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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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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试读：

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

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从初秋到冬末。各篇文字都是讲给热罗姆·博儒尔听的，几乎很少有例外。然后整理成为文本，再由我们各自通读。经过讨论后，我对文本进行修改，热罗姆·博儒尔再从他那方面读一遍。起初一段时间，这样做很感困难。随后，种种问题我们就放开不管了。接着是注意主题。这方面后来我们也弃置不问。这项工作最后一部分，由我来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所以没有一篇文字是完整的。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考什么。这本书至多代表我在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我身上绝没有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我是说，那种最后确定的思想。这种祸害我一向是远远避开的。

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没有一本书是没有存在理由的，这样说，这本书就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了。它不是每日新闻，与新闻体裁不相涉，它倒是从日常事件中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不是小说，但与小说写法最为接近——当它在口述的时候，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者写社论一样。这本书的出版，我不免犹豫再三，但是，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者现有的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物质生活》这种流动的写法，在我们共在的这一段时间，我与我之间、你与我之间，就这样往复来去进行交流。玛格丽特·杜拉斯

化学气味

一九八六年我要在特鲁维尔从六月半到十月半住四个月，比一个夏季还要长一些。待我一离开特鲁维尔之后，我就感到有阳光亡失之感。不仅是那种大太阳直射下来的光焰，而且还有阴翳天空漫衍开来的白色阳光，还有暴风雨中烧成炭黑那样的光色。在夏末，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失去了大西洋深处升举而起的天空，从“长距离”浮游飘来的各种不同的天空。在秋季，我又失去了海上涨潮中的雾，风，勒阿弗尔的石油气息，那种化学气味。当清晨早起，在空旷的海滩上，可以看到黑岩旅馆完美图形略略侧向北方地区。随后，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逝去，高空中阴影渐渐冲淡，一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

多年以来，我都是在诺弗勒、特鲁维尔和巴黎这三个地方的住房居住的。为了不离开诺弗勒，我有十年没有去特鲁维尔，甚至有几年夏季，为了贴补与人共有房产的很高的费用支出，我还把特鲁维尔的住房租了出去。这些年，我是单独一人在诺弗勒生活，这就使我很长时间不曾认识住在黑岩旅馆的人。如果我要在什么地方住下来度夏的话，我宁可住在诺弗勒堡，我在这里认识了这里的整个村镇。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我感到舒适合意的地方住过，我一直是被拖在后面不得心安，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寻求一个时间安排，我愿意驻留的地方我一直没有找到，也许在某几个夏季，在某种可庆幸的不幸之中，诺弗勒可说是一个例外。在《大西洋人》中那座封闭的花园，对他的爱已告绝望，那个花园恰恰就是这里这个已经废弃的花园。现在我在其中还能看到我自己，被紧紧捆缚在我自己身上，被冻结在废园的荒寒之中。

我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曾及时用餐，赴约，看电影，去剧院，赶飞机，这一切永远是要求精确准时的。现在我是这样不相信自己，以致去剧场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赶到。我见别人急匆匆跑来唯恐迟误，我心下非常高兴。我一向是等人离去之后才到海滩上去。我从来没有在海滩上晒成棕黑，因为我怕日光浴，怕皮肤沾上沙子，头发上有沙粒。我是在我的汽车飞驰中晒黑的，要不就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漫游中晒黑的。

不过，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渴望去晒日光浴。这是由来已久了。我费尽力气制定许多系统方法以便像别人那样为人处事。正因为这样，我还是处处落后于人，很是沮丧。和别人一样，我也要那么做，我也要到海边沙滩上去，不过是在黄昏。我处事总是进行到一半，也算是做了，又总是不成功。这种情况我很感遗憾，虽然合乎规定，但不能令人满意。每到夏季结束，我总觉得我像一个总是大吃一惊的人一样，也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对于生活来说，我知道为时已晚。有一件事我能做，那就是看海，很少有人写海像我在《八〇年夏》写的那样。那就是《八〇年夏》中的海，是我不曾亲身经历过的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可是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就是写进一本书的东西，因为它不可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在我全部生活中，永远有这一类时间经过的轨迹。而且是在我全部生活的广度上。

在《八〇年夏》之后，我本来可能继续写下去。只写这种东西。关于海与时间的记事，关于雨，潮汐，风，关于把遮阳伞、风帆席卷而去的狂风，以及在沙滩凹陷处围着小孩蜷缩的身体吹拂的风，在旅馆墙后吹动的风。连同在我面前中止停下来的时间，还有阻挡严寒、阻挡极地严冬的屏障。《八〇年夏》现在已成了我生活唯一一本日记。在一九八〇年那个恶劣的夏季，记载着我在海边沉沦挣扎的日记。

黑岩夫人

在黑岩旅馆，每天下午，在夏天，有一些女太太，已经上了年纪的，都要到平台上来，闲谈聊天。有人就把她们称作黑岩夫人。整整一个夏季，每一天，每天下午，都是这样。她们谈她们的生活可以谈上一辈子，一辈子那是很可观的了。这些女人在面临大海的平台上谈说，一直谈到天气凉下来，直到傍晚。经常还有人从这里走过，也来听一听。有时她们还邀请他们和她们一起留下来。这些女人在讲她们的生活和别人生活中的事件，讲另一些存在的人经历过的事情，她们谈话方式是无与伦比的。她们是在战争瓦砾场中长大的，她们谈的是欧洲中部四十年来的事。濒临拉芒什海峡的这家大旅馆，每年都有人到这里来。为此，就谈起来了。

在一九四〇年，她们的年纪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之间。她们当中有一些人居住在法国的帕西。说到女太太，如果不了解拉芒什海峡的这个地方的这些女太太，那么太太这个词便无所说明了。

到了夏天，通过她们的交谊、会晤、社交关系和外交界往来、维也纳的舞会、巴黎的舞会、奥斯维辛的亡人、流亡所形成的网络，她们就把欧洲重新建立起来了。

普鲁斯特也曾到这家旅馆来过几次。有些人应该是认识他的。就住在那间朝向大海的一一一号房间。在这里，就仿佛司旺也曾在这里走廊中走过似的。司旺在这里走过的时候，她们还是十分年幼的少女呢。

