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墨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疯狂又脆弱 坚定又柔软试读：
代序
为什么她可以提起墨墨，我马上想到的词就是——小巧能干。
这四个字背后，是她的努力。这个人有多努力？我举两个例子。
她最早做我电影的宣传，是2006年的时候，但我真的认识她这个人，已经是2012年了。这中间隔了六年。前两部电影《宝贝计划》和《功夫之王》的工作过程中，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她用了六年的积累，让自己具备了更强大的工作能力，也让我在《十二生肖》时认识了她。
最早有为我写书的想法，是2012年我们一起去做慈善的途中，但她真的跟我商量这件事，已经是酝酿了半年以后。这半年间，只要听到我讲的故事，她就会先拼命记在脑子里，很晚收工回去，再趁热写下来。书的计划正式启动了，她才在每次聊天时打开录音功能。经过长时间的跟访、讨论、校对，《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出版时已经是2015年。
我六岁半开始演戏，十几岁就出来讨生活，见过的人无数，也练就了一些看人的本领。表面功夫最能骗人，一个人是否真的能做事，我有自己的秘诀去评判。多年来跟我工作的同事、合作的伙伴，都经历过我悄悄的观察和考验。
我为什么觉得朱墨可以？
看完这本书，你就知道了。成龙敢于归零
我习惯叫她“墨墨”，名如其人，她现在真的做了些笔墨之事，记录她的经历和她认为需要记录的人。在我心中她永远像个大学生，原以为是我和她因“大学生电影节”缘识，但后来想想是她保持下来的本真使然。
她在华谊干得风生水起时决定离职去英国游学，放弃别人奢求不得的工作而归零。这是我听到最多，又看到最少人做的事，墨墨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学成回来后依然做电影的事情，让我遗憾的是她没有回到我身边。可也许是她好的选择。
现在我们偶尔见面，她叫我一声老板，我还她一个拥抱。这份情谊是难得的。
墨墨，希望你永远白衣飘飘！王中磊2017年9月10日苏州到象山的车上每人自有一颗星
为了这篇序，本书作者跟我战斗了很久，最后一封关于此事的邮件，她下了最后通牒：“……出版时间已经从原定的9月开学季，变成了什么时候拿到你的推荐语，什么时候再往下推进。”
作者跟我的执拗从半年前开始，起因不是书的内容，而是我写不出序。我开始的推托是，自己提升不了书的分量，要说名人推荐，成龙大哥、王中磊老板效果更好，我就不吆喝了。其实书卖得好不好有出版社和作者负责，我这个理由确实牵强。朱墨不依不饶，威胁“每天到我家门口堵着”，说我逃不掉。过了几个月她又催稿，我说出真正的理由，因为没搞懂她的职场经历有何可写，不知怎么介绍。她回信说看到我的评语哭了一场，反问她的书“有这么差吗？”。几次交锋，我俩为了这事越来越尴尬，我再也说不出具体拒绝理由，就是赖着。她的尴尬写在表面，我则像被揭发了真面目，简单说是不近人情。
朱墨自称这本书记录了她的十年职业生涯，这期间我刚好是她的同事和领导，出于这个原因，她认为我的角色非比寻常。她希望有我的推荐语是理所应当的。但不知怎么搞的，回想起和她的共事，浮现的不是我教会了她什么，或我俩合作无间攻克了什么难关，而是她我行我素、脱缰演出的一些事例。这些点滴她书中有无体现，可以等书出版再瞧瞧。
认识朱墨的时候，她自称电影热爱者，学生时便热衷组织电影节，身边围绕着发烧友和刻苦的纪录片工作者，听起来是我比较熟悉的一类人。但据后来长期接触，她的电影口味极为“和谐”，有灵异、恐怖、惊悚元素的一律不看，科幻、动作的没听她提过，结局不美好的不看，画面脏乱差的不看，三挑四拣后，几乎可以归纳为，我爱的她都不能看。文艺欣赏各有各好，高兴就好，但长时间和你一起搞业务的人，审美各行其是，还是难免别扭的。这个反差，尽管从未浮出台面，或造成冲突，却提示了我和她其他方面的互动关系。
朱墨的爸给女儿取了好名字，能闻到字的气味，与人重名的概率也不高，姑且不论笔画五行是否讲究，挂这么个标签，人生是文艺的开始。朱墨说话、写字都是通顺的，是中等以上的通顺。我读过她写的新闻稿、家长里短的邮件，参加过她主持的简报会，她骂人损人我也见过，都是通顺的。我跟她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每人自有一颗星，各有各的轨道。我们在渺茫的概率中出现交会，好的时候相互闪烁取暖，也有暗黑过冬的片刻。她觉得工作过程中刻骨的事，我听着不痛不痒，这是彼此彼此，很多吸引我的东西她估计也不会买账。两个趣味如此不同的人，还能共事十几年，光说这机缘安排，已足以让人惊叹。
对书中故事的感受，争议可以暂时搁下，读者随后自有主张。我和朱墨为了书序的战斗，最后明显以她胜利告终。如果我的直觉算数，这场胜利预示着，未来，她还将迎来更多胜利。失败也会有，但更多是胜利。陈国富2017年10月13日自序我们可以这样生活
小时候，很多次坐在家里的小院子中，憧憬自己的将来。
那将来有点模糊，但又有点坚定，它是精彩的、美好的。那些无法具象的东西，一直模糊地存在于幻想里，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它们一点点变成了真实生活中的细节。此刻，回想经历过的和正拥有的，竟已大大超出曾经的想象。
想过有天会考上大学，却不曾想过能去遥远的伦敦，在全世界最好的学校里念书；想过会找到一份工作，却不曾想过这工作会让我如此大开眼界，跟曾经仰望的银幕传奇成为朋友；想到会挣一些钱，却不曾想过会在二十七岁就赚到第一个一百万；想到会拥有一些知己，却不曾想过他们是那么真诚而强大，足以成为人生依靠和指路明灯；想到会见识一些风景，却不曾想过有机会去巴黎、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布拉格、海德堡、赫尔辛基、圣托里尼，在欧洲游历一整年……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不曾想过的。比如为了考试和工作，长时间每天只睡三小时，精神紧绷直到惯性失眠；写稿写到腰肌劳损腰椎间盘膨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每天崩溃大哭；更不会想到遭遇朋友背叛，轻度抑郁，人生灰暗，暴瘦到三十多公斤……
果然，写起不开心的经历来，笔墨明显少了些。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况且活在这世上谁都不容易，没必要刻意去标榜曾经的伤疤，还是多分享一些“正能量”比较好。
因为工作关系，身边有太多优秀的写作者。其中一个朋友告诉我，你要在序言中告诉你的读者，他们能从这本书里看到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觉得很难概括。是“普通女孩成长史”，还是“职业女性上位史”？是“寒门学子十年求索”，还是“残酷职场十年回顾”？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在欧洲求学的那年，我曾无数次感叹过：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种活法。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让我们习惯按照既定规则完成人生，小学中学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拼命工作升职加薪，努力存钱买房，操心孩子教育和父母身体，伤怀曾经的理想再无机会实现……其实这些规则没有对错，只要能在过程中找到快乐和成就感，就是好事。
