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值金版-中国名人传记速读大全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雅瑟 等编著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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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金版-中国名人传记速读大全集

超值金版-中国名人传记速读大全集试读:

前言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孕育了名人;

名人,是声誉卓著、闻名遐迩的人;

名人,是与众不同、不甘平庸的人;

名人,是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人;

名人,是超然世外、崇尚自由的人;

名人,是志向远大、抱负非凡的人;

名人,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人;

名人,是胸有良谋、足智善断的人;

名人,是为民请命、匡时济世的人;

名人,是穷究天理、革新创造的人。

名人之所以被称为名人,是因为他们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思想智慧,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人生追求,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情操气节,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进取意志,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战斗精神,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见解看法,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才学能力。名人遍布于中国历史长河,如同璀璨的明星点缀于宇宙天空,使中国的历史变得厚重博大。

历史悠久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名人,他们或为超凡脱俗、开启一代思想之风的先贤圣哲,或为拥有雄才大略、创立江山开疆建国的一代帝王,或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治世能臣,或为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军事将领,或为文思敏捷、下笔如有神的旷世文豪,或为泼墨丹青、挥毫作画、畅游音乐王国的艺术大师,或为悬壶行医、济世救人、精研天文地理算术的科学巨匠……他们以其深刻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能、勤勉的精神、宽阔的胸襟率领芸芸众生走在时代的前列,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的传奇人生、旷世思想、丰功伟绩,与他们的名字一起永远地镌刻于史册中,留给后人追思和景仰。

名人的思想启迪着我们的智慧,名人的情操升华着我们的灵魂,名人的伟绩激励着我们的意志。认识名人,了解名人,学习他们的思想智慧、人格魅力、进取精神,弘扬名人的思想成就,是时代的需要,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在5000年的漫长中国历史中,名人如恒河沙,不可胜数。每一位名人的人生就如同一本厚厚的书,非短时间内能够尽读。如何以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了解名人成长的生平、洞察名人奋斗的轨迹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我们编撰了这本《中国名人传记速读大全集》。本书从中国历代名人中总结出名气最响、影响最大的100余位名人,以精练的文字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历史贡献作了全程勾勒与系统论述。虽然不是洋洋洒洒千万言的名人全传,却也涵盖了名人一生活动的精华,完整再现了名人的人生旅程,客观地评点了名人对国家与社会的功绩及影响。让你我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认识中国历史上闻名遐迩、功高于世的名人,了解他们的整个人生轨迹,可收到管中窥豹能见一斑之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名人读物。

在本书中,你我可寻找到名人在风云激荡的中国历史中的成长和拼搏的轨迹,感受名人在政治活动中的宏韬伟略、在战争环境下的智谋果敢,在哲学伦理中的深邃思辨,在科学技术中的严谨神奇,在文学艺术中的潇洒才思……从这些名人身上,我们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人生启发,汲取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前进动力,用名人的人格魅力塑造自己的人性,用名人的成败之道指引自己的人生。

走近名人,亲历中国历史;品味名人,欣赏先人智慧;学习名人,创造辉煌人生。

与名人同行,与名人对话,引领你我走向更加深邃的精神世界,迈向更加精彩的人生旅程。

穿越时空隧道,与名人同行,与名人对话。

亲近名人,亲历中国历史;品味名人,欣赏名人智慧;学习名人,创造辉煌人生。第一章先贤圣哲老子:道家学派的始祖

老子(约前580—前500)生活在春秋时期,原名李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河南周口鹿邑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是道家学派创始人。

相传老子的母亲因食下杏子怀了九九八十一年的身孕,从腋下产出老子。他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老子曾在周国都洛邑任藏室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点化函谷关总兵伊喜,一路西行至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观此处依山傍水(终南山田峪河)、峰峦起伏,遂在此驻足,并结草为楼修行说经,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或《老子》《老子五千文》),沿传至今,曾写经文的地方,现称楼观台。内存历代文人骚客墨迹碑石300余座,史称道教发源地。老子羽化后葬于距此8公里的西楼观,现存老子墓。老子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邑向老子问礼。在道教中,老子是太上老君的第十八个化身。老子