话语的高速公路

在这一类不是一本书的书里，我愿意无所不谈，同时又什么都不谈，就像每一天，像任何一天的历程一样，平平常常的。走上高速公路，话语的大道，任何特殊的地点我都不停留。不同方向，也无所往，不是从所知或不知的既定出发点出发，在纷纭嘈杂的话语中，全凭偶然，走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能既不知而又知。所以我想，这本书就像所说的那样，是一条高速公路，同时可以通到任何地方，所以，这本书应该是无所不至同时又仅仅通向一个地点，既走回头路，又从头开始，再动身出发，像任何一个人，像所有的书一样，至少什么也不说，但要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无所写了。

戏剧

我要在今年冬天写戏，我还希望能离家到外面去，写那种供阅读的戏剧，不是供演出的。效果从文本中显现出来，对文本并不提供任何东西，相反，效果出自文本的独特显现，出自深度，出于血肉。今天，我所想的就是这样。而且我经常是这样想的。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戏剧所想的就是如此。不过，鉴于戏剧根本不是供阅读的，所以我对通常的戏剧重新进行思索，对它我也不想多作计较。自从一九八五年一月有了隆普安剧院演出经验以后，我这里讲的这一切，我还在思索——彻底地、确定不移地思索。

一个演员朗读一本书，如《蓝眼睛黑头发》中那样，仅仅是读，保持静止状态，别无其他，仅仅是用声音把文本从书中起出，不要为了让人相信肉体在痛苦中而做出手势动作，因为话语一经说出，全部戏剧也就包容于其中，无需形体不安地动来动去。我从未见戏剧中的话语在力量上能和弥撒中祭司发出的话语相等同。在教皇四周，人们说出或唱出的是一种奇特的语言，完全是宣读出来的，不带重音语调，什么音调都没有，平板但不是毫无差别，既不是戏剧式的，也不是歌剧式的。按照圣约翰或圣马太福音书宣叙耶稣受难，以及斯特拉文斯基《婚礼》与《诗篇交响曲》中的某一部分，我们发现其中每一次创造出这一类声场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一样，声场发出的声音直到成为字词的回声，即字词所有的声音，都是日常生活中不曾听到过的。我只相信这种情况。在格鲁贝尔的《贝蕾妮丝》中，其表现差不多都是静止状态的，我只对那种激发情绪动作感到惋惜，那样就和话语脱离开来了。贝蕾妮丝的悲声泣诉由当今最好的女演员柳德米拉·迈克尔来演，却并不具有它本该有的声场。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呢？贝蕾妮丝与提图斯，他们应该是宣叙者，拉辛是导演，剧院大厅，那是人性之所在。为什么不可以在沙龙、在小客厅里演出？我在这里这么说，人们会怎么想我在所不计。就请提供一间客厅让谁来读《贝蕾妮丝》，你们看好了。在《萨凡纳海湾》中，两个年轻的情人按照我们叫做“转述语”的那种方式进行对话，这时，各个人物说的话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情况的开始。在海牙，曾出现某种奇怪的事情，我最喜爱的两位女演员竟没有做到这一点。她们把全部戏剧保持在她们的视野之中，她们眼睛看着大厅，在讲到两个情人的故事的时候，同时又表现了在剧院中发生的一切。

自一九〇〇年以来，法兰西喜剧院没有上演过女人写的剧本，在维拉尔的国家人民剧院，奥德翁剧院，维勒班，柏林剧院，斯特雷勒的米兰小剧院，都没有上演过一位女作家或女导演的戏。后来，萨罗特和我，我们的作品开始由巴罗尔剧团演出。这时乔治·桑的作品在巴黎一些剧院上演了。这种情况持续有七十、八十、九十年。在巴黎，根本看不到女人写的剧作上演，也许整个欧洲都是如此。这种情况是我发现的，不是什么人告诉我的。这种情况毕竟在我们周围如实地存在着。后来有一天我收到让-路易·巴罗尔给我写来的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将题目叫做《林中的日日夜夜》的小说改编为剧本上演。我接受了。改编本经审查遭到拒绝。剧本一直等到一九六五年才演出。取得巨大成功。但是，没有一位批评家指出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在法国舞台上演出的第一个女人写的剧本。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

公路从奥弗涅、康塔勒穿行而过。我们下午从圣特罗佩启程，乘车跑了大半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是在哪一年，反正是在盛夏。我是在那年年初认识他的。我在一次舞会上遇到他，舞会我是独自一个人去的。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当时他想在天亮前在奥里亚克停车。电报迟误了，电报原是打到巴黎去的，后来又从巴黎退回到圣特罗佩。下葬本来定在第二天下午以后举行。我们曾在奥里亚克那家旅馆做爱，以后我们又做过一次。后来在早晨我们又来过。我认为这次旅行途中那种渴望就是那样在我头脑中明确出现。是因为他。我相信是那样。不过我不怎么肯定。但无疑是因为他，是的，就在他充满这种欲望与我相会的时候。而他这个人，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就像是夜里遇到最后一个顾客一样。我们勉强睡了一睡，一大早我们又动身了。这条公路既漂亮又怕人，走一百米就是一个拐弯，没完没了的。是这样，整个行程都是这样。这种事在我生活中以后没有再发生过。那种地方所在都有。在身体上。在旅馆房间里。在河岸沙滩上。有黑夜的地方就有。在古堡，在古堡墙内，也有那样的所在。在猎逐的残暴中，也有。是有这样一些男人。在恐惧中。在树林里。在不见人迹的小路上。一些池塘。天空。我们还利用沿河岸上的一个房间。我们做爱。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们喝酒。他还无情地打人。打脸。打身体上某些部位。我们相互接近都感到很害怕，都禁不住震颤。他送我一直送到花园的高处，古堡入口的地方。殡仪执事人，古堡看守人，我母亲的女管家，还有我的大哥，都在。我的母亲这时还没有入殓。所有的人都在等我。我的母亲也在等。我吻了她那冰冷的前额。我的大哥在哭。在翁赞教堂有我们三个人，看守人都留在古堡。我心中只想着留在河岸那家旅馆等我的那个男人。我对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还有那个哭着的男人，她的儿子，没有什么于心不安的。我从来不曾对他们有过什么牵记不安。此后，还要和公证人见面一次。有关我母亲遗嘱的处理，我都同意，我把我的继承权解除了。

