的,他这时候去是为了和阔别的卡秋莎见面。或许,他的内心深处已经有兽性的冲动,对卡秋莎起了歹念,眼下放荡的动物性的人格正在用这样的念头低声诱惑他,但他的思想中,仍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念头,他只是想到那个他曾经过得很惬意的地方去打一转,探望一下有点可笑,但宽容慈祥的姑妈们,当年,姑妈们对他一向十分慈爱和赞赏,他还想看看在他心中留下如此愉悦回忆的天真可爱的卡秋莎。

他是在三月底耶稣受难日到达的。当时冰雪初融,道路泥泞,而且下着倾盆大雨,他被淋得浑身湿透,身子冻僵,但他还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在那个时候,他总是这样的。“她还在他们这儿吗?”当他坐车进入熟悉的、四处堆满从屋顶上落下来的雪的、姑妈们的砖墙围绕的旧式地主庄院时,他想着。他等待着,盼她听见他的铃声跑到台阶上来迎接,但是从女仆居住的房间走到台阶上的是两个光着脚的、把衣襟掖在腰里的、提着桶的粗鲁仆妇,显然她们在擦洗地板。在正门庭阶上也没看到她的影子,走出来的仅仅是系着围裙的仆人吉洪,不用说,他也在打扫卫生。在前厅里,迎着他走出来的是穿着丝绸衣服、头戴包发帽的索菲亚·伊万诺芙娜。“你看多好,你来了!”索菲亚·伊万诺芙娜一面说着,一面吻他,“玛申卡有点不舒服,在教堂里累坏了。我们举行圣餐礼来着。”“索雅姑妈,我祝贺您领了圣餐,”聂赫留朵夫说,吻着索菲亚·伊万诺芙娜的手,“请您原谅,我把您弄湿了。”“快到你的房间里去吧。你全身都湿透了。瞧你已经有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赶快给他准备一杯咖啡。”

"我这就来!"走廊里传来熟识的动听声音。

聂赫留朵夫的心欢乐地收紧了。“她还在这儿!”他心中愁云顿扫,仿佛又见到了阳光。聂赫留朵夫高高兴兴地跟着吉洪走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有心向吉洪问一问卡秋莎的情况:她怎么样了?她生活得怎么样?没有出嫁吧?但吉洪那副毕恭毕敬、一本正经的样子,和抢着给他扭开悬壶洗脸器的龙头让他洗手的行为,让他觉得不好意思,实在难于启齿问卡秋莎的事,他仅仅问:他的孙子长得可好?那匹名叫“老兄”的老马怎样了?那条名叫波尔坎的看院子的狗怎样了?这些生灵都活得很好,只是波尔坎去年染上了狂犬病,死了。

聂赫留朵夫脱下所有的湿衣服,刚刚穿上干净衣服,就听见匆忙的脚步声,有人来敲门了。聂赫留朵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听出了来人是谁。这样走路和敲门的,只有她。

他拿起淋湿的军大衣,披在自己身上,向门口走去。“请进!”

就是她,卡秋莎,她的相貌长得比以前更可爱了。一双天真的有点斜的黑眼睛依然从下往上笑盈盈地看着。她像以前一样系着清洁的白围裙。她从姑妈们那儿带来的仅仅是一块刚去掉纸包装的芳香的肥皂和两块毛巾:俄国出产的大毛巾和绒毛长浴巾。无论印的字母没有被触动的肥皂也好,毛巾也好,她本人也好——

这一切都是同样的洁净、新鲜、未被触动、美好。她的可爱的坚硬的美丽的嘴唇依旧因抑制不住的欢乐而起皱褶,好像以前她见到他的时候那样。“祝您平安到达此地,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脸上闪现出玫瑰色的红晕。“你好……您好,”他说,不知道对他讲话该称呼“你”还是该称呼“您”,他也像她一样脸红了,“您身体好吗?”“托上帝的福。……这是您的姑姑叫我给您送来的玫瑰香皂,是您爱用的。”她说着,把香皂放在桌上,把毛巾搭在一把圈椅的扶手上。“他有自己的盥洗用品。”吉洪为了维护客人的独立气派,得意地指着聂赫留朵夫的一只打开的露出许多银瓶盖的大的化妆用品箱,说道。箱子里有大量的有颈的小玻璃瓶、刷子、发蜡、香水,各种化妆用品一应俱全。“我向姑姑表示感谢。我来这里真高兴。”聂赫留朵夫说道,觉得心里象上次来时一样舒畅和温暖。