关于老子的姓字,历来说法不一。《庄子》称他为老聃,书中的内篇《德充符》,外篇《天地》《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都把老子视为前辈,这是战国中晚期道家学派笔下的老子。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中《曾子问》篇也把老子视为与孔子同时代的知礼守礼的长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大体上把老子描写为道家,其中掺入老莱子和太史儋两个名字。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解释说,“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可见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人。至于太史儋,司马迁说:自老子死后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云云。清代到近代学者汪中、梁启超等把老子世系同太史儋联系起来研究,认为老子就是太史儋,战国时人,是《道德经》的作者。也有学者认为可能“老”是老子的姓或氏,其名为聃,故称老聃。他们提出,《庄子·天下》曾综述关于老聃的学说,《吕氏春秋·不二》也称“老聃贵柔”,名字与思想一致,故老聃就是老子。但是《道德经》书中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与传说中孔子问礼于老聃有矛盾。《道德经》中有些词句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时期,如“万乘之主”,当时并没有万乘的大国,也不见于战国以前的著作;另有一些文字也存在类似情况。所以,《道德经》一书是否为老聃所作也有疑问。当今学术界不少人认为老子其人可能生活于春秋末年,《道德经》一书却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探讨老子哲学,只能以《道德经》一书为依据。《道德经》成书于战国前期,有人以为它基本上是春秋时期老聃思想的记述,又经过后人的加工和补充。关于《道德经》一书的作者,学术界争论较大。韩非认为是老聃,司马迁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后来很少有人从后说。还有人认为李耳与老聃并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就是老聃。近人高亨考证,老聃亦即《左传》中的老阳子,可备一说。从汉初崇尚黄老以来,历代对《道德经》一书的研究和注释之多,仅次于儒家的《论语》,其注本就有六七百种。

关于《道德经》的性质,有人说是“兵书”,也有人说是讲“南面之术”,即政治统治理论的书。这正表明该书是一部哲学著作,能被应用于各个方面。《道德经》一书中最高的哲学范畴是“道”。“道”本来是具体的道路,但在老子后,已成为表示客观规律和人们处事原则的哲学概念。当时思想家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弄清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广泛谈论“天道”“人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等等。《道德经》的巨大功绩就是把这些具体领域中的道概括为普遍的、不带具体规定的道,并且对道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多方面的阐释。

长沙马王堆帛书《道德经》甲本(部分)老子说,道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是和具体物根本不同的东西。他认为,具体物是有对立的,有美就有丑,有善就有恶,“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而道是无对立的,它“混而为一”。万物都有生有灭,“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因而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他反对人们争胜斗强,有所追求。他还认为具体的事物都要向其反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有得道才能使人长生久视。得道的人要像无知的婴儿那样减少欲望的追求,“不言”“无为”,这样不仅能保全自己,使大家免于斗争,也能把天下治理好。但是人们被具体事物所迷惑由来已久,不知“物壮则老”,这是不合乎道的。不合乎道就会很快灭亡,所以人们应像水那样,甘心处于柔弱、卑下的地位,无所追求,也不和人争执。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曾一度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信条;魏晋时期政治混乱,战争频繁,玄学家们感到人生无常,也从《道德经》中寻找安慰。《道德经》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它为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和儒家对立的道家学派。《道德经》的传本颇多,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现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顺序为《道篇》在前,《德篇》在后。1973年马王堆汉墓发现帛书本,则是《德篇》在前,与《韩非子》所引文句顺序一致。《史记》称道家为“道德家”,并有“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记载,似乎司马迁所见《老子》传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该书当时就有两种顺序不同的传本。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其内容主要见于《道德经》这本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德经》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个源头,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道教出现后,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从《列仙传》开始,老子就被尊为神仙。《道德经》一书在国际上影响深远,其国外版本有1000多种,是被翻译语言种类最多的中国书籍。名人名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孔子:万世师表的一代文圣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编撰的《春秋》开私人修史先例,他的学说成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的本源。在中国,两千多年来因孔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他被人们尊为“圣人”。

大约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在鲁国陬邑(现在山东曲阜)。鲁国东南有一座昌平山,山下即古昌平乡,昌平乡东有一座不太高的小山,名叫尼丘山。父母认为他是尼丘山赐予自己的,便给他起名为丘,字“仲尼”。孔子3岁时,72岁的父亲不幸去世了,孀居的母亲只好与年幼的孔子相依为命,在贫困中度日。