可是假如你对生活产生了怀疑的时候，请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怀疑。当你想要逃离既定规则想要反抗的时候，也不要轻易阻止自己的勇气。世界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你会看到曾经功成名就的人，如今隐姓埋名生活在某个边远小镇，也会看到伦敦纽约的年轻人，跟我们经历着一样的迷茫与不确定；你会看到地下通道里收入微薄但全神贯注的演奏者，如何感染周围忙碌穿梭的人群，也会看到站在金字塔顶的成功者，只能独自对抗严重的人生低潮……
最终我发现，很多问题都会归结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从小到大，我们一直被别人告知应该怎样生活。你应该好好学习不要早恋，你应该结婚生子，你应该与人为善，你应该不要与世界为敌。这些都是别人认为正确的东西。但我们认为正确的是什么？我们不应该只去做那些别人认为正确的事，去成为一个让别人满意的人。
高中时代，跟同学们讨论未来。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男生问，你觉得这辈子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是快乐。这句话看起来太无聊，却是多年来判断事情的唯一准则。
在城市里，要想维持基本的生活没有那么难。吃饭穿衣租房，我们都曾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一方天地。况且，如果物质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怎么还会有那么多有名有利的人，感到不快乐、不自由？
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它，就是我们自己。
抛却一切外在的东西，人终究只能和自己待在一起。如果内在的你跟外在的你不能握手言和，那么你的内心无法感到真正的安宁，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
我很喜欢日本的一类电影，如《小森林》《编舟记》《哪啊哪啊神去村》《机器人大爷》《百元之恋》《金色梦乡》。这类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里面的主人公都是入世的，他们生活在芸芸众生中，却不被周围环境影响，他们找到了真正想做真正享受的事情，并且一直坚持到底。这些事情足以带给他们内心的平静，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迁，他们只过他们想过的日子。
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曾经历过生活的窘迫，有些此刻依然还在经历着。说起那些没钱吃饭没钱坐车的日子，会有人问，那么苦，你们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家说，没有熬啊，那个时候很快乐。每天跟志同道合的好友混在一起，聊天、弹琴、唱歌、写文章、拍东西，一整夜一整夜地聊那些不切实际但无比美好的东西，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在人生每个阶段都会面临各种选择，没有谁能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决定。或许连“正确”这个词本身都是相对的。这时候，我们能够依赖的，只有直觉。人们总是说，没办法，我现在迫于各种压力，只能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等将来我有钱了有房了有车了，我一定要怎样怎样。可是我想说，人生无常，世事变幻，谁知道将来会如何，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做？
我们过得好不好，是否成功，别人无法衡量，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判断。一辈子的时光并不长，我们的青春那么短，要如何度过，才不会让将来的自己遗憾？如果我们能在人生各个阶段都找到真正想做的事，并且理直气壮地去坚持去完成，那你一定会体会到内心强大的力量，这力量足以让你感到快乐。说不定就在一直坚持的过程中，功名和利益也会随之而来。
实际上，我们身边很多获得通俗意义上的“成功”的人，他们往往都是这样做的。拍出大卖作品的新导演，在他们刚开始酝酿项目的时候，就算克服了无数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也不会有人相信这东西能卖十亿，就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开发出火爆游戏的设计者，一款游戏就能卖几千万让自己财务自由，当他们刚开始研发程序的时候，也不会预料到它会成为全民讨论的对象，他们专注的是自己深信且沉迷的内容本身，而不是别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世界上有一时得益的投机者，但这就像中彩票一样，不能把人生希望寄托在概率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更简单的路，可能就是像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一样，找到自己笃定有兴趣的、真正喜欢的事，不遗余力地坚持下去，享受这个拼尽全力的过程，不管有没有名利这个额外收获，起码我们首先会坦然并快乐。
我在伦敦读书时看过一支广告，里面有句话说There is no good time than the present（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了）。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你，不论现在是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日子过得是否舒心，我都想对你说，人生匆匆几十载，要为自己的快乐负责，如果有什么事你很想做，现在就去做吧，不要想太多。即使将来有一天后悔，也让我们为自己的勇敢后悔，而不是为自己的胆怯后悔。
这，也许是这本书可以与你分享的，唯一重要的东西。朱墨第1章那件我们不常提起的小事叫梦想复试结束那天，从北师大打车到火车站，准备回学校。就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看着窗外的美丽夜色，我忽然意识到，那个曾经模糊的理想，已经变得清晰起来。那个理想，与窗外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而我，一定要把它实现。北京，我把理想寄给你
你心中的理想忽然变得清晰的那个瞬间，是什么时候？
我，是来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的那天。
