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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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异的历史试读：
简介
从民国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始终战乱不停，经历了军阀战争、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普通百姓生活很苦。俗话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不但生命安全无法保障，而且生活质量差，颠沛流离，丧失幸福感。你如果到大西北，会发现乌鲁木齐、西安等地有很多河南后裔，这些人多数是民国二十年前后，从河南迁移过去的。
第一章 揭秘传奇人物
搜情报、杀叛徒：中国共产党特科传奇
据赶到现场的《时报》记者报道，白鑫的尸体“侧身蜷卧，背靠于门，食指犹伸入扳机上，做射人势”。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经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发子弹，打死5人，打伤3人，而特科无一伤亡。
一个斜仰角镜头推上去：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陈赓身穿黑西装，拉低帽檐，侧面表情冷酷。电视剧里的场景并不完全出于虚构。1929年11月11日晚上23点，陈赓亲自指挥中央特科红队击毙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而亡”。尽管没有资料显示陈赓是否亲手杀死了白鑫，但这场被上海各大报纸写成“霞飞路暗杀案”的行动，显然是陈赓情报生涯中最震动人心的一幕。历史比戏剧还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的文字中，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中央特科没有留下大量详实材料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康生没有公开任何信息，而普通情报人员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直属于某位领导，执行某一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老记者穆欣作为这段历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采访过陈赓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专门技术。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并借鉴苏联经验，规定“三项任务——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一条原则——侦查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为，红队只有4条枪，威力却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红队具体工作安排，顾顺章在叛变后，为国民党写的《特务工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产党）今天要在某处开重要会议，就要通知红队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有其他阴谋和其他小组织否，然后再杀……此外，如果C.P.经费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来供给党。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
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能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汽车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中央特科的几位领导人周恩来、顾顺章等都是化装高手。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陈赓穿什么像什么。国民党将领张克侠第一次见到陈赓，说他“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我问他腿伤如何，他一会儿纵情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我们十分知己”。“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有位同志在公车上丢了文件，不到两天就被流氓寻回。秘密工作的关系网逐渐建立起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上海军械局”、“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但是他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间谍
陈赓手里的王牌是杨登瀛。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杨却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独立的身份又有权参加陪审。在政治上，杨登瀛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杨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这里也是杨登瀛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杨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杨登瀛的工作。随着杨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的，记录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等人。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除去和国民党的执法机关打交道，共产党的工作需要更高层的政治情报信息。上层的内线更隐蔽，情报工作维系全党安危。1975年，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要秘书到《辞海》编辑部，说明袁世凯的谋士“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李大钊被捕后，他变卖居所，换得4500元营救，后来成为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多次用雪茄烟盒给中央特科送情报，晚年入党。周恩来要求：如果《辞海》编入杨度，应加入党员一条。上海律师界和新闻界也遍布中共眼线。周恩来和陈赓掌握了多个秘密上层联系人。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第一次提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故事。他主持的圣彼得教堂，是陈赓常常活动的地点。董健吾当过冯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师，又对青帮了如指掌。1929年下半年参加特科工作，代号是“周二胖子”。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里，陪宋氏的母亲倪桂珍做祷告。陈赓把这个关系交给了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刘鼎后来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个牧师，陈赓自己联系几个，把董交给了我，那段时间主要让他以牧师面目，和宋子文的母亲接近，了解蒋、宋情况。”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也是培育共产党子女和烈士遗孤的秘密场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曾得到他的抚养。
营救与复仇
中央特科并不担负营救所有党员的任务。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营救，只有中央负责同志由特科负责。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也会聘请律师。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却没有具备任何营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1929年8月24日下午16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派遣警察驾红皮钢甲车来到白鑫家，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开会的5名中共党员，但对白鑫夫妇置之不问。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会议。陈赓得知消息，立刻让杨登瀛调查，当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了联系，准备将中共军委一网打尽。8月25日，周恩来部署特科人员住在侦缉队附近，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特科将全力营救他们。
彭湃等被捕后受到严刑折磨，将自己奋斗的历史一再向人宣传，对党的秘密却无半点透露。周恩来接到密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全部出动。8月28日凌晨，陈赓得到消息，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特科迅速买来各种器具，枪支则由“三民照相馆”的老板范梦菊运送。当范梦菊骑着脚踏车，将装有驳壳枪的小皮箱运到同孚路集合处，却发现所有枪支上都涂着一层保养用的黄油。特科人员用了约有一小时将黄油清洗干净，20人的救援小队这才来到囚车的必经之路枫林桥，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摆上摄影器材，分别扮作导演等剧组人员。陈赓当时其实没有去现场，而是在附近的法国公园里接应，等了半天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耽误了时间，囚车早已经过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
白鑫被国民党迅速保护起来，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陈赓通知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到了“达生诊所”，请多年的老相识柯达文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更不知道，“达生诊所”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传染病房是高层领导的会议室。尽管白鑫更加警惕，更换了住所，直接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和合坊的范公馆，并让范争波帮其筹备去意大利躲避，但并没有怀疑柯达文。陈赓将紧靠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大约一个月时间，和合坊新开的门面房，范家女佣的洗衣妇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车的小贩全部换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轮船号，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周恩来、陈赓掌握。11月11日，杨登瀛陪同张道藩前往范公馆，确定了白鑫晚上23点离开上海的计划。下午，陈赓亲自带领十来名红队队员陆续埋伏在弄堂里。到晚上22点多，范争波的汽车带了另一辆车来接白鑫，停在弄堂口，佣人们开始往车上搬行李。23点左右，白鑫走出范公馆，他身穿藏青色西裤，上身穿灰哔叽绒衫，旁边还有范争波兄弟和保镖共7人，走向汽车。离汽车还有几米远，特科人员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大喝：“不许动！”白鑫被掩护着向北逃走，保镖们和特科队员展开枪战，一名保镖被打死，白鑫一边逃跑，一边掏出手枪准备还击，但还没开枪，就被特科人员逼到了角落里，子弹射穿头部，当场毙命。据赶到现场的《时报》记者报道，白鑫的尸体“侧身蜷卧，背靠于门，食指犹伸入扳机上，做射人势”。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经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发子弹，打死5人，打伤3人，而特科无一伤亡。
可能改变历史的叛变
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曾经被亲手抓捕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说成是“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比陈赓大8岁的顾顺章，出身于上海贫民窟，他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多次领导罢工和工人武装，缔造了红队的雏形。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向忠发共同领导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无声杀人，作战勇敢，红队中有一些人是他的徒弟。罗伯特·帕克写道：“顾顺章渴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得到重视，身为杜月笙青帮的一员，顾顺章很快就能接触到上海各警察队的情报。他还经常出入夜总会，吸鸦片，以魔术家化广奇的名字在著名的大世界娱乐中心表演。大世界是一幢高高的、像结婚蛋糕一样的建筑，里面提供各种形式的娱乐，从跳舞、卖淫到射靶、轮盘赌。张国焘曾经说，‘顾顺章的外表和习性有点像花花公子’。”这些因素让周恩来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来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当，何时转船，何时按照暗号乘坐黄包车，顾顺章对张说因为他曾用化广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汉游乐场表演，所以朋友很多。4月8日张国焘得到安全交接，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反对，留在了汉口，在德明饭店公开表演魔术，还到处张贴“化广奇”的海报。4月24日，一个叛徒认出了顾顺章，国民党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逮捕并审讯了顾。蔡曾经写回忆文章说：“顾一进门就说：我不是普通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中央常委，和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安排。这次我护送张国焘任豫鄂皖边区的主席，你找到我，对国共两党都有好处，我不能多谈，留下重要的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蔡孟坚于是决定“大方些”，尽快送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
4月25日，顾顺章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各大办事处和联络点，造成十余人被捕。顾顺章要求，在他人到南京之前，绝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以免走漏风声。但是武汉方面已经向南京的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打了电报。
亮出底牌终结特科
就在这天晚上，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办公室接连收到6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当晚是星期六，办公室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人。他手里掌握了徐的密码本，迅速译出所有电报后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被捕，并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则3天之内中共中央将全部肃清。第二封说将用兵舰运送，第三封则改由飞机送，因为黎明认为兵舰太慢，而且绝不能让徐左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钱壮飞记下电文，又封好电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快到上海，将此事转告李克农，再报陈赓。
