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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30 17: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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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刻关注》编委会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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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传世之谜

国宝传世之谜试读:

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来,神州大地曾经出现了无数的“时代符号”,它们涵盖了日常用品、祭祀用品、艺术作品、饰品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万千物件,诉说着远去的历史年代的灿烂辉煌。

这些标新立异的“艺术品”,被赋予了匪夷所思的创意,并得以施加鬼斧神工的精湛技艺,成为不可多得的“时尚元素”。随着时间的流逝,朝代的更替,这些物件大多被弃用、损毁,消失殆尽,只有其中极少的“幸运儿”有意或者无意地被以各种方式保留下来,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宝物。它们或许深埋于厚土下,或许深陷在水底的淤泥中,或许深藏于浩浩的黄沙下,又或许悄悄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普通老百姓的破箱子里。

岁月悠悠,潮来潮去!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些“存活”下来的“东西”渐渐成为价值连城的传世国宝。有多少人为了占有这些国宝,杀伐偷盗,坑蒙拐骗,哪怕只能把玩些许光阴,也要不惜一切代价一亲芳泽。有的国宝一出世就夺人眼目,引发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夺宝大战;还有的国宝极为隐秘地流转于一些藏宝人之手,历经数代人的守护,不仅有悲欢离合,还有慷慨之歌,最终带着数不尽的沧桑展现于世人的面前。

这些传世国宝,其中绝大多数都无法断定是谁缔造了它们,然而这些被古人创造出来的“玩意儿”却会在不经意间突然横空出世,让世人惊呆、震撼、敬仰……

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享有“镇国之宝”美誉的司母戊大方鼎的传世故事就多少让我们感到惊奇;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曲折命运,更令世人掩卷长叹;被誉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的泣血收藏,也让我们无限追思那些爱宝护宝人的执着和艰辛。

本书选取的传世国宝均包括其发现过程、历史背景、收藏流传及鉴定情况,并配以精美的图片,通过这些斑驳的瑰宝,您将走进已经迷离的往昔岁月,感悟历史的沧桑与变迁。同时,本书也旨在唤醒世人内心的民族自豪感,从而为传承国宝做出更多的贡献。青铜岁月叹苍天第一章国之重器——司母戊鼎传世之谜

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因颜色青灰,因而得名。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中国的青铜时代主要从夏商周直至春秋时期,青铜文化从发展、成熟、鼎盛乃至衰落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奴隶制社会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中国的古文明悠久而又深远,青铜器则是其缩影与再现……老祖宗的规矩改不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河南省发现了殷墟遗址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个中原大省不再宁静。大家都清楚河南的大地下面肯定埋藏着许多奇珍异宝,这就导致民间的盗墓行为时有发生。为了保护地下文物,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在积极进行考古挖掘。

1928年10月起,在河南省安阳县的大地上,人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表情严肃、举止得体、装备齐全的考古队员在田野里出没;与此同时,人们还能看到一些经常四处打探、凑在一起就窃窃私语的文物贩子。考古队员和文物贩子都是为了地下的宝物来的,不同的是,他们一方是护宝的,另一方却是买宝的。尽管民国政府禁止民间买卖地下出土文物,但是这并不影响文物贩子四处打探消息。

正在安阳进行考古的这支工作队是国民政府组织的中央研究院考古队,他们已经对安阳殷墟进行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就在安阳县小屯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随着大量甲骨和各种器物的出土,一个3000多年前的王朝——殷商,逐渐浮现出来。殷墟出土的文物

一时间,小屯村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有敬仰,有迷恋,也有贪婪……

小屯村位于安阳市郊洹河南岸,洹河北岸就是武官村。早在中央研究院进行殷墟科学发掘的初期,考古学家们就预感到洹河北岸的武官村一带地下极有可能会有商代贵族大墓。但是,这一片广阔的田野是武官村村民世代相守的祖坟,掘人祖坟那是不可取的,即便是厚颜无耻的盗墓者也要半夜时分悄悄进行。考古队试探性地与村民沟通此事,村民都是一口拒绝,考古队只好暂且放弃发掘武官村地下的想法。不过考古队在小屯村勤勤恳恳的工作还是有了回报,到1936年底,中央考古队相继在小屯村周边发现了大量的文物,还发现许多重要遗址,地理位置显赫的武官村也再次被中央考古队划入勘探范围内。

1937年年初,考古队队长梁思永(梁启超次子)找到武官村村民吴培文,请求对村西北位置的吴培文家的祖坟区域进行勘探。吴培文当即以保护“祖坟风水”的理由拒绝了。无奈之下,考古人员只好在吴家坟地周围进行试探性挖掘,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发现了包括牛方鼎、鹿方鼎(现保存于台湾省台北市)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一座座大鼎的出土,让武官村村民极为震惊。

殷墟出土的甲骨

从考古队员的口中,村民也了解到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也知道了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可见鼎在古人的心目中地位何等重要。

看到了地下隐藏的丰富宝藏,武官村的村民都能感受到这些文物的价值,他们也开始悄悄行动,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得到一件宝物而一夜暴富。因此,有些村民私下里以各种名义四处挖土,自行寻找宝物。

1937年7月,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河南省很快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中央研究院考古队也被迫撤离了河南。