他在花园里等我。我们在卢瓦尔河河滨那家旅馆过夜。以后，我们在沿河一带逗留多日，周围地方都走遍了。我们留在房间里一直拖延到午后。我们喝酒。我们还出去喝酒。我们又回到房间里。然后夜里再出去。出去找夜间开门的咖啡馆。真是疯了。我们根本不能走出卢瓦尔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寻求什么，我们都不说。有时我们也怕。我们陷入一种深沉的痛苦之中。我们哭。要说的话都没有说。我们后悔彼此并不相爱。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在我们一生中不会再有，但我们什么都不说，对于我们同样面临的欲望的这种奇异安排，我们什么也不说。整整一冬，都属于这种癫狂。当事情转向不那么严重以后，一个爱情的故事出现了。后来我就写了《琴声如诉》。

酗酒

好几年整个夏天，我就一个人生活在诺弗勒，大量饮酒。到周末才有人来。一个星期，我就一个人住在一座大房子里，在这样的情况下，酗酒自有其涵义。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饮酒也不一定就是想死，不是。但没有想到自杀也就不可能去喝酒。靠酗酒活下去，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狂饮之时，自戕也就防止了，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起初，我是逢有节庆日、政治集会才喝酒，开始是喝几杯葡萄酒，后来喝威士忌。后来，在四十一岁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他的确是爱酒的，他每天都喝，喝得适度。很快我就把他超过了。像这样，持续有十年之久。一直喝到肝硬化，吐血。我有十年停止不再喝酒。这是第一次。后来我又开始喝，过后我又停止不喝，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烟也不抽了，只是在又开始喝酒的时候烟又抽起来。因此第三次我中止喝酒。我从来没有吸过鸦片，也没有服用过大麻。我曾经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制剂有十五年时间，麻醉品我从来没有用过。开始我喝威士忌、苹果烧酒，这类我叫做淡而无味的酒，还有啤酒，韦莱马鞭草酒——这种酒据说对肝脏尤其有害。最后我开始喝葡萄酒，而且喝起来从不中断。

酒一经喝上，我就成了一个酒鬼。我就像一个酒鬼那样接连不断地喝。我喝得把所有的人都抛在后面了。我开始在晚上喝，后来中午也喝，再后来早晨也喝，以后在夜里也喝上了。每天夜里喝一次，后来是每两小时喝一次。我从来没有用过别样的麻醉品。我早就知道，如果我用海洛因，那上瘾将是快速的。我总是和几个男人一起喝。酒精一向是和性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酒使它辉煌灿烂，因此它是不会溶解消散的。不过这是在精神上。那种快感的实现，酒可以取而代之，但不能代之而行。有性迷狂的人一般并不是酗酒者。酗酒者，即使是“属于污水沟的水平”，仍然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如今已经是一个比资产阶级更有知识的阶级，也有酗酒的倾向，全世界都是如此。体力劳动无疑是男人所从事的工作，这种工作让男人直接诉之于思考，所以也倾向于饮酒。请看看思想史便可以知道，酒精促使人说话。这就是那种所谓精神性之所在，甚至可以达到逻辑性精神错乱的境地，这也是理性试图去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公正统治一切”，一直到使人发狂——理性一向是以同样的失望而告终。一个酒鬼有时粗鲁，但极少是猥亵的。他有时愤怒，杀人。当他喝得过量，他可能返回生活恶性循环的开端。有人说到幸福，说那是不可能的，但他知道这个词语意味着什么。

人们缺少一个上帝。人们在青年时期，一旦发现那是一个虚空，又对之毫无办法，因为那本来就是子虚乌有。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易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一个喝酒的人就是行星际的人。他在行星际空间移动。他守候在那里。酒不可能提供什么慰藉，它不能充实个体心理空间，它只能顶替上帝的缺失。它不能安慰人。相反，酒能在人的疯狂之中将人强化，酒能把他转移到至上的境界，人在那里就可以成为他的命运的主宰了。酒对于人的这种功能，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是创造幻象，在其中，任何人的存在，任何女人，任何诗，任何音乐，任何文学，任何绘画，都不可能代替酒。酒在这里取代了创造。酒对于本该信仰上帝又不再信仰上帝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这样起作用的。酒是贫瘠的。人在沉醉之夜说出来的话语白昼到来就随同黑夜一起归于无有。沉醉什么也不创造，沉醉在话语中是行不通的，它使智力昏暗，使心智沉眠不醒。我在酣醉中说话。幻象是完整的：你说出的事，没有人再去说它。酗酒并不创造任何可留存的东西。那是一阵风。像话语一样。我曾在醉酒中写作，我有能力使沉醉采取尊重态度不要让我感到酗酒之可怖。我从来不喝得烂醉如泥。我从来不快速狂饮。我不时地喝，不喝到昏醉、沉酣不醒。我从人世中退身而出，可望而不可即，但并不喝成酩酊大醉。

一个女人喝酒，那就像一个动物，一个小孩喝酒一样。酗酒，因为是女人，因而引起公愤，成了丑闻：一个酗酒的女人，那是罕见的，也是严重的。无异是冒犯神圣。在我周围，我就见识过这种公愤。为了表示有力量公开对抗，譬如说，夜里只身一人去酒吧，我经常须在喝过酒之后才这样做。

对什么人说，你喝得太多了，永远是为时已晚，太迟了。“你喝得太多。”这样说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牵强的，令人不快的。谁是酒鬼，他本人根本不知道。在百分之百的场合下，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都认为是一种冒犯，他说：“你对我说这个，那你是对我心怀不满。”至于我，对我这样说，可我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在这里，我们都处在根本不容许动一动的空间范围之内。人们听任许许多多人死去，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我相信服用毒品不存在这种引起公愤的事。毒品完全把服用毒品的人从人类隔绝开来。毒品并没有把一个人抛到外面去，丢弃在街上，没有造成一个无处栖身的流浪汉。酗酒，那倒是在街上，在收容所，还有其他众多酒鬼。服用毒品，为时很短，很快就死掉，或患上失语症，无声无息，紧闭门窗，僵在那里不动。不喝酒，就得不到任何慰藉。自从我不再喝酒，我对我曾经酗酒总是怀有体恤之情。我的确喝过好多好多。后来他们跑来帮助我，这时我就讲我的故事，喝酒的事，我闭口不谈。很简单，简单得简直让人无法置信，真正酗酒的人，无疑是最单纯的人。处在这样的境地，痛苦不过是假装的痛苦。流浪汉并不是不幸的，说这种话未免愚蠢，因为他们从早到晚十足二十四小时都在酩酊大醉之中。他们所过的生活，除开大街，便无处可活。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冬季，他们宁可面对死亡、严寒的危险，也不愿去领取收容所过夜发放的一公升红葡萄酒。人人都在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愿进收容所，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最难堪的并不是夜里的几个小时。如果患有顽固性失眠症，那显然最为危险。家里不应存有一滴酒。有一类酗酒者仅仅是从喝一杯葡萄酒开始的，我就属于这一类。我可不知道医生给我们戴了一顶什么帽子。