将近30年后，徐恩曾在其回忆录里讲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在上海接到情报，立刻告诉陈赓，陈赓上报周恩来。一天之内，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废止一切顾顺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先去徐恩曾中山东路的办公室，一见到门牌，顾顺章就说，“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安插的核心间谍……”随即供出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等所有领导人的地址和办公网络。尽管一网打尽共产党的计划未能得逞，和盘托出的顾顺章还是让中共受到了损失。当时被杀的领导人包括恽代英、向忠发、邓演达、蔡和森等。周恩来前往广州，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陈赓隐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以后几年的工作以处理顾顺章叛变的遗留问题为主。继续留在特科的陈养山曾经著文说：“负责干部大都撤离，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到1935年，上海的保卫组织已不存在。”
中共历史上传奇红色女特工：张露萍
在我党杰出的特工中，年仅18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是一位情报巾帼英雄。（一）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钉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二）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三）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揭秘《色戒》女主角：中日混血美女特务
据记载，郑苹如临刑前神色从容，她对刽子手说：“干净些，不要把我弄得一塌糊涂。”郑苹如牺牲后，郑振铎先生曾称颂她：“比死在战场上还要壮烈！”
由李安执导、根据张爱玲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在刚刚结束的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夺得最佳影片金狮奖。加上之前众说纷纭的情色戏分，李安的电影和张爱玲的小说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小说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也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出来。而不为人知的是，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特务”是兰溪人，她是一位出身于国民政府高官家庭的上海滩有名的美女，同时又是一位中日混血的抗日女烈士。
抛开小说和电影的艺术成就不谈，对于刚烈大义的郑苹如来说，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电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对她是极大的歪曲，因为，历史的真相被掩盖了。今天，我们从各方搜集到了相关资料，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郑苹如。
她是上海滩美女 更是抗日女英烈《色·戒》女主角原型是兰溪人
当年曾制造轰动上海滩的“郑苹如刺丁案”
郑振铎曾称颂她：“比死在战场上还要壮烈！”
上海滩有名的美女
据专家学者从当年的报纸和各种解密档案中还原的资料和《张爱玲〈色·戒〉》的叙述，郑苹如为浙江兰溪人，1918年生，是中日混血儿。其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其母亲为崇拜孙中山的日本人，对中国的革命极为同情。郑苹如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从小聪明过人，善解人意，还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对郑苹如颇有研究的上海史志专家、编审许洪新说，郑苹如是上海滩有名的美女，当时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良友》画报在1937年7月的130期就以她为封面女郎，她当时还是上海政法学院的女学生。抗战发生后，郑苹如毅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她秘密加入国民党“中统”，时年19岁。
在成为“中统”的情报人员后，郑苹如开始频繁出现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凭借着母亲的关系和自己的美貌，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员和伪职人员中，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
曾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终结战争
许洪新说，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郑苹如还暗自策划了绑架日本首相儿子的惊人行动。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的儿子近卫文隆失踪了。后来，近卫文隆虽然平安归来，但这不是一场虚惊，而是郑苹如策划的一场绑架。近卫文隆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读，他来到上海进了东亚同文书院。过惯了美国夜生活的近卫文隆不甘寂寞，经常到市中心娱乐场所消遣。很快，他认识了郑苹如，并为她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当时，郑苹如想，一旦能成功绑架近卫文隆，就能迫使近卫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从而结束两国战争。那天，两人从巴拿马夜总会出来，郑苹如提议到她的一个朋友家去玩，想把他软禁起来。直到重庆方面命令她中止这一行动时，她才罢手。原因是，重庆方面担心把近卫首相推向强硬派一边。这一史实也已在日文著作《历史的证言》中得以披露。
虽然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但当时重庆政府对郑苹如已极为倚重，于是，行刺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的重要任务也交给了她。“郑苹如刺丁案”始末
关于轰动上海滩的“郑苹如刺丁案”有很多种记录，整个事件的过程大都一致，某些细节有所差异。新版《张爱玲〈色·戒〉》一书的背景介绍是这样叙述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丁默村从昆明逃往上海日占区，组建了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76号”特工总部，破坏抗战。重庆的国民党当局命令其特务机关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丁默村。郑苹如在民光中学读书时，丁默村曾担任中学校长，两人有师生之谊。丁默村以为郑苹如贪图他的权势，因此与他接近，他在她身上花钱如流水，事事依从，形影不离。
1939年12月21日，丁默村去沪西一个朋友处赴宴，打电话约了郑苹如。“中统”特务立即做好了中途截杀丁默村的计划。郑苹如在宴后提出去买大衣的要求，丁默村立即用自己的小轿车带她直奔西伯利亚皮货店。突然他从店内的玻璃镜内观察到有几个可疑的人正向自己靠近，立即知道已经陷入伏击圈。老奸巨猾的丁默村丢开郑苹如，猛地拉开店门冲了出去，钻进自己的防弹汽车逃脱。
这次行动未能杀死丁默村，却把郑苹如给暴露了，本来她应该迅速转移，但她心犹不甘，继续跟丁默村周旋，寻找机会，老奸巨滑的丁默村似乎也依然迷恋她。一次，她带上日本宪兵队长作掩护，深入76号魔窟约见丁默村，结果被汪伪另一特务头子李士群逮捕。1940年2月，郑苹如被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身中三枪，年仅23岁。
据记载，郑苹如临刑前神色从容，她对刽子手说：“干净些，不要把我弄得一塌糊涂。”郑苹如牺牲后，郑振铎先生曾称颂她：“比死在战场上还要壮烈！”
一门忠烈，上海正为其建雕塑
这么一个传奇女子，她的家庭又是怎样的呢？据了解，郑家当时住在上海重庆南路205弄的万宜坊，与邹韬奋家为邻，这里曾居住过许多名人，其中包括作家丁玲、张天翼等。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是一位正直的高级检察官，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曾希望他出任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他以病婉拒。郑苹如牺牲后，他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七七事变”后，正在日本学习飞行的郑苹如的弟弟郑海澄毅然回国，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1944年1月19日，他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壮烈牺牲。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是郑海澄的空军战友，1939年春，他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但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再步入婚礼殿堂。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先后倒下。1944年8月7日，王汉勋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时为上校大队长。如今，郑海澄、王汉勋的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一门忠烈当之无愧！
据上海媒体的报道，上海拟在福寿园内建立郑苹如的雕塑及墓碑。设计好的图纸中，整个雕塑用浅色花岗岩制成，高1.85米。她背后是鲜艳的朵朵红梅，因为郑苹如生前喜欢在梅花前拍照。报道中说：“郑苹如在上海牺牲后，遗体一直下落不明，这次矗立她的雕塑及墓碑，将为上海增添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小资张爱玲不懂烈士灵魂？
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香港读大学。她知道这件事情，是从后来上海各种小报的大肆渲染中获悉的。而后来，张爱玲和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交往，她从胡兰成口中得知了详细故事。“胡兰成曾任汪伪宣传部次长，语苹如、默村事与张爱玲，爱玲乃作《色·戒》小说。然于二人情事，太多渲染云。”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历史真相被掩盖，甚至被歪曲，在流言蜚语下，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被说成是郑苹如设计诱杀丁默村，但对丁默村动了真情，这种说法在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被进一步强化。这导致郑苹如以身报国的内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外界所知，甚至被诬陷为“迷恋汉奸情人”而一度备受谴责。有学者认为，张爱玲通过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事件，展现了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悲剧人物的悲剧宿命。然而，更多的人认为，张爱玲为自己从胡兰成口中得知的锄奸故事涂上一层粉红的色彩，但郑苹如用自己的鲜血和宝贵的生命告诉所有人：烈士忠贞不屈的灵魂，小资情调的张爱玲们是永远不会懂的！在那个风云变色的年代，作为上海名媛才貌双全的郑苹如，是可以选择走开，选择逃避的，但是她没有，她选择了一条充满艰险的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直至为国捐躯！
时光荏苒，抗日战争胜利迄今已60多年，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一张张在特殊战线上为抗战而献身的“女特务”们青春靓丽的面孔，风华绝代或已烟消云散，所有的荣辱悲欢，都留在了我们的想象里，但她们坚强的身影依然令人难忘……
中共美女间谍关露之死 背负汉奸名43年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相信很多人听过这首歌，可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谁？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
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从才女到“汉奸”
1939年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已沦为“孤岛”，这个外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到处都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
此时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
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而那首流露着健康豁达情怀的《春天里》，更为她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是什么导致她发生那么可怕的变化呢？谜底到43年后才彻底揭开。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会选择关露呢？“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
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注：廖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直到若干年后，有的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汉年所带来的任务，竟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
最后潘汉年是如何说服关露的，我们已无法知晓，通过史料能查到的是，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说：“我不辩护。”
打入魔窟
回到上海后，关露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这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就在这个用人之际，左联负责人找到了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是的。”“今后不要让她参加了。”
此后，上海的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
蒋锡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关露，聊了一会儿，她跟锡金握手告别时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
关露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有意疏远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
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
恢复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不仅是国土还有文化。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国女人，她就是关露。
之前两年的磨练，令关露更为成熟。之后的日子里，她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党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于是立刻安排她来到了苏北解放区。“汉奸”之名终可洗刷了吗？“丹心不怯断头台”
熬过了六年敌营生活，关露终于回到自己人的身边，单纯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没结束。
初到解放区，关露认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她甚至又萌发了写作热情。可她却发现署名“关露”的文章都得不到发表。
此时的解放区的整风运动正进入审干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审查。没有多久，关露成为严格审查的对象。
抗战胜利却仍然要忍受误解，作为一个女人，关露的精神已近崩溃边缘。这时，有人给关露送来一封信，当她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时候，她整个人在一瞬间振奋了起来。
