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文学史讲稿(智量文集，俄语翻译名家王智量多年讲义集成，全面了解19世纪俄国文学的必读之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智量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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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国文学史讲稿(智量文集，俄语翻译名家王智量多年讲义集成，全面了解19世纪俄国文学的必读之作！)试读：

《智量文集》前言

这部文集里收入的文字，是我1978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以后直到2012年间所写出和译出的东西中的一部分，按著作的性质分为翻译编、创作编、文论编和教学编。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和作协会员，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中，写过和翻译过一些东西，但是限于我的水平，这些东西只能说对同行的朋友们和对学生们有一点参考价值，也绝非全部都有这样的价值。因此这次出版这个文集，我并没有把自己写过和译过的东西全都收进来。比如在我大学学习阶段和此前所撰所译的东西，我给许多朋友的书和文章写过的推荐文字、序文和评论等等，全都没有收入。只希望这里印出的这些文字对于我的同行同志们、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和学生们能有一点用处。

在这里，我必须对养育我教导我，使我成人成材的我的父母、老师和许多学界前辈敬致谢忱，尤其是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期的恩师和同事们以及学友们，他们给予我的培养和帮助，我没齿难忘。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文集这项工作上给予我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我还要借此机会衷心感谢我的妻子吴妹娟女士，数十年来，我所做出的每一点成绩中，都有她的劳动和贡献。

敬请每一位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士，给我以严格的批评指教！智量2013年春于上海

一、绪论

1 概述

俄罗斯民族形成于公元8世纪至9世纪，与西欧相比历史较短，真正的大量优秀作品到19世纪才涌现出来。别林斯基说：普希金以前，俄国诗歌不过是欧洲诗歌的一个聪敏好学的小学生。

尽管如此，早在11世纪至12世纪，俄罗斯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所以说，俄罗斯文学也是有着自己的传统的。

俄罗斯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与西欧的不同，都有现实主义的成分，因此，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是有其历史基础的。同时，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比西欧的也有更强、更高的地方。一些杰出的、典范性的作品比西欧出现得还早，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0）和他的现实主义戏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比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雨果的《克伦威尔》（1827）都出现得早些。

从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看，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比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存在时间更长。19世纪下半期，自然主义、颓废主义和各种现代派思潮开始在西欧兴起，而俄国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仍在社会上起着重要作用，与沙皇的统治进行斗争。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较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明显的进步性和特点：

第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和俄国的解放运动与人民大众打倒沙皇要求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揭露资产阶级，比如狄更斯就直接描写了劳资矛盾。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针对君主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新兴资产阶级和腐朽的封建势力。

第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从《伊戈尔远征记》（11世纪）开始，到以后的罗蒙诺索夫、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爱国主义主题。19世纪中期俄国文学中力求冲破农奴制的强烈表现也是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的。

第三，俄国文学的人民性。所谓文学的人民性就是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风俗习惯、思想感情、理想、愿望和利益。文学的人民性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时期都有其具体内容，比如德国的海涅就提出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但是比较明显地提出人民性这个概念的是俄国文学。普希金、别林斯基往往是把人民性和文学的民族性结合在一起提，民族性即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人民性即народность。在别林斯基晚期的《论普希金》中清楚地提出，人民性，即“一个民族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特性。经过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发展，人民性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可替换的概念。这里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在19世纪前半期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下，与别林斯基相斗争的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教育部长乌瓦罗夫曾经提出，俄国民族的人民性表现在三方面：1.拥护沙皇；2.信奉东正教；3.顺从农奴制。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官方人民性”，或译“国粹”，显而易见，这是十分荒谬的。

我们说，俄国文学的人民性更多的是指文学的为民请命和人道主义。从普希金的《驿站长》起，写的都是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比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歌颂了农奴，托尔斯泰的《复活》写了革命家的受苦受难。

俄国19世纪文学的揭露性是其人民性的强烈表现，而且是直接针对农奴制的，比如果戈理的《死魂灵》。

与民间文学的紧密联系是人民性的又一表现。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充满了俄罗斯民歌的特点和色彩。在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中，民歌的影响非常之明显。

从感情上讲，俄罗斯人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深沉、雄厚，压抑多年的痛苦要发泄出来，这是长期以来农奴制统治的结果。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世界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小说来看，世界文学中传统小说形式真正的统一定型是屠格涅夫完成的。一直到现在，一位美国作家在评论另一位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时说，他是用屠格涅夫的手法、笔调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永远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写史诗的作家都在模仿它。《安娜·卡列尼娜》从结构上讲几乎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现代西方文学新的流派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格式，如爱尔兰的乔伊斯，美国的福克纳、辛格等，但西方人谈到他们的始祖时，都说是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后来的小说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从诗歌来看，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四五百节十四行诗，既不是彼特拉克式的，也不是莎士比亚式的，而是独创的奥涅金式的统一的四音步抑扬格，这是一大贡献。诗人柯尔佐夫（1809—1842）在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就以一个小商贩的身份登上了文学舞台。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和文学结合起来。马雅可夫斯基在诗歌格律上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在戏剧方面，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比雨果的《欧那尼》早。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世界著名的讽刺喜剧。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剧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都是现代派戏剧吸取营养的对象。

在文学理论方面，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世界文学史上文艺理论的高峰之一。

2 俄国文学的分期

俄国文学可分四个时期：古代文学、18世纪文学、19世纪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

古代文学：从11世纪到17世纪，可分为三个阶段。11世纪到13世纪为第一阶段，以基辅罗斯时期的《伊戈尔远征记》为代表。13世纪到15世纪为第二阶段。16世纪到17世纪为第三阶段。

18世纪文学：以罗蒙诺索夫、冯维辛、拉吉舍夫等为代表。

19世纪文学：1825年以后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其主要部分，这是俄国文学众星灿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根据列宁对革命阶段的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25—1856）为贵族革命时期。这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发展的时期。主要作家是贵族地主中的进步分子，以十二月党人、赫尔岑为代表。列宁说他们“圈子小，距离人民远，这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小人物”、“多余的人”。

