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盐.第2卷(图文精编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可柔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光与盐.第2卷(图文精编版)试读：

本书讲述了13个著名中国基督徒的故事，在1850年到1950年间的道德和社会改革中，这些人起到先驱者的作用。他们与众多仁人志士一起，经过一个世纪之久的努力，引入很多重要的创新举措，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以适应20世纪的世界。今日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应感谢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本书内容是从英文版《光与盐》（Salt & Light）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选取的，书后附录中的时间表有助于读者了解书中人物活动的时期和地域，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光与盐》系列丛书

作为丛书编者，我们希望能够分享那些被人遗忘的见证，帮助人们正视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基督教价值观和文化起到的积极作用。近几十年来，19世纪到20世纪宣教时代的一些积极贡献重新得到了肯定，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一些宣教士传记陆续在中国得到出版。不管是为着个人生命的建造更新，还是社会的改革变化，他们的故事都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们以《光与盐》命名这套丛书，是源于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要求门徒要有善行，要像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过去，中国基督徒群体好像盐一样，在经济紊乱、政府腐败的重压之下，被看做道德防腐剂；他们又像光，给许多在黑暗中艰难生活的民众带来希望。

中国体制化的教会，无论是由宣教士建立的还是本土化的分支，在很多方面都是近现代中国文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独立的教会，通过宣讲《圣经》教导以及相互扶持，提供了一套伦理体系和领导经验，给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带来益处。不同的基督教宗派机构和教会相关的协会组织，比如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CC)，以及独立的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比如基督教青年会（YMCA），都曾是私人社区服务、慈善事业和志愿者活动的楷模。

本丛书中的人物，多是这些以信仰为本的民间机构中的领袖，其中仅有少数人是正式被按立的教会领袖，但更多的是牧师的儿女，第一章颜氏家族的故事就是例子。在中国基督徒的帮助下，一些文化机构得以创立，而且至今仍发挥着影响，如商务印书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国际著名的北京电影学院，中国著名的医学院校——北京协和医学院（现属清华大学），还有重新出现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一些主要大学院校——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

本书所讲述的这些近现代基督徒社会精英，属于不同的新教宗派，其中也有天主教徒。我们选择了那些视自己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公开承认基督信仰、受洗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在那个不容许公开自己的信仰并时常出现反基督教风潮的环境中，则是将自己的信仰作为信念去恪守。这种信仰的影响贯穿他们人生始终。

这些精英大部分来自上海和北京，但他们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相当的影响。他们中间许多人互相认识，或至少因彼此的作品或工作而相互了解，还有些人在各样的社会或宗教事务中有过合作。这些专业人士工作范围甚广——最早在宗教界、教育界、医疗业、社会工作和外交界，后来逐渐扩展至媒体、艺术、文学、体育、军事、法律和政治领域。

我们选取的故事也能够表明在20世纪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妇女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断扩大；也有几处章节显示出夫妻、亲戚或者同事在一起合作的重要性；在中国的文化变革中，家庭生活形态并非小事，因为在传统儒学影响下的等级社会中，家族利益是中心。基督徒改革家在生活中寻求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平衡，比如刘廷芳与其妻子（第七章），王立明与其丈夫（第十一章）。对他们来说，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基本的平等，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家庭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家人成为服务社会的有用人才。

本丛书将一些遗失分散的资料从那些现在已经绝版的传记、期刊、家庭访谈和未出版的论文中收集起来，以统一格式整理到一起。书中有些人有敬虔的家庭背景，大多数人在中国或美国接受了信仰教育。我们的选择突出了那些在美国受教育者，部分是因为资料的来源，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有比较全的档案收藏，这是数字时代以前很难得到的宝贵信息。《光与盐》系列是由弗吉尼亚夏洛特维尔的世华中国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Center）负责、维普斯托克出版社（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出版的“中国基督教研究”系列（Chinese Christianity series）的一部分，为的是给这份失落的遗产当有的重

[1]视。本书中的优秀人物

本书更多地介绍中国早期的教育学家，而且大多数人物都和近现代教育有一些关系。颜永京（第一章）1861年从肯扬学院（Kenyon College）毕业，是最早从美国高等学府毕业的中国学生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在上海度过。作为一位牧师，他在1879年协助建立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并按照美国传统，把现代科学教育、体育运动和基督教课外活动结合在一起。他的儿子颜惠庆（第一章）入读圣约翰大学，之后在那里教书6年；而张福良（第八章）和5个在圣约翰毕业的学生，成为第一批使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向美国支付赔款中多余的部分形成的奖学金去美国学习的学生。

马相伯（第二章）更多地受到欧洲学术传统影响。他先在上海一所耶稣会学校圣依纳爵公学（St. Ignace College）学习，后来成为该校校长。1885至1887年他在欧洲游学，这种影响得到强化。1902年和1912年马相伯分别建立震旦学院和复旦大学，其特色是：效仿欧洲人对科学以及包括神学和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进行整合研究。仅在10年后，他开始为后来的北平辅仁大学（现在台湾 ）制定明确的宗教信仰课程表。

这些学校的创始人在其他领域学到的重要技能，帮助他们在近现代学校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上取得成功。颜永京在上海商界工作，而马相伯曾在不同层次的政府部门任职。

作为声名显赫的清朝重臣曾国藩的后人，曾宝荪和她的堂弟（第六章）在湖南长沙曾氏祠堂的地界上创办了最早的由中国人独立运行的女子中学。其中一些毕业生后来入读长沙或武汉的基督教大学，还有些人去海外读大学。通过写作、巡回讲座以及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曾宝荪的愿景和高尚的公众形象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影响。