关露一直有一个恋人，他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感情很深厚。抗战时期关露在敌人的营垒里始终是以汉奸文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的恋人则以爱国分子身份在国际友人之间活动，身份的差别导致两个人聚少离多。关露以为到了解放区，他们就可以结合了。
但，关露绝想不到，这封珍贵的来信竟然是一封绝交信。
原来，关露的那个恋人当时正陪同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考虑到关露当时已是一个公认的“汉奸”，所以，他就给关露写了那封绝交信。
关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渐渐地康复了。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
1982年3月，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那个爱人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关露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注：关露在狱中曾留下了11首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秋夜》中的两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1982年12月5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有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
第二章 史海钩沉
朱镕基的历史功绩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是一位备受海内外关注，具有传奇色彩的高层官员。卓越的经济头脑，心怀坦荡，疾恶如仇的个人品格，也使他在中国内地特有的政治现实中个性非常鲜明。但他，也是一位至今都被一些人误读的高官。
朱镕基是中国前政府高层最具学者风格的官员。出身于清华的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身为政府总理的朱镕基，还曾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他从不隐晦人们对他的批评或误解，甚至在面对亿万观众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常常直言媒体对他工作中某些过失或不足的报道。这与那些身居高位，对媒体与公众的批评或指责异常敏感，动不动就利用权势或个人影响力打压异己，甚至通过政治高层去找媒体或公众麻烦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朱镕基利用自己主政时期的记者招待会，拉近了政府高官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使人们感到，政府官员不是管理人民，管制人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上人”，而是代表人民行使公权力，协调关系，平衡利益，确保社会健康发展的服务者。为人民办事，办好事，解决人民所关心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对人民的恩惠与赏赐。人民更有权利监督、批评甚至指责政府的过失。他使每年两会期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成为民众期待的压轴大戏。总之，他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一些政府官员头脑中固有的等级观念、特权意识。使得宽以待民，从严治吏，成为党中央执政的一大进步。
朱镕基出任副总理时，曾被人们称为“救火队长”。当时，很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经营不善，已经到了仅靠国家金融或财政扶持来维系的地步。于是，他出面解决国企的三角债难题。之后进行的国企改制，也把政府从管理一切的全能型政府中逐步解放出来。中国证券市场起步之初，他成为主管这方面业务的高官，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投资者的不理性而深感忧虑。他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地方与中央财税分成的矛盾。粮食与供销体制改革，不仅激活了市场，也把多年来依靠伸手向国家要政策、要资金、要市场的粮食与供销系统隐匿多年的黑洞，很快堵住。长期垄断经营的中国邮政系统，曾以大量不合理的高额收费，扮演了一个依靠侵害消费者权益而获取利益的不光彩角色。由他主导的邮政改革，则打破了这种垄断，使中国邮政、通信行业的买方市场逐步形成，人们的消费价格大幅下降。由他主抓的海关改革，也使中国政府更好地把好了自己的国门，有效遏制了曾泛滥一时的走私现象。他推行的精简裁员改革，使国务院减少了近一半的人和部委，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15年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困境，又是他亲自出马兼任央行行长，推动全面的金融改革。使各家国有银行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实体，使人民币汇率与市场接轨，一举扭转多年的贸易逆差，从而稳定了金融，稳定了中国经济。
朱镕基即将卸任时曾说：如果中国的老百姓今后能说一句，他是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的，我就谢天谢地了。结合中国内地特有的政治国情，从朱镕基卸任后不问政治，不著书，不题字，不单独参与政治性活动的情况来看。他的确是位心胸坦荡，正直无私的人。这与那些退休后不甘政治寂寞，出行时依然官气十足，而且时不时拿一些小恩小惠来沽名钓誉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人说国企改制造成了大量国资流失，更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乃至生活困难；也有人说朱的改革造成了多个领域的混乱局面，是失败的。我不能不说，这些朋友只看表面，根本没有动脑筋思考一下问题的实质。他们是不是想过，如果大量国企不进行改制，国家每年向其注入大量金融和财政资金的状况到何时才是尽头？他们是不是知道，国有银行改革中，高达近两万亿资金缺口的绝大部分，是何时，又是如何形成的。国企改革中，的确存在国资流失现象，但资本性资产的价值，又怎能从账面净值来计算呢？造成前述问题的根源，不是朱镕基主导的经济改革，而是长期以来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只不过以前是遮掩问题，粉饰太平，大唱颂歌，而朱镕基把那些原本隐藏起来的问题公开化，并努力加以解决。这就像一个人生了病，需要手术才能治好，有的人因为手术麻烦，还造成病人的一时疼痛，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于是把病情隐瞒下来。而朱镕基，则是一位医术甚好的主刀医生，他想彻底去除病人身上的病灶，可一些人却因为给自己带来一时的疼痛而指责他。当然，也有一些人，对朱不是误解，而是否定甚或敌视，因为朱的改革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损害了他们曾经享有的特权。
朱镕基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相信再有10年左右的时间，他的历史地位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因为是他，开启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他是一个先驱，一个探索着，一个迈出最艰难的第一步的人。
何亮亮点评：林彪之死是中国当代史的转折点
林彪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林彪是中国重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曾经被国民党的将领誉为战神，深得蒋介石的欣赏，更深得毛泽东的器重。林彪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也是黄埔培养出来的最出色的军事人才之一。
屡建奇功的年轻元帅
北伐战争开始之后，林彪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在井冈山时期，林彪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为指挥作战有方，1930年6月林彪升任红军第四军军长，年仅23岁。到1932年3月，他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林彪任八路军115师师长，与聂荣臻、罗荣桓等人一起指挥了平行关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行关大捷，林彪成为威名远扬的抗日名将。其后，他因为负伤到苏联治病疗养将近三年。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指挥四野百万大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为中共夺取东北、华中、两广、海南岛立下了赫赫战功。
林彪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当中位居第三。林彪当年只有48岁，是最年轻的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林彪长期称病修养，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之职，但仍然不太管事。
从最轻的元帅到反革命集团主犯
1965年开始，林彪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在全局范围神化毛泽东。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选举林彪为中央副主席，并由党章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此时，林与毛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担心林彪强班夺权，林彪则担心自己被清算。双方之间在暗中较量，在1971年9月12日达到沸点。正在南巡的毛泽东在这一天突然回到北京，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乘专机出逃，向北方飞行，目的是苏联的伊尔库次克。专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林彪终年64岁，遗骨至今埋葬在蒙古。“林学”热的兴起
1973年中共中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初，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彪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中国内地对林彪的评价从90年代后期开始渐趋客观，官方对林彪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功勋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林彪是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历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近年来海外学者对林彪研究的兴趣越来越大。中国内地的历史爱好者与军事爱好者对林彪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有人预言，对林彪的研究正在成为“林学”。
何亮亮：中国国防大学退休教授王年一，他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历史、文化大革命史，在这方面很有造诣，而且很巧的是，今年9月13号，他病逝在北京。王年一一直很重视对林彪的研究，他曾经说，林彪是最值得研究的人。我同意这个话，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第一代的领导人，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还有像第二代的领导人，以邓小平为代表，还有包括像陈云等等，总之元老一代，另外还有一大批的军事家，十大元帅当中的九位元帅，都在中国内地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相关的著作，不管是传记，还是各种各样的专著，可以说都相当多，你只要到中国内地的书店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唯独林彪是缺席的。这个原因当然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我们看刚才的这个片子是吧，那么既使是不了解林彪生平的人也知道，通过这个片子你就可以了解到，林彪是在73年就被开除出中共了，那么在81年又被定罪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反革命，中国的历史，官方的历史学界或者是学校的这个老师们，都不方便对他研究。但是你想想看，当长期以来，当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人，而林彪是中国第二人，他是唯一正式被中共党章定为毛泽东接班人，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当然另外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点，我想在中国，在海外人们都是公认的。48岁，他就被，他就获得了元帅的这个称号。这个称号对他来说是名至实归的，因为他确实有这样的军事指挥的才能，他确实有赫赫的战功。
但是另一方面，他其实不仅是军事家，他当然也是个政治家，虽然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研究这个林彪的书籍和文章里面呢，有一个问题我非常有兴趣的，就是为什么林彪不愿意担任1950年底成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而是由彭德怀去担任了这个司令员呢？这方面呢，学者们也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的。
林彪为何婉拒志愿军司令一职
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力是由四野组成的，那么林彪，他不仅是个军事家而且也是饱读史书的，他很清楚毛泽东对他是有防范之心的，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个在解放战争当中，可以说立功他是在第一位的。四野，又是整个野战军当中最强的一支队伍，所以为了让毛泽东放心，不仅没有主动的担任志愿军的司令，而且在中央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担任志愿军司令的时候呢，他说他生病了，他不能够去。这是为了让毛泽东放心，这是一种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林彪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对于美军的实力，对于美国的国力有很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不赞成中国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就到了朝鲜去跟美国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国打仗，而且苏联还不愿意支援。我想这两种看法可能都有道理，那么当然也有人为林彪正因为看到了中国没有必要和美国去打仗，所以也就证明了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决定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有人说林彪是反对中美接近的。其实不是的。他很早就认为，中国应该跟美国友好。
林彪之死中国当代史的转折点
那么还有一点关于林彪，“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时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了1971年，五年之后，很明显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推行不下去了，而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也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林彪事件，就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从精神到身体，已经接近崩溃了。因为很明显，全中国的人民，包括国际社会都看到了，毛泽东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为什么会背叛他？为什么会跟他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再也搞不下去了。之后，就有了1976年逮捕四人帮，就有了1978年中国彻底改变自己的这个国策，对外开放这样的一种进程。