1938年,日本“北支学术调查团”打着“保护文物”的口号来安阳进行考古;同年秋天,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也派人到殷墟疯狂挖掘文物。他们不仅从地下巧取文物,而且勾结汉奸豪夺老百姓手里的传家宝。本来武官村一带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日军占领后,苛捐杂税奇多,这么一来,家家户户更是度日如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吃不饱饭,大家只好结伙儿在田地里挖“宝”,幸运的能找到一些小物件,这些不值几个钱的文物就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买回米面填饱肚子。

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武官村向来有个老规矩:探宝挖宝不分地界,但要跟地块的主人对半平分;如果还有其他人参与挖掘,就算入股,相应再分得一杯羹。这个规矩让武官村的人都极为满意,大家都严格遵守这个约定,谁也不敢有半分违抗,毕竟一个村子里的事情,谁要是做出了背信弃义的事情,那可是被人戳脊梁骨骂的,甚至整个家族都跟着挨骂。因此,民风淳朴的武官村虽然探宝、挖宝之风盛行,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卷刃的洛阳铲

1939年3月15日,武官村村民吴希增拿着一柄洛阳铲出来“探宝”,多年的经验积累,他已经成为一个探墓的行家。这次他以寻找中药材“田七”为名,来到同村他的叔伯弟弟吴培文家的祖坟地里查探。他在坟地里四处钻探,决不放弃任何线索。挖宝有挖宝的门道,什么是生土,什么是熟土,这都是有讲究的。探杆碰到铁、铜或者玉石,带出来的土颜色也不同,“老江湖”一看便知。吴希增连续接了好几根杆下探,探到13米深的时候,已经打到了水脉。如果再没有熟土,吴希增就打算放弃这个探洞了。

突然,洛阳铲触到了一个硬东西,吴希增试探着打了几下,都无法深入,只好拔出来,一看洛阳铲的铲刃都卷了。吴希增正有些懊恼,突然他发现探杆头上带上来些许铜锈。“嘿!有宝!”凭经验判断,地下肯定有东西。吴希增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他迅速收拾工具,不动声色地回村了。

傍晚时分,吴希增来到他的叔伯弟弟吴培文家里。由于两个哥哥相继早逝,年仅18岁的吴培文此时已独撑家门。两个人坐在堂屋里就着咸菜吃着简单的晚饭,吴希增说了他探测到的情况。吴培文犹豫了。坟地下有铜器这是肯定的了,但如果挖掘祖坟坏了风水怎么办?可是如果不挖这片地,早晚也会被日本人挖开,宝物终究还是会失去!经再三考虑,吴培文决定当晚就去挖掘地下的青铜器。吴希增竖起大拇指,这个弟弟虽然年轻,气度却是非凡,果敢坚毅,做事干净利落。

洛阳铲

两人商量了挖宝的细节,判断那肯定是一个超过13米的深坑,凭他们两个人肯定不行,于是他们决定再找几个人连夜开挖。当天晚上,吴培文找来了七八个要好的铁哥们,黑灯瞎火地奔向祖坟。按吴希增白天所做的标记,在光线微弱的风灯下,他们开了一个宽二尺、长六七尺的盗洞,然后继续朝下挖。这些人虽然都是普通农民,但多年来的耳濡目染,对于发掘古墓这种事还是驾轻就熟的。长年的劳作又锻炼出了他们的好体力,操作铁锹就和使用筷子一般,大家轮流入坑铲土,很快,一个十多米深的大坑就被挖了出来。“当啷”一声,铁锹触到了宝物上,众人大喜,坑底的人仔细地铲去上面的硬土,想一睹尊容为快,却发现这个家伙好像很大,沉睡在坑底处,只露出半个身形,黑黝黝地歪倒在泥土里。“挖大点,看看这个东西是个啥?”吴培文指挥着下面的人向坑底的四周挖土。他们很快发现这样掏土挖掘不是个好主意,上面的土一旦塌下来就完蛋了,还是得从上面往下重新扩大探洞。

此时天边已经开始发亮,不能再干下去了。最近时常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外地人和古董商出没,被他们发觉就不好办了。为了掩人耳目,吴培文他们只好填回一些浮土,又用柴草盖住洞口,并用树枝盖住翻上来的泥土。吴培文等人检查完现场,感觉看不出什么破绽,便约定白天各自忙自己的事情,晚上再接着干,大家都要守口如瓶,不要对外人讲。

吴希增对吴培文说,坑底的这个家伙实在太大了,眼前这几个人手肯定不行,必须得再增加人。加人就意味着分股,考虑到这个宝物的价值,多几个人大家也有的赚。他们边往村里走边商讨着再找哪些人合适。好大的“马槽”

3月16日夜,参加盗掘的人数增至三四十人。大家都知道了吴希文祖坟里出现宝物的消息,既然是同村,又有好处分,大家都愿意出力。晚饭后,约莫着大部分村民都睡下了,这些人才各自拿着工具从家里走出来,到吴培文家集合出发。

吴培文与司母戊鼎合影夜半荒野,坟地周围一片寂静。微弱的灯光照着探坑,大家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盗洞。两个小伙子顺着绳子下到坑底挖土,下面的土一筐筐提上来。到了午夜时分,宝物终于露出来了,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一观察,坑底躺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炉样的东西。宝物终于揭开了“盖头”。“怎么是个喂马的槽子啊?”有个村民很失望地嘟囔了一句。

吴培文与司母戊鼎合影

这个长方形大家伙,确实大如马槽,村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它,就叫它“马槽”。吴希增小声说:“不长眼神的愣子,这是鼎,很值钱的!”