当时的鲁国都城曲阜是鲁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典籍丰富,名师众多。因此,孔子自幼就生活在曲阜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接触到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周王朝的典章文献,礼仪制度。孔子的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继承先圣商汤的业绩,长大后成为有出息的人,教他学习周王朝的《诗》《书》《礼》《乐》。因此,他在父亡母寡、家道中落的情况下,仍然发愤学习周礼。

小时候的孔子是个听话而好静的孩子。当他一个人游戏的时候,常爱摆设三宝,学祭神的动作。“这孩子与众不同,竟然能做敬神的游戏,真难得。”他的母亲常这么想着,看着幼小的孔子做游戏。尽管他们吃穿都不如别人,母亲还是常向孔子谈起孔家历代祖先的辉煌故事,不知不觉中孔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我要努力,不辱没祖先的荣誉”的信念。

孔子的母亲因终日操劳变得体弱多病。每次母亲病倒,孔子都尽心地服侍左右。当母亲病情严重时,他便衣不解带地陪伴在她左右。母亲有时看他太辛苦了,便劝他去睡一会儿,可是他一直不肯,并说:“我睡不睡没关系,您的身体要紧!”母亲常为他的孝顺懂事掉下辛酸而幸福的眼泪。孔子

13岁的孔子开始上学,教师都是由村落中的长老担任,当然,他们只是将《诗》《书》《礼》《乐》简单地介绍一番。一开始,孔子所学的主要是敬神祭祀的礼节、对待长辈的礼貌和一些修身做人的道理。孔子刚开始只是默默地听老师讲解,从不发问,后来,他常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疑问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的老师和母亲经常被他问得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孔子后来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也就是说他从15岁开始对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孔子好学不倦,博学多识,主张“学而优则仕”。他盼望有朝一日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可仕途的大门却迟迟没向他打开。孔子认为人应该“三十而立”,他三十岁时办起了私学,招收了很多学生,据说他的学生前后大概有三千多人。孔子招收的学生不分贵贱,贵族子弟、平民子弟甚至鲁国以外的青年都慕名而来。孔子培养学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善于循循善诱,教学成效显著,弟子中精通六艺的得意门生就有72人之多。

孔子在教育上是成功的,但在仕途上却屡屡碰壁,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孔子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渴望得到一位贤明君主的重用,出仕从政,以实现自己的“仁政德治”,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救民于水火之中”。

50岁时,孔子终于有机会升任鲁国的司寇。孔子做得很出色,除了取得外交胜利,打击了割据势力,其他方面的政绩也为人称道:商人不敢胡乱涨价,社会秩序大有改善。但邻国齐国担心鲁国强大起来对己不利,就设法从内部进行破坏。齐国君知道鲁定公是好色且喜欢犬马之乐的人,便投其所好,给他送来美女、华丽马车。鲁定公果然陷于其中,难以自拔,不再理会朝政,自然也不再找孔子商议政事了。孔子感到自己已经不能继续施展政治抱负,于是,带领弟子们离开了鲁国。

公元前497年,孔子开始了为期14年的周游列国的漫长旅程。他盼望着从中寻到一块能实现自己抱负的乐土,可当时诸侯国各国争战不休,纵使他有满腔的学问和治国主张,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丧家之犬,受到驱逐。他周游各国,历尽磨难,最终未被重用。最后,孔子只得返回家乡,这时,他已经68岁了。

孔子为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而伤心失望。最后,他决定为后世留点有价值的东西,也希望借此警告天下的乱臣贼子,能使其恢复先王之道,于是他决意编写《春秋》。