这一阶段还出现了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斗争。

第二阶段（1856—1895）为平民知识分子时期。这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繁荣昌盛的时期。贵族革命家的圈子扩大了，与人民的关系紧密了；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出现了。这个时期的作品表现了新的主题，描写了新的形象。这是重点之重点。

第三阶段（1895年以后）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逐渐衰落的时期。主要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还在进行创作。

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新的文学现象，如自然主义、颓废主义。以后，开始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阶段。

高尔基说：“俄国文学史概括起来，写了三方面，谁之罪，怎么办，哪儿更好。”这是富有诗意的概括。

第一阶段，提出了“谁之罪”的问题，如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主要就是在揭露沙皇统治的罪恶。但并不等于这一时期没有提出怎么办、生活向何处去的问题，如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斗争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彼得大帝号召学习西欧，19世纪初，别林斯基、赫尔岑也曾属于西欧派，但和后来主张全盘西化、做西奴的西欧派不一样。“多余的人”的形象也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被塑造出来了，如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等。在文学批评方面，别林斯基开始引人注目。

笫二阶段，不但继续暴露，而且展开了对“怎么办”和“哪儿更好”的探索，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过好日子》，都在寻找生活的新出路。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都描写了“新人”。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剧烈，使得40、50年代的作家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代人》杂志成为平民知识分子的斗争阵地。

而这一时期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走向衰落，标志之一，是波德莱尔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的《恶之花》。然而，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这时却正欣欣向荣。

第三阶段，俄国文学与现实斗争结合得更紧密了，作家面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开始出现了更多的分化，新兴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个时期的作家很多，比较著名的还有蒲宁、安德烈耶夫等。

3 中国学习、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的情况

介绍俄国文学在中国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中最有成就。加之两国人民所受长期压迫相似，革命联系紧密，所以中国人民更加热爱俄国文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俄国文学的研究上取得了更多更大的成绩，但在许多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研究作品的思想内容多，探讨艺术少，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受苏联教条主义影响较大。另外，中国学者们较少注意西方学术界在俄国文学研究上的成果，“洋为中用”做得少；一般性的讨论多，而深入独特的研究少；翻译介绍比研究做得好，但还是很不够，还需要更多、更新的翻译。

二、19世纪之前的俄国文学

1 俄罗斯国家的形成

俄罗斯民族属于斯拉夫民族，斯拉夫民族在欧洲分作东、中、西三个部分，东斯拉夫民族人数最多，生活在欧洲靠东面的这片平原上。俄罗斯民族就属于东斯拉夫民族。在6世纪以前俄罗斯民族还是氏族社会，到8世纪以后氏族社会逐渐解体，有了家庭、私有财产，出现了酋长制。酋长后来发展成部落的领袖——大公。到8世纪、9世纪，这些部落组织在一起成立了联盟，于是出现了一种国家性质的行政组织，叫做公国。当时有两个公国最强大，一个叫基辅公国，一个叫诺夫哥罗德公国。俄罗斯最开始叫罗斯，这个名称起源于东斯拉夫族南方的一个小部落，这个小部落后来沿着德聂伯河南下发展起来，9世纪末叶征服了基辅公国，成立了基辅罗斯。

俄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和中古初期西欧的一些日耳曼人的国家相似，即原始公社解体，生产力达到一定的水平，贵族剥削阶级出现等。当时正值拜占庭的强大时期，它在经济、文化方面对基辅罗斯影响很大。基辅罗斯的许多封建制度、经济、生活、文化等等都向拜占庭学习。公元10世纪末（988年），基辅罗斯的一个大公弗拉基米尔宣布接受基督教为国教，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转折点，即敞开大门，接受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明的起始点。

2 古代俄国文学

在基辅罗斯时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是平稳的。俄罗斯古代文学从这时开始，从公元9世纪、10世纪一直到公元17世纪末都属于俄国文学的古代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开始确立了自己民族独立的传统。我们只重点介绍一部作品：一个不知名的作家写的《伊戈尔远征记》（1185—1187）。到18世纪末叶（1795年），一个专门搜集古代文物的伯爵穆辛·普希金在一个寺院里发现了16世纪的一个手抄本（不是12世纪初的稿本），他把它带到了莫斯科、彼得堡，大家看了感到很惊奇，认为在基辅罗斯时期不可能有这样一部完美的、艺术性高超到令人惊奇地步的作品出现。通过全面的、科学的分析研究，和11、12世纪直到18世纪末的作品相对照，经过科学家的鉴定，证明它是12世纪的作品。穆辛·普希金把它抄了很多份，其中一份送给了沙皇，保存在皇宫里。到1800年排印了出来，但里面有很多错误，当很多专家正在研究这些问题时，1812年拿破仑入侵莫斯科的大火，使1795年发现的这个手稿被烧毁了，其中一些错误因此直到现在也无法解决。《伊戈尔远征记》描写的历史事件的基础是：11世纪、12世纪基辅罗斯分裂瓦解，出现了许多小公国，其中一个小公国的王子叫伊戈尔，率领手下的人出去和少数民族打仗，后失败逃回。整个作品从布局、用词、抒情意味、想象力、描写的鲜明生动等方面看，艺术水平相当高。

整个这部史诗分三个部分：序诗、主体、结尾。主体部分又分三篇：第一篇写伊戈尔王子和他的伙伴出去和泼洛夫人打仗的情况。第二篇写基辅的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伏塞沃洛托维奇对伊戈尔出征的态度和他做的一个预言式的梦，梦见伊戈尔的失败，讲了一些含泪的“金言”。第三篇写伊戈尔返回祖国的情况，其中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描写，写伊戈尔的妻子亚洛斯拉夫娜在丈夫被俘以后对大自然的哭诉、乞求，她向太阳、向风乞求，希望保佑丈夫安全回来。比如，她对太阳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炎热的光芒射在我丈夫的战士们的身上，在那无边无际荒凉的草原上，太阳啊，是你用你的干旱折弯了他们的弓，是你用你带给他们的忧愁塞满了他们的箭袋，让他们不能战斗。”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刚刚形成的时候，写出这样的诗句是难得的。