只见这个“马槽鼎”斜立在泥水之中,口向东北,足向西南,一耳朝上。村民用井绳拴在鼎耳上,下面的人使劲往上抬,上面的人向上拉,但大鼎纹丝不动。这时,坑里一个细心的村民突然发现埋在底部一侧的一只鼎耳不见了,很有可能是刚才不小心弄断了。

下面的人立刻在坑中仔细寻觅,翻遍了泥水坑,也不见鼎耳的踪影。坑上面的人又跑到刚刚吊运上来的土里翻看,也没有。最后,它们又向下挖了一米依然没有找到鼎耳。就在众人互相埋怨的时候,这个细心的村民用水壶中的水冲洗了鼎耳的断裂处,发现断口为旧茬,看来这个大怪物被埋在这里之前就已经残破了,于是大家就不再寻找鼎耳了。

可是,另一个问题出来了:鼎太大太重了,怎么才能把它弄到地面呢?

有人提议把鼎锯成几块,再分别把它们弄出地面。这个提议当即被吴希增喝骂,坏了的东西谁买?看样子只能用土办法了——填土取物。当地人叫“叉抽”,就是在坑口支起结实的三角架,固定上辘轳,再用粗绳子从辘轳上面拉过来,直通洞底,成了稳固的提升架然后用牲口拉动绳子使劲往上拽,下面的人再一起帮衬着用杠子撬并且用土回填大鼎下面空出来的缝隙,让大鼎一点点升起来。

说干就干,有人很快找来木头,在坑口支起架子。上面号子一喊,几十号人憋住气猛地一拉,“马槽鼎”上升了十多公分。大鼎一挪动,立刻有人往大鼎下垫土。然后,如此往复,大鼎一点点提升。折腾了很久,“马槽鼎”才上升了五六米。此时天色渐亮,众人不免心急,用的力过猛,只听到“啪”的一声,绳子断了!

由于一层层地垫土,所以大鼎对洞下面的人并没有造成伤害。不过借力的绳子断了,想干也没法干了。众人又担心日本人得到消息,吴希文等人只好填回一些浮土,再用柴草盖住洞口,约定晚上再接着干。

吴培文到家之后顾不上睡觉,胡乱吃了一口饭,就去镇上买三根最盘的井绳,今晚无论如何也要把宝物挖出来。大家都开心极了

3月17日,难熬的白天缓慢度过,从乡亲们闪烁的言语中,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天大的财富即将呈现给村民。当晚很多出力的人家晚饭格外丰盛,四十来个村民吃饱喝足,小声地呼唤着集合起来。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吴培文一身短打扮,地上摆着白天刚从县城里买回来的三盘粗粗的新井绳。夜幕下,村民抬着早已准备好的圆木房梁等物件走向荒野,一行人静悄悄地消失在村尾的尽头。

与村民同时去坟地的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武官村所属的第十区区公所知道了宝物的事。区公所也算有爱国心,他们把这件事控制下来没有上报日本人。一个有名望的头头来到武官村,和吴培文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要派一个排保护现场,免遭土匪袭击。吴培文接受了区公所的好意。当然,这一个排的人都要“算股”了。于是,大坑周围,每50米远就设一个岗,自然这些负责警卫的人都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

昨晚奋战了一夜的坑口依然如故,那个庞然大物还是稳稳妥妥地卧在泥土里。很快,十多个身手敏捷的汉子在坑口用房梁重新搭起了一个牢固的三脚架,上面放上一个辘轳,三根粗粗的井绳缠绕在辘轳上,绳子的前端被紧紧固定在三头大牲口的身上,三根绳子的尾端垂向深坑里。一根绳子拴在了鼎耳处,另两根绳子拴在了对角的两个鼎足处。

司母戊大方鼎

村民分成了两组,坑上面的人吆喝牲口并帮助一起使劲拉绳子,并且随时固定住升上来的绳子避免回溜。坑下面的人同时用几根粗大的杆子伸入鼎下使劲往上翘,伴随着几声闷哼,鼎的底端在两股力的作用下被翘起来一个空隙,两个身材瘦小的汉子立刻用铁锹往空出来的鼎下填土,然后撤出杆子,让大鼎压在刚刚垫起来的土堆上;然后杆子换到鼎的另一边依法操作,撬动大鼎,往下填土、夯实。就这样,一层层土填在大鼎的下面,大鼎缓慢地从深坑内上升,它的面目也越来越清楚。

夜晚的凉风寒冷刺骨,几十个汉子却热得浑身冒汗,累了就坐在地上抽袋烟,渴了就对着水壶嘴喝上几口,大家就一个想法,天亮前必须挖出这个宝物。

清晨5时,大坑终于被填平,这个耗费了三个夜晚,在三四十个壮劳力外加三头牲口的努力下,终于从十几米深的泥坑中出来了,在场的人无不兴奋异常。

一个藏匿了3000年之久的国宝终于得见天日,只是它此时还不能呈现在公众面前。紧接着,大鼎被架到牛车上,众人趁着夜色悄悄把鼎运回村里。为了避免宝物被日本人抢走,吴培文早就想好了埋藏的地方。大鼎暂时被埋藏到他家西院里一个粪堆下面,上面用柴草伪装好。在场的人都被要求保守秘密,这些乡邻都当即立下誓言,绝不吐露半分大鼎的埋藏地点。区公所派来的人自然也不例外都要立下誓言。鬼子来了