那就好比一座发电厂在运转中，一个酗酒者的身体，仿佛各个不同部分全部连结起来组成整体。脑居于首位。这就是思想。首先是在思想上，其次是身体，他认为那就是幸福。因为有所得，于是，一点一点渗入吸收，于是，上路——是这个词：上路了。一段时间过去，就会有所选择：一直到无知无觉，主体正身丧失，或者停留在幸福初露端倪的状态之下。每一天，都可以说是死去了，又可以说还活着没有死。

第六区的乐趣

全世界都在谈论第六区的那些赏心乐事，对此，我可没有那个福分。“塔布”，我相信我大概去过一次，也许两次，不，我不认为我竟去过两次。我去“两个瓷人”、“花神”，很少很少。自从我写出《广岛》出了名，那也就告一结束，对那些要命的露天咖啡座只有退避三舍。我常去“利普”，那是因为费尔南代斯一家人。不过，“四季”我是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骄傲。我个子非常之小，所以个头大的女人去的地方我就避开不去。我的衣着每天都是老一套。我只有一件裙服，黑色的，战时穿的那件，什么地方都穿，都行得通。我常常像年轻人那样为不合“潮流”而深感羞愧。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这一生都让羞愧笼罩不得解脱。

一生之中，去“塔布”或“两个瓷人”，一转眼就变得为时已晚，去不成了。公众聚会的场合，或者是跳舞，以我所有的时间看，我是说，作为女人，这一切，转眼之间，就宣告结束了。

永隆

先是在永隆，以后才是

河内

为这两个情人共有的这条大河向下流经一千公里，经过这个地方，这就是永隆。我还记得在我作为孩子的形体中产生的那种感情：接触到对我来说应该是必须禁止的那样一种知识。世界是如此浩瀚恢宏，还具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复杂性。对此，必须发明一个词来说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一切是不许说出口的，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对我的母亲也不能说，我知道，有关生命的这一瞬间，我的母亲，对她的孩子，过去，她是说谎了。我必须由自己一个人保有那种知识。自此以后，那个女人也就成了我独自一个人的秘密：安娜-玛丽·斯特雷特。河内

其次是河内，我从来没有讲到过河内，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永隆之前，先是在河内，时间要早六年，就住在我母亲买下的小湖边上那座房子里。在那个时候，我母亲还招收了几个寄宿生，几个年轻的男孩，十二三岁的越南人和老挝人。他们当中有一个孩子，有一天下午，叫我跟他一起到一个“小小躲藏地”去。我不怕，就跟他到那个躲藏地去了。那是在湖边，在两间小木屋之间，两间小木屋想必是附属于别墅的。我记得那是类似两侧木板隔墙中间一条狭窄的走廊。书中写的破坏童贞的地点大多是这一类地方：更衣室之类。湖已经变成大海，那种缱绻欢乐已经出现，按其本性依其本原已有所显示，孩子到了知道那种欢快的光年并且已经接收到那种信号，受到触发，这在孩子身体内一经出现就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二天，那个小小年纪的越南人被我母亲赶走了，因为我认为我有责任把一切告诉她，对她做出坦白。记忆是清楚的。我被人接触过，那似乎就是受到污辱，有失名誉。我才四岁。他十一岁半，还没有到青春期。他的那个小细棒还是柔和绵软的，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用手握着它。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两个人用手抚弄，逐渐用力。然后，他停下来。拿在我手中的那种形状，那种温热的感觉，我不会忘记。于是那个孩子把眼睛闭起，脸向着那不可企及的快乐扬起，这位痛苦的殉道者，他已经有所期待了。

我以后没有对我母亲再讲起这件事。她认为，终其一生，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她曾经对我说：“不要再去想它，永远永远不要去想。”这件事我长时间都在想，就像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一样。此后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我才在法国讲给一些男人听，不过我知道我母亲对小孩这一类游戏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这一幕戏自身早已转换地点。事实上，它是和我同时成长长大的，从来不曾从我这里疏离避去。

黑色团块

当人们写作的时候，仿佛有某种本能在起作用。写作仿佛是处在黑夜之中。写作可能发生在我之外，在某种时间混乱之中：即处于写与已写，着手写与应该写，对显在的知与不知，意义充盈、涵泳其中与臻至无意义境界这两者之间。世界上存在着暗黑团块这种意象并不带有什么危险性质。

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由潜在的存在向现实的存在过渡。它并不是一种表达。它不涉及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它涉及的是在你的生命沉睡过程中，在不为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它有机的过滤，对已在的和你所促成的情境进行破译。也不是“移情”，与此全不相干。我说的本能，可能属于写出之前对他人来说是不可解读的那种东西的阅读。我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我说：读自己的写作，就是你还未为他人解读就开始去写的初始状态。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下降、俯就于他们的写作，让书写出以后能够为他们所阅读。还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换另一些词语表示，情况也是一样。在你相属的生与死之间，面临着一大团混沌之物。我经常感到已经处在并将要处在两种状况间的那种对质之中。我处在中间地位就把那已在的一大团混沌之物从中提出，转移出来。我得把它打碎，这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的问题。也需要手段灵活机敏。动作还要比你那方面更为敏捷快速，那一方面还没有动手写，一直停留在思想的高度上，永远面临消解的威胁，在即将出现的叙述的虚无缥缈之中分解，将不会落实到写作的层次上，艰苦地写，它也是拒不接受的。我感到，有时，没有写的那一方面沉睡，就此消沉下去，以至于泯没，在将构成一本书的通俗写作中却求得一吐为快。但是，在两种状态之间，也许有许多可庆幸的中间状态。这样，无疑也可能取得可喜的收获。在写《情人》过程中，我有一种发现的感觉：那一切，在我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在那一切之前，原来也存在在那里，我认为那是另一种情况，那才是属于我的，为我所有。那一切因此以一种流畅转化而成为写作，那种流畅让人想到醉酒后说出的话语，而那种话语又让你永远觉得清晰，单纯。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其后，突然间，阻力出现。你就像是穿了一身钢盔铁甲一样，由自身通向自身，由自己通向他人，都不能通行了。我所知道的事怎么说、怎么写，都发生牴牾，这是一种可悲的拒斥，不容你下笔，写不下去，仿佛那是不可能的事似的。十分钟以后，两个字词在文本中相遇合，一切又畅通无阻了。