所以“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死就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有了“九一三”事件，才有了一系列中国重大的转折。从这点上来说，研究林彪确实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历史一个绕不过去，躲不开的一个课题。
第三章 蒋介石揭秘
蒋介石日记：蒋纬国的身世之谜
半个世纪以来，蒋介石被很多人脸谱化、政治化地打入历史冷宫，随着近年来人们对历史的挖掘，一个更为真实、生动的蒋介石引来了人们更多的兴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蒋介石从毫无争议，到颇多争议，这或许是人们寻找历史本相的必经之路。
蒋介石日记是我们了解历史的途径之一，即使不够全面，也总能说明一些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得知那个时期的蒋介石在思考些什么问题，以及他头脑里的家庭、爱情以及其他。
多年前，《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作者杨天石在台北阅读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困勉记》稿本时，曾经发现其1941年2月4日条云：
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
当时，宋美龄在香港养病，拒绝返回重庆，蒋介石对此颇为烦恼，但努力克制，回信仅称“夫妻各尽其道”，要宋美龄自便，看着办。“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云云，说明蒋介石尽管遇到了妻子不肯回家这样严重的事态，但仍处之泰然。
蒋介石与蒋纬国蒋介石自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虽偶有矛盾，但这种情况，还从来不曾有过。蒋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谜团，直到今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时，经过反复参详，才最终解开。
宋美龄宁留香港不回家
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9月21日，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妻工作太猛，以致心神不安，脑痛目眩，继以背疼、牙病，数症并发，渝无良医，亦不愿远离重庆。以被敌机狂炸之中，如离渝他往，不能对人民，尤不愿余独居云。此三年来战争被炸之情形，其心身能持久不懈，实非其金枝玉叶之身所能受，不能不使余铭感更切也。
这段话说宋美龄身患数疾，重庆没有好医生，但宋仍不愿离渝治病。一是出于对战乱状况下重庆人民的感情，日本飞机不断狂炸，宋不能独自避难，二是不愿离开蒋介石，使其独居。
同年10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晚餐与布雷共食，以妻赴港养病未回也。”从这段日记看，为了养病，宋美龄最终还是去了香港。蒋介石很想念，也很寂寞，只能找陈布雷一起吃饭。
12天之后，蒋介石派蒋经国赴香港，探望宋美龄的病况，同时迎接蒋纬国自国外留学归来。蒋介石本意要宋美龄和经国、纬国一起回渝，但宋美龄表示，待蒋介石的阳历生日时即归。然而，届时宋美龄仍杳如黄鹤。10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
令纬儿来见，以今日为余阳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约今日回来，尚未见到，亦无函电，不知其所以也。
不仅人不回来，连一封函电都没有。蒋介石着急了，“不知其所以”一句，充分表现出蒋的焦躁与不安！
蒋纬国归来，两个儿子都在身边，蒋介石很高兴，但宋美龄留港未归，蒋介石觉得不足。11月9日日记云：
经、纬两儿在港得皆见其母，回渝父子团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变殉国，则两儿皆未得今日重见矣，实感谢上帝恩惠不尽也。惟爱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
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两儿亲爱，兄弟既翕，此为本月最大之乐事，亦为十五年来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满团团，此非天父赐予至恩，决不能至此，能不感激上苍乎？
爱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
1925年，蒋经国赴俄留学，和纬国分离。1936年，蒋纬国赴德留学。同年，蒋经国自俄归来，蒋纬国已不在国内。纬国此次归来，蒋介石得以与经国、纬国兄弟同时相聚，享受天伦之乐。至此，恰为十五年。不过，宋美龄留港，蒋介石总觉得遗憾，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可见，蒋介石思念宋美龄之殷。“圣诞”是西方人的团圆之日，但是，宋美龄仍无归讯，蒋介石开始感到“苦痛”了。12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
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纬儿得以回来陪伴，足慰孤寂，得闻家乡情形，聊以解愁。
蒋纬国从国外回到重庆后，曾回浙江溪口一行。蒋介石于百无聊赖之中，只能以听纬国谈“家乡情形”略解愁闷。此后，蒋介石的这种“孤寂”感日渐强烈。12月28日日记云：“惟妻留香港未回，以致家庭缺乏欣兴之感。”1941年1月12日、13日、14日，蒋介石连续三天在日记中写道：“为家事心多抑郁，应以澹定处之。”“昨夜为中共与家事，忧不成寐。”“下午与纬儿游汪园，各种梅花盛放，绿萼尤为可爱，惜妻今年未得同游也！”这以后，蒋的“孤寂”感有增无减：
1月26日日记云：“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同月30日日记云：“近日寂寞异甚，时感孤苦自怜。惟祈上帝佑我，与我同在，使我不至久寂为祷也。”
同月31日日记云：“妻滞港未归，子入团就学，故时以寂寞孤苦为憾耳！”
蒋介石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孤寂”感？显然，和宋美龄滞港不归有关。宋为何滞港不归？则显然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冲突有关。从上引“心多忧郁”、“忧不成寐”等语推测，蒋与宋美龄之间的“冲突”不小。2月4日，蒋介石接到宋美龄“不返渝”的函件。蒋、宋“感情危机”终于爆发。
蒋一再要求宋美龄返渝而宋一直不理，至此正式发函通知。宋的函件今不可见，但无疑可以感知，蒋宋之间发生了重大矛盾。
怎么办？蒋介石的态度是向宋美龄阐述“夫妻各尽其道”，不卑不亢，既不生气，也不告饶，将皮球踢给宋美龄。
坚决保守家中“秘密”
蒋的冷静、沉稳态度起了作用，宋美龄于1941年2月12日自港返渝，但是，蒋介石的家里并没有平静。同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
家事不宜过于勉强。只有勿助勿忘，以待其自然着落耳！“勿助勿忘”，语见《孟子·公孙丑》：“心勿忘，勿助长也。”意为（修养时）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人为地去助它增长。2月24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家事致曲，不宜太直、太急与太认真，应以澹然处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耳。“致曲”，语见《礼记·中庸》，旧解较多，其中一种解释为：将真诚推致到细微之处。2月25日，蒋介石日记又云：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同家亲人不得晤面，是为余一生最大之遗憾，然亦惟有勿忘勿助，以待其自觉。家事切不可强勉而行，自信修身无亏，上帝必加眷顾，终能使我家母子亲爱，家庭团圆耳。令纬儿离重庆赴赣。
家事以委屈求全为主。不能与普通交道并论，只求母子亲爱无阻，虽权变尚无损也。“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说的是：蒋介石有些事情不愿告诉宋美龄。“同家亲人不能晤面”，说的是蒋氏父子与宋美龄之间不能同时相处。但是，蒋介石“自信修身无亏”，所以开始时采取听其自然的方针，但是，思考再三，为了使母子之间“亲爱无阻”，还是决定“委曲求全”，采取某种“权变”的办法。显然，这一时期，宋美龄与蒋纬国“母子”之间“亲爱有阻”了。
蒋介石自述的“权变尚无损”的内容，他没有说，其内容之一大概就是“命纬儿离渝赴赣”，避免和宋美龄见面。蒋要纬国到江西去看看哥哥、嫂嫂，“还有，你母亲也在那里。”蒋纬国听命，到赣州会见蒋经国夫妇，也拜见将自己一手带大、从苏州逃难到此的蒋介石的第二任夫人姚冶诚。就在蒋纬国“离渝赴赣”期间，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有了显著缓和。3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
本日在参政会讲演，自觉过于滞钝，词不达义，而妻则以为甚得体也。
显然，宋美龄不仅与蒋介石和解，而且政治上支持蒋介石。3月9日为夏历二月十二日，系宋美龄诞辰，蒋介石邀集亲友10人为之祝寿。当日气氛融洽。蒋介石为夫妻关系好转欣慰，日记云：“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
3月27日，蒋纬国自江西归渝。大概此前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宋美龄的工作，因此，蒋纬国“认母”顺利。当日，蒋介石命其向宋美龄行隆重的“叩拜”大礼。
日记云：纬儿已到，令叩拜其母，亲爱如古，不胜欣慰。使我家庭之得有今日之团圆，以偿我一生最大之宿怨，惟有感谢上帝大恩于无涯矣。
十四年来之家事，一朝团圆，完满解决，寸衷之快慰，殊有甚于当年之结婚时也。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至此约为14年，多年没有能解决的问题一朝解决，蒋介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感”。3月29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说：“心神愉快之时较多，尤以母子亲爱、夫妻和睦为最！家有贤妇与孝子，人生之乐，无过于此。”31日，在《本月反省录》中又说：“家庭间夫妇母子之和爱团团，此为一生幸福之开始，是亦修身、正心与祈祷之致也。”至此，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结束。不过，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
对家中的风波以及宋美龄和自己的隔阂，蒋纬国似乎有所觉察，但又不明究竟。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日记云：
近日纬儿心神颇觉不安，彼不愿诉衷，但其衷心自有无限感慨。昨晚乘车外行，彼称前夜梦寐大哭，及醒，枕褥已为泪浸，甚湿，不知其所以然云。彼复言哥哥待我如此亲爱，是我平生之大幸，亦为我蒋门之大福云。言下甚有所感。
1920年，蒋纬国随姚冶诚到溪口。1922年随姚迁居奉化。不久，再迁宁波。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就读。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姚冶诚携蒋纬国迁居苏州。
蒋纬国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4年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两年即修完相关课程。又奉蒋介石命，进入文学院，学习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在此期间，蒋纬国从未和宋美龄见过面。1936年10月，纬国奉父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这时候，宋美龄本应和纬国见面了，然而，仍然没有见。
蒋纬国到德后，先后加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被授予陆军少尉衔。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先后进入陆军航空队空战训练班和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
1940年10月，蒋纬国自美返国，途径香港。宋美龄当时正在香港养病，蒋纬国自然要前往拜见。但是，这是宋美龄和蒋纬国的第一次见面，所以，蒋介石很重视，特派蒋经国到香港。一是为了迎接纬国，也是为了让经国充当纬国和宋美龄之间的“中介”。
关于蒋纬国和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据蒋纬国回忆：
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我喊她“Mother，并且在她颊上吻了下。因为出国四年，一些礼节就很欧化了；她亲热地问我在国外好不好等等。我们谈话的气氛可以说一点都没有第一次见面的尴尬。她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长辈看见自己的孩子回来一样。”
蒋介石很关心宋美龄与蒋纬国的这次见面，事后得知“母子相见，甚为亲爱”。蒋介石非常高兴，日记云：“快慰无量，甚感上帝施恩之厚重也。”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宋美龄和蒋纬国第一次见面时的“亲爱”只是当时的“表面文章”，事后宋感到不妥，于是就发生拒不返渝等情况。
蒋纬国的暧昧身世，今天人们已经很清楚，但是，当时的蒋纬国本人并不清楚。
据他本人回忆，回到重庆后不久，在宋美龄的书房中发现约翰·根瑟所写Inside Asia一书，其中影射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为了某种原因过继给蒋介石了蒋纬国为此询问戴季陶，戴拿出蒋介石送给他的十二寸带框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蒋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中间，自己的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相片搁在另一边。他要蒋纬国照镜子，然后问蒋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当蒋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
可见，蒋纬国身世之谜当时还是“机密”，宋美龄显然并不清楚。蒋、宋结婚之后，蒋介石也没有向宋美龄谈过有关情况。宋美龄自然会想：纬国到底是哪个女人所生？为何蒋会相认？蒋介石是否“私德有亏”等等。
有人分析说，过去蒋纬国和宋美龄从未见过面，宋美龄可以不想这些问题，但蒋纬国自海外回渝，宋美龄就面临是否承认并接纳这个“儿子”的严肃问题；上述问题不清楚，宋美龄如何坦然承认并接纳？在这一情况下，宋美龄必然对蒋有所质问，蒋又不愿坦率说明（“家事不能直道”），矛盾因此而生；及至蒋“委曲求全”，采取“权变”后，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化解了。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始终不曾将身世之谜告诉过蒋纬国，很可能，也不曾告诉过宋美龄。
第二天，蒋介石在晨祷时，想起家事，不禁泫然饮泣。他写道：“余如何能使彼母子之亲爱亦如其兄弟哉？”“惟祷上帝，能保佑我家庭，使彼母子能日加亲爱以补我平生之缺憾也。”
此后，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和蒋纬国之间关系良好时，就特别高兴。当年12月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纬国在蓝溪相会，同机返国。12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
登机视纬儿犹熟睡，颇安。以彼于下午忽发疟疾，热度竟至百零二度以上，见母子谈话与母询问儿病，亲爱之情，引为余平生第一之乐事。
由此可见，担心宋美龄与蒋纬国关系不好是蒋介石长期的心病。
蒋纬国的身世之迷
研究蒋介石上引日记可知，蒋宋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的“感情危机”，既和宋美龄怀疑蒋介石的“私德”，又和怀疑蒋纬国的来历有关。
蒋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和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戴季陶因惧内，事先和蒋介石说好，由蒋出面认子。蒋纬国出生后，由日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交给当时的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
后来甚至有过一种说法：蒋介石也同时和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为蒋介石与重松金子所生。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的一次演讲中就曾公开这样宣布过。
——延伸阅读——
蒋纬国自传披露：赴德留学曾被希特勒召见三次1936年冬，蒋介石的次子（收养）蒋纬国远赴德国进修军事。在此后三年里，他先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进入德军山地部队服役，后又在慕尼黑军官学校接受基层指挥员训练，其间亲身参与了德奥合并以及占领捷克苏台德区等重大事件，直到二战爆发前夕才学成归国。海外留学培养了蒋纬国的职业素养和军人风范，也成为他日后被蒋介石所器重的原因。在《自传》一书中，蒋纬国回顾了那段特殊的经历。——编者