宝物藏好了,参与挖宝的人心却一直悬着。为了安全起见,宝物必须尽快出手,吴希增第二天就外出联系可靠的买家,可是没等他带古董商回到村里,大鼎的消息还是泄漏了。

埋藏宝物之后没几天,村里的两个小孩突然跑来对吴培文说:“三叔,你赶快跑吧,鬼子来了!”此时,宪兵队、铁道警备队,还有皇协军共100多人已经出现在村外。吴培文一看这阵势,撒腿就往后村跑。一直跑到野外藏在一个土坑里,远远地观察村子里的动静。

这一次,日伪军得到的消息也是捕风捉影的传闻,他们也不知道宝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把吴培文家翻箱倒柜弄了一遍,没有找到“马槽鼎”,还在村子里乱搜了2个小时,逼问了许多乡亲,一无所获,最后离开了。

招惹了鬼子,这可怎么办?就在大家惴惴不安时,吴希增回来了。同来的还有赫赫有名的北平大古董商萧寅卿,随行的还有两个腰里藏枪的保镖。

日军进村的丑态

大鼎被重新挖出来,一看到大铜鼎,萧寅卿一下子惊呆了。他拿出放大镜,从鼎耳仔细地看到鼎足。他眯着眼睛,一声不吭,反反复复地看着大鼎。大家沉不住气了,纷纷催促他说个数儿。萧寅卿站起来,竖起两根手指头:“我要了,这个数儿怎么样?”“两万?”大家的眼里顷刻间闪现出欣喜,发财了,每家分几百大洋看来是没问题了。“20万光洋!”萧寅卿豪迈地说,“不过,这兵荒马乱的,运不到北平,我也没法出手,你们得把它分解开,起码分个七八块,不然,我也过不了鬼子的检查站?等我一块块地装了箱,就把钱付给你们。怎么样?干不干?”

价码一下子翻了十倍,所有的人都动心了!受20万银元的鼓舞,村民开始肢解大鼎,他们买来三打德国造的钢锯条,分别锯刻有铭文一侧的两个鼎足。但36根锯条几乎磨秃,鼎足仅留下轻微的痕迹。锯不开就砸开,有人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轰”的一声,巨大的声响还是远远传出去,由于害怕把鬼子招来,大家放弃了砸开的想法。肢解大鼎太难了!

吴培文突然说:“这个萧寅卿不会是耍我们吧?如果鼎破了之后萧寅卿变卦怎么办?”吴希增也觉得不妥,他说:“按理讲萧寅卿不用开口给20万,哪怕给2万咱们也会卖的,他上来就开出20万的价确实不合情理。我看咱们还是等等再说。”

众人恍然,商议后决定暂时把大鼎埋起来,待银元到手后再做计较。经过这番折腾,吴培文等人都认为先前埋鼎的地方已经不安全了,于是他们将大鼎转移至西屋马棚下。

还真让吴培文说对了,萧寅卿一去不返,迟迟没再回武官村。

萧寅卿没来,鬼子可是又来了。上一次扑个空的日军不甘失败,几天后又突然冲入武官村。这一次,日本人动用铁道警备队、日本宪兵队三四百人,在村各路口架起机枪,将全村围得水泄不通。幸好吴培文机警地躲过一处岗哨,直奔村外,躲进了挖沙的大坑里。日本人一进村就直奔与吴培文家一墙之隔的西院,把粪堆翻了个底朝天,又深挖十余米,结果一无所获。日本人在村里找不到吴培文,留下几句恶狠狠的话撤兵了。

为了让日本人死心,村民凑了七八十元伪钞买了一尊殷墟出土的无铭文的“青铜甗”,并将它与一些碎陶片一并埋在吴家的地下。果然,第二天日本人又卷土重来,他们很顺利地找到了那尊藏在地下的“青铜甗”。据村中老人回忆,就在日本人找到这个假宝物之后,从武官村西北方向刮起了几十年罕见的大风,飓风卷着泥沙袭来,连根拔起几十棵大树。日本人不敢久留,带着搜查到的“宝物”,离开了武官村。这个说法有点迷信色彩,但多少也表现出村民对大鼎的厚爱。

吴培文知道日本人不会轻易被骗,他们肯定会研究带回去的东西,如果发现是假的,还会再次光临武官村。从这以后,吴培文被迫离家出走,他在江苏的亲戚家住了两年,又跑到外地给人做短工,维持生计。蒋介石的寿礼

吴培文虽然跑了,日本鬼子并没有消停,他们多次来武官村威逼利诱村民交出宝物,有骨气的村民信守诺言,没有一个人自甘堕落,投靠日伪,大鼎就这样被武官村村民保护下来。抗战结束后,吴培文回到了武官村,当初参与挖鼎的这些人又开始合计怎样把鼎卖出去。

精美绝伦的司母戊大方鼎

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县政府一位极有城府的“陈参议”觊觎宝物,他威逼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县政府。几次威逼不见成效,陈参议就勾结驻军强抢。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陈参议派队并得到驻军某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物保存委员会内。此文中“古炉”即武官村的大方鼎。