刘廷芳（第七章）是被正式按立的牧师，曾在北京著名的燕京大学任宗教学院院长和心理学教授。在五四运动中，他协助创办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杂志《真理与生命》，评论当时热议的文化改革问题，回应1920 年代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强烈的反宗教偏见。

张福良（第八章）在湖南长沙雅礼学校将林学、农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教会为农村发展作贡献。对穷人的爱激励他为成千上万战时难民提供生活帮助。后来张福良在肯塔基州的伯里亚学院（Berea College）工作了将近20年，因为那个学校致力于在美国最贫穷的山区提供服务。除了教学，他也给国际访客做关于农村教育和扶贫新方法的介绍。

本书介绍的人物，与《光与盐》第一卷相比，涵盖了更多职业领域，比如牧师、外交官、政治家、经济官员、电影制作人和摄影家、法官等。牧师颜永京的儿子颜惠庆，就是与圣约翰大学有关联的基督徒外交前辈之一。他1907开始在外交界任职，以后的40年，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漩涡中，他一直致力于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1920年代，他不只做过外交部长，还做过总理，甚至短时期担任过总统。1949年，他作为民间领袖参与了和平谈判，那是他最后一次发挥影响。

政治家、新闻记者黄乃裳（第三章）是非同寻常的一位杰出人士，但他的人生故事被遗忘已久。黄乃裳精通儒学，又是福州的基督教巡回讲道人，还是记者。他赴京赶考期间，参与了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维新运动”承诺要带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建立成功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个运动遭到慈禧太后镇压，黄乃裳悲观失望之余，开始为饱受贫困折磨的福建人民担忧。五十多岁时，他发起组织了几波向沙捞越（现马来西亚）诗巫移民的运动。

接下来的10年里，他秘密支持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在数次武[2]装起义中有些人成为“革命烈士”。1911年到1912年，即中华民国建立后，他重燃对家乡的希望，回国并在福建从事政治活动。黄乃裳的孙女，即这章传记的作者，在写作里也加入了一些个人和家族的回忆。

经济界也是中国基督徒参与贡献很多的领域。尹任先（第五章）1920年回到中国，要把他在哈佛大学及其商学院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开拓上海轻工业建设中。因着与某国民党高层家族的同学关系，他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政府要职，先后负责省级和全国税务、金融。尽管遭受三个孩子早丧、政治混乱加剧、政府腐败等痛苦经历，他仍然坚持做一个有能力且声誉清廉的官员。

吴经熊法官(第十章)师从著名美国大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学到实用主义的法学理论，并持守中立和公平原则，在腐败的上海展开应用，因此作为法学学者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1933年，他为中华民国起草了后来称之为“吴氏宪[3]草”的宪法草案——这是首次并且是最无偏见的版本。幼年时，吴经熊在美以美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抛弃信仰，过了近二十年的放荡生活，直到加入天主教。这个归信的立志拯救了他的婚姻，激发他出色地翻译了《诗篇》和新约，也使他后来成为中华民国驻梵蒂冈的公使。

孙明经和妻子吕锦瑷（第十章）是电影制作与摄影界的先驱。抗战时期，金陵大学从南京撤退到西部地区，时局艰难，教学任务繁重，然而他们正是在这个时期制作出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第一批感光胶片。战后，他们的院系（金陵大学影音部）搬到北京，成为今天北京电影学院的基础。

本书也有两章记述了20世纪30、40年代对社会进步发挥重要影响的民间领袖。邝富灼（第四章）是中国著名出版社的英文编辑。在美国救世军工作的经历，激发他对中国的志愿者协会给予热情支持。他也因此赢得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扶轮社奠基人的称号。他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及地区理事会成员数十年，并在去世前的最后十年里任主席，同时担任基督教青年会英文杂志的编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邝富灼和其他中国基督教领袖协助支持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的志愿工作，这使中国基督徒与其他国家的基督徒们一起平等合作。这些早期的领导经历激发了他们心中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基督教事工的责任感。

另一个出色的民间领袖就是王立明（第十一章），她领导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会长达三十年之久，并将该会的事务从反对吸食鸦片、酗酒和纳妾，扩展到推广健康的婚姻模式、核心家庭、对贫穷妇女的社会解放等。王立明的丈夫是教育家、反日活动家，他们和三个孩子一起，树立了幸福家庭生活的典范。王立明在为中国妇女争得选举权、保证妇女权利的努力中成为一位杰出的领袖。民国早期历史回顾

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不仅应重新审视以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分界点为标志的政治发展，也应探索那些贯穿文化和社会层面变革的、经久发挥影响的深层因素。清朝末年，很多具有现代观念的人已经尝试进行系统改革了。他们和沿海商业领袖一起，努力夺回被西方列强占有的重要资源，为中国赢得国际上的尊重。这种趋势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更加迅猛发展，因为那时很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带着强烈的爱国心，开始成为建造早期中国现代社会的中流砥柱，而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基督徒。

西方的宣教士和从国外读书回来的中国人，带来了很多新的想法[4]和理想，相信基督教可以帮助国家变得繁荣富强。很多在城市居住的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这个现代化的设想，即通过教育、公民意识的培养和社会改革来改变国人，从而建立一个富强现代的政治邦国，他们希望将这样的愿景传播开来。

在新工业经济时代劳工阶级困难重重，洪涝灾害也经常侵袭农村地区。那时政府比较弱，于是，自发组织的社团纷纷兴起，来回应社会在教育、地方治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需要。成百上千各种各样的宗教、行业、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大城市里兴起。基督教和现代化