这部作品受到大家的重视，最主要的一点是它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号召各个部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马克思评价说，这部史诗的意义在于它号召“俄罗斯诸侯在蒙古人入侵以前团结起来”。

从文学上看，作品从头至尾的浓烈抒情性非常激动人心，而且语言优美。如写伊戈尔的兄弟福塞沃洛德的英勇善战和人民对他的爱戴：“福塞沃洛德他能用一只木桨把整个伏尔加河都掀起波澜，他用他的头盔能把整个顿河的水都喝干。”这使我们想起我国《三国演义》中对张飞的描写，“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这种民歌式的抒情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英雄的热爱，读起来是很鼓舞人心的。

这部作品从出现的年代上来说，比法国的《罗兰之歌》还要早，比北欧的《尼伯龙根之歌》还早。它的艺术价值是无可否认的，各国都有它的译本，中国也有。

总的说，俄国古代文学有以下特点：民间口头创作色彩浓厚，几乎没有受到外国的文学的形式、思想、流派的影响，也没有小说这样的完整形式。但是整个来看已经有了相当浓烈的现实主义，即真实地表现生活，表现现实的倾向。

3 18世纪的俄国文学

18世纪的俄国文学可分为三个时期：（1）第一个时期，18世纪前三十年到彼得大帝在位时期。（2）第二个时期，18世纪5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开始出现和形成的时期。（3）第三个时期，18世纪60年代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当时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在俄国开始传播、古典主义开始衰落的时期，文学上流派比较复杂，有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等流派的作品出现。

18世纪俄国文学的历史背景上有三个主要人物：

第一个人物是彼得大帝。他在俄国历史上所做的改革，对俄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对18世纪初俄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其中包括文学的发展，铺平了历史的道路。彼得大帝在统治国家上是很有特色的，比如他曾化装改名，以一个随员的身份到西欧、荷兰去考察造船，在英国的船坞里当工人，对振兴俄国的工业，改变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做出了贡献。又如他决心给俄国寻找一个出海口，跟土耳其、瑞典打仗，最终在黑海、波罗的海都找到了出海口。当然，彼得大帝又是非常残暴的，斯大林说：“彼得大帝从农奴身上剥掉了三层皮。”彼得大帝在学习外国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面的、形式的东西非常多，给俄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带来很严重的缺点，如宫廷贵族都只讲法语等。联系到文学，直至普希金之前，西欧有个什么流派俄国就有个什么流派，但是这些流派到了俄国就不是那个味道了，这里面有两重原因：一是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的艺术家很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和亚欧文学往往表面相似，实际并不一样；二是彼得大帝以后的30年间，俄国社会非常动荡，争权夺利、暗杀等屡屡出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

第二个人物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她在历史上是有一些建树的。作为一个统治者，她稳定了社会，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俄国的经济。她上台后，首先大量巩固、扩大贵族的特权，造成了农奴制度的空前发展，农奴生活非常悲惨，所以出现了普加乔夫起义。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西欧文学的输入上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她本人办杂志，既是主编又是编辑，而且和作家展开辩论，但往往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她本人和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有通信联系，而且以一个开明的君主自居，以赢得人心，争取知识分子，提高自己的影响。古典主义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这个时期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普加乔夫起义（1773—1776），这次起义是当时农奴和农奴主阶级矛盾集中的暴露。

第三个人物就是普加乔夫。他是哥萨克人，哥萨克本来是个突厥语词汇——Казак，意思是一个脱离了自己的民族，远走高飞、不受约束的流浪汉。当时俄国中部地区由于农奴制的压迫，很多农奴逃离到俄罗斯南部的黑土草原地带，在那里从事农业、掠夺、养马，民性骠悍。而且为了自卫，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军事组织，后来被沙皇利用和外国作战。哥萨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属于俄罗斯民族，他们主要生活在顿河下游一带，有一部分在乌克兰，历史上称为查波洛什人。普加乔夫出生在顿河西面，这是个专门出“强盗”的地方，上一世纪的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拉辛也是此地人。普加乔夫参加过俄土七年战争，他退伍回来到处流浪，亲身看见农民、工人生活的悲苦，看见俄国沙皇对农民的压迫，他奋不顾身地率领同乡起来暴动。普加乔夫起义在18世纪后期非常有力地打击了俄国的封建农奴制。普加乔夫起义时利用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谣言：沙皇彼得三世在叶卡捷琳娜上台之前被贵族杀害。当人民群众受不了眼前这个沙皇的压迫时，就寄希望于过去的君主，于是普加乔夫诈称自己是彼得三世，大批农奴就跟随而起。普加乔夫起义在1773年至1776年前后四五年间发展非常快，1773年年底发展到三万人左右，1774年攻破了俄国的大城市喀山，到后来他战败，被俘，被杀。这个故事成为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的重要内容。

18世纪的俄国文学，主要是18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的俄国古典主义，它与西欧古典主义有联系也有区别。

古典主义是以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品为最高典范的一种文艺思潮。在西欧是封建帝王在资本主义兴起时，利用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艺术家帮助其巩固王政，把从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发展的大量向古代学习的文化上的、文学上的思想发展为文学上的一套完整形式，如戏剧上的“三一律”等，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王权统治，加强统一，与封建制度下的分裂势力作斗争。