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市老城县东街4号的萧朝庙内,一时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空前。县政府还没捂热乎宝物,风声又传到了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的耳中。时值蒋介石六十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正中下怀!于是,王仲廉派专人专车把这个庞然大物运到了南京,作为寿礼献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观看大方鼎后感慨了一番,最后下令把它交给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的专家们接收了大方鼎,他们仔细研究了大鼎的所有细节:大方鼎整体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4厘米,重达832.84千克。该鼎的化学成分为: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大方鼎呈长方形,有两个立耳(缺一耳),腹下连接四个中空的柱足,两耳外侧装饰一对虎嗜人纹,鼎的腹部装饰有饕餮纹等图案。鼎腹的内壁铸有“司母戊”三个字,考古专家们认为大鼎的全称是“司母戊大方鼎”,并认定它的所属朝代为商。直到此时,这个被村民称为“马槽鼎”的宝物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专家推断:铸造司母戊大方鼎,需要的金属原料至少在1000千克以上,浇铸它必须有巨大的熔炉。在距今3200年以前的商代,这样巨大的宝鼎是怎么铸造的呢?《周礼·考工记》中有“金有六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剂”的记载。研究发现,制造大方鼎的合金成分与古书的记载完全相符。

最让人吃惊的是,结构复杂的司母戊大方鼎,除双耳是先铸成后再嵌入鼎范之外,鼎身部分都是一次浇铸而成的。这种铸造工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标志着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古代铸造青铜器用陶范。陶范就是模具。大方鼎的鼎身每面用2块外范,鼎身用4块内范,底用4块外范,每足用3块外范拼成,整个鼎共用28块陶范。

司母戊大方鼎不但反映了中国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水平,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庞大的体积和神秘的花纹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了

1948年5月29日,司母戊大方鼎在南京展出。这个有着“古代青铜器之王”美誉的大鼎铸造工艺精湛,造型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首次与观众见面,便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1949年春天,国民党政府由大陆撤退至台湾,将大批珍贵文物悄悄运往台湾省,这其中就包括商周时期许多珍贵的青铜器,例如铭文最多的青铜器毛公鼎。战事紧急,司母戊大方鼎被运到南京机场后,由于太大太重了,又缺少必要的起重设备,司母戊大方鼎就被滞留在南京机场。解放南京时,大鼎被解放军士兵发现,随即被妥善保管,后转移到南京博物院存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司母戊鼎也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

1958年,南京博物院从山东请来两位师傅,为司母戊鼎复制了另一只鼎耳,安装在缺失鼎耳的部位,让发掘时只有单耳的大方鼎恢复了全貌。

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后,司母戊大方鼎从南京调往北京。自此,作为国之重器,“青铜之王”开始走向新的辉煌。此后,司母戊大方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开馆后,观众如潮。在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展览馆里,各种精美的青铜器交相辉映。唯独司母戊大方鼎傲视群雄,庄严、持重,气势压人,给人一种无言的强大震慑力,让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人们久久伫立在大方鼎前,赞叹源远流长的中华青铜文化,赞叹中华民族出色的艺术创造才能。

存有争议的字样

20世纪70年代起,学术界对司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因为商代的文字书体较自由,可以正书,也可以反书。因此,“司”与“后”二字的字形是可以一样的,“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分,即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大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因此,学术界建议将鼎名更正为“后母戊”鼎。但是民间对司母戊大方鼎这个名字早已耳熟能详,是否更名考古学界也有分歧。随着近年来考古学家对商代文明研究的深入,认为应改名为“后母戊”鼎的学者多了起来。

2011年3月28日,经过整修,重新对外开放的国家博物馆里,“司母戊”鼎已悄然改称“后母戊”鼎。一字之变,令很多国人错愕,很多国人都以为又发现了一个和司母戊大方鼎一模一样的国宝呢!经过媒体解读和释疑,大家才知道原来就是改了个名字而已。情感上我们还是喜欢称呼大鼎为“司母戊大方鼎”,毕竟初中历史教科书上的这个名字影响太深远了。这尊三千多年前青铜重器,如今正傲然矗立在国家博物馆里,恭迎世人盛临观瞻。第二章字比金贵——毛公鼎传世之谜

被誉为晚清“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声名远播,其中大盂鼎收藏于北京,大克鼎收藏于上海,唯独“海内三宝”中的另外一宝毛公鼎越过海峡,孤零零地落脚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到台湾后,从此海峡阻隔,它就再没回到祖国大陆。有很多学者一生都在研究宝鼎,却始终没能亲眼见过它,成为终生隐隐作痛的遗憾……都来喝羊汤啊

先秦典籍记载,中华文明的步伐走到夏代,进入了奴隶制文明社会大门,夏禹定天下而划分九州,铸造九鼎,以作为社稷和王权的象征;九鼎随王朝的兴亡先后由夏而传至商周王朝。由此可见,重鼎大器向来是中华文明历程中最明显的标记。毛公鼎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重器,也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毛公鼎

从出土那一刻起,它近百年的传奇故事让世人充满好奇,而且毛公鼎保存在潍坊就有60年的光阴,这与金石学家陈介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妨通过稀世瑰宝毛公鼎重大的学术价值与问世后的坎坷命运来一睹它的尊容。这是一件在地下沉睡了近三千年的西周青铜器。自从毛公鼎出土的那一刻起,它的坎坷命运就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