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文化教育事业并作出了巨大贡献。孔子大力提倡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他认为“仁”即爱人,他还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论点。孔子以为做到“仁”就能很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也会安定。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刚毅木讷,近仁”,意思是真正做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刚强、果敢、朴实、谨慎才行;要使天下归仁,就更不容易,首先要厚道,要有敏感的同情心。所以,他主张治国要减税、宽刑,主张以德服人。孔子说,一个人要做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才真像个仁厚之人。这些话看似容易,要实现它,才知道这其实是至高至难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孔子重视“礼”,反对统治者滥施刑罚、草菅人命,以杀戮来威慑人民。他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用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达到统治的目的。他特别赞美周礼。齐景公曾问孔子:“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呢?”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无论是君主、臣子、父亲或儿子,各人要像各人的样子,各有各的职守与本分。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总结积累了许多有益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比如他提倡“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主张“温故而知新”,“多闻阙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他对保存古代文献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春秋》的编撰,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创造性贡献。孔子办教育,成六艺,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绝后的伟业。孔子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所作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的“万世师表”的“文圣”地位。名人名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庄子:返璞归真的道学逍遥王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期宋国人。他崇拜自然、蔑视权威、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他的文章想象丰富、气势恢宏、机智辛辣,是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瑰宝,他是战国中期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庄子生于战国时期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顺河清凉寺),曾在蒙地做过漆园小吏,但不知是因他不善管理而被罢免,还是他瞧不起这种有累身心的工作,他很快就不做了。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打草鞋为业,经常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有时不得不靠借贷度日。但是,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他颓废,相反,他自寻其乐,以追求身心的解脱。

庄子为人清高孤傲,对人世间的功名利禄非常淡泊。他忘情山水之间,逍遥遨游,怡情乐性。在肉体上逃避现实,免受动乱的残害;在精神上则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超凡脱俗,翱翔于幻想的精神世界之中。庄子每每从他的遨游山水中感悟人生。庄子

庄子学识渊博,对当时各派学术都有研究,他尤其深入地探索了宇宙本源和万物产生的问题。他认为,世间万物皆出于“道”,“道”能生化万物,它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和变化,并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道”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能自动产生并且永不会毁灭的东西。他认为“道”不但无形,还“无为”。他还认为,天道自然,主张人也应该顺应自然,否则就会违逆万物的本性。

庄子的妻子死了的时候,惠施前去吊唁。他看到庄子坐在地上,边敲瓦盆边唱歌,就说:“你的妻子跟你过了一辈子,为你生儿育女辛苦一生,现在她死了,你不哭就够可以了,还唱歌,这恐怕太过分了。”庄子说:“并非如此。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哀伤呢?可是后来一想,她起初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体,而且也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的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当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的时候,而我却还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做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啊!所以才不哭了。”

这些故事都反映了庄子的世界观,即视人的生死为自然规律,生不足乐,死不足悲;蔑视权贵,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庄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兼并对方互相混战不休,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的时代,因此庄子的超脱厌世思想也更趋极端。他甚至认为人兽杂处的时代是至德之世。《逍遥游》《齐物论》是庄子留给后人的哲学巨著和文学杰作,是珍贵的古代文献。

庄子用奇妙的寓言和生动的词语描述自己的思想。《逍遥游》中有一则寓言讲:北海有条大鱼,名鲲,个子大得不知有几千里,它一变而成鸟叫鹏,鹏的背不知有几千里长。鹏奋起飞翔,翅膀像从天上垂下来的云彩。鹏趁着海水震荡飞往南海,激起三千里海浪,掀起旋风,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高空。小雀们听说后嘲笑大鹏说:“它何必飞那么远呢?我向上飞还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草香蒿中翱翔,已经是飞的顶点,还要飞哪里去呢?”小雀不理解大鹏而嘲笑它。庄子认为,不论是大鹏雄飞万里,还是小雀腾跃蓬蒿之间,只是大小差别,其实它们都要受到时空的限制。只有想不受时空局限而任意遨游的人才能进入“无所待”的绝对自由境界——逍遥游。

庄子塑造了一个最典型最美好的人物。他描述道:在藐姑山上住着一位女子,她的皮肤像冰雪一般洁白,丰姿像处女一般秀美,不吃五谷,只吸风饮露,平日乘着云气,驾着飞龙,在四海之外遨游。她的精神凝聚专一,能使万物免受病害。她同万物融为一体,洪水涨到天一样高也淹不着她,大旱时山石都烤焦了,她也不感觉热。这就是庄子所追求的绝对自由境界。人们平时的是非之争、唇枪舌剑,在庄子看来都是劳心骨而无谓的。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浑为一体,都是“道”派生出来的,本质是一样的,于是就有了《齐物论》中庄周化蝶的寓言。一次,庄周做梦时,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起舞,感到很惬意,竟忘了自己是庄周。过了一会他醒了,惊疑不定,不知怎么又变成庄周了。于是,他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做梦或是蝴蝶做梦了。这则寓言其实意在说明庄周也罢,蝴蝶也罢,外形虽变,其实质“道”没变。