到了俄国的古典主义，又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俄国古典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他们一方面学习古典主义的形式，如戏剧上的“三一律”，布瓦洛《诗学》中的一些美学原则，但他们在很多方面利用它来为揭发和抗议农奴制服务。这个时期，俄国的封建制度已完全确立，不存在需要统一的问题。而彼得大帝在学外国上有个习惯，专学表面的东西，取其形式，加上自己的内容。同样，俄国作家把西欧的古典主义改造成一种俄国的古典主义，不是拥护封建君主政体，而是用来揭露农奴制的弊病。例如，罗蒙诺索夫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用的是古典的格律，内容却是提醒沙皇要服从法律，要爱护人民。

俄国古典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现实主义因素非常浓重，表现得很具体，人物形象描写生动、真实。它往往不是借用古希腊罗马的故事、环境等，而是直接描写俄国现实，如冯维辛的《纨绔子弟》。

俄国古典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不死守古典主义的教条，多采用人民大众朴素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的影响。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独特性，它为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说俄国的古典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正统的欧洲古典主义的翻版。

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著名作家有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冯维辛。

康捷米尔（1708—1744）是一个俄籍的摩尔达维亚人，只活了36岁，是首任俄国驻英国、法国的大使。他和西欧的启蒙思想家，如法国的孟德斯鸠有书信往来和朋友关系。他流传下来的诗只有10首，但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他的作品反映了18世纪俄国古典主义的主要特点。其中有一首《对我自己理智的认识》，副题是《辱骂有学问的人》，描写了一个伪君子克里东告诉自己的理智：“一切异端邪说都是科学的结果”，“学问最多的人谎言说得最多”，“谁钻在书堆里谁就不会信神”。可见康捷米尔反蒙昧、要文化、要科学的意识是很敏锐、深刻的。在18世纪那样一个时代，他就能指出蒙昧是妨碍国家发展的，本质上是伤害俄罗斯民族的，而他所指责、嘲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恰恰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别林斯基说：“俄国自然派文学假如追溯渊源的话，要追溯到康捷米尔。”

罗蒙诺索夫（1711—1765）是俄国热情的爱国主义者、诗人、哲学家，他对世界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罗蒙诺索夫出生在白海沿岸一个农民的家庭，他靠自己一生的奋斗取得了科学院院士、大学教授的地位。在自然科学方面，如矿业、地理上他很有研究，创办了俄国第一个玻璃工厂。在语言学方面，他写了《俄国语法》和研究修辞学的《雄辩史》，他还经过整理、研究把俄国的语言分成高、中、低三级，提出了“三体论”，从而把大量的俄国口语带进了俄国知识界和上流社会，与当时俄国盛行的古代斯拉夫语言、教会语言相对立，对俄国语言的民族化普及和标准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罗蒙诺索夫对俄国诗歌格律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俄国诗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完全模仿西欧的音节诗体，到罗蒙诺索夫指出此音节诗体不适合俄语，提出了重音诗体，即要求每一行诗有几个重音，重音位置如何等，后来到普希金那儿逐渐发展为俄国的重音—音节诗体，把两者结合了起来。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罗蒙诺索夫的这些贡献都是与统治阶级进行了许多斗争后取得的。

罗蒙诺索夫的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也是的，一方面接受西欧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更多描写俄国自己的内容。

杰尔查文（1743—1816）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歌是俄国古典主义文学中最有成就的。可以说，他的创作体现了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最高和最独特的成就。卢那察尔斯基说：“是杰尔查文给普希金的诗歌宝座垫下了第一块大石头。”普希金诗歌的成就不是凭空来的，他的前提和基础中就包括了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成就。杰尔查文的诗歌充满了爱国主义——这是俄国文学从《伊戈尔远征记》到契诃夫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杰尔查文歌颂苏沃洛夫（俄国的一个伟大军事家）的诗里有这样的话：

俄罗斯的胸膛啊，你多么强壮！

像一排最最坚固的高山一样！

我们决不会被敌人征服，

我们宁可横尸疆场！

一个贵族出身的作家，能在人民群众中唱出这样的歌来，反映了一种保卫祖国、英勇不屈的情绪，这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容易的。这个作家之所以成名，也有另外的一面，这就是他写了一首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诗——《费利查》。这首诗是用古典主义格律、形象写的，它假托一个东方少数民族公主的形象，赞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大肆歌颂中，也有几句嘲讽。女皇看后相当高兴，赏给杰尔查文五千个卢布和一个小小的金质香烟盒。但我们不能说他写了歌颂女皇的诗，这个作家就不好了。他在发展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方面，在诗歌里真实地反映现实方面，也就是说，在把古典主义逐步过渡到现实主义，突破古典主义的限制，让它向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是有贡献的。他的爱国主义的诗歌，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情绪、理想，具有人民性。普希金说：“杰尔查文是俄罗斯诗歌之父。”

冯维辛（1745—1792）是个戏剧家，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就有很多的翻译和诗作发表。他的剧本主要有《旅长》、《纨绔子弟》。《旅长》主要讽刺当时俄国的盲目崇拜和模仿西欧，在文学创作中这个主题一直到19世纪都有，这是彼得大帝盲目学习西欧带来的灾难，后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有所改变。《纨绔子弟》写于1782年，主要讽刺俄国当时的庄园贵族。其背景是：1762年沙皇曾下了一道“贵族自由法令”，规定贵族不承担国家的许多项义务。几十年间，俄国贵族穷奢极欲，蛮横霸道，愈发展愈堕落，在俄国生活中很明显地变成了一批蠹虫。冯维辛用古典主义的戏剧形式对其进行了空前的、辛辣的讽刺。他的写法是“三一律”，但内容是标准的俄国现实。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冯维辛是俄国标准的现实主义，我们决不能只对俄国当时的古典主义概念作简单化的理解。《纨绔子弟》中有一个人物叫米特洛方（本义是“跟他妈一样”，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名都是有含义的），他有句名言“我不要读书，要讨老婆”。实际上他就是那种受“贵族自由法令”保护的贵族子弟。他的母亲普洛斯达科娃非常残暴、专横，她有个养女叫索菲娅——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她像对待丫头一样对待索菲娅。米特洛方专门在丫头、佣人中胡闹，普洛斯达科娃认为，没有财产的索菲娅没资格成为其子的配偶，便欲将索菲娅嫁给她自己的弟弟斯科季宁（含义是畜生），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索菲娅的父亲临死时留给她一大笔遗产，于是马上又变过脸来，想将其嫁给她的儿子，到后来也没有成功。索菲娅的叔父和她的情人到了这个地方，索菲娅跟着他们走了。这时，代表公正的沙皇出来，认为普洛斯达科娃这个地主过于专横，没收了她的全部财产，把她投入监牢。最后这样的结尾，实际上作家是把普洛斯达科娃、米特洛方之流的残暴、无知、专横都暴露了。这个剧的上演轰动了当时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观众看后高兴得把钱袋往台上扔，而有人认为戏写得太大胆了，不许上演，但在群众的要求下终于继续演了。