这本书的读者，可能你有过考研的经历，或者你正准备考研。尽管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有很多细节历久弥新，时常闪回到眼前。对我而言，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选择，也是现在一切生活的起点。
大二的时候，父母离婚。那年我十八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看来日子还在照常过，实际上很多东西都已悄然崩塌。我迫切地想找到逃离现实的出口。对于未来，原本一直懵懵懂懂，不知道想要什么，就是在那时候，决定考研。去北京。离开这个小城市。
那会儿很喜欢幾米的一段话——
那一刻，河对岸的烟火光彩耀眼，
震耳欲聋的声响，振奋着年少苦闷的情绪，
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瞬间出现又消逝的奇幻瑰丽。
然后想起我们迷茫的将来，想起我们如花火般的青春，
然后想起我们此刻灿烂的时光。
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是啊。与迷茫共存的，是对未来的无限想象。年轻就是本钱。在巨大的未知包裹下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灿烂时光。
大二那年暑假，离考研时间还非常久远，我就迫不及待地和两个室友一起来到北京，参加新东方考研的暑期补习班。那次对这个城市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们所有时间都待在玉泉山附近一个破旧的工厂区里，宿舍教室两点一线。
每个宿舍住着六个人，三个上下铺。由于床铺没有固定在墙上，所以不管你住上铺还是下铺，只要同床的人有一点动静，床就会晃得很厉害。刚到那儿的时候，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一晃就醒。后来因为学习强度大，必须早睡早起，也就慢慢适应了。
我本科上的是河北大学。因为高考分数比较低，没能进喜欢的新闻或中文专业，而是被调剂到了一个很冷门的专业——档案学。我很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我的未来。既然考研，自然就要换一个喜欢的专业。
不管考哪个专业，政治和英语都是要准备的。刚到大三下学期，我就买了一本厚厚的考研词典，迫不及待地开始狂背。每天在背包里装上随身听、日记本、一两张流行歌曲专辑，让它们和单词书、练习本、圆珠笔一起，开始陪伴我每天上下自习的生活。
关于学习，我有个不算秘诀的秘诀。当你面对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时，不妨先制订一个完全超负荷的计划。比如我的同学背单词，给自己的要求是每天十页。我就要求自己每天背完一百页。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惊悚，我就给自己洗脑说，必须要完成，一定能完成。
学习这件事，最难的是开始。不可能会有人一想到学习就兴高采烈，所有人都有逆反心理，想逃避，但你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那就不如化拖延为力量，去冲击一个非常凶残的目标。当你真的一天背完了一百页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巨大的。第二天，把前一天一百页里的生词复习一遍，再背一百页。
相信我，只要坚持过开头这几天，以后的计划就会出奇地顺利。你知道你在前面已经付出了多少，之后就不会忍心破坏已有的积累，只会有一种莫名的动力，促使你一直坚持下去。这件事跟减肥一个道理。很多人总是抱怨自己找不到学习状态，控制不住食欲和体重，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
那是2003年，非典是那段时间无法逃避的话题。封校、停课、定时消毒，加上新闻中一直在攀升的感染人数，一时之间，学校的气氛变得压抑而紧张，曾经人满为患的自习室，变得比宿舍人还少，这正巧给我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在教室找一个靠窗的位置，把窗户打开，风吹进来，实在很舒服。我的单词学习在这些微风的帮助下，进展更快了。
进入大四，课程变得更轻松，老师管得也不严。我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明目张胆地看考研的书。课间的时候，老师还常常坐到我旁边，看见桌子上摊着的考研英语、政治、艺术理论，不仅不怪罪，还兴致勃勃地跟我聊文学，现在想起来，真是感谢他。
父母对我考研当然是绝对地支持，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对我抱有很大期望，我也知道，没能上重点大学，他们有着和我一样的遗憾。我对自己说：这一次，一定要让他们替我彻底地骄傲。
大学毕竟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梦幻的地方，而爱情，仿佛是它永恒的主题。很可惜，在这样的世界里，我是个落伍者。身边的朋友成双成对，甜蜜得令人羡慕，她们甚至可以边交男朋友边考研，这种能力我是学不来的。太了解自己，一旦对某一样东西投入了真感情，就没有其他的精力去顾及别的。所以，这样的日子，有学习来填补生活的空白，过得反而快乐。
在二十岁的日记本里，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矫情”的话：一直相信上天已经默许给自己一个明亮而美丽的未来，因而剥夺了属于这个年龄的浪漫，给我一颗沉稳的心，在经历许久的累积之后，终究会破冰而出，像美丽的蝴蝶一样，飞向属于我的天空。
进入9月，在师姐李峥的鼓励下，决定考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学专业。
既跨专业又跨学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压力比其他同学大很多。师大指定的专业课本有十好几本，此外还要看大量的作品选和往年资料。同宿舍的室友，都是考档案学专业，专业课本只需要看两本，可以很从容地复习政治和英语，我则要拿出大量时间放在专业课上。
对于文学，尽管我有着极大兴趣，但终究只能算是一个门外汉，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都没有系统学习过，艺术理论和影视理论更是从零开始。我决定拿出两周时间突击专业课，于是故技重施，给自己定下任务：两周内看完八本专业课的课本并做出笔记。
现在回想起那十几天的经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晚上两点睡觉，除去吃饭之外，所有时间都用来定在书桌旁边。不和任何朋友联系，就一心一意地啃书本。有咖啡和音乐的辅助，看书的速度每天直线上升，到两周结束时，真的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了，还写出了七八万字的笔记。
专业课弄完一轮，再回到政治、英语。首先就是单词，尽管6月份的时候已经背完了两遍，但恐怕记忆已经模糊。时间紧迫，魔鬼计划再度登场：一周之内把整本词典再背一遍，并且做完八年的考研真题。为了保证完成计划，我六点半起床，在自习室泡一天，晚上回到宿舍再看书到三点半。