尽管中国的基督徒为数不多，但基督教和现代化之间有很深的联系。《光与盐》丛书中那些民间领袖的职业工作和他们的信仰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出更广的基督教新教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数十年来，这种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中国学者中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发现基督教价值观里有着现代化的根源，于是得出结论说，作为权威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其进展为基督教的传播[5]以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新教主义的核心价值，认为每一个信徒是神用来在这个世界成就其旨意的管道，来改变社会现实，以反映超越物质世界的真理。人类理性被放到比传统更重要的位置，这使人们更尊重科学、教育普及以及推动科学追求的自由探索精神。为了传播信仰，新教基督徒们要把《圣经》翻译为地方语言，由此导致大范围的扫盲运动以及大量使用印刷品。

新教对教会事务实行分散的会众制管理，这给民主思想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温床。对美善社会的追求推动了志愿化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比如：勤勉、节俭的伦理道德和对世俗职业的肯定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这类概念的产生，为宗教信仰和社会诚信提供了可行性关系模式。天主教也对现代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天主教与现代化之间的相关性在历史上没有新教与现代化的相关性那样强。

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念强调人类皆为上帝所造，各种族和阶级应当平等。这种信念成为提高妇女和穷人社会地位、推动公民权利运动和国际人道主义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发展，最后激发了全球发展和认同[6]感的形成。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本丛书沿袭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将重心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历史转向更广阔的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思考。事实上，如同其他学者的著作，本丛书中的学术性文章也努力辨别中西两种文化中相关联的因素，发现在许多方面这两种文化是相容和互补的。

但是，这不是简单地回到之前对宣教历史或中国教会领袖的研究。本书着眼于探索在不同职业领域中基督徒的人生怎样给社会和文化进步带来贡献。今天，随着中国社会的复兴和转变，人们想更多地[7]了解从过去到现在中国基督徒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丛书也强调中美之间社会和文化关系史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人在全球事务和世界基督教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介绍的改革者生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交接处，他们创造性地把自己在西方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加以应用，来解决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拥有跨越太平洋的个人和职业的纽带，使他们可以接触到中国发展进步所需要的宝贵资源。在中美两国间不时发生的政治冲突中，非官方的社会和文化联系成了有益的缓冲剂。

一位研究1920年代历史的学者总结说，当时中国基督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少于1%，但基督教的“文化遗产却在近现代中国占据永恒的位置”。整体上来说，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机构、发起的社会改[8]革项目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国家文化机构的楷模”。他们的改革范围之广令人赞叹。

道德、科学和体育教育：一些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机构现在都成为名列前茅的大学，这些学校就是由本书提到的主人公建立、领导或服务的。这些教育家以在海外学到的经验作为楷模，开展精神、心智和体质诸方面的全人整体教育。他们将道德教育作为首要关心的课题，而不是把它看做只是家庭或宗教机构的职责。体育训练和运动部分是为军事服务作预备的，但在培养中国新公民的重任中，建造品格和增强体能，与教授科技知识同样重要。

近代行业：1900年至1937年，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学生和那些在中国就读于教会学校的人，不仅在教育界，而且在个人和公共领域都大受欢迎。最初，政府机关、军事、金融、贸易领域需要翻译人员、专家和咨询师的帮助，以便与外国人打交道。但逐渐地，这些人在各大主要城市中通过与他们相关的工作交往和协会联络，帮助建立其他专业业务，包括工程、医学、新闻和艺术领域等。

社会服务：这是民间组织的种子。秉持“在行动中实践基督信仰”精神的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运动影响了本书中的很多人物。有些人在美国首次参加这些青年运动，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支持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的志愿工作，这些工作使中国基督徒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平等相待，共同合作。这些早期的领导经历激励他们把人生投入到中国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关键的道德和社会革新中，也让他们意识到，中国基督徒有责任加入国际基督教事工。

基督徒的身份意味着，他们有责任帮助社会边缘的人、城市和乡村中极为贫穷的人。针对这些问题，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领袖人物展开了全面性工作，他们的行动激发其他民间志愿者组织投身到识字教育、公共健康、农村发展和社区自治活动中。

妇女领袖：本丛书中的女性，是最早从国外高等学府或基督教信徒建立的中国女校获益的，比如在湖南创办艺芳女校的曾宝荪（第六章），以及在著名的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任院长的吴贻芳（参见《光与盐》第一卷）。这些先驱一直致力于为女性提供教育，在公共演讲和教会领导方面都堪为表率。曾宝荪、吴贻芳和王立明，在妇女很少接受教育的那个时代，都建议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本土教会领袖：许多教会领袖有着双重身份，对社会影响很大。刘廷芳领导着中国一所重要的新教神学院，还创办了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基督教刊物。华人基督教会（China Christian Church）和全国基督教协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的领袖们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其中包括刘廷芳和邝富灼，还有吴贻芳和韦卓民（第一卷）。

搭建国际交流的桥梁：本丛书介绍的这些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教会的人，以及其他中国基督徒，是“国际性的民族主义者”（cosmopolitan nationalists），他们对在华的帝国主义特权持批评态[9]度，但对外国文化和慈善机构心存感激。他们在国外生活、旅行过，熟悉多种语言，和外国人有过合作。基督教信仰激励他们在普世的“上帝之家”中以基督徒的身份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

有些人在外交领域任职，如唐国安（第一卷）、马相伯、颜惠庆和吴经熊，他们运用自己在国际文化、政治上的知识和经验，努力使中国成为在国际上受尊重的强国。他们实用的国际主义理念成为后来[10]中国外交人员效法的榜样。