总的说，冯维辛这个作家在从俄国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下面再介绍几个18世纪末叶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家：诺维科夫、卡拉姆津、拉季舍夫。对于他们不能用古典主义的框框去套，但在他们身上也显然有古典主义的痕迹。

诺维科夫（1744—1818）是一个杂志编辑，讽刺作家。当时俄国非常盛行办杂志，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就有二十几种杂志，叶卡捷琳娜二世曾主编《万象》杂志。诺维科夫先后办过三四个杂志，他利用讽刺公开地、大胆地揭露现实。叶卡捷琳娜二世因以开明女皇自居，不好正面镇压他，于是就利用《万象》与维诺科夫的《群蜂》杂志展开辩论，其主题就是谈讽刺作品的作用和意义如何，怎样运用讽刺。叶卡捷林娜企图把争论引到对沙皇的小骂大帮忙上去，但诺维科夫不买她的账，他在辩论中勇气十足，语言尖锐泼辣，最后，叶卡捷琳娜终于抛开了假面具，把诺维科夫的三个杂志查封了，并不许他讲话，直至他默默地死去。

诺维科夫通过泼辣的讽刺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他对俄国文学的昌盛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可以这样说，诺维科夫对沙皇统治下黑暗势力的揭露和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是俄国后来19世纪一些作家同情小人物、同情下层人民的作品，如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等的先驱。

诺维科夫之后，《莫斯科人》杂志上又出现了另一个作家——卡拉姆津（1766—1826）。他的代表作是《可怜的丽莎》，它标志着俄国文学史上又一个思潮的出现，即感伤主义。感伤主义最早出现在英国，代表作家有理查逊、斯特恩。感伤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一些趣味、情绪，以及与地主、特权阶级的对立。法国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属于感伤主义。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感伤主义传到了俄国，表现在卡拉姆津的作品中，但俄国的感伤主义同样是只学西欧的形式，传达的是自己的特殊感情。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反映了贵族思想意识里的危机，而不像西欧那样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感情，他的目的是掩饰、调和阶级矛盾，他企图以作品证明贵族阶级中有着代表全体人民的灵魂的高尚人物，而他对人民中的悲惨和不幸及痛苦的现实解释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得到幸福，就看你对幸福怎样理解，农民在他那又臭又破的茅屋中也可以有幸福，他的幸福甚至比大臣的豪华奢侈的生活更大。显然这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思想，但是不能抹杀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的影响和意义。《可怜的丽莎》描写农奴的女儿丽莎的父亲死了，家里很贫穷，她与贵族出身的年轻人艾拉斯特偶然相会，发生了恋爱，但后来艾拉斯特抛弃了她，与有钱的寡妇结了婚，结果丽莎跳湖自杀。这部作品充满了哀怨，它优美、亲切、自然，在俄国文学中别开生面，给人以清新之感，甚至一时间俄国许多湖都被称为丽莎湖。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部作品一反古典主义内容、形式的框框，生动地描写了人的内心感受、日常生活。在为俄国下一阶段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开辟路径上，卡拉姆津是有贡献的。同时，在文学语言上，他对于俄国语言的民主化、民族化、口语化是做出了贡献的。他本人是普希金的老师和前辈。

他还有一部重要著作叫《俄国史》，共12卷，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当时印了3000部，仅25天就卖完了。至今，这部书还是研究俄国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文学史中一般认为，俄国感伤主义分两大派，一派是卡拉姆津为代表的贵族感伤主义，一派是拉季舍夫为代表的农民感伤主义。拉季舍夫的感伤主义主要是感伤农民生活的悲苦。这个讲法未必讲得通。我认为，拉季舍夫反映了农民愤怒、斗争的情绪，尽管他也为俄国农民所受的农奴制的压迫痛洒热泪，但拉季舍夫不是感伤，他是有感于现实而起来暴露黑暗的。而卡拉姆津是多愁善感、粉饰现实。我倾向于认为拉季舍夫是俄国18世纪文学里一个突出的奇迹。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而且具有伟大的人格，早在18世纪下半叶他就发出了保护千千万万农奴的呼声，并且提出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改变现实。列宁说，拉季舍夫是十二月党人和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的先驱。在这一时期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普加乔夫起义。普加乔夫起义军曾占领过他的家乡，许多地主被杀，拉季舍夫的父亲是一个受到农奴的保护而免遭杀害的地主。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位亲戚是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另外，他也受到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拉季舍夫出国留学回来后，担任了元老院（参政院）的官员，阅读过各地农民骚动的材料，所以他对农民的痛苦、渴望都是了解的，对叶卡捷琳娜二世标榜开明而实质上迫害知识分子的做法也是清楚的。