1.德军规定钱夹里不能超过8马克
我到德国去的时间是1936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之前。三年后我回国时，父亲问我有何感想，我说：“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嘛，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父亲也是哭笑不得。在父亲旁边，让他能够得到一点精神上的调剂，恐怕家里面也只有我能够做得到了。
德国的军事制度中，入伍教育与军官教育是衔接的。入伍教育的课程是从单兵动作到班、排的小战术训练，属于战斗层次。在入伍时，军官候补生除了日常训练之外，还要再加强排、班的小战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了军官学校之后，便要进一步接受营连战术的教育。入伍训练时，从战斗到勤务都要加以学习，要了解所有的武器及装备，还要学习行政事务。
德军的入伍训练中，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重视以及强调的。他们的训练都是以班为单位完成的，让士兵从一开始就有集体概念，培养自己是集体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讲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比方说，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多。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不论搜索、攻击、防御都要在班教练里面完成，这种训练正是中国所欠缺的。
军官候补生的主要课程就是学习基本战术，除了白天出操外，晚上还有导师为我们补课，讲解许多基础的课程，例如班、排小战术。等到入伍一年后，最基本的班、排、伍战术都可以熟练运用了，例如各种地形的攻、防、退、追、遭遇等。
军官候补生还要学习连里的行政事务，例如如何领款、领弹药、领零件、领被服，以及如何送伤患等等。班长如果每天带着部队出操，一定会吃不消，所以德军的规定里，教育班长是一周轮值一次，勤务伍长是每天轮值一次。编制内的士官不一定与我们一起出操，他们有专门的士官讲堂，由全连的军官分别授课。课程排定后，由军官教导士官，再由士官教导士兵，较为机密的课程则不必教给士兵。例如我们攻击波兰，士官必须清楚波兰碉堡的构造；如果攻击苏联，也必须清楚苏联的情形，这类机密的内容，外国学生通常不准参加，但我穿的是德国军装，算是德国人，所以也上了课。
受训期间，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检查清理装备及整理内务后到俱乐部喝杯啤酒，聊聊天，轻松一下。所费不多，只要两三马克就够了，所以德军规定皮夹里不能超过8马克。如果皮夹里的钱超过8马克，而又不幸遗失，失主也不敢告发，因为自己已经犯了规，一旦告发，反而还会遭致“引诱德国人破坏记录”的罪名，罪加一等，所以在部队里面从来没有偷窃的事情发生。每个连里面都有一个军需士，我们的钱可以寄放在那里。
连里面还有专门的被服士、军械士，管理非常整齐。德国的营房都是三层楼的建筑，地下一楼是用来放军械的。连士官长住在一楼犄角处的套房，妻小也住在一起，平时这栋楼就由他来管，我们士官长的太太就像妈妈一样，大家相处起来就像一家人，非常温暖。
2.参与德军战役占领捷克领土
德国的规定是要先入伍才能进军官学校。入伍训练只有一年，不过是真正在部队入伍，方式是在每个连里面插进一两个入伍生，让入伍生能够领略部队的生活。我被分配在山地兵第1师第98团第2营第5连。
我选择参加山地兵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它是各个兵种里面最艰苦的，如果能够在这支部队接受一年的训练，并且通过考验的话，那回到国内后什么都难不倒我了。山地兵的背包比一般军种还要重。一般军种的背包是25磅，山地兵的是45磅，再加上武器弹药、十字锹、防毒面具等，一个人身上大概要背70磅的东西，所以一场行军下来是非常辛苦的。每当快熬不住的时候，我就想：“总比国内那些在火线上的人安全多了。”就这样慢慢坚持过来了。
我在入伍训练时参与了两次军事行动，在第一次行动时就让我领略了德军行动的精确性。德军军营里有专门保管枪的地方，在宿舍的门口有一个枪架，枪架上方有一个缺口，下方有一个枪座，可以放置枪托，而枪架呈45度角，当士兵出门时就可以顺利拿枪。这些枪平时都不是实弹枪，实弹枪都放在地下室，由军械士管理。当我们进军奥地利的时候，第一次行军走了95公里，穿过阿尔卑斯山，在一天之内就到达。我们的行军纪律非常好，始终保持预先规定的距离，当我们在山脊停下来吃午餐时，发现旁边有一堆堆的弹药箱摆在路边，其间隔跟我们连排之间的间隔是相等的，一点误差都没有。我们吃过午饭后，就在旁边的弹药箱取出弹药，这时候才算拿到真家伙。
当时我的阶级还是上等兵，虽然在中国我是少尉，但是到了德国算重新入伍。当军队在休息吃饭的时候，我奉命带了两个连里的兵到边境上侦察。侦察完之后，我就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画了一张简单的要图，派了一个上等兵向营长报告。同时我也在第一线吃完我的午餐。最后按照营长告诉我的时间向大伙招手，部队就继续前进了。
这次的进军，造成德奥合并，而且事实上奥地利人很欢迎德国人。所以当时我们也没有进入奥国境内，只在边界地区活动。
我第二次参与德军的战役是占领捷克的周边领土，叫做苏台德区。德奥合并之后，上有东普鲁士，下有捷克，捷克又有奥国支撑，拿下波兰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德军进攻波兰时，采用三个钳形攻势，8天就打下波兰全境，这个战略和当年沙俄侵略东北所采用的战略大体一致。
3.曾被希特勒接见三次
德国一共有5个军官学校，他们的习惯是北方人进南方的军官学校，南方人进北方的军官学校，目的是让子弟多了解德国。我受完入伍训练之后，就被分配到慕尼黑军校。德国的军官学校只训练一年，但是实质上比我们训练三年还要扎实。
军官学校的课程就是反复训练营连战术，所以每一位毕业军官对于营、连、排、班、伍战术都充分了解，并且了解团以下之火力支援以及装备。例如通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如何打电报，不论用音响、旗号、无线电都可以。在营连战术里面，除了战斗之外，其他如军队勤务、营教练计划、射击场管理、伤患照顾、后勤补给等事，都是实际运用，如果只把战术讲得天花乱坠而没有实际运用，等到行动时就不知道该如何把弹药送到战场，也不知道在敌人火力下如何行动。我在大陆时，曾经写了一篇《步兵班在战场上如何节约兵力》，其中就包括这些内容。
我在军官学校受训期间从没摸过枪。我们的上课地点不是在讲堂里就是在野外，每个班里有个班主任，通常由少校担任。在上课时由班主任先假设战况，我们以营长的身份来做纸上作业，先写下要点，由主任收集起来，再从中抽出一张，被抽到的人就向全班作口头报告。然后班主任就综合一个案例，假定一个构想，再分配职务，以自己被分配的角色来构思战术，报告完后，由大家批评，所以这种课程始终是重在应用。
德国的军官学校学生还要学习骑马、跳舞、剑术。这些科目我都学得很好。一位军官会开吉普车没什么稀奇，而且坐在吉普车上的威风与骑在马背上的威风相较之下，实在逊色很多，养成的性格也不同；同样的，打枪与斗剑所养成的性格也不同。我最得意的是那一年放暑假时，我到柏林去向一位很有名的剑术老师学习了一个月，等我回到军校与教官斗剑时，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三两下就把对方手里的剑打掉了，连旁边观看的女孩子也疯狂地喝彩。
希特勒曾经召见军官学校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德国那段时间，我见过希特勒三次。我与其他高级将领也见过面，但谈不上有多少交情。
后来我到了莱比锡，待在第7军团，在那里当了几个月的见习军官，他们一方面派专人为我介绍德军的编制、战术思想，让我进入状况；另一方面，军团已经属于战略层级的编制，所以他们也为我讲解野战战略。因为我的基础很好，到了柏林后，国内就派我当驻德代表蒋百里将军的侍从官，我在蒋将军身边两个多月，他一有空就跟我聊天，他也听别人说过我对德国的关系，所以特别喜欢我。
我在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奥得河畔的步兵第8师，该师是山地兵，靠近波兰前线。当时德军预备向波兰发动钳形攻势，两翼采取攻势，我们的基地则位于“口袋底”，任务是守势作战。我自慕尼黑先到柏林，再从那里出发准备到波兰边境。就在这时，却接到了国内要我回国的命令，时间是1939年8月中旬，就在战争爆发前几个礼拜。我在9月16日离开欧洲，因为苏伊士运河已经封锁，无法直接从欧洲回到中国，所以先从荷兰横跨大西洋到纽约，再取道太平洋归国。
我出国前已经是少尉军官，到德国后重新入伍，再进入慕尼黑军校，最后以德国国防军少尉的身份离开。在德国留学3年，除了军事以外，我还学习到流利的德语和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一般人无从接触到的，收获远远超过在国内学习10年。（节选自《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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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 百科名片（1916——1997），幼名建镐，号念堂，浙江奉化人，生于日本，蒋介石次子，蒋经国之弟，乳名建镐。历任国民党装甲兵部队处长、战车团团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司令，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副校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1997年9月23日，在台湾逝世。
个人履历
蒋纬国1916年10月6日出生于日本，1934年入东吴大学理学院及文学院，1936年赴德学习军事。翌年服役于德国九十八山岳兵团，曾随德军参加德奥合并及出兵捷克苏台德区两次战役。1938年入慕尼黑军校步兵科深造，翌年结业，并赴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受训。1940年归回，服役于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三团。1943年与石静宜结婚。1944年秋出任青年远征军二O六师营长，（与张慕飞是好友）。后提升任副团长。1945年调往装甲兵最高指挥部教导总队部，历任处长、战车团团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曾参加淮海战役，遭到痛击。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撤至台湾。
去台后，于1950年出任装甲兵司令，其间曾戍守金门。1953年再赴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深造。翌年返台，调任“国防部”高级参谋。1955年起供职于参谋本部，历任副厅长、厅长。1957年与邱爱伦结婚。1958年调任装甲兵司令。1961年晋级中将，长期致力于军事教育与研究。1963年主持陆军指挥参谋大学，1968年出任三军联合大学副校长，改名为战争学院后，自任院长兼另一所三军大学副校长。
1972年获韩国庆熙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75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出任三军联大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并兼任众多社团职务：台北扶轮社委员、“中德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足球协会理事长，曾创办静心小学、静宜女子文理学院及“中华战略学会”，任副理事长兼常备理事。1980年调任“国防部”联勤总司令。1984年出任“国防部联合训练部”主任，并执教于政治大学东亚所及淡江大学战略所。1986年7月就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参与主管军方与情治系统业务。
蒋经国去世后，曾几次谋求国民党最高权力。1990年春，与林洋港联手，参选正副“总统”，再度落败。1990年4月当选“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后兼任国民党中央宪政改革策划小组成员、“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1993年离开“国家安全会议”，转任总统府资。1997年9月23日，蒋纬国在台湾逝世。
个人成就
对于军事战略研究颇有成果，被军方奉为“军事战略学家”。
著有《军事基本原理》、《国家战略概论》、《大战略概况》、《柔性攻势》、《国防体制概论》等。
家庭生活
蒋纬国的第一任妻子为石静宜，西北绵纱大王石凤翔的女儿（1953年因难产去世），1957年与丘爱伦成婚。
生父之谜
蒋氏父子，右上为蒋纬国蒋纬国到底是谁的儿子在历史上一直是众说纷纭的，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戴季陶的儿子。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广汉，是民国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才智过人，文笔优美，曾被蒋介石称为“笔杆子”，任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还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国史馆馆长等高级职务，曾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戴季陶曾参与创建中国gong产党，但旋即成为强硬的反gong中坚。再加上戴季陶和孙中山、蒋介石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又风流倜傥，故事多多，所以一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人物。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情感细腻丰富，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逢有感伤，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戴季陶常怀悲天悯人之心但又不能真正做到离尘出世，矛盾交织的痛楚导致他屡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也铸成他一生悲情命运。
双凤求凰暗结珠胎
16岁那年，戴季陶和马军武、宋耀如等人留学日本，遂和蒋介石有了交往。
戴季陶到日本留学后，就读振武学校。1908年春蒋介石到日本，进的也是振武学校。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府吴兴县，蒋氏向来注重宗族思想、同乡观念，何况在异国他乡，自是格外亲热。两人都胸怀驱除鞑虏、振兴中华之志，常常一谈就谈到了深夜。他们相见恨晚很快就结拜为兄弟，后来索性租了房子gong居在一起。
据说，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结识了避难于日本的孙逸仙博士。当时，清政府促请日本政府当局协助逮捕孙逸仙。基于国家外交关系，日本政府表面上是答应了，但暗地里通知了孙逸仙，并指派“黑龙社”的帮徒保护他。陈其美、蒋介石、戴季陶便常到“黑龙社”的场所与孙逸仙会晤。在“黑龙社”里，他们邂逅了当时只有18岁的津渊美智子。
津渊美智子受雇于“黑龙社”当佣人。“黑龙社”表面上是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带有半官方色彩。日本人知道孙博士的这些朋友都是中国的革命骨干，将来革命成功后也是国家的栋梁。为了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人放长线钓大鱼，想与蒋介石在这些革命精英年轻的时候花费力量影响栽培他们，消除他们对日本人的敌意，培养他们对日本的感情。一旦这群革命分子成了气候，成立一个新兴的中国，必然会报答日本对他们的恩情，到那个时候日本就能够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在东亚乃至全球事务上能有更大的发言权。津渊美智子就是这样被有意无意地安排到中国留学生的身边。那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娶日本妻子的现象，中日青年恋爱成为一时的时髦现象。
津渊美智子可是“黑龙社”的日本人精挑细选出来的美少女，蒋介石与戴季陶又正是翩翩少年最难耐青春寂寞的时候，所以当戴季陶和蒋介石第一眼看见津渊美智子就被她的美貌所深深地迷住了，并且开始了热烈的追求。不过双凤求凰总该有个先后。戴季陶到底年轻几岁，相貌又英俊，脑子活络，很会讨女人欢心，他知道津渊美智子喜欢文学，就经常写些日文爱情诗给她，还经常晚上约津渊美智子去看电影，津渊美智子常常被爱情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戴季陶就乘机将美人揽入怀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津渊美智子对戴季陶情有所属。
津渊美智子所接触的这个戴季陶是如此地多情、浪漫、文采又好，所以她便不把别的追求者如蒋介石放在心上了。两人很快同居。蒋介石对盟弟的风流好事，心甚嫉妒，却又不便于插足其间，夺人所爱。倒是戴季陶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觉得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不能让一个女人疏远了他和蒋介石的兄弟情义，哪怕是他心爱的女人。所以当时的留学生中就有传言他慷慨礼让与蒋介石同欢gong好。蒋介石年轻时，也是个长得五官端正的翩翩美少年，津渊美智子自然不会推辞，更何况她的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接近这些中国留学生，所以对蒋介石和戴季陶两个人应付得都游刃有余。