西方教会和宣教机构的组织结构表现出一种不太为人所熟知的世界性民族主义。该结构将本地教会、分支机构融入广大而复杂的全球网络，跨越不同民族和文化界线，交换想法和人事资源，这一过程给[11]宣教士和本土归信者都锻造出跨国界的身份。

本书中一些人物，通过非正式的“民间外交”在中外紧张关系中进行斡旋调停，这种外交今日称为“第二轨道”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指民间领袖与官员私下进行非正式的交流。他们中的几位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该学会是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一个分支，旨在推动跨太平洋地区的互相理解。晏阳初和其他一些基督徒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也曾被派到美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支持。1949年2月，已经退休的颜惠庆带领一个由民间领袖组成的和平使团由上海前往华北，会见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寻求上海未来和平的保证。光与盐：满有美德和信心的生命

中国近现代基督徒在社会各个层面中都撒下个人品格和公共责任的种子。本丛书中介绍的这些人物在国家遭受外国侵略之际，致力于维护中国社会，对基督的信仰使他们怀着盼望，坚忍地回应时代挑战。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所服务的机构，为重建中国社会以促进战后中国复兴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贡献。

这些委身于灵性复兴、道德重建、社会进步的“光与盐”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今天的中国置身于以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为基础的全球化运动中，国家的计划中也包括了积累人力资本以应对全球经济竞争。但很多中国评论家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最初10年里，建立诚信所必要的社会美德和文化操守，与知识和技术一样，是保持经济发展、更新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本丛书介绍的这些人士不仅以自己的言语和行动，更以他们的人格品德改变了历史。这些改革家都有一种为了服务他人宁愿自我牺牲的激情，他们不愿为私利图谋权力和财富。我们希望，他们的事迹能够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和激励。鸣谢

我们要感谢对本丛书的完成给予宝贵支持的许多人士；感谢本书各章作者出色的研究和愉快合作；感谢美国俄勒冈州瓦普斯托克出版社和北京ZDL公司的职员们迅速高效的编辑、校对、设计及市场发行工作。感谢“世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怀特·道尔（G. Wright Doyle）及其工作人员给予的鼓励和行政支持，特别是李亚丁博士和彭萃安博士慷慨且重要的建议及翻译上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汤姆·比勒（Tom Bieler）和鲍勃·哈姆林（Bob Hamrin），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对本书提供编校和技术支持。还要特别感谢王文宗先生、杨海利女士对本书翻译工作提供的帮助。李可柔 毕乐思2013年5月

[1] 如要查找带文献参考的对新教徒社会精英的领先分析研究，请参考包克强（John Barwick）博士论文《华人新教徒精英分子以及他们对中华民国时期现代化的寻求》（Chinese Protestant Elites and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PhD diss.,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2011)。如要查找天主教及新教中国基督徒及外国宣教士的资料和简短传记，请参考里奇中西文化史研究所网页http://usf.usfca.edu/ricci/christianity/index.htm，和http://www.bdcconline.net/en/网页的中国基督教人物词典，以及Howard L. Boorman等人的作品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s. 1-4(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0).如要查找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人还没有完成的历史的资料汇总概述，参M. Searle Bates,以 及Melville O. Williams, Cynthia McLean, and Martha Lund Smalley等人的Gleaning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 Searle Bates: the Protestant Endeavor in Chinese Society, 1890-1950 (New York: The China Program,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 .S.A., 1984) 以及Martha Lund Smalley, comp. “Guide to the Miner Searle Bates Papers (Record Group No. 10),”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Divinity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gust 1983), 链接http://webtext.library.yale.edu/xml2html/divinity.010. con.html.

[2] Lyon Sharmo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108-109, 谈论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以及那里对“七十烈士之牺牲”的纪念。

[3]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66-172, 详细介绍了从给予立法最大权力的吴经熊草案到1936年定稿之间的政治情况，反映出对蒋介石独裁专政的压力，结束了宪政制度的可能性。

[4] Ryan Dunch, “Locating China in the World: Space and Time in Late Imperial Protestant Missionary Texts” (pape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Boston, March 22-25, 2007), 在第10页。Dunch引用Alexander Williamson19世纪80年代 著作Jidu shilu（Life of Christ，《基督实录》）一书的序中所写，来证明其观点。100年前，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成为更大范围的“进步”运动的影响的一部分，“进步”运动反映了人类创造性和新科技的使用可以推动全球范围内稳定的社会进步之乐观精神。宗教复兴激励了社会改革，也激发了促进跨国际使命的勇气。

[5] Tu Weiming，“The Quest for Meaning: Relig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ter L. Berger et. al., eds. The Des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9), 91-92; Wang Gungwu, Anglo-Chinese Encounters sice 1800: War, Trade, Science and Governance (Cambridg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You Xilin,“Modernity and Secularity: the dual significance of Christianity for China s modernization,” China Study Journal 18:1 & 2 (August 2003): 10-11. 下面的几段选自包克强书中第一章，48-63页。

[6] Dana L. Roberts, Christian Mission: How Christianity Became a World Religion(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9), 49-50页, 讨论基督教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吸引力；64-67页，国际主义的发展和“普世基督教”的概念；以及第72-72页，宣教士运动向国际基督教非政府组织跨文化网络系统的转变。

[7] Jeffrey N. Wasserstrom, Global Shanghai, 1850-2010: A History in Fragments(New York: Routledge, 2009), 66-67.

[8] Dan Cui, The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British-American Cooperation to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20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348-349.