1790年他出版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这部作品从1785年就开始写了，拉季舍夫为此亲自去农村考察，写成后自己买了印刷机亲自印刷。彼得堡警察局局长亲自给他执照，但刚刚卖了26部就被查禁了。因为叶卡捷琳娜也买了一部，看后她吓坏了，在书的每一页上都批上：这比普加乔夫更加坏。于是就把他抓起来，判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后来改为十年流放，欲将其在流放中折磨死。拉季舍夫说自己“就像伽利略一样”，说明他是一位高度自觉地为人类谋幸福的作家。在牢里，拉季舍夫写了《伊尔库茨克省伊林斯克案》。1776年后保罗一世上台，赦免了他，让他在其父的卡卢加省庄园里接受监视，这时他已经50岁，身体很虚弱了。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上台后，拉季舍夫才完全恢复了自由。这时沙皇召见他，让他对新政府颁布的《民法》发表意见，他情不自禁，畅所欲言，当时一个大臣查托夫斯基伯爵出于旧情对他说：“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喜欢空谈，难道西伯利亚的流放还不够受吗？”继而又传来了要迫害他的消息，拉季舍夫终于彻底认清了社会，于1802年9月，一气之下服毒自杀。《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从语言到形式上都受古典主义的影响，有古典主义的色彩，但内容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作者在前言中讲，他写这本书，目的是使人认识俄罗斯的现实。他旅行的每一个地名就是一章的篇名。如《柳班》写农民每周有六天给地主干活，自己的活计只能利用晚上干。《扎伊佐沃》写农民所受的残酷压迫，地主、地主的妻子以及他们成年的儿子亲自处罚农民，儿子抢农民的未婚妻，被农民杀了。后来审问时，人人都承认自己是凶手，因为“凶手的无辜是像数学一样明确的”。《铜村》一章写公开拍卖农奴的情况，其中有一个老年仆人，他是一个退伍的士兵，战场上曾背着负了伤的主人逃出，救了主人的命，但因为他老了，不中用了，就被主人出卖了。《黑泥林》写主人强迫一对互相憎恨的农奴结婚的情况，新郎和新娘在婚礼上流露出忧愁和沮丧，但这种结合还被说成是“天作之合”。《彼什基》是一副农民贫困的悲惨画面，作者愤怒地说：“……贪婪的野兽，不知足的蚂蚁，我们给农民留下了什么，只有我们的无法夺走的空气。”《霍季洛夫》是一篇反对农奴制的论文。作者提出：“奴役自己同类的残酷习惯……这种只适合于野蛮民族的习惯……说来可耻，甚至到了今天还被牢牢地保留着。”作者大声地疾呼：“觉醒吧，迷途的人们！温和一点吧，残酷的人心！打破你们兄弟的枷锁……他们和你们一样有着同样的肢体与感情！……他们在等待时机。钟声一响，狂暴的行动就将迅速蔓延。我们将在周围发现刀剑和毒药。死亡与烽火便是对我们严酷和残暴的回答。”这样强烈的号召用革命的方法改变现实的作品，怎能不使叶卡捷琳娜二世吓得发抖呢！末尾，作者还提出了废除农奴制的几个办法。《特维尔》一篇是写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有自己的地位。卢梭的《爱弥儿》是18世纪末期写出来的，而这篇长诗比卢梭更早。《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在18世纪的出现，是奇迹，它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开拓了道路，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普希金在他歌颂自由的时候说：“我是追随拉季舍夫歌颂自由。”

18世纪俄国文学虽在形式上受外国的影响，但明显有着自己的传统，这就是现实主义因素。这一时期俄国文学已有很大的发展，国内已有128部小说出版，而且文学的进步性越来越明确，语言的发展也逐渐接近标准俄语。虽然贵族文学占统治地位，但反农奴制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已相继出现，作品的人民性更强烈，为19世纪大放异彩的俄国文学准备了条件。

三、19世纪的俄国文学

1 19世纪俄国的几个重大事件

2 19世纪初（前25年）俄国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学情况

19世纪初，俄国的农奴制出现了危机，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发展，工业出现，如莫斯科成了纺织工业的中心，乌拉尔成了冶金中心。但与英法相比，俄国的工业还是落后的，农奴制在俄国还是处于支配地位，落后的农奴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

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俄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民族意识、民族觉悟大大增长。想当年拿破仑率60万大军长驱直入，并占领了莫斯科，但他们在莫斯科城下失败时，只剩下2万人，回到巴黎几乎只剩下他一人。俄军一直反攻到了巴黎，有先进思想的俄国人看到了先进西欧的情况，敏锐地意识到并提出俄国的现状必须改变。

另一方面，人民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把亚历山大一世这个沙皇推上了欧洲反动的“神圣同盟”领导者的地位，这时他在思想上陷入了一种神秘主义，把自己看成宇宙的统治者。在国内，他把国家交给了新的宠臣——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其名字在俄国代表着最腐败、专制和残暴的政治制度）和宗教院总监兼国民教育部长戈里岑（一个将宗教和教育合二为一，反对科学与哲学，传播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人），并建立了秘密警察制和军屯制。在对外关系上，亚历山大一世也认为自己是统治宇宙的最高权威。他是“神圣同盟”的头子，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手下的那个阿拉克切耶夫也炙手可热，由于他与沙皇的亲密关系，当时的艺术院曾荒唐地提议他做艺术院的名誉院士。

亚历山大一世的反动镇压，在社会上有识之士和改革者的心里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一批亲自参加过俄国远征军并一直打到巴黎的年轻军官，他们自认为是欧洲的解放者，耀武扬威，回到国内竟要去过屯田制的生活，所以感到非常气愤；加之当时社会的动荡，农民所受的压迫，工人、农民发生的暴动；还有拉季舍夫《旅行》一书的影响和教育，于是在1816年彼得堡出现了军官们的第一个秘密团体“救国同盟”（全名“祖国忠诚子弟同盟”），领导人是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开始共20多人，其中的激进代表是彼斯捷尔。1818年改组，叫“幸福同盟”，发展到200多人，并且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废除农奴制，主张君主立宪。1821年后又成立了南社、北社。南社通过了俄罗斯正义宪法草案，这是俄国第一部共和宪法。北社的主要领导是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雷列耶夫。