写作并不是叙述故事。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是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又叙述这个故事的那种空失无有。是叙述一个由于故事不在而展开的故事。洛尔·瓦·斯泰因是被S.塔拉举行的一次舞会给毁了。洛尔·瓦·斯泰因恰恰又因S.塔拉一场舞会而得以形成。《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是一本属于另一类型的书。一本独特的书。只有这本书，在某些卷入洛尔·瓦·斯泰因疯狂的读者-作者，与一般读这本书的读者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区分开来。

我对我已经说出、重复说出和我没有说出的事也做出区分。我以为这本书属于已经说出的那一类：即S.塔拉举行舞会，洛尔·瓦·斯泰因看到她的未婚夫和那么一个穿一身黑衣不相识的女人的那种情景，她是那么气愤，以致痛苦也被遗忘想不到了。被抛在一边，被出卖，她并没有感到痛苦。正因为痛苦隐没未发，所以她后来陷入疯狂。似乎还可以换一个说法，说她的未婚夫投向另一个女人，她完全明白，完全理解，不过，她已经介入一种选择，即做出违反自己的选择，由于这一事实，她失去了理性。这是一种遗忘。冬季结冰期也有这类现象。水在零度时就变成冰，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严寒中空气呈静止状态，水因此忘记结冰。水可以降到零下五度才凝结成冰。

我没有说出的，是我在我所有的书中所写的女人，不论她们年纪有多大，她们无不是出自洛尔·瓦·斯泰因。也就是说，她们对自己都有某种遗忘。她们都是眼睛明亮灼灼有光的。她们又都不知谨慎，而且缺乏远见。她们没有一个不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生活痛苦不幸。她们都很胆小。她们都害怕大街，她们并不期望幸福会找上身来。书中和影片里写的女人行列中所有这些女人，从《恒河的女人》到洛尔·瓦·斯泰因最后定稿，即我已遗失的那个手写稿本，都是相似的。为什么我这里想到我那个手写的稿本？我不知道。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在进行戒酒治疗期间我曾经发生过许多幻觉，其中就有这样一种幻觉在。

事件发生经过是在城里。俱乐部灯火通明，同样的舞会还在继续进行，仿佛舞会已经延续了二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是S.塔拉那次舞会的复现，不过是在戏剧性的层次上。在那里，人们对洛尔·瓦·斯泰因的认识并没有前进一步，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到了终点，结束了。洛尔·瓦·斯泰因也快要死了。她已经不再来纠缠我、打扰我了。我已经把她杀了，我杀她是为让她不要跑到街上来，睡到我的家门前，我在书里写的是时时躺在海边沙滩上睡觉，在风里，在严寒之中，等待：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人们在赞美她的疯狂。现在她已经老了，她坐在一个由人抬着的椅子上从俱乐部里被抬出来，她已经变成一个中国女人了。椅子由四个男人扛在肩上抬着，就像抬一架棺材一样。洛尔·瓦·斯泰因浓妆艳抹，涂得五颜六色。她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着人们，看着城市。她的头发染上颜色，那厚厚的脂粉涂得像一个老妓，她是毁了，人们也许会说，她一生下来就毁了。她成了我一生中最美的一个句子：“在这里，一直到河边，是S.塔拉，而且过了河，还是S.塔拉。”

塔拉，就是在岩石旅馆顶楼里由那个有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青年在那个夏夜喊出的那个词。

几天前，我有一个朋友从里约热内卢回来，对我说：“想想看，我们那本书，洛尔·瓦·斯泰因，那么难读，可是我一下飞机，在机场书店的橱窗上，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闪闪发光的几个字母，O Deslumbramento 5° Edição。”

洛尔·瓦·斯泰因。

疯狂的女人。

她在S.塔拉那一次舞会上就已经注定是那样了。她一直停留在那里，依然如故。舞会却在扩大。以她为中心，形成了许多同心圆，圆圈还在逐渐扩大。现在这样的舞会，这样的舞会的声音，已经扩展到了纽约。现在，洛尔·瓦·斯泰因，她已经成为我所有的书中居于首位的一个人物。这是很奇特的。我的这个小疯子。正是她，“销售”得最好。

博纳尔

不……不是莫奈，也不是马奈。是博纳尔。事情发生在伯尔尼某些人那里，发生在一些著名的绘画收藏家那方面。有一幅博纳尔的画：上面画着一个女人和一家人在一条小船上。博纳尔一直想把画上那张船帆修改一下。由于他非常坚持，人们同意他把那幅画再改一改。后来，博纳尔把画改好交出，说他认为这幅画是完成了。画上的船帆竟漫过整个画幅。现在，风帆已经盖过了海，越过坐在船上的人，占满天空。这种情况在一本书里，在句子转折处，也会发生，这样你就把全书的主题给改变了。你未加注意，不知不觉间抬起眼睛往你的窗口一看：原来黄昏已经降临。第二天早晨你又会在另一本书里发现这种情形。绘画，写作，并不是在明光通透中形成的。欲有所言，却又永远找不到相应的词语。

披巾的那种蓝色

这本书中这个年轻女人的那条蓝色披巾是怎样一种蓝色，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过，其中有严重的遗漏，那种蓝色却不在此列。譬如说：我也是唯一看到她的微笑她的顾盼的人。我知道我根本无法把它给你描写出来。让你看到那一切。没有人能做到。

所以，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为作者所知。对我来说，洛尔·瓦·斯泰因在她举行的晚会上，有塔吉阿娜·卡尔，还有其他几个玩台球的

男人

我谈写作谈得太多了。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知道。男人

如果有人有意要做出概括的话，可以说《死亡的疾病》便是《蓝眼睛黑头发》的原初状态。不过《死亡的疾病》早已成了一桩公案了，在这里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也是无可比拟的。