[9] Jeffrey N. Wasserstrom, Global Shanghai, 1850-2010: A History in Fragments(New York: Routledge, 2009), 66-67.

[10] Hamri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a PRC ambassador who has represented China in lead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Barwick, chap. 1, 57-58; chap. 3, 144-146.第一章东西方沟通的桥梁——颜永京、颜惠庆父子李可柔

颜永京和颜惠庆，以及其家族成员，是最早居住于中国沿海城市的新型“国际化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为连接东西文化的桥梁。颜氏父子的精神遗产，多年来透过家族其他成员、教会会众以及大学生所作的贡献，继续不断地产生影响，造福中国。这些人之所以成才，无不得益于父子俩的言传身教。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要坚持不懈地阅读，以便为将来作好准备。因为若非博览群书，便不能算受过良好的教育。……就目前而言，我推荐你们读读英国史，一个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写的，另一个是麦考利（T. B. Macaulay）写的。别忘了，我要考察你们的阅读情况。此外，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一个爱阅读的人从不会感[1]到寂寞。永远爱你们的父亲。

对儿女来说，他的确是个模范父亲。念及他的嘉言懿行，莫过于他对孩子的爱，那不是盲目溺爱，而是一种心智和道德上的教育，是他留给我们最好、最高尚的遗产……他不只是父亲，更是我们的良师[2]益友。

这些不拘礼节的通信，显示出上海一个都市化家族（颜氏家族），其家人之间享有的那种温馨的相互支持关系。这些信函也显明，一位最早从美国获得学士学位的父亲，对后来担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和总理的儿子，产生了多么强烈的积极影响。父亲颜永京协助创建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使该校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现代院校。儿子颜惠庆则在那里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后来成为该院的教授。1880年至1950年的70年间，父子二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增强了民间组织的力量，并且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市家庭生活

在颜惠庆的记忆中，19世纪80年代他在圣约翰大学校园里的童年生活几乎像田园诗般美好。他的父亲是个爱家的人，常和孩子们玩跳棋、放风筝。（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可能了解所有的现代发明和科技创造，他曾经带我们登上美国和中国的战舰，还去参观早期的造纸厂以及上海自来水公司。但凡有马戏团进城表演，我们都会前往观赏，而且不放过欣赏每一出英语戏剧表演的机会。

两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哥哥和几位美国教师将棒球和吉他带进校园生活。他们也是上海市民中第一批骑自行车的人。圣约翰校园内的[3]各种节庆活动也包括圣诞节和其他西方节日。

颜永京喜欢散步和阅读，他还收藏图书，并且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小型英文图书馆，订阅了好几份美国报刊。他保留着许多在美国养成的习惯，并传给了家人，包括使用西药、喜欢西餐和西式家居陈设等。

颜氏家庭的家风严谨、谦恭而节俭。颜太太教孩子们初级英语和中文，也教佣人们罗马注音中文。佣人平时都参加他们的家庭祷告会。后来，尽管收入微薄，夫妇俩仍努力确保他们的孩子，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受到现代科学教育，包括到海外求学。颜永京给每个孩子[4]都起了英文名字，以纪念那些曾经帮助他获得教育的人。教育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颜永京也喜欢中国传统装束，却加以适当修改（将长袖截短等），以满足他讲究实用的个性。他欣赏传统中国艺术，鼓励孩子们表演传统木偶剧，阅读中国古典名著。他还送两个年纪小的儿子进私塾，师从一位年轻儒学家，学习儒家经典。

为追根溯源，颜永京带着儿子们寻访了福建厦门附近的祖居地（其父辈为避太平天国之乱，从那里逃到上海），孩子们也有机会随父沿长江及东南沿海一带游历。早期留学美国

1854年，颜永京从上海美国圣公会的寄宿学校毕业，随即和他的一位老师同赴美国。在纽约市救主升天堂（Church of the Ascension）和该教会牧师格里高利·贝德尔（Gregory Beddell）及夫人朱莉娅（Julia）的资助下，颜永京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预备学校读

[5]书。这对无子女的夫妇成了少年颜永京的代理父母。当他们搬往俄亥俄州的甘比尔市时，颜永京也和他们同往，并开始在肯扬学院（Kenyon College）接受教育。他一向开朗、热情，赢得了不少朋友。他喜欢打棒球、滑雪和游泳，还在辩论俱乐部里获得了“幽默诙谐”的美誉。1861年，颜永京以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优等生的身份从大学毕业，后来又在肯扬学院获得硕士学位。[6]图1-1 1861年，颜永京在美国。

1861年颜永京回中国时，适逢美国南北战争导致经济大萧条，宣教会没有资金支持他的工作。他只好就业，以担负身为长子的家庭责任。幸运的是，因为同时精通中英文（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他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分别在英国领事馆、基督教文字出版社及上海市政府充当翻译。他把贫困的父母接来同住，替他们还清债务，赎回被卖[7]做丫头的妹妹，并送弟弟到肯扬学院去读书。

工作期间，颜永京积极参与当地教会的侍奉——教主日学，主持教会慈善工作，并且为宣教事工预备自己。自1870年被按立牧职之日起，直到1879年，他都与新任主教韦廉臣（Channing M. Williams）一起工作，在湖北武昌创立一个新教区和一所男生寄宿学校，该校是华中大学的前身。后来他给儿子取名字“惠庆·韦廉”（Huiqing Williams），可见他对韦廉臣主教的尊敬和爱戴。