想不到春风一度珠胎暗结，津渊美智子有了身孕，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美智子的父母闻知此事，大为震怒，但怎奈生米已煮成熟饭，再怎样地长呼短叹也无济于事了。小孩生下来了，是一个很可爱的男孩子。关于这个男孩的血缘关系，成了后人很感兴趣的话题，传说多多。
有种传说这个男孩就是戴安国，后过继给戴季陶，戴季陶也十分乐意。而根据蒋纬国自己的说法，戴安国是戴季陶与一位中国女子所生，交由他的夫人抚养。戴安国的母亲到底是谁，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吧。
但更加可信的说法是，津渊美智子虽然在和蒋介石相好的时候生下的孩子，但那孩子却不是蒋介石的，而是她和戴季陶爱情的结晶。蒋介石自己也知道这件事，他知道虽然津渊美智子现在和他在一起，但心里却一直爱着年轻风流的戴季陶。他感激戴季陶把心爱的女人和他分享，并不因为津渊美智子生的孩子不是他的而生气，反而将津渊美智子又还给了戴季陶。
当时中国的革命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就在津渊美智子生下她与中国青年的爱情的结晶后不久，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训令，不得不回到浙江。本来蒋介石对津渊美智子也只是一时的兴趣，所以回国后就很快把津渊美智子忘得一干二净，并且对这段风流韵事绝口不提，津渊美智子在蒋介石的生命中好比一颗刹那间划过的流星，只有瞬间的美丽。津渊美智子也知道蒋介石是靠不住的，她把希望寄托在和她爱得如痴如醉的戴季陶身上，她是有意跟随戴季陶定居中国的，但戴季陶和蒋介石一样都是个满心热血想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怎会为这些儿女情长而束缚手脚呢。更何况这时的戴季陶，已是有妇之夫。夫人比他年长四岁，性情暴烈，对这个“小弟弟”管得很严。戴季陶对她又爱又怕。当时曾流传一个笑话：戴季陶在大小会议上发言时，常常慷慨激昂，一说就很长，往往超过了主持人规定的时间。于是主持人就往往笑着友善地提醒他说：“你姐姐来了！”他一听，立即戛然而止。这足以说明他对妻子的惧怕之情。眼下在日本的这段错乱情缘，他岂能让“姐姐”知道？愿不愿要这个儿子，也就不言自明了。
千里寻夫难团圆
戴季陶回国后，在妻子面前绝口不提这段东瀛情缘。日子也就一天天地过去了。不料有一天痴心的津渊美智子竟带着儿子，千里迢迢，远涉重洋，到上海寻找她心爱的这个男人和儿子的生身父亲来了。
这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正好都在上海做证券交易生意。这天，蒋介石在环龙路44号，只听得门铃响了好几回，他开了门一看，我的天啊，原来站在面前的竟是美智子和一个小男孩。
蒋介石见了美智子就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津渊美智子是来千里寻夫的，立即满脸笑容，连声请她进客厅。“你好吗，美智子？你何时到上海的？快请进来，我现在去叫戴季陶下来跟你见面。”
美智子照日本习惯，深深鞠躬，说道：“真是好久不见了，你还是原来的样子，而我都是个5岁孩子的母亲了，你看，这个小男孩就是戴季陶的骨肉，你觉得他像不像他父亲？”
蒋介石大概扫了那孩子一眼，的确眉目之间有几分和戴季陶神似，他替戴季陶有这么大的孩子高兴，就三步并两步冲上楼，大声地叫着：“季陶，季陶，你看谁来了？是美智子从日本来找你了，她还带来了你的儿子，那孩子长得还真像你啊！哈哈，儿子找爸爸，你真有福气呀！”蒋介石快乐的叫声在整幢房子里回荡着。
谁知戴季陶一听此言，立即脸色大变，一片惨白。他悄悄地跟蒋介石附耳低言，说：“我在日本的那段荒唐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曾经一度风流，但现在不愿再提起过去。如今我有了妻子和儿女，你也知道我那个老婆的厉害，如果这个事情让她知道了，还不和我闹翻天了，所以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跟美智子恢复以往的关系。我不想见她，也不想见那个小男孩，介石，我的好兄弟，请你替我找个借口，赶快把她和那个小孩弄走。你就说我不在这儿，或者干脆说我不在上海，只要弄走她就成。你还要告诉她，说你不知道我的地址，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我。”
蒋介石有些为难地问戴季陶：“难道你真的不想见你的亲生儿子？”
戴季陶不耐烦地连连摇头，皱起眉头，说：“我已有了家。我要美智子的儿子干什么？我的人生的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你明白吗，快让她走！”
蒋介石只有垂头丧气地下楼去，一直在想该用什么借口劝说美智子。虽然蒋介石已对和津渊美智子的那段感情没有任何感觉，但在蒋介石的眼里美智子是个温柔善良的女子，因为在那段过去的时日中，她总是温婉、大方、和善。蒋介石想不该过分伤害她的感情，因此，他回屋后便向她说：“美智子，我真是抱歉，季陶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何时会来这里。你有什么话，愿意让我转告给他吗？”
美智子本来满脸的期待，以为戴季陶会立刻冲出来和她见面，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动静，她心里就凉了半截，等到看到只有蒋介石一个人从楼上下来就完全绝望了。面露苦色的她伤心得差点哭出来。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然后自言自语，细声道：“我此次来上海的决定错了。我原相信那个男人的甜言蜜语，以为他真的爱我。我以为我们可以恢复以前的关系，这是他离开日本时向我作的承诺，说一定能鸳梦重温，重获团圆。这就是何以我忍受苦难，旅行来此，给他看看他自己的小儿子。现在我知道了我多年渴求的欢乐重聚的美梦只是一场可悲的幻想，世上多的是痴心女负心郎。我心爱的男人竟也是个负心汉，我只怪自己是个痴心的傻瓜！”说完，她忍不住低头抽泣起来。
蒋介石实在是不忍心看到美智子如此地伤心就好言劝她说：“美智子，季陶是个好人，他是真心爱你的，他不是负心郎。只是他现在暂时还不能和你在一起，你要理解他的苦衷，请不要责备他，你只需保持耐心，事情也许会有转圜的余地。”“耐心？”美智子苦笑一声，然后疯狂地撕扯着嗓子，对蒋介石吼道：“不要又骗自己又骗我了，季陶既然连他的亲骨肉也不愿意相见，这表示他根本就不再要我们了。但是他不应该忘记他在日本革命的日子。他穷的时候，我把我的金手镯、金项链都给了他，帮助他，而现在他竟然这样报答我。这就是我所获得的结果。我盲目地轻信了一个背信忘义的男人，这完全是我的过错，如今我可以为我的愚蠢而哭了。”她望着窗外，边说边泪珠涟涟，双肩不住地颤抖。
哭了许久，即使哭干了她委屈的泪水也不能哭尽她内心的委屈和绝望。哭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现在已是欲哭无泪了。最后，美智子咬咬牙，下定了决心，狠心地对蒋介石说：“蒋先生，请代我告诉季陶，如果他不要他自己的骨肉，我也不要了！”说毕，她匆匆地吻了小男孩一下，发疯似地冲开了门，跑上街道……
蒋介石被她的突然动作吓了一大跳，就赶出去追她。但是没有用，她跑得好快，在霞飞路转弯后，就失去了踪影。蒋介石站在街上，不知所措，也不知道可以去什么地方找她。就这样，蒋介石收留了这个男孩，取名蒋纬国，后来同毛福梅及姚冶诚商量好，由她们轮流照顾这孩子每人3个月。
暗珠应是谁家子
蒋纬国名义上成为了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蒋介石视如亲子，故修在谱中。蒋纬国到溪口后，受到蒋家的抚养、爱护，不亚于蒋经国。他称王太夫人为祖母。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如己出，蒋纬国对“父亲”的感情也极为深厚。蒋纬国只要说想父亲，蒋介石必接他到自己身边。人们常看到蒋介石把纬国抱在怀里，有时让他骑在自己的肩上，十分亲昵。和对蒋经国一样，蒋介石对蒋纬国的教育是很严格的。若干年后，男孩成了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1989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蒋纬国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这是民主革命奉化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生亲闻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大姐说的。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为人知。
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过了30多年，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他曾面告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另外，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子相貌很相似，而且两人关系甚好，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些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些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另有传言说，津渊美智子并没有消失，她与蒋纬国保持着书信来往，一九四九年蒋纬国到台湾后，曾想奉养生母，然因宋美龄之故，未能实现。一九五七年二月，蒋纬国丧妻后与邱爱伦再婚时，曾由戴安国陪同到日本东京举行婚礼，主婚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生母亲津渊美智子。一九六七年，蒋纬国应邀访问日本时，念及母亲年事已高，便接她回台湾，以享天年。津渊美智子已于一九七七年亡故。
第四章 蒋介石轶闻
蒋介石一句什么话令林彪牢记数十年？
蒋介石沙场论将，他认为林彪是黄埔生中的佼佼者，被他称之为“当代韩信”。早年曾想收归己用，可谁知林彪进入了叶挺独立团，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逐渐崭露头角，不仅成为红军的主要将领，也成为了他日后的一块心病……
1945年5月25日，延安东关机场，一架大肚子草绿色美国运输机已经发动起引擎，前往送行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个个手里攥着一把汗，可出不得一点闪失啊，机舱里坐着的全是中共军界重量级人物，如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薄一波、陈毅、林彪、肖劲光……他们身负着重要使命，将在今后与蒋介石争夺江山的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飞机振翼而上，毛泽东手搭凉篷，久久凝视。无独有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在关心着这架飞机的航向，一日数次打听着情况。
时任行政院军政部长的陈诚立正报告，据可靠消息，那架美国飞机在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所在地晋东南方向的黎城县长凝机场降落后即返回，刘伯承、邓小平留在当地，陈毅赴华中，唯有林彪、肖劲光一行辗转北上，不明去向。“这还要猜吗？林、肖肯定去东北了。”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一语中的。
蒋介石点点头，同意白崇禧的判断，他抽了一口凉气：“从此东北无宁日矣。”
蒋介石的担忧缘于他对林彪的了解。
蒋介石沙场论将，他认为林彪是黄埔生中的佼佼者，最厉害之处是“谋定而后动”，深得兵家之道，早年曾想收归己有，却神差鬼使放了这个人才。
提起黄埔岛，蒋介石就眉飞色舞，那是他一生事业之发祥地。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黄埔军校共毕业二十三期学员，但他最器重的，还是大革命时期的前五期。
在这五期学生中，他对第一期和第四期又最具感情，原因很简单，第一期是他的开山大弟子，那时他一心扑在军校的建设上，与学员朝夕相处，耳提面命，真是亲如父子。用他自己的话说：“第一期学生可说由我亲自指导出来的多，其中虽不能完全照预定计划做到，但只在精神上说，差不多有十分之八，做到原来的希望了。”他报起黄埔一期生来，一个个都如数家珍，那神色得意极了。
至于二期生和三期生，因为他们一入学就赶上了两次东征，蒋介石戎马倥偬，也没有时间过多关心，许多人战死在疆场他还分不清是张三抑或李四，所以那感情自然淡了点。到了第四期，因为东征的胜利，广东形势又趋于稳定，他又能经常光顾黄埔岛了，恰逢第四期学生开始招生，又因为共产党积极参与，选拔了不少优秀青年，所以这一批学员良才美质者甚多，让人看了也开心。如后来大名鼎鼎的张灵甫、胡琏、高魁元、谢晋元，这些国民党军界的佼佼者，都是四期出来的，但蒋介石心中却认为，林彪才是最优秀的。
这不是自己的主观臆断，而是来自实地的考察。记得那是在中山舰事变前夕，那一阶段与汪精卫争权夺势斗争的激烈，让他心里烦躁，于是上黄埔岛散散心，顺便视察岛上情况。恰巧，正逢四期步科的学生上战术课，他也没有惊动别人，悄悄地坐在了后面。
课题以前不久发生的惠州攻坚战为例，说一说这次战斗的取胜要素。这一仗乃蒋介石亲自指挥，他当然最熟悉不过了，于是听得饶有兴趣。
只见学生轮番上台，口说笔划，滔滔不绝，有人认为此战胜利乃在于步炮协作得力，有人认为则是指挥果断，士气高涨，不一而足。蒋介石心里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惠州之战，乃经典之作，以上所言，虽有几分道理，但不是关键，想当年大战之前，曾让他费尽心机，绞尽了脑汁……
轮到林彪上台了，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城郭民居，地势地貌，山川河流，一一标点清楚。就凭这一手，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该生是个有心人，他把这一课给钻研透了，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纹。用兵之道，在于谋定而后动。林彪已经凭着其天生的禀赋接触到了战争艺术的精髓。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吩咐随行的人，下课后，让林彪去校长室见他。
这一次谈话，十多年后蒋介石仍记住每一个细节，这林彪看似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娃，却是城府森严，惜语如金。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蒋介石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着主动。但与林彪则难进行，对方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谋熟虑，却是极得体，极中听。
蒋介石心中有一股怪怪的感觉，年轻人本应该血气方刚，朝气蓬勃，很少有像林彪这样少年老成，这样稳重，这样有心机的。凭着直觉，他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乃是难得一见之将才，但却很难驾驭，让人捉摸不透。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汉代名将韩信，此人才华若此，心术若此。当然，这种感觉也是随着以后对林彪的认识逐渐加深的，他在与部下论及林彪时，曾多次以韩信作过比喻。
师生俩一问一答，这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推门而入，报告说，汪党代表精卫也上黄埔岛了，请蒋校长前往议事。“可恶。”蒋介石嘴里骂了一句，自从廖仲恺死后，汪精卫接任了军校党代表职，又把手插到黄埔岛来了，挤进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这让他很恼火，也很无奈。汪精卫毕竟是广东政府的一把手，他还得忍住气与之虚与委蛇。于是调转身气呼呼而去，却忘了与林彪打声招呼。
被孤零零甩在一旁的林彪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污辱，作为一名普通学员，他当然不知道国民党高层的内幕，不知道蒋汪的面和心不和，只以为蒋介石那一声“可恶”是冲着他来的。林彪一向心高气傲，肚量也小，他把这件事记下了，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有一次与自己的老部下黄永胜聊天，提及黄埔那段生活，林彪对蒋介石有如下评价：“蒋介石是个军阀，他在黄埔时高高在上，对许多学员、教官都不尊重，很多人对他有反感。”
林彪的评价是否准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确实是林彪本人的感受。
再说那天蒋介石撇下林彪走后，大概也感到了自己的失态，这是有损于他的形象的，因此也曾想过要弥补一二。但他太忙了，紧接着就是发动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人大打出手，后来又忙于准备北伐战争，出发前，他才抽出时间又去了一趟黄埔岛，那是他的根本重地，必须妥善安排好。
因为刚发生过中山舰事件，黄埔岛的气氛很凝重，蒋介石一整天都忙于训话，又找了一些师生进行个别交流，林彪也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不见，蒋介石发现，林彪更加沉默寡言，眼睛里甚至闪过一丝戒备，他不知道林彪的底细，此人早在进入黄埔前就加入了共产党，两位兄长，林育南、林育英都是中共重要干部，中山舰事件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都在清理门户，林彪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秘密的，所以未曾受到影响。但这还是让林彪受惊不小，因此完全收拾起锋芒，卧薪尝胆，隐晦韬光，喜怒不形于色，浑身长满了心眼，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各样的问题。