这样的日子，看起来辛苦，实际上却不然。文学与电影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美妙滋味，我徜徉其中，乐而忘返。一遍一遍地翻课本，记笔记，读大量的经典作品，时间也随之一点点过去。安静的小屋，香气四溢的咖啡，一篇篇华美的文字，组成了每个冬日夜晚必然的进行曲。
我无疑是在享受考研的生活，而不是痛苦地忍受。人生就是苦苦甜甜交织的情绪，在这不断流转的四季里，快乐、悲伤，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快乐。每天看着自己真实地付出，再在心底默默盘算着又与理想拉近了多少距离。那种感觉，很富足。再度翻开那时的日记，看见自己清清楚楚地写道：我愿以后的日子都能如此充实地度过，我期待一步一步走完通往彼岸的全部路程，我将全力以赴，一切只为考研成功。
黄昏时仰望天空，看着晚霞渐渐地熄灭，深蓝的天幕上，繁星一个个悄无声息地涌起。那是它们亿万年前的光芒，经过了那么深邃悠久的时空，走了那么远的路程，才抵达这里。在它们的默默凝视下，我恍然发现，所谓生命，原来只是太短的一刹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
在紧张与期待与无数次的自我鼓励中，终于等来了最后决战的日子。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坐在自己的书桌旁，看着面前一堆堆的课本与笔记，想到明天就要走向考场，想到这么久以来倾尽全力的付出，就要在此后的两天中得到证明，而结果却是那样地不可预知，我的情绪忽然崩溃，伏案大哭。
是压力，是紧张，又或者都不是，记得室友安慰我的时候，我一直重复着说一句话：准备了这么久，明天就要考试了……
那是2004年1月10日的早上。紧张的气氛开始弥漫在整栋宿舍楼，这时的学校已经放了寒假，留下的全是考研的战友们。大家心照不宣。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忐忑不安。
上了出租车，天色还有些昏暗，就这么出发了。现在回想起那四场考试，依旧记忆犹新。
政治还算在正常的心态下完成了答题，但是并不一帆风顺，我把三十四题的答案写到了三十二题的位置上。短暂的紧张过后，只好把它画掉，在余下的位置密密麻麻地挤上答案，心里还在担心着会不会影响卷面分数。
中午爸爸来考场接我，带我去外面吃饭，回来的途中有些耽搁，差点迟到。情绪一下子变得紧张。这场考试是英语，整整两个小时一直都处在手心出汗、思维混乱、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中，甚至交卷前的最后一秒都还在犹豫那几个选择题应该选什么，当时就知道，英语恐怕要发挥失常了。
两门专业课因为准备充分，所以答题比较顺利，但这两场考试简直是对手指的残酷折磨，想把所有题目都答得完美，首先面临的就是时间不够用，三个小时根本不富余。我的经历是：从一看到题目开始，手中的圆珠笔就不能轻易停下，大脑飞速旋转，一旦搜索到相关的资料和语言，就要马上通过手的运动转移到纸上来。设想一下三个小时不停地写，不抽筋才怪。最后一场结束，右手所有手指都已经磨得红通通，疼且僵硬，伸不直。
11日下午，从考场走出来的瞬间，心情无比轻松。回到家以后，身体却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一直以来超负荷地运转，让我在寒假大病一场。阑尾炎、发烧、咳嗽、扁桃体炎轮番上阵，持续了一个多月。
3月8日，北师大官方网站公布了初试成绩：375分。
分数本身是不错的，过线没问题，排名应该处在中上游。我却有点失望，英语果然发挥失常，影响了整体分数，没能进入最靠前的名次。接下来必须认真准备复试，拿个高分来弥补遗憾。而且，高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上公费研究生，能省掉每年八千块的学费。
于是，当大家都在轻松享受毕业前最悠闲的日子时，我又开始起早贪黑地上自习了。
复试那两天是另一种难忘的经历，比初试的时候更忐忑。你的竞争对手不再是一个个名字，他们都真实地出现在了你面前，表现差的就有可能被淘汰。笔试、英语口试、面试，一关一关走过来，对人的心理素质是不小的考验，好在准备充足，尽管难掩紧张，还是很好地完成了每一步。
4月28日，朋友通知我北师大研究生网站可以查询录取结果了。
我打开电脑，不过就是手指的几个动作而已，那个美丽的消息就赫然出现在眼前：“您好！祝贺您被我校录取为艺术与传媒学院的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于6月7日以后发放。如有不明之处，请致电艺术与传媒学院。”
我一阵激动，把那条消息翻来覆去地看，却怎么也看不够。因为复试分数高，我的总成绩很好，顺利进入了公费名单。不仅如此，当时我报考的导师是周星，每年都是考他研的人最多，在被录取的人当中，他只能选一部分，而我的导师那一栏，写的正是“周星”。打电话回家，父母那欣慰而喜悦的声音让我更加开心。
终于，一切悬念都有了答案，心情逐渐归于平静。回想准备考研的那些日子，想起那款粉色条纹的背包，那些被打上各种颜色标记的单词稿纸，那厚厚一摞专业课笔记，那一本记载了所有心路历程的日记本，那三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它们专属于我的二十岁，无比珍贵。毕竟，生命中永远有无数的挑战要面对，经过这一年，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去勇敢地尝试。
复试结束那天，从北师大打车到火车站，准备回学校。就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看着窗外的美丽夜色，我忽然意识到，那个曾经模糊的理想，已经变得清晰起来。那个理想，与窗外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而我，一定要把它实现。机会来临前，你准备好了吗
非常走运的是，我这辈子没找过工作。
每次听别人抱怨找工作的麻烦，对前途的不确定，在参加人山人海的招聘会后生出的幻灭和无力感，就会越发感到侥幸。尽管没参加过任何招聘会，但光是看网上那些图片，就知道那是一个可以把人摧毁的地方。
无论认为自己多么优秀，把你扔进几千人里面，你也会发现自己没什么特别。一瞬间，我们变成贴着价签，等待别人挑选的商品。况且同类商品永远都是那么多，谁也没那个自信一定会被选中。
没有开始找工作，工作就找上门来，这对当时还是研二学生的我来说，是很大的幸运。而那份工作竟然是在华谊兄弟这样的公司，对学电影的我来说，就更是天大的幸运了。这一切，还是要从来北京读研说起。
2004年，我来到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念电影学研究生，导师是周星。对师大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著名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正是由师大创办，而周星老师就是当初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电影节现在在业内已经是耳熟能详，很多导演和明星都以在此获奖为荣。对他们来说，这是大学生们给他们的肯定。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电影主流观众早就从三十多岁降到了二十多岁，大学生给的这份荣誉就显得更加重要，正所谓“得年轻人者得天下”。