颜永京的夫人原是上海浦东郊区一个农民的女儿，曾就读于教会女子学校。订婚后，颜永京资助她到香港学习一年。这为她日后在教会和福音团契中侍奉，以及教孩子们初级中英文，打下了良好基础。她对西洋音乐有极大兴趣，曾教最小的三个孩子弹钢琴。

颜太太和女儿颜庆莲（Julia）为中国妇女走向社会开辟了道路。在1890年召开的全国宣教大会上，妇女宣教士第一次获准发言，报告妇女工作。颜太太是唯一的中国妇女代表，与丈夫一起出席了这次[8]会议。颜庆莲留美回国后，成为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早期的职员。圣约翰大学

1879年1月，颜永京成为圣约翰书院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行政管理经验，以及他与当地商界和各国驻华使节的关系，使他众望所归地成为首任校长，负责规划、购地、建设新校园等重任。鉴于时任院长的主教经常不在，颜永京实际代行常务院长和教务长双重职务，照管着62个住宿男生的学习生活。他还兼任教学工作，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和天文学。

在圣约翰的10年期间，为帮助教学，颜永京还翻译了一些重要的西方书籍，包括第一本中文心理学（那时称为“心灵学”）著作，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论教育》，以及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生理学》（这是对一个已存译本作出重大修订的版本）；他还翻译了一些医学书籍，作为同仁医院（St. Luke’s [9]Hospital）学生的教材。他紧跟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经常在租界内一个科学研究所举办公开讲座。他晚年举办讲座时，配上自己从英国到美国为期一年的旅行中所拍摄的彩色幻灯片，吸引了许多听众。

1881年，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的工作突然中止，那些被召回的年轻留美学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颜永京向他们施以援手，聘用一些人到圣约翰教学，同时也帮助其他人在别处谋职。因此，这些学生将颜永京视为自己的引路人和导师。为公义而战

颜永京从小就有很强的正义感。成年后，他努力寻求各种途径维护受害者和被压迫者的权益。他痛斥警察滥用职权，并经常在上海当地英文报纸上撰文，在上海文学辩论社（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 of Shanghai）辩论公共事务，他是社里唯一的中国人。19世纪90年代，长江沿岸诸城中爆发反基督教暴乱。当一个人匿名在《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原名《北华捷报》，1850年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宣教士时，颜永京撰文为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辩护。他还写了一封信和一篇文章，强烈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特别体现在1882年排华法案中），发表在纽约的媒体上。[10]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健康状况日下，他仍四处游说，主张在管治租界的市议会里应该有中国人，因为租界里大多数的居民是中国人。他也抗议把中国纳税人排斥于租界的公园和外滩以外。公园建成后，当中国人只能站在街道对面从远处眺望时，颜永京仍然坚持原[11]则，拒绝参加在外滩举行的公开活动。反鸦片斗士

自1890年在上海召开全国宣教大会之后，西方差会和中国教会领袖一起致力于反对鸦片贸易。当时，颜永京收到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的邀请，亲赴伦敦，在刚成立的皇家鸦片问题委员会（Royal Opium Commission）面前作证。当时，中国内地会伦敦主管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是反鸦片贸易的领军人物，他让颜永京住在他家，并安排他到英格兰和苏格兰52个主要城市巡回演讲，以唤醒[12]公众意识，反对鸦片贸易。

1894年2月18日，颜永京到达英国后，首先在皇家鸦片问题委员会作证。在随后的7个月里，除了有一次去了巴黎，并因身体不适中断10天外，他先后在内地会年会以及其他公开集会上演讲超过一百次。在一次告別集会上，许多政要人物赞扬颜永京通过演讲所作的见证，说它既热情洋溢又清楚有力，是对英国反鸦片运动必要而又及时的推动。刚从中国旅行回来的约瑟·亚历山大（Joseph Alexander）说，他所见到的中国人，从教会领袖到外交部官员，到总督李鸿章和张之洞，和颜永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为了进一步支持此事，中国内地会杂志《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刊登了一份由最为资深的在华宣教士联名签署的反鸦片贸易请愿书，递交给皇家鸦片问题委员会。该文宣称代表几乎每一位在华宣教士，以及整个中国基督教会的意见和主张。图1-2 1894年，颜永京牧师。

当轮到颜永京告别演说时，他致谢说，在来英国的旅途中，他向神祷告，求神使前来听他演讲的人既有同情心又能够听得进他的话，如今这个祷告不但蒙神垂听，而且超过了所求所想。他感谢每个人的热情欢迎，有些听众和他握手，他甚至都“感到有些酸痛，因为他们握得太热烈了”。看到那么多基督徒朋友如此关心一个遥远的国家，以至不惜反对自己政府的贸易制度，他深受感动。他表示在回国途经美国时，将继续推行自己的理念。那里的人民因英国媒体反对在南方所发生的野蛮私刑，如今已经觉醒。现在，他希望轮到美国媒体来唤[13]醒英国人民，起来反对邪恶的鸦片贸易。

一回到中国，颜永京就加入了新成立的“反鸦片联盟执行委员会”。临终前他正协助出版和发行一项重要的医疗调查结果，该结果有助于扭转中英两国的公众舆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有助于重燃公众舆论之火，从而产生积极的影响：1906年，中国反对鸦片使用和贸易的法令出台；1909至1913年，外交谈判终结鸦片贸易。他的儿子颜惠庆后来也参与其事，此乃后话。服侍教会

在圣约翰大学教学的同时，颜永京还每星期前往拥挤的老虹口租界区，在救主堂上午的主日崇拜中讲道。该堂的母会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1886年，差会负责人分配他从学院转到该教会当牧师，接替去世的黄光彩牧师。黄光彩牧师是美国圣公会的第一个华人信徒，也[14]是圣公会第一位华人牧师。在随后10年里，颜牧师和师母不仅忙于教会内各项事工，还向教会外的非信徒传福音。颜师母在当地妇科医院里看护病人，在关怀病人的同时，教导他们基督教信仰。