蒋介石向林彪许诺，毕业后让他来总司令部工作。
这个许诺太诱人了，当时蒋介石已取代汪精卫成为广东政府第一号人物，乃北伐军主帅，当时黄埔毕业生都以能进入第一军为荣，那是天子门生，地位是特殊的。更不用说在蒋介石身边工作，那就是天子近臣了，不是黄埔生中最优秀者，最受蒋氏青睐者不敢奢想。
如果不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林彪也许会感激涕零，但他是组织里的人，有着组织里的安排，组织里的纪律。他知道上级对他毕业后的去处已经有了意向，将他分配至叶挺的独立团，那是中共所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当然要加强力量的。所以，他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感谢校长的信任和栽培。”
见林彪并不领情，蒋介石感到了失望，也没了兴致，他怏怏道：“好吧，我出征在即，今后再和你联系。”
谁知这一别，师生两人竟成陌路，从此分为两个营垒，成了敌人，成了对手。
林彪进入了叶挺独立团，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逐渐崭露头角，成为红军重要将领，也成为蒋介石的心病。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略施小计，送张辉赞踏上了不归路。接着与陈诚大斗法，全身而退。蒋介石称之为“当代韩信”。
蒋介石出师北伐后，他一路征战，出两湖，战江西，眼看着大雁南飞，已进入1927年的秋季，离开广东已有数月，黄埔四期生也面临毕业。
蒋介石唤来了陈立夫，现在他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兼秘书处处长，询问四期生分配情况，其中专门提到了林彪。
陈立夫这时已经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特工的天分初步有所显示，心思极为精细，他报告说：“立夫明白校长的意思，对那林彪有过调查，据说此人可能是名共党分子，他的一些亲戚可能还是中共重要人物，因此将此人放在校长身边怕是不妥。”“这黄埔岛都成了共产党人大本营了。”蒋介石狠狠道，他挥挥手：“此事到此再不用提了，我不能引狼入室，身边放一个异党分子。”
蒋介石与林彪谈话不久，林彪即向中共黄埔党团书记熊雄作了汇报，熊雄当时就明确作了指示：“你应该争取到蒋介石身边工作，那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陈赓同志离开了总司令部，我们的工作就削弱了许多，现在的机会难得，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开始了向右转，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其少受右派的唆使，维持国共联合的局面，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
然而，蒋介石的失信却将林彪满腔的希冀化作了冰冷的失望，还捎带着一些被人捉弄的怨恨，直到黄埔岛上空空荡荡，他才揣着毕业证书来到武昌，寻到曾在军校任过政治教官的聂荣臻。
聂荣臻热情地接待了林彪，他现在是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经他之手，林彪去了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从此人生展开了辉煌，其成长速度之快，让蒋介石也感到吃惊。
后来朱毛会师井冈山，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不幸牺牲，朱毛破格提拔林彪接替王尔琢团长职，成为红军的重要将领。看来林彪确是不凡，已经崭露头角，引起朱毛的重视，怕是今后要成为劲敌喽。
果然，林彪以后在战场上的表现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出江西，闹八闽，战长沙，威名震天下，已经是红四军军长，位列毛泽东麾下三骁将（另两位分别是伍中豪和黄公略）之一。1930年底，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磨磨蹭蹭，不敢进兵，就是慑于红军的威风，气得蒋介石指名道姓让湘军骁将张辉瓒充当先锋。
这张辉瓒曾在日本士官学校镀过金，自以为熟读兵书，就目高于顶，是个愣头青，硬闯进朱毛设下的陷阱，惨败于龙冈，本人被生俘，除逃出旅长薛岳寥寥数人外，全军几至覆没。
蒋介石这一惊非同小可，朱毛有多大胃口，能吃掉一个精锐师。他命令死里逃生的薛岳速来南京，报告战斗经过。
这薛岳可不是无名之辈，当年深受孙中山欣赏，与名将叶挺共同负责孙先生的保卫工作，北伐前就挂上少将肩章了。此人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个“稳”字，韧劲十足。南昌起义时，他率部在汕头堵截起义军，正面的对手就是天下闻名的叶挺，大战了一天一夜后，居然让叶挺束手无策，知难而退，可见此人确有真材实料，不是浪得虚名。
但是龙冈一战，却让薛岳魂飞魄散，至今提起来还心有余悸：“都说龙冈之败在于张师长中了赤军诱敌深入之计，职以为乃是赤军狡诈，我军前进时经过仔细搜索，发现民居空无一人，屋中灰尘厚积，厕中粪便干涸成结，可见至少有半月无人到此，这才不担心赤军埋伏，放心前进的。”
蒋介石听得很仔细，他在心里判断，朱毛是全军统帅，负责制定总的战略，像这类的细节，大概不会具体过问的。他突然想起了林彪，此人脑袋瓜子从来转个不停，事无巨细，像这样的鬼点子，怕是只有他才能想起来。
蒋介石猜得没错，林彪一向多疑，因此他也考虑到别人的多疑，于是布下了疑兵阵，于战前专门布置战士收集粪便晾干，当时许多人都不解其用，还有过一阵议论和猜测呢，谁知却把张辉瓒糊弄上了不归路。“张师长被困龙冈时，你在哪里？为什么见死不救？”蒋介石眼神里射出了凌厉。
这个罪名薛岳担当不起，他连忙为自己辩解：“张师长被困时，职率五十二旅正在张家车一带，也遭到林彪的部队攻击，这林彪鬼诡异常，对张家车围而不打，只是牵制，我军若出援，则半道截之；若固守，则在龙冈解决后合力攻张家车。是以职欲进不能，欲守不能，最后冒险突围，仅以身免。据说，林彪的这套打法，甚得朱毛之欣赏，以为比原先制定的作战方针要高明。”
听到这里，蒋介石倒抽了一口凉气，林彪用兵之灵活，让人叹为观止，假设他是薛岳，也是没有办法应付的。所以，在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战役前，他特地叮嘱爱将陈诚：“根据以往作战经验，朱毛多是随林彪的部队指挥作战。林这个人爱动脑筋，打仗不拘一格，神出鬼没，辞修（陈诚字）要多加小心。”
陈诚很快就吃足了苦头，林彪在朱毛的指挥下，那仗打得精彩纷呈，瞻之在左，忽焉在右；瞻之在东，忽焉在西。陈诚刚刚在富田揪住红军主力的尾巴，一转眼，林彪却在百里之外的百花洲发难，吃掉了上官云相的两个团；待气喘吁吁赶到百花洲，龙冈守将周浑元又急电求救，说林彪在山下叫阵。这次陈诚长了个心眼，没有轻举妄动，判断着红军的真实作战意图。他还没有理出头绪，蒋介石又来电告之，赤军已北向朝抚州方向进兵，在黄陂一举消灭毛炳文的四个团，眼看着就要冲出包围圈。
陈诚不敢怠慢，星夜直奔黄陂，同时电令右翼部队由北向南与己部会合，实施南北夹攻计划。一路上，陈诚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想这一次朱毛红军，包括林彪在内，怕是无处藏身了。
待他赶到黄陂，哪有红军身影，一直追到临川，空军侦察机才传来确切消息，红军早转移至兴国的枫边、白石一带。整整半个月啊，陈诚带着部队在崇山峻岭中白白转悠了一大圈，身劳体疲，早丧失了战斗力，这第三次“围剿”也只能是草草收场了。
但是，陈诚没有接受教训，虽然说师劳无功，毕竟没有损兵折将，所以他的口气还挺硬。
1932年底，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战争即将开打，陈诚又忍不住主动请缨，杀向苏区。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没想到蒋介石第一爱将陈诚竟在林彪手下走不了三个回合。于是曾扩情献计诱降林彪，却是碰了个钉子。然而林彪却是心里很受用，以为蒋介石承认了他的价值。
此战，蒋介石志在必得，他兵分三路，陈诚担当中路军总指挥，负责主攻，调集兵马达12个师，16万人，其中包括后来名列国民党“五大主力”的第十八军，它下辖三个基干师，分别为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其中又以第十一师为全军之冠。
这支队伍实力不同凡响，兵精马壮，器械精良，那时候机关枪刚进中国，而该部已经普遍配备上了。军中著名战将有霍揆章、肖乾、黄维、夏楚中、李及兰、彭善、陈烈、胡启儒、方天、宋瑞珂、方靖等等，都来自黄埔，他们有的与林彪还是同窗，当年一起滚大通铺的。
出征前，蒋介石专门去了十一师视察了一番，很满意，陈诚治兵一丝不苟，他挑不出毛病。但有一个现象让他奇怪，每位士兵腰上都系着一根绳子，他不解是何用处。
陈诚很得意，“校长还记得学生向你保证过，要将林彪捆着来见您，我是怕战场上抓得赤军俘虏太多，到时候没有东西捆绑。”
这类话蒋介石最爱听了，“好啊，想得周到，祝你旗开得胜！还是那句话，注意林彪，他是战争的具体指挥者，大意不得。”
林彪最近的心情也很不错，红军刚经过整编，他升任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成为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构成了红一方面军的两大主力板块。为了加强这支红军主力的领导力量，中央又调聂荣臻为政委，陈其涵为参谋长，这两人都是从黄埔出来的，聂荣臻与林彪有师生之谊，而未来的共和国上将陈其涵则担任过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后转到地方上工作，蒋介石一直没有忘记他，大革命失败后还从南京专门写信给陈其涵，邀他担任侍从室主任，这可是非同小可的诱惑，但陈其涵却不为所动，冷冷地拒绝了。
红一军团下辖的两个军分别是红四军和红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也大都是黄埔同学，红四军军长王良是黄埔六期生，参加过秋收起义，不久前不幸在漳州战役中牺牲。而该军政委罗瑞卿则是王良的同班同学。
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虽不是黄埔出身，但该军的政委却是正宗地道的黄埔一期生左权。
他们也盼望着和陈诚交手，试一试孰高孰低。
大战当前，林彪却很谨慎，保持着低调。两道浓眉紧锁，满脸阴云密布。凡有人来请战，他都是泼冷水：“去，去，去，别乱弹琴。这十一师不好打，你没有钢嘴铁牙休想啃动它的。”
林彪的老部下黄永胜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当年打陈诚有过回忆，他说：“那时部队求战热情很高，但林总却常说他下不了决心，因为我们过去对付的都是国民党杂牌军，十一师才是蒋介石的精锐中的精锐，是王中王。许多人都不服气，争着要打十一师。后来我们才懂得，林总用的是激将法。”
把部队的火气煽旺了，林彪这才吐口，说是先拿五十二、五十九师祭旗，打赢了才有资格打十一师。此语一出，红一军团上下摩掌擦拳，恨不得立刻开打。
话说两军对垒，各展手段，陈诚也不是浪得虚名，行军布阵极具章法，部队首尾呼应，左右照顾，如排山倒海当头压来，红军竟一时寻不出破敌良策。
林彪的脑袋瓜子像风车一样转个不停，他居然想出了一条妙计，故意让一份文件落入了陈诚之手，内称红军集中力量打南丰，只在黄陂放两个团作监视掩护之用。
此时，因为“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由刚刚进入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负责指挥红军的战斗。周恩来认为林彪此计可行，“兵不厌诈嘛”。于是调动红军主力全力攻南丰，造成假象。
这一手果然奏效，陈诚急电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让其速奔黄陂，先吃掉红军掩护部队，然后相机解南丰之围，里应外合，形成夹击红军之势。
眼看着敌两个师从阵中杀出，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力立即撤出南丰的战斗，昼伏夜行，潜伏至黄陂一带，就等着收网捕鱼了。
大战在即，林彪表现了他那特有的细心和审慎，静如山岳耸峙，动如雷霆奔涌，这是他的作战风格。他再一次亲自检查后将侦察员放了出去，并一再叮嘱部下胆子要大，动作要猛。这种大局着眼，小事着手的工作作风，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素养。
下面的战斗过程就不必赘述了，先是敌五十二师闯进了林彪设下的口袋阵，因为准备充分，不过三个小时，五十二师几乎是片甲不留。接着，林彪又率其主力，返身扑向已被红五军死死缠住之敌五十九师，合力将其擒下。敌军的两位师长都成了红军的俘虏。
接到五十二、五十九师相继被歼的消息，陈诚抱头痛哭。蒋介石也很不满，“陈辞修太轻敌了，我早提醒过他，林彪很狡猾，不易对付，如今果然付出了代价。”于是口授了一封电报，不免有几分责备的口气，其中有语云：“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一向与陈诚不和的黄埔一期生，军中骁将陈明仁落得看笑话，私下里和人开心地道：“那陈小鬼（这是白崇禧给陈诚起的绰号）的能耐就是如何讨得校长喜欢，眼高手低，轻视天下英雄，林彪这一仗打得好，好歹杀一杀陈小鬼的傲气。”
黯然丧魂之下，陈诚也感到没脸见人，书曰：“诚虽不敏，独生为羞。”为雪耻辱，他下令第十一师在友邻部队策应下，向根据地纵深推进，其整个作战队形宛如一字长蛇，而第十一师则为蛇腰，进至草台冈、东陂一带。
林彪鼻子里冷哼一声：“用兵之道，不浮不躁。这陈诚只输了一阵，就沉不住气了，哪还有一点大将的风度？”他建议红军立即出击，攻击十一师。周恩来、朱德当即拍板，下达了作战命令：“红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夹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20日夜间，林彪、聂荣臻率部进入阵地。拂晓时战斗打响，果然是王牌中之王牌，十一师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对进攻的红军进行狙杀。敌人的飞机也来助阵，炸弹鱼贯而下，林彪和聂荣臻都在前沿阵地，一颗炸弹下来，把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震下山坡，聂荣臻也被气浪推倒。一阵硝烟过后，他们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继续指挥战斗，大有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之镇定。
尽管十一师困兽犹斗，却难敌红军之奋勇。这一役，素称蒋介石之嫡系，而陈诚靠之起家的十一师只逃走不过一个团的兵力，师长肖乾被击伤，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五个团长被打死了四个。
陈明仁又一次看了陈诚的笑话，讥讽其为“猪头将军”，认为陈诚根本不了解红军的作战方法和特点，总是凭匹夫之勇，根本不是林彪的对手。
这一仗，在国民党军队中震动非凡，许多人都说，林彪能啃下十一师，那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所以，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战役前，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专门对林彪的战术特点作了研究。
蒋介石认为，林彪与红一方面军另一主力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是完全不同的作战风格，红三军团打的是气势，如同泰山压顶，慑人心魄。林彪则不然，打的是巧仗，“林匪狡猾无比，爱迂回，善穿插，不作正面硬拼，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诸位与其作战，切记要多动脑筋。”
红军到达了陕北，林彪却坐了冷板凳，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没想到平型关一战，林彪成了全国性知名人物，于是他改变策略，对林彪进行“捧杀”。
1935年10月，随着红军主力的撤出苏区，宣告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蒋介石侥天之幸，利用中共内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利用毛泽东被剥夺了领导权，利用红军的战略失误，终于赢了这一仗。他不敢大意，随即调动几十万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企图一鼓歼之，永绝心头大患。
这仗一开始打得颇顺利，谁知中共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红军立马恢复了昔日雄风，林彪也像过去一样充满了灵气，他的红一军团充当起突围的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当者披靡，巧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扬威直罗镇。处处都有红一军团的身影，都有林彪的身影。
说来也蹊跷，红军到了陕北后，林彪的名字突然在他案头的战报上减少出现的频率，直到抗日战争炮响，才又看到林彪身影。
1937年8月23日，中共在洛川举行会议，与会者围绕抗日的战略和兵力部署争论了三天。蒋介石也很关心中共这次会议的内容，一段日子后，他终于知道些一鳞半爪。戴笠向他汇报说，中共已经宣布将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分别以林彪、刘伯承、贺龙为师长。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的意见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也就是在整个战略布置下，八路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执行统一战略的灵活机动权，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向平原发展。所谓广泛的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广泛的游击战争，达到开辟敌后战场，支援正面战场，战胜日军的目的。