有些人，从彼得·汉德克到莫里斯·布朗肖，都认为《死亡的疾病》是对立于面对女人的男人的。这样说也未尝不可。我说，如果男人是在这一点上对《死亡的疾病》发生兴趣，那是因为他们从中更多地揣测到与他们相关的什么东西。他们居然有所发现，这很了不起。同样不同于一般的是，有些人在The Malady of Death中并未看到一个处在许多面对男人的男人中的男人，而且进一步，确实有一个以十分明确的方式仅仅面对女人的男人。

男人大多是同性恋者。所有的男人都有可能是同性恋者，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没有遇到相附者，或遇见将之显示给他们的那种明显性而已。同性恋者对此是知道的，而且明白地讲出来。认识并且真爱这些同性恋男人的女人对此也是知道的，同样也在谈说。

这种伪装的异性人，他总是往前凑，嘁嘁喳喳叫个不停，很有意趣而且妙不可言，在任何场合都是宠儿，在他身体和头脑的中心明显标示出男女之间器官上与关系上那种不相容的矛盾完全消失，处在这第二位的位置上，这就是女人方面绝对的悲哀。

这与其说是真实经验带来的后果，不如说是一种直觉，一种属于男人之间实际发生的事的盲目感知。这并不是男人个人的一种认识，也不是对男人一般状态的认识，它仅仅是一种显示。现在我还找不到一个字眼来指称这种事。现在，我只是知道它，但找不到一个词来说明它。它是存在在那里，但缺少一个说法。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通过隐喻的方法去接近它，并隔开一个距离去加以处置。现在我不会像在《死亡的疾病》中那样说话了，我宁可说：这是同一个字词含有的差异，不知是差异中的哪一种，即关于字词哪一投影具有重要性，有关一个字词可以说出的那个意思。一种色彩缺少灵气，它立即也就变成一种不相称的不好的蓝色。这是一种非常微小的差异，但它可以毁去一切，或者相反，在海上，在大地上，在任何地方，没有那种阴影出现，也许一切完好。在眼睛看来，那毕竟是一袭并无爱情的轻柔美好的面纱。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是虚幻想象最具有力量的地方。在这样的场合，他们受到性冷漠的阻隔，女人如今是更加倚仗这种冷漠了，它可以把对女人有所欲求的男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女人自身大多数时间并不知道剥夺她欲望的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人们通常认为，她不知道什么是欲望，欲望在女人身上如何表现，女人认为一向该怎么做，她觉得像其他一些女人一样，她也那么去做就是了。这一点无需多说，应该说一说的是：人们认为，虚幻想象没有出现，欲望一定是十分强烈的。这就是所谓性冷漠。性冷漠就是对于向她自荐的男人无所欲求的女人对欲望的虚幻想象。这种冷漠就是女人对那个她还不知的男人在属于他之前就永远忠诚相许。性冷漠就是对于不属于那个男人的一切无欲望。性冷漠的结果于是成了一个不可预见、不受限制的概念，以致没有一个男人能够与之聚合。这是女人为她的情人所独有的那种欲望。一个男人不论他是谁，不论属于什么社会阶级，如果她对他有所欲望，这个男人就是她的情人。这种献身于世上唯一一个人的志向是无法核实无法解释的，这完全是女性的禀赋。于是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异性恋中，情人之间，欲望同样可以十分热烈，男人和女人一样也会变成性冷漠，还会变成机能丧失，如果换一个伴侣，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这种情况虽然属于某些基本概念范围，是很令人失望的，但这些概念无疑十分接近真实。

异性恋是危险的，人们在这里被完全推向欲望的二重性领域。

在异性恋状态下，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男人与女人双方不可调和，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企图，只是一次一次爱情更新之中让这种所谓爱情显得辉煌伟大就是了。

同性恋激情就是同性恋。同性恋者所爱的对象，就像是爱他的情人，他的祖国，他的创造，他的土地，但不是爱他所爱的人，这就是同性恋。

我们被我们所爱的充满欲念的人触及的地方，在阴道的凹陷处，它在我们肉体中有如一个空洞在那里发出反响。这个地方我们所爱的人的小棒原本不是在这里的。对这个爱人我们决不会发生误失。也就是说，在这个为一个男人即我们所爱的人所专有的地方我们无法想象另有一个不相关的小棒可以接近它。一个不相关的男人触及我们，我们就要反感惊叫。我们占有我们所爱的人，就像他占有我们一样。我们相互占有。这种占有的地域就是绝对主体性之所在。正是在这里，我们祈求我们所爱的人给予我们最为强有力的频频撞击，以求在我们全身、在我们空空的头脑中充满反响。就此一死我们也心甘情愿。

不了解女人，不曾接触一个女人的身体，也许从没有读过女人写的书，女人写的诗，这样的作家在从事文学工作，他是在自欺欺人。他对类似的既成事实不能无所知，他也不能成为他同类人进行思考的主人。罗兰·巴特，也是一个男人，我同他本人有过友谊，但我始终不能欣赏他。我觉得他永远属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教授思想方式，非常严谨，又有强烈的偏见。他的书《神话学》系列，我看过以后，就无法再读了。在他死后，我曾设法读他那本关于摄影学的书，这一次我仍然读不下去，除去其中关于他母亲一章，写得很美。这位可敬的母亲，曾经是他的同伴，是他像沙漠一样的一生中唯一一个主人公。随后我又试着去读《论爱情话语片段》，也未能如愿。书写得极有才智。不错，那是有关爱情的札记，是这么一回事，爱情，出于无所爱，也就什么也不是，我觉得那是什么也没有的，可爱的人，不论怎么说，的确可爱。不论怎么说，他是一位作家。某种已经僵化、写作循规蹈矩的作家。如此而已。

甚至宗教上特殊神宠说，也有必要向不知者开放，让他走进来，允许他来捣乱，让他捣乱捣乱不要紧。法律也必须开放，让它开放以便什么东西都能进入其中，打乱那种已成惯例的自由。应该向不信宗教的人，被剥夺权力的人开放，开放某些事情的未知方面，让它们都表现出来。在罗兰·巴特那里，所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也没有这样的动向，更没有比自我更为强烈、贯穿在表现中青春期的那种冲动。大概罗兰·巴特童年时期一经过去，立即就进入成年时期。青春期的种种危险他并没有经历过。