在侍奉的早期，颜师母不但成为美国女宣教士的知心同伴，还是身边中国基督徒和家中佣人的知己。他们的女儿后来回忆：

最令人高兴的是每星期六的妇女聚会。所有从基督堂、救主堂和临近教堂结束敬拜的妇女，都到布道所来查经、喝茶。王太太常带着[15]她两个活泼的小女儿一起来……颜太太是她们的领袖。

颜牧师的英国之行从1894年9月起，至1895年3月结束，然后颜牧师代表在中国的美国圣公会访问美国，筹集资金和招募宣教士。所到之处，他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要在新城市中，包括在江苏无锡开拓宣教工作，推进福音的传播。这些都反映出他长期以来对福音工作的热衷与委身。在乘火车从东岸到西岸的旅途中，颜永京先后在东[16]部和中西部十几个城市逗留访问。最后从西岸乘轮船回到上海。

这是他在30年后第一次返回美国。他访问了肯扬学院，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包括贝德尔的遗孀。贝德尔夫人是他少年时的“第二个母亲”，也是他成年后坚定的支持者。在访问弗吉尼亚神学院时，他为其三子颜惠庆的前途作了安排——送他到该神学院附近的圣公会中学读书。回国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就帮助孩子作好准备，动身前往弗吉尼亚。在荣誉中，父亲心中的痛

晚年的颜永京，已是上海留美回归者中公认的领袖、中国教会的资深教牧、政界领袖、宣教士，同时还是家中佣人的顾问和导师。

颜氏家族成员大多使颜永京荣上加荣。他的长子是总督李鸿章的得力顾问，而最小的三个孩子在国外也学习得很好。其他有才华的家[17]族成员都受益于颜永京的关心与照顾，成为他活的财富。他的兄弟颜儒松（音译）在他的资助下就读肯扬学院，尚未毕业就回国做了牧师，1888年死于早期伤寒症，留下妻子和5个孩子。颜永京担负起抚养他们的责任，至少有两个男孩得以进进入圣约翰学院读书。其中一子名叫颜福庆，后来从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MD）学位，回国后协助创立了长沙湘雅医学院，并任校长。再后来，颜福庆在上海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主任和中央医学院院长。

颜永京的妹妹嫁给苏州教会曹子实牧师，当时他在一所美南卫理公会医院里自修医学。他留美期间曾用马歇尔（Marshall）这个名字，并应征加入美国南部联军。他们的儿子曹云祥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在曹云祥任职清华大学校长期间（1922—1928），该校扩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

19世纪的最后10年，由于在教会中超负荷工作，以及在海外旅行演讲之辛苦，颜永京的身体状况日渐衰落，他患有高血压和周期性抑郁症。但最沉重的压力来自其二儿子的严重瘾癖（属家庭隐私）和由此导致的失业及负债累累。尽管他获有著名法学院的学位，还是难以保住翻译的差事。1897年下半年，医生对他施行强制性治疗，他曾处于半昏迷状态达两周之久。父亲写信给身在弗吉尼亚州的两个小儿子，说：“哀痛笼罩……结果我连圣诞节都不准备过了。多少次失望打击，以致我一想到将来就不寒而栗。想不到我的儿子当中有一个[18]竟变成这样，简直比吸食鸦片更糟，实在令人伤痛！”

1898年1月适逢颜永京六十大寿，在中国传统中这是个大日子，通常会有特别的庆祝。其长子为此精心安排了宴席。面对寿宴，颜永京牧师和师母觉得苦乐参半，提早离席。他给弗吉尼亚的两个儿子写信说：在三个儿子缺席的情况下，我怎么有心情欢庆呢？

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几个月后，颜永京去世了。在遗嘱里，他首先为自己“任何不仁慈的言行”请求宽恕。他为其有限的积蓄作了安排，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和结婚费用，并要求葬礼从简。他要求孩子们：“善待你们的母亲，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比她更好的母亲[19]了。”一年后，他的遗孀也去世了。

唁电、唁信从远近纷至沓来。一对最早与颜永京同在圣约翰任教的宣教士夫妇说：

我们对早期中国基督徒的品格了解得太少了，他们有伟大的心灵，却真正谦卑，为教会努力工作。……颜先生的智慧才能，结合其诚挚、无暇的基督徒品格，使他成为本地基督徒伟大的领袖之一。[20]

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也载有另一篇悼词：

虽然也有其他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回到自己的故土与其人民劳动、生活在一起，但颜先生只有一位。……他的话被尊重、被倾听，他的思想观念颇受重视。……工作不懈，忠告睿智，谦虚谨慎，朴实无华；在忙碌的生活中仍保持谦恭有礼。他的死使中国失去了一个最[21]为宝贵的公仆，教会团体失去了一位令人喜爱与尊敬的弟兄。追随父亲的足迹

1895年，颜永京夫妇与其将要远赴海外留学的三儿子告别。颜惠庆在父亲赴美留学40年后，追随父亲的脚踪，但他并不知道与父母这一别竟成了永诀。他曾在上海教会学校读完预科，在父亲指导下学习了数学和拉丁文。他先随同中国内地会成员乘船到伦敦，然后他们为他寻得另一个同伴一起前往纽约。颜惠庆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圣公会预备中学读了两年，取得英文作文和辩论荣誉奖，而且每次[22]考试成绩都很优秀。