庄子还说,天下没有比鸟兽新生的羽毛尖端再大的东西了,而泰山是最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孩子更长寿的,而寿至800岁的彭祖则是短命鬼。这种说法恰恰与人们的常识相反。庄子认为,虽然事物千变万化给人以万物各异的感觉,如果能认识到事物本质都是“道”,万事万物就便齐同了。这就是他的齐物论。

庄子生活的年代,正值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与世无争的庄子却没有置身事外。为了维护自己的学说,他也不怕劳累身心,不遗余力地对以儒家为首的各家各派都进行了批评。他说:“古代的圣人品德真是太完备了。他们可以与神明比美,他们把天地当作准则。使天下得到和平与安宁,恩泽施及百姓!不仅通晓大经大法,而且也了解大经大法所包含的细枝末节。无论政务有多少头绪,大的也罢,小的也罢,精的也罢,粗的也罢,道的运行无处不在。”

庄子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的学生想把他的丧事办得排场一些。一向甘于淡泊,只求与天地合为一体的庄子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他幽默地对学生说:“我死以后,以天地作为棺木,以太阳和月亮作为连城之璧,以星星为珠玑,以天地万物作为陪葬之品。难道我用这样的葬具还不齐全吗?为什么还要增加我的丧葬费呢?”学生也被逗笑了,回答说:“我们担心乌鸦和老鹰把老师吃掉了啊!”庄子说:“天葬被乌鸦和老鹰吃掉,土葬被蚂蚁吃掉,你们把我从这个嘴里夺来给那个,不也太偏袒着另一方了吗?”

庄子当时已经接触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问题。他把道家哲学思想用妙趣横生的寓言来阐述,含义深刻且想象力惊人。比如他说过这样一则寓言:任公子钓大鱼,用巨大的鱼具和50头牛的肉作为钓饵,坐在会稽山顶,钓东海的鱼。钓了一年,钓起大鱼后,任公子将鱼分给浙江以东至湖南嶷山的人吃,到最后人们都吃够了鱼的肉。这则寓言构思奇特,启示人们只有那些有远大理想、才识过人而又不急于求成的人,才可大有作为。

庄子才华横溢,行文汪洋恣肆,所用词汇如万斛珠泉随地涌出。他创造的众多词汇丰富了祖国的语言宝库,比如:“鹏程万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至今还常常为人们引用。名人名言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

不知而后知之,其问之也,不可以有涯,而不可以无涯。墨子:主张兼爱的墨家创始人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关于墨子出生何地,历来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

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学说的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享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关于“倍”“平”“同长”“中”“圜”“正方形”“矩”“直线”等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严密性。墨子还给出了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数学命题,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同一时代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墨子对物理学也有精深的研究。他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墨子为探讨光与影的关系,进行了著名的小孔成像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墨子还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

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他曾花费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喜爱。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墨子思想中保存有较多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他承认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以天志为其全部思想的最后依据,认为天和鬼神都赏善罚恶。这是他思想中落后和错误的方面。但他又反对天命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禽兽以羽毛为衣,水草为食,不必耕织,衣食已足;人则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突出强调了一切要依靠人自己的努力。他还提出衡量人们言行是非的三个标准:上古圣王的经验,百姓耳目之实和符合国家人民之利。这都是有价值的思想。名人名言

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不急,非士无与虑国。

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

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心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孟子:推行“仁政”的儒家亚圣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出生于邹(今山东邹县),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子3岁时丧父,他在母亲的抚育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孟子一生以宣传孔子儒家的仁道学说为已任,他游说诸侯,聚徒讲学,著述立说。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思想对儒学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被后世统治者尊封为“亚圣”,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的母亲有见识又懂得如何教育子女,她深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著名的“孟母三迁”成为后世传颂的故事。据说,早年孟子一家居住在墓地附近。墓地里每天都有送葬的人忙忙碌碌,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挖坟掘土。孟子觉得特有意思,也常学着他们的样子拿着小铁锹挖土坑玩。孟母一心想使儿子成为好读书、有学问的人,她感到这个环境实在不利于孩子成长,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集市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行商坐贾高声叫卖,炫耀着各自的商品。孟子天天在集市上闲逛,对商人的叫卖声很感兴趣,每天都学着他们的样子,随便抓起一样东西在那里喊叫、喧闹。