她仅仅微笑了一下,作为对他的回答,就走出去了。

姑姑们总是钟爱聂赫留朵夫的,这次见到他更是格外高兴。聂赫留朵夫上前线作战,可能受伤,也可能阵亡,这使两位姑妈更加疼他。

聂赫留朵夫原本打算在自己的行程中只在姑姑家里待一个晚上,但是看见卡秋莎后,他改变了主意,他同意在姑姑们家里过复活节,两天后就要过节了。他发电报给自己的朋友和同事申博克,他俩本应一起去敖德萨的,现在他约他们顺路来姑妈家相会。

从看见卡秋莎的第一天起,聂赫留朵夫就感到了旧时那种对她的爱慕。和当年一样,他现在看到了她的白围裙不能不感到激动,听到她的脚步声、说话声和银铃般的笑声不能不欢喜,瞧着她那像湿润的醋栗那么黑的眼睛,特别是在她微笑的时候,就不能不动心,主要是他们忽然遇见的时候,她一下子就脸红了,此时他真感到心旌摇荡,六神无主。他感到自己爱上了她,但已不是当年那种初恋了,三年前,这种爱情对他来说是个谜,对于自己是否真的在恋爱,他自己也没有把握。当年他深信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爱情,爱上了谁就应当海枯石烂不变心,可现在呢,他也在堕入情网,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且为此高兴,他已是个情场的老手,知道爱情就是寻欢作乐,即使瞒着自己的良心,他模模糊糊地知道,现在的爱是怎么一回事,由这种爱很可能作出越轨的事来。

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正如在一切人那里一样,有双重人格,也就是有两个人。一是精神上的人,他给自己寻求福利,但仅仅寻求在他人那儿也有的福利,一是动物性的人,他仅仅给自己寻求福利,为了获取这种福利,他准备牺牲全世界所有人的福利。在他生命的这个时期,彼得堡的生活和军营生涯引发了他的利己主义的疯狂性,动物性的人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完全压倒了精神上的人。眼下,和卡秋莎的重逢,使他又重温起当年对她的那种体验来,精神的人又抬起头来,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于是,在复活节的前两天里,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刻也不停地进行着一场他自己也不觉得的内心斗争。

在他明智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应当坐车走,他知道眼下实在用不着在他姑母家多作逗留,他知道这样逗留不走无论如何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他当时已经高兴和愉快得入迷了,结果他没有用良心深处的这些话让自己警醒,却继续住了下来。

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基督的复活照亮天下的前夜,一名东正教司祭带着一名助祭和一名执事(东正教教会最低的工作人员,做诵经、打钟等工作)来到这儿举行晨祷,据他们说,他们乘着雪橇经过水塘和干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完从教堂到姑妈家的三俄里的路程。

聂赫留朵夫和姑妈们以及仆人们站在一起做晨祷,他心不在焉,眼睛只盯着卡秋莎,她站在门口,送来了手提香炉。他按照复活节的规矩同司祭、姑妈们互相吻过三次后,正要走去睡觉,却忽然听到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姑妈的老女仆马特廖娜·巴甫洛芙娜和卡秋莎正在作前往教堂的准备,为了给复活节的甜面包和甜奶渣受净化礼。“我也去。”他暗想。

到教堂去的路,不论是坐雪橇还是坐马车,都不好走。他在姑妈们家中,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可以随意使唤仆人,因此,他吩咐人把那匹供乘骑的名叫“老兄”的马备好了鞍子,他自己不再上床睡觉,却换上华丽的军服和紧身的马裤,外面还加上军大衣。那匹老公马被养得很肥,身体笨重,不住地嘶叫着。他翻身上马,摸黑穿过水塘和积雪到教堂去了。

十五

此后,这次晨祷在聂赫留朵夫的一生中留下最鲜明、最深刻的回忆。

当时他处在一片漆黑当中,只有个别地方稀稀落落散布着几堆白雪,他乘马在水里走,马蹄拍水作响,他进入教堂的院子时,教堂周围眼光所及之处的油灯碟子燃着火光,胯下的公马因而警觉地侧竖起耳朵。礼拜已经开始了。

有些农民认得他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侄子,就把他领到一块干燥的地方下马,牵着他的马拴好,带他走进教堂里去。教堂里已经满是过节的人了。