清道光年间,正值春季,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翻弄土地,他的两亩薄田是全家人生活的依赖,为了多收点粮食,他一直想把田中的那块大石头搬走。这块石头个头不小,他喊来了两个乡邻帮忙。一顿饭的时间,他们就把石头挖了出来。

谁知,在石头的底部泥土里,董春生还看到了一个圆滚滚的家伙,好像是个青铜物件。3个人见挖到了宝物,惊喜万分,顾不得石头,连忙把宝物抬出来。董春生用手拂去上面的泥土,原来是一个鼎,上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字。“这家伙一定很值钱吧?春生大哥!”“不知道,别出声,找个机会卖了它,银子咱们三个一起分!”“春生大哥,跟着你,我俩也沾光了,哈哈!”

三个人本想等天黑之后将大鼎偷运回村里,可惜农村好打听事的人多,凑热闹的人也多。旁边的田地里有干农活的人,也知道董春生今天要搬走地里的大石头,就等着看这个热闹呢!有两个干完农活的人见董春生三个人围坐在地里不动,就以为他们在歇晌,就走过来,想蹭一锅烟抽抽。走到近前,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大鼎,董春生想掩藏也来不及了。

这两个人看着眼红,嫉妒地嚷起来:“嗬,好家伙,有这好东西,大家开来看啊,春生挖出宝了!”附近的村民闻讯赶来,将大鼎围得水泄不通,董春生无奈,只好抬着大鼎在众人的跟随下回到家里。

第二天,一个自称姓牛的古董商人出现在董春生的家里,他很在行地端详着大鼎,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宝鼎”,便和董春生商讨价格。众村民七嘴八舌,有的说卖50两,有的说卖100两,还有的说卖120两。董春生心里没有主意,他故作镇定,让古董商开价。古董商见董春生不主动报价,以为卖家识货,生怕拖久了有变化,就当即开出白银300两银子的价格。

这300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从《大清会典》卷“文职官之俸”条中了解到:一品岁支银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未入流31两。此为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公务员的工资了。例如:一个七品知县年收入就是45两银子再外加45斛米(1斛相当100升)。可以看出,300两银子在当时还是非常有购买力的。

清朝银锭

董春生大喜,当场成交。雪花白银堆满了桌子,董春生没有食言,和他的两个小伙伴每人分了100两白银。董春生知道村里人都爱热闹,也爱占点便宜,就提议三个人凑钱买10只羊用大锅做羊汤,宴请全村人喝羊汤。众村民听了无不欣喜万分,大赞董春生三人仗义。名字惹的祸

古董商得到了鼎,心里窃喜,他偏偏多事,留下来准备喝羊汤。傍晚时分,他带着醉意,坐着驴车,和两个随从大摇大摆地向村南走去,为了礼节,董春昌送他们到村口。

在村口,一个叫董治官的村民拦住了他们。董治官面生恶相,光着膀子,左手拿着一只啃了一大半的熟羊腿,右手拿着一把杀羊的尖刀。他的身后,是他三个生龙活虎的儿子,一个个生的高大魁梧,而且都会功夫。

董春生连忙上前打招呼:“治官大哥,刚才劳烦您宰羊剔骨了,回头我再给您送只全羊过去。”“没你的事,我和他说话!”董治官推开董春生,恶狠狠地指着古董商。“这个大鼎是在我和董春生家里地中间挖出来的,有我的一半,你说拿就拿走吗?给我300两银子,我就放了你。”董治官毫不客气地狮子大开口。

董春生悄声告诉古董商,董治官是村里的恶霸,没人敢惹他,今天是看到银子眼红了,不如给他点银子打发他了事。古董商走南闯北,什么场面没看过,他看了看董治官说:“我是从董春生手里买的,买卖公平,交易合法,众乡邻都可以作证。你如果不服可以去告官!咱们走!”“走可以,把东西留下。”董治官大吼一声。

他的三个儿子一拥而上,准备将大鼎抢下来。古董商的两个随从也抢上一步,双方拳打脚踢混战在一起。很快,董治官的三个儿子占了上风,他们力气大得很,几拳就将古董商的随从打翻在地,乐呵呵地抢到了大鼎。“拿银子来,这个东西老子留着没什么用,胡乱卖点银子就给你了!”董治官对古董商说道。若在平时,古董商不会和这种人计较的,他肯定会拿出点银子平息此事,但今天,他喝了酒,胆气很盛。他留下几句恶狠狠的话,带着随从离开了。董治官挠了挠头,借着酒劲捧着大鼎回家了。

古董商岂肯善罢甘休,他连夜赶赴县城报官。县令见有利可图,当即派衙役将董治官抓获并投入监狱,罗织的罪名有两条:第一条是私藏国宝,大不敬;第二条罪名十分荒唐,呵斥平民百姓岂敢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并用铁链吊拷他,迫令招供藏鼎何处。董治官受不住刑罚,全盘交代了。县令又派衙役取出大鼎,装上单套驴车,披红放炮,运往县衙。大鼎被弄到县衙门后,这个古董商拿出50两银子贿赂县令,就这样,大鼎还是被古董商悄悄带走了。