男人常常从性的方面解释我书中所写的事物，仿佛那就是我既定的立场似的。他们从他们读到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之中精心挑选出一些什么来。他们对于不属于他们的那种性关系加以嘲笑。

在《情人》一书中，有些男人对白人小姑娘和中国情人这两个人物感到难以接受。他们说，翻看翻看，要么索性闭上眼睛不看。他们是闭着眼睛阅读的。对他们来说，《情人》是写一个古怪的家庭，以及散步呀，轮渡呀，所谓Saigon by night，殖民地乌七八糟的小酒馆之类。他们竟看不到那个白人小姑娘和中国情人。对于多数人来说，情况不同，《情人》中那两个人物却使他们内心充满了自古即有的来自男人内心深处的那种无从意料的欲念，即乱伦、强奸的欲念。对我来说，那个到城里上学去的小姑娘，走在有电车道的宽大马路上，走在市场上，走在净是面目黧黑的人群的人行道上，其目标就是要走向那个男人，她有责任委身于她的情人，她所有的那种自由，我已经没有了，我已经失去那种自由了。

手出现在身体上的情形，我还记得，瓮中倾出水的那种清新，我也记得。天气炎热，那种炎热现在已经不可想象了。我现在就是那个让人洗浴的人，我的身体他不去擦干，全身水淋淋的就把我放在行军床上——木板光滑像是丝绸，凉凉的——他打开风扇。他以一种力、一种温情使我昏迷绵软，把我都吞没了。

皮肤。小哥哥的皮肤。也相似。手。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一般说男人对待女人的行为是一种粗鲁行为，而且专横。但是这种行为并不证实男人粗鲁或者专横，它只证明男人在与异性交合中是这样的。因为这种交合，他感到不适。他扮演一个他讨厌的角色。在异性交合中男人期待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这么说吧，他个人的一个时刻。但是他自己也并不清楚。许多男人在与异性交合中独自一人在等待，躲在他们那个角落里，与他们的女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不论是在沙龙，在海滩，或者是在街上，谁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可以以亿万计。那些男人，他们扮演着在与异性交合中的角色，当他们脱离这个角色时，他们的态度就不再谨慎了。和女人之间谈私房话完全一样，男人只能和男人，另一些男人，谈体己之事，他们谈话谈的就是性。而谈性也就是处在性欲之中。那当然不同于谈体育竞赛，或者谈公事。

有许多事情被女人搞错了。她们之间谈的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事。在精神领域，她们是不得入内的。这方面的事有所知的女人甚少。还有许多女人，无所知。多少世纪以来，女人都是由男人来教育的，男人告诉她们对男人来说她们是低人一等的。但是处在次等地位，被压迫的地位，谈话反而更加无所拘束，更加普遍化，因为她们本来就停留在物质性生活之中。这种谈话更是自古有之。女人在一本专为女人写的书中见到天日之前经过多少世纪始终背负着那种几乎像石像一般的痛苦不幸。男人不是这样。所以女人仍然是青春之所驻，是鲜洁明艳的。只是她过去不知道就是了。

他们与我们之间应有的共同点，就是那种惑人的魅力，而魅力也就是不分彼此。不论作为男人还是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发现相同之处。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在你的生存之中，你的处于特殊地位的伴侣，即属于你的身、心，你的种族，你的性的那种伴侣，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的伴侣。你应该在这样的心境下接纳女人。你和你在一起生活的女人，你和她有性关系，有通常、实用、与烹饪有关、维持生存、爱情、甚至激情以及生育儿女、组成家庭的关系，那是另一个人，作为一个男人的第二号男人。但在男人身上那个第一号男人，那个伟大的人，他除了同他的兄弟、其他男人相关以外，并无其他确定性的关系。你的那些女人，她们的闲谈对话，你大体可以一听，并不从细处去分析，那些谈话传到你这里来无异都属老调重弹。女人，那是不去听的。女人的话，是没有人听的。关于这一点，没有人会指摘你。女人确实让人感到厌烦，女人确实也不敢摆脱她们所扮演的角色。你恐怕也不愿她们那样去做。法国的资产阶级，看一个女人，永远是看成次要的。不过现在女人是明白了。她已经走了，她离开男人走了；她比过去幸福多了。过去她是由男人代表的。现在和同性恋者在一起情况变得好多了。

从男人异性恋过渡到同性恋是一种来势极猛的危机。没有比它更大的变化了。男人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他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大多数时间，他不能制服这种危机，弄清真相。首先，他一点也不理解，而且同性恋这种假说，当然，他拒绝。这样的男人的女人，她知道，她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或者从别人那里，女朋友那里学来的，于是她什么都“一清二楚”了。男人在过去所说所做的一切，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说：“一向如此，他就是看不见。是别人，像他那样的人发现的。”

这会酿成大灾难。开始是潜在的。人们注意到某种轻微的人口减少。人们是不肯劳动了。在这样初始时期，为了工作完成，求助于大批移民。继之，就不知道还应该再做什么了。人们等待的很可能是最后的人口锐减。人们只有倒下大睡。最后一个男人死去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但是新的异性相恋可能出现，于是那种“喜剧”再度开始。

是的，谈论性的问题的确很不容易。男人，在成为一个管子工或作家、出租汽车司机或一个无职业的男人，或记者之前，男人毕竟是男人，不是异性恋者就是同性恋者。其区别在于有人了解你，所以才那样向你提示，另一些，不过是迟后一些罢了。应该多多去爱男人。多多益善。对于他们，要为爱而爱。舍此没有其他可能，实在是无法容忍他们的。

房屋

房屋，就是家庭寄居的房屋，为让孩子和男人居住其中，专为他们而设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地方，是收容他们东奔西闯的所在，消解他们外出冒险的气质，分散他们成年以后出走外逃的心性。探究这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就必须接触那种细腻到难以掌握的材料，也就是说女人的思想，围绕以房屋为表征的那种疯狂事业的女人内心思想。这就是寻索出如何能把孩子和男人连结在一起的共同点这样一项烦难的工作。