右边都是农民。老年人穿着土布长衫和树皮鞋,脚上裹着干净的白色包脚布;青年人穿着粗呢的新长衫,腰上系着颜色鲜艳的宽腰带,脚上穿着高腰皮靴。左边都是农妇。她们头上扎着红色的丝绸头巾,上身穿着棉绒的坎肩,配着大红的衣袖,下身穿着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或者杂色的裙子,脚上穿着打着铁掌的半高腰靴子。站在她们后面的,是衣服朴素的老太婆,她们头系白头巾,身穿灰色长外衣和旧时的毛织裙子,脚上穿着普通鞋或者新树皮鞋。这两群人中间夹杂着一些衣服考究、头发上抹了油的孩子。农民们在胸前画十字,鞠躬,把头发甩向后面去。女人们,特别是那些老太婆,都用无色彩的眼睛盯住一个有许多蜡烛照着的圣像,捏紧她们并拢的手指头,先点一下额上的头巾,再点两个肩膀和肚子(画十字)。他们嘴里不住地念叨,弯腰站着,或者跪下。孩子们学着大人的样子,一见有人瞧着他们,就使劲做祷告。金色的圣像壁被众多蜡烛照得放光发亮,这些蜡烛从四方八面围绕着几支金线盘绕的大蜡烛。枝形大烛架上插满了小蜡烛。从唱诗班那边传来志愿者歌手的欢畅的歌声,其中夹杂着粗重的男低音和尖细的男孩们的高音。

聂赫留朵夫走到前面去。上等人站在教堂的正中,其中有一个地主带着他的妻子和穿着水兵制服的儿子,有警察分局局长,有电报员,有一个穿着高腰皮靴的商人,有一个佩戴着徽章的村长。读经台右边,在一群地主太太的身后,站着马特廖娜·巴甫洛芙娜,她穿着颜色闪变的雪青色的布拉吉(连衣裙),披着有缘饰的披巾,还有卡秋莎,她穿着白色连衣裙,衣裳上面的束腰包胸部分有皱褶,她还系一根浅蓝色腰带,黑头发上扎着一个红花结。

一切都充满了节日气氛:庄严、欢畅、华美。司祭们都穿着绘有许多金十字架的浅色发亮的银丝线的法衣。另外还有一名助祭和几名执事,他们都穿着带有宽大的衣袖的辅祭人员的节日长法衣,法衣都由银丝线和金丝线织成。打扮得很漂亮的志愿者歌手的头发上都擦了油,既有欢乐的符合舞蹈节奏的节日歌曲的曲调,又有司祭们举着插了三支蜡烛、装饰着花朵的烛架,不停地为人们祝福,不住反复叫道:“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都很美,然而最美丽的却是穿着白色连衣裙、系着浅蓝色腰带、黑头发上扎着红花结、眼睛闪耀着快乐光芒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感到她虽然没回过头来,却看见他了。这是他往祭坛那边走过去,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看出来的。他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不过他想一想,在走过她身边的时候说:“姑妈说,她做完较晚的日祷后就开斋了。”

如同平时她见到他一样,她的青春的热血涌上了她那张可爱的脸,一双黑眼睛笑着,充满欢乐,目光纯真地从下往上看,落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我知道。”她说,微微一笑。

这时候,一个教堂执事拿着装圣水的铜咖啡壶,从人群里挤过来,走过卡秋莎身边,眼睛没有注意到她,他的祭服的衣襟却擦着她了。这个执事分明出于对聂赫留朵夫的尊敬,要从他旁边绕过去,才擦到了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却暗自觉得奇怪:他,这个教堂执事,怎么这样麻木,竟不明白这儿的一切东西,以至全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众星捧月一般地围绕着美女卡秋莎转动的,都只是为了她才存在的,人对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怠慢,唯独不能轻慢她,因为她就是万物的中心。为了她,黄金色的圣像壁才光彩夺目,为了她,圣像前的那枝形灯架和那些烛台上的所有的蜡烛才熊熊燃烧,为了她,这些欢乐的曲调才发声:“主的复活节又来了,欢乐吧,人们。”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只要是好的、良善的、美的,都是为了她而存在的。他感到,卡秋莎似乎也明白到这一点,知道眼下的一切都是为了她而存在的。聂赫留朵夫之所以有这样奇怪的感觉,是因为他当时正打量着她那包裹在有皱褶的白连衣裙里的苗条身材,瞧着她的沉浸于欢乐中的脸蛋,从她脸上的表情,他看出卡秋莎的灵魂里所唱的歌和他灵魂里的歌声完全一样,即“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较早的日祷和较晚的日祷中间的那段时间里,聂赫留朵夫步出教堂,人们都给他让路,对他鞠躬。有的人认得他,有的人却问:“这是谁家的少爷?”他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驻足不前。乞丐们围上来,他就把钱夹里所有的零钱通通散给他们,从大门台阶拾级而下。