蒋介石心里一沉，恶毒攻击说：“什么独立自主，分明是军事割据，那所谓游击战，山地战，不过是保存实力。毛泽东不是好糊弄的，看来今后还得多费点心思。”他顿了一下，又问，“那其他人意见呢？”“据说林彪与毛泽东争论得厉害，他是主张以运动战为主的，说是以往在苏区，曾经有过整师整旅歼敌的经验和能力。”戴笠道。“我们的军队能和日军的战斗力等量其观吗？林彪这是好大喜功，是想通过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影响。我对他早有一比，是当代韩信，这里面有赞扬，是说他有军事天才；同样也是批评，这个人有野心，太精于算计。孔夫子言过犹不及。不过这样对我们不是坏事，要利用他这一点，达到我们的目的。”
再说林彪重新带军队奔赴前线。他渴望战场，渴望硝烟，渴望在那鲜血与生命的交汇中建功立业，扬名立传，青史留名。部队刚走到原平，就得到消息，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派出手下第二十一联队的两个步兵大队，直袭平型关，与大部队脱离了依托。林彪的眼光何等锐利，立刻把握住战机，在平型关设伏，美美地打了一仗，1000多日军全部葬身于异乡他邦。此乃中国军队自抗战全面爆发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史称“平型关大捷”。
捷报传来，蒋介石心中像打翻了的五味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中国军队打了胜仗他自然高兴，但那却是共产党的功劳，是共产党的荣光。聊以自慰的，就是林彪也算是黄埔出来的，说什么也还是他的学生。后来，他专门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他的情绪很激动：“从抗战至今，我军连战皆北，丢师失地，许多人都批评我们无能。我刚刚得到消息，说是在平型关中国军队终于尝到了胜绩，而且是我们黄埔出来的将领指挥的，可惜的是，这位将领不是在座诸位，而是林彪，是共产党，是四期生中的小字辈，凭着落后的武器，战胜了强敌。娘希匹，我一直弄不清楚一件事，许多人都说，黄埔最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了，我这里留下的人都属无能之辈，难道此言不虚？”
蒋介石这番话传到正在淞沪前线作战的陈诚、胡宗南、黄维等将领耳中，也不由地面红耳赤，陈诚连连摇头：“丢人啊，被林彪给比没了，如若再不能奋勇振作，打出我国军的气概，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胡宗南也是同样的感慨：“罢罢罢，我们现在就得准备拼命，校长待我们一向不薄，假如一味地给他丢人，真会让他失望的。”
知耻而后勇，在淞沪战场，黄埔将领虽然未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但也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军人的血性，虽败犹勇。
随着平型关战斗的尘埃落地，林彪又愁上眉头，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仗打得不轻松，八路军的伤亡也达到过千之数。毛泽东要是知道了这个情况该作如何感想？他可是在与林彪分手时一再交待要保存实力的，要坚持打山地战、游击战的。而平型关之战可是标准的运动战啊。“你这就不了解主席了，他不是一再强调灵活机动吗？及时地抓住战机，不拘一格，这才是灵活机动的真谛。放心吧，出了问题，我与你一起担责任。”第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安慰林彪道。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发来贺电，称此战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不久又将洛川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发展为：以山地游击战为主，亦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全国的媒体也对此战作了多篇报道，有的将林彪比喻为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霍去病，有的夸赞他是当代的戚继光，这些评论让他感到很受用。
但这些还犹嫌不足，他偏过头来问聂荣臻，当局对此战有什么反映。
聂荣臻抖着手中一大叠祝捷电：“这几天我们的收报员忙坏了，贺电如雪片一般地飞来，有蒋介石的，有武汉行营的，有阎锡山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各省军政机关也都凑了热闹。”
说起这些祝捷电，还有段故事，最初蒋介石不打算理会这件事，凡是共产党的胜利他都是要嫉妒的。侍从室主任陈步雷却是提醒他：“面子上的事还是要做的，再说八路军在名义上也是您领导的，不然外界会批评委员长没有容人之量的。”
蒋介石一想此话有理，他不能授人以柄，让人感觉到他的小肚鸡肠，于是再不吝啬赞美之词。
不久，林彪在一次观察地形中遭友军士兵误伤，生命垂危。
林彪负伤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可惜啊，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却折了一员大将。”话虽如此，但心里却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不仅是幸灾乐祸，他还不怀好意，想借此挑拨中共军队与晋军的关系。蒋介石表现出很关心的模样，饬令阎锡山严查这一事件，并追究责任人。同时专门致电，对林彪进行慰问。
躺在担架上的林彪虽然处于半昏迷状态，但他努力使自己绷紧警惕，指出，自己是被误伤的，就不要追究了，免得破坏与友军的关系。
听说林彪负伤，毛泽东很是心疼，林彪参加革命早啊，上井冈山的时候，不过20出头，在毛泽东的眼里，确实像个娃娃。另外，他机灵聪明，善解人意，又富有军事才华，所以毛泽东自然对他青睐有加，器重有加。现在林彪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使毛泽东对他的一些看法早不翼而飞，于是立即与苏联方面联系，向斯大林求援，无论如何要挽回林彪的生命。
林彪这一去就是将近四年的时间，这四年，对日战争打得惊心动魄，却看不见林彪的身影，人走茶凉，蒋介石也快要淡忘这个曾经名噪天下的学生了。
重庆会谈，师生再聚首，各怀心机。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身边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切里潘诺夫，此人曾在黄埔军校创建时任教官一职。别看蒋介石对苏联充满仇恨，但对切里潘诺夫却极具好感，切氏极谦虚，对蒋介石也很尊重，军事上又有一套，所以蒋介石对他很器重，像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都邀请这位苏联顾问为他出谋划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形势顿趋紧张，不久切氏奉召回国，蒋介石大为不舍，在欢送的宴会上很有一点恋恋不舍的伤感。
切里潘诺夫对蒋介石的深情不免感动，他安慰说，中国优秀的军事家不在少数，如正在苏联养伤的林彪，此人因准确地预测了德军向法国进攻的路线（即绕过马其诺防线，从比利时方向进攻）而蜚声于苏联军界，对战略战术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擅长组织大的会战。据军界的朋友介绍，斯大林有心留下林彪，提出可以以15位苏联第一流的将军与之交换，但被毛泽东拒绝了。现在国共已经结成联合战线，如果林彪回国，可以聘请他到最高指挥部工作，“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林将军的军事水平让我们这些做教官的早望尘莫及了。”
这番话对蒋介石触动很大，斯大林何许人也？能对林彪也如此器重，那林彪一定很不凡了。于是他竖起了耳朵，留心着林彪的行踪。
1941年冬天，林彪从苏联养伤回国，中共方面立即通知国民党方面，林彪将途经西安转道延安，希望有关方面妥为照料。对此，蒋介石十分慎重，专门让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代理主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人称“西北王”的胡宗南飞了一趟重庆，面授机宜，交待了注意事项，另外又指示特工王戴笠专门赴西安负责林彪的安全，但戴笠的行动却是秘密的。戴笠是个人精，对于蒋介石的指示心领神会，甚至还有发挥。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接待林彪总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亲切随和，宾至如归。”按官场习惯，林彪应先拜会胡宗南的。但胡宗南却是移樽就教，轻车简从，来到了林彪下榻地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说是看望老同学。
从名义上说，八路军隶属第一战区，胡宗南为该战区副司令长官，是林彪上级，加上又是黄埔学兄，所以林彪一见面则按照礼数规规矩矩地行了个军礼。
胡宗南连忙抢上前去，抓住林彪的手，使劲摇了摇：“折杀兄弟了，尊贤不尊长，你是平型关大捷的英雄，我应该向你致敬的。”要说胡宗南如今也算得上是个人物了，开府封疆，率甲十万，权倾一方，但因为有了蒋介石的交待，加上他也是个军人，讲究的是战场上的真本领，惺惺相惜，所以他对林彪的尊敬亲热倒不是装出来的。
离开了西安后，林彪顺利地返回了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边学习边疗养，日子过得倒也轻松，但也很寂寞。恰在这一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相继和日本开战，中苏英美终于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英国人美国人都要求蒋介石集中力量抗日，不要再和共产党闹磨擦了。
蒋介石当然想将中共问题一揽子予以解决，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他想利用和谈不战屈人之兵，将共产党消弥于无形。因此通知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希望毛泽东来重庆，国共双方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将中国统一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
周恩来不敢冒这个险，蒋介石的信誉让人存疑，少帅张学良至今被囚，这是前车之鉴。所以他向中共中央建议，毛泽东称病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另选他人来渝见蒋。
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决定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出席谈判。
根据国共双方的安排，1942年9月15日蒋介石在西安会见林彪。14日，林彪从延安出发，谁知天公不作美，一场暴雨让林彪乘坐的吉普车抛了锚，这一耽搁不要紧，西安城里恼坏了蒋介石，15日等了一天不见林彪踪影，他冷着脸对胡宗南道：“我看林彪有点不识抬举了，我和他毕竟是师生，又兼领袖与部下的关系，却是这般地不懂道理，让长者尊者候他这个晚辈。”说着，拂袖而去：“让林彪去重庆见我吧。”
直到17日，林彪才气喘吁吁赶到了西安城。胡宗南见面就埋怨：“你们怎么搞的？做事拖泥带水，也没个准信。校长日理万机，却在这里白等了一天，昨天才去了重庆，那脸色可不好看。”
林彪这次误事不小，蒋介石得理不让人，林彪再求见，他却搭起了架子。陈步雷在一旁劝道，国共和谈事大，不要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蒋介石十分认真地说：“布雷先生是忠厚人，迂夫子，不懂得人性复杂。林彪少年得志，十分狂妄，我现在就是要冷落他一阵，煞其锐气，否则更不知天高地厚，目无余子了。”
直到十月中旬，蒋介石才答应会见林彪。
那一次会面是在重庆曾家岩张治中的公馆“桂园”，后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曾下榻于此。林彪由张治中领进了客厅后不久，蒋介石步履从容地从另一道门走了进来。待林彪向他敬过了礼，他一摆手：“都是自己人，不用客套。十几年了，师生见面不容易啊。”蒋介石说。
林彪连忙解释上次失约的原因。蒋介石又是一摆手：“不要紧的，你是我的学生，不要说因故失约，就是再有些什么，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你今天来，有什么话尽管讲，文白（张治中字）也不是外人，当年在黄埔，他也是你的老师。黄埔一系，同根相连嘛。”
林彪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也就是说要加强国共之间的合作。他从大革命的历史说起，论证了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道理。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措辞恰当，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半个钟点。
蒋介石心中暗暗吃惊，在他的印象里，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是个比较单纯的军事人才，并不热衷于政治。现在观来，这个人深藏不露，不仅有相当好的口才，而且对政治也不陌生。“当代韩信”，他又一次想起对此人的评价，而且越来越感到这个评价非常的符合林彪本人。
林彪也在琢磨着蒋介石，他这次来见蒋，也有想探探口风的意思。
于是，他也板起了面孔，向蒋介石传达了中共的意见，国共双方的合作必须真诚坦荡，不要一门心思搞摩擦，甚至不惜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如去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如果国民党一意孤行，那共产党也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林彪这番话倒也义正辞严，让蒋介石听得不耐烦：“虽然说你是我的学生，不妨直言，但有些问题不能一蹴而就，而且很复杂，需要慢慢讨论。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今后再约你谈一次。”蒋介石就这样将林彪打发了。
在重庆的这段日子，林彪没有闲着，遍访党国要人，这其中许多都是从黄埔出来的。一者，他要完成延安赋予他的使命，二者也想了解一些情况。对今后中国政局的走势现在谁也看不明白。
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接待了林彪，他对林彪很客气，“你们四期生人才多啊，比如胡琏、张灵甫啊，还有你们共产党中的郭化若等等，林师长当然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可惜啊，你们进校的时候，我正带着军队驻防汕头，对你们缺少关心，真愧为人师啊。”
林彪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默寡言，只是淡淡一笑。
他对陈诚的态度就不同了，因为陈诚是蒋介石手下的第一爱将，所以他的态度很谦恭。
陈诚却陡然想起了草台冈大败，于是没好气地说：“你们共产党就是不可理喻，蒋校长是国际共认的中国领袖，你们偏偏要捣乱，想自立为王。别人且不说他，你林彪也是从黄埔出来的，为什么还要和校长作对？”
陈诚的这种咄咄逼人，让林彪气得牙痒。知道与此人多说无益，于是告辞而出。心中却已经发了狠，有朝一日战场上见，他是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再一次与蒋介石见面，林彪再也没有好脸色，公事公办，他向蒋介石提出了中共的主张，据理力争，丝毫不让。蒋介石一时弄得很狼狈，顾左右而言他：“林师长不常到重庆来，这儿有不少名胜的，可以去散散心的。”
林彪正色道：“位卑不敢忘忧国，当此国家与民族正处于危难时刻，学生不敢留意山水，这也是在黄埔的时候，校长谆谆教导的。”
蒋介石被堵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在想：“这个林彪吃了枪药了，今天谈话为什么有如此火气。”因为不占着理，也因为对林彪还存有一丝拉拢之心，所以他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提供给延安一批药品和给养。
在回延安的路上，林彪一直闷闷不乐，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着走上战场。
黑土地烽烟四起，师生大斗法。蒋介石最终还是服气了林彪。他承认，林彪不是他最好的学生，却是黄埔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还是接着本文开头的话题，蒋介石听说林彪一行去了东北，大惊失色，以为东北从此无宁日。一口气派出杜聿明、石觉、陈明仁、廖耀湘等一大批战将，都属能战之士，以与林彪周旋。
战事最初进展得很顺利，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联手攻击，于1946年10月中旬一举突破了共军山海关防线，杜聿明得势不让人，命令衔尾急追。这时林彪刚到沈阳，无拳无勇，被杜聿明闹得个手忙脚乱。
延安方面也很焦急，毛泽东是有心与蒋介石在东北争个高低的，因此指示林彪准备在辽西与国民党决战，一箭定江山。
蒋介石也是急得上火，他就是要打林彪立足未稳，盼着与共军决战。他相信自己的实力，因为据可靠消息，共军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战争毕竟凭的是实力。
林彪最初也是按着延安的布置准备决战，但他的直觉告诉他，现在时机不成熟。故此，当我军主力梁兴初部迟迟未能赶到指定作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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