1897年9月，他搬到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就读弗吉尼亚大学，主修道德哲学（包括伦理学、逻辑学和心理学）。除了人文科[23]学和自然科学，他还修读了经济学和地质学。他觉得同学们对他有所保留且保持一定距离，但他很欣赏主日崇拜中的讲道，喜欢到乡村教会作短暂的逗留并教主日学。翌年，颜惠庆的弟弟在同一圣公会中学完成学业后，也来到弗大与他同住一室。兄弟俩一同经历了1898年丧父与1899年丧母的悲伤。

颜惠庆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来在1909年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优等生），于1900年8月回到上海，在圣约翰执教英语达6年之久。虽然父亲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教会领袖，但颜惠庆和他的胞弟一样，出国留学是为了将来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世俗职业，而不是做教会工作。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尚未可知。但在相对民主的颜家，或许孩子们的选择恰恰反映了他们的个性和喜好。他们显然并未违抗父母的意愿。颜永京在给弗吉尼亚两个儿子的信中建议惠庆去读医学，并建议他弟弟转到一个工程学更强的学校去。

不过，孩子们并未放弃自己家庭的基督教价值观。当惠庆还是个孩子时，就在教会和祷告会上弹钢琴和风琴。后来回顾往事时，他说，虽然强制性参加教会崇拜会使小孩子感到沉闷，然而他们也因此养成了好习惯。“后来在国外，这习惯连同好奇心驱使我们数百次走进教堂，参观其建筑艺术，或花上一个小时安静地聆听音乐。”数年后，颜惠庆曾表示，他很厌恶在基督教里面注入民族主义情绪，并举例说，有一次他听到一篇慷慨激昂的讲道，其中声称上帝站在德国人一边。这是他在海外作外交官时经常遇到的事。在他看来，“将全能者拖入人类的争吵中，等于以自私的方式把宗教信仰为己所用，从而贬低了[24]宗教信仰”。

1904年，颜惠庆可能参加了为纪念他父亲新建的思颜堂，连同一个大演讲厅和图书馆的敬献典礼。到这时，圣约翰大学的重心已由原来为教会事工培养人才，转移到为社会培养专职人才，而英语能力可以使毕业生在商界和外交界大派用场。颜惠庆可说是该校办学宗旨的具体体现。据一位校友后来回忆，在一次学生为校园中某些问题闹学潮时，颜惠庆“对学生们的谈话使那天的局势化险为夷”，由于他[25]曾留学海外，故此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颜惠庆博士教过数百名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社会杰出的领袖人才——政府首脑、外交官、教育家。他的学生包括圣约翰07级成员，该班是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一年后，中国大学中第一个获得美国认可的学士班。该校校友会成立于1900年，这在中国尚属首次。校友会使校友之间保持联络、沟通，并使学生毕业后继续保持身份认同感。在1919年圣约翰40年校庆时，颜惠庆虽然不是校友，却和好[26]几位身为外交官或大学校长的杰出校友一起获得荣誉学位。

颜惠庆后来做了校友会顾问团顾问、圣约翰董事会董事。1946年10月，作为董事会主席，他和那时“中国先进的政治家老前辈……在社交厅举行一次盛大的茶话会。许多社会名流，包括上海市长、英美驻华领事等，以及所有圣约翰的董事和官员皆应邀到场。这次聚会[27]堪称盛会，老朋友们济济一堂，更有许多美味佳肴助兴”。力促改革事业

父亲的政治遗产也在颜惠庆身上得以传承。1900至1906年在圣约翰教学期间，他和其他教授一起，引介西方激进改革家的著述，认同他们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视之为能使中国富强、现代化以抵抗帝国主义的良好制度。他常常在青年会主办的辩论会或演讲会上，为著名的来访讲员充当翻译，这些演讲内容与社会改革有关。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以及在中国发起反对缠足运动的英国宣教士，都曾受邀到会。1905年，颜惠庆出任环球中国学生会（World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董事会的首任主席，该联盟发起人是耶鲁毕业的基督徒李登辉。同年，李登辉在动员学生抵制美国货、反对美国限制华人移民劳工法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13年李登辉成为复旦公[28]学校长；1917年复旦公学变为复旦大学时，李为首任校长。

颜惠庆是唐国安的亲密朋友。唐国安是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曾是个商人，也是青年会的董事，在改革圈里十分活跃。唐国安崇拜颜父（颜永京），十分仰慕他的改革精神、道德操守和教会领导能力。1903年9月，在一次中外青年会定期交流的辩论会上，这两个年轻人成为一对搭档，与两名西方对手辩论。他们辩称，在现有的、基本上由西方列强控制的通商口岸的基础上开放整个中国，将对中国不利。尽管暗示了完整的主权当归还中国，他们还是赢得了辩论会的裁判员[29]——当地著名的英国大律师——的肯定。

翌年，两人为基督教青年会新近创刊的全国性双语报纸英文版部分撰写文章。他们很快受到新创报纸《南方报》（South China Daily）的邀请，为该报开创英语版部分，从而开始了国人所办报纸与外国人所办英文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之间的竞争。作为编辑，颜惠庆和唐国安努力寻求利用中国公众舆论，在关系日益紧张时影响在华外国人的行动。

两人轮流撰写编者按，他们大胆的言论主张几乎被租界当局查禁。一页的版面虽然只有一篇短评和几则新闻，但它们在英文读者中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外国的报刊上也开始出现有关中国人观点的栏目。通过这样的努力，两人在国人中获得改革先声之美誉。颜惠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