清朝时期的审案情景

这一次,古董商吸取了教训,他谨慎行事,宝物不肯轻易示人。他也识文断字,凭借自身的文学素养,将鼎文也细细琢磨了,但是很多字词他无法参透。辗转几年间,他将大鼎带到了西安,最后被来自北京最大的古董铺永和斋的苏亿年、苏兆年兄弟俩重金收购。古董商见没了心事,又得了这一大笔钱财,便毅然离开西安,隐居乡下,从此不再露面。一个字一两金

苏氏兄弟无意中购得此鼎,研读之后,知道了此鼎为毛公所制,于是为此鼎命名为“毛公鼎”。他们认为奇货可居,便将宝鼎带回北京。为什么苏氏兄弟认为此鼎奇货可居呢?一是此鼎年代久远,至少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是此鼎出土时无破无损,极为完整;第三则是此鼎内腹部的字数极多,有32行、共497个字(也有一说是499个字)的铭文。当时无论地下出土的还是传世的青铜器,只要带有铭文的就更加贵重,多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

西周铜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商朝初年),器物较少,器形有爵、戈、刀、镞、锥、锛、凿等。早期铜器上的铭文少则几个字,大多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多则三四十字,内容大抵是因赏作器,还有征伐、祭祀等内容,价值不大。相比之下,有几百字的毛公鼎自然就格外珍贵了。

陈介祺印鉴

苏氏兄弟收购了一个大鼎的消息传到北京,出高价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但苏氏兄弟一概予以回绝,说根本没有这回事,都是瞎传的。身为古董商人,苏氏兄弟为什么不赶紧出手大赚一笔呢?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毛公鼎的第二任收藏主人陈介祺。

陈介祺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被公推为19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我国已故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在著作中感叹:“……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的陈介祺。”他也是第一位给毛公鼎做释文的人。鲁迅先生曾说过:“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商承祚和后来的裘锡圭都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陈介祺出生官宦世家,祖籍山东潍县,少年跟随为帝王之师的父亲陈官俊游学燕蓟,19岁即以诗文名扬天下,33岁殿试二甲第三名,以进士身份担任了翰林院编修。陈介祺以毕生精力收集金石文物,在青铜器、陶器、印玺造像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他一生著作极为丰富,如《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簠斋吉金录》等五十多种。他是我国陶文发现、鉴定、考释第一人,有“陶文之父”之称,其所著《簠斋论陶》一书成为我国陶文研究的最重要文献。陈介祺与当时著名收藏大家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吴云等人过从甚密,经常以书信形式共同考辨古物,研究古文字,也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就在毛公鼎出土前,陈介祺还收购了一件西周的鸿宝重器“天亡簋”(又称大丰簋)。

收购“天亡簋”使陈介祺和苏氏兄弟成为好朋友——将“天亡簋”卖出的正是苏氏兄弟。陈介祺与苏氏兄弟十分投缘、关系甚密,因此,苏氏兄弟答应陈介祺,一旦他们手中有了上好的古董文物,一定要让陈介祺优先挑选,只要看中了,他们就绝不再让第二个买家过目。陈介祺爱宝如命,当他得知有很多文字的大鼎出土后,恨不得第二天就把此鼎揽入怀中。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几乎就在毛公鼎的身边,静静地苦等了很长一段时光。

苏氏兄弟回京后第一天,两人兴冲冲地闯进陈介祺府中,迫不及待地告知他这个好消息,让陈介祺收购宝鼎。谁知,陈介祺却一脸冰霜,淡淡地摇摇头,轻声说道:“现在既不想看鼎,也不能购鼎。”

此话让苏氏兄弟大吃一惊。原来陈介祺是个大孝子,一向严格遵守其父的训导。其父陈官俊担任过道光朝中的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他深谙人生沉浮的秘诀和青铜宝鼎的分量,他担心儿子收藏的古物过于罕见,会引起同僚的猜忌,所以他坚决反对儿子以重金购买毛公鼎。由于父亲的严格限制,陈介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公鼎可能被别人所得。

苏氏兄弟当即留下话,鼎不急着出手,等陈介祺看过之后再说。这苏氏兄弟也真是诚信守义之人,他们知道陈介祺爱宝心切,又无奈迫于父亲的威严,就答应先等等。据说这一等就是9年。直到咸丰二年,即1852年,父亲去世后,陈介祺开始独掌家业,才花重金将毛公鼎买了下来。冲冠一怒为毛公

清代《大清律例》规定私人不得收藏地下出土的珍贵文物,且社会黑暗风气败坏,故有“怀璧之惧”。为防止不测,陈介祺极尽可能地减少外界对毛公鼎的影响。即使对亲朋好友,他也矢口否认自己收藏了宝鼎。

陈介祺对于收藏的文物,大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始终深锁秘藏,秘不示人。就连毛公鼎的铭文拓本,也只在得鼎之初拓了四份。目前,国内仅存两件毛公鼎铭文拓片,每件价格都在百万元以上。陈介祺精通古文,故购得毛公鼎后,先拓后释。他直接对应铭文写出释文,不识之字则照原文摹写。现在看来,他的释文已经把铭文中的大多文字释出,或许是一时疏忽,他竟然漏释了一行字,并且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难度高的字大多阙疑。但这毕竟是毛公鼎的第一篇释文,陈介祺有开创之功。