这种环境对孩子更没有什么好影响了,于是孟母又把家搬到学宫附近居住。学宫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聚集着很多有学问、懂礼仪的读书人。在学宫文化气氛的熏陶下,孟子也整天在家读书习礼。孟母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选对了地方,非常高兴,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孟子少年读书时,开始并不用功,见此情景,孟母很是焦急。有一次,孟子从学堂回来,孟母正在织布。孟母问:“你近来学习怎么样?”“还跟以前一样不好不坏。”孟子洋洋得意地说。孟母很生气,举起一把刀把刚刚织好的布割断了。孟子看到母亲把辛辛苦苦织的布割断了,心里既害怕又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连忙问母亲出了什么事。孟母语重心长地说:“学习就跟织布一样,布断了再接不起来,学习不时时用功,不常常温故知新,就永远也学不到本领。”从此,孟子牢记母亲的话,起早贪黑,刻苦攻读。

大约在十五六岁时,孟子离开邹国,到鲁国求学。鲁国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家乡,这里儒学发达。学习中,孟子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毕生从事儒家学说的研究。孔子有个孙子名叫子思,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子思非常崇拜,但当时子思已经去世,于是孟子就拜子思的门人为师。

孟子后来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则被称为“亚圣”。他继承孔子的“仁”学,但抛弃了维护周礼的内容。孟子把“仁”学发展成为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政治纲领。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是治国之本。所谓“仁政”就是在政治上反对兼并战争,要求统治者尊贤用能;经济上减轻赋税和制民之产;教育方面兴办学校,加强教育。孟子一直在为他的“仁政”理想四处奔波。孟子还认为长年的兼并战争是造成人民生活困苦和各种祸乱的根源,他主张“法先王,行仁政”,以缓和阶级矛盾;他认为要想使人民安居乐业,必须减少繁重的赋税,把耕地和房宅基地分给农民使用;他认为国君只有重视贤才,让杰出的人都有官位,天下的贤士才会高兴而来,为国富民强出谋献策;他认为应加强儒家道德观念教育,使人们懂得忠、孝、义、信的道理,养成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于长上,办事诚实的品德。

孟子研究的是王道政治,他的学说不单是用来教育弟子的,更重要的是用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因此,孟子一生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总想在哪一个国家贯彻他的王道政治。孟子一生也都在与各种“邪说”作斗争,或著书批驳,或直接辩证,为捍卫儒家的学说而不懈地努力。

孟子在40岁之前,主要活动是为门徒讲学和为邹、鲁等小国出谋献策。后来,他的门徒日益增多,孟子的影响也日愈扩大。虽然邹、鲁等小国的国君对孟子言听计从,但他们毕竟是小国寡民,不能左右天下局势,于是孟子就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在孟子所到的各大国中,齐国的齐威王一心想用武力统一天下;魏国的梁惠王一心想用战争报仇雪恨;齐宣王一心想争霸天下,讲称霸天下的道理时他有兴趣,讲到具体措施,他就没兴趣了。孟子一心想把他的“仁政”推行天下,但是,靠弱小的国家是推广不开的,大国又没人愿意采纳他的主张。

公元前331年,在政治生活中落魄不得志的孟子回到了他的故乡邹国,结束了十几年的周游生活。这年他已62岁,从此以后,他不再远足,除了从事他人生三乐之一的讲学之外,全部精力用在著书立说上。孟子和他的学生整理了《诗》《书》等儒家典籍,总结一生的思想活动,潜心著书立说。所编《孟子》一书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性善论”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人本性天生是善的,人生来就有怜悯同情之心,羞耻憎恶之心,凭这种心来推行“仁政”,治理天下就是极容易的事了。