天已经亮了,四周的景物历历可见,但太阳还没有露脸。人们三五成群,在教堂周围的墓园里散步或坐着。卡秋莎还在教堂里没有出来,聂赫留朵夫停下来等她。

人们陆陆续续从教堂里走出来,他们皮靴底上的钉子把石板踩得叮叮作响。他们走下台阶,分散到教堂的院子里和墓园里去。

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做糖果点心的厨师是一个年纪较大的老年人,这时候,他摇着颠巍巍的头,拦住聂赫留朵夫,和他互吻三次以示祝贺复活节(按东正教的习惯,在复活节任何人都可行此礼)。他的妻子是个老太婆,戴着绸子的三角头巾,头巾下边露出她那皮肤起皱的喉部,这时候她从手绢里取出一个黄黄的番红花色的鸡蛋,递给聂赫留朵夫。这当儿,一个体格强壮的青年庄稼汉,身穿一件崭新的紧身外套,腰里束着一条绿色宽腰带,笑嘻嘻地走过来。“基督复活了。”他说,眼睛里笑意盎然,他贴近聂赫留朵夫,使一种庄稼人特有的令人感到亲切的乡土气味包围着他,他把鬈曲的胡子拱上来,搔得聂赫留朵夫的脸上发痒,再把他那有力的新鲜的嘴唇正对着聂赫留朵夫的嘴唇吻了三次。

正当聂赫留朵夫跟这个农民亲吻,然后收下他所送的一个深棕色的鸡蛋的时候,马特廖娜·巴甫洛芙娜的颜色闪光连衣裙和那个黑头发上扎着花结的、可爱的头出现了。

她立刻从走过她面前的人们的头顶上望过来,瞧见了他。他看到她脸上容光焕发。

她跟马特廖娜·巴甫洛芙娜一块儿走出来,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站住,赏给乞丐们一些钱。有一个乞丐,脸上没有鼻子,那儿只有一块伤口痊愈后的红疤,这时候也走到卡秋莎跟前来乞讨。她就从手绢里拿出一个什么东西,送给他,然后凑到他跟前去,吻了他三次,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厌恶表情,正相反,她的眼睛仍旧快活地放光。正当她吻那个乞丐的时候,她的眼睛遇到了聂赫留朵夫的目光。她仿佛在问:这件事她做得好吗,做得对吗?”“做的对,做得对,亲爱的,样样都好,样样都美,我爱你。”

他们从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走下来,他走得挨她更近些。他不想按东正教的习惯和她互吻三次,但仅仅想走得离她近些。“基督复活了。”马特廖娜·巴甫洛芙娜说,低头致意,微笑着,她的口气似乎在说,今天我们大家都平等了。她把手绢揉成一小团,擦干净她的嘴唇,把嘴唇送到他跟前去。“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回答说,吻她。

他们说的是东正教徒在复活节见面时候的一种套语。一个说:“基督复活了。”对方就回答道:“真的复活了。”

聂赫留朵夫转过头来,看卡秋莎。她因激动而突然脸红了,同时向他挨过来。“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深情地吻了两次,仿佛在考虑需不需要继续接吻,又仿佛决定需要再吻,他们吻了第三次,两个都微笑了。“你们不是要去找司祭为甜面包受净化礼吗?”聂赫留朵夫问。“不,我们就在这儿,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我们坐一会儿。”卡秋莎说,仿佛刚做完一件令人愉快的劳动,用整个胸膛沉重地吐出一口长气,用她那柔顺的处女的含情脉脉的有点斜视的眼睛直看着他的眼睛。

在男人和女人的恋爱中,常常有一个爱情达到了顶点的时刻,这时的爱情中没有任何有意识的、理性的成分,也没有任何肉欲的成分,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基督的复活照亮天下的这个夜晚正是这样的时刻。后来他每次回忆起卡秋莎,他自然会记起他和卡秋莎会面的各种各样的场合,可是这个顶峰时刻的情景总是盖过其他任何时候。那黑油油的平滑的发亮的小脑袋,那白色的带褶皱的连衣裙,裙服保持童贞原样地包裹着的她那匀称挺秀的身躯和高高的胸脯,还有那绯红的面色,还有那双由于彻夜未眠而稍稍歪斜的温柔的水灵灵的黑眼睛,总之她周身上下,都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征:她用她那清白贞洁的爱情不但在爱他(这是他已经知道的),而且在爱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也不但是爱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而且还爱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明白她心里有这份爱情,因为他在自己心中在那天夜里和那个清晨意识到了这份爱,而且意识到他和她在那样的爱情里合而为一了。

唉,要是一切都停留在那天夜里发生的那种感情上,那多么好啊!“是的,那件可怕的事是在复活节夜晚之后发生的呀!”现在他坐在陪审员室里的窗子旁边,暗自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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