时间倒回到当时，刚到师大不久的我，看着周围一切都新鲜。当初从家乡小镇到保定上大学时，已经觉得城市真大，等到了北京，才发现保定的大小跟它一比，简直就是小儿科。
北师大位于“新马太”地区，顾名思义就是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那时我们活动最多的区域，除了学校附近，就是西单的几个商场，动物园的批发市场，以及新街口那条街上的小服装店，时不时去附近挖掘一些好吃的小摊小店，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课堂上的经历则是五花八门地美好。师大艺术系的老师们性格各异，但都有他们的可爱之处。田卉群老师口若悬河，魅力十足，能把一部电影的解读讲出花来，让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真正认识电影世界的宽广；王宜文老师则是每讲一个精彩观点，都会说“这仅仅是我个人认为，你们可以不同意”，看到有同学因为片子闷而看得睡着，他会去悄悄地拉上窗帘，放低讲课音量；我的导师周星则是一上课先给大家发点巧克力，分享点糖果，再开始说话。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我还不知道学校有个大名鼎鼎的电影节。
有天傍晚，同门师兄崔颖发来短信，说在宿舍楼下，让我下去聊点事情。下楼之后，他直奔主题：“墨墨，新一届的电影节要开始了，今年是我来负责学术部，周老师让我在你们这届里选一两个新人加入，你有兴趣吗？”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就先以白羊座的直觉和冲动说：“好啊！我愿意！”后来从师兄这里，才慢慢了解到电影节的历史、组委会的构成、部门的分工、我们大家需要做的工作……这才反应过来，能加入其中是多么幸运。
每一届的电影节组委会，都由学院里的一位年轻老师作为秘书长，带领十几位研究生同学组成学术部、宣传部、外联部、短片部、办公室等几个部门，每个部门三到四个人，每个人最多干两届。也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升入研三的师兄师姐退出，同时都有研一的新人加入，部门的领导一般由研二的同学担任。
这个自成体系的传承方式，运转得很科学。对于刚加入组委会的新人来说，刚开始在课堂上接触电影的世界，就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跟这个行业打交道，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我所加入的学术部，主要工作包括组织评奖、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导演见面会、拟定主题调查问卷、撰写调查报告等。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评奖，这关系到那一年所有参赛影片的成绩。
电影节的评审团每年都会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来，三分之二是学生评委，他们是来自各地的大学生，三分之一是专家评委，是来自各地的大学老师。北师大作为参与的高校之一，也会选出一位专家评委和一位学生评委。
2005年的第十二届电影节，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北师大学生评委的身份，接待来自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老师及学生评委。看片及评奖的时间是一周，大家都在同一个酒店里，我需要负责所有人的吃住行，每天定时把大家带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片，由于时间有限，评委们一天至少要看四五部影片，是个不小的工作量。假如是上午刚起床的时间，遇到不好看的电影，就会看到很多人打瞌睡。看片结束，所有评审封闭讨论，最终评出所有奖项。从这天起到颁奖典礼揭晓之时，我们要做好保密工作。
那一年的评奖工作结束后，我迅速归队，跟学术部其他同学一起完成了其他工作，包括冯小刚导演见面会、徐克导演见面会、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会，等等。从接待评审和评奖，到真正接触这些大导演，与其他部门的同学配合完成各项任务，再到最后所有人一起完成一台大型的颁奖典礼，这一届的电影节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工作、什么是人际关系、什么是团队精神。这些经验很珍贵。
转眼2006年，电影节到了第十三届。这一年，我作为前辈，成了学术部的部长。从搭建一个小团队，到学着做一个好的领头人，与其他部门同学更好地互动，与秘书长更好地配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历练。
那一年，除了精力旺盛，也有虚荣心作祟，在学术部的本职工作之外，我还兼任了十几场参赛片见面会的主持人。记得那时常常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在学校处理完工作，急匆匆赶到电影资料馆，上场之前，迅速跟外联部的同学确认今天来的主创团队都有谁、导演是谁、演员是谁、影片的基本资料是怎样，再把重要信息记在一张小卡片上，一边背一边站在台侧候场，时间一到，把身上的大衣转头塞给同学，深吸一口气，就上台了……
那一年的电影节是5月颁奖，典礼结束后，也就意味着这一年的组委会任务完成，我的两届电影节生涯到此宣告结束。下一年，自己就是临近毕业的研三学生啦。
很快就到了暑假，比起电影节时的疯狂忙碌，此时却是无所事事，天天睡到下午才醒，拿本书在身上，去附近的肯德基吃个快餐，回家继续宅着，日子有点空虚。
这样过了一阵子，有天正百无聊赖之时，电影节秘书长周雯老师打来电话，说她朋友是华谊兄弟的副总，最近刚好想要招人，问到她这儿，她就推荐了我。我心中一阵澎湃，压抑住激动之情，静静听她说：“我把她手机号给你，你跟她联系一下，看她什么时候方便见你。”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第一次跟重要人物联络，最好还是先发短信过去，简单自我介绍并说明事由，才合乎礼仪。当时还不懂这些，就按老师发来的号码打了过去。那时候刚兴起彩铃这东西，我还不太熟悉，只在听筒里听到了一个超具辨识度的浑厚声音：“喂，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吓得我赶紧挂了电话。哇，这不是葛优葛大爷吗？！怎么会是他接电话？难道是串线了？
惊魂未定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刚才的号码发来的：“朱墨你好，我现在上海电影节出差，回北京再联络你安排面试。徐立。”
7月的一天，再次收到徐立的短信。约我几天后的傍晚，在北太平庄附近一家咖啡厅见面。
那时爸爸每个月给我生活费一千块，比起大学时的五百块已经是双倍，我一直觉得很满足。平时穿的衣服一般都去新街口的小店买，单价不超过一百块，但为了准备这次面试，我特意去商场“斥巨资”买了几件新衣服，一件红色衬衫，一件白色无袖衫，一条淡蓝色牛仔裤，花了大几百块。