孟子还主张“与民同乐”“民贵君轻”。他认为在人民、国家、君主三者的关系中,人民最重要,取得天下的根本在于人民的拥护。

孟子主张积极进取,对事业锲而不舍。他认为,有所为就好比挖井,必须坚持不懈,半途而废就会一事无成。

孟子还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点,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在儒家学说中形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即使如此,孟子的思想一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中闪烁着熠熠光辉。名人名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荀子:“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荀子(约前313—前238),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名况,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20岁时,就已在燕国从事政治游学。他反对燕王啥把王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燕王啥没有听他的劝告。荀子在燕国游说失败后的行踪共有20多年史学记载不清。至公元前286年时,荀子以“秀才”见称于世。荀子年50岁时到齐国游学,公元前286年至前285年,齐国灭掉了宋国,夸耀武功,不尚德治,荀子曾进行谏诤,但不获采纳,于是他就离齐赴楚。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韩、魏、秦王国之师攻齐,陷齐都临淄,齐国几至灭亡。前279年,齐即墨守田单乘燕惠王用骑劫代乐毅为将之机,向燕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这时,荀子在楚国,正逢秦将白起攻楚,陷郢烧夷陵,举国大乱,楚人仓惶迁都于陈。荀子在战乱中离楚来齐,参加齐国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公元前264年,齐襄王去世,荀子在齐不得志,秦国于此时聘请他入秦,荀子遂离齐赴秦,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进行了考察。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义术行”。秦昭王虽然口头称善,但他事实上正忙于兼并战争。所以荀子之说在秦不可能得到采用,于是荀子又只好离秦而往游他国。

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57年间,荀子曾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张,以“王兵”折服了临武君的“诈兵”,使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不得不称“善”。但处于“争于气力”的当时,赵王“卒不能用”。于是他只好离开父母之邦而又回到齐国。齐国这时齐王建在位,但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向齐相进言,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劝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了批评。结果,荀子冷言进谏反而受到了谗言的攻击,因此他在齐国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转而赴楚,正碰上楚灭鲁新得兰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

荀子在楚为兰陵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任职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进谗,于是他只好离楚而回到赵国。在家邦,荀子这次得到了较高的礼遇,任他为“上卿”或“上客”。楚人听到后,就劝谏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请孙子于赵”。荀子致信辞谢,对楚政有所议异。春申君深为后悔,又一再邀请。可能是为春申君的诚意所动,荀子又回到楚国,复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李国伏死士杀春申君。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废官居家于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据说其寿可能高达百岁。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同早于他的孟子成为儒家中对立的两派。在宇宙观方面,荀子认为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人类可以用主观努力去认识它,顺应它,运用它,以趋吉避凶。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通过感觉器官和外界事物接触,强调“行”对于“知”的必要性和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在政治上,他针对孔子、孟子效法先王的思想,提出“法后王”的口号,主张应该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去施政,要选贤能,明赏罚,兼用“礼”“法”“术”实行统治。他的许多思想为法家所汲取。在人性问题上,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善人的恶的本性,所以他主张“明礼义而化之”。他重视教育的作用,特别强调读经的重要作用。他的代表作《劝学》就是劝人们要学“先王”,读“经书”。传经,是荀子劝学的最基本内容。

荀子既是思想家,又兼长于文学,在战国诸子中,他与孟子、庄子对后世影响最深。《荀子》为文的特点,在于“雄浑”。其学问渊博精深,所以行文气魄宏大雄浑,有包容诸家的气概。比如《劝学》总结了治学经验,为后世传诵宗法。在《富国》《王霸》篇中,纵横于古今,引述历代兴亡鉴辙。而《天论》篇,则探微扶隐,极宇宙之玄奥,昌言“天道有常”之旨。文章气势雄浑,为诸子所不及。后人称其文“学分之足,了数大儒”(《艺概·文概》)可谓中的之论。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后人对荀子争议颇大,有的说他是孔门嫡传;有的说他是儒门异端;有的说他是法家,是黄老思想家;有的说他是经师,是专制主义理论的祖师……其实,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荀子对儒学的贡献,就在于他的“杂”“异”。