1825年11月19日，在彼得堡的元老院广场（也称参政院广场）爆发了起义。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死了，他没有儿子，他的皇位本应由他的弟弟康斯坦丁继承，但康斯坦丁老早就声明他不愿当皇帝，并指定由他的弟弟尼古拉来继承，但这个文件并没有公布。当全国人民、包括宫廷的臣子向康斯坦丁宣誓忠诚以后，皇宫宣布新的沙皇是尼古拉一世，而不是康斯坦丁，因此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一时的混乱，而军队里也流露出不满。这时，北社的人在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雷列耶夫的领导下，决定利用这种机会，利用再宣誓的时候举行起义。十二月十四日，当军队在参政院广场宣誓时，3000士兵和30个军官在雷列耶夫和穆拉维约夫的领导下开始了起义，并和尼古拉一世的骑兵展开了搏斗，但一方面由于寡不敌众，一方面由于事先约好的一个指挥官临阵脱逃，起义军无人指挥，尼古拉一世调来四倍于起义军的部队，用大炮把他们轰平，在彼得堡的起义失败了。半个月后，南社在彼斯捷尔的领导下也举行了起义，占领了华西里科夫城，但不到两个星期又被击溃了。尼占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审判了570个人（主要是知识分子），流放了100多个人，有5个人被处绞刑，包括彼斯捷尔和雷列耶夫。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了，因为他们组织涣散，只凭热情，而且他们远离人民群众，害怕人民群众，在起义开始的前夕，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会取得胜利，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仅凭一时的热情，失败当然就不可避免。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勋。列宁说：“十二月党人是一些从头到脚都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为了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胜利。”（《纪念赫尔岑》）在同一篇文章里，列宁指出：“他们离人民太远，他们的圈子太小，所以不会取得成功。”但列宁对他们这种唤醒后代人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十二月党人里有文学家，雷列耶夫本人就是个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继承了1812年民族意识的高涨而发挥出来的革命觉悟，这是俄国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上第一个革命的起义，它显然是以反对沙皇暴政和反对农奴制作为它的主要内容，所以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对以后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十二月党人绝不仅仅是政治家，他们中许多本身就是文学家、诗人、理论家。十二月党人起义宣告了19世纪前25年以及更早以前的从古典主义到感伤主义的结束，宣告了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开始。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历史时代，俄国文学新旧流派的更替，文学题材的扩大，文学语言的民族化，这些都是和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及1825年元老院广场的起义分不开的。从文学上来看，又有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和一些新的流派出现，文学活动频繁，变化多端。

古典主义代表作家有奥泽罗夫、沙霍夫斯科依、查哥斯金、沃斯托科夫、希什科夫。感伤主义的代表有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维雅柴姆斯基等。而格涅季奇、卡捷宁又代表了与这两派都不同的一些作家。同时普希金也开始了创作，还有克雷洛夫、格里鲍耶陀夫等。总之，俄国19世纪文学繁荣昌盛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

当时文学杂志事业也很繁荣，以莫斯科、彼得堡为中心出现了许多文学社团，如“俄罗斯科学艺术爱好者自由协会”、“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阿尔扎马斯社”、“绿灯文学社”等。在这些社团中间，文学思潮新旧斗争激烈。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围绕文学改革的争论：像卡拉姆津，如上所述，尽管他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仅仅在使语言民族化、口语化方面作了改革，就立即受到反动势力的反击。当时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是海军上将希什科夫，他认为文学语言与生活接近是一种“革命”，所以他筹建了以他为首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这个团体纠集了一批冬烘学究和贵族老朽，包括杰尔查文等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家伙。他们开会时庄严、肃穆。一派复古气氛，他们还编了戏来嘲笑卡拉姆津的为人。所以这决不只是个语言问题的斗争，这是俄国思想、文化、文学倾向的斗争，是人民性与反人民性的斗争。

和其相对立的是“阿尔扎马斯社”，这是一群青年人起来保卫新的语言、新的文学的团体。为首的是普希金和他的朋友维亚柴姆斯基。还有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他们也主张语言改革，希望文学接近生活，但是他们走的是一条消极浪漫主义的道路。“阿尔扎马斯”每次开会的全部内容都是嘲笑希什科夫等人，本身没有什么统一的观点和具体的纲领，存在了三年就瓦解了。他们的斗争对于后来文学语言的发展，对于普希金后来的创作以及在普希金实践下俄国标准语言的确立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俄国浪漫主义的两个流派——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

积极浪漫主义以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为代表。十二月党人诗人的代表是雷列耶夫（1795—1826），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第二年七月被绞死。其次还有马尔林斯基、丘赫尔别凯、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等。

浪漫主义一般来说是社会崛起时的文学，人们对现实不满，心头充满幻想，要求改革现实，从而产生了这种思想。由于幻想内容不同、改革现实的方法不同、立场不同，又分成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

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最迫切地要求社会的变动，充满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大变动的预感，他们不能容忍现实生活的停滞、狭隘、庸俗、腐朽，他们把革命英雄理性化。他们的作品中已经孕育着对现实社会进行揭露、批判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因素。

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茹科夫斯基（1783—1852），在语言改革上他与普希金、十二月党人是站在一起的；但在文学倾向上，他作为一个旧时代生活的代表者，敏锐地感到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他害怕革命，所以在作品中就明显表现出来一种语言结构上的复杂、思想的朦胧、内心感受的悲哀和一种灰色的情绪，把一些古旧的风俗习惯理想化等等这样一些创作倾向。但客观地说，茹科夫斯基对俄国文学是有贡献的。他的主要作品有独创性的翻译《乡村墓地》（英国诗人格雷的《墓边哀吟》），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人的一生短短的几十年，何必去斗争？你看墓地中的人，当年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如今不也是死掉了吗？其他作品有《俄罗斯军营的歌手》，里面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愫；《斯薇特兰娜》和《柳德米拉》，文笔优美，描写了死人、鬼魂、民间少女对亲人的思念等，充满了消极、浪漫、哀伤、悲痛的意绪。