见面那天，选了白色无袖衫来搭配，觉得这样更像个学生。提早到达咖啡馆，等了一会儿，看到徐立朝我走过来，非常高的个子，满身散发着职业女性的干练和美丽。坐下之后直入正题，她当时除了任副总，还兼任电影公司宣传总监，此刻正是宣传部缺人，问我之前在电影节负责哪些工作，能不能写稿子等，我也一一据实回答。总共聊了大概二十分钟。
之后我就回家等消息，也跟周雯老师汇报了见面情况。大概一周后，收到了徐立的电话：“墨墨，我跟公司反映了你的情况，现在是这样，你的职位会是宣传经理，月薪是四千。如果你没有什么异议，下周一就可以来上班了。”
我拿着电话听筒，一瞬间愣在当场。
对当时的我来说，能去华谊兄弟这样的公司上班，不给钱也愿意呀，而且我从一开始就以为是去实习，结果原来是要给我一份正式工作？而且还有职位？而且还有薪水？！
尽管内心澎湃，我在电话里还是尽量平静地说：“好的，谢谢您徐总。”
2006年8月14日一早，闹钟一响我就迅速爬起来。穿的是那件红色衬衫，上班第一天，图个好彩头。
公司位于北京顺义郊区，除了自己开车的同事，大家都在城里几个不同地点等班车。离我比较方便的地方在三元桥，要先坐三十分钟的公车，下车之后再穿到街对面，沿路走到跟机场高速交界的地方，班车会在那里短暂停下，再带大家一起开上高速。
坐在车上的时候，依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竟然就这样上班啦？！
到了公司，公司的网管拿了一台笔记本过来：“公司给你的电脑还没准备好，你上午如果有需要就先用这台，这个同事上午不在公司。”我接过来，谢了他，心里默默地说，哇，公司好洋气，办公都用笔记本电脑呢。
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过来，自我介绍说是行政部的同事，放了两份东西在桌子上：“这是合约，你看一下，如果有疑问就找我，如果没有疑问就签完之后给我，我来加盖公司公章。你还没毕业对吧？那毕业证、学位证就等明年毕业后再提供给公司。”
我又愣在当场。上班第一天就签正式合约？不需要先“考察”我一段时间吗？
就这样，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花了一秒时间考虑，就郑重在合约上签上了名字。签完之后才跟爸爸、妈妈、周星老师、周雯老师做了汇报。
现在看起来，这个决定特别简单，肯定签啊，有什么好犹豫的？但当时大家找工作有个重要因素得考虑——北京户口。所有人包括学校老师总在强调户口的重要性，尤其对从外地来北京读书的女孩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搞定了户口，将来结婚啦生小孩啦小孩上学啦都有很多好处（当时还没预知到后来北京户口会对买房买车造成关键影响），也确实有很多师兄师姐在毕业后，选择先去事业单位待一两年，等把户口解决了再换别的工作。
华谊这样的民营公司是没办法解决户口的，而我拿到的合约写的是签约一年，一年后双方若无异议则自动续约一年。当时是8月，一年以后的8月我已离开学校，这就意味着一旦跟华谊签约，就等于放弃北京户口。
尽管如此，我还是只考虑了一秒就签了字。管他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从那天起，一直到2013年8月辞职去伦敦念书，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做了整整七年，而华谊兄弟也给了我的职业生涯一个最好的开端。谁人年轻不菜鸟
初入职场，是我们人生的重要阶段。从那时起，我们彻底脱离了父母和老师的控制，但也彻底脱离了他们的保护，这种感觉有点迷茫，也有点刺激。
到公司上班的第三天，就赶上了“华谊兄弟成立十二周年”的大活动。去到典礼现场，看着明星们在周围穿梭来去，同事们各司其职，每个人都非常专业的样子，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抑制不住地激动。
又过了几天，冯小刚导演的《夜宴》进入上映前最重要的宣传期，马上就要展开数个城市的巡回路演。我作为宣传部新人，也进入了出差名单。那时的我，大城市只去过北京和上海，飞机都没坐过几回。得知即将跟着大家去到广州、杭州、沈阳、西安等好多个地方，开心得不行。
去第一站广州的飞机上，我特意选了靠窗的位置，拿着数码相机不停地拍窗外大朵的云彩。抵达住处之后，是当地的五星级酒店。这是华谊多年来的好传统，同事们的出差待遇都不错，多数时候大家都是去做影片的宣传，电影主创住哪里，工作人员就住哪里，因为有常年的合作关系，酒店的价格也不会高得离谱，但这会让所有的同事心里很舒服。毕竟所有脏活累活都要靠大家去做，如果在这些吃住行的细节上让大家觉得被“歧视”，是得不偿失的。
电影路演宣传的行程都会安排得很紧凑，基本上一天一个城市。早班飞机出发，中午抵达，午饭后做发布会和媒体访问，晚上带着主创连跑数家影院，第二天又是一个新城市。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我都是晚睡晚起的生物钟，这下被迫彻底调整，早上闹钟响起的时候，常常不知身在何处。这种身体上的累和心理上的兴奋，构成了我对职场的最初印象。《夜宴》巡回宣传结束，大部队回到北京。尽管电影创下了当时冯小刚导演个人最高票房纪录，但在评论上却遭遇到很多质疑，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集结号》开始了筹备。
电影开始筹备不久，就听说公司要把我派去驻组。所谓驻组，就是安排工作人员进入剧组，跟随整个拍摄过程，负责收集未来可用的宣传素材，其职责包括记录花絮故事，撰写跟组手记，主创随机访问，随机拍摄有新闻点的图片，配合有可能举行的媒体探班等。
照理说，那时我刚到公司上班两个月，作为宣传部里最资浅，又主要负责文字工作的人，去驻组锻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仅能迅速了解电影拍摄过程，对自己专业能力的提高也会有很大帮助。以公司领导的立场来看，这是重视我的表现。
可是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我却一下子颓了。原因实在是难以启齿。一是因为长到那么大，从没单独出过远门；二是因为特别怕冷，《集结号》大部分外景地都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一想就要崩溃。
有天下午，老板王中磊刚好来楼下找人说事，路过我的工位，走过来说：“怎么样？你这就快被我们发配到东北去了，可要多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我脸上笑嘻嘻地说“好的”，心里却在滴血。下班之后直奔商场，羽绒裤、登山手套、大棉靴、大棉衣买了一堆。
出发前一天晚上，在家收拾行李。边收拾边跟男友唠叨：“我不想去东北，我不想去驻组……”越说越觉得委屈，干脆“哇”地号啕大哭起来。男友对我的情绪失控早已习以为常，淡定地过来安慰：“别哭别哭，去看拍电影多好玩啊，等你回来就能学会好多东西啦……”
哭了将近一小时，知道再哭也没用，明天还是一样要去坐火车，也就抽抽搭搭地作罢了。
第一站是江西婺源。按照拍摄计划，大队要先在婺源拍摄江南行军的戏份，然后再集体转场到东北。跟我同行的是《集结号》的外聘宣传何老师，一位很资深的记者。我俩在这之前也不熟，在火车上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抵达婺源，那是一个四处都弥漫着雾气的南方小城。剧组有车来接，很快就到了酒店。当时刚好是午饭时间，看到张涵予也在吃饭，何老师过去打招呼，张涵予特别江湖大哥地招呼道：“来来来，别站着，先吃饭先吃饭！”