毛公鼎铭文

毛公鼎铭文拓片

毛公鼎释文于刚一面世,立刻引起轰动,许多学者著文论述,凡研究金文的专著中都少不了毛公鼎。不过,基本以考释铭文为主,其他问题则很少涉及。

陈介祺得到毛公鼎仅一年多,其母病故。咸丰四年,他借母亲病故、回乡奔丧的机会,辞官回归故里,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他以“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这两句诗,表明了自己安居故乡、从此远离仕途的心境。由于他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因此也就没有引起过什么波澜。

但坊间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话说在他携宝返归故乡以后,朝中重臣张之洞著文说“毛公鼎”是伪造赝品,陈介祺以千金买赝鼎,实在不慎重。一时间,北京收藏界大为震惊,流言纷纷。陈介祺不仅珍爱毛公鼎,更极其爱惜鼎的声誉。听到有人说自己手中的宝鼎是假,一气之下,一直隐居的他立即高调亮相北京收藏界,否定了张之洞对毛公鼎的妄自猜忌。他反诘说:“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画中之气,岂是今人所能伪造?”虽然陈介祺澄清了毛公鼎的价值,维护了毛公鼎的声誉,但是也让毛公鼎从此大白于天下。

按照文史资料的记载,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一件青铜重器。铭文记载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要重臣毛公忠心辅佐,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事的史实。毛公鼎铭文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线条遒劲稳健,文辞典雅。郭沫若先生赞其“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抵得上一篇《尚书》”。

为了响应陈介祺,浙江嘉兴名士徐同柏和清代杰出金石学家许瀚也对毛公鼎进行了研究。与陈介祺不同的是,徐氏还对铭文中的疑难字句进行解释,并注重与典籍相互印证。徐氏的释文收录在《从古堂款识学》一书中,许瀚的研究成果则收录在其专著《攀古小庐古器款识》中。此后,孙诒让、吴大澂、刘心源等学者也参与了对毛公鼎的研究。

后来,陈介祺又在参考徐同柏和许瀚的释文后,五易其稿,于1871年写成《周毛公鼎考释》,惜未刊行,难以得见,后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崽卖爷田心不痛

陈介祺嗜好收藏文物,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提起他的收藏,不得不说万印楼。万印楼始创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当时陈介祺还在翰林院中供职,在金石收藏研究上初露锋芒,不过已有退出政坛、专事金石之念。回潍县后,这里就成了他收藏研究金石之所。在这里,他秉承“意在传古、志在为国”的理念,鉴古、集古、释古、传古,三十年如一日,至死方休,终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金石大师,晚清金石界领潮人。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也静静地陪伴陈介祺过了30年平淡的日子。他不但收藏了毛公鼎,而且还把毛公鼎秘藏在潍县万印楼,并进行了很多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考释。为确保毛公鼎万无一失,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被打扰,陈介祺还发明了一种天梯,使平时楼上楼下完全处于隔绝状态,但只要情况需要,一按机关,便可自由往来楼上楼下。正是在万印楼这神秘的空间里,陈氏完成了奠定他金石学大家地位的系列著作:《簠斋金石文考释》《簠斋藏陶》《封泥考略》《十钟山房印举》等。其中后者以分类编纂,首开科学研究古印先河,而被学林誉为“古印谱之冠”。在陈介祺影响下,流风所及,潍县名印谱层出不穷,在民国以前,便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万印楼印学文化。

万印楼

如今陈介祺离去一百多年了,当年的万印楼占地一公顷,现在遗留的房屋占地377平方米,仅是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这座寂静而又沉默的小楼仿佛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将自己与外边世界的嘈杂与繁华隔离。如今,人们只能在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透过历史沧桑去寻找昔日那繁华盛世的残迹,品味潍坊历史文化那深厚的积淀。

陈介祺于光绪十年(1884年)病逝,所藏古文物分给三个儿子,其中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诸器。他一直牢记父亲的生前教诲,安心于读书守业的平静生活。

陈介祺生前曾为其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希望后辈能安分守己做学问。他的儿子都很听话,但是到了陈厚滋的次子陈孝笙时,陈家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虽然陈孝笙知道,爷爷传下来的那只宝鼎价值连城,还有些神秘的故事,但宝鼎只能看不能卖,又不许声张,怎么能赚到钱呢?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尽快卖掉毛公鼎,一念之差,便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夺宝之争……打人的鸡毛掸子

陈孝笙主掌家业后,不顾爷爷陈介祺生前的规诫,先后开办了一个钱庄、一个药铺,想以经商振兴家业。在商业交往中,他不时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收藏,兴奋之余,就泄露了自家藏有毛公鼎的秘密。这个消息传到了两江总督端方的耳朵里,这位位高权重的总督也和陈介祺一样,十分爱好金石古物,并且也是爱鼎成痴。

端方(1861~1911),清末大臣,金石学家,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端方1882年中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一度支持戊戌变法,但在变法失败后又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未受株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将其召还主持局务。端方趁此机会上《劝善歌》,受到慈禧赏识,被赐三品顶戴。此后,端方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代理湖广总督,光绪三十年(1904年),代任两江总督。之后,他调任湖南巡抚。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一直鼓励学子出洋留学,一度被誉为开明人士,民间赞其“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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