茹科夫斯基对俄国文学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首先是他的语言非常优美，作品虽然充满了神秘、幻想，但从浪漫主义打破古典主义束缚这一点上来说他是有功劳的。同时，他在俄国文坛上做过许多好事，如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本来是个农奴，他帮助谢甫琴科获得了自由；果戈理很穷的时候，他给果戈理钱；普希金去世后，他想办法保存了普希金的遗体。可以说他是文学界的一个前辈，但所代表的倾向是消极的。

这个时期我们还应该注意以雷列耶夫为首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雷列耶夫虽然是雄辩的、热情的、感染力很强的，但是他写出来的作品很多都是标语口号式的。他很喜欢写历史题材，但写出来的东西多半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这个人的确是伟大的、高尚的，他1826年临刑前写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牢狱使我感到了光荣而非羞耻，为了正义我才来到这个地方，这枷锁怎么能使我惭愧难过，为了祖国我才把它戴上。”这种感情是鼓舞人心的，他的战斗的一生是令人景仰的。但是以他为首的这些作家不管说了多少话，喊了多少“打倒”、“推翻”，在俄罗斯文学中产生的影响不如普希金一句话：“我用我的竖琴歌颂自由。”因为他们的东西不是艺术，不美，所以人们不喜欢。

跟雷列耶夫一起的还有一个作家，叫奥陀耶夫斯基，他是俄国一句名言的作者，这句名言是：“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这句话成了列宁主办的《火星报》刊头下面的一句题词。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人作家，他们的作品是建立在“文学是社会斗争的工具，作家艺术家首先是社会的公民”这样一个基础上的。雷列耶夫在他的诗作《公民》里写道：“我不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公民。”他们是为着祖国的解放在那儿创作，所以他们的浪漫主义作品中的人物显得抽象，缺乏现实感和具体历史的真实，但是充满了斗争的激情。

这个时期还有两位作家的创作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克雷洛夫，一个是格里鲍耶陀夫。

克雷洛夫（1769—1844）是个寓言家，一个写给小孩看的寓言的人怎么会成为历史上不朽的作家呢？主要是他的语言和构思不同于一般，如他写的《狼入狗舍》，狼要吃羊，结果误入狗舍，被一群狗咬得遍体鳞伤。这个故事最后有两句话，意思是：你不要以为你狡猾，而我也满头白发了，你斗不过我。这里写的正是当时抗击拿破仑的俄国将领库图佐夫。当年战争胜利后，库图佐夫在检阅打败了拿破仑的自己军队时，脱下自己的帽子，鞠了一躬，说了两句话：“你是灰色的，而我也满头白发了。”一下子全场雷动，热烈鼓掌，说明了克雷洛夫的寓言之深入人心。他还有很多好的寓言，不是写给儿童的寓言，而是深刻反映俄国现实的作品。他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爱国主义思想，作品充满了民主性。他虽然翻译拉封丹和伊索的寓言，但他把它们改造成了真正的诗。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主要作品是《智慧的痛苦》，写于1824年，他是当时俄国贵族阶级里面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之一，会很多种语言，读过三个大学，他是和十二月党人最接近的知识分子，是普希金、雷利耶夫的好朋友。当十二月党人被捕时，他也遭到逮捕，但他的上司叶尔莫洛夫将军提前通知了他，使他来得及把一些秘密材料烧掉了，当局没有抓到他的把柄。在他被押解到彼得堡后，被拷问时他矢口否认一切，从而被释放。恢复自由后，格里鲍耶陀夫任驻波斯外交官，1829年1月30日在波斯人民一次反沙皇侵略的斗争中，与俄国驻波斯大使馆全体人员一起被波斯人杀掉了。《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写于1824年。这部戏剧仍是用古典主义手法写的，但装的是现实主义的内容。其中所写的人物比莫里哀笔下的人物还生动、复杂。这部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留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始祖。从语言上讲，这部戏剧中几乎一半的话都成了俄国现实生活的谚语，如“幸福的人从不看钟点”，“连祖国的炊烟，也那么亲密香甜”。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俄国人民对格里鲍耶陀夫的这部戏剧多么看重。《智慧的痛苦》写的是恰茨基离开彼得堡三年以后回来，发现他的爱人索菲娅已不爱他，而爱上了一个专门会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他父亲的秘书莫尔恰林，索菲娅和他的父亲及父亲的秘书全都认为恰茨基不是正常人，因为他反对他们大家说他是个疯子，应当关到疯人院里去，最后恰茨基在一种非常愤怒尴尬的情况下离开了。整个作品就是通过恰茨基的眼和嘴对俄国当时社会的腐朽、堕落势力进行评价，而且每个人物都是非常有性格的和生动的，所以我们说该剧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流派以及作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

尼古拉一世在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开始了非常严厉的反动统治，他发表了声明，说人民将要获得自由的种种传闻都是毫无根据的。他还立刻成立了一个特务组织叫“第三厅”，专门对文化人进行迫害、监视；他不但限制文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而且限制自然科学书籍的出版。对大学生特别制定了新的文学章程，派特务机关进行监视。尼古拉一世在位30年，这个人非常反动，他心胸狭窄、眼光短浅、荒淫无耻，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就写了不少毁坏沙皇肖像者被处死刑的例子。尼古拉一世这个暴君宁肯赦免盗窃、行贿、杀人、抢劫，也绝不愿意宽恕表现人的尊严的所谓无理行动和表现独立见解的所谓傲慢行为。是尼古拉一世恢复了俄国废除了100多年的死刑，并且用绞架绞死了十二月党人的领袖。尼古拉一世垂涎普希金的妻子，普希金之死与他有直接的关系。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个发展阶段就是在这个暴君统治的土壤上发芽、开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古拉一世也为19世纪俄国文学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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