当天晚上，制片部门通知我们去导演房间一起看粗剪片段。接到这个通知我简直受宠若惊，心说：“哇，我居然可以去看冯小刚导演的粗剪了。”这对一个学电影的研三学生来说，着实不是件小事啊。
推开房门，看到床上椅子上地板上都坐了不少人，我蹑手蹑脚地溜进去，也坐在了地上。电视里播放的正是这两天拍摄的行军段落，大家都看得很认真，我也煞有介事地盯着屏幕，然而不知不觉间，一种奇怪的不适感开始涌了上来……
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无法形容是哪种不舒服，周围都是认真看片的剧组同事，我只能命令自己先冷静，尽量用意志力压制住不适感，但显然这是徒劳的，几分钟之后，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发抖，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渐次蔓延开来，为了避免一会儿闹出更大动静，我轻轻坐起身，从房间慢慢地爬了出去。
爬出导演房门，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从五脏六腑到骨头血肉都在剧烈颤抖，我正面贴着墙壁，两手扶着墙慢慢起身，花了好像一年那么久的时间，一步步挪回了自己的房间，好在走廊里面没有遇到人，不然肯定会吓到人家。终于回到房间，赶紧钻进了被窝，迷迷糊糊地躺下。身体还在颤抖不止。
不知道过了多久，何老师在外面敲门，门是虚掩着的，我赶紧请他进来。“看完片子就找不到你了，没事吧？”他走近一看，发觉不对劲，看我嘴都在发抖，说不出完整的话，摸我的头，很烫，他也慌了，赶紧找制片部门的人过来。
再后来我只记得被人抱着上了剧组的车，直接开到婺源县医院，在急诊处量体温，41.5度！尽管当时已经处在半昏迷状态，也清楚这温度有多惊人，心里还是暗爽了一下，“我居然可以烧到这么高温”。后来感觉自己被扔在急诊室门口的椅子上很久，当然也有可能当时已经糊涂，拉长了时间概念。只记得大家在旁边七手八脚地办住院手续，我靠在椅子上，居然还有力气跟人发脾气：“这医院怎么能这样？我都烧成这样了，为什么不能先找张床给我躺着？”
进了病房，也不管被褥到底干不干净，能躺下就是好的。医生护士们依次进来，血压、心电图、抽血，何老师在旁边陪着我打完点滴才回了剧组。我折腾了半个晚上，加上高烧的作用，没顾上多愁善感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制片部门两个大哥来医院慰问病号，看我精神好了很多，就调侃道：“姑娘啊，你现在在剧组出名了知道吗？大家都知道总公司派了个女孩过来，到这儿还没见着人呢就住院了。我们给你安排的房间多好，你一下都没住，非要来这儿住病房……”
我躺在病床上嘿嘿笑。聊了几句，两位大哥要回去工作，留下何老师照看我。“何老师，我想回北京。”“行，回去也好，就你这个身体状况也去不了东北，到时候再冻出个好歹来。”“你能帮我查查机票吗？”“你只能先坐车到景德镇，再从景德镇坐飞机回北京。我看看，这飞机隔一天才有一班……今天晚上正好有一班！”“我要坐这一班回去！”“可你现在这个情况，烧也没退，自己坐飞机行吗？”“没问题，只要让我尽快回北京就行了。”“好，我跟公司说一声，给你订机票。”
当天傍晚，我回到酒店，把本来要去东北穿的一大一小两件羽绒服都套在身上，拖着大箱子在婺源上了出租车，出发前往景德镇。当时体温39度左右。
出租车穿行在微微起雾的国道上，两边都是类似徽派建筑的民居，好美的烟雨江南，自己却像个粽子一般，半死不活地靠在后座，真是难得的人生经历。
车在半路停了。
司机下了车，跟对面来的另一辆出租车商量着什么。当时已是夜里，窗外也已经黑了。有那么一瞬间，我真觉得自己要被卖到深山里面了。可当时我一没力气逃跑，二也还对人性的美好抱有一丝幻想，于是就紧紧盯着窗外的他们，心里盘算着假如一会儿有问题要怎么应对。
过了一会儿，司机回来了，用夹着方言的普通话跟我解释，他想早点收工回家，对面那司机愿意跑一趟景德镇，我只需付这半程的车费给他，剩下的付给那人就好。
还有这样半路上倒卖乘客的？
我将信将疑地下了车，看司机把箱子挪到对面车上，俩人很熟络地说再见，这才稍微放下心来。
接下来的路程雾气越来越重，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我不敢睡觉，一直盯着窗外的路，或者看司机有没有打瞌睡，就这么一路心惊肉跳的，终于抵达景德镇机场。
登机的时候，机舱所有乘客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当时刚入秋，大家穿的不过就是长袖T恤加外套，眼前猛然出现一个套了两件羽绒服、捂着大棉帽子的人，能不盯着看吗？
顾不得这些了，随你们怎么想，老娘在发烧好吗！飞机起飞那一刻，我默默跟自己说：“我一定要活着回北京。”
深夜抵达荒凉的南苑机场，男友已经等在那里，把我接回了家。尽管还在高烧，心情却好了一百倍。吃了退烧药，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体温回到37度，整个人生龙活虎。
这一场来得快去得快的奇特病症，简直是个谜。后来我猜应该是自己的身体接收到了“不想去东北”这个强烈信号，自作主张演了一出高烧41.5度的好戏。
回到公司上班，老板在例会上故意问：“朱墨你不能去剧组是因为身体原因对吗？”我支支吾吾：“哦，呃，嗯，是……”然后赶紧羞愧地低下了头。过了会儿偷瞄大家的表情，一个个脸上都憋着笑。
这件事也着实被当成笑话，在冯导工作室和公司讲了好几年。“听说公司派了个驻组宣传来是吗？”“啊，对。”“人呢？”“回去了。”
……“谁是朱墨？”“就那个派去《集结号》剧组，第一天就病了，第二天就回来了的。一下现场没去，剧组房间都没住。”“哦，她呀！知道知道。”
……
直到前阵子跟陈国富导演吃饭，还被他拿来调侃，跟在座的其他人说：“其实朱墨刚到公司的时候，我的印象里是减分的，给她派去驻组居然还病了回来，也太娇气了……”
唉。真是出师不利，铩羽而归。“癫疯”时刻
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人生中那些重要的时刻，不一定是你在人前光鲜亮丽的时候，反而可能是你最灰头土脸的时候。
在华谊上班几个月之后，有天徐立把我叫去她的办公室：“墨墨，有件事情要告诉你，经过很慎重的考虑，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我决定辞职了。从2003年到2006年，正好三年整，也许到了离开的时候。”
我看着她的眼睛，眼泪掉了下来。徐姐说：“墨墨，不许哭。”
尽管刚进职场，但我毕竟不是傻子，能感觉到几个月来公司内部的人事斗争，有时候我们这些下属也会被波及。只是到了决定离职的程度，应该已经蛮严重的。
自那之后，骨牌效应逐渐显现。几个月之内，同事兼好友王瑒也辞了职，宣传部另一位同事调去了电视剧部门，还有一位调去了营销部。就这样，才来公司上班半年，好多事依然懵懂的时候，我的直属领导走了，同事们也都走了，我成了宣传部唯一一个小萝卜头。
不知道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是不是会等待公司安排新领导过来，自己就先拿着工资混日子，但这不符合我的性格，眼看有很多工作需要人做，干脆静下心来，用仅有的经验思考过后，把急需做的事情分了几类：
第一，尽快与全国媒体建立联系，瑒瑒作为之前的联络人已经离职，我需要让所有记者知道今后关于华谊的事该找谁；第二，手头两个项目《天堂口》和《集结号》的媒体合作需要及时展开，拖着就会错过最佳谈判时机；第三，6月要安排《功夫之王》在横店的媒体探班，接着是《集结号》和《天堂口》在上海电影节的宣传活动。