由女人创造出来供人安居其中的家屋，这就是所谓乌托邦的所在。对这样的期求女人永远是不会拒绝的，就是说，她用意所在即使不是为了她一家的幸福，她也还是要一再求索，她对这一事业的关注仿佛就环绕在求索之上，哪怕事业已经成为一般命题，她也决不肯放弃。女人总是说，对个别人的幸福应该了解，但不能轻信。她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以后去追求生活的幸福境界。引导她的孩子关注生活，这本是女人、母亲的愿望。作为母亲，她知道对他人的幸福的关注较之只相信个人幸福对孩子来说危害较少。

在诺弗勒，我经常下午开始去厨房准备晚饭。那是在他们外出工作，或是到荷兰水塘那里去散步，或者是在房间里睡觉，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去做事。这时，住房的底层和花园，就全部属于我了。在生活中每逢这样的时间，我才清晰看到我是多么爱他们，一心只希望他们好。他们走后出现的那种静寂，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这种静寂，如同潜入海水之下。既是一种幸福，又是置身于设想未来那种十分清澈明净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思想方式，也许可以说无思想的方式——相去不远——也许这就进入写作的境界了。

不能操之过急，要细心注意，让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同时我还要为午后不在家的人准备晚饭。我烧好浓汤，要是他们很饿，他们就会发现汤早已备好。要是浓汤没有准备，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要是没有准备好的东西，也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人也就无从谈起了。各种食物经常是一早买来，准备在那里，至时只要蔬菜拣一拣去皮洗净，放到浓汤里，一烧即可。这就好比写文章，动笔写起来就是了。别的也没有什么。

我想购置一处房屋已有很长时间。我从来不曾奢望我可能占有一处新房。在诺弗勒，房子是早在大革命前就有的两处农村建房。它差不多已经存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事我经常想到。一七八九年，一八七〇年，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在朗布依埃森林与凡尔赛森林相交的地方。一九五八年它才归属于我。我想到有些夜晚，不禁为之感到痛苦。我知道过去有这样一些女人曾经在这里住过。我发现这些女人在我之前住在同样的这些房间里，在同样的暗影中。在我之前，在这四堵墙中间，已经有过九个世代的女人，还有许多人，在这里，围在炉火周围，孩子，仆人，养母牛的妇人。整个房子都被人体、小孩、狗出入来去磨得光滑，门边角上还布满擦痕。

一年一年过去，女人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些事，孩子小的时候，她们老是想着：怎样让他们不要生病，她们都牢记在心。这一切几乎又永远是做不到的，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有一些女人就做不到，她们居家无方，处事笨拙，把住房弄得不堪负荷，塞得满满的，她们不知道房屋要打开，向外敞开，她们什么都搞得不对头，什么也做不成，使得住房也难以住下去，无法生活，孩子一到十五岁只想离家出走，就像我们从家里逃出来一样。我们逃走，是因为只有这么一条路，就是母亲早已料到的那种出外冒险。

很多女人对这种混乱状况不能妥善处理，所谓家庭中的混乱成为居家一大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操持一家有难以相信的困难，这些女人是知道的，知道她们无法胜任。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无济于事。这些女人对这种混乱只能在家里从这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房间，换一个地方，把混乱隐藏到地下室去，或者掩藏在锁上的房间里，或者投入箱笼橱柜深藏密敛，在她们自己的住家中，像这样，竟还弄出一些加锁封闭的地方，这些地方锁好之后再不打开，即使面对家人也不怕招来耻笑。她们当中大多用心良好，也很天真，以为混乱问题“以后”总会解决，哪里知道她们叫做“以后”的那个时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等那个“以后”真的到来，为时已晚，来不及了。所谓混乱，是指财产积累，采取财产分有的办法解决起来也困难重重。我相信任何女人都为不能割舍、分有而感到痛苦。有一些人家，保持一处大房产，小孩呀，伯爵先生呀，村长呀，裙衫呀，玩具呀，居然保留了三百年。

我固然有所割舍，我也为之十分惋惜。我们一向因为把一生某一段时间空空抛去而抱憾。但是若无所弃，不愿割舍，把时间保持下来，也只有加以归整存入档案活过一生。许多女人无缘无故把电费和煤气发票保留达二十年时间，只是为了时间、用途、过去多少岁月保存下来，这样的事是常见的，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个问题我要再说一说。必须反复说一说。一个女人的工作，从起床到睡下，与战争中度过一天同样艰辛劳苦，比一个男人的一个工作日还要艰苦，因为女人必须制订她与别人、她家里的人、外界的惯例相应的作息时间。

一天上半日五个小时，她要给孩子准备早餐，给他们梳洗，穿衣，清理室内，整理床位，自己也要梳洗，穿衣，外出购物，做饭，布置餐桌，二十分钟内让孩子吃好饭，还要吼叫，送孩子去上学，清洗餐具，洗涤衣物，以及其他等等。也许要到下午三点半，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才能看看报纸。

一个家庭的好母亲，当她打发她分割零碎不相连贯的时间，这时，对男人来说，却是一片安谧无声的不明显的连续时间。

此外，这种安谧无声的连续时间实际是作为那种相同的生活而不是作为一种表征被接受的，比如工作。在这里，我们就深入到事情的深在方面了。

可以说，这种安谧无声的连续时间由来已久，一向如此，对于女人周围的人来说，甚至变成虽有若无的。我意思是说，女人的辛劳工作对男人仿佛是天空上的雨云，或者是云中降下的雨。这种职能抵于完成正像每天的睡眠所完成的职能一样。男人因此而感到满意，他的家于是宣告一切顺利。中世纪的男人是如此，大革命时期的男人是如此，一九八六年的男人，也是如此。

有一件事我忘记说了，就是女人必须牢记：对儿子不能估计过高，正像对父亲不能过高估计一样。对于女人不妨也这样看。女人死了，照样一哭了事。这就意味着，她是无可替代的。

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过去，不论我站在哪一方，不论处在世界历史哪一个世纪，我所见到的女人无不是处在一种深受限制难以忍受的情况下踏在死亡的绳索上跳舞。

现在，不论转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哪一个方面，我看到的处处都是旅游业或银行界以及各种传媒类公司的小女明星，她们处在这种等级的拔尖地位，真是娇艳无比，而且不知疲倦，一律是信息灵通，但她们同样也是踏在死亡的绳索上跳舞。

所以，你看，我写作并无目的。我觉得我写就是因为非写不可。我不是有所为而写。我也不为女人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

我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还有米什莱的《女巫》。

我根本就没有书房。都散失了，连藏这样的想法也只好放弃。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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