荀子的著作,见于《荀子》一书。《劝学》《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天论》《正名》《性恶》等22篇,都为荀子亲著。其他10篇,有的为荀子弟子所论,有的为荀子所纂辑的资料,它们都是我们研究荀子的思想和事迹的主要材料。名人名言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韩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法家的创立者,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55篇,10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10万余言。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秦王信任,被投入监狱,最后被逼自杀,终年47岁。有记载说,韩非尸体运回韩国,葬在故土。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论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要求定法家于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张严格统治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只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令,只准以官吏为师,即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不需要什么诸子争鸣,只需要人民成为“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的顺民。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思想,是战国末年各国间走向统一,各国内部趋向君权集中的反映。

韩非积极倡导的专制主义理论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为秦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思想指导作用,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人名言

自胜谓之强,自见之谓明。

胜而不骄,败而不怨。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欲速则不达。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华而不实,虚而无用。

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

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董仲舒:开创“三纲五常”的经学大师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广川郡(今河北景县)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人称“汉代孔子”的经学大师。

董仲舒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期。鉴于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西汉统治者不再采取秦王朝那样的文化专制政策,而推行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先秦以来几大学派的思想又相继在民间活跃起来。儒家作为先秦最大的学派自然不甘沉寂,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儒家经典的影响逐渐扩大。《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儒家最早的六部重要经典之一,相传由孔子所作。但是,《春秋》记载史事,文字简约,含义深奥,一般人不易读懂。因此,解释《春秋》之作,便应运而生。据传孔子死后,鲁国史官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以解释《春秋》。此外,还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这两部著作起初只是口头传授,到西汉时才写成文字。其中,《春秋公羊传》后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公羊学”。董仲舒从小便对“公羊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此,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专攻《春秋公羊传》。

为了专心学习,他谢绝一切宾客往来,用帷幕将自己的书房围起来,独处其中,终日不知疲倦地诵读、研习《公羊传》,偶有所得便奋笔疾书。日久天长,他竟做成了厚厚的一大摞读书笔记。

董家有一个十分别致的花园。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董仲舒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竟三年没有跨进花园一步。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钻研《公羊传》上,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存在了。往日的亲朋好友兴致勃勃地来探望他,也被他拒之于门外。起初,人们对他这种“无礼”行为表示气愤与不解,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经过多年的闭门勤学苦思,董仲舒的学问大有长进。他不仅对《春秋公羊传》有了精辟的理解,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成了远近闻名的“公羊学”专家。他不仅得到了学者的敬重,而且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

汉文帝时,董仲舒被朝廷选为博士。博士是我国古代一种学官的名称,其职责是传授经典。汉文帝时开始设立经学博士,召集一批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专门负责传授儒家的某一部经典。董仲舒专门负责传授《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在致力于研究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阴阳学说和神仙方术的研究。

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已基本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于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准备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他下令广召天下贤良之士,讨论治国方略。董仲舒对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挥笔写下了一篇奏章,献给汉武帝。在这篇奏章里,董仲舒主张统治者应实行“德治”,以“礼乐”教育感化百姓。他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德治”的合理性。指出,“德治”乃是上天的意志,皇帝身为上天的儿子,是上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因此,就应该尊从上天的意志,实行“德治”,以德抚民。他又以周秦以来的政治得失为例,尤其以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为例,论证实行“德治”是治国之本。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奏章,连声称好。经过认真地遴选、评比,董仲舒的奏章被选为天下第一。尽管统治者选拔贤良之士有自己的标准,然而,“天下第一”毕竟是对董仲舒渊博学识的认定。

汉武帝非常赏识董仲舒的才学,于是便召他进殿,亲自向他提了两个关于如何治国安邦的问题。董仲舒恭恭敬敬地上了两道奏章,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严刑峻法是促使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在奏章中抨击了法家学派的主张,而力倡儒家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政治思想。同时董仲舒发挥其学问专长,从公羊学家的立场出发,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本义即在于主张“大一统”。汉代继秦而后,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局面,但鼓励各家学说竞相传播的文化政策却并不利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凡不属于《礼》《乐》《诗》《书》《易》《春秋》(即儒家六经)的科目,不同于孔子、儒家学说的理论和主张,都要加以禁止。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统一了,汉王朝的政权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汉武学采纳了他的建议。董仲舒应诏陈言,一举夺魁,所靠的既不是弄虚作假,也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真才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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