说干就干。没有直属领导，也就意味着小事可以自己做主，不需要跟谁请示。
先按照媒体名单给所有记者发了邮件：“您好，我的好朋友王瑒已经于×月×日离职，今后有关华谊兄弟电影的媒体事务可以与我联络，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谢谢。”这封信的原版现在还躺在旧电脑的草稿箱里，是个小小纪念。
跟所有记者建立联系之后，其他几项工作也陆续展开，没人管没人教，就自己摸索着做，遇到不明白的就问瑒瑒，她每次都细心解答，到今天我们已经是超过十年的好友。小事自己做主，遇到大事就写邮件问老板和陈导，他们也都会迅速反馈。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的工作技能和经验突飞猛进。
不久之后的4月，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迎来了第14届。我作为两届组委会的“老人儿”，这次是以全新的身份——“参赛片片方代表”参与其中。终于可以在内场座位上安心做个观众，看着师弟师妹们穿梭来去地奔忙，心中涌起许多感慨。当场内直播倒计时响起，开场舞音乐开始轰鸣时，我已不由得热泪盈眶。
还记得自己如何像个小粉丝一样，凑在那些大导演身边合照；翘首盼着看到一个个明星，打电话给爸妈告诉他们记得看电视直播；每一次颁奖典礼结束之后，跟组委会的同学们拥抱大哭，庆祝完成了那么多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时的我们热情高涨，单纯可爱。如今仅仅一年过去，自己俨然变成了一个专业工作人员，在现场表现得冷静而淡然，这种成长，正是成长本身该有的样子吧。
与此同时，毕业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尽管已经在华谊工作了好几个月，但我依然是个北师大的研三学生。毕业论文是用平时工作的间隙完成的，标题叫作《华谊兄弟与新画面之营销对比》。这个题目是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设定的，当时，与冯小刚合作的华谊兄弟，与张艺谋合作的新画面，是两家最具代表性的民营电影公司，常常会轮流登顶年度票房冠军，两家公司的不同之处有很多，具体到我的工作领域——营销宣传，风格也是很不一样，值得分析。后来，我还把装订成册的论文郑重地给老板交了一份，他脸上的表情分明写着：“哎哟喂，看不出来啊！”
毕业答辩那天，提前跟公司请了假。早上六点多起床，八点前准时赶到学校。上学的时候都是睡到中午才醒，鲜有早晨起床溜达的经验。那天发现早上的师大是那么热闹，很多家长开车送孩子去幼儿园，学校里竟然还会堵一会儿车。忽然有点遗憾，以前错过了那么多校园里的清晨。
答辩的地点是艺术系的202，正是我当年来复试的房间，有那么一个瞬间，我恍惚回到了三年前的春天，推开202的门之前，曾经深吸一口气，跟自己说，你一定可以……
周星老师邀来的答辩老师都是大家喜欢的，整个答辩过程气氛一直很活跃，老师之间互相开玩笑，探讨论文内容，一点都不学究。我的答辩时间是下午，阐述论文、老师提问、准备答案、回答问题。进行得很顺利，老师们对我的文章给了很高的评价，据同学说，在我答辩的时候，所有老师是最认真听的。窃喜。
其他老师在会议室评议的时候，我们和周老师在外面聊天、拍照。等到再次进入202时，就是宣布结果的时候了。当老师对着第一位同学宣布出“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答辩，建议授予硕士学位”时，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很平常的几个字，在这样的时刻说出来，有那么沉甸甸的意义。怕周围的同学看到，只好使劲抬抬头，尽量保持微笑。终于轮到自己，老师们说我的论文是“优秀”。
当天，所有同学全都顺利通过。202瞬间从答辩会变成了喜乐会，大家摆出各种pose在“2007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条幅前拍照。出了艺术楼，就在当年第一次来师大停车的地方，给爸妈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学业就这样圆满完成了。
晚上，搭王宜文老师的车回家，在过街天桥买了一束太阳花送给自己。即使回家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但这一天的好心情是无可取代的。
标题所说的职场“癫疯”时刻，就出现在毕业后不久。
每年6月都有上海电影节，那一年公司有两部电影要亮相，《集结号》和《天堂口》。两部戏的主创齐聚上海，有冯小刚、吴宇森、舒淇、吴彦祖、张震、刘烨、张涵予、邓超、廖凡、王宝强、李晨等一众明星，他们除了参加开幕红毯之外，还要参加我们为这两部戏举办的宣传酒会。在这之前，公司还决定借着电影节的契机，安排《功夫之王》在横店的媒体探班。这次探班的阵仗非同小可，成龙、李连杰两位功夫巨星首次合作，他们俩和导演罗伯·明可夫（《狮子王》《精灵鼠小弟》的导演）、刘亦菲、李冰冰等主创都会出场。
那段时间，我已经把“周一到周日每天工作到凌晨三点”这个节奏保持了两个月，有天甚至还收到老板半夜发的信：“墨墨，你不要再发邮件了，现在去睡觉。”
其实也不是刻意要这么用功，而是给自己排的工作一项接一项，确实做不完。我的性格不能接受拖拉，当天应该完成的事情，不能拖到第二天，这样下来自然就变成了连轴转。当时用的邮箱客户端是Foxmail，每当有新邮件出现，右下角就会有一个小框框冒出来。每次一边写着东西，一边看到那个小框框又出现的时候，心中就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现在看来其实有点病态。
出差去《功夫之王》剧组之前，想到从前期到后期如山一样的工作，我心里也开始没底起来。要知道，那时候的我不仅没有安排探班的经验，连现场接待媒体都是第一次。好在同事临时介绍了一个小女孩给我，说是这趟出差可以帮个忙，我赶紧答应下来。
之所以把探班安排在这个时间，是想借助上海电影节的平台。当时全国大多数记者都已抵达上海，只需安排大巴把大家送到横店，可以为公司省掉大笔差旅费，同时获得最大范围的媒体曝光量。由于《功夫之王》两位巨星的关注度，加上又是一部好莱坞大制作，媒体的热情相当高涨，报名人数创下了纪录。普通的电影探班活动，记者一般就是几十人，这一次光报名的就超过两百，还不算一些可能会临时出现的人。
关于这次探班，我要做的工作如下：提前对所有媒体发出邀请，记录好谁能来、谁不能来、谁要找人替他来，通知大家集合的时间地点，等等。同事提前帮我租了五台大巴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停车场，我当天要从北京飞到上海，直接在机场把所有记者带上大巴车，再出发去横店。发车前，要帮大家准备一些简餐和水，还要发放提前准备的新闻稿，当然这稿子也是我写的。
那天，我带着一个初次见面毫无经验的女孩，一起上了飞机。两百多个记者留的联系人电话只有我一个。我在飞机上就想，一会儿落地之后，手机将会迎来多么恐怖的狂轰滥炸。果然，从落地开机那一刻起，直到一个小时以后最后一辆车出发，我的手机就一直处在通话及不断被插播的状态，挂掉一个另一个马上打进来，周而复始。
我负责跟到场的记者一一确认姓名，签到，尽量记住他们的长相，女孩作为我的小助手负责上车发记者证、新闻稿、食物和水。因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